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

一、导言

　　19世纪末，英语、法语与德语世界不约而同地开始对“帝国主义”产生兴趣。这一语境下的“帝国主义”问题一方面着意于回答帝国作为一种“世界秩序”（world order）①其赖以形成的历史与法律理性；另一方面，这种讨论更希望对人类普遍秩序未来的发展作出启示。同时，这一时期关于“帝国主义”及其秩序的探讨，不仅仅吸引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与政治精英，更有许多开创了今天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早期资本家们积极参与其中。这也反映了19世纪末以英帝国为主的全球帝国秩序的一个主要特色。然而，在今天大多数对帝国政治、历史以及帝国主义理论的讨论与批判中，少有对这种社会各个层面复杂互动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希望以英帝国为样本，透过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约翰·罗伯特·希里（John Robert Seeley）、休·爱德华·伊格尔顿（Hugh Edward Egerton）和雷金纳德·库普兰（Reginald Coupland）的帝国史书写，讨论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之间，英帝国全球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帝国世界观”的形成问题。本文希望将这一脉络中展现出的那种对于帝国秩序普遍性的信心重新历史化，并将帝国史作为一种从帝国扩张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论来理解。

　　实际上，19世纪末兴起的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兴趣，与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秩序变迁密不可分。19世纪上半叶，英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欧洲列强以权力平衡为原则达成了暂时的和平，但是，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列强之间的斗争从未休止。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这种对海外贸易权利的斗争开始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在原有重商主义的影响下，欧洲列强之间发生在海外领地上的斗争还延续着旧殖民时代那种以旧贵族为核心的欧洲主权者之间相互冲突与密谋的模式；②另一方面，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也开始通过游说以及走私贸易的手段，开始从各个方面尝试打破原有的贸易垄断局面。也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自由贸易”（free trade）逐渐成为这个新兴阶级最有力的政治话语。一个全新的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开始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其基本的治理形态。

　　这一从欧洲开始的世界性变迁也使得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获得普遍性。一种差序的，以社会进化论为底色的世界与人类历史发展观，随着“帝国兴起”这一政治过程而蔓延到全世界。作为一种认识论，其普遍性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同时代世界秩序及其原理的宏大解释欲望上，更体现在它整理、裁剪、编织乃至神化过往事件历史主义冲动之中，以及基于这种历史主义而倒推出的“帝国理性”及其对预测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能力的非凡信心之中。如何在帝国崛起的动态进程中理解帝国秩序观的形成，这是本文处理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文将从“帝国史”发展的学术脉络中透视这一“帝国世界观”的构成问题。“帝国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仅仅作为学科门类出现，我们会发现，它的诞生与变迁更与一个帝国崛起过程中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们有意或无意地协同与联动密切相连。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科学主义等一系列看似静态甚至互相矛盾的思潮与理念之间不断纠缠与共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对自我与他者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整理与规训。此外，我们还会注意到，在这个历史动态中，“殖民／殖民主义”“帝国／帝国主义”“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等诸多在特定地理与政治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政治手段与抽象观念，开始从（西欧）地方性知识逐渐获得其“普遍”性。③这种从帝国中心出发对普遍秩序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整体描述不但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们对世界的认识方法，更体现了帝国的精英们对改造世界所怀有的强大并且傲慢的欲望。

　　当然，本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帝国史学史的学术梳理，而是希望通过这一历史讨论，重新理解帝国世界观的构成及其对世界秩序的改造，并进一步追问这一帝国的世界观是否真正具有解释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能力？是否真正如它所笃信的那样，将人类社会带进了“文明”与“进步”的坦途？本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不另加说明，本文中的帝国世界观都是指19世纪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的帝国世界观，以及在这种观念下形成的英国在“长19世纪”，美国在“短20世纪”中的全球霸权秩序逻辑。本文尝试将帝国的中心与边缘、霸权与反抗放在一个更大的全球范围内作为一个互相缠结（entangled）的动态过程去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工作还是延续了一个后殖民历史学家“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命题，通过对帝国史内部“世界”叙述的细读与历史化，尝试还原这种“普世”叙述背后的欧洲“地方性”色彩。 

二、赫尔曼·梅里维尔：作为经济发展观的殖民主义 

　　“我并不打算用那些繁琐的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军事与政治历史来占用诸位的时间。”1839年，赫尔曼·梅里维尔用这段话开启了他那长达三年的关于英国殖民地的系列讲座。④这一系列讲座是他在就任牛津大学庄蒙德政治经济学教授（Drummo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之后留下的最具分量的学术遗产。1841年课程结束后，所有讲稿被结集出版。这本题为《殖民与殖民地》（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的著作为他之后于1847年进入政府任职奠定了坚实基础。1859年，在殖民地事务次长的职位上任职12年之后，梅里维尔被授予巴斯三等勋章（CB），并出任印度殖民事务部次长。

　　梅里维尔认为，“贸易”才是理解殖民与殖民秩序的核心。支撑这一核心的基础则是斯宾塞式的社会进化论观点。这一观点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将物质发展等同于道德正义的基本态度。在基本承认了西班牙美洲殖民者的“恶习”（vice）之后，梅里维尔话锋一转，指出西班牙殖民者们的冒险与奉献精神为后来的“和平殖民者”（peaceful colonists）们铺平了道路。⑤毋庸置疑，这些“和平殖民者”主要指的是后来的英国白人。贯穿梅里维尔演讲的是一个商业带来繁荣与进步的历史主题。在他看来，由欧洲强国（power）持有（possess）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由此发展，全在于几个重要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开放的商业”，富饶的自然资源，以及英国殖民者“带来”的废除奴隶制度。⑥梅里维尔采用了一个亚当·斯密式的分析框架，将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三者作为理解美洲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发展的核心。在这三者之中，劳动力起到了调动土地与资本活力的核心作用。⑦鉴于奴隶制度对资本主义以及英帝国发展的意义无可否认，梅里维尔也不得不将奴隶称为“令人憎恶的资源”（odious resource）。⑧在这一层面上，梅里维尔与著名的殖民者吉本·韦克菲尔德（Gibbon Wakefield）并无差别。即便是韦克菲尔德也承认，在殖民地使用奴隶“并不道德”，但这跟“恶行与道义无关”，而纯粹是一个“经济条件”（economical circumstance）的问题，是一个关于“生产”的问题。⑨

　　关于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度原因的讨论，始终是帝国史研究者争论的核心。20世纪上半叶占据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三个重要帝国史讲席的教授们始终坚持这是一个英国现代人道主义（modern humanitarianism）兴起的结果。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1944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英属西印度群岛之所以放弃奴隶贸易并最终废除奴隶制度，主要还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该地区经济迅速下滑的结果。⑩一些当代的英帝国史研究者更提出，西印度群岛（特别是牙买加与古巴）制糖业的主导地位逐渐遭到帝国其他角落崛起的生产商挑战。11这种“奴隶-糖业复合体”（slave-sugar complex）对英帝国在18世纪的崛起以及19世纪初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并在经济意义上将欧洲旧大陆与新大陆联系在一起。通过大量吸取帝国边缘的养分，即西印度群岛的土地和非洲的劳动力，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与经济飞速发展才得以成为可能。12

　　我们不难发现，梅里维尔对两种殖民经济的区分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最后一章《现代殖民理论》的讨论中对“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的区分异曲同工。马克思将前者称为“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后者则是“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过，马克思明确提出，后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13在殖民地与被殖民地这组关系中，马克思看到了废奴背后的真正目的，即欧洲资本家试图通过向殖民地输出殖民母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来实现原始积累。14然而，对于帝国主义者梅里维尔来说，殖民地经济朝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繁荣与富强的根基。他更关心北美独立之后，在英殖民帝国内部所发生的快速繁荣与社会转变。这种繁荣不仅仅对殖民地的发展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随着“殖民”而带来的跨大洋的全球性贸易流动与经济繁荣，更为殖民母国带来了财富与工业的发展。这便是梅里维尔梳理殖民历史发展重要意义的核心所在。15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奴隶制度也成为梅里维尔用来佐证英帝国殖民主义“道义”基础的重要证据。正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扩张主义者们一样，梅里维尔所理解的“扩张”（expansion）本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发展进程，是工业革命、原始资本积累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16

三、约翰·希里：“帝国史”的辉格起源

　　1905年，牛津大学设立贝特殖民史讲席（Beit Chair of Colonial History），标志着帝国史（imperial history）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门类开始正式出现。这之后，1919年，剑桥大学维尔·哈莫史华慈帝国与海洋史讲席教授（Vere Harmsworth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and Naval History）以及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罗德帝国史讲席教授（Rhode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也相继成立。这三个讲席共同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英国帝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权威。

　　在《剑桥英帝国史》这部系统论述英帝国兴旺与发展的历史著作中，将帝国史的学科发源追溯至剑桥大学里格斯现代史讲席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约翰·罗伯特·希里从1881年至1882年期间的系列课程上。1883年，希里将这一系列讲稿结集出版，定题为《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Two courses of Lectures）。虽然，《剑桥英帝国史》的编撰者们很积极地试图厘清“帝国史”书写中的辉格史观倾向。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在19世纪末开始的英国帝国史叙事是对辉格史观的反动。

　　回观《英格兰的扩张》，希里开篇便追问历史书写的意义何在。他提出，那种帝王将相起居注式的细碎历史毫无切实目的。17这一点的确直接指向辉格史学家们只关心历史中的“行动者”（agency）而忽视历史作为一个动态历程的缺点。18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家笔下对英国历史那种溯源式的探究，他强调，如今的英格兰“已经不再是斯图亚特或是都铎时代的英格兰了”。如今的历史必须向前看，直面进步与发展的观念，用科学的态度去解释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加实用，“更为伟大的真理”。19

　　希里并不否认辉格历史学家们所描述的英格兰历史中的进步潮流，也未曾像后来的批判者们那样，将矛头对准辉格史中体现出来的进步史观与目的论态度。相反，希里的目的论指向更为宏大，他将眼光对准了未来而非辉格史学家们所关心的“当下”。希里更关心人类“文明”的“普遍趋势”（general drift）与“目标”（goal）。20同时，更重要的是，希里对“未来”的兴趣成为他连接帝国现实政治发展与“西方文明”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并且，希里对整体历史的关心并未使其淡化民族国家这一认识框架的重要性。相反，他希望从英格兰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历史经验中，发掘其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学家们仅将历史局限于“英格兰”这一地理空间之中。一方面，他承认，辉格历史学家们关心的自由（liberty）与民主制度（democracy）的确是“英国国家”（the English State）的核心价值与前进方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任何对英格兰历史进程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探求，如果离开了“英格兰向地球上其他国家的扩张”这一基本动力与历史背景的话便一无是处。在希里看来，英国如今的伟大成就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更是未来文明进步的核心。他直言，“我们种族的（全球）扩散”（the diffusion of our race）与“我们国家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our state）是解释英国之所以能为伟大的“大不列颠”这一现实的根本基础。21然而，在传统的辉格史叙事中，这两个现象无从寻迹。

　　希里强调要跳出对个人事迹的堆砌，在科学的发展动态中去描绘历史的脉络。这里他回应的也是辉格历史学家们在叙述英国史时所呈现的狭隘立场。希里认为，仅仅在英格兰国史的框架内讨论“律法和统治者”的更迭与互动是“机械的”（mechanically）。这种叙事手段根本无法真正呈现出各个历史时段之间的“统一性”（unity）。而事实上，对辉格史学家们来说，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来描写英国史，以古论今的手法，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强调英国历史中“古今”之间的密切关联。这种对“统一性”的强调构成了辉格历史叙述中的核心目的论导向。辉格史学家们格外强调“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王权与之后的议会权力，以及英格兰国教会，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关键事件，完成了“统一”，并造就了之后英国保守主义者眼中的英格兰核心价值观：地方自治与议会民主。22辉格史学家们通过他们对光荣革命史的讨论，建立了英国历史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体性地位。

　　《英格兰的扩张》面世距离麦考利男爵《英格兰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出版才35年。此时的英国刚刚结束了祖鲁战争，正式建立起对南非的殖民统治。一个由加拿大、南非和印度构成的不列颠殖民世界帝国就此形成。在这个帝国政治的鼎盛时期，希里批判的是辉格史学在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格局。在希里的叙述里，个体在历史中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集中表现，更需要放在一个与国家（state）的关系中去理解；国家的地位则更被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西方文明的延续脉络中来体现。相比辉格史学家们关心的帝王将相，希里更乐意从（西方）文明的尺度出发，关心诸如牛顿、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这些个体，并从中探求一个与“人类普遍福祉”相关的历史叙事。在希里眼中，辉格史学家们将眼光禁锢在英格兰岛屿上。这种史观无法承载解答“不列颠殖民帝国”未来命运的使命，也无法描述不列颠世界帝国维系诸邦国之间稳定性的纽带。希里不满足于辉格史学家们对“统一性”安于一隅式的解读，他希望在一个英格兰白人向外殖民扩张的历史叙事中，去描绘一个既有史诗又饱含宗教意味的故事。希里将这一故事的重心放在了18世纪，并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这两个与英国民族史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作为这段历史时期的标记物，称之为“路易十四时代”和“拿破仑时代”。23在希里看来，在这个世纪里，英格兰向外扩张，获取殖民地的“斗争”不但造就了宏伟的英格兰历史，更以一个“出英格兰记”（English Exodus）的神圣叙事，将辉格历史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体性地位从一个特殊的民族史框架中提升至一个全球历史的核心地位。

　　相比梅里维尔在19世纪中期从经济发展角度阐释的英格兰殖民历史来说，希里成功地将英格兰的“扩张”从一个纯粹的贸易经济命题，转化为一个结合了政治变迁与军事行动，帝国中心与殖民边疆，历史与未来的整体性道德叙事。与其说希里是反辉格史观的，不妨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辉格史学家。正是通过他的叙述，辉格史观中体现的强烈价值观与目的论导向才从一个反映英国“特殊性”的问题意识，转变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议题。由此，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中心主义才真正随着英帝国军事霸权的全球展开，成为一个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全球性霸权。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对全球当下秩序的梳理，对西方文明历史的收编，以及对人类未来历史发展方向的整体性叙事也在这个过程中诞生。这种通过反辉格史观而建立起的辉格帝国史叙事影响了希里之后的几代英国帝国史学家，成为“帝国史”最核心的问题意识。

四、两种种族中心主义的帝国：从“扩张”走向“散播”

　　从英国“帝国史”的辉格史起源中我们可以发现，帝国史视角下编织的世界叙述流露着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c）的意味。我们也不难发现，辉格式的帝国史与英国宪政史之间那种深层次的共性，以及它们对未来强烈的目的论兴趣。它们对传统、当下以及未来，对中心与边缘的整体性理论野心，加上19世纪英国全球殖民扩张的政治进程，无疑共同造就了辉格史学家们所发明的英国“核心价值”以及文明论的全球性影响。但是，这种从正面书写的“政治神学”叙事仅仅是帝国史的一个面向。24如何处理殖民帝国在扩张过程中的罪恶与残暴？希里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沿袭了梅里维尔的方法，将眼光放在废奴运动上。在希里笔下，废除奴隶制度是“自由贸易”发展之后的历史必然。25

　　正如梅里维尔一样，希里以北美的独立为界，将英帝国分为两段。在18世纪北美独立之前的英帝国奉行一种“古老的殖民体系”（old colonial system）。这种从“古希腊殖民主义”中继承下来的经验本质上反映了一种“自然体系”（natural system），它就像是植物瓜熟蒂落，果实落地再生根发芽的自然生长一样，通过不断地自我繁衍，将自身的基因广布天下。26同时，这种旧的殖民体系从未将殖民地视为平等的主体，殖民母国甚至不惜牺牲殖民地来保障母国的利益。2718世纪末之后的新兴殖民体系才真正体现了物质与道义上的进步。希里强调，“我们的殖民帝国”（our colonial Empire）28不能与传统的“帝国”（empire）和“殖民”（colonial）概念混为一谈。这个现代的“大不列颠殖民帝国”不是“通过武力将所有不同族群聚拢一道”，而是意在“将各色族群凝聚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帝国“并非一个帝国，而更像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家”。29希里进一步提出，这种通过海外拓殖，建立更大的“民族国家”的现象在欧洲强国中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到了18世纪末，那些“大法兰西”“大荷兰”“大葡萄牙”与“大西班牙”都相继在大国竞争中湮灭。时至如今，只有“大不列颠”在这过程中得以幸存，并不断发展。30基于这个现实，希里追问，为什么英格兰可以“无限扩张”？在此，希里跳出了从重商主义角度对殖民问题的一般理解。在他看来，如果仅仅将殖民地视为服务母国的“地产”（estate），将殖民地人口视为农奴并不断进行无节制剥削的话，那么殖民地很快就会因为遭到过度榨取而失去活力。他举出英法在北美殖民地较量的例子。正是因为英格兰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建立起了“平等互惠”的关系，殖民地才能无须母国输血，便能独立战胜法国在北美的势力。31换句话说，希里将辉格宪法史学家们对英国地方自治的强烈自信，应用到了英国与海外殖民地的关系上，强调只有在真正获得政治上的自主地位之后，一个强大的统一才能够出现。这种在“联邦”（federation）中的国家关系比起处在被征服状态中的国家来说，要更加稳定、更为经济，且更能促进共同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获得了自主能力的殖民地不会成为母国新的竞争对手呢？对于这个问题，处于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希里似乎并不担心。在他看来，在英第一帝国时期诞生的海外殖民地遵从旧的自然逻辑，是英格兰白人向人口稀少的“无主之地”的扩张。他从社会进化论与种族主义文明论的角度出发，将这些建立于18世纪之前的殖民地视为母国的子嗣。殖民地白人们建立起的殖民地国家与母国之间的“种族、宗教与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race， community of religion， community of interest）是保证这种“联邦”能够同心同德的基础。32至此，在希里笔下一个“联邦共荣”（commonwealth）的“新殖民体系”应运而出。它成为18世纪北美独立之后，一个新的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帝国的标志。希里将之称为“联邦共荣时期”（Commonwealth period），并以此区别于北美独立之前，沿袭了古希腊，且类似于西班牙、荷兰等其他欧洲殖民大国的“旧制度”。33废除奴隶制度是这种联邦共荣关系下，保证殖民地国家活力的重要手段。殖民地白人劳动力不会因为被母国过分压榨而灭绝，并最终被黑奴取代。34换句话说，希里通过对英格兰历史的叙述勾勒出全球联邦共荣的未来，其基础无疑就是将19世纪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关系复制到全球各个殖民地，并以此来保障母国在全球武力与经济竞争中的绝对霸权。白人至上的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在这种全球的差序格局中，从一种斯宾塞式的庸俗进化论演变为一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

　　希里对于帝国发展逻辑及帝国未来走向的普遍性系统描述使其成为后来英国帝国史学家们共同追认的学科鼻祖。在希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帝国史讨论的中心议题都围绕“联邦共荣”的全球秩序而展开。差别在于牛津大学的帝国史研究传统站在自由英国国教主义（liberal Anglicanism）的立场上，更重视英国自由主义精神在全球扩散对“联邦共荣”的作用，而剑桥大学的研究者们更关心全球扩张过程中的政治与军事历史。351905年，休·爱德华·伊格尔顿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贝特殖民史讲席教授。他集中讨论了诸如大宪章、议会制、英国法系以及司法传统等在全球殖民体系中的传播，并以美国革命为分割点，着重描述了英第二帝国时期白人殖民者在殖民地落脚并最终通向自治的历史过程。36伊格尔顿系统性的工作建立在希里与梅里维尔研究的基础上，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英帝国史的辉格史叙述。37在伊格尔顿的描述中，英帝国与其说是全球暴力扩张的结果，不如认为是一种“先进”价值观与制度在全球“散播”（diffusion）的自然产物。肩负起这个任务的是“自由”且具有工业家精神的英国白人。英帝国可能本不想承担这份“责任”，但是，由于殖民地原住民懒散、腐朽的落后状态，使那些具有进取精神的白人殖民者们不得不承担起治理的责任。在题为《英帝国是大规模抢劫的结果么？》（Is the British Empire the Result of Wholesale Robbery？）的一本小册子里，伊格尔顿便用这种逻辑合理化了两次布尔战争以及对印度的征服。他丝毫不谈殖民战争的暴力与殖民统治的残酷，而将殖民视为一种道义的散播，将殖民统治叙述为“白人的负担”，以及殖民地旧有政权自我消亡的结果。38这本小册子是当时英国一战战时宣传的一部分，因此特别明确地回应了德国当时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批评。伊格尔顿明确维护了英帝国的道德立场，强调英帝国不但是“人类进化的制度结果”，更要从历史证据出发，证明英帝国的崛起是“和平协作”的结果。至于殖民者早期在美洲的暴行，在伊格尔顿的描述中仅仅被轻描淡写地称为与“原住民社群”发生的“偶尔的小麻烦”。39

五、雷金纳德·库普兰：秩序移植与普遍性的种族主义起源

　　帝国史叙事随着英国世界霸权的形成而生长、变迁。早期的帝国史研究者们不遗余力地为这种政治现实不断编写着帝国起源与发展的道德神话。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40对早期帝国史研究者们而言，围绕帝国而展开的讨论除了对帝国理性与道德的抽象叙述之外，庞大帝国的治理术需要也推动了帝国史研究的另一个面向，即对帝国边缘知识的系统蒐集。这种殖民者对殖民地知识与文化空间的占有开始于对被殖民者历史与制度的系统解构，并“随心所欲地把（西方的）幻想和仁慈强加到心灵已经死亡了的第三世界的头上”。41在帝国史研究的学科内部，最早系统地开展这项工作的是第二任牛津大学贝特讲席教授雷金纳德·库普兰。

　　如果伊格尔顿对辉格史学的修正还只是一种对固有研究对象所指范畴的“扩张”，那么库普兰所做的工作便是一种彻底的“移植”。1920年，库普兰继任贝特讲席教授时，英帝国所面临的处境已经截然不同。一战之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方面是由于这场欧洲霸主之间的战争破坏了维也纳体系所构想的世界权力平衡结构，从现实政治上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斗争创造了空间。另外，欧洲现代工业化战争机器造就的残酷性也从心理上让殖民地精英们开始对殖民主从“文明论”角度进行的自我道德确证与现代化优越性论述产生了怀疑。42另一方面，围绕战争开展的宣传、反宣传以及社会动员是将殖民地问题带入帝国“核心”地带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西方列强之间的宣传战更是充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中，并进一步使得来自殖民地的有色人种与黑奴问题开始逐渐从白人政治与知识精英的讨论中走向了欧洲白人社会普通人的生活里。

　　一战结束后，欧洲的版图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战胜国按照各自对国际秩序的想象，以制约德国为目的，将欧洲旧帝国的领土拆分成一个个碎片化的“民族国家”。新出现的“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基础各不相同，这也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43《凡尔赛和约》所构想的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大国协商为手段的和平非但未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将隐含在殖民帝国秩序内部的“民族问题”，外化成为关乎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议题。由于战争调动的需要，以民族为单位的爱国主义宣传深入社会。在英国本土，战争宣传着力将分散的地方性认同整合为对国家中心的认同。44战争动员还将英国海外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关系进一步拉入帝国普通人的生活中。伴随着这场残酷的战争，一个围绕协约国构建起来的“文明”国家世界想象得以在欧洲出现。英帝国的宣传者们在他们的话语中，描绘出一幅“文明国家”坚守原则、同仇敌忾的景象。这样一个世界图景是以英国为中心的。此时帝国的世界图景中，美国不单单是先前帝国史叙述者笔下那个因羽翼丰满不得不离开母国而独自闯荡的“前殖民地”，威尔逊主义变成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民主理想原则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位坚定守护人。一份英国地方性小报甚至还不吝对英国殖民美洲的历史进行批判，以便进一步抬高美洲白人殖民者（American Colonists）对自由民主精神的坚定信仰。作者表示：“美洲殖民者不惜以反英斗争来维护他信仰的英国理想。”45除了协约国的同盟之外，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加拿大这些英帝国的白人殖民地的士兵的参与更令这场原本专属于欧洲的争霸“内战”表现出“世界性”。

　　然而，这种“文明”国家团结的想象无力承担这场战争残酷的现实。在今天许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性”与“私人化”的描述中，这场争霸战争背后的种族主义色彩却鲜有论者触及。相比之下，对于种族问题的态度以及建立在种族差异基础上构建的世界图景与道德叙述，恰恰能够将19世纪的帝国史图景与20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现代历史建构联系起来。这种带有浓厚的欧洲地方性色彩，建立在排他与等级基础上的秩序观，被包裹在一种“自由”与“民主”的道德普世话语中，构成了20世纪之初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世界帝国秩序想象的基本逻辑。

　　这种种族主义与道德话语的共谋可以从战后的欧洲社会危机中体现出来。在欧洲争霸战争造成的胜负格局影响下，特别是来自战胜国殖民地男性有色人种士兵与战败国白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然而，白人这一“天然”人种属性及其背后的权力隐喻并未因欧洲内部实力交锋的结果而改变。这种白人世界中文化统一但政治分裂的状况也使得战后的欧洲社会，围绕着文明优越感与种族身份问题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件。46换句话说，由于战时需要而形成的殖民地与殖民宗主国之间的人口流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有色人种大规模进入欧洲白人社会中，原本停留在地理与认识空间“边缘”的“殖民地问题”一夜间进入到“中心”，成为白人内部的“社会问题”，这也为战后欧洲带来了第一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移民危机。

　　一份1922年的宣传资料将欧洲白人对突然出现在“中心”的有色人种的恐慌清楚地勾画了出来。这份两页纸的宣传单出版于德国汉堡，内容用英文撰写，题目是《抗议黑色恐怖！向英国人的紧急呼吁！》（Outcry against the Black Horror! Urgent appeal to Englishmen!）。事件起因是法国占领军在德国境内使用了来自殖民地的“黑色与有色人种部队”。这些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即“德国的妇女、儿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作为被占领国，德国想尽办法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只能诉诸于舆论，公开向“世界上所有白色人种的国家”呼吁。在呼吁信中，作者列举了一系列法国黑人士兵的“罪行”。他们“用枪托将白人妇女赶下人行道”，“逼迫白人姑娘成为妓女”，并使得“跨种族杂种的出生率与日俱增”，还“惩罚那些不容许白人姑娘与黑人士兵交往的父母、教师与神职人员”，甚至还“参与到司法体系中，嘲弄那些被审判的白人”。作者还试图调动美国白人的种族情绪，强调在“狂野西部”，任何“黑人男性对白人女性的丝毫不敬”都会被“毫不犹豫地私刑处死”。然而，在德国占领区，我们的“妇女、少女与儿童却不得不承受这种苦难”。47这份充满种族主义的呼吁信动用了一系列我们至今为止并不陌生的宣传话语，勾勒了一个黑人占领军欺压妇女儿童，敌国政府企图掩盖真相，被占领的弱小人民诉诸国际舆论的故事。故事的重心在于描述黑人男性对白人女性施加的性暴力，并暗示这种暴力最终会令白种人面临灭种之灾。

　　包裹在道德语言下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并不是战后欧洲社会变动的产物；相反，它恰恰是19世纪以来殖民全球扩张中形成的世界秩序想象的核心。在《印度问题》（The Indian Problem）中，库普兰明确表示，要通过对印度“宪政问题”的讨论，梳理一条印度“自治进程”以及“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发展的历史线索。48正如辉格史学家们对英国历史的编写以光荣革命为起点一样，库普兰对印度历史的叙述也具有强烈的目的论导向。库普兰描述的印度历史始于1858年正式确立的“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时期。在此之前的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则作为前史，在书中第一章中被草草带过。库普兰的殖民史书写更多集中在对“联邦共荣”这一秩序的阐释上。虽然19世纪帝国史叙事的先行者们早已将“联邦共荣”视为英国的独特创新，并以此将美国革命之后的英帝国与历史上的殖民帝国区分开来。但是，在库普兰之前的帝国研究者们并未脱离“英格兰的扩张”这一核心主题。在这种秩序观下，英格兰的全球帝国仿佛像是一株大树，其殖民扩张是一种“有机”的生长。然而，在库普兰的描述中，这种盎格鲁-撒克逊秩序观的全球“散播”具有了新的面目。

　　通过对美国独立以及废奴运动等事件的讨论，库普兰将英帝国全球扩张的实力政治彻底转化为一种“先进”制度被全球欣然接纳的道德叙事。49在对废奴运动历史的讨论中，库普兰首先追溯了古希腊传统中对奴隶的使用。他强调，亚里士多德将奴隶视为一种“活的工具”，对其的使用、管理及让渡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奴隶制与“人类文明史一样漫长”，中国、印度、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都将之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50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奴隶的境遇得到改善，并逐渐在“东欧国家”开始转化为农奴制或是佃农，而在“进步的西欧国家”，则彻底得到解放。51库普兰将欧洲贩卖黑奴的殖民贸易历史追溯到15世纪中期。然而，库普兰并未像埃里克·威廉姆斯那样，将黑奴贸易视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原罪”。库普兰将黑奴贸易的产生归咎为“基督教欧洲”对穆斯林之间“圣战”的结果。他强调，阿拉伯人早在10世纪便在积极贩卖黑奴，并将欧洲大规模跨大西洋的黑奴贸易与阿拉伯人的黑奴贩卖历史连接在一起，轻描淡写地称这种“奴隶出口”贸易“一直持续到19世纪”。52在这条仿佛是文明冲突与大国竞争的线索中，库普兰将欧洲贩卖奴隶的历史一笔带过，并迅速将叙述的主线带到了“废奴”这一似乎可以彰显盎格鲁-撒克逊道德高尚的事件上。库普兰认为，对“自由”（liberty）和“公平竞争”（fairplay）的热爱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得以在全球现代变革中独占鳌头的基础，更是英国“联邦共荣”世界秩序得以持久的根本。

六、种族社会主义：“小英格兰”与“联邦共荣”的秩序想象 

　　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我们既不能将种族主义的差序世界秩序观视为英帝国主义者与20世纪初自由民主主义者的专有思想，也不能视其为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调动的副产品。在英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我们同样也能发现这种作为世界观基础的种族主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实际上绝非是单纯的理论家间的传承与思辨，而是一种在不同历史与政治背景下构成的全球多样性博弈与集合。

　　1915年，一本由国家劳工出版社（The National Labour Press）印刷的小册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在英帝国政治秩序中的深层影响。小册子的作者克莱伦斯·诺曼（Clarence Henry Norman）是独立工党成员，也是一名积极反战的费边主义者。正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们一样，诺曼也处理了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关系的问题。英国国家劳工出版社成立于1909年，专门出版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宣传品。作为一个左翼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该党吸引了大量信奉费边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53像其他英国社会主义左翼政党一样，独立工党坚持走议会斗争道路，因此也不得不小心处理英帝国扩张主义的问题。实际上，在布尔战争之后，英国社会民众普遍对帝国扩张持积极态度。大量社会主义者开始倾向于用“联邦共荣”的理想来取代一般性的“反帝”立场。54在他们的讨论中，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截然不同。因此，即便是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这样继续坚持拆分英帝国，走向“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方向的社会主义者，也坚定地站在英格兰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将庞大的英帝国视为一种负担，将英帝国的全球市场视为资产阶级的恶政，并设想通过保护主义与恢复封闭式作坊经济来实现其社会主义设想。55

　　在这本题为《国族性与爱国主义》（Nationality and Patriotism）的小册子中，诺曼（C. H. Norman）重点陈述了“国籍／国族性”（nationality）、“国族”（nation）、“种族”（race）、“国家”（state）及“帝国”（empire）之间的关系。作者表示，从广义上来说，“国族”就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同种族人民的集合”。因此，“国族”即“种族”。作者举例，犹太人即为“希伯来之民族”，希伯来语“为犹太人的通用语言（universal language）”。但是，对于“国族”的狭义定义更为普遍，它是一个“由主权者与臣民或是政府与公民构成的政治社会”。56作者认为，“国籍／国族性”是一种“精神”的产物，而“种族”是具体的“事实”。“国族”的形成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他援引法国历史学家厄内斯·里维斯（Ernest Lavisse）的话，认为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不存在真正的国族”。然而，由于英格兰的地理特殊性，这种“被革命分割开来的历史与现实”在英格兰体现为一种“连续不断的渐变”。作者意识到，民族的产生使欧洲进入了不稳定的碎片化状态，1815年维也纳体系下的神圣同盟则是对这种“杂乱无章”（disorganisation）状态的修正，重新建立了“国族统一”（national unities）。57

　　诺曼认为，对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类旧式的欧洲大陆多民族帝国来说，对皇帝的“个人忠心”和对主体民族优越地位的盲目推崇是构成其“国族性”认同的基础，而这种认同仅靠精神维系，根基薄弱。相比之下，英帝国则是由许多“自治国家”组成的“统一体”58，因此并没有欧洲大陆国家意义上的“国族性”认同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帝国治下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民族问题”。人们更不能期望，民主精神与“国族性”认同可以抚平天然存在的“种族敌意”与宗教差异。这也是为什么英帝国不能像罗马帝国那样，“授予其治下各民族以同等的公民身份”。59相比“国族”认同而言，作者更信任这种依照自治原则建立的统一体，即帝国。与其通过强力来压制（落后的）“国族性”认同，帝国不如授予各殖民地以“自我管理”（home rule）的权力，在“帝国”的协助与组织下，逐渐走向真正的“国族自由”与自治。60

　　作为一个信奉和平主义的独立工党成员，诺曼强烈反对英国参加一战。究其缘由，还是在于他坚信，那种用来解决英帝国问题的“自治”方案可以用来处理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当今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面临着两种最大的“恶”：贫困与军国主义。诺曼认为，军国主义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经济特权，压榨劳工阶级的手段。然而，英国的大众甘于被统治，甚至不惜参军牺牲生命。英国的房东们为了利益可以“把英国工人阶级赶下大海，然后把空下来的房子租给俄国人、比利时人、中国人”。这是由于英国人“比其他种族都要更为遵纪守法”。61为了阻止自身被压迫的命运，诺曼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拒绝参军。虽然在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战争已经进入残酷的胶着状态，但是，诺曼仍在设想一战参战各国国内的商人与精英阶层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会阻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如果没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参与，那么这场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也会随着各国统治阶级恢复理性而自我终结。在诺曼眼里，欧洲各国可以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而土耳其作为“欧洲病夫”应当被彻底清除出欧洲，然后再将英帝国的自治方案应用于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上，并由国际力量接管“君士坦丁堡”这一重要隘口，那么和平便会到来。这种以先进文明合众一体，通过维也纳体系式的大国协商方式，培育后进国家的“国际主义”设想，实际上与辉格史框架内发展出的对“统一体”的推崇并无二致。在这种辉格式的世界秩序观中，盎格鲁-撒克逊与英格兰中心主义的姿态显而易见。与其像诺曼那样，将“欧洲合众国”视为“革命性”的创见，不如将之理解为一种对白人中心主义霸权的无力狡辩。虽然论者不断强调“帝国”是一个松散的自治联合体，却反复表示，联合体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各“国族”需要在“帝国”的照料下，不断发展自身，以求能够真正达到“自治”。在20世纪的民族独立诉求面前，这种对未来的设想更显得苍白无力。

七、结语

　　我们的讨论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且仅仅探讨了英国帝国史研究诞生之初的三代学者。随着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兴起，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辉格史式的目的论史观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到了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并开始通过亚非合作、不结盟运动等各类南南合作形式，挑战旧有国际霸权，尝试建立新型的国际制度、秩序观念；从最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历史与社会经验中探索发展经验，处理被殖民的历史遗产，并开始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树立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主体性。也正是在这个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寻求独立自主的历史进程中，19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秩序旧霸权及其世界叙事受到了最为严峻的挑战。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帝国史研究开始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帝国史学者们开始对“发展研究”以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发展产生兴趣。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主义历史学、新帝国史学等也在这个帝国史的脉络中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库普兰对英国国教自由主义精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移植”的兴趣也开始得到系统发展。这种对自由主义帝国的兴趣从未在帝国史研究的脉络中消失。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这种兴趣更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在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之后，诸如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等在美国任教的英籍帝国史学家们更是明确地复兴了20世纪初诸如伊格尔顿等人对自由制度优越性的鼓吹及其全球“散播”的兴趣。前段时间，在著名的英国《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上，甚至还刊载了布鲁斯·积利（Bruce Gilley）的文章，直接为殖民主义招魂，将之视为促进第三世界社会发展与公共设施建设的高效手段。62然而，与此同时，来自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谋求世界平等新秩序的探索与斗争也从未停止。这段历史则需要另文来具体讨论。

??*本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 “帝国整合与统战建构”（课题编号：ZK2018024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