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大地上的异乡者

　　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有一句名言：“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人在世间追寻着他所不能确知的梦想，这一切也许仅仅因为生是一种偶然，而理想总在彼岸，因此，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身处异乡。进城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大抵也是如此。

　　我从2009年暑假第一次接触农民工的研究，到2018年7月出版《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过去了将近十年。为了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我和课题组多年如一日地扎根长三角开展都市田野调查，走遍江南各个城市街头，走进生产车间、建筑工地、酒吧、餐馆、理发店、奶茶店、快递收发点等工作场所，还进入工棚、食堂、居住地、网吧、广场、娱乐场所等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聚集、生活、消费的角落，并成为他们在陌生城市生存、适应过程中热心的分享者与见证者。

　　目前相关研究中的农民工大多是无声的、抽象的。特别是在定量研究中面对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农民工，研究者容易忽视研究对象的真实处境和个体能动性。因此，我们在进行农民工研究时主要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来收集经验材料，并力图通过对农民工的流动、工作和生活开展深入、系统的访谈，将以往抽象的农民工转化为依据实践的逻辑而行动的、具体的农民工。

　　“访谈”是一种研究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实，在农民工研究时，与其如此专业且略显生硬地说是“访谈”，我更愿意称之为“对话”，一种平等、信任和不受拘束的对话。对于城市中的“漂泊者”或是“异乡者”，程式化的学术访谈或许有点过于正式或严肃。“对话”一词源于希腊文中的“dialogs”，意为两者之间的穿越，是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是双方真诚的互动与沟通。被称为现代“对话”概念之父的马丁·布伯认为“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而是发生于“我”与“你”之间。他指出个体“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如此“对话”在农民工研究中尤为重要。

　　与农民工进行对话，首先需要研究者自己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是谁”。提起研究者，我们常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分或比较，也会讨论研究者个人的“前见”与“偏见”。但是这一切都得回到研究者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上来，即回答“我是谁”。也许你是学者、专家，你手握一堆理论武器与测量工具，事先也设计了一套科学规范的调查方案与流程，但在农民工研究的都市田野中，也许这都不是什么有效的通行证，只会是他们在接受调查时保持沉默、表现木讷、不知所措直至敷衍拒绝的催化剂。在研究农民工时，如果能够少一些精英视角，少一些心理优越感，多一些同理心，多一些换位思考，能够意识到“我”也是“大地上的异乡者”，我们的灵魂一样都在途中，也许双方就有了对话的基础。

　　与农民工对话，对研究者来说，比起问“我是谁”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要明白“他是谁”。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位期刊主编曾经质疑我：“你论文中的‘发型总监’还能算新生代农民工吗？”殊不知，我们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以前在单一行业务工的老一代农民工，除了身份的差异，他们的职业和外表已经愈加具有隐蔽性，也越来越趋同于城里的同龄人。他们会和城里年轻人一样消费和打扮，他们也有越来越都市化的闲暇生活，他们也是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他们也是社交媒体使用达人。他们也会去新东方烹饪学校等机构接受培训，甚至还会去大学里读夜大，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也有自己的“小目标”，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不再都是普通的打工者，也会是级别较高的管理者，甚至已经是自己创业做“老板”的私营业主。总之，如果你对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刻板印象或文献中，你们之间的对话就根本无法进行。也许你一开口，就会“把天聊死”。只有你事先做好功课得以知道“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他在城里做什么、他又在想什么、他对什么感兴趣、他的未来在哪里”，如果再进一步知道和承认他们除了生活也有“诗和远方”，或许你们就会无话不谈。

　　与农民工对话，还要考验研究者在对话过程中能否“沉浸”其中。不得不承认，城乡的对立抑或阶层的差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尽管我们与农民工也会有共同的城市生活，但由于分处不同的符号与意义世界，我们可能无法把握研究对象的所言所行，而难以达成一致的认识与理解。吉登斯认为，研究者要想使研究取得成功，就必须保有和研究对象共有的世界相一致的语言和概念；研究者要想理解研究对象言语和行动的意义，就要力争做到能够沉浸其中。这种“沉浸”不是指加入某个群体成为研究对象的一员，而是寻找一种参与其中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对话”，一种介入式的对话顺利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否则，你一定无法体会进城前他们对城市的想象与恐惧，进城后他们面临各种风险时的迟钝与莽撞，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无奈、对个人未来的规划与无助、对城市生存的努力与焦虑、对情感生活的细腻与深藏，以及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记忆与断裂等。唯有沉浸其中，对话才能持续、深入，也才能读懂他们。

　　最终，与农民工对话是为了达成共同的理解。对话的过程绝非是一个传达自己的观念和意见的过程，而是一个双方心灵的交流并相互认同的过程。英国的思想家戴维·伯姆则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我在《进城》一书的后记中这么写道：“尽管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相信农民工们能够读得懂、读得下去，也希望他们能够认同本书的一些描述和分析。其实，所有读者中，我最在乎的就是他们。”对于农民工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我们自身的关注。他们的空间转换、身份流动与生命轨迹，何尝不是每一个从他乡来到异乡的流动个体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我们都是大地上的异乡者。也许只有灵魂的相遇，才是最好的对话、最好的理解、最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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