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料不再稀有*

　　丁香是原产于印度尼西亚东部北马鲁古群岛（North Maluku）的植物性香料。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性香料，丁香很早便是亚欧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在中世纪的欧洲，丁香是价比黄金的奢侈品，并一度风靡全球。为了获取更多来自神秘东方的珍贵香料，自15世纪始，西欧无数的商人、探险家、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世界另一端的寻香之路。他们试图打破伊斯兰世界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建立西欧与香料群岛的直接联系。千舟竞发的海外寻香之旅也催发了新航路的开辟，并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正是由于北马鲁古群岛以及丁香贸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非凡意义，因此得到历史学家浓墨重彩的描绘。17世纪至18世纪，在世界体系和殖民地经济的介入下，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完成了在欧洲从奢侈品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身份转换。然而，香料贸易的利润暴跌，使得殖民者不得不限制生产，进而毁灭了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种植园。由于当地丁香种植和贸易的终止，①使得丁香和群岛一起淡出了世界政治经济史的视野。

　　受“欧洲中心观”的束缚，以往研究者笔下的丁香贸易大多是一部由欧洲人主导的东南亚殖民地扩张的历史，却忽略了北马鲁古人以及其他亚洲族群的主体性。事实上，印尼社会的丁香贸易及其消费自有其文化脉络。在殖民者强制破坏地方支柱产业后仅仅一个世纪，印尼族群以强大的文化惯性重建了丁香的生产与消费。借由物质生命延续路径（paths）的某种偏移（diversion），②丁香成为今日印尼人民不可或缺的大众消费品。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和全球经济史的宏大叙事，本文将以19世纪以来北马鲁古群岛丁香的社会生命史为切入点，展示全球经济体系中地方主体在丁香贸易重建过程中的能动性（agency）。

一、烟草的催化与丁香的新型消费

　　15世纪中期，在百舸争流的寻香队伍中，有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从欧洲一直往西航行可到达充满神奇东方香料的印度。他另辟蹊径地向西横渡大西洋，到达了加勒比海的巴哈马群岛，开辟了前往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直到逝世仍然相信他所到达的地区是印度，但由于并未给西班牙王室带回梦寐以求的香料而遭到冷落。大半个世纪后，葡萄牙人率先到达传说中的香料群岛，并一度垄断了北马鲁古群岛到欧洲的香料贸易。诚然，哥伦布从未到达印度也不是发现所谓“新大陆”的第一人，但他的远航是欧洲人在美洲大陆开发和殖民的开端。

　　香料贸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直接带来的利润和财富，更在于欧洲人探寻香料群岛行动所引起的社会后果。伴随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在亚、非、美洲的扩张深刻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他们对南美洲白银、北美洲皮货、非洲奴隶和黄金以及亚洲香料的寻求，使得世界各地人民进入一种新的相互依赖的状态，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③通过战争和扩大远途贸易等形式，欧洲殖民者实现了对关键产品的垄断，并将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再分配。一种全新的以欧洲市场为中心的世界供应体制应运而生。原产于亚洲的丁香、肉豆蔻、胡椒等香料被引入到非洲殖民地生产，南美洲的烟草、可可、橡胶等作物被强制带入东南亚种植园，而非洲黑人作为奴隶又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从事专业化的生产。殖民者的征服与管理改变了当地社会原有的生态、经济和政治条件，使很多原住民不得不放弃旧的生存活动而成为殖民地经济下的专门劳动者。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使被卷入这场贸易变革的人们被紧紧地束缚在新世界的贸易网络中，沦为臣服于欧洲市场的生产者。西敏司（Sidney Mintz）认为，若要理解人们是如何被迫进入全球市场的，不仅要将市场看作是一种交换物品和服务的手段，还必须将其看作为一整套“社会链接机制”。④尤其对于殖民体系下的跨区域贸易而言，商品交换的背后还蕴含着宗主国对殖民地资本、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输入。当然，被殖民的群体也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他们将当地的生产生活传统与欧洲人的方式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结构。印度尼西亚丁香香烟（kretek）的出现，就体现了殖民地习惯与社会新风尚的结合，更扩大一点说，是地方惯性与沃尔夫（Eric Wolf）所谓的“结构性力量”⑤之间的文化融合。

　　丁香香烟，最早是在19世纪由爪哇人发明的，将烟草和丁香按照不同比例调配制成，是印度尼西亚独有的香烟品种。由于其燃烧时会发出咔嗒咔嗒声，因此取拟声词“kretek”命名。虽然，丁香香烟的发明有极大的历史偶然性，但丁香与烟草在东印度群岛的相遇却是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之必然。烟草是人类近代史上掀起的第一波奢侈品转型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的缩影。这种成瘾性消费品仅仅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就由新兴的奢侈品转变为“所有阶层的普遍慰藉”。⑥根据已有的文献记载，烟草最初是由荷兰人介绍到东印度群岛。1596年，当荷兰商人霍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的远征舰队，抵达爪哇岛西部的万丹王国时，东印度群岛的居民从来没有见过烟草。然而仅仅10年之后，万丹王族就开始吸食香烟。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葡萄牙人比荷兰人更早将烟草带入印尼，却囿于历史资料的缺乏难以考证。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荷兰人推动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烟草种植业的发展。17世纪，荷兰人开始在亚洲殖民地培育烟草作物，随后印尼出现了第一个本土烟草产品，名为“布古斯”（Bungkus）。这是一种用香蕉叶或玉米壳来包裹烟草，并手工卷制而成的香烟。这种烟草产品最初在北马鲁古群岛出现，后于18世纪中期传入爪哇，因此又被称为“特尔纳特布古斯”（Ternatan Bungkuns）。⑧17世纪晚期，在苏门答腊岛出现了名为“瑞咯咯”（rekok）或“诺咯”（Roko）的烟草产品，“rekok”这个词很明显是根据荷兰语“roken”（吸烟）而得来。与“布古斯”不同，“瑞咯咯”的外表是用晒干的棕榈树叶制成。本土烟草产品的出现与消费，也使得吸烟逐渐代替咀嚼槟榔成为爪哇岛新的社会风尚。

　　早在17世纪，马欢跟随郑和下西洋时就发现南洋岛屿诸国人有咀嚼槟榔的习惯。根据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研究，爪哇人对槟榔的使用不仅仅是个人喜好或者对口腹之欲的放纵，而且是根植于信仰、礼仪和社会交往的传统习俗。⑨槟榔被广泛运用于祭祀、婚姻、求爱等仪式上，成为爪哇人认知体系中自然与神沟通的主要媒介。在中爪哇马达兰国王阿曼古拉特一世（Amangkurat）统治期间（1646年—1677年），无论统治阶级抑或平民都保持着咀嚼槟榔的习惯。南美雪茄等产品被荷兰人进口到爪哇岛后，一些本土精英开始效仿荷兰人吸烟，并开始转向由殖民者带入的生活习惯。同样作为成瘾性消费品，咀嚼槟榔和吸烟都能帮助缓解紧张与疼痛，并给人们带来愉悦的神经刺激。吞云吐雾的奇妙体验以及飘飘欲仙的感觉，使吸烟与咀嚼槟榔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由于功能上的替代性，再加之“新奇”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使得吸食香烟逐渐流行于当时的爪哇上流社会。

　　西敏司认为近代咖啡、茶等成瘾性饮品，蔗糖甚至烟草的大量消费与产业工人的出现与发展关系密切。⑩彼时的东南亚种植园尽管是以农业种植为主，但同时也承担了这些经济作物初加工的工业化流程。因此，无论是当地原住民抑或是引进的华人劳动力，都以工农混合的劳动形式进行劳作，而香烟的吸食，有助于舒缓劳累而紧张的种植园生活。186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北苏门答腊岛的德里（Deli）地区开辟了第一个商业用途的烟草种植园。11此后的近一个世纪，殖民者引进了大量的非洲、印度奴隶以及中国劳工从事烟草种植业。由印尼本土出产的烟草制成的烟叶产品由于品质突出而大量供应给海外市场。烟草业成为荷属东印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烟草种植业的扩大，爪哇人开始以家庭手工作坊为单位生产“布古斯”和“瑞咯咯”香烟。到19世纪末，作为工业产品的香烟开始大量出现在荷属东印度本国的消费市场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爪哇的古都斯（Kudus）族开始将丁香添加到香烟中，并于数年后投入商业生产，成为丁香香烟的来源。丁香香烟的发明者是19世纪中期中爪哇古都斯原住民吉姆哈里（Jamhari）。吉姆哈里由于患有哮喘又常伴有胸痛的症状，于是他每日用丁香油来擦拭胸口以缓解疼痛。为了寻求更为便捷和有效的治疗办法，吉姆哈里开始尝试将丁香与橡树汁添加到手工卷烟中来帮助身体吸收药物。经过一段时间吸食加入丁香的香烟后，他的胸痛和哮喘竟然治愈了。吉姆哈里的故事迅速传遍了他所居住的地区，而他所制作的丁香香烟很快就作为药用产品在中爪哇地区的药店销售。12

　　丁香香烟的发明看似偶然，实则体现了印尼族群如何按照自身的文化，将一种新奇的舶来品“据为己有”的过程。在西方医学还未传入东南亚之前，爪哇人相信健康与人体内的生命力（semangat）有关，因此本土医师的每一项治疗都会伴随一些宗教仪式，以加强“瑟满伽”（semangat）来抵御妖魔的入侵，达到身心兼治的目的。13这种带有巫术性质的治疗过程往往还伴有东南亚香料的大量使用。丁香的味道容易麻痹人的理性感官，使人进入一种迷离的状态，而天然散发的奇香又添加了治疗过程的神圣性。再加之，丁香确实具有止痛、驱寒、健胃等药用功能，作为药物的“管用”被巫术渲染后使其具有了“灵验”的色彩，进而被爪哇人当作“万灵丹”。对当地社会而言，丁香不是或有或无的调味剂，而是被广泛运用于饮食、仪式、巫术和医疗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与宗教实践的必需品。虽然19世纪以后，世界市场已不再大量消费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但它作为“神的食物”仍得到本地人的持续喜爱。丁香的芳香与其功能，早已内化为公共记忆深埋在印尼族群的心中，成为能唤起族群认同意识的文化符号。

　　当香烟作为一种陌生的事物被印尼族群吸食时，实际上也进入本地的社会和心理情境，并透过使用者烙上了业已情景化的意义。香烟文化意义上的“顺延”来源于印尼大众对殖民者成瘾性消费行为的效仿。同时，人们又以自己的方式对香烟的味道和功效进行调适，将其纳入到本地的饮食文化脉络之中。加入丁香的香烟富含油脂性化合物——丁香酚，因而在燃烧时会发出“咯嗒咯嗒”的响声。丁香浓郁的芬芳随着人们的吸食而进入口腔和鼻腔，又跟随吞吐的过程弥散于整个空间，使人身心愉悦，仿佛置身于香料丛林之中。吐纳之间，丁香新的“品质”就连同丁香香烟一起被创造出来。作为原材料被添加到香烟当中赋予了丁香新的意义和用途，并逐步转化为印尼的大众消费品。此种物质意义上的“广延”还标志着印尼的丁香生产开始脱离欧洲市场的影响，服务于本土社会的消费需求。

二、国家干预下的贸易复苏

　　可以说，丁香香烟的出现既迎合了新的社会风气，又保留了本土社会的文化传统，因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受到印尼各族人民的喜爱。19世纪的最后几年，爪哇人不断调配和试验丁香香烟，并将这种香烟类型正式命名为“咔而塔克”（kretek）。当时丁香香烟还没有特定的品牌和包装，但已经有很多工厂开始雇佣女工进行批量生产。尽管咔而塔克深受印尼本地族群的喜爱，但并非社会各阶层都能将丁香香烟当作普通消费品。由于18世纪末荷兰人毁灭了北马鲁古群岛大部分的丁香种植区，市场上的丁香供不应求，价格偏高，因此，农民、人力车夫等贫苦的下层没有能力消费昂贵的丁香香烟，而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白香烟”（rekok puith）14。进入20世纪，拥有更雄厚资本的华人企业家开始涉足香烟生产行业，并创立了印尼本土的香烟品牌。1913年，中爪哇的三宝麟公司（Sampoerna）对丁香香烟进行了革新，发明纸卷香烟，并引进了木制滚压机卷烟，大大提高了丁香香烟的生产效率。

　　随着消费需求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印尼的丁香香烟产业规模开始提高，香烟的生产技术和产品种类也日趋精细化。到1933年，中爪哇已有862间卷烟厂，其中307间由华人经营，而爪哇各地从事香烟零售业的华人已超过1400人。15其中，盐仓（Gudang Garam）、三宝麟等华人公司日益成为生产丁香香烟的龙头企业。在现代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丁香香烟的品质和种类已经出现分化。根据添加丁香的比重、质量以及制作工艺的不同，大致分为手工香烟（Sigaret Kretek Tangan， SKT）、机器制造香烟（Sigaret Kretek Mesin， SKM）和玉米叶香烟（Rokok Kretek Jenis Klobot， RKJK）三种类型。由于本国出产的丁香不足以满足香烟产业的需求，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型香烟工厂，还要进口非洲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等地生产的丁香，而一些小型工厂则使用丁香花茎（cengkeh gagang）代替干燥的丁香，来生产廉价的丁香香烟。优质香烟与廉价香烟的价格往往相差数十倍之多。此外，一些厂家还添加了其他的植物性香料，调配出数十种不同味道，以满足社会不同人群的需求。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尼的工业化进入较快发展阶段，而这一点也体现在丁香香烟产业上。随着机械化生产技术在香烟工厂的普及，丁香香烟的产量有了巨幅的提高，并大量外销到欧美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机械化生产的丁香香烟所占的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手工卷烟。16丁香香烟遂成为印尼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的第三大产业支柱。中爪哇的三宝垄（Semarang）、玛琅（Marang）、梭罗（Solo）以及东爪哇的泗水（Surabaya）等地聚集了五百多家规模不一的香烟工厂，雇佣工人超过100万人。尽管印尼丁香总产量的98%供应给香烟生产企业，但远难满足香烟生产的需要，而必须依赖从国外进口丁香。由于当时的印尼外汇储备有限，且每年从别国进口丁香数量巨大，因此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外汇储备压力。事实上，除了丁香之外，这一时期印尼本国部分工业的原材料在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为了改变工业发展困境，印尼政府调整了经济发展策略，引导国家产业转型并逐步过渡到“进口替代发展阶段”。即通过强制手段或政策导向来增加国内短缺作物的生产，从而替代以往进口的原材料。印尼丁香种植业的蓬勃兴起正是有赖于此种政治经济背景。1971年印度尼西亚农业部推行了“印尼国家丁香苗圃实验”计划，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Zanzibar）地区引进丁香树种，在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马鲁古和巴布亚选取一些地区作为试验种植园，鼓励农民大面积种植丁香。其中，丁香的原产地——北马鲁古群岛的蒂多雷岛（Tidore）也被选中为国家丁香试验种植园。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再加上各级农业部门的强制推行，蒂多雷岛的丁香种植业得以较快恢复，并带动了整个北马鲁古地区丁香生产的复苏。

　　在荷兰殖民者毁灭了北马鲁古中心岛屿的丁香树后，岛屿山地的居民主要依靠种植香蕉、木薯、杏仁、玉米、椰子、豆类等经济作物为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蒂多雷岛岛民就在西雅利安省（Irian Barat，即西巴布亚省）农业厅的帮助下尝试重新种植丁香树，但种植面积和数量非常有限。据蒂多雷岛最先重新种植丁香树的卡劳迪村（Kalaodi）村民回忆，当时地方农业部门的主管从苏门答腊岛带了1000个丁香种子（polong）到蒂多雷岛，但不幸的是有一半以上在路途中损坏，因此第一批种植的丁香树不超过500棵。17到50年代末，蒂多雷全岛种植丁香树的土地面积不超过10“亩”（acre）。18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丁香苗圃实验项目”的实施，蒂多雷岛丁香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政府从已经培育成功的苏拉威西岛的实验苗圃引进了大量树种供应到蒂多雷岛，并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农民。当地的农业部门还规定户主必须至少种植20棵丁香树，而家庭中已成年的单身男子则必须另外种植8棵丁香树。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每隔3个月会到种植园进行检查和核实。为提高丁香树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地方政府还命令已经加入实验项目的村民割除旧有农作物，并通过烧山的办法（rado joram gahi gura）来恢复地力。通过数年的小心培育，20世纪80年代初，每三棵已成材的丁香树可产出100公斤的丁香。此外，丁香树的种植面积也得到显著提高，例如卡劳迪、古拉邦加（Gurabunga）、加亚（Jaya）和多博（Topo）等村丁香树的种植面积均超过100亩。根据当地农业部门提供的数据，蒂多雷岛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丁香树的总种植面积为1836亩19。

　　这一时期，北马鲁古群岛西部的其他核心岛屿上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丁香种植园。得益于来自外界市场信息的传播，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北马鲁古群岛的农民已经知晓种植丁香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1980年—1987年，印尼丁香的售价在每公斤6400印尼盾左右。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参与政府项目的家庭，每户必须种植100棵以上的丁香树。若按照3棵树年产量100公斤的平均值来计算，普通家庭一年可从丁香种植获得2112万印尼盾的收入，这比种植其他作物的收益高出数十倍。随着丁香价值的大幅提升，特尔纳特、莫蒂、马基安、巴占、奥比等岛屿的山地农民，大肆砍伐其他作物，改种丁香树。许多家庭因种植丁香而改善了物质生活，今年43岁的马基安人（Makianese）乌丁（Pak Udin）回忆道：“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开始种丁香树，到中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用卖丁香攒到的钱给家里买了一辆皮卡车。”20除了北马鲁古群岛之外，印尼其他地区的丁香种植面积也在持续扩大。根据印度尼西亚农业部的统计（见图1），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施丁香培育计划到80年代末，全国丁香树的种植面积增长了两倍以上。丁香产量的持续上涨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上丁香的过剩，并引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印尼丁香价格的暴跌。北马鲁古群岛的农民亏损严重，很多人不得不砍掉丁香树而改种肉豆蔻树、肉桂树等当时市场价格更高的香料作物。与以往种植面积的持续增长相比，从1988年开始，印尼丁香树种植面积的增长率开始出现负值，仅为-7.15%（见图1）。

　　为了保持丁香价格的稳定，并保证印尼丁香香烟产业的发展，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的幼子托米·苏哈托向印尼国会提交议案，建议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来控制丁香的买卖，以维持丁香价格的稳定。1992年，印尼“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Badan Penyangga Pemarasan Cengkeh，BPPC）成立。这个机构实际由苏哈托家族所建立的财团所控制，是国家规定的买卖丁香的唯一合法机构。无论是农民还是丁香商人都不得私自将丁香卖给卷烟厂，而必须直接卖给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垄断时期，即使是在各香烟企业所属土地上生产出的丁香，也必须先低价转卖给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然后再高价买回。69岁的泗水华人老板李国庆回忆：“在BPPC之前，印尼做丁香生意是自由的。那个时候华人做丁香生意的人很多，比如林绍良、黄木荣这些富翁在独立战争时期都是做丁香生意起家的。我小时候就跟着我的爸爸开始做丁香生意，当时就是把安汶那边的丁香卖到爪哇的卷烟厂。但是，后来托米·苏哈托想办法赚钱，就搞了BPPC把丁香贸易给垄断了。我们华人就不能够再做这个生意了。”21从设立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的表面意图来看，政府希望在丁香市场价格波动过程中保护农民，并确保丁香的稳定供应量。然而，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提供给农民的价格远远低于丁香的市场价格。20世纪80年代末，自由交易市场上丁香的价格是6400印尼盾左右，而1992年—1998年，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购买农民丁香的价格为每公斤3500印尼盾—5000印尼盾，但却以购买丁香5倍以上的价格卖到香烟工厂。从本质而言，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是威权国家体制下苏哈托家族敛财的手段，是苏哈托执政32年间所建立的巨大商业王国的一部分。由于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一直将丁香的收购价格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使得许多北马鲁古农民无利可图，只能转向种植回报更高的可可和香草。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丁香供应的短缺使许多小型的香烟工厂倒闭。1998年随着苏哈托政府的倒台，以保护香烟产业为目的，实际却损害了丁香产业的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解散。

　　21世纪，北马鲁古群岛丁香得以在完全自由与开放的市场中交易。每年有几千吨的北马鲁古群岛丁香从位于特尔纳特岛的区域交易中心流向位于万鸦老（Manado）、泗水、雅加达（Jakarta）等地的香料市场。在这些国际化城市中，拥有雄厚资金和更宽广贸易网络的上游香料商将丁香提供给分布于中、东爪哇地区的上百家香烟工厂。这些香烟不仅供应给印尼本国，还大量销往欧美，每年有近5亿美元的丁香香烟产品被用于出口。22当然，也有一些印尼商人与中国、印度和欧洲国家等的跨国商人合作，直接将丁香输往海外市场。自此，北马鲁古群岛丁香重新进入全球市场，并以全新的面貌和形式被全世界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地丁香生产与贸易的复苏正是地方社会对后殖民时期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自我探索。

三、丁香经济的“再嵌入”与本土重建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北马鲁古群岛在国家的经济干预下，通过重新恢复丁香的生产与贸易，重建了后殖民时期的地方经济结构。对当地社会而言，丁香贸易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交换的手段，而且是包含了种植、采摘、初加工、流通、交换、消费等一整套过程的产业经济。丁香产业自产生之初就根植于地方社会之中。正如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述，在前工业社会中，互惠与再分配是生产和分配秩序得以进行的行为原则。经济制度仅仅是社会组织与功能，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之中的，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23早期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贸易与岛屿间的互惠链条以及跨区域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各地首领对由丁香交换得来的财富的再分配又涉及当地社会所认定的象征权力、声望与社会关系的转换。随着欧洲殖民者的闯入，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重要手段的种植园经济开始渗透进原有的丁香经济。波兰尼所担忧的“脱嵌”（disebedding）现象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初期的殖民地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殖民者依靠强制性政治力量的介入，试图切断丁香经济与海岛东南亚社会固有的链接，使其直接服务于更大的经济系统。从属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丁香贸易打破了印尼群岛间自发的经济交换体系，造成经济制度与地方社会固有的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分离。这种剥离过程也引起了北马鲁古人暴力与非暴力（丁香“走私”贸易）的反抗，并最终导致地方社会中支柱产业的沉寂。

　　随着丁香香烟风靡印尼乃至全球市场，丁香经济逐步复苏，并再度成为北马鲁古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尽管以苏哈托为核心的政治财团效仿荷兰殖民者，企图利用政治高压手段来垄断丁香经济，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违背市场规律，强行控制供求关系是造成其被迫解散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苏哈托财团忽略的关键问题是，丁香产业的复苏仍是以“再嵌入”印尼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为前提。波兰尼在他的“嵌入”理论中还提出“双重动向论”（double movement）的重要论断，即资本主义市场试图创造一个“脱嵌”的社会，但完全的“脱嵌”又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本身会启动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来防止经济脱嵌。24尽管这一论断指出了市场与其所处社会的互动联系，但却并未详细说明社会究竟以何种方式来防止经济脱嵌。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波兰尼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观点，并指出个体的经济行动不是外在于社会环境的，而是“嵌入”在具体的、当前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25格兰诺维特把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分析要素引入“嵌入”理论，使社会成为经济行为中可以分析的载体，弥补了波兰尼“双重动向论”解释力的不足。具体到本文关切的丁香经济，则是指北马鲁古社会内部业已形成的网络关系和阶层结构影响着丁香经济的运行。即使在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垄断印尼丁香贸易时期，这些地方性的经济结构和网络仍发挥作用。

　　早在丁香苗圃计划实行之初，印尼政府就在各实验基地设立了相配套的“农村丁香供销合作社”，由各省份的供销合作社中心（Pusat Koperasi Unit Desa， PUSKUD）和其管理的众多分社（Koperasi Unit Desa， KUD）组成。供销社的职能除掌握各丁香种植区的产量数据和基本信息外，还负责稳定丁香的价格，保障农民的收益。据北马鲁古供销合作社中心原经理萨博利（Pak Sabri）讲述：“当时PUSKUD会设立丁香的最低收购价格以保障农民的收益。例如，将这个价格定为6000印尼盾／公斤，那么如果当时丁香的市场价格高于6000，农民可以自由进行买卖，倘若低于6000，PUSKUD会以国家农业部的名义以6000的价格向农民收购丁香，再拍卖给卷烟厂或其他商人。”26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成立后控制了原有的农村合作社，使其成为下设的负责收购农民丁香的地方机构。

　　北马鲁古各地的丁香供销合作分社按照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订立的、比市场价值低得多的价格强制收购丁香，因此农民的收益大打折扣。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供销合作社还通过收购丁香介入当地的储蓄行业。若丁香供销合作分社收购农民丁香的价格为4900印尼盾／公斤，则按每公斤3900印尼盾的价格支付，剩余的1000印尼盾则作为农民在丁香供销合作分社的强制性储蓄。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相当于供销合作社购买丁香，并向农民打了每公斤1000印尼盾的“白条”。这种限制现金投入的方式实际上是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变相利用了资本的时间价值对农民进行更深入的盘剥。此外，根据卷烟厂对丁香品质的要求，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质检部门。农民向丁香供销合作分社提交丁香后，质检部门要对货物进行抽样检测。农民提供的丁香产品中的水分含量低于10%，杂质含量低于4%才算合格。丁香供销合作分社必须要等质检部门的通知函，才能向农民支付现金。一般而言，这个过程会持续1周—2周的时间，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时间成本。这些举措使已经收益极低的农民雪上加霜，其中一些人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不得已向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华人老板借贷。由于这些农民没有其他资产可向华人商人抵押，只能承诺将丁香的收成用以偿还债务。因此，每到丁香收获的季节，华人老板就直接到香料园中采摘丁香，并逐步和欠债的农民达成长期的收购协议。

　　尽管苏哈托政府管理下的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禁止民间商人买卖丁香，但北马鲁古各供销合作社的负责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默许了当地华商的资本介入。因为按照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的规定，各地供销社在收购农民丁香时，虽然扣除一部分资本作为农民的强制性储蓄，但每年要返还低额的利息。倘若农民将丁香卖给当地的华人商贩，再由华人商贩卖给供销社，那么交易主体不再是农民，也就意味着供销社不必向农民返还利息了。此外，北马鲁古各地的供销社也会出现资金周转不畅的状况，为避免借贷民间资本，供销社的负责人承诺华人老板被扣除的那部分资金可作为其在丁香供销合作分社的股份。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马鲁古的农村丁香供销合作社已不再完全受政府控制，而成为国家与民间资本联合控股的机构。那些拥有雄厚资本的华人老板已完全充当了农民与国家间的交易代理人，他们在卷烟厂对丁香有大量需求时，囤积货物，哄抬市价，使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不得不提高收购价格。从实质上看，正是由于民间资本的介入，在1998年以前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已经很难控制丁香的贸易了。在苏哈托总统下台后，失去政治保护的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迅速崩塌，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讨中正式解体。

　　在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介入丁香贸易之前，北马鲁古社会不同类型的资本就由于地区固有的历史传统而分散，并牢固地掌握在不同族群的手中。他们之间建立的持久而稳定的以“关系合同”27为核心的交易网络是地区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基础。北马鲁古西部核心岛屿的山地农民由于拥有区域内最优质的土地，而垄断了区域经济作物的生产。种植可可、香草、丁香、肉豆蔻等经济作物带来的收益不仅帮助他们解决了家庭温饱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换的资金。从北马鲁古群岛的发展历史来看，原住民很少参与岛屿同外界社会的贸易往来，而一直以山地种植业为生。土地将这些原住民牢牢地束缚在农业生产中。与原住民相比，作为移民的华人群体尽管缺乏生产资料，但却不用依附于土地，反而获得极大的流动便利。他们大多以在各岛屿和村庄间兜售杂货起家，经过数十年甚至数代人的诚信经营，在本地人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建立了各自的商业网络，逐渐垄断了当地的商业资本。

　　蒂多雷岛多博村81岁的老人雅尼（Pak Yani）回忆：“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对华人夫妇，丈夫叫‘Yap Kun Liong’（叶斤良），他们经常用小推车拉杂货到我们村庄来卖。他们的货物质量很好，价格便宜，而且人也非常友善。那个时候很多村民都是等着这对华人夫妇带货进来。80年代的时候，我和妻子在村庄里开了个小商店，也朝他们进货。有一年因为我种丁香亏了钱，家里没钱付他们货款。但是，那对夫妇并没有生气，还答应我可以明年有钱了再付，后来我的小店渡过难关才把钱还给他们。”28雅尼所说的那对华人夫妇在多博村非常有名气，除了经商往来之外，一些村民还在生活困难时向这对华人夫妇借钱周转。叶斤良夫妇与多博村村民之间以信任为基础建立了稳固的交易关系。20世纪90年代，叶斤良的儿子开始到多博村收购丁香的时候，村民们就很放心地把收获的丁香卖给他，而没有选择丁香供销合作分社派来的采购员或其他商人。除蒂多雷岛的一些村庄，笔者重点调查的特尔纳特岛马里古鲁布村（Desa Marigurubu）以及走访的鲁阿鲁阿村（Rua-rua）也出现类似的情形。这些穿梭于各岛屿的华人商贩以流动经商的方式将村庄市场与区域的中心市场连接起来。

　　当然，北马鲁古群岛的农民并不是完全被迫与华人交易，因为在政府介入丁香贸易前，华人已经控制了北马鲁古群岛的土产买卖。尤其在丁香支持与交易委员会压低丁香价格，变相进行经济盘剥的时候，农民更倾向于将丁香卖给与其有私人关系的华人商人。据马里古鲁布村老人威尔丹（Pak Wildan）回忆：“华人在特尔纳特做丁香商人已经很久了。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就住在村子里收购丁香。当时其实也有其他人来买丁香的，而且给的价格比华人高。但是我们更相信华人老板，因为他们从来不缺斤少两。而且，他们很讲信用，答应什么时候付现金，就一定会付。我们如果偶尔想找他们借钱也可以借到。”29按照很多村民的观点，如果没有这些华人商家，当时农民的生活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其一是村庄所有的物资供应都是依靠这些华人商贩，其二是当时北马鲁古的农民普遍贫困，没有能力向银行抵押贷款，只能依靠与华人通过私人之间的关系借贷。

　　据当时最杰出的华人香料老板，目前已移居万鸦老（Manado）的华（Huwa）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初，特尔纳特华人经营的布恩商店 （Toko Bun）、色马克仓库（Gudang Semarak）等土产商店就已经初具规模。除家庭成员外，每家店还雇佣了至少10名来自哈马黑拉岛（Halmahera）的基督徒从事丁香的挑选、分类、打包、运输等工作。这些哈马黑拉人成为北马鲁古群岛丁香产业中的第一批专业工人。丁香交易及其衍生的借贷行为使华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商业资源。在苏哈托独裁统治时期，印尼对华人实行全面同化的政策，禁止华人参政、议政，剥夺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北马鲁古华人缺乏向上流动的社会资本，只能以经商为业。这些原因造成华人的资本越来越往商业聚集，并垄断了与外岛贸易的商业资源。反观北马鲁古群岛以种植丁香为业的农民，他们缺乏资本，长期的借贷使其越来越穷，只能更加依赖于土地和生产资料。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率先席卷东南亚各国，印尼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引发了苏哈托政权的统治危机。1998年随着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度尼西亚长达32年的军人独裁统治宣告结束，社会各界掀起民主改革运动高潮，导致时局动荡，社会冲突不断。受1999年—2000年北马鲁古群岛大规模宗教冲突的影响，丁香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进入21世纪，在自由市场重新开放丁香交易之后，价格巨幅上涨，30因而丁香产业重新成为北马鲁古群岛的支柱产业。丁香给北马鲁古群岛西部岛屿较为贫困的山地农民带来较稳定且丰厚的收入，使他们一跃成为富裕的香料园主，而避难返乡后的华人重新建立起从山地村庄到外部市场的贸易网络，再度垄断了当地的丁香交易。丁香产业带动西部岛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拉大了其与东部哈马黑拉岛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多的哈马黑拉岛青年涌入区域中心市场——特尔纳特市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在地区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农民、商人、劳工都在其所属的阶层角色内各司其职。同时，农民、商人与劳工的产业分工又与区域内的族群分野相契合。在区域的丁香产业中，华人作为商人，哈马黑拉岛的基督徒作为产业工人，北马鲁古西部小岛山地的穆斯林作为香料园主的阶层分化被固定下来。

四、结语：从小岛屿到大世界

　　烟草的催化使北马鲁古群岛丁香的社会生命历程从19世纪开始发生了偏移。其生命意义由原本已退出全球贸易网络的调味剂、芳香剂和药品，广延至成瘾性消费品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并重新被全世界人们所消费。短短的一个世纪，人们因吸食香烟而消费的丁香已经远远大于之前丁香消费的总量。在这个路径偏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地方主体和社会结构的交叉作用。

　　作为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贸易至少为全球性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两种有益的视角：其一，如何从地方的社会变迁来透视世界体系的发展及运作；其二，如何在全球深度联系的宏观生态中来重新审视地方社会。一方面，丁香的流动将小岛屿同更大的社会体系以及世界性的历史潮流联系起来。北马鲁古社会的政治经济进程实际上是一部浓缩的全球社会史。它是贯穿历史时期的由丁香贸易所带入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族群和文化不断相互融合、重组的构建结果。另一方面，成瘾性消费品的变革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张力，引起了北马鲁古群岛丁香生产与贸易的复苏。丁香产业的跨文化生产又重新整合了地方的社会关系。丁香香烟产业的发展印证了印尼从殖民地经济到自主工业化，以及向进口替代阶段转型的发展历程。丁香贸易，它体现了小岛屿和大世界的社会经济联系在不同时空脉络中的展演过程，是一部地方主体与外来的族群、文化与意识形态角逐与碰撞的历史。丁香贸易之所以能长久地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来源，从根本上是因为它内嵌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之中。历史中形成的产业分工、传统型权威、族群区隔与社会阶层结构，仍存续在今天的地方社会之中。区域主体通过对历史资源与社会关系的整合，并且不断注入全球化时代的新动力，共同构建了今日北马鲁古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感谢本人的博士生导师麻国庆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感谢中山大学陈志明教授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