南方来信：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

一、越南现代文学的诞生与中越文学关系的新纪元

　　堪怜世上人，梦里度光阴。夭寿穷通判，都关一点心。既无登仙意，营营求名利。日夜逐纷华，费尽三寸气。欺人人恒欺，伤人亦伤己。为人第一宜讲求，正直道德与仁义。世风日下心不古，事事皆思己有益。心机耗尽不遑恤，名利到手而已矣。所谓人子孝亲今有几？人臣忠君今有几？骨肉视如秦越人，结纳更难得知己。同室有异心，一片怀私意。人不我轧我倾人，千秋万古伊胡底？如此世界为人难，难难难难难又难。既得杖头有馀钱，沽酒且学醉中仙，尚可安常守分度馀年。①

　　1869年仲夏，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张德彝在巴黎坠马受伤，经治疗后独自乘船回国。9月23日，船过印度洋，风平浪静，晴空万里。英国人贺乐“持西贡新闻纸一张，系英法文，无汉字”，谙熟英文的张德彝索报一阅，见“内有安南著名大夫诗一章，语有可采”，于是信笔译出。

　　张德彝译此诗，原是旅途寂寞时的消遣，自己不以为意，收入日记稿本《再述奇》后也少有后人问津。这首“安南大夫诗”，直到近年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被认为是早期外国诗中译的重要作品。②但这首译诗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开风气之先，还在于它标志着中越文学关系的转型。越南虽早在五代十国时期便脱离中国而独立，文化上却以儒学为正统，士大夫皆熟读儒家经典，通晓汉诗汉文，并用文言写作。③尽管脱胎于汉文的喃文写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上不登大雅之堂，更没有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因此，中越两国虽然言谈不通，文学上却无需译介，可以借助汉文这种文化世界语（cultural esperanto）自如交流。张德彝读到的诗作，极有可能原以汉文写成。然而，他看到的并不是汉文，而是西方国家的文字，这也直接影响到了翻译的效果。“语有可采”大抵是讽世劝善的“意有可采”，修辞上实在乏善可陈。究其根由，恐怕是因为汉文的考究已经在西文的自由体翻译中丧失殆尽。这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翻译，堪称现代中越关系的隐喻。以朝贡和册封为核心形式的东亚世界体系所界定的宗藩关系，受西方殖民势力坚船利炮的冲击而逐渐瓦解。其后果是，中越两国不仅在政治上屈服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被纳入西方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化上也不得不接受西方的中介。

　　这种中介最直接的体现便是文学语言。早在17世纪，以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得（Alexandre de Rhodes）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便在越南语语音研究的基础上创制了拉丁化的越南国语。这种以传教为旨归的拉丁化国语遭到越南士人的鄙夷，直到19世纪上半叶也没有被接受。但在法国殖民者侵占越南并强制推行法语和拉丁化国语后，越南民族知识分子发现，易学易记的拉丁化国语对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宣传抗法救国的革命主张很有帮助，是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遂转而积极推广拉丁化国语。④鼓吹言文一致以利新民救国的思想，在20世纪初的越南和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汉字拉丁化运动在中国几经周折最终失败，一大原因是中国知识界不愿因此割裂民族文化与古典传统。⑤后者一方面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口诛笔伐，另一方面却又是内在于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诉求所要捍卫的对象。而在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和越南民族主义者虽然尖锐对立，双方在削弱中国文化对越南的深刻影响这方面却是一致的。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民族主义者顺水推舟，于是西方人创制的拉丁化国语成功地取代了汉文、喃文，成为越南最主要的文学和文化语言以及现代越南思想的载体。

　　因此，尽管越南现代文学的外延可以广至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越南人用汉文、喃文、法文、拉丁化国语以及其他语言文字所创作的所有文学作品，但其核心毫无疑问应该是迟至20世纪初才兴起的拉丁化国语文学。这类作品字面上对于非越南人而言的不可理解（inaccessibility），凸显了其民族文学属性；而在内容上，它们也深刻地反映并推动了越南民族意识的成长，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石。张德彝的译诗，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真正意义上的越南现代文学在进入中国的文学文化语境时，正如下文将要论述的那样，必然以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为背景，并广涉支配这一体系运动变化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在世界各地激起的不满和反抗。中越文学关系的演进，也需要置入这样的背景中去理解。

二、从无人问津到繁盛一时：20世纪前期和中叶的越南现代文学中译 

　　张德彝之后，越南文学中译沉寂了大半个世纪，进一步表明他的译诗之举乃属偶然。“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除了杂志上仅有的一两次另星介绍外，竟连一本越南文学作品也没有翻译。”⑥学者李长傅曾撰《安南文学漫话》一文，对越南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越南现代文学各文类的成就，以及越南的图书报刊出版状况，都有扼要评述。他敏锐地观察到诗歌在越南现代文学中的突出地位：“安南是个诗国，作家读者很爱好的诗是讽刺诗。安南人对于某种事物不满，多好用诗表露出来。这种作品，在书店并不多，但是在新闻纸上触目皆是。”⑦不过，李长傅是研究南洋史地、华侨史的历史地理学家，只是因为取道越南回国时与越南文学界人士来往甚欢，才偶然涉足文学领域。那么，中国的文学界，特别是注重团结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左翼文坛，何以对饱受殖民奴役的近邻越南不置一词呢？究其根由，刚起步的拉丁化国语文学不够成熟，中国又缺乏通晓这种新生语文的人才，或许是重要原因。但我们如果放眼1949年以前亚非文学翻译的总体状况，就会发现，除了日本、印度、伊朗、朝鲜等少数例外，大部分亚非国家文学的译介都是空白。由《小说月报》的“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限于波兰、捷克、芬兰、塞尔维亚、犹太等民族文学可见，我们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仍然囿于欧洲一隅。

　　新中国的建立，使越南在中国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1949年7月，郭沫若在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总报告中表示：“我们要批判地接受一切文学艺术遗产，发展一切优良进步的传统，并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宝贵经验，务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有机的联系。”⑧这就意味着，新中国的文学翻译工作，一方面要广泛引介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文学文化领域的政治诉求。随着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和1958年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中国的亚非拉文学翻译蓬勃发展。这方面的文学翻译主要由国家组织和引导，侧重各国文学中以反帝反殖、争取独立自由、歌颂祖国为主题的作品。其中，越南文学的译介成绩尤为突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民日报》《文艺报》《译文》等报刊就开始关注越南文学动态，《人民文学》和《译文》分别刊登了素友和阮宜的作品。总体上看，除开古典文学名著《金云翘传》和文学论文集《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在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翻译出版的越南现代文学作品多达67部单行本和若干篇零星刊载于文学刊物的译作，其规模超过了积淀深厚的日本文学译介，跃居亚洲第一。从无到有，迅速成为翘楚，可以说越南文学翻译的剧增是一个突出现象。

　　这一时期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可以基于如下五个特征去把握：

　　其一，有代表性的作家得到引介。有作品被译成中文的作家，既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阮公欢、20世纪30年代就蜚声越南文坛的阮辉想等老一辈作家，也有阮庭诗、武辉心、阮文俸、元玉等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坛新人，以及素友、制兰园等在越南家喻户晓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多在越南文艺协会1951年—1952年度和1954年—1955年度的两次评奖中获奖，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几十年后再次获得胡志明文学艺术奖，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证明这些作家在越南现代文学领域的历史地位。

　　其二，体裁多种多样。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涵盖各种体裁，如《矿区》《水牛》《决堤》等长篇小说，《西北的故事》《面包树》等短篇小说集，《我的故乡》《阳光与土壤》等诗集，《清香战役》《战斗的越南少年》等报告文学，《一个南越士官的日记》《南方来信》等散文作品，以及《瑞卿与周俊》《和大姐》等剧作。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越南文学欣欣向荣的全景。⑨

　　其三，纪实性作品较多。越南人民在抗法、抗日、抗美救国斗争中的英勇事迹，一方面是越南作家们的创作重心，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在译介越南文学时优先考虑的主题。中越双方都有意识地运用文学作品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鼓舞其参与军事斗争或生产建设，因而平实明快、意旨鲜明的纪实作品最受青睐。《高谅纪事》《奠边府战役回忆录》《越南南方解放军胜利纪实》……这些作品的内容可谓一目了然。在这一时期被翻译的越南文学作品中，纪实作品多达24部，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四，重要报刊和出版社的参与。出版过越南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0部）、中国青年出版社（3部）、少年儿童出版社（4部）、作家出版社（29部）等国家级出版社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12部）等一些地方上的重要出版社。陆续刊载越南文学译文和评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世界文学》《文汇报》《戏剧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同样堪称阵容鼎盛。

　　其五，著名文学家的参与。在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中，不乏译笔不辍、著作等身的翻译大师，但由于通晓越南语（即拉丁化国语）者甚少，这一时期的越南文学翻译队伍中少见文坛名宿。尽管如此，很多文学家还是热心地参与了和越南文学界的交流，巴金等作家还曾远赴越南参访。他们给一些越南文学译作题写的序言，使其增色不少。如萧三在阅读了素友的诗作并在河内与素友交流后写道：“他的诗的语言有刚毅和温柔两个因素（这又是中部民歌语言的特色），而且二者结合得很好。所以说，他的诗在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语言很美，能打动千百人的心。”⑩应该说，这对于素友诗作艺术特征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由此可见，“十七年时期”的越南现代文学翻译乃是中国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者秉承国家意志，以很高规格和极大热情去勉力承担的一项文化工程。他们的努力，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人民的第三世界视野，在文化界和社会舆论中营造出同仇敌忾、支援越南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氛围，为中国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上参与国际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不过，高度政治化的文学译介，也必然存在种种缺憾。其一是题材有所偏颇，集中于战争和1945年“八月革命”后的文学创作。事实上，除了《金云翘传》等古典文学作品外，20世纪上半叶的越南文学在反映殖民统治下的城乡社会变迁、民众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境遇等方面颇有建树，一些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中的杰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类作品至今仍少有中译。吴必素的名著《熄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译者就在着手翻译，但直到1996年才出版，这番延宕很可能与译介工作的偏于一端有关。其二是对译介作品少有高质量的文学批评，以称颂为主，有时过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狱中日记”诗钞》的评介——虽非译作，却有代表意义。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胡志明因在中国境内从事革命活动，1942年—1943年被中国国民党政府辗转关押于广西多处监狱。他在狱中用汉文写下的一百首旧体诗，后来辑选为“诗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并很快得到评论家的推崇。平心而论，这些诗作虽然展现了胡志明豪迈乐观的胸襟和坚贞不屈的斗志，具有史料价值，但大部分相当粗浅平淡。即以其中为数不多的佳作而论，郭沫若所言“把它们杂在唐宋人的诗集里，恐怕也不容易辨出”，也有些牵强。11

三、《南方来信》的译介、传播及其意义

　　在越南现代文学的中译史乃至整个中越文化交流史上，《南方来信》都堪称一座丰碑。这部作品拥有庞大的发行量和众多的读者，并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长存于数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越两国关系史上越南在文化输出方面最为成功的事例。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语境中，追溯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历史意义。

　　《南方来信》原名《祖国来信》，由抗美战争期间越南南方人民写给北方亲人和朋友的信件汇集整理而成。这些信有的控诉了美军和南越政权的暴行，有的描述了南越人民在城市和乡村奋起反抗的事迹，更多的是表达了对亲人和朋友的绵绵牵挂，对美好往昔的怀念，以及对幸福未来的憧憬。这部作品出版后，在越南北方引起了轰动。1964年1月，越南外文出版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6月又推出了第二集。这个未标译者姓名的中译本，显然是越南官方外宣工作的成果，而书名由《祖国来信》改成《南方来信》，固然是为了适合中国读者，却也显得意味深长：既是从越南南方寄到北方的信函，也是在中国的“国境之南”写给北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期盼中国人民给予同情和支持的书简。

　　这些来自南方的信最终送到了中国的千家万户。1964年5月和7月，中国的作家出版社在越南外文出版社版本的基础上，将《南方来信》第一、第二集重新排印出版，印数分别达到30万册和50万册。196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从两集《南方来信》中选出23封信，添加了一些方便阅读的标题、注解、注音、插图后，编成《南方来信选（农村版）》，印数亦达30万册之巨。在《南方来信》大量印行的同时，文学评论家们对这部作品予以高度评价和积极推介。伯龄称这些信件为“革命的颂歌，战斗的乐章，闪烁着革命理想的诗篇”。12叶廷芳认为，《南方来信》“远远超越了一般家信的范围，而成为宝贵的革命文献，不朽的英雄史诗”。13

　　中国文学界对《南方来信》的热情，还表现在创作层面的回应。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人民文学》1964年第6期发表了组诗《南越英雄赞——读〈南方来信〉》，将阅读《南方来信》的体会融入了自己的诗情：“读着字句心悲愤，自己就像收信人。／心头嘣嘣敲战鼓，耳边声声听控诉。／眼中不禁泪涔涔，就像你心碰我心。”14类似的诗作在《解放军文艺》《边疆文艺》《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刊物均有出现。赵朴初则写下一首《江城子》：“南方来信送春雷，血花飞，汗珠挥。火海刀山，争赴视如归。到处铜墙和铁壁，千百万，阮文追。”15韩北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报道《〈南方来信〉的收信人》，最终衍生为《南方来信的收信人》这部记载袁鹰、杜宣、束为、西虹等中国作家访越见闻的散文集。

　　但最为热烈的回应，却来自文学之外的领域。《南方来信》出版后，总政文工团很快便排演了由莎色、傅铎、马融、李其煌编剧的同名话剧，一炮打响。1964年10月，应邀前来北京参加国庆15周年庆典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观看了话剧《南方来信》，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自此之后，《南方来信》热演不衰，总政文工团还按周恩来总理的要求为中央领导举行了专场演出。1965年春，八一电影制片厂准备将总政文工团版《南方来信》改编成电影，时任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团长的傅铎率队赴越南体验生活，后因“文革”爆发而不了了之。16与此同时，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集体编剧的《南方来信》，以及涵盖京剧、越剧、昆曲、川剧、粤剧、评剧、曲剧、芗剧、秦剧、楚剧、彩调等各个剧种的全国各地数十家高水平剧团改编或自编的《南方来信》，纷纷上演。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上海市儿童艺术剧院等团体以原著为基础，演出了朗诵剧《第三颗手榴弹》《阮八姐》《胡伯伯的孩子》等剧目；北京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广播电台播讲了《第三颗手榴弹》；中国铁路文工团在北京电视台演出了一场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侵略斗争的歌唱、朗诵、曲艺晚会；各地文艺团体更是纷纷创作和排练声援越南的小话剧、活报剧、街头剧以及歌曲、曲艺节目。17

　　在电视远未普及的时代，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众乃至语言不通的外籍人士也能欣赏自如的戏剧，就是传播能力最强的文艺形式。被搬上舞台的《南方来信》，通过艺术的再创造充分表达了作为“收信人”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与之同仇敌忾的强烈意愿和丰沛情感，不仅感动了大江南北的中国观众，也让观看了表演的越南来宾感慨万千。不仅范文同总理情不自禁，两位来华进修的越南留学生在看了京剧《南方来信》和评剧《南方烈火》之后也表示，每当看到中国文艺工作者用各种形式表现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时，他们“都感到无比的亲切，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话剧《南方来信》不仅风靡中国，还流传到了越南南方，引来一封新的“南方来信”：“我们决心早日把美国强盗赶出越南南方，创造条件，使我们能有机会亲眼看到张梦棣同志扮演的阿霞。”18藉由戏剧改编，《南方来信》在中国无远弗届的影响力“回流”越南，使单向传播变成双向的互动和交流，为译介工作的巨大成功增添了新的注脚。

　　除戏剧之外，《南方来信》还被改编成木刻组画和连环画，同样精彩纷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连环画出版社分别于2007年和2013年再版了《南方来信》连环画的两个不同版本，可见其艺术生命力。

　　半个世纪过去了，越战的硝烟已经散尽，当年洛阳纸贵的《南方来信》所产生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得更加分明。这部作品最主要的功用和最突出的贡献，无疑是政治教育。从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到1965年4月中国决定全面援助越南，中国国内抨击美国霸权行径、支持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呼声渐趋高潮。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战火纷飞的越南，真切地反映了敌人之凶残暴虐、人民之英勇不屈的文艺作品，显然比直陈立场的社论式宣讲更为震撼人心，更能凝聚整个国家的意志。1964年—1965年是中国译介越南现代文学的高峰，仅在1965年就出版了23部越南文学作品，其中小说集《南方风暴》、诗集《英雄的天空和海洋》、报告文学集《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回忆录《像他那样生活》以及《在十七度线上》等电影都得到了评论界热情洋溢的介绍。《南方来信》的卓异之处在于，它不仅在刚刚译介到中国时迅速走红，而且长盛不衰，甚至在动荡不安的“文革”年代成为唯一一部可以公开出版发行的外国文学作品。这自然和抗美援越这一屹立不倒的“政治正确”密切相关。作家张贤亮在小说《习惯死亡》（1989年）中，如是记述主人公在海外与越南人相遇时的心底波澜：

　　“你是从哪儿来的？”

　　“越南。”

　　“哦，越南。”你展开一丝宿命的微笑，“那么说，是‘同志加兄弟’了。”

　　“什么？”

　　她居然不懂这一句在中国妇孺皆知的表示对越南人民情谊的语言！那时，即使在劳改队，一提起“越南”，每个劳改犯人的意识都会马上进入“胡志明小道”；那时，全中国亿万人可看的翻译文学作品仅仅是一本越南的《南方来信》；那时，连中国的劳改犯都有义务“支援越南抗美战争”。越南！越南！19

　　诚如其言，《南方来信》在中国的文化政教机制中发挥了持久的作用。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尤其是比1936年出生的张贤亮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南方来信》是他们的国际政治启蒙读物，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第三世界想象，融入其政治意识甚至政治无意识。不过，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南方来信》对一代中国人的启蒙，并不仅仅在政治层面。这些书信既充斥着惊心动魄的战争叙事，也不乏温柔缱绻的爱情抒发，更有“带着蕉风椰雨味道”、引人入胜的异国风情描写，在与中国读者的革命战争记忆若合符节的同时，又填补了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留下的空白。20即便是在中越关系叠遭变故之后，众多中国读者受《南方来信》影响而产生的越南情结亦不曾磨灭，指引着他们一路向南。21

四、岭外音书断：越南现代文学中译复归沉寂及相关思考

　　越南现代文学中译的热潮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国内政治局势的波动以及中苏、中美关系的变化，使得“文革”期间只有寥寥数本越南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越南实现统一后，中越两国龃龉渐深，终至兵戎相见。虽然中越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正常化，但因为种种原因，1973年《越南短篇小说集》出版后数十年间，除《熄灯》外中国竟再也没有出版过越南现代文学作品中译的单行本，刊载于文学期刊或收入作品选集的单篇译文也屈指可数。

　　纵观一百多年来（如以完整译本出现为起始，则不到一百年）越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同为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的中国和越南并肩作战、同声相应时，原本不受重视的越南文学被赋予友好交往和政治教育的使命，迅速得到大量译介，进而在整个文艺领域如日中天。而当两国关系因冷战国际局势的改变而步入低谷时，越南文学也随之被打入冷宫，翻译几乎中止，甚至连越南文学界的动态都少有人关注。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已有的越南文学中译只是政治的附庸，固然有开拓视野、形塑世界观的政教之功，但缺乏对“文学本体”的考量。应该说，如果不考虑《南方来信》等少数例外，这种感觉并不纯然是错觉。

　　然而，尽管中越两国在1990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政治并未远离两国的文化交往，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著名学者钱理群曾经回忆，当他和陈平原、黄子平等人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后，其导师王瑶曾经对他提出严肃的批评：“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22钱理群本人虚心接受了这个批评，然而王瑶的批评所折射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整个中国文学文化转型过程的畸形和自蔽，却延续至今。新中国早期的世界文学译介，唯国家的政治指令是瞻，重政治立场而轻文学水准，在西方文学译介上的投入明显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却又在回归文学本身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涵盖学院、媒体、大众的倾向，在臧否取舍世界文学时，以西方文学的形式、内容及其业界判断为标准，忽略第三世界文学或南方文学尤其是其中未获西方关注和认可的部分，无视这些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及其包含的经验事实、情感心态和价值取向。23可以说，这是一种同样深刻的政治，只不过因为“艺术”和“市场”的包装而远为隐晦。

　　最近，越南作家保宁的名著《战争哀歌》即将由三联书店推出中文版。《战争哀歌》这部以反战为主题的小说，自1991年出版后在越南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多次获奖，相信阅读其中文版将使我们更深地理解这个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饱受战火摧残的邻国。24然而，《战争哀歌》得到译介，并非直接出自中国自身的文化需要，而首先是因为它在国际上（准确地说是西方世界）获得了认可。一部在中国的重要邻国享誉二十多年、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学名著，我们竟几乎一无所知，这恐怕不仅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视野的缺失，也体现了整个文学领域与时代的脱节——既无力用创作描绘变动中国的全貌，又不能以翻译呈现完整的世界图景。所幸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冷战后中国一度倾心的那种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根本上是不义也不可持续的。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本文所回顾的越南现代文学中译史才有可能作为“短二十世纪”的文化遗产被重新发现，让我们想起，中国曾经有过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文化政治实践，曾经和今天时常被简单视为生意伙伴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同仇敌忾、并肩战斗。进而言之，我们必须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恢复对包含越南在内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文学文化的关注和思考——这是超越民族主义的心态和逻辑，也是真正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平台创新发展项目（批准号：2017CDJSK47PT28）和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批准号：106112017CDJXY47000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