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县的哥村”：一个城中村的媒介生活

　　的士司机大概是城市中最见多识广的一群人，当我走近他们之后，发现他们本身就是一群极有故事的人。石厦村与深圳市福田区区政府只有一街之隔，地处CBD中心，这个只有0.23平方公里的城中村因聚集了几千名来自湖南攸县的的士司机而被媒体称为“攸县的哥村”。从2008年开始，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在这个“田野”里结识攸县的哥，听他们讲叙自己的人生经历。例如，说起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靠贩运生猪成了万元户的朱师傅，说自己是当地最早买“大哥大”（早期的手提电话）的。因为当年农村信号太差，“大哥大”用起来并不方便，他说：“（当时我）这边挂个BP机，那边挂个‘大哥大’，看到BP机上的号码，我就爬山去打电话……有时也爬到（运生猪的）车顶上去。山上有信号，跑得快也要十几分钟，来回得20分钟。”听得围坐的众人哄堂大笑。因为司机们都住在一起，所以我这个客人一来，朱师傅的老婆就张罗几个湖南家常菜，饭后楼道里的的哥的嫂们聚着聊天，有时讲到司机们感兴趣的话题，就自然变成了一场不太正式的“焦点小组访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回忆往事，的哥村的一些趣闻轶事就在七嘴八舌中让我了解了大概。

　　与一般的人类学不同，作为传播学者，我是通过特殊的空间测绘——对石厦村的“传播基础设施”进行地图法（sociomapping）定位开始进入田野的。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深受传统农耕文化的浸润和现代工业化的冲击，同样又是ICT（信息传播技术）的实践者。可以说，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就在于农业、工业、信息三种社会形态在他们身上奇妙的结合。对传播基础设施的测绘让我和我的学生们长时间在石厦村楼与楼之间幽暗、逼仄的小巷游走穿行，对村内一百多个与信息服务业有关的固定店铺进行定位、拍照、记录、访谈，甚至参与观察，把石厦村流动人口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媒介经营种类、信息需求情况、通过ICT产生的人与人的连接等都慢慢地摸清并绘制成图。这其中最难的是对村里黑网吧的摸底。2008年和2010年两次对石厦村黑网吧的暗访发生过一些有惊无险的片断。当时政府部门对黑网吧的查处风声鹤唳，村里的经营者对外人极为警惕，好在几位湖南籍的研究生“潜入”村里的黑网吧参与调查，利用同乡关系揭开了许多内幕，从而在研究方法上助我一臂之力，完成了反映国家政策与底层信息需求存在巨大矛盾的研究论文《黑白世界：一个城中村的互联网实践》。这是国家（宏观）与社会（微观）如何在“社区”（community，也是“社群”）这一中观层次相遇、互动的难得个案。

　　但对传播基础设施的测绘和对村里流动人口的媒介生活观察并不能让我真正走近攸县的哥。这是一个内外、生熟界线分明的群体，他们以血缘、地缘的乡土关系网络为资源，不仅在生活上将石厦这个“客乡”在空间上改造成了“小攸县”，而且在职业上通过民间借贷、主副班制等，建立了一套适合深圳的士司机职业的体制。在地方建构（place-making）和城市适应方面，他们可以说是用乡土资源、文化改造落脚大都市的鲜活案例。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从最初的相互陌生，甚至提防，到的哥的嫂们对我倾诉隐秘的人生经历、为我制作手机使用日记、给我看个人民间贷款记录、向我出示儿女的短信信息……这是经过五年的“浸泡”得来的研究者与报道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尽管我没有与司机家庭同吃同住，但多年保持的定期访问，不仅积累了经验材料，更是目睹了这个社群在都市中所经历的“变”与“常”的时间演变与文化转型。田野考察靠的是经验和诚意。每当我结识一位司机，我不会直接用提纲去“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是请我的报道人从他的身世聊起。于是，早年的高考落榜、生意失败、当兵入伍……这些刻在一个人生命历程的痕迹令我的报道者一下子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再是穿着土黄色外套的“的士佬”；更重要的是，人的媒介生活是有情境的、有脉络的，攸县的哥们的媒介故事从捎口信、拍电报、打电话到BP机、“大哥大”……每种媒介都与他们的生活情境与人生故事连在一起，述说着他们的经济活动与媒介技术变迁不可分割的关系。把每次的个人访谈做成报道人的一份口述史而不是一份访谈提纲的回答，我想这是田野工作者与普通记者的根本差别。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之所，但“攸县的哥村”的特殊性还在于这里生活着作为的士司机的职业社群。研究农民工的媒介化生存，不能脱离“职场政体”对形塑攸县的士司机生产关系的作用以及媒介技术（例如车载通讯设备）对社群关系的影响。由于攸县司机大多合租同一套房且比邻而居，饭后聚在客厅闲聊是其最自然的日常生活。这种特殊的访谈形式有一种“气场”，可以将一些记忆、情绪、事件激发出来。“对讲机的故事”就是在这种群聊的氛围中被我捕捉到的。我发现，一提起司机们可以自己调频分组的对讲机，其兴奋之情完全可以用“热血沸腾”“眉飞色舞”“意气奋发”来形容，大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一呼百应”。于是就引出了我后来称之为“空中共同体”的时代。对讲机让攸县的哥们形成了一种自组织的传播与集体行动平台，这个平台在当时充当着空中寻呼、空中交流、空中互助与空中救援等多种角色，加群时入门“拜把子”仪式、新司机上路找向导、夜班司机“布阵”（指了解彼此方位，以防万一），甚至智斗劫匪……那些发生在对讲机时代的趣闻轶事成了这个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因此，“空中共同体”的故事见证了传播不仅仅是信息传递、人际关系，它还是结网成群、文化仪式、组织方式、社群归属等多种功能与意义的聚合，是攸县的哥们试图在陌生的城市构筑“精神家园”的见证，而家园的文化象征无疑是其人生意义之所在。在方法上值得一提的是，对讲机等车载通讯设备的故事采用了个人访谈、焦点小组访谈，再到关键报道人的个人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最后在主要材料得到相互印证且通过问卷调查得到大部分司机的确认后，才得以完成。这种时间成本高昂的田野工作，在目前的学术氛围下，显得尤为“奢侈”。

　　人类生活的多元性犹如五光十色的光束，构成了城市这个充满活力的历史、文化、权力与人的聚合体。攸县的哥虽然是深圳这个大都会里一个并不起眼的社群，但他们为“什么是中国的网络社会”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地方性案例，展示了“农民工”在与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的碰撞中，传统文化既有顽强的生命力，又有充满智慧的创造性；而寄居在城市“飞地”里形形色色的社群，为研究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验材料，这是文化多样性的魅力，也正是城市和人类生存的意义所在。

交班的的士在石厦村排起了长龙

石厦村（“攸县的哥村”）

石厦村内握手楼

黑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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