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与海洋*

　　当遥远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些世纪，并象我们现在研究埃及历代王朝那样把它们缩短来看时，他们很可能把最近的这四百年描述为哥伦布时代，并且将会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在1900年以后很快就结束了。①

　　在1904年发表的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以下简称《枢纽》）的著名演讲中，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开篇就以史诗般的恢弘气势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这个历史划分标准无疑是以全球地理的探索和发现为标准。在前哥伦布时代，人类文明集中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彼此存在有限的联系。哥伦布时代就是西方文明通过全球航海进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经过四百年的努力将一个完整的地球展现在人类面前，从而使人类进入后哥伦布时代。如果对比我们所熟知的，诸如黑格尔、马克思等大思想家们通过大部头的经典著作对人类历史进程所做的划分，就不得不说麦金德在《枢纽》中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划分，以至于这篇演讲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一道被看作改变世界的“巨著”。②

　　一个地理学家的演讲之所以成为改变世界的“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麦金德对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独特理解，尤其是在地理学界关于“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与“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的辩论中，发展出一套“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以期揭示地理与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之间具有某种稳定且隐秘的内在法则。《枢纽》因此成为政治地理学的经典文献，麦金德也因此被看作政治地理学或“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开创者。③

　　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政治地理学都会探讨地理与政治之间互动的法则，这就意味着一个熟悉地理法则的地理学家能够为政治活动提供相应的战略性思考，从而让地理因素在人类政治活动中从盲目力量变成自觉力量。由此，在这门学科内部，或者人们在对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这些概念的微妙使用上，就显示出这种内在的张力。④一种趋向就是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理性、科学的知识。这就意味着以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考察地理对人类行为，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影响。这种研究趋向强调政治地理学的科学性和知识性，从而探讨地理法则的客观约束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甚至上升到地理“决定论”与“或然性”之间的哲学争论。这种趋向更多地被称为政治地理学，以强调这门学科的历史地理学要素。另一种趋向则致力于将政治地理学发展为一门战略学科，强调用具体的地理学知识来为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军事战略等服务，由此政治地理学也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地缘政策”（geo-policy）或“地缘战略”（geo-strategy）。⑤这种趋向更多地被称为地缘政治学，以强调这门学科的“政治学要素”。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实际上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趋向，一方面麦金德始终强调政治地理学的“自然地理学”基础，从而在地理学科的知识传统中定位政治地理学；另一方面麦金德的著作又具有很强的地缘战略意识，旗帜鲜明地用政治地理学为大英帝国以及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服务。无论是1904年的《枢纽》、1919年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学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还是1943年发表的《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以下简称《环形》），其重心在于提出具体的地缘战略。因此，人们对麦金德的理论关注也普遍集中在其地缘战略思想。⑥然而，麦金德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地缘政治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保卫大英帝国与民主，提升教育包括地理学教育。他的地缘政治主张不过是他在更大的世界中偶尔展现出将想象力与洞见运用于阐述历史与地理互动中所体现出的价值。”⑦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战略思想，就必须理解他对政治地理学的理解，尤其是从政治地理学出发对人类历史进程所做的划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要旨所在。

　　本文认为，麦金德通过全球地理空间中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迁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演变，实际上构成对欧洲传统人文主义史学观念的一场革命，从而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建立起全球历史的宏观视野。具体而言，麦金德从“空间革命”的角度看待地理空间上陆地与海洋关系的变化，并依此考察地理空间的变化对人类政治空间的支配性影响，从而将世界历史划分为欧亚大陆主导的亚洲时代、海洋世界主导的欧洲时代，以及1900年之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可以被称为“麦金德时代”。我们之所以将1900年之后的世界称为麦金德时代，一方面在于强调1900年之后人类历史无论以何种面目展现出来，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始终是大陆力量与海洋力量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时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麦金德时代。因此，我们对1900年之后的世界的理解就不能囿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必须看到地缘政治的支配性力量，唯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清醒地认识中国道路选择的地缘历史背景。另一方面，麦金德之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就战略思考而言，依然处在麦金德的理论范式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全球性大国，不仅要关注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思考，而且要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全球空间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国家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修课。

一、地理空间与全球历史：西方史学观念的革命

　　从古希腊开始，地理始终与政治历史叙述纠缠在一起，可以说地理与历史是在一个思想母体中成长起来的。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地理学受到科学影响而与历史学、政治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逐渐分道扬镳，以至于早期与历史、文化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地理学被视为“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而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地理学也被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被称为“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自然地理学”普遍采用现代地图制作技术和现代地质学的成就，服务于地理大发现推动的全球地理探险。随着19世纪地理探险区域的结束，地理学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深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提出了政治地理学，探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自然地理环境力量与人类社会政治支配力量之间的互动。换句话说，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对人类的政治活动发挥着作用。如果你客观地认识到这种地理环境的力量，并在政治活动中善加利用，那么政治地理学就变成理性科学。《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演讲的题目就清楚地展现麦金德试图在“历史”与“地理”之间建立的内在关联。

　　然而，在对这篇演讲的解读中，人们普遍关注其中关于地理乃至地缘政治战略思想，而普遍忽略了麦金德对历史本身的理解。少有的例外是刘小枫从历史文明观的角度来探讨麦金德的理论中隐含的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与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之间的张力，并以此为线索来系统地解读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⑧如果说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贯穿麦金德思想的始终，那么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则主要体现在《重建》中。刘小枫正是从《重建》中提出的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出发，关注的重点不仅是麦金德的地缘战略，而且是麦金德试图通过政治地理学来开展国民教育，以弥补西方民主国家因过分陷入理想主义的不足，即在用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来弥补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的内在不足。⑨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麦金德在《重建》中的民主理想，这种民主理念更接近于英国式的均衡理念。麦金德在其中试图寻求人类和平的平衡之道，包括陆地与海洋之间空间地理布局的平衡，世界强国组织与国际联盟的平衡，甚至农业与工业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协调发展的平衡。⑩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集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区分更接近于陆地与海洋两种地理的惯性所形成的两种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与启蒙思想家眼中的普遍历史观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麦金德在《枢纽》中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划分，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麦金德的历史观实际上颠覆了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普遍历史观。

　　无论是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历史观，还是启蒙时代普遍主义的历史观，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西方中心主义的重点在“西方”，即这首先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中心主义，即以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历史作为人类历史展开的轴心。然而，“西方人”与“东方人”、欧洲与亚洲这样的划分本身就是西方人在思想观念上建构起来的“自我”与“他者”的产物，由此他们对人类历史的叙述始终以西方地理空间为中心，建构起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欧洲连续展开的人类历史。这种历史叙事至今左右人们的头脑，以至于“言必称希腊”甚至成为我们思考人类历史的常见方式。这种贯穿西方始终的人文主义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东方历史从属于或依附于西方历史，由此西方历史是连续发展的历史，而东方历史不仅是碎片化的历史，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神秘的、想象的，甚至病态的历史。这是因为东方国家和民族只有与西方发生关系并进入到西方人的视野中，才偶尔吸引他们的目光，零星地进入他们的历史。当他们不能理解东方的时候，只能通过想象来建构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神秘东方，而这样的东方显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的想象。无论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还是印度王朝和中华帝国，在欧洲人的历史叙述中始终以一种碎片化的想象——有时是理想化的想象，有时是妖魔化的想象——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西方人才具有完整的历史，东方人不过是作为想象的碎片编织在西方人建构起来的历史观念中。

　　其二，通过历史书写建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关于政体学说中建构起来的自由民主政体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对峙，而且体现在普遍历史观念中文明与野蛮的对峙。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和近代西方的兴起，全人类的历史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中。西方人通过政体学说将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对立起来。欧洲国家要么是以古代雅典城邦为代表的民主政体，要么是以近代英国为代表的自由政体，这些政体的根本特征是自由、平等，以及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商业繁荣与和平。然而，东方亚洲国家无论在现实中有多少不同的政体，都被冠以“东方专制主义”——不仅用来描述中国的君主官僚制，也用来描述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政体，还用来描述中亚的游牧王朝。总而言之，专制政体意味着君主的任性以及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奴役、愚昧、战争和压迫。11

　　与此同时，在西方基督教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哲学开始建构自身的普遍历史，从而将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看作普遍精神展开的过程。整个东方文明和东方历史被置于人类普遍历史的开端，唯有西方文明才真正代表了人类普遍历史最终实现的方向与目的。12然而，这种普遍精神的历史展开又获得来自经济社会生产方式的支撑，从而按照历史发展阶段划分来建构普遍历史，13由此形成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思想智识成长相一致的普遍历史观念。启蒙时代西方人所热衷的普遍历史无疑被用来建构和解释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东方游牧民族被视为野蛮民族，亚洲农业民族被看作未开化民族，而唯有西方海洋商业民族被看作文明民族。由此，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的划分也从早期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划分逐渐转向思想观念、文化风俗、经济生产方式乃至种族的划分。种族主义也由此兴起，西方白种人被看作文明民族，黑人和棕色人种被看作野蛮民族，而黄种人被当作未开化民族。

　　可见，西方的人文历史观始终以东方亚洲文明作为外在的“他者”或“敌人”来建构其内在的主体性。这种历史观不仅有效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文明长期受到东方文明的入侵和压迫（原因就在于东方的野蛮或者专制政体中的君主的野心和任性），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后来西方人能够殖民东方人（根源就在于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优越于东方的野蛮民族或未开化民族）。

　　麦金德的论述中无疑会流露出当时西方最流行的历史观念。比如，他会频频使用“蛮族”来描述东方民族，在《枢纽》的结尾甚至使用当时欧洲流行的种族主义的“黄祸”这个概念来描述亚洲力量的崛起。然而，一旦他从政治地理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对西方人惯常所接受的人文主义历史观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革命，因为从地理角度来看，欧亚大陆是被海洋包围的一块完整的陆地。麦金德正是从陆地与海洋对峙的全球地理空间角度出发，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这就意味着亚洲历史并不是处在欧洲历史的“外面”，或者作为欧洲历史的“背景”而存在的，它本身就是欧洲历史内在的有机部分。正是从一个地理学家俯瞰全球陆地与海洋的宏观空间视角出发，麦金德建构了全新的欧洲历史。尽管他是从欧洲人的视角出发来建构全球的历史，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比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历史学家，麦金德应该说是更早确立了从全球空间地理视角看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他是“向我们提供这个世界的全球概念的第一人”。14后来无论是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大历史”，还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长时段”，无论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到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世界体系”，还是麦克米兰（Alan Macfarlance）以来的“全球史”，他们都从全球空间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属于麦金德迟到的门徒。

　　正是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麦金德所理解的欧洲历史并非人们熟悉的古希腊罗马、基督教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发生在欧洲这块地理空间中的连续历史。相反，他从全球海洋与欧亚大陆的互动的宏大空间视角来重新审视欧洲的历史。为此，他从两个方面矫正了欧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历史地理学）所建构起来的欧洲史。

　　其一，亚洲历史并非附属于欧洲历史，相反是欧洲历史附属于亚洲历史。如果说从修昔底德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普遍将亚洲的历史隶属于欧洲的历史，尤其是启蒙思想家更按照普遍历史将非西方的历史整合在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从而让非西方历史附属于西方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那么麦金德在历史叙述中则将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为此，他大声疾呼：

　　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是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15

　　这种新的历史书写模式始于麦金德从欧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学视角来重述欧洲人熟知的历史。

　　为了批判欧洲人文主义史学对亚洲的想象，麦金德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揭示这种历史想象的地理根源。从地理的角度来看，整个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上，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中国的地理环境适合人类居住，从而创造出人类文明，他将在这些地理空间中居住的人称为“居住人”（settling man），而地处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阿拉伯沙漠不适宜人类居住，但恰恰是这块地区将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方文明隔离起来，而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却作为地理通道连接着东西方两个文明，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居住的总是适合旅行的民族，麦金德称之为“旅行人”（traveling man）。“他们在东西方之间拉上了帷幕，从而强化了沙漠的效果……丝绸从中国人手中转到沙漠人手中，又从后者转到罗马人之手。但是，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了解加起来也就是‘Serica’这个名字，即丝绸之地，然而中国人却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西方人无法接触到东方人，西方人对东方的知识只能是道听途说，西方人是通过黑色的眼镜看东方的。”16正是从空间地理的角度，麦金德特别指出土耳其人推翻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绿洲文明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革命，即它阻断了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推动了西方在大西洋海上通往东方的探险活动，最终推动了地理大发现，打通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联系。因此，历史上的伟大时代恰恰也是地理学上的伟大时代。“难道我们不可以这样说，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至少与地理上的最大特征联系在一起？世界文明因为罗马文明和印度-中国文明而呈现出孪生特征，正是基于两块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被空旷的沙漠所分割。”17

　　麦金德不仅揭示了西方历史对东方文明进行想象的地理起源，而且揭示出西方历史中以亚洲作为外在的“他者”来建构欧洲文明的地理起源，即欧洲人始终处在亚洲（东方）的入侵导致的生存危机中。“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18因此，西方人要真正理解自己面临的历史命运，就要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重新建构欧洲历史，甚至人类历史，将欧洲历史放在全人类的历史中重新加以理解，这意味着首先就在空间地理上将欧洲大陆看作一个整体。

　　其二，近代之前的欧洲之所以长期被亚洲国家打败，与政体自由与否无关，与民族的文明或野蛮无关，而是由欧亚大陆形成的“中心／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理空间所决定的。如果从欧亚大陆整体来看亚洲和欧洲的关系问题，就会发现近代之前的欧洲始终处在面对亚洲力量入侵的境地。古希腊始终要面对东方波斯帝国的入侵。罗马帝国之后破碎的欧洲不断受到亚洲民族的入侵，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仅侵蚀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侵占了西方文明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将欧洲文明压缩在狭小的拉丁半岛。至于蒙古帝国席卷欧洲，造成欧洲人长期对东方的恐惧心理，甚至编造了“黄祸”这个概念。欧洲传统人文主义历史观将其诉诸亚洲的专制政体或者亚洲的野蛮，而麦金德实际上否定了这两种理论解释。他考察了欧亚大陆最基本的地缘特征，即欧亚大陆形成中心枢纽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二元格局，而位于中心枢纽地区的民族利用广阔平原的地理优势所带来的骑兵的机动性，轻而易举地侵袭处于边缘地区的欧洲。

　　如果说传统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仅仅看到体制、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那么在麦金德看来，这显然是一种经不起科学检验的唯心主义解释。麦金德更希望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给出更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解，19强调地理以及由此形成的气候、土壤等自然要素与人类历史的内在关联。正是从陆地与海洋的全球地理格局入手，麦金德通过空间革命重新阐释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二、欧亚大陆的“中心”与“边缘”：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

　　政治地理学讨论的是地理与人类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内在关联。地理是以空间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政治是以一种支配的方式呈现出来，由此政治地理学实际上就是讨论地理空间是如何影响其中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的支配关系。由此，笔者希望用“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这两个概念来澄清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的内在学理逻辑，即讨论地理空间关系的变化如何深刻地影响不同民族和文化所形成的在空间地理上的政治支配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地理空间关系不仅指由地理自身的要素，比如陆地海洋、山川河流的地貌特征以及气候、土壤和资源条件所形成的空间关系，这些地理空间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指相对于人类的活动，尤其是技术发展和进步而言，不断改变中的地理空间关系，比如航海技术就会改变原来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地理关系。如果说自然地理学强调的是前一种相对静止的地理空间关系，那么政治地理学始终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强调一种处于变动中的地理空间关系。正是这种地理空间关系的变化导致政治支配空间关系的变化。

　　麦金德始终将全球地理空间划分为大陆与海洋的二元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政治地理学中的政治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政治地理学家，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地理空间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在政治空间中权力支配关系之间的变化。正是从大陆与海洋的地理空间关系对政治空间关系的影响出发，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哥伦布时代、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

　　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早期对地理空间的想象都是以人类居住的大陆为中心，大陆周围被神秘的海洋环绕包围，哪怕对于欧洲航海民族，海洋也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属于神话故事的题材，海洋总的来说是作为大陆的背景，也就是人类基本生活空间的背景出现的。可以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以陆地为中心的阶段，而且世界历史全部集中在欧亚大陆，可以说这是欧亚大陆不同民族共同创造的时代。

　　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看，欧亚大陆是一个整体，非洲也与这块大陆相连，但将欧洲和非洲分开的不是地中海，而是撒哈拉沙漠。这片广袤的沙漠将非洲分割为两部分，南部非洲构成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而北非在地理上则组织整合在欧亚大陆的地理体系中。这是一块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袤大陆，它的北部被冰块环绕，属于高寒森林地带，基本不适合农业发展和人类居住；中部是从东欧到西伯利亚的一片开阔的草原地带，适于放牧；往南就是高原地区沙漠，然后进入濒临海洋的平原地区。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将欧亚大陆分割为中间开阔的草原地带和濒海的平原地区，麦金德将前者称为“心脏地区”，将后者称为“新月形的边缘地区”20。这种独特的二元地理空间从根本上奠定了欧亚大陆二元政治空间格局最基本的政治支配关系。

　　其一，“边缘地区”拥有相对于“心脏地带”的文明优势。由于边缘地带所处的纬度集中在热带和温带，而且又临近河流和海洋，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加之海洋和河流的机动性有利于商业贸易，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这里集中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麦金德将新月形的边缘地带分为四个区域：东亚地区、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西欧地区，对应着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也对应着佛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四种文化体系。比较而言，心脏地带的开阔草原无法养活大量定居人口，只适合于游牧，因此文明程度也相对比较低，以至于在这些边缘地带居民的眼中，心脏地带居住的民族始终是落后的野蛮民族。这就意味着边缘地带的文明化的生活方式对于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很容易遭到心脏地带游牧民族的入侵。

　　在这个意义上，欧亚大陆的历史既是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不断入侵边缘地带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被边缘地区的文明逐渐同化的过程。在西方，就是地处罗马帝国边缘的日耳曼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入侵欧洲的过程中逐渐认同欧洲文明，尤其是它们逐渐认同希腊文明或希腊-东正教文明并依此来对抗西欧的罗马-拉丁文明的过程。在东方，就是中华帝国面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在文化上对其不断同化而逐渐扩大地理版图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上，陆地与海洋的关系也是暴力与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征服与同化的复杂互动关系。

　　其二，心脏地带始终拥有对边缘地带的军事战略优势。心脏地带开阔的草原只能维持“数量可观的骑马或骑骆驼的游牧民族”21，“一般来说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22因此，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很容易利用骑兵和骆驼的机动性对边缘地带构成巨大的威胁。中国历史上不断经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印度、波斯历史上不断受到北方民族的侵袭，欧洲历史上不断受到东方民族的侵袭。这些故事在不同的文明中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比如在中国就和长城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在欧洲就和十字军东征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然而把这些边缘地带不同文明的历史放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中，就会清晰地看到这些不同的故事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地理空间上的起源。所有这些侵袭都来自大陆心脏地带的开阔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一切都是由欧亚大陆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如果说在麦金德之前，人们只能在思想文化中寻找其根源，比如长城往往被视作中国人闭关锁国的封闭象征，而十字军往往让人们想起西方的宗教狂热，那么恰恰是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让人们第一次看到地理环境这种沉默的支配性力量对欧洲大陆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巨大影响。

　　为了说明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所构成的基本政治格局，麦金德特别注意到大陆边缘地带的第三个地区——阿拉伯半岛。一方面，这个地区具有海洋和河流，且形成绿洲农业，在本质上属于“边缘系列的帝国”；另一方面，这里受到撒哈拉沙漠的影响形成沙漠地带，非常有利于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从而具备了大陆心脏地带的特征。这种同时具备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二元地理特征导致这个地带成为大陆边缘“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这里可以进入印度、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匈牙利。正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导致欧洲要面对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是从大陆心脏地带进入欧洲的突厥人、蒙古人，另一方面是从大陆边缘地区阿拉伯半岛进入欧洲的萨拉森人、土耳其人。“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23

　　正是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地理空间结构中，哥伦布发现在新大陆之前的中世纪“基督教时代”，西方世界持续不断地遭受来自欧亚大陆上亚洲东方世界的打击。其中不仅有来自心脏地带的匈奴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蒙古帝国的轮番打击，而且有来自北方海上的维京人及大西洋和地中海海盗的打击，这些力量将欧洲人压缩在一个狭窄的地理空间中。可以说，现代欧洲的各种民族实际上都是在应对亚洲入侵和维京人和海盗的侵扰中形成的。现代欧洲就是在“巨大的亚洲铁锤”的捶打中形成的24，“那捶打所用的锤就是来自‘心脏地带’的陆上力量”。25正是在这种欧亚大陆的空间地理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麦金德强调欧洲历史从属于亚洲，因为亚洲力量塑造了现代的欧洲格局。日耳曼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向西迁移进入英国，形成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当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不断赞美日耳曼民族，并将其视为欧洲人“自由的工厂”时26，实际上就是在赞美英国自由政体的历史起源，即欧洲人不屈不挠地抗击东方亚洲人入侵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性格。

　　正因为如此，麦金德对人类历史的划分直接从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开始，而完全没有提到罗马帝国时代欧洲的扩张，因为在他看来，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地区性帝国”27，罗马帝国的扩张缺乏全球史上的意义。28然而，麦金德越过罗马帝国直接从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开始，恰恰是为了凸显近代欧洲民族国家是在欧亚大陆上亚洲人和欧洲人展开全球互动的格局中开启的，而英国逐渐脱离欧洲大陆走向独立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如果我们从全球史的角度看，麦金德肯定会认为全球历史的第一个时代的基本格局是亚洲人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空间，因此也可以称为“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

三、“空间革命”与海洋世界的兴起：世界历史的欧洲时代

　　正是面对亚洲东方民族构成的生存压力，欧洲人不得不向海洋进发，以找到能够与东方的中国、印度进行商业贸易的航道。然而，在哥伦布之前，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已经形成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欧洲只是以阿拉伯商人为中介而间接地参与其中，郑和下西洋就是这个时期的全球航海贸易的象征。29在一个世纪之后，哥伦布所代表的西方航海继承郑和所代表的东方航海的成果，通过海洋打通了全球大陆与海洋的联系，从此海洋被人类所认识，海洋上升到与大陆对等，甚至更为优越的位置上。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使得大陆与海洋的对峙成为一种普遍的地理空间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出现在地理学家的著作中，而且出现在军事战略家以及史学家的著作中。比如，法国地理学家比阿什（Philippe Buache）在地理学中率先将陆地与海洋作为一种新的自然区分。30法国军事学家兼海军上将卡斯特克斯（Castex）专门写作《海洋对抗大陆》，将历史理解为海权对抗陆权的历史，美国的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也在《海权论》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这种大陆与海洋的对峙尤其因为英国作为海洋国家与俄国作为大陆国家在19世纪展开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可以说，“大约在19世纪末期，人们喜欢将当时的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描绘成这么一个流行的图景，即北极熊与鲸的争斗。鲸就是利维坦，一种巨大且神秘的鱼……而北极熊则是陆地动物的象征之一”。31

　　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提出以大陆与海洋二分的全球地理空间观念来看待人类历史。不同于卡斯特克斯、马汉等从海军军事战略角度思考陆权与海权，也不同其他作家从哲学隐喻的角度来理解陆地与海洋的斗争，麦金德将陆地与海洋作为政治地理学理解历史发展和人类未来的一把钥匙。他将哥伦布发现海洋世界看作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空间革命，并从空间革命的角度来划分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哥伦布航海意味着全球历史进入第二个时代，即哥伦布时代。

　　不少思想家都注意到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空间革命，但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空间革命这个概念。比如，马克思就从地理大发现中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无产阶级的统一性，32而施米特（Carl Schmitt）从中看到了欧洲思想观念的总体性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法权秩序的变革。33然而，在麦金德的论述中，这种地理空间的革命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是强调技术决定性作用的唯物主义者。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关注工业技术进步推动的工业革命，而麦金德强调的是航海技术及其背后天文学、地理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地理空间革命。

　　地理大发现将地球上的海洋连为一个整体，从而人类第一次可以俯瞰地球，对地球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然而，如何认识地球上的陆地与海洋的关系，依然取决于人类看待地理空间的视角。若从海洋角度看地球，那么地球就可以理解为“海球”而非“地球”，大陆不过是漂浮在海洋上的巨大岛屿。麦金德1919年提出“世界岛”这个概念就是从海洋的角度来看欧亚大陆。然而，他在1904年的演讲中是从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看世界的。34由此，他认为哥伦布航海推动的空间革命就在于欧洲人看待地理的空间视角从前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转向了海洋，转向了新大陆，由此欧洲人眼中的地理空间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即前哥伦布时代基于欧亚大陆的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二元地理空间就变成了哥伦布时代的三元地理空间：欧亚大陆“心脏／枢纽地带”、围绕欧亚大陆的“内部（或边缘）新月形地区”和由新发现的美洲、大洋洲、南部非洲及其周边广大的海域所构成的“外部（或岛状）新月形地区”。35

　　地理空间的革命必然带来政治空间的革命，从此世界政治呈现出中心地区、内边缘地区与外边缘地区之间更加复杂的政治博弈。比如1840年以来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就是心脏地带的俄国、内部边缘地带的英法、中国和日本以及外部边缘地带的美国之间的复杂博弈。然而，这些复杂的博弈被麦金德以简单化方式压缩为欧洲与亚洲的博弈。哥伦布时代全球地理空间从二元格局转向三元格局的历史重大意义就彻底逆转或颠倒欧洲人与亚洲人在政治空间上的支配关系。

　　其一，欧洲借助海洋带来的军事和商业贸易的力量将传统的“内新月形地区”与新发现的“外新月形地区”整合在一起，以至于支配了欧洲大陆心脏／枢纽地带之外的包括海洋和新大陆的整个世界。原来被东方亚洲游牧民族围困到西欧狭窄地带的欧洲人变成了“航海民族”。“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指新大陆——引者注）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地区变成属地。”36众所周知，地理大发现以来，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这些海洋帝国率先崛起并开始抢先瓜分世界，并在他们的主导下建构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表面上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欧洲列强内部协调相互关系的条约体系，然而欧洲条约体系是以全球陆地与海洋的秩序建构作为想象的。具体而言，欧洲列强作为领土国家所占据的欧洲原初领土属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对它适用主权独占的原则；海洋对所有国家开放，对它适用海洋自由原则；新发现的土地（比如美洲、大洋洲和南部非洲）属于可以自由占领的土地，它适用“发现原则”，即某个列强国家宣布发现之后就拥有对其他列强的排他性法权来建立殖民地；拥有古老文明的亚洲、非洲各国的领土在欧洲国际法上的地位则处在国家领土和新发现土地之间，欧洲列强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取得特权（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和各种豁免权等）。37

　　其二，欧洲因为整合了心脏枢纽地带之外的两个新月形地区，从地理上抵消了“中心／枢纽地带”曾经拥有的战略优势地位，导致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逆转，即欧洲赢得对亚洲的政治优势。

　　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这一事件的极其重要的成果，是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的航行连接起来，即使这是一条迂回的路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而抵消了他们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因为在中世纪时，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或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大陆强国。在水域中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现在是制海权和商业上的一连串外围岛屿甚至基地，它们是欧洲大陆陆上强国难以到达的地方。38

　　大英帝国也正是利用哥伦布时代所开辟的海洋优势成为世界帝国：

??地球四分之三的表面是海洋，是一片开阔的中立的领土，只接受国际法的支配。只有沿海岸三英里的水域出于其他目的属于海岸国家，在此之外的大洋上，轮船就是一个流动的岛屿，属于它所悬挂国旗的那个国家。正是基于资本、煤和钢铁在海洋上的便利，不列颠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造船者和船舶主，英国海外贸易的利润也许就体现在进口超过出口的一半多。39

　　如果说世界历史的亚洲时代是由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游牧民族利用草原和沙漠中的骑兵和驼队的机动性而赢得战略优势，那么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人掌握了海权而充分利用海洋的机动性来抵消草原和沙漠的机动性，从而逆转了第一个阶段上欧洲人的颓势，取得了对东方亚洲人的战略优势。欧洲人正是借助广阔的海洋将新发现的外部新月形地带和传统的内部新月形地带整合起来，利用其强大的海军所掌握的制海权和贸易的便利而赢得对心脏地带的优势地位。麦金德用“颠倒”一词来对比哥伦布时代与基督教时代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政治关系，足以说明海洋世界以及新大陆对欧洲人支配全球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大英帝国作为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海洋帝国也因此取得了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的优势，成为唯一的世界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哥伦布时代在麦金德心目中与其说是世界历史的欧洲时代，不如说是世界历史的大英帝国时代。

四、新“空间革命”与全球争霸：世界历史的“麦金德时代”

　　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在前哥伦布时代，欧亚大陆被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符合自然地理学的划分，那么在哥伦布时代，将世界分为心脏／枢纽地带、内新月形地带和外新月形地带的三分法并不完全符合自然地理的基本条件，而且在进入19世纪这种划分更显示出其弊端。一方面南部非洲、大洋洲到整个美洲的大陆领土面积总和远远超过欧亚大陆；另一方面无论是非洲、大洋洲，还是美洲都已完全不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荒蛮之地，而是经过几百年欧洲殖民之后已经建立起的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尤其是北美洲的美国已经历了南北内战之后的工业化浪潮，作为世界强国开始进入全球历史空间中，甚至早在1823年就推出了“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将整个美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空间，以排除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对美洲政治事务的干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麦金德1904年发表《枢纽》这篇演讲之前的十余年，美国的地缘战略家马汉在1889年就从海洋世界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著名的“海权”（sea power）理论，并由此作为美国的地缘战略。40

　　麦金德在1904年的《枢纽》中虽然也提到了马汉的观点，但在他看来马汉的理论不过是他提出来的哥伦布时代的一个脚注，证明欧洲凭借海洋的机动性在战略上获得相对于亚洲大陆的优势。如果说马汉致力于推动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帝国迈向海洋而成为世界海洋帝国，那么麦金德则始终从大英帝国的地缘政治立场来理解世界政治地理格局。英国与美国在地缘战略上的不同就在于美国要面对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广阔的大洋，只要走向海洋就能成为世界性帝国，而大英帝国作一个世界海洋帝国却始终面临着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威胁和挑战。因此，在麦金德眼中，这些彼此相互独立的大陆却被视为“岛屿”，而且这些大陆作为岛屿都是围绕欧亚大陆展开的，以至于提出“外部／岛状边缘地带”这样的空间概念。

　　可以说，麦金德始终以19世纪大英帝国的命运作为理论思考的出发点。无论地理大发现怎样改变自然地理空间，但从大英帝国独特的空间地理环境看，它作为欧洲大陆边缘地带的海岛国家，始终处在大陆与海洋之间的中间地带上。如果说马汉试图将大陆与海洋对立起来，那么麦金德虽然强调大陆与海洋的对立，但始终将大陆中心的心脏枢纽地带与边缘地带作为两个独立的政治空间对立起来，从而形成大陆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三元分析框架。这种理论视角显然来自英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无论是二元格局，还是三元格局，麦金德始终从欧洲的视角，准确地说是大英帝国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政治格局变化，始终以欧亚大陆的心脏／枢纽地带作为全球地理空间的重心所在，并围绕着欧亚大陆来理解全球历史。由此，人类历史被看作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之间搏斗的历史，从而形成第一阶段上大陆国家处于优势地位的亚洲时代和第二阶段上海洋国家获得优势的哥伦布时代或欧洲时代。

　　正是从大英帝国的全球视角出发，麦金德敏锐地意识到19世纪晚期全球地理空间发生了一场新的空间革命。这场空间革命具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伴随着哥伦布时代的地理大发现进入尾声，整个世界已经完整地被西方人探险发现或占领征服，再没有新的地理空间需要被探险或占领，从此人类生活在一个“以整个世界作为衡量尺度”（world-wide scope）的“封闭政治系统”（a closed political system）中41，由此任何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可能具有全球意义。“每一个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42

　　其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入无线通讯、铁路、飞机、飞艇和潜艇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正如航海技术推动了第一次空间革命，19世纪铁路、通讯、飞机技术的出现推动“一个相似的革命正在发生在现今这一代人中，由于陆上和空中的现代交通方式，人们正迅速地意识到，这大陆也是一个整体”。43铁路和飞机这样的现代交通方式取代了古代的战马和骆驼，从而大幅度提升了陆地交通的机动性，使得欧亚大陆成为一个整体。

　　这种地理空间革命必然引发世界政治空间革命，以至于人类历史从哥伦布时代进入后哥伦布时代（the post Columbian age）。

　　其一，欧洲人在哥伦布时代享受的殖民和征服的自由已接近尾声，“欧洲自由时代”走向终结，欧洲列强会“把大部分注意力从领土扩张转移到争夺相对优势的斗争上来”，而它们在全球“封闭政治系统”中的争夺必然引发帝国之间的冲突，从而引发世界大战。哥伦布航海推动的第一次空间革命带来了海洋航行和贸易自由，但也因此带来了领土的占领和殖民的自由。正如施米特敏锐地指出的，近代欧洲之所以将自由作为核心价值并依此建构欧洲国际公法秩序，首先就在于有一个可以自由占取土地的“宏大的自由空间”。44近代欧洲的列强争霸之所以能够维持主权平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在于列强可以将侵占的力量投放在海外“自由土地”上，恰恰是依赖欧洲之外取之不尽的殖民地来调节欧洲内部的列强关系，尤其是欧洲列强依据“发现原则”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4519世纪地处欧洲内陆的德国和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这些的大陆帝国，新大陆的美利坚帝国和东方的新贵日本也纷纷崛起并赶上了瓜分世界的末班车。1885年瓜分非洲的刚果会议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就像是哥伦布时代的最后盛宴，象征着欧洲自由时代的终结，德国、俄国、美国乃至日本这些新兴列强与英国和法国这样的传统欧洲列强一道参与对世界的瓜分和占领。从此之后，再没有新的自由领土能够满足欧洲新兴列强的自由欲望。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对全球的探险和发现已经结束了，也意味着欧洲“对界外土地进行政治扩张的灵活性，也已不复存在。”46列强之间因为瓜分不均开始产生了利益矛盾和争夺，尤其是传统列强与新兴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大，其中最大的矛盾冲突就是俄国从欧洲大陆向东、向南、向西的扩张导致英国一贯主张的大陆平衡出现了失衡，从而与英国作为全球帝国的利益直接发生冲突，从而引发19世纪英国与俄国之间漫长的“大博弈”。当欧洲列强的内部矛盾无法通过对自由土地的占领和殖民释放出去，欧洲列强的内部矛盾必然要在全球的“封闭体系”中爆发，这就意味着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将要演变为世界大战。

　　这种地理空间上的全球争夺也反映到19世纪的西方思想理论中。从哥伦布时代以来，在为所欲为地自由征服非西方民族和文明的殖民主义的基础上，西方思想建构起了西方民族或文明优越于非西方民族或文明的等级制，无论是基督教神学，还是形而上学的启蒙哲学，无论是政体理论，还是普遍历史观，无论是“天定命运”，还是“白人负担”，都在系统地维护西方文明支配非西方文明的永恒秩序。然而，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摧毁了西方神学和形而上学所维护的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永恒之需。“来自达尔文主义的持续变迁和进化的思想代替了所谓仁慈上帝给他的造物注入安定与永恒的基督教概念；具体的斗争取代了被公认的秩序，也许最重要的是人类在本质上已成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上帝创造的所为了。”47在此基础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普遍兴起，斗争成为人类前进的主要动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决定着自然和人类的发展演化方向。由此，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实际上都在摧毁哥伦布时代西方人建立起来的秩序，为建立新的秩序而努力。比如，在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看来，由于此前自由领土的存在，使得西方奉行殖民主义，从而纷纷去占领这些自由领土，然而随着自由领土的消失，西方也就进入帝国主义，从而开始争夺彼此已经占领的领土。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就指出，“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重新瓜分了——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48因而，无产阶级革命就在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的薄弱环节中爆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晚期的整个欧洲弥漫着“西方没落”“历史终结”的悲观、失望、病态的时代氛围，甚至产生“地缘政治的恐慌”，而我们熟知的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不过是率先捕捉到了这种时代信息。

　　这种失望和恐惧的气氛，直接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乎是由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失控所致，事后看来，内在的根源在于第一次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的“终结”。近五个世纪以前开始的长期的地理大发现和地理扩张的停止诱发了这一结果。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正如布赖斯伯爵（Lord Bryce）所言，“它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到19世纪末，世界的完整性最终被揭示出来，但它所表明的含义似乎产生了更多的失望。19世纪末世界强国所面临的现实就如巴比伦的亚历山大临终时一样，已没有多余的世界可供征服了。布赖斯在1902年的罗马宣言中指出，“对地球的探索已完结”，“文明世界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认识了他们以前一无所知的家园”。……对于几个世纪里习惯于想像在无限的范围之外还有无穷的新陆地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境况，它加剧了对全球有限不动产的争夺，无疑包括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正是世界的探索趋于完结才成为19世纪末帝国繁荣的心理环境的地缘政治基石……49

　　可以说，正是地理探险的终结推动了地缘政治学的兴起，这门学科的兴起实际上是服务于欧洲列强从占领领土转向争夺领土的历史大趋势。为此，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国家就像一个“空间有机体”，如同树木生长在土地上一样把根基牢牢扎在土壤里。因此，国家的发展需要适合于其领土的性质及其地理位置，而国家要不断发展和强大就需要更大的地理生存空间，也就需要向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领土进行扩张，这恰恰是显赫的国家与碌碌无为的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拉采尔的学生契伦（Rudolf Kjellen）在此基础上直接提出“地缘政治学／地缘战略”（geopolitik）这个概念。50

　　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学在拉采尔、契伦等人那里是一种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学问，然而，在麦金德这里则成为一种思考全球空间与世界历史内在关联的学问，这种区别或许是由于拉采尔所在的德国和契伦所在的瑞典不过是区域性的陆地国家，而麦金德所在的大英帝国乃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然而，恰恰是这种思考问题尺度的差异，使得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更具有一种其他地缘政治学家所缺乏的宏观历史视野，即通过大英帝国在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特殊处境来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具体而言，19世纪晚期的新的空间革命所开辟的后哥伦布时代对于世界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恰恰是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回答使得麦金德超越了包括马汉在内的所有其他地缘政治学家而进入伟大思想家之列。

　　其二，科学技术使得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并获得与海洋世界相匹配的战略优势，甚至比海洋世界拥有更大的经济优势，以至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不是历史上的宗教战争，也不是当时面临的民族战争或阶级战争，而是地缘战争，是大陆心脏／枢纽地带与海洋世界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战争。一部近代欧洲崛起的历史也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从前近代欧洲的宗教战争慢慢发展到近代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引发的战争慢慢发展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引发的战争，以至于在通常的政治和历史理论中，19世纪晚期欧洲危机中引发战争的力量主要来自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然而，在战争性质不断变化的历史演化中，麦金德看到永恒不变的地缘政治的本质。

　　在麦金德看来，人类历史乃是陆权与海权之间斗争的历史，从雅典、罗马帝国的局部性斗争逐步迈向基督教时代的全球历史。这些战争无论以宗教战争、民族战争，还是阶级战争的面目出现，其实质永远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战争。基督教时代欧亚大陆心脏枢纽地带的骑兵、驼队利用草原的机动性取得对处于边缘地带的优势，从而使得世界历史成为亚洲时代，这在地缘政治上无疑属于“陆权的时代”。进入哥伦布时代之后，欧洲海洋民族利用海洋航海和贸易的机动性取得了相对于大陆心脏地带的优势，从而使得世界历史进入到欧洲时代，这在地缘政治上无疑属于“海权的时代”。那么，随着第二次空间革命的展开，世界历史进入大陆心脏枢纽地区（陆权）与海洋世界（海权）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新时代。

　　如果说在哥伦布时代，由于全球的开放性，海洋国家的优势就在于通过控制海洋而方便地占领新的殖民地，从而随意掠夺殖民地的资源，而在后哥伦布时代，在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中，再没有新的陆地可占领，就意味着海洋国家的战略优势呈现下降的趋势。相反，铁路乃至飞机的出现使得欧洲大陆的心脏／枢纽地带不仅拥有了与海洋世界相匹配的机动性，从而与海洋世界势均力敌，甚至大陆国家在陆地扩张中已经进入海洋世界，德国和俄国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的出海口，它们不仅拥有广袤大陆的资源优势，而且获得了海洋国家曾经拥有的优势。可见，在这个全球争霸的时代，海洋国家非但不能像在哥伦布时代那样拥有绝对地理战略优势，而且在与大陆国家的竞争中甚至处于劣势。这种劣势尤其体现在商业贸易中的运输方面，麦金德甚至非常具体地指出：“在商业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海洋运输虽然比较便宜，但通常要包括四次装卸货物的工序……而陆上的铁路货车可以直接从输出的工厂开到输入的仓库……英国和德国的煤，据说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途经伦巴第而相互竞争的。”51这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在19世纪中期，英国盛行的是自由贸易的理论，然而到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英国保守主义开始抬头，主张大英帝国要走向整合，建立关税贸易区，共同对抗俄国、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帝国在全球的挑战。52在这种背景下，在陆权与海权的全面竞争中，究竟是大陆帝国还是海洋帝国最终取得全球统治权，尤其要依赖陆地帝国与海洋帝国在斗争中采取怎样的地缘战略布局。这恰恰是地缘政治学兴起并发展为地缘政治战略的意义所在。

　　麦金德对即将到来的历史时代的划分无疑是建立在对19世纪世界政治的观察之上。当大英帝国利用制海权优势向西航行完成了对内、外边缘地带的整合从而取得对心脏地带的优势之际，俄国的势力也开始贯穿整个西伯利亚。“俄国组织起哥萨克人从北部森林地带出现了，部署它自己的游牧民族来对抗鞑靼游牧民族，从而管辖了草原区”，53并最终借助铁路完成了对整个心脏枢纽地带的整合并将势力扩张到太平洋西岸，不仅完整地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获得出海口，开始进入海洋世界。英国人在布尔战役中利用海洋的机动性将兵力及时地运送到南非，而同时期俄国也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将大军运送到东亚与日本展开争夺。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西方世界拥有海洋资源而处于优势地位，但东方世界的德国54、俄罗斯和日本开始崛起，并与西方世界展开竞争。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揭示出英国与俄国在整个19世纪“大博弈”中的战略本质：“俄国占据着几乎整个‘心脏地带’，在印度的陆上门户叩关。另一方面，英国敲击着中国的海上门户，并从印度的海上门户深入内陆，面对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55

　　这就意味着全球争霸乃是以俄国和德国等地处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陆帝国与大英帝国这样基于边缘地带和岛屿地带的海洋帝国分别借助铁路技术和航海技术完成的大陆与海洋的整合之后，人类历史终于迎来了陆地与海洋争夺全球领导权、建立“单一世界帝国”（a single World Empire）的对决时代。56欧洲历史上帝国之间的对抗从欧洲内部的局部对抗逐步发展为欧洲与亚洲的对抗乃至最终发展为全球对抗。57正是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格局中，我们才能理解麦金德的地缘战略，理解麦金德在《枢纽》结尾的政治预言：一旦大陆心脏枢纽地带和东方边缘地带在政治上联合起来，那么就同时获得大陆和海洋的地理优势，这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无疑是终结其作为全球帝国的噩梦。事实上，麦金德在《枢纽》《重建》和《环形》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地缘战略思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在势均力敌的地理条件基础上展开全球争霸，只有放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才能看出其智识光芒与政治洞见。

五、“麦金德时代”的遗产：地缘战略与地缘政治学

　　毫无疑问，麦金德不仅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仅从欧洲的政治视角出发将整个世界理解为欧洲与亚洲的关系，而且从大英帝国的视角来划分全球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从而建构起中心／枢纽与边缘地带、陆地与海洋、“世界岛”与“岛状新月地带”之间的对峙。正是透过政治地理学的分析，麦金德让欧洲人（英国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欧洲人的历史天命，那就是从基督教时代到哥伦布时代，无论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如何变化，都有一条贯穿其中的永恒不变的主线，即处在大陆边缘地带的欧洲命中注定要与大陆心脏枢纽地带展开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斗争。只不过在第一阶段基督教时代这种争夺仅仅局限在欧亚大陆，心脏／枢纽地带具有战略优势，而在第二阶段哥伦布时代这种争夺扩展到全球，欧洲（英国）统帅的边缘地带反过来获得战略优势。经过这两个时代的相互较量，1900年之后的世界历史进入后哥伦布时代，欧洲所有民族都卷入大陆心脏地带与海洋世界对全球统治权的争夺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历史称为“麦金德时代”。

　　1900年之后，人类经历了三次“大战”。一战原本是欧洲内部争夺领土和资源的古典战争，然而由于美国的卷入被塑造为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战争。此后，二战和“冷战”也因为苏联和美国变成意识形态的战争，至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行动以及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战争依然被意识形态话语或“文明冲突”话语覆盖。然而，如果我们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背后乃是不变的地缘政治法则，即无论这些战争打着怎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旗号，战争始终围绕麦金德划分的大陆与海洋、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展开，而且战争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全球统治权，只不过争夺全球统治权的主角从德国、俄国与英国逐步演变为苏联（俄国）和美国。德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彼此曾经是敌人，但同样分享了大陆帝国的地缘政治遗产。同样，美国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发起了一系列“热战”，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巴尔干战争以及从阿富汗、伊拉克到叙利亚的伊斯兰系列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意识形态、面对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展开的，但都是在麦金德所标示出的围绕大陆心脏地带的边缘地带展开的，且战争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如何通过控制这些边缘地带来有效包围并战胜大陆心脏地带，从而确立并维护麦金德所说的“单一世界帝国”的霸权统治。因此，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20世纪无疑属于麦金德时代，即20世纪的全球政治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展现为怎样的“诸神之争”，比如在列宁眼中是针对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眼中是第三世界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在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眼中是自由主义对抗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在地缘政治上始终是大陆心脏／枢纽地带与边缘地带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斗争。

　　中国历史，无论是古代历史，还是近代革命历史，只有放在陆地与海洋的关系以及麦金德时代全球竞争的大格局中才能理解。58新中国成立后走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来自大陆心脏地带西北大后方稳固的地缘政治安全，这自然遭到英美海洋力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构建“岛链”对中国展开经济和政治的地缘战略封锁。中国“文化大革命”遭遇挫折和中美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从大陆转向海洋。这实际上奠定了英美在“冷战”中最终取得胜利的地缘战略基础。“后冷战”以来，全球进入以美国为首的单一世界帝国时代，然而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美国策动或影响的巴尔干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乃至目前正在进行的叙利亚战争，无论围绕中国形成的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还是美国在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实际上都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世界将实力进一步扩展到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从而对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构成最后的战略包围。

　　可以说，中俄关系和中美关系全部的问题都围绕麦金德时代的地缘政治问题展开：中国要不要像日本那样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协助美国完成全球统治？前些年，美国战略界对中国抛出一系列概念，无论是“中美国”“中美共治”“中国作为利益攸关的责任方”，还是“中美太平洋世界”等，他们无非是希望中国继日本之后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的“附庸国”，类似于欧洲的英国那样，从而利用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地缘优势来完成其对全球的统治。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改造以符合美国作为全球金融帝国的要求。在政治上，中国要完成民主化改造，从而实现全球资本力量对中国政治的操控；经济上中国必须进入美国经济的全球分工体系，只能从事低端制造业，人民币的定价权也由美元确定。然而，一旦中国拒绝这种致命诱惑，提出“世界多极化”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委婉主张，以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特别是中国制造业试图谋求升级突破，人民币试图成为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就意味着中国的战略选择与美国的单一世界帝国的战略背道而驰。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重新开始布局其地缘政治战略，从“亚太平衡”“重返亚太”战略到“美日印澳”联盟的建构，重新从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从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海内外纷纷讨论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不少人因此批评中国政府，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战略高调引发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然而，二战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地缘战略从来就没有改变，中美贸易战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一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美国争论“谁失去中国”到2018年美国讨论“何以误判中国”，都表明美国始终秉持将中国改造为“附庸国”的战略，从而作为其包围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支撑，而这一战略定位是由麦金德时代的全球地缘格局所决定的，它是高于美国政党政治之上的更高的世界帝国战略。因此，看待中美关系必须放弃意识形态的幻想以及围绕价值观念形成的唯心主义的思想窠臼，绝不要幻想中国实现了民主化改革之后就可以成为美国平等的战略伙伴。我们只要看看美国对欧元的态度，及其对欧盟和日本、韩国展开的贸易战，就应该明白地缘政治关系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匹夫无罪，怀壁有罪”。中国所处的特定地缘战略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因此，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美国的单一世界帝国战略，从自己特有的地缘环境出发，建构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战略。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具有明确的地缘战略意识，而政治地理学是任何一个志在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必修课。麦金德当年致力于在英国开展地理学的教育与豪斯霍费尔（Haushofer）在德国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有异曲同工之妙，意在培养国家精英阶层的全球地缘政治意识。因为与普遍哲学的抽象思考不同，地理必然是具体的，而将具体的地理环境要素变成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思考，需要在不变的地理要素与可变的人力要素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因此，地缘政治学实际上在培养国家政治精英把握自然与历史内在转化的分寸感，把握自然与自由、不变与可变之间相互转化中形成的历史大势。中国古代法家强调“法”“术”和“势”，其实地缘政治学就是将自然地理之“法”、地缘政治战略战“术”与全球地缘政治推动的历史大“势”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从陆地与海洋的对峙来划分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及其转化实际上就是在指出全球地缘格局推动的历史发展大“势”。

　　因此，麦金德时代不仅意味着全球地缘政治围绕麦金德提出的大陆与海洋争夺全球统治权展开，而且意味着整个地缘政治学说和地缘战略基本上围绕麦金德的理论展开。可以说，在政治地理学中，至今还没有出现可以全面超越麦金德思想的理论家。这或许是因为今天的历史依然处在争夺全球统治权的麦金德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希望崛起为全球性强国，中国知识界不仅要复兴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更要复兴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要作为大国崛起的必修课，不仅应当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当进入小学生的课堂中，由此地理不再是沉默的物质力量，而是展现出一种自然内在的灵性。人作为生活在大地上的生物，其习性和命运与其生存的大地息息相关：大地塑造文明，文明赋予天命。

　　麦金德虽然一生孜孜以求在大英帝国推动政治地理学的普及和教育，希望地缘政治战略能够服务于大英帝国。然而，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限制了英国海洋精英的视野，他们满足于海军军官和舰长们对全球海洋地理直接的感觉，而不愿意将此上升到政治地理学的一般讨论，以至于英国此后并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学家。不过，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极大地刺激了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尤其是德国的豪斯霍费尔可以说是麦金德的崇拜者。他不遗余力地在德国推广并宣传地缘政治学，并按照麦金德的理论主张为德国提出建立德俄联盟、泛俄罗斯-南亚集团以及日中俄集团等各种地缘战略建议。遗憾的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被“冷冻”起来。

　　今天，真正继承麦金德衣钵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者。二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家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就运用麦金德的理论，提出新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从英美海洋帝国的视角将德国而不是苏联作为政治对手，从而主张英美海权和苏联陆权联合对抗德国统治世界的野心。他试图矫正麦金德的观点，主张统治世界的关键地带不是大陆心脏地带，而是边缘地带，甚至主张谁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就可以控制世界的命运。然而，不可否认，他的思想灵感源于麦金德，他与麦金德的区别仅仅在于由于时代变化和国家视角的变化而对现实地缘政治战略进行调整，而其完全接受麦金德所提供的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基本范式。59此后，乔治·雷纳（George Renner）虽然关注了飞机和空中航线的出现对传统地缘政治学关于陆地与海洋的挑战，但他的理论也完全接受了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的分析，只不过在现实层面的战略意义上修正了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的理解，认为世界的心脏地带应当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扩展到北极冰原地带，这种扩大的心脏地带因为拥有空中、海洋和陆地的交通便利，从而成为统治世界的权力中心。60

　　二战之后，美国继承英国成为新的全球海洋帝国，不过为了标榜美国价值的正统性，纳粹政权被看作邪恶政权，以至于直接服务于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也被看作不道德的邪说、“伪科学”，这使得美国的政治战略家们回避使用这个概念，甚至一度连麦金德也不得不澄清自己与纳粹的关系。同样兴起的大陆帝国苏联受制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将地缘政治学看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物而加以批判。由此，地缘政治学逐渐被遗忘，国际政治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乃是各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哲学理论，以至于人们常常将20世纪看作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等各种“主义”之间的争夺战，看作自由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的自由世界不但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且最终经历“冷战”而战胜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然而，“后冷战”以来，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人类历史理解为思想观念的历史。

　　尽管如此，美国的学者不但全面继承了麦金德的思想衣钵，而且将地缘政治学发扬光大。地缘政治学说和地缘政治战略在美国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在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曾经发挥的作用。二战后苏美对峙的“冷战”大格局导致英美战略家都在麦金德提供的大陆与海洋、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理论范式下思考资本主义海洋世界如何对抗社会主义大陆阵营。事实上，促成“冷战”的两个基本理论主张——丘吉尔的“铁幕”理论和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本身都是基于麦金德以来的地缘政治战略构想展开的。61乔治·凯南始终从地缘政治角度来分析美国的成长历史，并以此看待美国与苏联的关系。62面对如何遏制苏联扩张这个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美国地缘政治战略家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比如，1947年，威廉·布利特（Willian Bullit）提出了“多米诺理论”，认为苏联从大陆向边缘地带的扩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任何一个地方的成功都能引发其他地方的连锁反应。他尤其担心苏联通过中国向东南亚扩张。这种理论直接影响了美国介入越南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应对苏联的战略就要从东南亚延伸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美洲、古巴、南美洲和南亚等地，在每一个地方上都与苏联展开争夺。63

　　在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中，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他们的地缘战略思考都是在麦金德的理论范式和概念体系下展开的。基辛格提出“大局观”（linkage）“将世界各地冲突地点都与苏联相连接从而形成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基础，认为美国卷入任一个别冲突都需要从其对整体的超级大国均势的影响来着眼”。64这无疑是基于对麦金德时代争夺全球统治权这一核心问题的认同，并接受麦金德理论，从而将美国的战略确定为联络边缘地带来包围心脏地带。其中最成功的战略布局就是基辛格力促美国政府与意识形态敌对的中国达成和解，为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大棋局”理论与“大局观”理论一样，也是从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基本理论范式出发，构想美国的地缘战略。65

　　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地理学家们重新进入地缘政治学这个领域之后，“引入了以普遍主义或整体主义世界观以及地理空间的动态性质为基础的理论”。这种理论要么强调世界是由多个权力中心构成的，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各种地缘力量之间灵活多变的动态均衡的演进关系，要么在沃勒斯坦的全球体系的理论基础上，将全球地理格局、经济关系与权力支配放在一起考察，从而强调基于经济关系的南方（穷国）与北方（富国）之间的冲突。这些新的地缘政治理论范式都试图挑战麦金德以来所确立的中心与边缘二元对立范式，但是这些时髦的新理论“对冷战专家毫无吸引力，故未能进入当时流行的、被当时政治家实践同时也被媒体风光宣传传播的‘政治的’地缘政治学”。66

　　“冷战”之后，随着苏联在地缘政治中的瓦解，美国变成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变成了平的”，67这似乎在宣告麦金德时代的结束。地缘政治学以及与此相连的现实主义理论被看作无稽之谈。相反，在福山所主张的“历史终结”成为美国推动全球化的主导意识形态背景下，美国的胜利不是归结为地缘政治的胜利，而是归结为一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所能领悟的神秘的精神力量所有的历史必然，麦金德强调地理、技术、资源这类唯物主义的理论被忽略掉了。然而，美国地缘战略家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嘲笑这些迷恋思想哲学理论的唯心主义者，笑看他们如何遭到“地理的报复”。只有美国在遭受战略挫折之后，才重新思考地缘政治学说。68

　　然而，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敏锐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争夺消失之后绝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虽然从思想观念和文化角度等唯心主义理念要素来看全球冲突，从而将其归结为“文明的冲突”，但他对文明关注的背后具有深远的地缘政治考虑，因为每一个文明都是聚集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空间中的，他所关注的“文明”边缘地带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也恰恰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69因此，无论将美国在中亚、中东的军事行动看作自由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还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文明的冲突”，都不可否认美国着眼于全球统治而展开地缘战略，即通过控制中东和中亚的战略要地而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当美国陷入中东战争，俄罗斯的军队进入车臣和乌克兰，中国迅速崛起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体系受到了冲击，世界政治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美国政治战略界放弃了“历史终结”的幻想，意识到这不过是“梦想终结”，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新的姿态“回归”，俄国、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都会对“美国治下霸权世界”构成挑战。70尤其是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成为过去十多年美国战略界思考的重心。然而，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当美国战略界按照意识形态标准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将中国作为政治敌人发起贸易战的时候，或许体现了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傲慢，那就是彻底遗忘了麦金德在1904年《枢纽》演讲结尾的警告，正在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推向俄国的一边，从而推动俄国、中国乃至更多地处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趋向结盟。世界历史究竟重返亚洲时代，还是最终走向太平洋时代，需要我们重新思考。71

六、结论

　　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全球性的思考。这在政治思想上必须展现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哲学思考，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又必须在地理上展现对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思考。政治哲学关注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政治学关注政治组织和社会阶层的力量，而唯有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理及其自然要素对政治活动的支配性力量。我们要避免地理决定论这种庸俗唯物主义的思想，但也绝不可陷入价值决定论、思想决定论的唯心主义陷阱。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能够看到地理的支配性力量与思想的能动性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任何一个全球性国家，如果它试图用全球的眼光看世界，除了要具有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还必须具有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素养和地缘政治战略的丰富想象。

　　19世纪晚期地理大发现的终结带来的“地缘政治恐慌”不仅影响了欧洲思想家的思考，也深深地影响了卷入麦金德时代的中国。大陆与海洋的对峙不仅进入晚清、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而且辛亥革命从早期“反满”的民族革命到“五族共和”的国族建构也都包含了对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所处位置的筹划。72中国思想界对麦金德及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早期关注与现代中国的建构密切相关。73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治领袖虽然有明确的地缘意识和地缘战略，但政治话语完全被意识形态理论左右，地缘政治理论难以进入主流思想，这或许与苏联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批判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精英又以历史终结的心态加入英美主导的海洋世界体系，陆地与海洋的关系被抽象化为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过渡，重复了18世纪欧洲人建构的普遍历史的陈词滥调。74“全球化”“地球是平的”成为最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以至于麦金德《枢纽》发表一百周年并没有引发中国政治学界的关注。直到中国在全球商业贸易中持续崛起并引发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的讨论，特别是美国出台“重返亚洲”“亚洲再平衡”，以及“印太联盟”等一系列地缘战略，才引起中国学界对地缘政治的关注。中国贸易和经济利益高度全球化必然引发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强大的海洋运输和商业贸易需要强大的海军。中国学界开始日益关注地缘政治学，尤其是马汉的海权理论，并讨论中国如何迈向海洋大国。75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往往是作为马汉的海权理论对立面的陆权理论的代表进入到中国学界的视野中，成为地缘战略的讨论话题。76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类似马汉的理论终究不过是地缘战略之“术”，而唯有麦金德的深远历史意识才真正把握住政治地理学之“道”。中国的地缘政治学绝不能变成缺乏历史意识和文明意识的单纯战术，而必须把握政治地理学之道，把握自然与历史、不变与可变之间的辩证法，而这一切要从麦金德开始。在地缘政治学中，唯有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深入到形而上学的普遍世界中。麦金德试图在地理与历史之间找到人类知识的内在关联和普遍性，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试图在国家、大地与生命之间找到内在关联。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唯有基辛格的地缘政治战略与政治现实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文明历史的深入思考之上的。若没有这些透过地理对文明历史变迁、人类普遍命运法则的思考，地缘战略之“术”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权势崛起，而是一种普遍主义文明形态的复兴。在这个意义上，普遍主义哲学思考与人类命运的全球空间视野必须携手共进，构成中国思想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77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麦金德提出的具体地缘政治战略。这些战略固然有政治利益乃至政治理想的考虑，但始终以这些内在的法则作为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胜利不过是利用法则的顺势而上，而人类的失败不过是违背法则逆势而行所遭受的惩罚。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2018年4月21日—22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中的发言讨论和7月16日—21日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和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帝国、革命与宪制”暑期班上的授课讨论。尤其感谢刘小枫和汪晖的启发和激励。刘文娟和马冀东帮助查找了相关文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