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格人类学：信息时代的“控制论有机体”隐喻与智识生产*

一、导言：信息时代与中国文化人类学 

　　晚近200年来的科学技术发明与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生态与文化。当电报机在19世纪中叶横空出世，并宣告现代电信（telecommunication）产业的诞生时，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将会在人类社会转型的宏大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①21世纪初，信息通讯技术的研发换代过程与社会化应用过程在互相刺激的循环迭代中不断发展，其以互联网及相关上下游服务与产品为代表的商业化应用，正在急速地推进人类的社会生活变革。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创历史新高的8.29亿，这一数字是十年前的近三倍，二十年前的约七百倍。②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家用电脑、智能手机等互联网终端设备在复杂外部因素牵引下的全面普及与不断升级，“互联网 + ”模式对当代社会各方向的全面渗透，正使得中国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一个全球规模的生活方式革命正在不断扩散；一个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叠加混合，人类能动与机器能动交互汇聚的后现代新世界正扑面而来。

　　新世界的剧烈社会转型带动着智识生产的范式转换，这为中国人类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虽然相较于西方上世纪下半叶起步的后现代学术探索，我国人类学界对这一重大过程的回应整体比较迟缓，但我们还是可以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内的一些重要的人类学机构已经在此领域开展了具有引领性的探索和讨论。例如，中山大学周大鸣团队晚近明确提出了“互联网人类学”的概念；③迄今为止，团队已组织了四次“互联网人类学研讨会”，并出版了有关会议论文集。④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团队则提起了有关“微信民族志”的思考；⑤其在2016年组织了以此为题的学术会议，相关论文集亦已出版。⑥

　　这些学术活动在我国人类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近年以网络民族志作为讨论对象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成果在中文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展现了互联网社会研究主题在国内人类学界的初步发展和扩散之态势。作为一种以线上参与体验为核心的田野工作方法，网络民族志是民族志传统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信息化社会情境中的调整和运用；它将工作场域从线下搬到线上，通过分析互联网中介下的社群交流来获得对当今文化与社会更深入全面的民族志理解。⑦这种研究方法早在上世纪末便在西方学界初见端倪，而纵览国内学术期刊文献，近几年来，朱洁、卜玉梅、张娜、孙信茹、曹晋、江飞、陈纪、郭建斌等学者亦有专论。⑧就应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开展的经验研究而言，虽然相关中文论文整体数量有限，但我们仍能在国内学术期刊中看到一些优秀作品。例如，孙信茹与王东林通过研究迷你四驱车的线上趣缘群体，讨论了围绕“物”的集体记忆；⑨王丽和李理讨论了网络主播在直播中经历的性别污名化；⑩刘忠魏通过对微信群的研究提出了“行动与事件／信息之纠缠”的概念，并指出了“界面”的方法论意义；11张媛与文霄等通过研究一个少数民族家族微信群，透视民族认同建构问题；12李明与周梦青通过研究一个日式动漫文化论坛，讨论了群体区隔产生的问题；13而高崇与杨伯溆则讨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线上社会网络14。

　　整体而言，各项网络民族志研究主要针对中国信息社会诸多经典理论议题，以基于某种契机或要素结成边界明确的互联网社群为田野调查对象而展开。这些研究反映出我国学术界顺应时代发展的可喜进步。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虽然对丰富、具体而多样的互联网相关社会文化现象所开展的细密探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但其并非信息社会研究的唯一路径。进而，赛博空间（cyberspace）议题实则处身于一个更大而更具整体性的宏观社会转型过程中：它们根植在一个科技革命日趋深化，个人／社会-科技关系日趋紧密，而传统上似有“先验性”的人之主体性日趋值得怀疑的宏大结构里；也根植在当代世界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从现代走向后现代，从人类社会迈向后人类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之宏大脉络里。如果人类学能够跨学科地吸取“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研究与“文化批评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学科地了解生物科学、医学与计算机科学等理工学科的前沿探索，那么它或可从一开始就站在对人、社会与文化之本质更为关切，对身体、空间与科技之互动更为关注的研究起点上，对信息社会的微观事实展开“新范式”的民族志研究，对其引发的人类学本体论·知识论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参与到对上述大转型的宏大结构与脉络的重要议题的研讨中去。

　　正是基于这样的关切，我们与教研同仁近年来以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为平台，展开了一系列科研与教学上的探索，并最终将目光聚焦在“赛博格”（cyborg）这一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似是晦涩难懂却又意涵深厚的后现代学术词汇上。2017年9月，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讲坛”上，作了以《赛博文化时代的中国人类学：赛博格人类学论纲》为题的报告，于国内人类学界明确提起中国语境中的“赛博格人类学”议题。2018年12月，呼应浙江大学同年9月推出的浙大“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会聚研究计划”（简称“双脑计划”）之“文理大交叉”研究，我们正式发起了以“赛博格人类学”为主题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项目。本文仅对当代中国语境的“赛博格人类学”这一学术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辨析与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引发该论题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下面，我们从“何为赛博格”出发，首先，回溯其从一项航天技术术语到主体性隐喻的意涵转换过程；然后，简述控制论观念，具体分析赛博格隐喻的思想内核及其对人之主体性的反思；最后，简介西方赛博格人类学沿革，讨论中国语境之赛博格人类学的有关特征，以及“新概念”的提起于当代人类学智识生产范式转换方面之意涵。

二、赛博格：从航天科技到主体隐喻

　　（一）赛博格概念的提出

　　赛博格（也被译为电子人、生化人、半机械人等）是一个来源于英文“cybernetic organism”，意译为“控制论有机体”的合成词。这一词汇的创制源于20世纪中叶美国太空探索事业。为了给宇航员的太空生存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与克莱恩（Nathan Kline）两位科学家在1960年9月的《航天学》（Astronautics）杂志上撰文提出了赛博格的概念。15在这篇名为《赛博格与空间》（Cyborgs and Space）的论文里，两位作者指出，在面对太空旅行的挑战时，比起为宇航员提供类地球生活环境，通过可控装备增强宇航员适应地外环境的能力才是更合乎逻辑的选择。由此，他们定义了赛博格，即一种“作为无自觉的整合性自体平衡系统而实现功能的，外源性扩展与组织化的复合体”。16

　　在这个阶段，刚刚诞生的赛博格一词只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概言之，它指代的是一种运用控制论原理和生命科学前沿成果制造的自控性的半机器半生物的生命复合体。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赛博格精准但复杂的定义，克莱因斯与克莱恩在论文中提供了一只尾部插有渗透泵的老鼠的照片。渗透泵能够在老鼠“无自觉”的情况下，向其缓慢、可控而持续性注射药剂，而两位作者将这个老鼠-泵的复合体称之为“最早的赛博格之一”17。简单地说，此时的赛博格所指称的，是生物体通过与机器“合而为一”形成的，某些功能得到了强化的生物-机器复合体。正是通过从人向赛博格转化，宇航员可能获得长时间太空旅行的能力。

　　在赛博格的定义中，“自体平衡”（homeostatic）和“无自觉”（unconsciously）是两个关键的技术特征。因为一个赛博格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自动化地（即可根据反馈而自我调节地）运作。宇航员在这样的系统中，方可不用时刻关注自己的维生设备而生存，并得以在太空中“自由地探索、创造、思考、感觉”，专注于宇航科研任务。18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特征的存在，赛博格所指涉的人-机器复合关系，才有别于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便存在并不断深化的、广泛的人与工具的合作关系——这也防止了赛博格概念外延的过度拓展，即将历史上所有使用工具的人都含混地理解为赛博格。

　　赛博格既是一种技术与科幻的畅想，也是一种既有的社会存在。虽然在流行文化中，赛博格似乎总是带有强烈的未来色彩——它是科幻文学与电影中的常客，不免容易让人联想起《机械战警》《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等作品里经典的科幻赛博格形象，即那些半人半机械的著名角色，不过实际上，赛博格式的人体改造早已以各种朴实的形式进入现实生活。早在1995年，格雷（Chris Gray）等已经在生物技术领域看到了这一现象的端倪。他们指出，那些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的老年人，那些装配了肌电手臂的残障人士，乃至于那些通过注射疫苗的方式编辑了自身免疫系统的人，其实都已经是技术意义上的赛博格了。19

　　（二）赛博格概念的隐喻化发展

　　在诞生之后的25年里，赛博格的概念除了在科幻作品里被人使用之外，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直到1985年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著名论文《赛博格宣言：科学、技术与二十世纪晚期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发表，这一概念才得以在国际人文社科领域引起反响。20

　　在这份后现代女性主义研究中，哈拉维将赛博格界定为“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hybrid）。她指出，在20世纪晚期，通讯科学和现代生物学再造了人类的身体。通过模糊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界限，这些技术将每个人都塑造成了赛博格，而赛博格成为了人类的本体论。她认为，在赛博格的世界中，机器与有机体之间的区别，以及类似的那些构建西方意义下“自我”（self）观念的区别消融了。这让女性主义者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人们对性别、种族与阶级的感受，都是父权主义、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体验强加于人们之上的；而人类作为赛博格的新身份，则能够带来这些基础性的分类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并以此带来塑造新的团结的可能。21

　　在发表后的数十年里，《赛博格宣言》被引用了成千上万次，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流通，从而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地位。22可以看出，《赛博格宣言》中所指称的“赛博格”，并不完全等同于前文所指的作为技术概念的“赛博格”。哈拉维指出，赛博格与身体中有没有植入体并无实质性关涉，它是一种本体论陈述23，是一种主体性的全新形式24。简而言之，它是对一种逾越了人-机边界，以至于无法在有机体-机器的类别关系中定位的主体性的隐喻；而这种隐喻同时也暗含着对一系列人类观念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25的挑战。总之，借用特纳（Victor Turner）的人类学概念，作为本体论陈述的赛博格象征着一种处于人-机分类（classifications）的阈限（liminality）即中间（betwixt and between）状态26中的人之存在。这样的主体性使人脱离了那种在文化中用以锚定人的状态与位置的，由分类所构造的网络27，进而使人得以突破上述的诸多二元论。而赛博格由此从一个纯粹的技术概念，转变成为一个有关二元论模糊与边界融合的，富有哲学意蕴的主体性隐喻。

　　“自我平衡”与“无自觉”的技术维度淡出了，而本体论思考成为赛博格的关键。从航天科技到主体隐喻的赛博格概念之流变，在一份研究中被形象而贴切地称为“赛博格分叉”，即前者重在考虑科技原理及现实中的具体技术操作，而后者则主要考虑对隐喻关涉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进而对其中的二元论思想展开批判。28这种批判的关键在于：不认为人类是一个超然乃至于神圣的、意志自由的主体，亦即一个与“被动的客体”存在二元对立关系的“能动的主体”。通过制造一个解构人本主义的神圣主体的意象，一个处于阈限之中乃至身份混杂的意象，赛博格的反思认为：人本主义式的主体性是人为建构的，而主体与客体间看似存在的先验性的边界是可以协商的。

　　当然，作为技术概念的赛博格与作为主体性隐喻的赛博格并非全然无涉。一方面，正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丰满的喻体，即后者是对前者所提供的技术原型的哲学抽象与升华；另一方面，两者的本源其实又都生发于控制论（cybernetics）对生命的理解，只不过前者考虑技术实践，而后者更关心理论反思——这种独特的生命理解将在下文着重讨论，而这也是理解赛博格隐喻的关键。

三、赛博格隐喻：控制论背景下的解读

　　（一）反思赛博格隐喻

　　虽然赛博格隐喻充满了后现代研究所需的想象力和启发性，但即便是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这种将所有人都视为人-机混合体，并认为其解构了人之主体性的赛博格隐喻，乍看也许觉得颇为荒诞而超现实。人们很容易将赛博格直观地理解为“半人半机器”的物理性组合的产物；可迄今为止，无论人与工具的配合关系如何密切，无论机器是植入人体还是外在于人体，人体与工具之间似乎仍都有着显而易见的边界——自然的、内生的血肉，与人造的、外源的材料之间的界限并不难判断。于是，当人作为机器-有机物混合体的身份变得可疑时，赛博格颠覆式的哲学思考似乎无从谈起。这是一个影响赛博格隐喻在社会文化分析层面应用的关键障碍。

　　针对这个问题，一种通常的处理方法，是通过强调现代社会中人与技术“史无前例”的亲密结合关系，尝试将“人们都已变成了赛博格，即人-机混合体”的论断合理化。例如，图克尔（Sherry Turkle）认为个人与智能手机等通信设备的复合使得所有人都成了赛博格，由此人们实现了持续性的在线生存；29而凯斯（Amber Case）认为，人们之所以都成了赛博格，是因为人们普遍使用现代技术储存内容与观点，这增强了他们的大脑。30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也存在着不完备之处，因为它似乎刻意地回避了人与机器之间那条大众认知中的界限，却没有对做出这种忽略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回避固然能使赛博格隐喻在当下“自圆其说”，但同时也使隐喻的关键，即对上述诸多二元论以及人之本体论的挑战显得根基不稳——如果随身揣着手机的现代人就是赛博格，那么在赛博格的内部，人仍然是使用工具（手机）的能动主体，与手机之间的界限何以消解的问题并未得到解释。赛博格概念在此有可能成了冗余的“新瓶装旧酒”，不足以挑战人在人本主义传统下的主体性身份。

　　其实，针对这个“人何以成为赛博格”问题，上文在解释赛博格隐喻时已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答：赛博格是有关人之主体性与本体论的，它并不牵涉人体携带或安插了多少机器；它所指示的，是将人理解为一种既是生物又是机器，但同时既不完全是生物也不完全是机器的阈限中的主体。赛博格之所以使人之主体性存疑，并不是因为它假定了一种生物性的人体与机器之间的，时下更多存在于想象而更少存在于现实的物理性拼装混合。它想表达的是在理解人之主体性时，应该摆脱既有的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造的二元对立逻辑，以去理解身体所拥有的界限模糊之后的有机体-机器双重属性，一种阈限属性。将赛博格片面理解为人与高新科技的物理性融合，其实是将赛博格的概念回落到了其作为航天工程的技术设计之中，这与隐喻化的赛博格站在了不同的岔道上。

　　不过，为了夯实赛博格隐喻的阈限意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赛博格究竟有什么依据将人理解为双重属性的主体？就此，本文需要回归到赛博格的逻辑起点——控制论上展开讨论。只有理解了控制论这一深远影响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科技范式对“生命”的看法，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解释赛博格隐喻下主体边界模糊乃至“人机混合”的来由。

　　（二）赛博格隐喻的原理与呈现

　　控制论兴起于20世纪中叶。在1948年维纳（Norbert Wiener）出版的奠基性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Cybernetics： or the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中，作者将“无论是机器还是动物之中的，有关控制与通讯理论的整个领域”定名为控制论——这一词汇来自于希腊语中的“舵手”一词。维纳等学者认为，无论是在机器之中，还是在“活”的组织之中，以“通讯、控制与统计力学”为核心的问题本质上是统一的。31即在控制论看来，不管是两个好友通过语言分享故事，还是一颗卫星与地面基站传输数据，不管是一个网民使用电脑搜索资料，还是一群蜜蜂通过跳舞共享情报，不管是一个核裂变反应堆在堆芯过热时自动关闭，还是一个运动神经元细胞将信号传递给肌肉细胞，所有这些千差万别的过程，本质上都是一回事。这些行为的参与主体总是在循环往复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以调节状态，向外界发送信息，再获取外界反馈的信息，再处理新信息以调节状态……简言之，围绕着信息这一关键概念，他们都在开展通讯与控制过程。

　　控制论思想深远地影响了日后的科学、工程学发展与当代文化塑造。虽然在不断地深化中，它逐渐融入了现代学科，以至慢慢远离了公众视野，但其独特的研究切入点，使其从一开始便跨越了有机与无机、天然与人造、微观与宏观等诸多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了一种当代科研所倡导的研究对象的跨学科贯通。这种超越二元论的统合贯通，又顺理成章地催生出一种独特的理解生命与世界的方式。

　　这种理解建立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上。该定律认为，孤立的系统有着熵（entropy）——无序度——不断增加的趋势。32这一趋势意味着我们的世界总是在从有序走向无序，即宇宙的去组织化总在不断增强。维纳指出，在这个整体趋势中，生命体或者一些机器却能够作为一种“设备”（device）暂时地保持其内部的秩序，抵抗熵增加的世界总趋势，实现局部的组织化，因为他们都在通过反馈调节实现系统中的减熵。33也就是说，他们都在通过上文举例说明的迭代的信息获取与自我调整，即通讯与控制过程，暂时而局部地维持着自身的组织性。在此意义上，生命个体的运行与一些较新型机器的运转便是类似的34；因为无论是人、动物还是一部分拥有反馈调节能力的机器，都可以被理解为控制论主体，即一个信息收发处理的终端，或者说一个信息网络中的节点。

　　由此，在与作为控制论主体的机器的类比中，人不再被理解为不可比拟乃至神圣的万物之灵。它的主体性与其他生物乃至机器的主体性一道，被放置在了同一个平面上，相互之间是可比拟的平等关系。这一论断并不暗示生命体与机器完全是一回事，它强调的是生命体与部分机器在通讯与控制的逻辑下拥有的共性。由此，在控制论的讨论界域下，人不被理解为人本主义关怀下的自由主体，而是与其他有机体一道，被理解为作为控制论主体的有机体，即一种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合词根新词为赛博格（cyborg）。

　　这种对赛博格隐喻的控制论解读，与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的理解是一致的。在哈拉维强调“我们都是赛博格”时，她曾明确地指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生物有机体都已经变成了和其他东西类似的生物系统和通讯装置；机器与有机体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本体论区别。35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要将人类贬低为失去“人性”的高级机器。事实上，哈拉维曾在相关辩解中明确指出，赛博格是人的本体论，但它并非是人唯一的本体论。36简言之，正如我们对人之所谓“人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承认作为“人性”载体的人之生物性；认为人拥有作为控制论主体的基本属性，既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建构于其上的“人性”的存在，也不意味着我们要封堵对人之基本属性的其他理解。赛博格是一种对人类性质的深层次抽象，人之“人性”与生物性等属性正是在赛博格所强调的信息收发与处理过程中得以形塑与呈现。在这种基底层次上，人与动植物、细菌、细胞、人工智能算法、具有反馈调节功能的机器等各种控制论主体的基本属性都是类同的。

　　正是在此意义上偏重探讨人与机器的分类关系，哈拉维的赛博格隐喻完成了它对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造等一系列二元论的解构，并获得了反思人之主体性的能力。它模糊了人与机器的界限，不主要是通过狂想两者的高科技拼装，而是着力通过对两者性质的类比。在1997年美国著名杂志《连线》（WIRED）的一篇针对哈拉维的人物专访中，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对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作出了如下一番生动描述——这清楚地解释了赛博格隐喻的真谛：

　　成为赛博格并不意味着你的皮肤下要有多少硅基材料37，或者身体中要有多少假体。它的意思是：当哈拉维走进健身房，看着装满高碳水健身食品的架子，以及诺德士（Nautilus）牌运动器械时，她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如果不把身体理解为高性能机器就不可能存在的场所。38

　　虽然赛博格隐喻的解构能力来自于其控制论背景，而并不直接来自于其对人与机器亲密结合关系的畅想，然而巧妙的是，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后者也变得真切而现实。正如海勒依据申农（Claude Shannon）和维纳对于信息的定义之所言，赛博格提出了一种新的信息观念，它把信息理解为一种可在碳基的有机体与硅基的电子元件之间流动，以使两者在同一系统中运行的独立实体。39于是，当作为控制论有机体的人，被等价为与控制论机器同质的信息终端时——虽然这个终端拥有当代机器还未可望其项背的超强运行性能——人和其使用的工具之间便不再是人本主义的“使用被使用”的主体-客体关系，而是面对信息收发与处理目的的，组件与组件的拼装结合关系。

　　当这个组件的集合在物理世界（包括社会）中运行时，他们的主体性呈现为一个联合的信息处理系统，一个存在于联结万物的世界关系网络之中的微型局部关系网络。这便是作为人-机混合体的人之主体性，即赛博格那最夺人眼球的喻体形象的由来。作为一个开放的网络，这种主体是抽象的建构的范畴。它是扩展性的，拥有着可渗透的、可流动的边界；40故而其可以不断向外延伸并与其他的人、动物、智能设备等控制论主体发生关联，以共同构筑如生物神经网络之形式的世界信息交互网络，亦即一种全球社会的新本体论。赛博格作为人-机混合体的喻体形象不是人成为赛博格的原因，而是人之主体性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造的边界模糊之后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人作为赛博格而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特征。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原理与呈现两方面总结赛博格隐喻的内涵。原理上，在控制论以信息为轴心的独特生命观下，赛博格即控制论有机体的隐喻作为一种本体论思考，展示出一种人作为信息终端或曰信息节点的新主体性。这种观点使得人在一定界域下可与其他生命形式或一些先进机器相提并论。由此，物件、空间或者身体都不再是神圣之物——只要标准和编码合适，他们就都可以作为组件彼此接合。41这种观点模糊了一系列有关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造的边界，并进一步挑战了人本主义观念下，自由而独立，似是先验的人之本体论。而在呈现上，赛博格的上述性质使其新主体性的一种最撩人具象呈现为人与外部物件拼装结合以参与社会生活的形态——不存在人本位的“操纵-被操纵”关系，赛博格是人与体内及周遭之物构成的边界开放的网络。 

四、赛博格人类学：范式嬗变与研究关切

??（一）赛博格人类学的提起

　　赛博格隐喻提出了一种理解人之本体论的新路径。通过反思人之主体性，赛博格隐喻能够站在后现代视角，重新审视我们对人所参与的一切社会（及更广的物理世界等）过程的理解。

　　在我国，社科研究的理论谱系更多建立在现代化与工业化语境上，较少考虑（尤其是话语建构）后现代与后工业化（信息化）问题。面对社会日益深入又不断加速的信息化发展趋势，这一不断自我强化的谱系虽是对学术共同体的规范，但也是对研究者学术工作之前瞻、突破能力的制约。为了不遗漏或扭曲身处既有理论光谱之外的鲜活之物，为了更好地发现信息时代的“真问题”，当代的社会与文化分析的范式转换是重大课题。而当赛博格人类学大胆地将人之主体性拉下人本主义的神坛，并以控制论视角重新理解社会中的人之行为时，社会科学领域众多以人为中心的基础概念受到了挑战。于是，赛博格隐喻或可在当代社会与文化分析中扮演那只搅动水槽的鲶鱼，以带来整个经验及理论研究领域的活力。

　　赛博格隐喻的闯入将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人类学提供宝贵的发展机会。作为一个在传统上擅长对人类社会的根源性议题展开解释性分析的学科，一个在取向上偏好通过归纳式分析形成论点以挑战理论通说的学科，人类学无疑从一开始便与赛博格隐喻的理论取向与挑战精神相暗合。在中国文化人类学针对高新技术背景下社会与文化现象的讨论不充分，针对世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回应不积极的现实下，赛博格作为一个横跨理工与人文、自然与文化的理论工具，一个务实却富含创造力的分析概念，有助于让中国文化人类学在信息化时代乃至更广义的科技革命时代，找到标志性的落脚点。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当代中国明确提起赛博格人类学的概念和议题，呼吁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有关研究议题的更新。

　　其实这并不是赛博格人类学于学术领域的首次提起。早在1992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年会上，几位学者便首先提出了赛博格人类学（cyborg anthropology）的概念，以希望加强文化人类学家对当代社会的关注。他们认为，通过对人与机器的边界，以及人们建立这种边界的差别观开展民族志检验，赛博格人类学能够关注到人类的“独特性”（distinctiveness）的文化生产。进一步，他们还为当时的赛博格人类学规划了三个研究领域：其一，对作为文化性活动的当代科学技术研发进行研究；其二，对作为研究主客体的“人类”概念在人类学中的适当性进行反思，挑战人类学话语中排斥了工具之存在的人类中心基础；其三，对技术作为能动主体参与社会生活诸多特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进行民族志检验。42

　　纵然27年前人类学家已经考虑了赛博格人类学的建构，并提出了今天看来仍具前瞻性的分析主题，但遗憾的是赛博格人类学的隐喻式提法本身，并未引发人类学界的足够关注、反思与回应。这其中的原因还需探究，不过有两个因素或可考量。其一，当时提起的赛博格人类学并未充分把握赛博格隐喻围绕人之主体性展开的后现代哲学思考，在具体研究内容设置上，虽然提起对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以至科学实践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SSP）式的人类学研究，却未能进一步展开对赛博格隐喻的核心关切的哲学人类学及相关民族志之研究。其二，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社会初露端倪的早期信息化局面，也不足以强劲地支撑起赛博格隐喻在经验分析中的应用，除了部分敏感的科学人类学、文化批判研究等的知识群体外，赛博格人类学容易被忽略。

　　21世纪以来，信息通讯技术正在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创生、社会化，并对人类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得益于晚近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与移动互联网等尖端信息通讯技术在研发与应用上的新进展，人们与日益先进的控制论机器在特定任务情景中作为控制论主体的可类比性亦日益凸显，而彼此间的拼装、协同等关系亦变得愈发真切。这些20世纪末的赛博格理论与赛博格人类学建构者未曾目睹的现象，正在使我们的赛博格化步步加深。赛博格人类学因此而获得了更坚实的立论基础与更丰富的分析对象，故不但不再是一个空中楼阁，其日益显著的现身和急速颠覆性的创变进展，已大有令既有“常规科学”捉襟见肘、危机显现，智识生产范式转换地火熔岩、惊雷萍末之势43——赛博格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提起，可谓正逢其时。它根植于中国语境，却以超越了国境与族群区分的理论关怀审视内部日趋紧密的当代全球社会的机理。于是，它既是旨在助力中国文化人类学发展的赛博格人类学，也是全球赛博格人类学。通过聚焦不同微观主题的海内外民族志，它呼应中国语境下的现实关切，又剖析多样性与一体化交融纠缠的全球化过程的中观社会机制。同时，它也呼吁关注“全球”之智识生产新范式在赛博格隐喻有关新定义与新分类的本体论反思下的孕育，即试图跨学科合作，探索一个宇宙巨观与粒子微观相贯通统一的，针对“全球”的新本体论理解。

　　（二）当代赛博格人类学之研究关切

　　面对科技革命与信息时代转型之局面，赛博格人类学的核心关切，首先在于针对有关控制论与后现代立场中的人之新主体性问题，以及其相应的人-机混合关系问题，展开本体论取向的理论人类学分析及相关知识论、方法论探索。研究者尤其应分析人-物、内-外、自然-人造、主体-客体等基础性的二元分类逻辑在当代文化理解中的松动、解构，以及新的混成式类别关系的创造及社会化表现，推动后现代语境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转换与新范式的智识生产。在此，从经典时代的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之分类研究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之对子思维深层结构论，到后期象征人类学家如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之“洁净与危险”和特纳之阈限理论等，44围绕范畴、分类问题而展开的人类学知识谱系，能够为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生产性资源和灵感。而备受关注的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作为一个强调人与物网络式连接的理论工具，或许能够直接助推赛博格人类学的研究。45

　　其次，在结合经验分析的层次上，完整意义上的赛博格人类学应以范式转换的自觉，基于赛博格隐喻的原理与呈现形式，广泛检视当代的高新科技生产与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通过民族志研究反思“不言而喻”的庸常社会现象背后的新要素与新逻辑。在此意义上，由赛博格构成的当代社会似已呈现出科学化、技术化进程对人和社会的普遍规训。它表现为个体在当代文化与社会实践中，被理解和制作成可以被操纵、被编码、被设计、被修改的以特定任务执行为导向的客体化对象；即一种被简化得可控且具有相当一致性，或其异质性不值得关注乃至应被抹除的信息节点。这种节点不断与其他的人或智能设备等控制论主体产生联系，以实现其社会角色。进一步地，在此基础上，赛博格个体所构成的组织乃至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则被理解为一种能够被高度抽象、计量与“数据”化管控的网络系统。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上述过程总是包裹在一套自我赋予合理性的关于科学与发展的意义系统中，构造出了当代社会基础性与普遍化的集体意识。

　　赛博格隐喻不是唯一能够说明和反思上述过程的学理，但它能以“信息”为轴，将上述过程与控制论主体下的生命观相勾连，以图打通人-物关系在理论分析起点上的传统二分法，找到更为根本性的当代全球社会运作之机理。在这重含义下，学者所能研究的既包括各类与信息通讯技术相关的当代现象，如个人在多种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或移动互联设备链接之下的新生活与劳动体验，也包括更为广泛的，似乎与信息社会关联更为薄弱的有关人之主体性的议题，如在医疗与教育等关键社会领域中，我们便能够基于赛博格隐喻，洞悉健身、瘦身与养身，化妆、整容与皮肤管理，婴幼儿科学喂养与早期教育，青少年知识教育与举止培养等活动背后的赛博格本体论及相关社会机制。

　　当然，在开展赛博格人类学研究的探索阶段，学者们仍然需要围绕信息通讯技术等高新科技之研发及社会化，从更为清晰简单的层次开始赛博格研究的奠基工程，以保障后现代研究与既有现代性理论分析的衔接与过渡，实现新旧研究范式在领域内的兼容并蓄与转换替代。具体而言，或可以从两方面展开有关特色经验研究。

　　其一，赛博格人类学可对信息通讯技术等高新科技的研发与社会化过程开展民族志研究。之所以要分析信息通讯技术的研发过程，是因为该过程虽有理学与工学的“客观性”标识，但由于其浸泡在社会与文化的背景与能动主体的行为中，因而注定内含价值与政治。之所以要分析信息通讯技术的社会化过程，是因为信息通讯产品有着强外部性特征——它能促进当代社会文化转型，并不只是因其本身拥有某些技术特质，而更多是因其在进入社会后与其他要素发生了广泛互动，并引起了远离技术原本逻辑的社会性、文化性连锁反应；这种反应应当接受超出技术决定论的简化观点的细密分析。在主要基于既有研究范式的民族志或相关领域文本中，拉图尔经典的“实验室生活”之研究，拉比诺（Paul Rabinow）对从事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reaction， PCR）技术研发的企业团队的研究，科尔曼（E. Gabriella Coleman）对投身自由开源软件（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FOSS）运动的黑客的研究，斯塔罗塞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对海底通讯光缆网络的研究，均是值得借鉴的范本。46而着眼于赛博格理论的新范式思考，通过分析信息通讯技术，研究者不仅能了解赛博格在呈现上的相貌及其中机制，即怎样的组件以何种形式与人体构成了赛博格，更能了解赛博格的原理如何在类比中变得真切。

　　其二，与前述相关，赛博格人类学可对信息通讯技术等高新科技中介下的个体微观生活体验开展民族志研究，即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分析作为赛博格的人在相应社会场域中的行为，以思考赛博格隐喻能为该问题带来怎样的新理解。在这类讨论中，关注赛博格作为一种能力被强化的人之新主体，是如何在行动中消解了生活里的传统分类边界，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着力点。这一内容在数码人类学领域得到了展示：在几份针对网络游戏、社交媒体与个人工作环境开展的民族志研究中，纳迪（Bonnie Nardi）、毕昂斯托夫（Tom Boellstorff）、米勒（Daniel Miller）、布罗德本特（Stefana Broadbent）等学者分别介绍了包括工作-娱乐、线上-线下、家庭-单位、过去-现在、遥远-临近等在内的诸多二元对立关系，在人与信息通讯技术的密切互动及人的数字化生活中出现的解构。47而在赛博格人类学的视角下，类似的边界问题可得到更具拓展性的讨论。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信息通讯技术等高新科技的相关议题确实是当代赛博格人类学之关键，故而值得着重讨论，但正如上文所言，它们不是赛博格人类学的全部。其实从概念上说，当赛博格隐喻将人之主体性理解为信息终端或信息节点时，这里所说的信息，就要远远比通常理解的信息通讯技术来得广泛。借维纳之言，信息是指一种“我们和外部世界交换的内容；我们靠它调节自身，并使这些调节被人感知”。48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只牵涉人类信息交流中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它的确是如今最耀眼的一部分。在不断的探索积累过程中，赛博格人类学可以从局部研究信息通讯技术相关议题，逐步向全面渗透各领域社会文化问题的方向铺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赛博格人类学或可进一步通过对种类上和尺度上都更广泛的信息交换形式的关注，串联起文化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的两大系统，结合计算机科学、生物科学、医学等理学与工学知识，以实现借鉴“实践转向”的科学实践社会学、科学人类学等学科前沿的视角和研究成果对“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诸多研究主题的更大关切，并在自觉的研究范式转化中实现更为跨学科交叉的人类学智识生产。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以“人类学”冠名的学科，当现代人变成了赛博格，当现代社会变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赛博格社会时，人类学显然不应置身其外。而赛博格人类学概念的提起，正是为了加深中国人类学界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与参与。当然，对于人类社会的赛博格化未来，人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未来理想主义式喜悦，或是正相反的悲观之预设。49虽然在赛博朋克（cyberpunk）风格的艺术作品中，未来世界通常都被描绘为高技术与低文明相混合的衰颓社会——当人拥有与机器相近似性的控制论主体性时，借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对18世纪以来整个“科学技术时代”的批判观点，精神似乎被拖进了技术过程，被降低为“为了实用的功能而进行的习得和训练”，而这将导致灾难性的“精神、人性、爱和创造力”的贫困。50然而，对于范式转换自觉的人类学家而言，这一所谓的衰退过程，倒更像是文化转型的艰难历程。重要的是，无论在价值判断上持有怎样的立场，直面人类的赛博格化，可能都是打开理解信息时代人之主体性重构与相应社会文化变迁迷局的钥匙。

　　*本文系浙江大学“双脑计划”交叉创新团队项目“赛博格人类学：人工智能与智识生产”阶段性成果，并受浙江大学文科教师教学科研发展专项项目“赛博文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