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到“兵”：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兵员问题*

　　雷海宗先生认为，不同于春秋时男子以不能当兵为莫大的羞耻，秦以下人民便不肯当兵，文化上走向消极，文德盛，武德衰，所谓“无兵的文化”。①绵延至近代，“好男不当兵”的惯习不仅未有改观，反而因战争频仍更为强化。抗战时期，因征兵问题，国民政府在多地引发严重民怨，大失人心。同在抗战期间，中共军事力量虽有起伏但总体大幅增长。至1945年年底，中共部队总人数已达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②从数万偏师到百万大军，中共武装何以在短短几年内即有如此显著的发展？

　　对于八路军来说，除了初入山西草创根据地阶段的大规模迅猛扩兵外，此后也一直不断地进行扩兵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战争耗损的需要。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1939年就指出要注意扩大正规军，基本原因是“每一个像样的战斗，都会牺牲一二百人”。③此外，还有相当比例的诸如开小差这样的非战斗减员。然而，当时的情况是，摆在常态化扩补需求面前的是根据地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源。④民众历来视当兵为畏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能切身感受到当兵的巨大风险，以至于连加入自卫队或者当民兵都避之不及。在根据地环境下，又不大可能推行义务兵役制。更严峻的是，在日军连续发动“扫荡”和“清剿”的形势下，根据地的处境不断恶化，本已有限的人力资源日益枯竭，动员的难度逐步加大，扩补产生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持久抗战条件下的内外不利因素决定了在根据地内动员参军是一个贯穿始终、困难重重却又不得不坚决完成的任务。从结果倒推，中共在发展武装方面必有不同寻常之处。

　　中共武装的发展径路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⑤。新近作品中，齐小林关于“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⑥的研究值得注意。齐小林的研究较好地呈现了农民参军的动机、顾虑以及对待动员的反应等以往被忽视的重要面向，从农民的视角揭示了革命过程中多种力量、多种要素的复杂互动关系。略有缺憾的是，尽管作者将讨论时限确定为从抗战开始到国共内战结束，但关于论文的核心议题——参军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国共内战时期。由此，齐小林的研究对中共在抗战时期关于武装建设所形成的基本模式及重要基础着墨不多。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中共在根据地不遗余力地发展群众武装，以构建由“民”至“兵”的武装发展链条。大力建设介于“民”和“兵”之间的民兵便是其中重要的举措。大量存在的民兵一方面是乡村自卫及秩序维护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正规军的“蓄水池”。相比直接动员，民兵作为中间环节在相当程度上舒缓了直接动员的压力。齐小林的研究也充分显示了动员之不易，殊不知，若没有抗战时期的基础，没有民兵这样的过渡机制以及长期的战争熏陶，动员的难度必将更大。因此，对于习史者而言，既要对这些艰苦细致的动员工作予以充分注意，也不能低估那些常常被忽视而实际产生了重要效能的关键机制。

　　为研究和表述方便，抗战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但对于中共武装来说，显然是延续性远远大于断裂性，前期所蓄积的巨大势能必然对后续进程产生重要的显性及隐性影响。⑦因此，对于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武装的讨论不能脱离之前的基础。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⑧的兵员困境及其应对之策展开论述，力图呈现民兵在中共武装体系中的能效以及由“民”到“兵”的武装发展机制，也期待经由武装这个关键要素增进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与认识。

一、兵员扩补态势

　　相较之后的艰难，八路军进入山西初期的扩兵工作则有诸多时地之宜。八路军开赴前线时即顺势收编了大量忻口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溃散兵。各地在抗战爆发前后组织起来的许多游击队也在这时被整体改编成正规军。除了这些较为轻松得来的兵员，当时扩兵主要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来组织，有不少受过教育，有一定觉悟的青年响应。此外，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彼时虽已大兵压境，但大多数人还未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对参军还不至于严重抵触。当然，还有一个基本原因是大扩兵初期各地青壮年人力相对充裕。在多方面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八路军在较短时间内即扩充了数万人，并藉此在山西初步扎下根。⑨太行区党委在后来的总结中认为当时的基本扩兵形式是招募，“由于都有一个直接的抗日感，所以买兵不自愿的很少”。⑩

　　随着日军“九路围攻”等大规模进击，根据地受到空前压力，需要更多兵力来应对局面，扩充军队的需求也随之日益紧迫。关于武装动员工作，晋冀豫区党委自1939年以来多次召开会议和发出指示，要求以全党力量全力以赴。晋冀豫区党委在1939年6月24日的《关于动员武装会议的决定》中强调动员武装工作应提到党的工作的“最主要”地位，扩大武装力量应成为全党同志“最严重”的任务。11与区党委的要求相适应，有些县将扩兵明确定为“天字第一号”任务，具体的扩兵数目被详细分派到各村并限期完成。12

　　当扩兵工作被提到最主要的位置，并成为全党同志最严重的任务时，也意味着扩兵已经开始进入非常困难的阶段。时任晋东地委书记赖若愚分析，由于游击队没有建立，民兵没有着手，加上之前扩兵导致壮丁减少，扩兵困难重重。13在难以动员普通群众的情况下，组织上便要求干部和党员带头。晋冀豫区党委要求一般支部要有十分之一，模范支部要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党员参军，并以能否完成扩兵工作作为检验各县工作优劣的第一个标准。14普通群众也以舆论“逼迫”党员和干部带头参军。重压导致当时觉悟尚不够高的党员、干部对参军普遍存在恐惧情绪，甚至因怕参军而无法召开支部会，并对党怨懑不已。榆社有村干部说“不打野鸡打家鸡，老牛力尽刀尖死，侍候（君）王不到头”；黎城有党员反映“早知如此就不参加党”；15武乡等地有党员说“当兵死，敌人来了也是死，死不如死在家”16。

　　一般群众中也普遍存在躲避的思想，采用各种办法避免参军任务落到自己身上，以至于动员的结果往往是找到村里最不正派的人，如兵痞、流氓等。同时也出现了几个村联合大村“捉”小村、主村“捉”山庄、“捉拿”老实人等不良现象。时任晋东地委书记赖若愚提到在有些地方还使用抽丁、抓纸球的方式，有些干部甚至将当兵作为一种处罚手段。17这样的结果是兵员质量很不好也不巩固，半路被特务转了心逃跑的时有耳闻。在参军大会上报名参军的一般都是事先动员布置好的人，很少有群众跟随。至于优抗工作，当时曾规定农会代耕，青救打柴担水，妇救推碾磨面，但由于群众参军热情不高，对抗属也不怎样关心，这些工作常常未能落到实处。18总之，当时尽管不少地方完成了任务，但基本上是采取了上边要任务，群众村干部“挤兵”的方式，以至于有干部以“极端困难”19来描述这一时期的扩兵工作。

　　动员参军的艰困局面在1943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因为在1942年11月至1943年年年初太行区发动了全区性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20这次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斗争打碎乡村原有的权势结构与基本秩序，增强群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任，在中共领导下对根据地农民进行重新组织。发起群众运动的最直接原因便是残酷的战争形势需要组织群众进而武装群众。通过这次运动，群众武装有了明显的发展，之前编制起来的民兵自卫队开始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战斗力，一般群众的抗战情绪也较之前有所提振。虽然群众武装有了进步，但扩兵依旧是个大问题，群众还是老观念——“咱们惯在家不惯当兵，咱们在家帮助军队就够了”。21

　　随着日军连续发动并逐次升级“治安强化运动”，太行区从1941年开始进入异常艰难困苦的时期，根据地面积和人口大幅缩减，八路军兵力也出现了锐减。为了坚持抗战，必须继续扩兵。在这种空前的压力之下，各地为完成扩兵任务普遍出现了各种偏向。

　　襄垣县1942年的扩兵工作是在日军即将展开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紧急情况下展开的，分系统、分层级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布置动员，效果仍不理想，参军者寥寥无几。由于不断给干部施压，一些干部因完不成任务被迫撂挑子。当日军由武乡进至襄垣时，扩兵工作即完全瘫痪。据襄垣县武委会的总结，出现了干部假报名、动员残疾人当兵、花钱买人当兵、压迫外路人当兵等情形。22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武乡。在武东，有的以现洋买兵，或者分配土地给参军者；也有的抓赌抓奸以威胁代替动员。南部有人对区上说“是否允许不讲方式，如果能的话，我们还能动员两个”。一区东庄抓奸后要送区处理，被抓者害怕，慷慨表示“你们不要送我，我去参军吧”；此外还有捉拿逃兵当兵。23在武西，为了完成任务在方式上也有很多“不讲究”。这次全武西共有13个党员参军，只有一个是真正自愿的；有一个是为了动员人家而参加的，别人去了他自己就可以回来了；有一个是归队的保人，而归队的跑了；有一个是动员人家说自己报名了，在欢送大会上新战士非叫他去不可；还有一个是被新战士挑战起来去的，说他要不去自己就不去。该总结批评支部只有动员群众参军的决心，没有动员自己参军的决心，因此党员是非常积极，不怕受苦，而是怕自己去参军——动员上人家自己就不用去了。24在辽县，也普遍采取了集中火力包围的形式，以兄弟多的为对象，形成了事实上的抽丁征兵，以致出现逃跑、买兵顶替等严重现象。25

　　一组具体的数据可以反映当时参军的情况。榆社县一分区1942年年末的扩兵任务是61人，经过动员完成了79人，但按照细分指标有5个村没有完成任务。这批人经过淘汰，只有45人被部队留下，实际上是没有达到61人的目标。在这79人中，经动员自愿参军的有32人，被干部率领参军的有3人，村干部强迫命令参军的有16人，被处罚威胁的有10人，被打发来应付差事的（被村干部叫来报个名然后就带回去）有6人，因特殊问题（生活困难、偷窃、欠债、疾病）来参军的有8人，被民兵强行抓来的有1人。26

　　以上局面到1943年时仍在继续。1943年年初，黎城县参军委员会要求相关各地纠正变相以地买兵的做法。271943年8月黎城县参军委员会对某些村子为动员参军而唱戏、杀猪、互相许诺等错误行为提出批评，认为这会引起群众对参加八路军的错误认识。28黎城县战时指挥部指出当时的扩兵工作单从数目上看成绩颇大，但仍旧存在各种偏向：各区送来的战士有十五岁的孩子，有患梅毒及其他疾病的，有哭哭啼啼不愿入伍者，也有专为得到眼前慰劳品的，村里仍有“挤兵”、“捉外客”、收买等恶劣现象。以至于指挥部明确要求送来之人必须在十八周岁以上；必须体格健壮，无疾病；必须出于自愿，不能威逼利诱。29黎北县第二区是相对工作基础比较好的，但在1943年年底的扩兵中，动员了30个，却打回11个，余下19个质量也不够好，且动员过程中还存在恐吓现象。30左权县县长提到在1943年的征兵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第一，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十六七岁长得不够5尺半高的小孩子占了20%以上，年纪太大的占10%，身体有病的占15%—20%；第二，今年的动员方式比去年的有进步（退回去的人不愿回去），但移民占全部的40%，还有至少一半的人是为解决家庭困难而来的，这样将给以后的优抗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31

　　黎城县这几年的扩兵情况，正如当时的总结所说：1941年扩兵强调干部带头，但实际上还是采取群众“挤兵”的方式；1942年经过群众运动，在扩兵过程中群众献粮献钱，老财献地，形成变相买兵；1943年是在灾荒与反特基础上完成扩兵，大部分人参军动机是为了吃部队的饭度荒；1944年是在大生产运动基础上进行的，有明显进步；1945年的情况则好于以往各年。32

　　黎城是太行根据地的核心区，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太行区的一般情况。33从这里可以看到，扩兵困难的局面从1944年开始有了缓解，到1945年明显好转。促成这种转变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华北抗战整体形势开始向着中国方面倾斜这种背景性的因素外，1944年、1945年这两年的大生产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太行区党委在总结1945年出色的扩兵成绩时认为，如果没有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生产“组织起来”的基础，“不但优抗没法保证，而且决不能出这样庞大的兵”。34

　　应该指出的是，1944年和1945年扩兵情况是有明显好转，但这主要是和之前极端困难的局面相比。实际上就总体情况而言，仍然无法真正实现将群众觉悟提高到大规模自觉自愿地走向战场，扩兵仍需要艰苦的动员工作。在太岳区，即便到了形势全面向好的1949年年初，因谣传过了正月十五要扩兵，刚开始集训村干部时，长子、屯留、高平等地有许多青年便跑掉了。35

二、动员中的自愿原则及其实践

　　关于动员参军之难，抗战时曾任和西县县委书记的李修仁几十年后接受访问时还提到这是最令他头疼的事。36当时干部有这样的描述，“要粮要款不发愁，提起参军低了头，政治说服不愿去，行政命令不允许”。37这个描述形象地反映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比起粮款负担，群众更怕参军；二是动员虽难，但仍被要求坚持自愿原则。要从群众中动员出兵来，却又不能强迫，可谓难上加难。

　　未见这一时期党的正式文件具体解释为什么要坚持自愿原则，但张闻天在数年前就有过相关的论述。张闻天以扩大红军为例来说明党的领导方式，他认为要动员大批群众加入红军，只有用说服群众的方法；若用强迫命令的方法，不但不能扩大红军，还会使群众“登山”。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对于其他任何工作都是这样的，“如若我们党想用强迫命令的方法，使群众执行我党的每一决定与每一口号，那我们党决不会在群众中得到任何信仰”。38太行区武委会系统的一位干部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这位曾任太行一分区武委会主任的干部认为人民武装的发动一定要自觉自愿，要与生产结合，要建立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让群众作为一个阶级的面目出现，使武装斗争成为群众阶级自觉的行为，他认为这样的人民武装才会坚强有力。39

　　强迫往往导致消极，自觉更可能有力量。这是一个显明的道理。时任太岳区武委总会主任的曹普在1946年总结过去的武装工作时指出，那时各级干部常感到武装群众是最艰苦的工作，因此就有某些同志提出或未提出而观念上实际存在武装群众的强制性。然而，在1946年的武装群众工作中，许多地区的武委会只是单纯用力发动群众，并没有特别提出武装要求，其结果却是群众武装自卫的自觉行动较此前任何时期高涨和积极。曹普说，这种对比很清楚地表明武装群众“必须建筑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如果不经过发动群众，不但无法武装群众，武装起来也很难摆脱农村的封建统治或封建思想的支配，如果不积极帮助群众翻身而只单纯地要求武装自卫，群众是不会感到多大兴趣的，越是强制，越是作茧自缚，有损无益”。40

　　此外，之所以强调自愿，更因为现实的原因是强迫方式容易引发民众用脚投票。在当时的情况下，敌我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地理阻隔有限，区域界线模糊，投入敌方阵营的阻力很小。此外，日军已经逐渐认识到“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41由此，日军和伪政权除了强力，也在占领区进行细致而积极的施政，千方百计地争取群众。这种情势下，根据地方面一旦出现过火政策和举动，便极易将群众推向敌方。因多种矛盾积累，1941年10月在太行根据地核心区、太行区实验县42黎城就发生了数百民众投靠敌伪的严重事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43

　　在参军动员实践中，上级对基层的有违自愿原则的行为多有批评。左权县县长就曾批评各区、村在动员参军中只管自己完成任务，上年的强迫欺骗隔年原样重来，全然不顾之后就要出现的逃亡严重、归队困难、优抗困难等情形。44左权县第四区在动员参军之前首先彻底检讨过去扩兵工作中存在的利诱欺骗、威吓乱抓、强迫等不注意方式的恶劣传统，指出这次扩兵一定要耐心说服、细密研究，强调民主，反对粗枝大叶。45

　　一方面强调自愿，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必须完成任务，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发生冲突。晋冀豫区党委一项关于武装工作的计划中有这样一句话——“凡支部同志均须自愿参加编村基干队及游击小组”。46这里的“均须自愿”在语义上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但在实际执行中“均须”和“自愿”确实皆为组织上要求一并实现、不可偏废的目标，其中“均须”指向结果，“自愿”则是对实现方式的要求，这样不合常规的用语正好生动反映了自愿原则的内在冲突。

　　在实践中，现实与目标之间的鸿沟就有赖于深入的动员去填补，因此打通思想被认为是扩兵运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太岳区武委总会曾在有关1945年扩兵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要作到群众或者干部自愿参军而不加以任何强迫，这必须是启发说服的方法，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法，是一段最艰苦复杂的过程。”这份报告提到了青城47二区的例子。为了完成1945年的扩兵计划，该区召集了村干部扩兵会议，首先讲明了参军意义，并提出打不通思想就不能回去，然后又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到国内，国际多，国内少，最后让大家讨论，提出的题目是“目前的形势与认识”。不过，在小组讨论中大家多是左顾右盼一言不发，主持人不断鼓动，“你说吧！说了不要紧，你有困难替你解决”。但是谁也不说，讨论了一天不但没有一个自愿报名，反而大家都认为这是逼兵——“不说吧，回不去；说了吧，要当兵”，还有的说“我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

　　这样开了两天会，不但思想没有丝毫打通，反而人心惶惶。领导感到此路不通，于是作了转变，首先宣布参军与否听其自便，关键是要使大家对几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于是重新出了这样几个题目：第一，大家的疥疮是怎样生的？第二，为什么有家不能回去，而要住在沟里？第三，为什么张喜子被顽固分子抓住杀了？第四，为什么敌占区的蝗虫吃了大家的麦秆？第五，八路军没来时大家过去为什么不能当干部？

　　太岳区武委总会的这份报告说，在以上问题的引导下，群众有回忆，有反省，甚至还发生争吵，今昔对比、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对比激发了全场人的情绪，半天时间自动报名的有十四人之多。有关高平县四分区的报告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那里的群众听到阎锡山的六十一军到了长子，情绪低落。该区分委在群众大会上报告时事，首先提问：“六十一军到长子大家怕不怕？”群众答复：“怕！”接着问：“六十一军厉害还是日本厉害？”群众答复：“日本人厉害。”再问：“高平城日本人是谁打走的？”群众答复：“八路军打走的。”报告称这种时事问答有效开导了群众，提振了群众情绪。48

　　上述报告中提到的青城县、高平县的参军例子是群体性的，没有具体到个人，过程也比较简略，看似很轻松，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能远不是开个会，做场报告，启发一下就能动员起来的。有材料显示，在襄垣磁窑头曾为动员一人参军，区、村干部至其家里连续三个晚上进行说服。49可以想见，在实际中，相比举重若轻的启发教育方式，艰苦细致的说服更为多见。此外，这些举措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成功动员一人或一批人参军需要各系统多举措配合施策，堪称“艰苦复杂”。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动员都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循循善诱也并非总能奏效，一些诸如营造群众舆论的方式也常被使用。1942年武西扩兵中不少干部并非自愿参军，而是受到了群众“干部带头”的舆论压迫，扩兵总结称这种过分的舆论压迫在干部中造成了相当的恐慌。50制造舆论压力是动员中非常常见的方式。可以想见，在动员一般群众参军时，这种方式也会经常出现。

　　平心而论，有组织地通过群众舆论给家庭和个人制造巨大压力的动员方式，已经相当接近“强迫”了。同时也应看到，无论如何接近“强迫”，抓人、捆人的做法是明确不可触碰的底线，实际中出现的零星的类似情况亦为领导坚决反对。也正是出于对强迫的担忧，虽屡有动议，领导一直未允在根据地推行义务兵役，而是坚持志愿兵役。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无限接近“强迫”的做法也可看作将底线之上的工作做到极致的表现。

　　对自愿原则的坚持和采取柔性手法，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征兵等问题上的一大不同，这种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此后历史的走向。有论者指出，国民党的征兵制度最大缺陷在于它最终要依靠其并不能有效控制的地方当局进行挑选和征集兵员，结果就是上层人物的子弟躲开了征募，而贫弱者被强拉进了军队。在腐败丛生，公正严重欠缺的环境中，自愿与否无从谈起。更严重的是，随着兵源逐渐枯竭，当常规的征兵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时，即发展到战场部队派出接兵队去捕捉他们所需要的兵丁，“抓壮丁”的结果便是对穷人的大批劫持（富人通过花钱规避）。51国民党的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盛行于国统区，由此激起的强烈民怨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52在经年累月的残酷战争中，必然产生沉重的人力物力负担，民众有怨言当在情理之中，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根据地概莫能外，但相较简单粗暴地抓人、捆人，艰苦细密的动员无疑能大大纾解这种不满情绪。

　　抗战期间，太行根据地民众所出公粮不下300万石53，仅太行一、二、三、四分区就贡献了超过126000名兵员54，还有钱款、军鞋、支差及劳役等。不管是粮款，还是人力，这样的负担对于资源禀赋贫弱的太行区而言不可谓不沉重，但共产党并未因此失去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至少未引起普遍反弹，其中自愿原则的坚持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愿原则关乎每个个体的意志是否得到充分或者尽可能的尊重，而这实际上就是民心向背的基础。

三、机制性的兵员征补

　　毋庸赘言，自愿原则对于根据地平稳有效动员兵员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也应注意到一个更为显明的道理：如果能自愿，没有哪个政权会选择强迫——强迫本身往往也是迫不得已。这表明政治工作固然有效，但并不是万能的。具体到太行根据地的兵员征募，呈现在面上的也是各系统、各层级皆有参与，形式上更是花样纷呈的动员。事实上，除了纷繁的动员，还有一个机制性的兵员补充体系。根据地内的征兵之所以未出现显著的强拉捆绑等激进情形，在相当程度上即得益于这个机制的有效运行。这个机制的核心是群众武装的升级，而民兵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其对于自愿原则能否得以实际坚持有显著影响。换言之，破解太行根据地的征兵困境，并非仅靠动员这一端，系统性的解决办法更为紧要。

　　民兵作为正规军的来源是一项既定的战略设计，也是江西时期“扩红”经验的发挥。中央苏区在实践中发现设置赤少队（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之统称，成年男子皆有加入之义务）这样的过渡组织，对“扩红”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苏区中央局认为赤少队是“扩大红军的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基础”，要求党以最大的力量加强对赤少队的领导，健全赤少模范队的组织，建立赤少队的经常教育与训练，使其能够在党的动员下整个组织加入红军。55著名的“兴国模范师”即是地方赤少队整体升级为主力红军的典型。除了兴国模范师，还有瑞金模范师、于都模范师、安远模范师等也是以相同的方式编成的。成年男子加入赤少队，之后赤少队整建制升编是当时苏区“扩红”的主要做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无疑成为重要的革命经验。

　　在敌后游击战争全面展开之后，根据地方面将发展群众武装摆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各种群众武装自卫组织纷纷出现。群众武装的基本使命一方面是应对日军细密反复的“扫荡”，另一方面则是为正规军“蓄水”。在太行根据地建立之初，冀豫晋省委关于自卫队即有这样的定位——“我们应把自卫队看成是补充游击队以及正规军的最好的渊源”。56晋冀豫区党委在1939年6月也指出“自卫队要成为农民群众的武装，是军队补充的源泉”。57随后由太行区军政委员会拟订的《太行军区的组织及其工作纲要》进一步确认了群众武装作为正规武装的源泉这一定位，“军区这些武装组织（指游击队、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引者注）已成为野战军组成的源泉和作战的助手，并已相互结成一个血肉相连争取抗战胜利的体系”。58

　　基于这样的设计，有不少游击队、各县独立营被要求整体加入正规军。这种整体加入的方式也被称为“连根拔”，因明显有碍武装的可持续发展，很快便遭到领导的禁止。“连根拔”在抗战初期经常发生，其对于眼前的扩补有明显效果，但不能适应长期抗战的需要——伴随游击队被整体改编外调的往往是该地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垮台，以及抗日政权失去支撑。因此，渐进有序的常态化扩补仍为基本方式。时任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黎城会议上即明确表示反对“连根拔”，指出“今后扩补方针基本的应靠有组织的动员，由地方性的武装逐步提高到正规军去”。杨尚昆特别提到要学习晋察冀的民兵制度，认为补充应“依靠民兵”，并做到“有计划有组织”。59杨尚昆所言的由民兵逐步提高到正规军的思路，也就是后来逐渐成形的从群众到民兵到游击队到地方武装再到主力部队的升级模式（其中也有从民兵直接到正规军的情形）。与“连根拔”不同的是，所有的升级都只是部分升级，并且会对升级走的部分及时补缺。换言之，群众-民兵-游击队-地方武装-主力部队既递次升级又同时并存。在这样的扩兵链中，由农民到民兵是重要的开端，民兵作为“兵”“民”联结者的意义随之凸显出来。

　　1940年8月1日，新成立的太行军区召开第一次军区扩大干部会议，提出了“建立坚强的民兵，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60的口号。根据会议精神，太行军区由刘伯承、邓小平与王树声联名发出指示，正式提出把“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作为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的中心工作。为健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该指示要求建立各级动员武装部门的组织，其中特别应抓紧县武装科、区军事助理员的组建和配备。61各地由此普遍着手编整此前五花八门的群众自卫组织，并以这些组织中的优秀分子为骨干统一组织和编成正式的基干群众武装——民兵。一些此前自卫组织不太有基础的地区，则依托青救、妇救、农救等群众团体动员号召成员参加民兵。经过此次太行军区领导的统一行动，民兵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正规化”，成为武装体系中有正式名义的，被赋予重要使命的组成部分。不过，民兵编整和建设的实际成效并没有立即显现。

　　1941年3月开始，华北日军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给敌后根据地以巨大压力。军区要求全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作为应对，作为群众武装骨干的民兵被赋予重任。为“把民兵工作造成热烈的群众运动”和“高度发挥人民参战的积极性”，同年6月至9月，全区上下开展了热烈的武委会选举并产生了各级武委会。62由于民兵归武委会直接领导，而此次武委会选举相当于为民兵造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因此对于民兵的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被认为是“全区人民武装具有划时期转变意义的壮举，是发扬人民武装的民主性、积极性，真正把人民武装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使人民武装获得猛烈开展的重要关键”。63经过此次全区性的选举运动以及随后进行的民兵大发展，民兵队伍明显扩大，由此前的自卫队等少数骨干分子参加民兵扩展至家家户户有民兵。领导的加强和队伍的扩充，都对民兵的成长和产生实效具有推动之功。

四、民兵参军

　　武委会选举之前，大体也是1942年以前，各地民兵实际建设情况参差不齐，整体而言还处在按名册编制起来的阶段，尚未体现出明显的战斗力，因此在输送兵员上对于正规军的支持也就相对有限。但是，随着武委会选举、减租减息等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展开，加上各个系统的协力，民兵在扩兵中开始发挥明显作用。64

　　民兵参军大体上有两种路径：一是直接参加八路军正规军；二是先参加地方武装而后再改编升级至八路军。后者的典型方式是民兵先加入游击队或者各县独立营，经过一定时期的历练，不少游击队或独立营整体改编加入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等所属各部。两种情况在各地同时并存。

　　以榆社为例，在1942年年底的扩兵中，一区完成79人，其中民兵36人；三区完成56人，其中民兵12人；四区完成70人，其中民兵31人。65从榆社几个区的参军数据看，民兵占了相当的比重。由于数据中最后经淘汰留下的人数与完成数往往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在留下来的合格者中，民兵实际占了更高的比例。武东县1942年年初的扩兵中，全县共动员了459人，其中民兵有202人，并且这二百余名民兵是在民兵检阅大会上现场参军的。66

　　再以实验县黎城为例，表1是黎城1941年—1945年参军数据，民兵人数和民兵参军人数都逐年递增，在总参军人数中除1941年外，其余各年民兵参军数均超过甚至远超过一半，五年合计占比61.5%；民兵参军比例虽有波动，但稳定在6%以上。实际上，民兵对参军的贡献还不止体现在占比上。在多数扩军动员大会上，大部分情况下民兵是带头者，他们的模范作用无疑对其他群众有积极的影响。这是民兵对扩兵的隐性贡献。此外，各地都有一些群众当初因躲避参军而暂时先当了民兵，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在经过民兵锻炼后最终还是参加了正规军。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民兵的作用亦愈发重要。1943年年初，129师明确指出，大力发展人民武装不只是为了眼下的游击战争，还在于为组成反攻大军做好准备。671944年后，侵华日军颓势日显，战争局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显著增强。无论是对日反攻，还是在国共角力中赢得话语权，中共都迫切需要迅速将苦心经营许久的人民武装转变为足以影响和改变时局的力量。因此，对人民武装来说，这既是检验的关口，也是期待收获的时节。

　　为了顺利实现由群众到民兵再到正规军的转变，除了军区内党政群各系统的努力，正规军也被要求在这方面倾注足够的注意力。1943年3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和129师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军区、军分区在组织上，训练上以及作战上领导和帮助人民武装工作。68

　　组织上，主要负责解决其干部的困难，特别应不惜抽出军队中政治坚强而富有战斗经验的本地干部，到人民武装部门去工作；其次是帮助其筹备武器弹药；再则应教育所属部队，经常与民兵联欢，使民兵逐渐习惯和羡慕军队生活。

　　训练上，应分配所辖部队联系区、村，责成其根据武委会计划经常帮助人民武装的训练，并以此为日常报告内容之一；派干部协助武委会组织巡回训练组或检查组；在举办各种训练班时，如认为有吸收武委会干部之必要时，应通知其参加学习；所印教材，特别是现实的对敌斗争的军事经验与战例等，除秘密者外，必须发给县武委会；对县指挥部所编人民武装相关教材，加以审核并交流经验。在举行各种竞技检阅时，尽可能通知武委会派民兵参加和观摩。

　　作战上，应有计划地锻炼各县、区、村民兵的战斗力，各级指挥员在每次战斗中，应照顾所在地人民武装，指挥他们的游击作战及抗战勤务，派遣好的干部帮助之，并教育部属提携民兵，爱护民兵，分给民兵胜利品，以取得骨肉的结合，对于作战英勇的民兵个人或集团，及时用物质奖励，并协同党、政、群以各种方式表扬激励之。

　　概括起来，以上三方面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支援干部、供给武器帮助建立民兵队伍，通过开展训练、参与实战等方式锻炼民兵，使之具备一定的战斗力，特别是为其加入正规军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铺垫。一如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为传达这个指示精神而形成的会议决议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人民武装不仅是今天游击战争的博大力量，而且是将来反攻大军的基础。”69

　　如前述黎城1945年民兵参军数较前一年剧增的情况所示，在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民兵无论在参军上，还是参战上都显现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和效能。

　　1945年8月20日，晋冀豫区武委会就扩兵工作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在人民武装中普遍地掀起参军运动，使所有的干部、民兵、青壮年自卫队员都有参军的决心，报名的越多越好”，号召武委会干部带领民兵“成班成队的集体参军，成立‘反攻连’‘反攻营’‘反攻团’”，同时还要求在扩兵运动中“猛烈地扩大民兵，补充并超过参军走的缺额”。70稍早几日，太岳区武委总会便发出紧急指示，除了同样要求普遍地开展扩兵运动，还就武委会方面和正规军方面各自出现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武委会方面有些人认为扩兵工作与民兵工作是不大相关的，有的甚至认为发动民兵参军是妨碍民兵工作的，因而不积极发动与带领民兵参军。太岳武委总会认为这种认识是“完全不对的”，民兵参加正规军，特别是有组织的参加，不但不意味着对民兵工作的削弱，反而标志着民兵工作的提高。因为正规军是民兵的高级发展组织，而民兵是正规军的广大后备力量，二者是阶梯式的联系着的，绝不应当对立起来。太岳区武委总会指出，目前正当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候，正规军急需扩大与补充，如果正规军不能得到发展与补充，哪怕自己建立武装，带领大规模民兵出击，是不会解决战局的，因为战争最后的胜利主要是取决于正规军的。太岳区武委总会号召各地广泛开展“宣龙排”71运动，将民兵和自卫队队员成排成班地组织到正规军中去。72

　　有数据显示，太行区仅在1945年的反攻大参军中就动员了约3万人。就这3万人的构成来看，据老解放区11个县的统计，党员平均占17.2%，最高的达到28%（平顺）；据9个县的统计，干部参军人数比例平均达13.2%，最高的左权达17%；据7个县的统计，民兵占参军人数的61.5%，最高的达78%（辽西），最低亦有50%（偏城）。73党员、干部和民兵占比情况被视作评判扩兵工作好坏的重要指标。从这几项来看，太行区1945年的扩兵成绩堪称良好。时任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赖若愚认为这样的成绩是“不坏的”——字面虽有保留，但对于多被冠以负面字眼的扩兵工作而言，这已然是甚为积极的评价。太行一、二、三、四分区在反攻时期参军总人数为44302人，而反攻前数年参军总人数为81757人。74也就是说，反攻时期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扩兵数约为前面六七年总数的一半。

　　据太岳区武委总会的总结报告，在反攻大参军中，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将近一万名青年涌入正规兵团，全太岳区参军气氛空前热烈，这其中民兵起了主导作用。在二、三、四分区的参军总人数6902人当中民兵有3423人，约占50%。75

　　综合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情况来看，在此轮大参军中，在兵员总量猛增的情况下，民兵参军占比仍接近或超过50%，个别县份的新参军人员近八成为民兵。民兵对本轮大参军之贡献可见一斑。76赖若愚认为，这轮大参军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绩，除了群众思想觉悟提高以外，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几年来民兵工作是有成绩的，民兵是有锻炼的，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77

　　不应否认，抗战胜利结束带来的形势稍缓对于这轮热烈大参军有积极贡献，但就太行根据地来说，抗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动员环境的根本改观——规模和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对日作战的上党战役旋即打响。为了这场战役，短短一个多月内，太行区扩充兵员2.5万人，太岳区扩充1万人，其中大部分为民兵。78可见，民兵仍然是迅猛扩兵的最佳基础，甚至是必要准备。

　　对于亟待扩充的正规军而言，民兵大量参军不仅是人员上的贡献。1945年9月对新参加左权胜利军的调查显示，该县此次参军的民兵及干部共有709人，共携步枪269支（“六五式”27支，“七九式”242支）。79辽西县这次共有民兵自卫队340人参军，带枪76支。80由参军民兵将枪支随身带到正规军部队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不仅有效缓解了正规军部队枪支不足的紧张状况，还一并解决了战后大量枪支遗散民间危害社会秩序的隐患。

　　带着枪支参军的民兵不一定能够直接走上战场，但此前战争环境经年累月的熏陶，平时反复的操演以及亲自参战的历练，都大大有助于民兵为成为正规军做好身心两方面的准备，并帮助其在加入正规军后迅速适应和成长，以更快、更好地走上前线。正如一位武乡老人所称：“那会儿是先参加民兵游击队，过一段时间熟悉以后就送到正规军里面了。……一下子让他参军他就不想参加……先参加游击队，习惯上一段时间的军事生活就带上去了部队了。”81换言之，这些新参军者相当于在民兵阶段即渡过了其“新兵期”，这对于亟须扩充正规军以应对正在急速变化之局势的中共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干部参军，尤其是武委会系统干部带头参军是本轮大参军中的一大特色。太岳区武委总会认为武委会干部带领参军是这次太岳区参军运动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原因。从分会常委一直到县、区、村干部，不少的地方由于武委会干部带头，形成民兵集体入伍的风气。

　　据太岳区武委总会的报告，这次大扩兵中，青城县武委会主任常步潮、安泽县武装部部长杨金声、翼城县武委会主任马体业各带领了一个营；阳城县武委会干部上官宣龙带领了370余人；沁水县武委会主任焦玉峰带领了四个排；晋城民兵英雄段士锦带领96人，杀敌英雄刘三旺带领了一个连。晋城区以上干部参军的有13人；青城、浮山、洪洞三县参军的县、区干部有39人，村干部参军的没有统计，有不少村庄干部全体都去，这些干部又以出自武委会系统为主。在干部的带领和鼓舞下，阳城民兵集体参军的有十三个建制班；陟椒村民兵39人全部参军；高会村民兵96人全部参军；大量干部带头参军使兵员成份起了根本变化，不再是过去的难民、外来户、二流子等，而是村中最优秀的党员、民兵和干部，以及堪孚众望的青年群众。82

　　再来看1945年偏城和涉县两县干部参军情况，参军的主要是村干部，包括村长、农会主任、武委会主任、指导员、民兵队长、公安员等。偏城县参军干部一共有65名，其中区武委会主任和教导员共4人，村武委会主任12人，村指导员16人，村民兵队长14人，公安员4人，武委会系统共50人，占比约为77%。这批人平均年龄为25.4岁，其中43人为党员，大部分入党时间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成份上，中农45人，贫农20人。他们的去向皆为25团，有7人在25团中任班排连长。83涉县参军干部总数56人，其中村武委会主任10人，村指导员12人，民兵队长14人，公安员3人，武委会系统共39人，占比约70%。他们平均年龄为26.8岁。其中党员40人，大部分入党时间在1942年到1944年之间；成份上，贫雇农31人，中农23人，富农2人。这些人大部分的去向为5团，有12人去往特务连，有7人在5团中任班排连长及事务长。84榆社县各系统干部参军的共有116人，其中党务10人、政权23人、群团22人、武委会53人、教员3人、区干部5人，武委会系统占比将近一半。851945年9月，左权县参加胜利军的就有村正副武委会主任、指导员、民兵分队长、自卫队分队长、区武委会主任、武装干事等干部共计97人，几占该县此次全部参军人数的七分之一。86

　　以上所涉主要是区、村干部，关于太行区县级以上干部参军也有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截至1945年年底，太行区县级以上干部参军的有16人，主要为各县武委会主任、参谋组长、分武训练干事等，这些干部大都被委以重任，如该县独立团参谋长、营长等，还有两人被派往东北。87这些曾经的武委会干部，在参军后成为部队骨干，特别是其中不少人成为地方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因此这些人身份的转变实际上也意味着相当部分的群众力量已升级成为重要的武装力量。

　　武乡民兵关二如的经历可以看作以上这个从“民”到“兵”过程的缩影。1941年，年仅15岁的关二如加入民兵，历经多次反“扫荡”，出色完成侦察、联络工作。1944年他任本村武委会主任，曾指挥民兵掩护八路军侦察员突围，袭击关家垴敌哨棚，被誉为武乡民兵杀敌英雄。1944年11月在太行区首届群英会打靶比赛中关二如夺得头名，被评为一等民兵杀敌英雄。1945年4月，他带领民兵随八路军出击祁县，攻打日军纺纱厂，抢出布匹数百匹，受到太行军区嘉奖。抗战胜利后，关二如携百余名民兵参加八路军，并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8年12月，关二如在淮海战役中战殁。88

　　可见，民兵对于扩兵工作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反攻阶段的迅速大规模扩增上，也体现在平时的常态性扩补上；不仅完成了数量上的要求，还保证了入伍后的巩固发展；不仅贡献了普通兵员，还输送了一大批武装干部。在这个意义上说，民兵对纾解兵员扩补困境无疑具有突出贡献，民兵机制对于战争条件下中共武装的稳定有序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也是前述自愿原则得以坚持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如太行区武委会系统一干部所言：“由民兵参战参军的结果上看，人民武装所发生的作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他已成为广大农民阶级翻身运动与农村民主政权的重要支柱。”89

　　对比国民党方面的情形，根据地民兵机制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并行的制度，其中国民兵役即旨在实现“全民皆兵”。由于国民兵役实际成效相当微弱，因此实际上主要还是从适龄男子中直接征发。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产生了严重的弊端。无论上峰的愿望有多么良善，征兵的任务最终还是要落到基层，但国民政府对基层的掌控极为薄弱，由此收受贿赂、强拉充数等各种弊政层出不穷，引致民怨沸腾。90对于役政病弊，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认为“纯由主办人员事事违法，层层舞弊所造成”。91国民政府进行过严厉纠正，但依旧不能根本改观。可见，相关主事者对此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如此深重且无法根除之弊绝非仅仅出于个人之贤愚廉腐，而当追究更深层次的原因。

　　国民党的这种直接征兵的方式，还会面临衔接问题。按照当时的兵役制度，基层征兵主要依靠县兵役科及乡村的保甲组织，负责拨补的则是各兵役管区，训练由补训处、补充团掌管。按照设计，征发、拨补、训练三个环节分工负责，但在实践中三大机构难以有效配合和衔接，征、补、训脱节严重，甚至各谋私利。蒋介石曾直言其弊：“第一线部队与补充部队缺乏历史的关系，所以对补充部队的素质教育和战斗力都没有切实的认识”；“一般补充部队的组织不良，训练亦不切实”。92而根据地的民兵由于长时间的战争熏陶和操练演习，特别是跟随部队实际参战以及干部带队参军，已为之后的衔接融合打下必要基础。

　　如前所述，国民党虽也曾有意推行国民兵役，无奈未能落到实处，中共在根据地推行的民兵体制却取得了相当成效。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方面“兵”和“民”是分离的，即时仓促调用为常态，缺乏过渡蓄积的机制，而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从民到兵的兵员输送链。基于此，国共两党兵役工作之优劣已不言而喻。

五、结语

　　连年的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负担不仅是钱粮，还有被不断征集的兵员。抗战中后期，随着兵源日益枯竭，在国统区的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抓丁现象，这被认为是导致国民政府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征兵对人力资源严重短缺的根据地而言，同样是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抗战期间，总人口非常有限的太行腹心区贡献兵员12万余人，以比例而言甚至高于国统区，负担不可谓不沉重，但并没有引起明显的民怨。形成如此迥异结果的原因，除了中共方面对自愿原则的坚持及艰苦细致的政治动员外，以民兵为核心的群众武装机制的有效运行的作用不可忽视。反攻之前，民兵在各地参军人数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民兵除了自身参军，还对普通群众起到带头作用。在与敌争夺人力资源的过程中，一旦成为己方之民兵，便难再为敌所用，实际上增强了己之力量，对敌之势力也是间接的削弱。当抗战进入反攻阶段以及国共政争初启之时，中共方面亟须快速扩充自身实力，尤其是壮大武装力量，以应对局面的重大变化。这种情势下，之前苦心经营多年的人民武装爆发出积蓄已久的能量，民兵大量参军，地方部队成建制升格，中共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迅猛增长。

　　民兵本身并无多大神通，战斗力也有限，但其作为中共军事力量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联通了“民”和“兵”。从“民”到“兵”的升级演进实现了军队生长于民众，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社会亦能持续生长出力量来。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系，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军事力量的可持续发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国共内战中中共方面的主要战略，其理由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93白崇禧对此深有感受，在大别山与刘邓部队交手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匪区壮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军区部队，再由军区部队升入野战军，因此匪的兵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补充便利。”94内战中，国共力量此消彼长的显著态势更是印证了这一点。对根据地有切身认识的徐复观认为，相较中共，国民党方面因政治组织未能在广大社会生根，以致军事力量亦浮于社会之上。95基于对国共政治军事体系的深刻体认，徐复观早在1943年即认为这样的国民党面对中共夺取全面政权是抵挡不住的。9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基层档案的太行根据地‘全民皆兵’体系研究（1937—1945）”（项目编号：17CZS04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曾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报告，得到余敏玲、张力、黄自进、李达嘉、汪正晟、陈佑慎、毛升等师友教正；本文写作得到夏潮基金会的资助，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