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与非农就业*

一、引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职业的转换，能够提高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必经之途（Chenery， 1975； Lewis， 1954； Kuznets， 1966）。学者们在亚非拉国家的研究普遍发现，非农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村事实劳动参与率，能有效减轻贫困，促进农村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Haggblade， Hazell & Reardon， 2010； Lanjouw & Lanjouw， 2001）。非农化也有利于改善农村的收入不平等，若政府能以有效的制度制约打破获得非农机会的壁垒，则这种平等化效应尤甚（Canagarajah， Newman & Bhattamishra， 2001； Reardon & Taylor， 2000）。基于上述原因，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长期关注着农村非农经济活动的发展（Bryceson， 1996； Haggblade， Hazell & Dorosh， 2006）。

　　以往关于农业国家非农化过程的研究，大多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出发点。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一文中，刘易斯认为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工资差异促使农民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这种持续供给的劳动力资源是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Lewis， 1954）。在此基础上，库茨涅茨和钱纳里的标准结构转换理论则创造性地将结构因素纳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将经济发展总结为产业与劳动力结构的双重转型。其具体表现为，农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城市化率上升（Chenery， 1975； Kuznets， 1966）。标准结构转换理论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连续增长必然导致生产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因而非农化，乃至城市化都是经济发展所必然经历的自然过程。

　　然而，标准结构转换理论似乎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非农化现实，这一点已被不少学者敏锐地察觉（李成贵，2002）。图1直观地显示了标准结构转换理论与中国现实的不自洽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虽然非农产值比重在波动中逐步上升，但劳动力结构的非农化远远滞后，而城市化进程在这一时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缺乏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共同导致的（Chan & Zhang， 1999； Meisner， 1999）。产值结构的变迁未能帮助中国农民实现非农化就业，这说明在解释像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制度背景的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时，结构转换理论可能力有不逮。正如库茨涅茨在其著作《现代经济增长》中所明确承认的，由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巨大差异，标准结构转换理论对非农化过程的总结，可能并不适合共产党执政的国家（Kuznets， 1966：506-509 ）。因此，在解释和预测中国的非农化转型时，除了关注结构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对社会制度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应该关注国家干预的一系列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

　　关于从社会制度角度考察非农化转型，学界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乡镇企业腾飞为标志的“中国奇迹”式农村工业化和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实证研究，它们大多围绕制度因素展开。例如，钱颖一及其合作者的财政联邦制理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包干制度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决策权，同时激励以提高财政收入为目标的地方竞争，这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兴起和成功（Chen & Rozelle， 1999； Oi， 1992； Qian & Roland， 1998； Walder， 1995a）。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则认为，改革之初的制度背景一方面束缚着国有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私营经济存在诸多限制与歧视，而那些在产权上处于灰色地带的乡镇企业则十分适合计划与市场双轨体制并行的时代（Brandt & Li， 2003； Chang & Wang， 1994； Li， 1996； Tian， 2000）。也有学者从新中国“前30年”的重工业主导政策出发，认为这一制度背景造就了对轻工业产品旺盛的市场需求。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大量涌现的乡镇企业在竞争中提高了管理效率，并且其劳动密集型特征发挥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使大量农民实现非农就业（Lin， Cai & Li， 1996； Naughton， 1995； Peng， 2001）。

　　学者们对乡镇企业的“中国奇迹”所做的解释，无疑为非农化转型的制度因素提供了丰富洞见。但上述理论与实证仅仅围绕着制度演进史的某一个截面，未能从农村社会制度变迁的宏观角度，对非农化转型的决定因素做系统性分析。对非农化转型的“中国模式”的大规模探索，并未回答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制度变迁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型？这也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现实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首先，中国曾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人口都占绝大部分比重，直至2011年，城镇人口才首次超越农村人口成为主流。其次，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延续，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中国一度相当紧密，直至改革开放才发生改变。从土地改革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农村曾是国家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带，国家权力曾深刻渗透乡村社会。即使是1978年的经济改革，也是肇始于安徽农村，然后才逐步推进到全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一系列的国家政治运动与改革过程深刻影响了农村非农经济机会的发展及其分配。

　　基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本文系统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制度变迁背景下的非农就业。我们发现非农就业机会的波动与国家政策方向息息相关：“大跃进”和市场化改革都见证了非农就业率的高速发展，而政治方向的收紧则意味着非农就业的低潮。从非农职业分配角度看，首先，曾经被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统分统配”政策消弭的性别差异，在非农就业机会非常稀缺的“文革”和改革初期再度兴起，而后又被农村女性广泛参与的“民工潮”所打破。其次，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因而它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显著提高了非农转换的概率，且其影响非常稳定。第三，不同政治资本的回报对国家政策，尤其是重大政治运动异常敏感：家庭出身仅仅在政治环境极“左”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影响农民的非农化；共产党员身份作为一种政治筛选的信号，其影响在私有部门兴起的改革时期大幅下降；父亲的干部身份则一直显著地影响非农职业的获得，反映出再分配权力在转型期的延续。最后，在“文革”及之后的时期，农村非农职业的总体代际传承性大幅降低，这可能是国家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的结果。

二、制度变迁背景下的非农就业

　　本文旨在讨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制度变迁如何影响非农经济机会的发展与分配。我们关注农民的非农化转型，而不在非农职业内部做进一步区分。这不仅由于非农工作意味着收入的增加（Haggblade， Hazell & Reardon， 2010 ），从而农民普遍具有向非农职业转换的冲动（Wu & Treiman， 2007），更是由于农村居民所从事的非农职业具有相当的同质性，他们大多进入制造业、建筑业或服务行业从事体力劳动，少部分人成为自雇佣者。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非农职业内部的转换通常并不那么重要，往往意味着单纯的职业流动而非社会经济地位的变迁。

　　现有关于非农职业获得的文献往往关注移民务工的机制与后果。使用“满铁”资料，有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并非是由于土地的不足，而是被教育在非农工作中有高回报所吸引（Kung， Bai & Lee， 2011）。对1949年以来非农职业获得的讨论，则集中于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回报及不平等待遇（Brauw & Rozelle， 2008； Meng & Zhang， 2001； Yang， 1997； Zhao， 1997， 1999a， 1999b）。本文将研究时段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96年），所讨论的非农就业虽然包括外出务工，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本地非农就业为主。①

　　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7年。新中国成立后，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至1952年冬，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占农民总数的90%）无偿分得7亿亩耕地（占耕地总数的44%）及其他一些生产资料（Wong， 1973）。对农村家庭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其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当时的每一位农村居民都被贴上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标签，这些标签影响到他们未来数十年的生活际遇。在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于1953年的合作化逐渐确立了土地公有的农业集体化生产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土地所有制与生产生活组织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时期农村的阶级政策却相对温和，这体现在合作社对地主、富农的广泛接纳上（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1992：351-357）。例如在老解放区，有90%的地主、富农都被吸纳为正式或候补社员，只有10%参与管制生产；新解放区的土改虽然更为激烈，但被管制生产的地主、富农仅占20%左右（冯建辉，2000）。为了尽快重振国民经济，国家不但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还强调农业与手工业、加工工业以及运输业等的互助结合。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1952年农村从事商品性生产的手工从业人员达到467万，占全国手工业职工总数的63.5%（张毅，1990：8）。农村非农就业比例也从1952年的5.21%迅速增加至1956年的7.81%②（见图2）。

　　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农村工业化”，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从此人民公社开始大办工业。1957—1958年农村非农就业比例迅速由6.65%攀升至29.02%（见图2）。非农就业比例的急剧上升，可能因为社办工业企业提供了大量岗位，也可能是城市工业企业快速扩张，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大量转移。“大跃进”使得农村非农就业在1958年底达到顶峰，但严重破坏了国内经济，在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后，非农就业率于1962年跌至2.86%（见图2）。中央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社办企业，调整与恢复农业经济。1962 年中央颁布《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规定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工业。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大部分农村工业企业下马，社办企业从1958年末的602万个迅速下降至1965年的1.2万个，产值仅为5.3亿元（张毅，1990：17）。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农村非农就业主要呈现出以下两大特征：一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农村非农就业整体呈现出先井喷式发展，继而跌至谷底，而后缓步回升的过程；二是与“大跃进”和整顿社办企业同步的是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左倾”（薄一波，1991：1097-1098）。1963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初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务”，后期则发展为在城乡范围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文革”十年间，一方面国内政治环境继续“左倾”，另一方面社队企业在国家政策影响下恢复发展。由于《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限制公社办工业，社队企业的发展在1965年达到低谷，此后逐步回升。1970年全国社办企业总数为4.74万个，产值达27.6亿元。同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及1975年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事实上指明了社队企业的发展方向，而农业部下属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的建立更是加快了社队企业发展的步伐。截至1975年，全国社办企业总数达7.74万个，产值攀升至214.5亿元。1975年后社队企业的发展则更为迅猛，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高达492.9亿元，安置农村劳动力2827万人（张毅，1990：25）。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村中小学教育逐步普及，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有助于其实现非农转型。图2显示，与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基础教育的普及同步，农村非农就业在“文革”期间逐步回升，尤其以1975年以后为甚。然而，与这一增长相伴随的是政治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方面，极“左”的意识形态表明政治忠诚和家庭出身将参与影响非农就业机会的分配；另一方面，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又可能打破固有的职业传承结构，使得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得更为开放（Deng & Treiman， 1997）。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建设，自此中国逐步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以“一包三改”③为核心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则提高了乡村企业的运作效率，其共同结果是社队企业的稳步发展与非农就业率的逐年上升。农村基础教育的扩张也大大降低了文盲率，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价值，截至1984年，甚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农村实际非农就业率已达10.41%至16.37%（见图2）。与此同时，阶级斗争不再是农村政治生活的中心，尤其是在中央颁布《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之后，对地主、富农出身者的歧视基本消失殆尽。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初期绝大部分非农就业机会依然限制在本地社队企业中，因而村干部仍然享有对非农职业的分配权力。

　　1985年以后国内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产品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促使其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城市新兴的市场经济在再分配体制外，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及大量就业机会。虽然户口制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经济改革大大削弱了政府通过户籍控制人口迁移的能力，尤其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形成“民工潮”（Chan & Zhang， 1999）。与此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达到233.6万个，职工总数达1.35亿人。农村本地与城市非农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农村非农就业率由1985年的18.11%提高至1996年的28.77%（见图2）。 这些非农机会多由私营或集体部门中的非技术性工种构成，进入门槛较低，其分配也往往遵循市场而非权力机制。

　　有研究表明，参军经历对农村居民的上升性流动具有重要意义（Wu & Treiman， 2007）。党和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非常重视退伍复员军人的安置工作。许多农村居民正是在参军之后，由国家分配至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乃至国有和集体企业。1987年颂布的《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明确规定各用人单位在向农村招工时，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退伍义务兵。在改革之前，由国家所掌控的再分配体制控制了绝大部分非农就业机会，对退伍军人的安置政策能够通过层层下达的指令很好地执行；而改革后，国家对职业市场行政控制的弱化，以及市场化用人机制的推行，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忽视甚至抵制对退伍转业军人的安置工作（Shichor， 1996）。这种制度变迁的一个可能后果是降低了参军的职业回报。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1996年的“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在除西藏之外的所有省份，对农村和城市分别抽样，最终获得由年龄在20—69岁之间的6090个成年被访者所构成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广泛了解中国居民的教育、就业、家庭背景等信息，其中个人职业史和家庭出身这两项关键信息对本研究尤为重要。事实上，尽管家庭出身作为一种几乎不可更改的政治基因，曾经深刻地影响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但学界关于家庭出身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甚至家庭出身这一信息在全国性调查中也鲜少被提及。④从这一角度讲，“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时至今日仍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关注农民向非农工作的职业转换，因而被访者的农村生活经历是我们考察的重点。1996年的“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提供给我们3087个城市样本和3003个农村样本。我们将全部农村样本纳入分析；对于城市样本，仅仅保留14岁时户口状态或居住地为农村的被访者⑤，他们很有可能是通过升学、就业、婚姻或者移民安置等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移民（Wu & Treiman， 2007；郑冰岛、吴晓刚， 2013）。剔除那些从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被访者，本文最终使用的分析样本规模为4300人。研究的实证部分将对这4300位被访者的职业经历进行事件史分析。

　　事件史分析的基础是确定风险集（risk set）并构建人-年（person-year）数据结构。本研究所关注的事件（event）是农民获得非农工作，因而在1950—1996年所有可能经历职业转换的农村居民都应被纳入我们的风险集。而一旦他们获得非农工作，就将自动退出风险集。据此，我们先将1996年截面数据转换为人-年数据，然后进行删截：首先，按研究惯例仅保留处于劳动年龄（18—60岁）的观测值，并剔除因生病、入狱、就学、参军等原因临时丧失劳动能力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观测值。其次，虽然同样出身农村，但那些非农户口获得者的职业生涯选择机制与始终保持农业户口的农民工截然不同（郑冰岛、吴晓刚，2013）。为了保持样本的相对同质性，我们删截受访者获得非农户口之后的观测值。“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并未提供被访者获得非农户口的确切时间，因而我们参照吴晓刚和唐启明的方法（Wu & Treiman， 2004），将农村出身者迁居到现住址，或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份近似地看作其“农转非”的时间，从而将之后的观测值删截⑥。另外，本研究仅探讨农民非农职业的获得，而不考虑非农职业间的转换，因此一旦受访者在某特定年获得非农职业，我们则删除该特定年后的观测值，直至该受访者重新进入农业领域工作。最后，因为1950年以前的观测值很少，并且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我们也将其删截。本文的最终分析样本为63577个人-年观测值。综上所述，本文旨在研究出身农村且保持农业户口的居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机会，其中既包括本地非农就业，也包括城市务工。⑦

??（二）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是从农业向非农职业的转换。在人-年数据中的每一个特定年份，若被访者符合下列任一情形，则被认为是经历了非农职业转换，因变量编码为“1”，否则为“0”：被访者从事初职，且初职为非农工作；被访者上一年从事农业，而在本特定年从事非农职业；被访者上一年不工作，而在本特定年从事非农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农业职业和非农职业内部的转换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参照一般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我们将性别、年龄以及教育年限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性别被编码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而年龄和教育年限都特指被访者在特定风险年中的状况。

　　以家庭背景来衡量的个人政治资本是本研究中重要的自变量。在制度分析的视角下，不同历史社会情境中的政治资本可能有丰富甚至多维度的内涵，因而摒弃“政治资本”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以更为具体的测量取而代之，有助于在理论概念和经验证据之间寻找到更恰当的契合点（Zhou， 2000）。市场转型理论通常以党员和干部身份来测量政治资本（Wu & Treiman， 2004），其中前者被认为是政治忠诚的体现，而后者可能更好地代表了再分配权力。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家庭出身显然是政治先进性的更好指标，在社会现实中曾被更多地用于检验个体是否“根正苗红”。除了少数研究（Deng & Treiman， 1997； Sato & Li， 2007； Zhou & Hou， 1999），家庭出身这一曾经主宰中国人命运长达30年的重要因素，在大部分分层研究中被忽略了。本文试图考察过去被笼统地称作政治资本的各项个体特征对农村社会分层机制有何影响。

　　我们首先测量被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根据父母、配偶及被访者自身的政治面貌及其各自的入党时间，我们判断在特定风险年中，被访者家中是否有共产党员，并以此构建虚拟变量（共产党员为1）。父亲的职业也是测量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之一。我们将被访者14岁时父亲的职业分为农民、职工以及干部三类，用以考察父亲的干部身份对被访者职业转换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再分配时代的中国，参军也是一条重要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军人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身份，对农村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Wu & Treiman， 2004；郑冰岛、吴晓刚，2013）。基于被访者的工作史，我们判断在特定风险年，个体是否具有参军经历，并将其也编码为虚拟变量（曾经参军为1）。

　　本文重点关注家庭出身对被访者获得非农职业的影响。“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询问了被访者的家庭出身，我们将它分为六类：革命干部、军人和烈士；工人、职员和自由职业者；贫农；中农和小业主；资本家、右派分子、富农、坏分子、地主和其他反革命；以及其他。

　　本研究试图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变迁如何影响非农经济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关于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个人生活机会的影响，囿于数据限制我们虽无法一一考察，但仍可通过估计一系列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变化，来了解不同制度背景下非农经济机会不平等的来源及其变迁。因此，根据制度变迁——具体来说是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来划分历史时期，对本研究尤其关键。我们将1950—1996年划分为五个时期，以保证在每一时期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相对稳定。

　　第一个时期是1950—1957年。这一时期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土地改革（1949—1952年）及人民公社化运动（1952—1958），但户籍制度还未正式实施，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第二个时期是1958—1965年。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大跃进”（1958—1960年）及之后的经济调整恢复期。接下来是1966—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1966—1976年），阶级斗争是最突出的时代特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和国家于1978年底开始实施市场化改革，我们将1979—1984年划分为第四个时期。1985年初，人民公社解体，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民开始在劳动力市场跨区域流动并形成“民工潮”，我们将1985—1996年划分为第五个时期。

　　由于经济结构的区域不平等（Xie & Hannum， 1996），非农就业机会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我们在模型中控制省固定效应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三）模型

　　基于人-年数据，本文使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来估计各个自变量对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影响。这是一个逻辑斯蒂模型：

　　Logit（P） = α + βp*PC + βh*HC + βc*C+ε

　　其中， P表示被访者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概率。PC代表政治资本，包括家庭成员共产党员身份、父亲干部地位、个人参军经历及家庭成分，βp是相对应的政治资本变量的系数；HC表示人力资本变量，主要是教育年限，βh表示人力资本变量的系数；C和βc分别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及其对应的回归系数；α是截距，ε是误差项。

　　由于“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在城市和农村使用了不同的抽样比例，且在入户抽样时，不同家庭户人数使得个体进入样本的概率不同，因而为了让模型结果能够更好地代表全国，我们在估计时考虑人口权重。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的第一部分是对1950—1996年处于18—60岁的所有人-年观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被访者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平均概率为3.7%。分时期来看，这一概率似乎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在1950—1957年，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比例为12%左右，这一比例在1967年跌至历史最低点，最终徘徊在3%—4%之间。

　　由于人-年数据结构的特殊性，我们在应用18—60岁样本讨论非农职业转换风险率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由于年龄区间较宽，人-年数据的晚期观测值远远多于早期。表1显示，1950—1957年的观测值数目仅为2485个，1958—1965年增长了近一倍，而1985—1996年更是增至近十倍之多。不断增大的样本，说明在晚期我们可能将事实风险率很低的个体混入了风险集。其次，依据本文对风险集的定义和人-年数据转换方式，早期观测值的平均年龄必然会远低于晚期。如表1所示，各时期样本平均年龄从1950—1957年的22.11岁逐步增长至1985—1996年的35.71岁，这体现了较大的样本异质性（heterogeneity）。研究表明年轻人更易获得非农工作（Yang， 1997），因而较晚时期内的观测值由于平均年龄较大，很可能低估非农职业转换的真实风险率⑧。

　　为了揭示非农职业转换的真实概率，尤其是比较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有必要对风险集的年龄做进一步的限定。表1的第二部分显示，当我们把风险集限定在18—30岁区间时，所能观测到的事件数已达到总体事件数的83.3%（1960／2353），且各个时期内观测值数量的差异变小，样本平均年龄相当接近（22—24岁），因而更具可比性。据此，我们使用18—30岁这一分析样本来讨论1950—1996年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风险率。对于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估计，为了将所有的“事件”都纳入分析，我们仍然使用18—60岁的完整样本，而仅仅用18—30岁的亚样本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图3分别基于18—30岁和18—60岁样本，展示了历年农民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离散时间风险率。在1966年以前，两个样本所显示的风险率曲线基本重合⑨，而之后18—60岁样本明显低估了实际非农职业转换率。分时期来看，历年非农职业转换率的变化与农村制度变迁的历史高度印证。1950—1957年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在3%—10%之间波动，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新中国成立伊始非农职业转换的高风险率可能和国家调整与恢复国民经济的举措相关。肇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促使农民向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攀升至近15%，达到1950—1996年的最高峰。然而，激进的工业化政策和僵化的公社管理与分配制度随即导致了1959—1961年严重的经济困难，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到1961年迅速下降至4.6%。为了缓解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共产党对农村的组织管理架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理顺管理体制以促进农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这使得非农职业获得的风险率在1962年回升至6.73%。然而，党内对三年困难时期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改革措施，尤其是包产到户是否应该作为人民公社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延续下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导致了政治方向的收紧，“四清”等政治运动盛行（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1993：338-339），非农工作转换的风险率在1962年以后于波动中不断降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7年，非农职业获得的风险率跌至2.25%，达到历史最低点，其后稳定在4%—5%之间。1978年底，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这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非农职业转换的风险率逐步提升，而农村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也加速其非农转型。20世纪80年代初，非农职业获得的风险率一直保持在6.5%左右。1985年政社分开以及建立乡政府的工作顺利结束，标志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改变，赋予了农民自由劳动支配权，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获得了大量本地非农就业的机会，同时城市私营经济的发展也吸引着大批农民工进城谋生。⑩非农职业转换风险率在1985年以后稳步上升，并于1995年达到9.24%。11

　　非农职业转换风险率的波动与农村政治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高度吻合，既从理论上支持了制度主义视角的合理性，也从实证上说明了本文事件史数据的可靠性。

　　（二）离散时间风险模型

　　1. 平均趋势

　　表2是1950—1996年18—60岁农民从农业向非农职业转换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显示，在控制历史时期和省份固定效应时，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被访者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提高23.5%（e0.211-1）。同时，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工作。而年龄对非农职业转换的影响呈U型曲线，那些最年轻和最年长的劳动者更有可能获得非农职业。

　　模型2表明，在控制历史时期和省份固定效应以及人口学因素后，所有与政治资本相关的变量都显著地影响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概率。家庭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使其发生比增加1.30倍（e0.835-1），而父亲职业在农村子女工作转换中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相比父亲为农民的被访者，父亲的干部身份能使非农工作转换的发生比提高2.55倍（e1.266-1）；即使父亲为普通的职工，被访者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也会提高1.33倍（e0.847-1）之多。这些发现验证了权力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也说明农村社会代际之间的职业传承。有参军经历的被访者非农工作转换的发生比是普通农民的3.73倍（e1.316）。这说明，作为政治忠诚度的一种体现，参军在农村构成了一条重要的向上流动的渠道。

　　在控制家庭成员共产党员身份、父亲职业，以及个体参军经历后，家庭出身——这一自土地改革开始就烙印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政治基因标签——仍对非农工作的获得有显著影响。与“反革命”家庭出身的被访者相比，出身于革命干部、军人、烈士家庭者实现非农转换的发生比高1.35（e0.856-1）倍，而工人、职员和自由职业者家庭出身的高0.93（e0.658-1）倍。值得注意的是，出身中农和小业主的被访者相对于“反革命”都有较高的概率获得非农工作，而贫农并不具备这种优势。

　　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进一步控制教育年限变量。模型3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发现，它表明家庭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社会的职业不平等，而教育和参军则在职业代际传承之外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开放性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年限一致的条件下，贫农出身的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比“反革命”高38.1%（e0.323-1）。可见，模型2中我们无法观测到的贫农优势，很可能是被其弱势的教育水平抵消了。

　　2. 历时比较

　　表2的回归结果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政治和人力资本在非农职业市场上的平均回报。为了了解这些回报随着制度变迁的情况，我们进一步分时期估计农民实现非农工作转换的概率，如表3所示。

　　我们首先关注人口学因素的影响。比较性别这一变量在模型1至模型5中的回归系数，我们发现男性在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集中在“文革”及之后的80年代初。尽管之前的文献强调再分配体制下国家力量对男女平等的推动，并将市场化作为转型期以后劳动力市场上性别不平等的起源（He & Wu， 2017），但本文的发现挑战了这一结论。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妇女劳动力的大解放”，同时由于“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的国家统分统配就业机制，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被迅速消弭。而“大跃进”全民办工业导致劳动力的一度短缺，政府号召“全部妇女劳动力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金一虹，2006），可见“文革”前的中国见证了相当程度的性别职业平等化。“文革”期间的经济停滞使农村非农就业机会跌至谷底。非农职业的稀缺性凸显了男性优势，那些仅有的社队领导以及社队企业职位多数被男性获得。这种性别优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民工潮”开始，当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作为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涌入城市非农就业市场才宣告结束。职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并不能够用市场化因素做单一而线性的解释，它在制度变迁的历史中被国家的力量不断重塑。具体到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得问题，我们应当关注这种机会本身的稀缺性，以及这些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He & Wu， 2017）——社队管理和纺织厂流水线工作对女性的偏好程度显然不同。表3也说明，年龄对非农职业获得的影响呈U型曲线，这一点在各个历史时期并无显著差异。

　　与许多文献一致（Brauw & Rozelle， 2008； Wu & Xie， 2003； Yang， 1997； Zhao， 1997），本研究验证了教育对农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显著影响。表3显示，在1950—1996年的五个历史时期中，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民向非农职业转换的发生比将增加20%（e0.179-1）至28%（e0.248-1）。教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职业回报差异不大，仅在改革时期略微下降（p = 0.031）。这与市场转型理论的观点相悖，它不仅说明教育作为一个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在再分配时代仍然有效（Walder， 1995b； Walder， Li & Treiman， 2000），也说明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Wu & Xie， 2003）。教育回报的下降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人均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而导致的农村教育贬值12，也可能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大量非技术性体力工作而降低了非农职业的教育门槛。

　　接下来我们探讨共产党员身份、父亲职业和参军经历的影响。表3显示，除了在“大跃进”及之后的经济调整年间（模型2），家庭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其他历史时期都显著地提高了农民进入非农职业的概率。跨时期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除1985年以后党员身份的作用显著降低外（p = 0.078），其他时期党员身份的影响均无显著变化。相比较而言，父亲职业的影响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得更为稳定：父亲的干部身份在1958—1996年能使子女获得非农工作的发生比显著提高1倍至5倍13，但这种影响的时期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相比于父亲为农民的情况，即使父亲为普通的职工，也能够帮助被访者进入非农职业，只不过这一影响仅仅在1958—1965年比较明显，之后其作用则明显下降了（p = 0.067）。而参军经历则始终是农村居民进入非农工作的重要通道，但其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要显著得多（p = 0.004）。

　　这些发现揭示了文献中被统一诠释为政治资本的几个操作变量的丰富含义。党员身份虽然不可避免地与干部地位相关，但它本身不代表权力。家庭成员中有共产党员，可能意味着对再分配资源的操纵，也可能仅仅说明该成员通过了党的筛选，而彰显其政治忠诚甚或是个人能力上的先进性。在控制父亲干部身份的前提下，党员身份可能更多地代表着政治忠诚。可以看到，在全民办工业的“大跃进”时期，政治筛选并不构成进入非农职业的主要门槛。而在1985年以后，城市私营企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的分配显然更少地受到政治忠诚的影响。干部身份则意味着对包括非农就业机会在内的再分配资源的操控，因而父亲的干部身份更直接地测量了家庭的权力。表3证明了再分配权力在转型社会的延续。父亲身为普通职工与子女从事非农工作的关系，则描述了职业地位的社会再生产。表3说明，在“文革”之后的农村社会，职业机会结构变得更加开放了。这可能是由于国家的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削弱了代际之间的职业继承性（Deng & Treiman， 1997），也可能是由于在“大跃进”之后，农村非农工作机会的稀缺导致了大量向农业的向下流动，因而非农职业的代际关联性降低（Wu & Treiman， 2007）。对参军经历的回报则更直接地受到军人退伍安置制度的影响。改革后国家对军人的指令性安置与劳动力市场的自主选择原则相悖，因而受到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以及企业的抵制（Shichor， 1996），参军的职业回报大幅度降低。

　　在控制家庭成员共产党员身份、父亲职业和参军经历后，家庭出身能相对准确地测量政治标签的影响。表3显示，相对于出身“反革命”家庭的被访者，出身其他家庭的农民进入非农职业的优势，只在1958—1978年呈统计显著性。14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政治血统的概念越来越强化，并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家庭出身在这一时期决定着人们在入学、参军、入团、入党、招工和提干等人生重要时刻的命运。我们的研究说明，家庭出身作为一种天赋型的政治基因，仅仅只在政治环境极“左”的“大跃进”和“文革”期间才对人们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

??3. “文革”时期

　　尽管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非农就业决定因素的变化，来剖析制度变迁背景下的中国非农化转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制度变迁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各时期内部也有可能发生。囿于有限的样本量，将各个历史时期都进行细分并不现实，且也不利于我们进行历时比较。因此，我们仅以“文革”时期为例，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其细分为三个阶段，以显示制度变迁的渐进式过程及其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文革”前期为1966年到1969年的中共九大期间，中期为中共九大到中共十大之间的1970年至1973年，后期为中共十大之后的1974年至1978年。

　　表4显示了在“文革”的三个阶段内，非农职业获得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回归结果。“文革”时期有关非农职业分配的政治筛选，在三阶段之间总体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家庭成员的共产党员身份仅在“文革”中期以前对非农就业有帮助，而在“文革”后期，其优势消失了。无论是从影响系数的大小，还是从统计显著性上看，非农职业分配过程中对“反革命”家庭出身成员的歧视，都是在“文革”中前期较为明显。与郝大海（2013）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城镇数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我们发现父亲职业对子代非农机会获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文革”的中后期。这反映了农村个体试图突破既有体制，实现代际资源流动的努力。表4显示，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过程即使在“文革”时期内部也存在，因而我们应对各历史时期的非农化进程进行更为审慎的诠释，避免片段式的、与制度变迁整体过程相割裂的错误理解。

　　（三）稳健性检验

　　我们使用18—30岁亚样本来重复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估计，以作稳健性检验。该亚样本仅仅使用47%的观测值（33704／63557）就能涵盖83%的事件，这说明它仅仅排除了那些真实风险率相当低的样本。另外，删截后分时期样本在年龄上的相对可比性，也增加了我们实证结果的可靠程度。表5的第一部分报告了检验结果，它与表3基本一致，不同之处仅在于两点：第一，改革前后教育的回报无明显差异（p = 0.311），这说明人力资本在职业生涯中的作用并不随着市场化而发生线性变化；第二，1979—1984年革命家庭出身者也具有进入非农职业的显著优势。

　　为了更好地考察家庭出身对非农职业获得的影响，我们进一步做如下的稳健性检验。虽然家庭出身与父亲职业并不能够一一对应，但两者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出身于革命家庭者，其父亲获得干部地位的可能性也越高。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可能扰乱我们的回归结果，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剔除父亲职业这一变量，并在表5的第二部分重新报告家庭出身对非农职业获得的影响。15可以看到，虽然家庭出身对职业获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但“革命后代”的职业优势却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后。革命家庭出身者在改革时期的劳动力市场优势，并不在于其先进的政治血统，而更可能来自于父辈或者祖辈的干部身份，或是其社会网络的影响。我们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说明，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打破了固有的职业代际传承结构，但权力的作用一直延续到了改革时期。

四、结论与讨论

　　农民向非农职业的流动对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大量文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非农就业已经越来越构成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有效地帮助农村摆脱贫困，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农村社会的不平等。然而关于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非农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学界还知之甚少（Reardon & Taylor， 2000）。

　　中国农村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情境。作为对“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曾在农村。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一整套非常严密的国家平等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从1957年春的“退社风潮”到其后于事实上从未停止过的“包产到户”实践，农民一直试图突破既有制度。厘清政策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职业流动过程，有助于理解何种制度条件方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非农化转型，并提高农村社会总体福利。

　　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本文系统考察了1996年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与非农职业获得。通过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的估计我们发现，非农就业机会的波动与国家政策方向息息相关，“大跃进”和经济改革都见证了非农就业率的高速发展，而政治方向的收紧则意味着非农就业的低潮。我们进一步讨论人口学因素和人力资本在非农职业分配过程中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男性在获得非农职业上的优势仅仅集中在“文革”及之后的80年代初；其次，年龄对非农职业获得的影响呈U型曲线走势；第三，教育在各个时期都显著提高农民实现非农转换的概率，且其影响在时期之间差异极小。

　　我们接着测量家庭成员共产党员身份、父亲职业、家庭出身，以及个体参军经历对非农职业获得的影响，发现以往被用以笼统地测量政治资本的诸多变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家庭出身更好地测量了政治标签的影响，它只在极“左”的“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起作用。父亲的干部身份则代表了家庭所拥有的再分配权力，对农村社会分层的干预在改革前后都非常明显。党员身份虽然某种程度上与干部地位相关，但它本身并不代表权力，在控制父亲职业的情况下，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筛选仅仅只在非农机会非常稀缺的历史条件下才更明显。参军经历对农村居民来说，某种程度上具有职业准备的功能，其回报更直接地受到军人退伍安置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总体看来，在控制这些家庭和个人政治资本的条件下，“文革”期间国家的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削弱了农村社会的非农职业传承。

　　我们的发现可能对关心以下问题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有所启发。首先，本研究证明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非农化转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致力于建立适合非农经济的制度土壤，而国际发展援助组织也应考虑项目与本土国家政策的衔接（Lanjouw & Lanjouw， 2001）。第二，制度因素决定了非农机会的分配，从而深刻影响农村社会的不平等。以1996年以前的中国为例，一方面，国家的一系列平等主义政策打破了非农职业的代际传承结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及伴随的非农就业机会的显著增长，虽然未能抹杀权力的作用，但不容置疑地弱化了基于政治资本的筛选过程。在考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农化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时，应该关注本国政策是否为非农机会获得设置了体制壁垒（Reardon et al.， 2000）。最后，我们基于1996年“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数据的研究，虽然大体反映了中国农村非农就业随制度变迁的过程，但在应用这些较为宏观的数据结论来理解结构性因素约束下的农村社会生活时，我们还应保持审慎，考虑特殊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

 ??*感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唐启明（Donald J. Treiman）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吴晓刚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郝大海教授对本文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薄一波，199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蔡昉（主编），2002，《2002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城乡就业问题与对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1993，《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冯建辉，2000，《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载《炎黄春秋》第12期。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1987，《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 1949—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金一虹，2006，《“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郝大海，2013，《祛魅化与市场转型——1949年后中国大陆理性化过程的历时性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1992，《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李成贵，2002，《中国农村工业化理论研究评述》，载《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张毅，1990，《中国乡镇企业艰辛的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

郑冰岛、吴晓刚，2013，《户口、“农转非” 与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不平等》，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Brandt， L. & H. Li， 2003， “Bank Discrimin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deology， Information， or Incentiv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3）.

Brauw， A. D. & S. Rozelle， 2008，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1）.

Bryceson， D.， 1996， “Deagrarianization and Rural Employ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 Sectoral Perspective，” World Development 24（1）.

Canagarajah， S.， C. Newman & R. Bhattamishra， 2001， “Non-Farm Income， Gender，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Rural Ghana and Uganda，” Food Policy 26（4）.

Chan， K. W. & L. Zhang， 1999，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 The China Quarterly 160.

Chang， C. & Y. Wang， 1994， “The Nature of th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3）.

Chen， H. & S. Rozelle， 1999， “Leaders， Manager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0（2）.

Chenery， H. B.， 1975，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2）.

Deng， Z. & D. J. Treiman， 1997，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Haggblade， S.， P. Hazell & P. Dorosh， 2006， “Sectoral Growth Linkage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In S. Haggblade， P. Hazell & T. Reardon （eds.）， Transforming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aggblade， S.， P. Hazell & T. Reardon， 2010，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World Development 38（10）.

He， G. & X. Wu， 2017， “Marketization，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Gender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5.

Knight， J. & L. Song， 2003， “Chinese Peasant Choices： Migration， Rural Industry or Farming，”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1（2）， pp. 123-148.

Kung， J. K. S.， N. Bai & Y. F. Lee， 2011， “Human Capital， Migration， and a ‘Vent’ for Surplus Rural Labour in 1930s China： The Case of the Lower Yangzi，”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4（1）.

Kuznets， S.，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njouw， J. & P. Lanjouw， 2001， “The Rural Non-Farm Sector： Issues and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26（1）.

Lewis， W.，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

Li， D. D.， 1996， “A Theory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on-state Sect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1）.

Lin， J. Y.， F. Cai & Z. Li， 1996，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Meisner， M.，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Meng， X. & Zhang， J.， 2001，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3）.

Naughton， B.， 1995，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i， J.，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1）.

Qian， Y. & G.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

Peng， Y.， 2001， “Chines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5）.

Reardon， T. & J. E. Taylor， 2000， “Effects of Non-farm Employment on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Investmen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1（2）.

Sato， H. & S. Li， 2007， “Class Origin， Family Cul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rrelation of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2642，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Bonn， Germany.

Shi， T.， 2000， “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2）， pp. 540-559.

Shichor， Y.， 1996， “Demobilization： The Dialectics of PLA Troop Redu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6.

Tian， G.， 200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8（2）.

Walder， A. G.， 1995a，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2）.

Walder， A. G.， 1995b，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

Walder， A. G.， B. Li & D.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2）.

Wong， J.， 1973， “L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Wu， X. & D.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41（2）.

Wu， X. & D. Treiman， 2007， “Inequality and Equality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The Hukou System and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2）.

Wu， X. & Y. Xie， 2003，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3）.

Xie， Y. & E.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Yang， D. T.， 1997， “Education and Off-farm Work，”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5（3）.

Yang， D. T.， 1999，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Zhao， Y.， 1999a，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47（4）.

Zhao， Y.， 1999b，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Zhao， Y.， 1997，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79（4）.

Zhou， X.， 2004，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ou X.， 2000， “Reply： Beyond the Debate and Toward Substan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Zhou， X. & L. Hou，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