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都会发现“地方”

　　这是一个被塑料大棚笼罩的密闭空间，里面种满藤蔓植物。我硬着头皮站在其中，脊柱僵直，双腿发抖，手心冒汗。这是一个研发昆虫处理垃圾技术的实验场，实验培养的对象是一种以垃圾为食的昆虫——黑水虻。其幼虫是黑色的软体蠕虫，成虫则羽化成蛾，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密集地回旋飞舞。对于恐惧昆虫的我来说，简直是难熬的酷刑。站在我身旁的，是研究这种昆虫的科学家。我本应抓住机会好好访谈他，却在惊吓中语无伦次。为了调查废弃物的环境治理与环保行动，这样的实验场所，就成为了我田野的重要调研点。

　　带着足以支撑一年生活的行李箱，以及一份几经修改、针对环境治理的研究计划，我来到广州，进行田野调查。研究者需要长期参与社区生活，在理解当地文化语境与生活节律的基础上展开调查。不过，我的研究并非像经典的人类学那样，针对一个边界相对封闭的社区，研究其“地方文化”。我的田野是广州这样的边界开放、现代化的，甚至是国际化的大都会。在这样的田野当中，“地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呢？研究自己的社会，又是大都市，我是否依然保有那种人类学者特有的、捕捉地方文化的敏感性呢？身处如此广阔又多元的空间，应该如何整合收集到的海量、繁杂的资料，使之在地方文化的背景中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呢？

　　我试图进行多点（multi-sited）民族志研究——穿梭于城市中不同的社区、空间、设施、场景与场域，观察和访谈不同的群体，以此来“追踪一种物”（follow the thing），即废弃物，从而理解其污染、治理以及相应的环保行动。我在写字楼、居民楼“盘踞”，亲眼观察人们如何丢弃垃圾、谈论垃圾；观察在狭窄的大厦电梯里，城市白领、清洁工人、环保者、人类学者如何与一袋垃圾不期而遇。和废弃物设备企业家喝茶，和清洁工人聚餐，和环保组织共享简洁又美味的AA制工作餐，我在闲谈间收集各个群体对垃圾的认知和理解。我走访大型公共设施，在填埋场垃圾海洋的视觉震撼和味觉冲击当中，重新感受城市的排泄物——垃圾；我在看似高效、洁净、环保的垃圾焚烧厂，观看废弃物的意义如何被科技重新界定，“垃圾”“环保”的概念如何同时被环保者和科技争夺；我不断走访一个有机垃圾堆肥设施，在生产线旁边和工程师坐下来聊，厨余发酵的气味和山风的清香轮番袭来，我尝试透过这个最终遭遇挫败的市政项目，再一次反思废弃物的治理困局。我还有幸参加环保组织的一个垃圾分类项目，有一两个月，作为志愿者每天“站桶”，站在楼道垃圾桶旁边，劝说来丢垃圾的人对垃圾进行分类。如此近距离的互动乃至碰撞，我从最微观的角度观察人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做垃圾分类。我还参加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的大小会议、研讨，聆听管理者、专家探讨垃圾治理，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废弃物治理的市政系统工程。

　　如此，我在大都市追溯废弃物，不断整合、链接、编绘着废弃物的意义之网。关于当地废弃物治理的图景日益完善、清晰。而这张图的点睛之笔，来自一次与“地方”相关的对话。一天，我和我的导师林舟（美国人），站在一张“广州垃圾组份”的饼图前，聆听专家们热情地介绍，他们是如何连续数年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采样，分析广州垃圾的成分。“厨余垃圾比例高。我们不像你们老外”，工程师对林舟点点头，“你们只吃牛排、汉堡，我们广州的饮食文化丰富，厨余垃圾的内容就多！”林舟立刻皱了皱鼻子，笑了起来，微微摇头表示抗议，意思是，“我们‘老外’可不是只吃牛排、汉堡！”他当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不仅仅他们的食物要丰富得多，“他们老外”也根本不是同一群人！这个意外的碰撞对我来说极富启示。我注意到，即使是科学家，也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对“当地”的文化想象当中。而正是这种想象，这种对于“我们”和“他们”差异的比较，这种对于地方建构（place-making）的持续努力，构成了其科学实践的语境。随后的田野中，我不断地遭遇这种对于地方的构想。我注意到，人们在探讨一个好的环境治理、好的环境技术，实际上讨论的是“适合于当地的”方案。而每一个环境抗议、技术争论，总是暗含着对于“我们广州”的理解和再建构。环境行动总是发生在当地的意义之网上。也只有在当地的意义之网上，废弃物及其治理问题才可以被真正深刻地理解。

　　一般来说，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借助的正是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通过观察他文化，反思自己所处之文化，乃至人类的文化。我在广州做田野，我研究的是“自己的社会”，好像是一种“家乡人类学”，田野又是看似千篇一律的大都市，我因此丧失了文化敏感吗？是，也不是。对于我的报告人，环保者和专家，我不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城市人、广义上的中间阶层，就共享着同“一种”文化。广州本地环保者，社会阶层高、受教育水平高，和媒体、学界打交道多，国际经验比我还丰富。说起来，他们作为广州人，比我这个西北人，卷入现代化更早、程度更深。而我也不是一个来自文化中心的学者，探察当地土著的某种“地方性知识”。环保者和技术专家们，有着国际化的环境文化、专业性的科学知识。我观察像昆虫研究基地之类的实验场，这样的场所既是高科技的，也是地方的；这里生产的知识既是科学知识，同时又是地方性知识。因此，这绝对不是那种“现代”对“前现代”的探究、“中心”对“地方”的观看。我更愿意用“多元相遇”来形容我和报告人在田野的互动。 我丧失了以往针对农村社区、底层群体调研的那种习以为常的程式化和控制感。我们之间有疏离、有紧张。而正是这种张力和尴尬，使得我保有一种敏锐和警觉。对于田野中多元互动的反思，启发了我对于“地方”与“全球化”之间、“文化”与“科学”之间的动态关系（dynamics）的再思考。这正是大都会带来的灵感与机遇。

填埋场的垃圾海洋

市政垃圾生态循环园，垃圾堆肥，种植蔬菜饲养动物

堆肥厂内，厨余垃圾被制作成肥料

作者参加垃圾分类宣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