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

一、引子：三个故事片段

??片段一：“小姐”与嫖客。①

　　一位中年嫖客，边从衣兜里掏小费给小姐，边问：为什么要干这行啊？小姐边穿衣服，一边不经意地说：家里太穷了，很早爸妈就死了，没办法。嫖客听到后，顿了一下，从皮夹子里多掏出几张票子。小姐接着还是不经意地说：家里还有个弟弟要上学，还要供他上学，虽然我小时候成绩也不错，也想读书，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就出来赚钱了，小学还没毕业，能干什么啊。嫖客一听：哎，不容易啊。说着又多拿出几张票子。小姐又接着说：本来想攒点钱开个小卖部，又碰到个男的，把钱都骗走了。嫖客一听，又掏出几张票子……（结合某影片与田野故事改编）

　　片段二：文姐。②

　　陈信波：那您能具体给我讲一下17岁在火车上那事吗？

　　文姐：可以不要那么发掘这一点不？因为非常多的人来问，做访谈，都想把这件事（指变性）找出一个成因，或者是原因，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一方面（问），她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陈信波：我倒也不是纠结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就是想知道您那个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文姐：我先暂停一下。因为，一旦你把一个人的经历写上，呃，像媒体采访我，先问你谈过几次恋爱，然后报道就写，啊，他，谈过几次恋爱，然后，就变成这样了！然后，就是，因果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把这个放在前面……

　　陈信波：就是说媒体它会把你这个事用什么成因导致这样是吧？

　　文姐：就是，你不说这是成因导致，但是……你非要放一个人生经历在这，就跟那个事等价的。你跳过怎么变成这样的。

　　陈信波：嗯嗯，跳过。那你高中以前有谈过恋爱吗？

　　文姐：天呐。你能不能问我决定之后的事儿？（访谈记录，陈信波2015年5月13日整理）

　　片段三：一个同性恋的出柜。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经历青春期的小伤痛。只不过与其他人相比，我的痛苦更深一些。一个夜晚，我回忆起那痛苦的经历：我正在跟我的父母坐在一起看电视，我朝他们扔了一本书，哭着说“这就是我”，然后离开了房间。那本书是英国犯罪学者唐纳德·韦斯特（Donald West）写的，叫《同性恋》。这本书一定影响了当时英国自称为同性恋的好几代年轻人。时距同性恋解放运动还有五年或更久，这本“科学的”书至少没有那么赤裸裸的敌意，并且某些地方确实是明显激进的。

　　我亲爱的父母既困惑又伤心，像那时候的大多数父母一样，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件坏事，也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我父亲去看了家庭医生，医生安排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问了我一些敷衍的问题，我告诉她一些我的故事，她安排我去进行脑部扫描；幸运的是我的脑电波是正常的！她问我是否能接受自己成为同性恋者，我说我可以。于是她说，那就没关系了。我认为我是幸运的……（Plummer， 1995：7）

二、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一个批判的分析框架

　　以上类似的故事片段，在英国性社会学家肯尼·普拉莫（Ken Plummer）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在我的田野里也时常出现。普拉莫这样描述自己研究兴趣的转向（Plummer， 1995：9-10）：

　　十年前，我有幸收集了一些自认在性方面与众不同的人们的生活史。我招聘了一位研究者和一位录音誊写员，我们充满热情地动身去采访和研究有异常性经验的男女…… 每个访谈各有特色，从被性追踪而跑出屋子，到访谈若干喜欢被橡胶包住的男性，穿着制服的，在衣服上撒尿的，穿着女人内衣的，在车库和酒窖里为“厚皮革”举办聚会的……我们听到了许多故事，但这不是我的重点。他们的讲述内容很重要，但现在，也就是十年过去之后，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整个性故事讲述的性质以及其中相似的部分提出疑问。即，这些使性研究者好奇的故事是关于什么的？

　　正是对这些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关注，促使他写下了著名的《讲述性故事：权力、变迁与社会世界》（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一书。这本书出现在“（欧美）世界开始充斥各类性故事”的社会历史时刻。普拉莫重点讨论了研究领域中、媒体上、生活中、校园里四个空间三类常见的性故事：强奸的故事、出柜的故事、康复的故事。他把故事讲述作为一种众多社会角色参与的集体实践，构建了一个故事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了四组研究问题：

　　第一，故事的性质以及讲述策略：故事的结构、故事的意义、故事的讲述卷入／产生了怎样的情感（比如骄傲，或耻辱）？

　　第二，故事生产与消费的社会过程：什么角色参与了故事生产？什么因素使得人们愿意成为一个讲者或者听众？什么因素可能会使人们保持沉默？读者又会对故事进行怎样的解读，如何在其中找到共鸣？

　　第三，故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其效应：故事的讲述对于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或者挑战有何影响？

　　第四，故事讲述所涉及的社会变迁、历史与文化因素：某类故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怎样的差异性与变化过程？为什么某类故事在某个历史时刻会出现，在怎样的社会情境中会出现？不同文化中是否存在差异？故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个充满权力的政治过程？

　　普拉莫从个人私密故事入手，从亲密关系入手，讨论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学故事。除了众多社会角色与行动者的在场，历史的视角也拉出了一条纵轴线，让我们看到同一类故事讲述随着时间变化与时代变迁发生的起承转折。而强奸、出柜与康复治疗这三类（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典型故事也为故事社会学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检视这些当时新出现的故事的性质和它们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普拉莫试图讨论的是权力、社会变迁以及更好的社会世界的生成。

　　尽管普拉莫笔下的性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以美国与英国为主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也正如作者自己提醒的，要看到这种时空的局限性，要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但是故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性故事的分析策略及其生产过程、生产情境的批判式检视对于我们解读听到的故事、讲述社会学故事、促进更好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不同于普拉莫的讲述思路的是，我的切入点更集中：聚焦于中国的社会情境与学术语境中研究类的故事讲述，明确提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在我的研究经历中，因为“隐私”与“敏感”的文化建构而形成的“不可说”（包括不愿说、不知道如何说、暂时不被记起等情况）与由于某种心理驱动、利益考量、运动需求招募而来或“读者来信型”的“我要讲”（主动讲述故事，甚至有专业的被访者）共同构成了各类性故事讲述的两大陷阱或挑战③，且相互关联。即，“我要讲”所蕴含的常见故事套路的缝隙中或者背后往往有着一些“不可说”的影子，而对于“不可说”这类故事痕迹的追寻也能更好地看到常见的故事套路及其问题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作为故事生产的一环，作为研究者，我们能听到怎样的故事讲述，如何解读这些故事片段？如何剖析那些经常出现的故事套路？我们又如何透过讲述的片段去想象不被表达的图景？“不见”背后是怎样的社会现实？如何创造可能的讲述空间与社会条件以听到、生产多声道的故事？如何促进由被研究者、研究者、编审、出版商等多种社会角色参与的“更好的故事讲述”实践？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实践，我将基于自己从1999年开始持续开展的“红灯区”田野调查研究及从2003年开始的女性的性与身体经验研究系列，更为综合地在方法学上提出一个批判且积极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

　　在方法层面，我的观察是，除却人类认知的局限（不可知的生活与事件），即便是对于可触摸的经验材料，我们的努力也还远远不够。问卷，做得够好吗？访谈，做得够好吗？参与观察，做得够好吗？经验研究，做得够扎实吗？主流学界或者侧重理论层面的探讨，或者青睐研究结果的写作，却似乎不屑于具象实践、思考研究过程与方法上的可能改进。即便是定量调查研究方法，相比于统计分析，对于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的质量把控依然远远不够。这些被严重忽略的议题，我归之为“论方法”与“过程方法学”。即，把研究过程、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作为分析与反思的对象，以区别于抽象层次的方法论探讨，或者教科书式的方法介绍或者技术训练（且基本是译介）（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换言之，本文是关于实践与过程研究的研究。

　　尽管在英文文献中有关研究过程的讨论并不鲜见（尤其是在反思人类学与反思社会学的兴起之后）④，但在中国社会学界，仅少数学者论述了过程分析、叙述分析的重要性（相对于结构主义方法）（孙立平，2000；应星，2001；卢晖临，2004；黄盈盈，2016，2017），略多的文献侧重于讨论研究中的某种具体方法，比如个案法（王宁，2002；卢晖临、李雪，2007；王富伟，2012）、访谈法（杨善华、孙飞宇，2005；侯龙龙，2001；陈向明，2001），以及口述史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与个体记忆问题（方慧容， 2001；王汉生、刘亚秋，2006；刘亚秋，2010，2016）。整体而言，试图打开研究过程的黑匣子，以令研究者的权威性丧失神秘色彩的方法学探讨（克利福德、马库斯，2006：12），尤其是质性研究的方法讨论，基于本土研究经验的具象的建设性的方法层面的讨论，远远不够。

　　这也恰是本文的立足点。在中文语境中提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正是在提倡及实践“论方法”与“过程方法学”。我提出的问题也是试图从另一个角度丰富学者们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观察如何可能，访谈如何可能，研究如何可能（杨善华、孙飞宇，2005）。当然也不可避免再次触及“真实”与“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逻辑的复杂，以及故事讲述的诸多陷阱与挑战（孙立平，2000；刘亚秋，2010；应星，2001，2016；王明珂，2016，2017）。

　　在普拉莫的故事社会学以及已有中国学者的方法论述基础上，本文更为明确、聚焦地提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我暂且将其界定为对于研究领域发生的“故事讲述”进行的社会学分析。这些故事不一定是成型的或有着清晰的时间与事件性的（常见的“叙述”或者“叙事”所强调的），不是静态的、作为结果而呈现的“语言”“文本”或“话语”，而“必须被视为在社会情境中被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由具身化（embodied）地经历着日常生活的人们所生产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学文本（Plummer， 1995：16）。这里的故事讲述，也指向某个时空中的社会行动与集体实践。

　　具体来讲，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关乎研究者能够接触到的故事片段（经验材料），及对故事讲述作为集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关乎我们参与的资料获取过程与多角色参与的知识生产；关乎对于故事套路的警惕，及对更好的故事讲述的追寻与想象；当然也关乎我们对于“社会学何为”的切身思考与本土实践。

　　带着对于“唯方法论主义”（应星，2016）的警惕，以及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局限性的认识，带着对“复杂且充满暧昧的生活”“布满尘埃的材料”的认识，以及对于“天真或偷懒的经验研究者”的警惕（周平、蔡宏政，2008；黄盈盈，2017），我更希望致力于接地气地思考与实践一个简单却不易的基本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情境与学术语境中，如何更好地开展社会学的经验研究？

　　以性故事的讲述为例，我将具体从以下三个层面构建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第一，这些故事是关于什么的？第二，我们如何追寻、激发更好的故事讲述？第三，何为更好的故事讲述？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探讨侧重对故事讲述，尤其是故事套路及其生产情境的批判性解读，第二个层面则转向具体研究方法的建设性探讨，以触摸到更多平常“不可说”的故事片段；第三个层面触及方法背后的方法论与认识论，并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与学术语境中，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与反思，探讨这个框架的意义。而在结语之前，我将回到性故事讲述的“特殊”与“普遍”，结合现时的有关方法论的本土语境展望进一步对话的前景，并把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有限度地）推向更具普遍意义的（各类）故事讲述领域。

三、关于什么的故事

　　首先回到引言中的三个故事片段。

　　第一个片段中出现的“小姐”与客人之间的对话，是一种略带夸张却很常见的故事套路。“为什么做小姐”的发问，已然带出了人们常见的对于“成因”的好奇与执着（Abbott， 1998，2007），尤其是对于“异类”的“成因”的偏见式好奇。而小姐的回答，显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做小姐的“真正”原因，而是小姐对此类问题的习惯性回应，符合大众对于“为什么做小姐”的故事讲述的期待。“家里穷”“父母早逝”“供弟弟上学”“被男人骗”蕴含着阶层与性别不平等的悲惨故事，使小姐们不仅容易赢得客人们的同情，也可以据此多拿小费。小姐们深谙其道。

　　换言之，这个故事片段讲述的是以客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态度和作为社会与道德边缘人群的小姐们的生存策略，可以理解为一种策略性的故事讲述。此类策略性的故事讲述或者有人称之为“真实‘谎言’”的扑朔迷离的叙述，在我们的红灯区研究中比比皆是（黄盈盈等，2017）。在这种故事讲述中，除了主流与边缘的讨论，也触及我们对于权力关系、结构制约与个体能动性之关系、生活中主动与被动之人际关系更为动态的认识。

　　在第二个片段中，文姐是一位刚刚做完男变女的变性手术的朋友，陈信波是我当时的硕士一年级研究生，他试图以口述史的方法来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文姐是朋友推介的，属于比较能说且“我要讲”型的强势被访者。文姐恰恰是在经历了长期的多次被访之后，形成了挑战记者及研究者的常规提问以及对“变性”的主流想象的批判精神与能力。上述节选的对话片段，明显地透露出文姐对于以媒体为主的常见故事套路（寻找变性原因）及其背后带有歧视的预设的警惕与排斥。即，我们总是倾向于一种“因果”式的故事讲述套路，哪怕是貌似“客观”“过程式”的生活经历的描述，也容易因为时间的先后编排而落入“所以最后才变成这样的（比如做小姐、变性、成为同性恋）”归因逻辑。如果说，在第一个故事片段中，小姐是貌似顺从实则有策略地回应此类问题（也可视之为一种抵抗），那么文姐则是直接大声地质疑这种提问。这种提问背后的默认知识已经体现了某种价值判断，而且经常是不自知地带有歧视性的价值预设。尽管对于“因果关系”的推崇在学界早已受到批判与挑战（Abbott， 1998），但是在学术以及生活日常中，这种归因模式依然强势而经常不自知。

　　文姐是个让初涉江湖的访谈者抓狂的变性人。对话带出的更多值得分析的问题是：文姐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文姐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怎样的生活经历以及社会互动中会形成这样的对话风格？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也引导着我们后续的访谈。当我们把部分关注点移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得知文姐实际上因为“变性”这个议题的特殊性，接触过很多“访谈”，完全熟悉社会上，尤其是媒体希望听到的故事版本以及提问背后的逻辑，因此如浑身炸毛的刺猬，时不时戳你一下。而研究者，则显得过于天真与无知了。

　　根据陈信波的访谈，文姐是自己做过研究的，了解其他变性人的情况；对于现在的话语体系，包括酷儿理论等学术话语都有一定的了解，以及自己的见解。因此，其讲述是非常有策略的，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认识与叙述特点。文姐之所以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除了朋友的介绍，也带着很强的“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侧重在变性之后的故事，包括身体与情绪改变，及如何有策略地与周围人互动等议题）的色彩，带有挑战常规叙事、展现自我，甚至教育包括访谈者在内的主流社会的目的。整个故事讲述，不仅与文姐的个性有关，也与近年来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性别（LGBT）在中国大陆的蓬勃发展有关。对文姐的故事讲述特点及其可能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把握，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窥探变性人在中国社会所处的境地。而后者，又有利于我们对更多的文姐们的故事的把握。如果缺乏这样的了解，在另外的场合（如媒体），类似故事很可能会隐含或消失在常见归因故事套路的缝隙之中，也很可能成为另一些变性朋友们“不可说”的部分。

　　在第三个片段中，那个向父母出柜的同性恋就是普拉莫教授本人。我感兴趣的分析点是：一位著名的英国性社会学研究者、同性恋运动家，在回忆自己的出柜经历时，会有怎样的表达，寓意何在？普拉莫这样社会特征的人在回忆及书写自己的故事时有着什么特点？结合对其生平的了解以及同性恋这一议题在那个历史时段英美社会的处境，这类故事讲述倾向于向读者突出什么，掩盖什么？普拉莫自己也认为这个小小的“出柜故事”就足以提出 “这个故事是关于什么的”之若干分析点（Plummer， 1995：7）：

　　什么因素把我带进自己的同性恋故事中去，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什么力量让我决定告诉我的父母？我依然记得告诉父母时我的内心经历的巨大的感情挣扎，那么什么使“告诉父母”变得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以仅仅扔一本书给他们的方式告诉他们？它如何反映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我的心理医生以敌视的心理看待我的故事，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没把我的故事告诉自己、父母或心理医生，将会发生什么？我对自己私密生活的这段经历的叙述在我的人生和广阔的社会世界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们对于以上三个片段的性故事讲述并不陌生，我们对于“真实生活”与“被讲述的故事”之间、情境与文本之间的差距也心知肚明（Wengraf， 2001；杨善华、孙飞宇，2005；王明珂，2016，2017），对于亲历历史的某些人群却“无事可述”“无苦可诉”“那没什么好讲”的反应也有过切身感受与分析（方慧容， 2001；刘亚秋，2016），“下属群体能发声吗”（斯皮瓦克语）的质疑也常在耳边响起（马丹丹，2010）。但是，我还是想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之上，更为积极地追问：它们是关于什么的？

　　在以上三个故事讲述中，我们听到的显然不是为什么做小姐，为什么变性，如何向家人出柜的真相，而首先是另一些“社会真实”。我的提问将随之转向：哪些条件可能造成了“真实生活”与“故事讲述”之间的差距？哪些条件可能限制了“下属群体的发声”，或者改变了其发声的形式与特点？哪些是透过此类边缘故事、此类讲述（或不可讲述）特点值得分析且可以分析的“另一些社会真实”？

　　尽管每个个案、每个故事讲述的细节不同，至少以下的思考是必要的：在一个整体的“忌性”文化中，个人的私密故事为何会走向公众？他们为何愿意对我讲述？（个体的倾诉欲望与性／别咨询的考虑？某种社会运动的驱动？甚至是访谈费的激励？为了帮助我完成研究，碍于介绍人的面子或者压力，还是对她／他来说，性并非禁忌，也非隐私？）这些故事套路，有哪些特点？我们继而可以结合更大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提问：社会如何抑制了某种表达，激发了某种“期待的回答”？如何看待无法表述的故事，以及过度表演的故事？这些故事为什么在此刻出现，又将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哪些社会角色参与了故事的生产？

　　这些故事讲述，是关于个人心理特点与生活经历的，是关于人际互动的，也是关于政治、文化与社会运动的，更是关于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诸多因素的互动与博弈过程的。与盖格农（J. Gagnon）的“性脚本”相比（Gagnon & Simon， 1973），这些层次需要更加动态与具身化的分析，而并非不同层次的社会规定的既定脚本（精神的、人际的、社会的）对于我们行为的设定。换言之，我们也都参与了某个时代背景下故事讲述的具身实践。

四、其他的故事讲述可能

　　对于故事讲述的陷阱，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分析。比如，应星在质疑了定量调查的常见做法之余，也对目前常见的“惨不忍睹”的质性研究表示警惕，具体论述了社会学研究者讲故事存在的若干陷阱：朴素经验论、家乡社会学类的个案选取、社会学想象力的缺乏，以及道德政治立场对于复杂生活的裹挟，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能避免或者改善的途径（应星，2016）。杨善华、孙飞宇（2005）对于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从另一个角度对访谈所涉及的被访者的“叙述”的局限进行过详细分析，并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议：悬置的态度、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把被访者的个人生活史作为切入点、全方位的观察等。王明珂（2014，2017）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则明确提出了边缘、移动与反思作为具体方法的优势，认为边缘以及异类案例的分析是我们了解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移动、多点的观察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的本相。不少口述史研究者，更是在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对于“访谈”与“口述”的局限进行过反思，强调多方材料佐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定宜庄，汪润，2011；定宜庄，2017）。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经历，从不同的侧面论及了扩展（单次）访谈、生活即田野、复杂化思考的观点。这些论述与我的研究经验有着不同程度的重叠与共鸣。我将补充分析在方法学上如何寻找常见故事套路之外的“另类故事讲述”的可能。这里的“另类”，既指向特例，也指向其他的多种讲述可能；它不一定是绝对的数量意义上的少数存在，更指向知识、认知层面的边缘，指向某些话语体系中不被关注、不被言说的社会现实。我关心的是，我们可以如何更为积极地看向某些（非全部，甚至只是极其有限的）被置于“不可说”角落里的生活经验，以丰富质性研究方法的具体讨论。

　　（一）寻找另类个案

　　这个策略涉及研究者持什么学术立场和选择怎样的个案。个案的选择以及如何处理个案，是目前研究者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方法议题，其中也触及另类个案的做法与意义（王富伟，2012；卢晖临、李雪，2007；王宁，2002）。不过，大部分文章还是偏介绍或者理论论述性质，对于另类个案的讨论只是顺带提及。与我的旨趣更接近的是王明珂基于历史人类学研究经验对于“异例”与“边缘文本”的强调（王明珂，2014，2017）。

　　我在性与身体的经验研究中，也会刻意地去寻找一些另类的个案，一些容易被忽略、不被社会大众看见的性／别⑤主体。我的努力与自我告诫是：秉持接地气以及生活逻辑的理念，看向生活的复杂、暧昧与多样，并在其中寻找挑战既有社会记忆模式与常规故事讲述套路的那些另类个案。

　　比如在老年女性的性与身体研究中，我们会特别关注，甚至刻意寻找那些与主流想象（包括我所认为的常识）不一样的绝经故事，比较积极地实践自己的性快乐、身体自主的老年身体，以挑战老年、绝经与性之间的被动想象。比如，退休的许姨对于性工具的描述，绝经多年的梅姨在接触了一些工作坊与会议之后，重新开启性生活的故事（周柯含，2016）。我们也不会放过某些颠覆对于女性之性的消极想象的“豪放女”的情欲故事（比如自称性实践家的阳春），积极做生意、快乐生活的小姐故事（比如从内地到香港做生意，从网下做到网上空间的小美妈妈），以及如文姐一样主动挑战二元性别规范与归因类故事套路的变性故事。⑥

　　朱静姝（2016）在研究同妻（男同性恋的妻子）议题时，也提出了“不方便抽样”的重要性，更确切地说，是有意关注那些不一样的同妻的声音，在同妻话语论述中受到压抑或者被遗忘的声音（比如生活过得还相当不错，并不谴责其同性恋老公），并讨论这些“杂音”在质疑主流同妻论述以及认识同妻现象中的重要性。如果说，同妻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很难发声，那么这些同妻中的另类个案在话语论述层面则处于边缘中的边缘，除非营造某种安全的空间使其有“说话”的可能，不然在同妻们的微信圈里只能听见某类单一的故事讲述，以致加固对于同妻的单一想象。

　　这些另类的个案故事，不因为其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取胜（数量上很可能是非常少数的，但是也可能是被视而不见的“不少人”），而是因为她们相对于主流论述的独特性与挑战权力规范的力度而被选择，是因为她们所凸显的积极的、更加富有生命力的性意义而被叙述，更是因为她们的“存在”本身而被注目。这些另类的个案，恰恰是一个社会中不被叙述，甚至被故意压制、被抹去的部分，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不被社会记起的“不可说”部分，成了“在场却缺席”的生活真实。这恰恰也是不强调量上的代表性，而是强调故事丰富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策略。

　　“我们身边充满了种种‘异例’，但是我们都对它习而不见，或者把它纳入我们熟知的知识体系中。”（王明珂，2017）对于另类个案的找寻，首先挑战的是研究者的立场与勇气，即我们是否以批判的视角去看待主流，有足够的勇气（甚至是自我挑战）去正视异类以及异类中的异类，哪怕他／她们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存在，哪怕他／她们是多么“政治不正确”。当然，这里的“另类”立场，导向的是研究的方向而非结果，即对于故事讲述的其他可能的关注，而非具体的讲述内容及其解读，更非“结果先行”。在“情感”与“立场”开始泛滥的当下，这样的警惕是必要的。

　　（二）激发“另类讲述”

　　还有一个层面的方法尝试是，不在于另类个案的选择，而是即便是同一个个案，如何激发另类讲述的可能。另类讲述，寻找的也往往是在场于某些人群的日常生活之中，却被社会性地压制或者忽略的身体与生活经验，逐步地成为“不可说”的部分，被遗忘或者被扭曲。这个层面的另类与杨善华在论及深度访谈时提到的对于生活史叙述中“异常事件”的关注有相似之处（杨善华、孙飞宇，2005），所不同的是，我更强调主动激发这些另类讲述，而不仅仅是等着它们从访谈中浮现并加以捕捉。

　　对于另类讲述的激发，除了立场与方法论，更多地涉及具体的访谈方法与研究策略，即积极地去尝试可以创造另类讲述的条件与空间，包括具体的对话场景与对话策略，当然也包括更为舒适、多元的社会空间。在我的研究中，这个层次的探索可进一步细化为三个方面。

　　首先，重视生活情境。

　　我会选择被访者舒适及自在的生活情境，比如在红灯区压马路的时候，或者在发廊里坐着聊天，而不是在访谈室，更不可能是在劳教所展开“询问”；在工地上或者工人的宿舍里访谈，而不是请到学校或其他让人拘束的地方。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尽量以时间的付出、空间的扩展，来捕捉那些平常不被表述的“真实”。 比如，在红灯区里混了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结合发廊内外的旁听、观察与聊天，以及对于多重情境的体验，获得一些平时不被表述的信息与感受（比如对于一个女人为什么可以在发廊里呆着的切身感受，没有生意时候的那种无聊，那些嬉笑怒骂与做生意的竞争状态，某些“妈咪”与小姐们之间相互关照的状态）。

　　超越了访谈、走出了访谈室的多种感官信息的收集与思考，以一定时间长度与多重生活空间为必要条件的学术积累，不管是一个田野点、同一批人，还是就某个议题的经验积累与思考沉淀，都有助于我们从生活的层面去捕捉那些权力范式下不可见的“记忆的微光”（刘亚秋，2010）。这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是常识，在以往有关“访谈”的讨论中也有被谈及（杨善华、孙飞宇，2005）。只是在质性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中，对于非结构化的观察、旁听、聊天，尤其是对其生活情境的在场感受与体验这类“主观”性方法的强调依然远远不够（黄盈盈、潘绥铭，2011；赖立里、张慧，2017）。

　　其次，扩展田野的边界，把会议作为激发另类故事讲述的空间。

　　除了时间的积淀与多点田野的积累带来的视野扩展，对我而言，性研究会议的积极策划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实践（包括2007年开始两年一次的国际性研究会议，以及每年的小型主题研讨班）。会议，绝对不是简单地作为信息交流与成果发布的一种形式，也不仅仅是可供观察的田野（Constable， 2013），其举办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话语的生产实践，记载且创造着某类历史。作为学术制度的一部分，与评审、评估等活动类似（Brenneis， 1999，2009），会议，尤其是办会的过程应该被视为分析的对象，检视其在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在本文中则是检视其在创作另类故事讲述中的作用。

　　会议在性故事讲述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为对于当时性／别生态的丰富展现，同时它也是一个积极的可以翻转权力、为另类个案及另类故事讲述提供在场可能的重要空间。我们的办会主旨是提倡更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含义的“性”研究，以挑战性的医学化与商业化、“忌性”的文化以及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性／别领域的身份政治。我们是带着这些理念，带着对于当时情景、语境的解读与对话目的，积极地策划每年的主题，鼓励、吸引一些异类的参与。会议讲台，对于不少性／别边缘主体来说，其积极意义也是我们这些“日用而不知”的老师们容易忽略的。

　　正是借由“老年与性”的三次工作坊的策划与举办，我们了解到了不少老年女性更为积极的性尝试与性体验。⑦正是在介入小姐研究十来年后，在研究与行动的界限变得模糊之时，才得以在某一次营造了“自己人”的内部会场上听到“我其实还蛮享受做小姐的”这类“大逆不道”的另类声音，以及更为重要的，说完之后那声长长的舒气“今天终于可以这么说了 ”。会议，作为一个整体，在把各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它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了在中国大陆“公然谈性”的可能，看到了教室之外另一类“性教育”的形式，挑战了“研究”“运动”的常规界定与想象，看到了另类存在的社会空间。更为重要的，主流与边缘的关系在这样的会议场域里被不断地反转与挑战。异性恋世界的主流，在这里成了被人质疑与挑战的对象；性／别里的边缘，在这里又可能不断圈粉。边缘人群也被进一步地复数化，其内部更为微妙的宰制与权力关系得以更为细致地展现，边缘中的边缘也开始凸显。这种反转与挑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使得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有了颠倒的可能，至少拉出了更长的光谱线。

　　正是这样的会议氛围，使得被其他场域的社会规范所压制的另类性故事的生产成为可能。从情感上来讲，正因为性／别议题的边缘、性／别少数的弱势位置，使得此类会议在现时的历史阶段与政治社会背景之下，提供了更为安全的讲述空间，也具备了聚会与狂欢的意义。正是如此，会议具有了“酷儿性”与激发另类故事讲述的积极意义。而与办会相关的，则不仅仅涉及具体的参会者与办会者，也包括更广的资助方、主办单位，甚至商业部门（比如会议中心、酒店等）在内的多种社会角色的介入。对于主办方来说，与多方的斡旋策略自然也是创造另类故事讲述的社会条件的重要议题。

　　再次，对于研究者的局限性的认识与挑战也是激发其他故事讲述可能的途径之一，而且应该作为方法之一纳入讨论。

　　王明珂（2017）透过文本分析，提倡一种反思性的研究：“我们如何透过一些新方法、角度、概念来突破认知的‘茧’，因而能深入认识社会本相，也因此对社会本相有所反思与反应”。认知的“茧”，在性研究中，除了知识范式与视角层面的表现，也突出地表现为道德、价值规范层面的束缚。如我在研究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体与性时所分析的（黄盈盈，2017），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不仅体现在被研究者身上，也体现在研究者的学术实践之中。故事套路的形成也与研究者的预设和引导有关。因此，研究者自身的反思与自我挑战也是去挑战常规的故事讲述、获得平时不可见的故事片段的重要面向。

　　在学术训练过程中，尽管“脱敏训练”可以让研究者谈性不色变，尽管访谈技巧练也有助于研究者在不同的场合把聊天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嵌于日常生活中的性与性别文化对于研究者身体与情欲的切身制约仍然时不时显现。在与某些女性，尤其是艾滋病感染者，或者身患乳腺癌的女性“谈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疑惑：性，相对于身患疾病的女性来说，或许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有些关于性与亲密关系的议题自己都很难张口。经常地，是研究者首先忌讳“谈性”，以“这个问题不重要”而转移话题。正如万斯调侃性地指出：据说贫困阶层仅仅对具体的、物质性的和与生活保障有关的事务感兴趣，因此，面对贫困阶层谈论性的快乐是不礼貌的，而且是糟糕的政治实践，就好像性与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无关（Vance，1984）。正是类似的自作聪明式的假设限制了研究者谈性，或者为“性不重要”提供了合理化解释，加剧了“忌性”的文化，也使得性在某些人群中越发“不可说”，或者只能以某种符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套路出现。

　　因此，如何说出“性”这个字，如何把性与亲密关系的议题带到研究领域，尤其是带到与这些饱受疾病之苦的人群的讨论中，是艰难且充满挑战的。我在以往的研究中，与我的学生们除了谈性议题上的脱敏训练，除了常见的访谈、小组讨论、自己写故事等研究方式，也具体尝试过如何通过平时与艾滋病感染者小组的互助式交往、会议及其间隙的观察、聊天、游玩，甚至是跳蛋（性工具）的赠送来打开“谈性”的局面，在反思与挑战研究者的同时激发另类的故事讲述（黄盈盈，2017）。

　　（三）在矛盾冲突、差异、变化中把握故事讲述的复杂性

　　除了另类个案的选择、研究者在立场和态度上的自我反思与挑战，对于故事讲述套路的警惕和对于“不可说”的追寻，当然也关乎具体的访谈与分析策略，尤其是对于矛盾冲突、差异性分析与变化的重视。我们可以在这些缝隙中寻找其他的讲述可能。

　　比如，我在以往的“论方法”文章中，论及观察、旁听、聊天、体验作为综合的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以一位叫阿凤的小姐在不同场合中对于“包二奶”的矛盾论述为例，分析表达的情境性以及多维空间中更为复杂地分析“叙述”的重要性（黄盈盈、潘绥铭，2011）。

　　高鼻子女孩要给阿凤介绍香港人，阿凤很高兴，马上就猫到她身边问：“真的？介绍成了我给介绍费。”

　　高鼻子女孩说：“那个香港人很幽默，5000块一个月，不包括房租之类。但包了之后不能出去做事。”

　　阿凤说：“那也好，5000块，不出去做事也行；”又说：“聪明一点还可以平时出来赚点，他反正一个星期才来一次。”

　　“他有电话的。”

　　“那把人带到家里做不就得了，叫那人（男客）别出声。”

　　“要（香港人）刚回来怎么办？”

　　“哪会那么巧？”

　　阿凤很高兴，也很热心，一个劲问这问那；问：“老不老？”

　　“33岁。”

　　“是工地的还是公司的？”

　　“公司职员。”

　　看来阿凤很满意。高鼻子女孩又教她怎么讨他（香港人）喜欢：“不要把自己搞得很低调。”

　　阿凤忙问：“怎么叫搞得很低调？”

　　“好像文化素质很低的样子。”

　　这时笔者插了一句：“比如说讲粗话。”

　　阿凤忙说：“我不会讲粗话。”又对高鼻子女孩说：“你就对他说我不是发廊的，告诉他我是到姑姑这里来玩。过年姑姑不让回去，我们俩是偶然遇见的。”

　　女孩说：“我就说你是我老乡，他也不清楚情况。”

　　“好好，我来了也才1个月嘛。”

　　“他下次来了我呼你。那个人素质挺高的，你跟他聊聊报纸上的一点东西。”

　　阿凤很认真地说：“我也知道一点这些。”（黄盈盈田野笔记，2000年2月2日）

　　这个情节的重要性不在于与包养相关的细节，而恰恰在于它与之前我听到的另一个叙述片段相冲突。在上述对话中可以看到，当高鼻子女孩要给阿凤介绍香港人包养的时候，阿凤就“猫”过去了，而且喜形于色，情不自禁。她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说自己不是小姐，这样就会比较“纯洁”，被包养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可是，就在12天之前，我在自己的房间第一次与阿凤长聊，她说她很讨厌香港人，“腰上挎着腰包”，基本上是比较低阶层的人。在谈到不少女孩子被香港人包养的时候，阿凤很不以为然，说自己就不喜欢被包养，不自由。我的感受是与这次跟高鼻子女孩之间的谈话简直是天差地别，判若两人。

　　这次“冲突”给我的最大收获，并不是测“谎”，或者带来“真相”，而是同样的主体，在不同情境中的表达差异会如此之大。这使得我对于某些小姐在面对我这样的外来者时经常的表述或者说习惯性叙事有了一个切身体会。更为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单一叙述的偏差。即，如果我仅凭着阿凤跟我聊天时的故事讲述，就会得出她不希望自己被包养的论断；而如果仅仅是凭借我在发廊里的观察与旁听，则会得出阿凤特别希望被包养的论断。无论哪一种，都是偏颇的，而对于发廊内外不同情境下的矛盾论述的分析以及对于矛盾的进一步思考，则可以加深对于阿凤的“包养经”以及其生活更为复杂与立体的理解。

　　多方印证，或者在矛盾中寻找更多故事的做法，需要借助田野中的不同资料收集方式，也适用于单一访谈中对于“冲突”讲述的关注与追问，多次访谈中把握不同时间点讲述的差异性，对于历史类议题，则更是要扩展到与历史文献或者其他文本的对照解读（定宜庄，2017）。

　　此外，在多点比较与时间变迁中关注“差异”与“变化”，也有助于对于故事套路的解读以及多种故事讲述的可能。1999年到2015年期间，我在深圳、四川、云南、东北、宁夏、青岛等地的二十来个红灯区做过研究，虽然每个点的田野依然需要深化与增加厚度，但是多点的比较让我看到了单个个案无法讲述的故事。个案间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发现社会关系（或者人群、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应星，2016）。

　　具体来说，从空间上看，多个田野点的比较分析——不同档次、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场所在经营组织特点、小姐与妈咪及客人之间的关系、群体的自我认同与职业实践方面的差异及联系的分析——直接挑战和丰富了我的“红灯区想象”与常见的红灯区故事。

　　比如，四川、东北的红灯区让我更好地反观到了深圳红灯区的特点（某种职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状态，存在几个小姐合起来雇佣妈咪的形式），以及相互间的流动关联（比如，有个开发廊的老板娘的大学生儿子称四川某地的红灯区为“小姐培训基地”，以四川、东北流向深圳的非常之多）。在与众多小姐的唠嗑中，我听到了“家里穷”之外的多种表达（比如宿命论，“我比那些坑蒙拐骗的人好多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为了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甚至是享受论等）。流连于多个发廊，我感受到多种经营管理方式的存在、小姐们做生意的不同积极性与具体实践策略等。夜总会、卡拉OK厅、小发廊、站街女等不同阶层的小姐则让我进一步思考：我们所说的小姐，到底指谁？这些差异性与多样性无不加深了我对于“小姐人群”复杂性的认识（黄盈盈， 2004；黄盈盈、潘绥铭，2003），也让我看到了众多异于常见故事讲述的现实版本。

　　从时间上来讲，除了性产业内部发生着变迁（包括“70后”“80后”“90后”的小姐人群的差异、互联网作为中介的发展、跨境流动的加强等），2000年以来艾滋病项目的大规模开展，改变了红灯区与主流社会（包括卫生干预者，也包括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而近几年若干为小姐人群提供社会服务的草根组织的发展也影响了红灯区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黄盈盈，2016）。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听到怎样的故事讲述、解读的策略，以及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对于冲突、差异化的关注也体现在现有政策、多方话语与我在田野研究中所感知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碰撞中。我们倾听与创作故事的田野边界，也在对于情境与语境的动态把握中进一步扩展。

　　随着在红灯区的时间越来越长，各类不同（或者重复出现）的故事听得越来越多，对小姐们以及“卖淫嫖娼”这一现象的了解越来越深，对社会态度与禁娼的历史演变的知识逐步积淀，与不同社会主体（包括女性主义者、法律界人士、健康干预者）的对话（以争论为主）越来越多，在不断思考“我所认识的‘小姐’与各类话语中的形象差异为什么如此之大”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了解小姐们的处境是怎样的，进而对于生活于边缘的这些性／别主体的策略性讲述与故事套路的把握也越有自信，可以不拘泥于某一段单薄的访谈，更不会以“她们自己是这么说的”来简单理解“主体”、解读“发声”，而是倾向于在对情境与语境的不断把握中，思考“小姐在中国社会是个什么问题”，在大时代中思考我们的小田野。

　　所有这些田野经历与方法尝试，都提醒我们故事讲述的复杂性、田野边界的模糊性、我们认知的局限性，当然也提醒我们更为立体地、批判地去看待故事讲述的局限与可能，在个案的矛盾冲突与动态的互动实践中，努力去把握社会的隐秘与复杂（孙立平，2000；应星，2001）。

五、迈向更好的故事讲述

　　故事套路的问题何在？另类故事讲述的意义何在？什么是更好的故事讲述？这是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必须要面对的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也触及我作为一名性社会学研究者的立场与情感。

　　故事套路的形成可能受媒体以及听众的猎奇心驱动，可能因为某种运动的需要被生产，也可能由于某些研究者的有意介入……其常见的问题，往往是远离了生活，简化了复杂，切割了暧昧，乃至增加了新的污名与偏见。在我看来，这些恰恰是辨析及挑战既定故事套路的目的与意义。虽然这里的“度”很难把握，研究的“真实”也许永远无法触及，但是保持对既有故事套路的挑战，保持对切割生活的警惕，保持一种批判且独立思考的态度，永远是必要的。对故事套路的追问，有助于更好地去发现及生产那些不被表述、不被听见的杂音，看向生活的角落与“边缘的制造”，碰触到某些“不可说”。

　　具体到“性”的议题上，不是“真实”可不可及，而往往是道德恐慌与价值情感的卷入远胜于对“生活真实”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探讨（卢宾， 2007）；可怕的是，讲着讲着，大家也就信以为真了，或者失去了对于真相探究的兴趣；更为可怕的是，信以为真的故事讲述套路逐步变得不容置疑，从而坚定到不愿意看向任何其他的可能，甚至是不允许有些许的迟疑（比如那些性侵的故事、涉及儿童的性的议题）；至此，有争议的真实（contested truth）也就变成了绝对的真实（Plummer， 1995：24）。不管是落在后现代对真相质疑的漩涡也好，还是网络上盛行的“后真相”的命名也罢，在“客观中立”的乌托邦已然漏洞百出的时代，立场与情感卷入的复杂性也应该引起警惕。至少，在肯定的同时也不应该使其成为绑架我们对于“生活真实”的追求与简单化思考的借口，要警惕道德政治立场对于复杂生活的裹挟（应星，2016）。

　　在对另类个案与另类故事讲述的找寻中，直接间接的故事听多了，多维材料的积累与实践经验的沉淀，都可以帮助我去窥探与想象（常见）表达之外的东西，去检视蕴含于故事套路与“常态”的规范和权力，去捕捉在记忆的微光（刘亚秋，2010）中闪现的那些生活真实。正是这些规范与权力，刻画着种种性／别与身体的边界，制造着种种性／别与身体的等级，其隐而不显的特点则参与制造了各类看上去“平等”的假象。正是这些规范与权力，通过某些根深蒂固的或别有用心的叙事结构，不断得到复制与强化，使得强者恒强，弱者更弱，且不断制造新的偏见与边缘。这也恰恰是我们寻找“另类”、望向“边缘”、超越常见叙述及表达的意义所在。

　　诚然，另类与同类（常见套路）、主流与边缘，甚至“我要讲”与“不可说”都是相对且多重的概念，也都处在不断流变之中。也因此，在什么情境下看待哪一种另类，在什么语境下讨论什么层次的边缘，如何讨论，意义何在，这类动态的、有针对性的探讨就变得尤为重要。但不管情境与语境如何变迁，另类与边缘的意义在一个更好的社会学故事讲述中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王明珂，2017），社会科学需要更多的另类思考。

　　当然，更好的故事讲述可以有很多面向的想象与实践，也扎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情境与语境的把握，以及自己在某个人生阶段与学术日常中的情感与立场。就我的兴趣与关注点而言，我所想象的更好的故事讲述，首先是能少受各类媒体、政治、商业以及包括学者与运动者在内的各方力量的（绝对地、有意图地、肤浅地）左右与牵制。或者更确切地说，能更好地看清诸多角色在故事塑造中的共谋，更深刻地剖析嵌入日常生活且不断被实践与再生产的那些规范与权力，从而把握生活事件的复杂性（应星，2016）。

　　如果说社会学研究追求真实，也是试图追求这种贴近我们想要研究的人与事的生活（无）逻辑与活法的真实，以及更有洞见地体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的真实。更好的故事讲述，也应具有让各类边缘主体在场发声而不用过度担心被歧视、被压制，甚至被压迫的社会条件。这类故事生产，具有跨越身体边界与社会规范的勇气，具有审视与挑战性等级（卢宾， 2007）的力量。这类故事生产，也一定是多声道的，一定是为生活的复杂与暧昧、智慧与策略、边缘以及边缘的边缘留有余地的。

　　这类更好的故事生产，存有我的美好想象，但绝不是无谓的乌托邦。它触及更加积极与支持性的情境与语境的创造，触及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的改变，触及身体与性／别（及其他）边缘主体的努力，也是研究者、读者、编辑以及出版商的微薄之力可以介入，更是应该介入的。这种介入不仅仅着眼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也应该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层面。在批判的分析视角之下，在时间的积淀之上，在对变化着的情境与语境的持续把握之中，增进材料的厚度、广度及对材料、人物、事件、生活、社会的综合理解。这种介入是智识层面的，也是具身性的，同时也一定是带有情感与立场的。

六、性故事的讲述：特殊？普遍？——开放的对话前景

　　性故事的讲述特殊吗？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与叙事社会学的关系如何？与整体的方法讨论的语境关系如何？这个分析框架如何走向更普遍的研究领域，甚至其他的故事讲述领域？

　　如果说我们的研究有所特殊的话，那么这种特殊性不仅仅在于性、性别、身体等议题“日用而不知”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特点，更是性与身体的“私密性”文化建构所带来的“秘而不宣”（黄盈盈，2017），或者走向其反面——猎奇式或管制型话语爆炸（福柯，2000）。

　　可以说，性故事的特殊主要体现在“性”这个议题附着的高度道德化的特点及其“魔鬼学”的成分（卢宾， 2007；福柯，2000）。一个社会的“忌性”文化（何春蕤，2013），往往使得“性”对于现代社会的大部分人而言成为敏感议题，小姐、同性恋、变性人等性／别主体则容易成为“边缘人群”，从而造成研究中的“隐私屏障”或者某种应付主流的“表态文化”，为田野进入带来更多的挑战，进而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信任关系、伦理考虑等方面做更多的思考与尝试（黄盈盈、潘绥铭，2009；黄盈盈，2015，2017）。在整体的“忌性”文化之下，一方面，“不可说”的部分会加强；另一方面，性的话语爆炸往往也会随之出现，使得某些（允许被出现的）类别的性话语层出不穷，且形成套路，在政治、道德、立场、利益的捆绑之下与生活的真实渐行渐远。⑧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不可说”与“我要讲”带来的方法学挑战更加敏感的原因之一。

　　但是，从方法学上看，性故事的这种特殊性并不会削弱相关讨论的学术意义，反而凸显了故事生产过程中的诸多要素的在场，包括被研究者的顾虑或倾述欲、研究者价值观与情感的卷入、素材的收集和再创过程中对于“真实”的小心翼翼与多方追寻、审查机制的制约与规训、市场及媒介的推动与读者的期待，也包括故事背后隐藏于生活与学术日常中的规范与权力。这又倒逼着性社会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得不对相关的议题进行思考，在切身实践（包括很多失败经验）的基础上、在反思中实践改进的可能。这些议题，在其他社会学领域并不是不存在，但往往因为其“切身性没那么强”或“隐而不显”而被忽略。从这个角度看，性故事是引发、放大经验研究中诸多方法与伦理思考的很好的切入点，而不是局限。只是说，每类故事讲述所面临的具体“不可说”与“我要讲”的挑战有所不同，所触及的“它们是关于什么的”，“寻求其他故事讲述的具体方式与策略”，“何为更好的故事讲述”的具体答案会有所差异。

　　本文所构建的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在整体上希望促进社会学以及更广的社会科学领域“质性研究方法”的讨论（应星，2016），更多地开展“论方法”（潘绥铭、黄盈盈、王东，2011），以增强方法意识，提升方法素养（风笑天，2016）。

　　具体来看，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对于“研究过程”、对于“故事讲述”作为动态的集体实践的强调，与《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拉比诺，2008）之后所掀起的对于人类学田野调查过程的反身性方法学风潮相呼应（拉比诺，2008；Whyte， 1984；休谟、穆拉克，2010），也与社会学者对于过程-事件的关注（孙立平，2000）、对于不同于结构主义与因果式逻辑的叙述方法的追求，甚至就是对于质性研究的强调是一脉相承的（Abbott， 1998，2007；卢晖临，2004；应星，2001，2016）。有所不同的是，部分学者所提出的迈向“叙述”或者“叙事”的社会学，或者“故事社会学”的说法，更多地是强调时间与事件的叙事方式（卢晖临，2004），偏向研究者作为“编织故事的艺匠”所进行的社会学领域的故事创作（叶启正，2016），而本文希望实践的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更侧重多角色参与的故事生产，涉及研究过程中更多的环节，也强调在实地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积极且反思性地实践诸多方法的重要性——批判地看待故事讲述中的陷阱，大胆尝试能够促进多种故事讲述（包括资料收集过程中的讲述、作为社会学研究结果的写作与发表的讲述）的具体方法。

　　遗憾的是，我虽然在分析层面提出了作为集体实践的方法框架，但是身为研究者，我在本文的经验分析还是侧重在自己熟悉的资料收集与解读的层面、发生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故事讲述实践，而对于更为广阔的包括资助方、各级各类编审、潜在读者等影响最终故事生产的其他社会角色的参与实践缺乏详细论述。作为本文的局限，我发出邀请，邀请触及知识生产过程中更多环节、更多角色的方法研究与原创思考。

　　本文论及“我要讲”“不可说”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进一步与“访谈”“口述”类具体方法的讨论进行对话。在对“真实”的辨析与复杂思考的追寻中，进一步强调单一访谈方法，尤其是简单访谈的陷阱（侯龙龙，2001；陈向明，2001；杨善华、孙飞宇，2005），动态地看待“田野”且具体实践对于“田野边界”的扩展，也把“不可说”以及相关的社会记忆的讨论导向更具经验实践性的方法学尝试。日益热门的社会记忆的讨论，更多地是指出了记忆的不可靠性、记忆受社会政治诸多因素的影响等，为我们理解、对待与叙述紧密相关的社会和个体记忆提供了很好的洞见，也提醒我们对于“遗忘”的了解知之甚少（刘亚秋，2016；Bloch， 2008）。目前一些口述史研究触及口述方法和其困境（定宜庄、汪润，2011；定宜庄，2017；贺萧，2017），以及研究者如何对待生活中“无事件境”类叙述的讨论（方慧容，2001），但较少文献论及如何在方法（包括具体访谈与分析技巧）的层面积极应对记忆与表述的局限。与偏理论探讨的社会记忆和遗忘的相关论述相比，本文希望从更为经验的角度具象化地触及部分“不可说”，并把“不可说”与“我要讲”这两种经常成对出现的叙述陷阱与挑战并置来进行讨论，从而丰富学界的“口述”研究，促进底层与边缘类研究的方法探讨。本文的讨论侧重中国大陆的情境与语境，也希望后期在更广范围的跨学科与跨语境的比较分析中，有更深入的方法对话。⑨

　　最后，研究领域的故事讲述也可以为发生在媒体上、平时生活中的故事讲述的倾听与生产提供借鉴，只是具体的对话语境略有不同。在各类故事层出不穷，且经由互联网不断放大其社会效应的“后真相”时代，对于既定故事套路的警惕，以及对于多重故事讲述可能的追寻，变得尤为重要。

　　可以说，我们都是故事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身体与性／别故事如此，边缘与底层类故事如此，其他类型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如此，更广泛社会领域的故事讲述亦然。总之，不避瑕疵，抛砖引玉，期待更为开放与丰富的学术对话和方法实践。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身体实践：变迁时空中北京市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研究”项目（17SRB01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部分内容在“日常生活论坛：叙事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举办，2017年10月28日—29日）与“第二届女社会学家论坛”（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与紫金智库举办，2017年11月25日）宣读过。感谢赖立里、肖索未、刘亚秋、潘绥铭、冯珠娣等师友对本文初稿提出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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