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农场”到“农民合作”：恰亚诺夫的合作化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

一、恰亚诺夫的“热潮”与“冷遇”

　　在中国，从事农业转型与农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鲜有人未曾听闻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未曾知晓他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的主要观点。亚历山大·恰亚诺夫（1888—1939）是苏联经济学家，“组织-生产”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他为中国读者所了解和知晓主要源自其著作《农民经济组织》中文版的翻译和引入。《农民经济组织》是恰亚诺夫写于20世纪20年代，论述俄国农民家庭农场的一本著作。该书于1923年首次以德文版出版，1925年俄文版出版，从德文校译的日文版和从俄文校译的日文版分别于1927年和1957年出版，1966年与恰亚诺夫的另一篇早期论文作为合集出版了英译版，1967年后有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译本相继出版（秦晖，1996）。1996年，该书的中译版由萧正洪译出，作为秦晖编撰的《农民学丛书》的其中一本，恰亚诺夫逐渐为中国读者了解和认识。在西方知识界，《农民经济组织》一书的广泛译介和恰亚诺夫思想的广泛传播，形成了一股“恰亚诺夫热”，它从英语世界蔓延到全球，从农业经济学蔓延到其他学科领域，直到21 世纪，仍有方兴未艾之势（秦晖，1996；侯建新，1999）。

　　三十多年来，国内学者一直不乏对恰亚诺夫的解读和讨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关于恰亚诺夫的学术论文集中于对恰亚诺夫本人的著作、思想及其时代背景的介绍，例如秦晖、金雁、谷树忠、徐建青等人的文章。由于当时恰亚诺夫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较为有限，因此并没有涌现出大量的思想讨论和学术文章。随后，一些学术文章在党史研究和马列思想研究中引用恰亚诺夫的相关著述，旨在分析厘清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经济政策背景，回顾引证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农民发展的论述（刘长江，2006；王道勇，2009）。过去十年来，随着中国农业转型进程不断加快，围绕恰亚诺夫展开的对话、讨论和应用也有渐强之势。这些学术对话不再以介绍恰亚诺夫思想为目的，而是将他跟农业与农民研究中的其他（经典与当代）思想名家并列，辨析各自的理论框架和变迁主张，对其进行反驳或再诠释，用以论证作者自身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观点。在这些学术对话中，作为农民研究中的“三大传统”之一，恰亚诺夫通常与马克思和列宁、舒尔茨形成思想观点上的对照（黄宗智，2014）。

　　从介绍、传播到应用、对话，恰亚诺夫思想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但是在这些引用和讨论中往往存在一种对恰亚诺夫观点进行简化和贴标签的倾向，存在过度解读乃至误读。当代最活跃的恰亚诺夫思想的传播者，农村社会学家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将恰亚诺夫的学术境遇比作“三次死亡”：继20世纪30年代遭遇政治迫害之后，由于苏联科学研究受到政治制约，恰亚诺夫的学术声誉在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依然未获得认可；在恰亚诺夫名誉得到恢复之后，他又被迅速“偶像化”成为“挂在墙上的摆设”，谈论恰亚诺夫成为一种时尚，他的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应用。当恰亚诺夫在发展研究文献中被提到时，通常被视为“小而美”观点的代言人和小农户的捍卫者，成为资本主义进步理念和国家干预主义共同抨击的目标。事实上，恰亚诺夫并不是“小”与“大”之间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所反对的是“大的是美好的”现代化线性思维，在农业发展中倡导“混合的才是美好的”这一发展理念（Shanin， 2009）。中国学界也不乏对恰亚诺夫的某种简化式理解，已有的学术讨论普遍认为恰亚诺夫立场下的小农生产具有超越历史条件的绝对稳定性（许惠娇、叶敬忠，2017），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隔绝的理想化形态（郑杭生、汪雁，2005；熊春文，2017；黄宗智，2014：8），他的农户理论只解释微观层面农户具体的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忽视和回避了宏观层面的小农发展问题，是孤立、静止的极端个体主义的研究取向（王道勇，2009）。由于被视为对前现代社会小农微观行为的浪漫化与理想化，在农业转型的当代讨论中，恰亚诺夫的学术思想往往被视为过时的，不具有解释力的（熊春文，2017），对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不具有现实理论意义。

　　对于多年后读者的评论与质疑，恰亚诺夫早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的序言中就已经有过部分回应和澄清。作为农业经济学家，他既充分认识到了小农家庭农场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多样的联系方式，也反对当时的苏联学者对他进行的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抨击。相反，他是立足于当下小农家庭农场的实践形式来构建未来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村的萌芽，是通过对小农农场内部机制的分析来探寻它们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能形式（恰亚诺夫，1996：11-17）。事实上，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的形成与提出本身就贯穿在他对俄国农业发展的宏观构想之中。由于对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缺少全面而深入的阅读和了解，当代读者对他的理解往往偏之一隅。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是恰亚诺夫理论思想的另一支柱，它们共同构成了恰亚诺夫“小农场 + 合作社 + 支持型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然而，在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英译本于1966年问世之后，时隔多年，他的另一著作《农民合作社理论》（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的英译本才于1991年问世，其影响力远不及前者（Bernstein， 2009）。农民合作社理论融合了恰亚诺夫对家庭农场和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思考，弥合了小农场主体和大生产之间的实践跨越。通过介绍和补充恰亚诺夫关于“农民合作”的观点，我们将看到他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下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中国农业发展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二、俄国合作化运动与恰亚诺夫的合作社研究之路

　　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际已经发展形成了高涨的合作社运动，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在世界上均位居前列。19世纪60 年代的农奴制改革之后，私营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地方自治机构开始建立， 合作社作为促进社会民主改革，减轻农奴赤贫现象的工具开始逐渐萌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自1905年起，合作社在俄国开始快速发展和普及。在1902年年初，俄国已经有1625个注册的合作社组织，1912年增加到了18023个，1915年增加到了35200个，容纳了1100多万个农户，这意味着俄国人口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受到了合作社运动的影响（Danilov， 1991：xi）。至1917 年全俄共有63000个合作社， 成员数高达2440万人。截至十月革命时期，农村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战场，合作社已成为俄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众多小农户提供了融入市场经济的机会，对于小农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广翔、袁丽丽，2010）。

　　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恰亚诺夫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合作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的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后改为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Timiryazev Agricultural Academy］）读书期间，恰亚诺夫曾于1908年和1909年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度假，对两国的合作社发展进行了专门研究。1909年，恰亚诺夫以《意大利农业合作制》（Co-operation in Italian Agriculture）为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分析了合作社在20世纪初的农业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合作社不仅能够帮助小农抵御私有资本，尤其是放高利贷者和中间商的剥夺，还能够创造一种经济机制，帮助小农经济适应市场环境，实现整体性的发展。在他1909年发表的《比利时乡村信札》（“Letters from the Belgian Countryside”）一文中，他解释了农民合作的重要意义，即“在不对经济均衡进行特殊改变、不对小规模农村经济的组织计划进行根本性破坏的情况下，使乡村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够享有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优势”（Danilov， 1991：xxi）。恰亚诺夫在1911年2月从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毕业之后立刻开始对合作社的研究（Bourgholtzer， 1999：4）。在1914年之前，恰亚诺夫就和当时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第一代合作社专家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Sergei Prokopovich）在莫斯科的沙尼亚夫斯基人民大学（Shanyavskii People’s University）成立了一个系，专门对合作社进行研究，这个系很快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智库中心。1915年，恰亚诺夫出版了《合作化简明教程》（Short Course on Co-operation），这本书在1915年—1925年间再版了三次，在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Danilov， 1991：xxv）。恰亚诺夫还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具体组织工作。1914年，他倡议组织成立了亚麻出口合作社。当时俄国是世界最主要的亚麻出口国，1916年至1917年期间，亚麻生产者合作协会（the Cent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of Flax Growers）占据了俄国亚麻出口的垄断地位，而恰亚诺夫正是时任协会理事长（Durlauf and Blume， 1987）。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恰亚诺夫的农业经济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十月革命为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机会，也让恰亚诺夫看到了俄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的希望。恰亚诺夫合作社理论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纲领，无不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影响。他积极参与推动社会民主改革，1917年4月他作为农业改革联盟的发起者之一开始推动对俄国农政问题的讨论，并以《土地问题何在？》（What is the Agrarian Question？）为题写了一本册子。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面临着如何在小农个体生产占据主体地位的农村地区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恰亚诺夫认为，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的小农农业和乡村社会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变革与升级。他坚信，合作社的集体化是将大规模经济、工业化和国家计划的要素引入小农经济的唯一可行方式（Danilov， 1991：xxxiii）。他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回答集中浓缩在其1919年出版的著作《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思想与组织形式》（The Basic Idea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中。这本书是恰亚诺夫十余年合作社研究的结晶，该书在1927年以《农民合作社理论》为题进行了再版，并进行了大量修改和补充。

三、家庭农场的组织优势与规模局限

　　恰亚诺夫的合作社理论是以小规模的家庭农业为基础的。从恰亚诺夫的理论形成过程来看，农民农场组织的理论基础问题正是在他参与农业咨询工作和合作社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关于农民农场组织问题的大量经验材料日益积累起来……且无法用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个体经济企业组织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解释”（恰亚诺夫，1996：5）。因此他将农民农场称作家庭劳动农场以区别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提出解释农民农场的独特组织理论。在农民的家庭农场中，家庭劳动是认识农民农场组织的根本性质的基础，家庭经过全年劳动获得单一的劳动收入（family labour product），并且通过与所获得的物质成果的比较来对劳动的耗费做出评价。这种家庭不雇佣家庭外劳动力，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可供利用，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并且有时不得不将其一部分劳动力用于非农业经济活动，如商业和手工业。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恰亚诺夫围绕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个主要要素的组织方式论述了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差异。

　　（一）土地的使用

　　在乡村手工业、商业和畜牧业发展水平较差的情况下，恰亚诺夫以土地播种面积作为衡量家庭经济活动量的主要指标，正是家庭结构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与下限。家庭经济活动能否达到最大规模，取决于家庭劳动力能否以最大强度和最高利用率提供劳动量，农场经济活动规模的下限则取决于家庭维持生存所绝对必需的物质利益的数量。由于家庭的规模与构成会随家庭生命周期而变化，这使得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即土地耕种面积）在村社土地制度弹性较大的情况下呈现出波动起伏。由此，恰亚诺夫提出了家庭农场经营中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对农场经营规模变动的“人口分化”的理论解释。“人口分化”的提出并非否定社会分化，“这并不是说我们正在放弃使用‘社会分化’的概念，社会分化在农村是相当普遍的存在着”（恰亚诺夫，1996：38），而是对除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无产阶级之外的广大俄国“中农”群体中存在的多元分化给出一种解释。与之相对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经营规模则是由资本量和土地面积决定的，相对固定的不变资本决定了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经营规模是稳定不变的。

　　（二）劳动的投入

　　恰亚诺夫看到，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农民农场在劳动的使用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就源自不同农场的家庭结构。家庭内部结构和地区的生产条件决定了家庭农场中劳动量的水平，在一个地区特定的生产条件下，劳动量的使用就取决于家庭的消费需求。农民受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当消费需求出现增长，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也随之加深。另一方面，劳动能力的耗费又受到劳动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约。由此，恰亚诺夫提出“劳动辛苦-效用平衡”，来解释农民劳动投入背后存在的逻辑关系与心理过程。资本主义企业是以总收入减去原材料费用和工资之后得到的纯利润值来判断生产劳动是否有利可图，是否要继续投入劳动。与之相对，家庭农场中没有工资的概念。在不利的市场条件下，农民农场具有比资本主义农场更强的生命力，因为农民劳动农场为满足家庭需求可以接受更低的单位劳动工资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劳动辛苦程度。

　　（三）资本的形成

　　家庭农场总收入在资本形成和劳动力补偿之间进行的划分有其独特的逻辑。资本主义企业的总收入在补偿预付资本之后，将剩余价值用来扩大再生产。与之相对，家庭农场的资本补偿与积累是同生活需求的满足相联系的，农场收入的划分依据的是生产与消费主观评价的均衡，或者更准确地说，依据的是一种维持稳定的福利水平的愿望（恰亚诺夫，1996：213）。在任何情况下，资本积累的数量都取决于生活需求满足的程度。在生活消费水平很低时，资本积累的过程，甚至仅仅是资本补偿的过程，都不可能明显发生。在尚有大量基本需求未被满足之时，人们不可能限制消费，也不可能显著地增加资本积累（恰亚诺夫，1996：194）。只有在满足家庭消费需求，补偿预付资本后仍有剩余，家庭才将剩余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同时，只有既可以减少劳动辛苦程度又可以提高需求满足程度的资本投资才是可接受的。

　　在对农民家庭农场生产组织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之后，恰亚诺夫以“劳动-消费平衡”概括了家庭农场组织计划中蕴含的核心原则。包括农民农场在内的任何经济单位，都是追逐利益的经营组织，都是一种以获取最大收入为目标的企业（恰亚诺夫，1996：99）。农民家庭在组织生产之初，便企图能够使其需求尽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为达到这一目的，农民家庭竭力做到用尽可能获得最高单位劳动报酬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劳动（恰亚诺夫，1996：100）。这使得农民家庭不得不在缺少足够的土地和资本的情况下组织劳动生产，努力使各生产要素之间达到一种一致而和谐的比例，实现符合自身实际的差异化的最优规模，这也使得现实中俄国乡村的农民家庭农场呈现出组织计划上的多样性。

　　然而，对农民家庭农场微观组织机制的剖析并非恰亚诺夫理论分析的终点，他的终极关怀在于俄国农业的发展。如其所言，“要认识个体经济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要弄明白总的经济过程本身，我们必须充分阐明单个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然而，脱离一般的国民经济分析，我们便不能充分理解单个的个体经济组织的性质”（恰亚诺夫，1996：100）。彼时俄国农业面临的一系列环境变化包括：第一，大规模组织方式是所有经济活动根本的组织理念（Chayanov，1991：1）；第二，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农业正日甚一日地被卷入世界经济的总流通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使农业日益处于依附地位（恰亚诺夫，1996：257）；第三，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发展较为迟滞，且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不如在工业中显著。但是，小农经济在农业生产组织中展现出的生存能力本身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Chayanov，1991：3-5）；第四，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尽管较少在生产关系上表现为横向集中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企业组织形式，但在经济关系上，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有了极大的发展。农业尽管还具有小商品生产者分散而独立的性质，却通过市场被纳入按资本主义方式聚集而成的经济体系之中，并受到金融资本主义最高组织形式的控制。这种资本主义的“纵向一体化”在当时是比农民的无产化更显著的经济变化。对于资本家来说，纵向一体化所产生的利润要大于横向的生产集中，还可以将很大一部分经营风险从资本家那里转嫁给农民（恰亚诺夫，1996：257，263）。

　　除了俄国农业面临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小农经济自身也与国家发展之间存在内部张力。恰亚诺夫看到，“俄国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形成的一种自发力量，其发展受制于各种自发的因素，基本上不受国家控制。……如果我们不希望动摇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稳定性与弹性机制，那么就不能听任国民经济的一个最主要部门的发展处于某种自发的状态。……我们必须致力于对自发的农民农场进行直接的组织控制”（恰亚诺夫，1996：265-266）。因此，以大量农民家庭农场为基础的俄国农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小农经济的宏观组织问题：小农经济以怎样的组织方式突破个体农场的规模限制，纳入国民经济总体系之中并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农业纵向集中相抗衡？小农经济是否需要纵向集中，如果需要，应该以怎样的形式组织？（Chayanov，1991：20）。恰亚诺夫对于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便是农民合作社。

四、农民合作社：纵向一体化的规模生产

　　恰亚诺夫对于以合作社作为农业理想组织形式的论述是从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组织方式两方面入手的。恰亚诺夫的现实关怀并未停留在小规模的小农户生产本身，他关注的是如何在保全小农户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大生产，“毫无疑问，在农业和工业当中，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极为可观的优势，能够降低生产成本”（Chayanov， 1991：3）。横向集中（horizontal concentration）和纵向集中（vertical concentration）是实现规模化生产的两种常见的组织方式。从当时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来看，横向集中的方式面临很大的制约。“在工业中，集中和扩大生产规模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将很多小规模的、在地理分布上分散的企业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上合并成一个巨型企业，从而将很多人力和机械集中到一个较小的空间中，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在农业中，要实现这样的横向集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农业就其本质来说必然与广阔的地域相联系，一个农业企业的规模越大，它就必须占用更大的面积。这意味着它不可能在空间上实现集中。……家户规模越大，它耕作的土地面积就越大……农产品的数量越大、运输的距离就越远，交通成本就会增加。农户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获得的收益就会被增加的交通成本抵消”。（Chayanov， 1991：3-4）

　　正因如此，当时的俄国农业并未出现大量的大规模农业企业。如恰亚诺夫所看到的，“几乎在每个地区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与纯粹的劳动农场相伴随的还有资本主义的农场形式。在俄国，这种形式的农场尚未成席卷之势”（恰亚诺夫，1996：255）， “（农民自发的横向一体化）这一过程的规模相当可观，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一种巨大的规模，以致可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一体化政策的全部基础”（恰亚诺夫，1996：267-268）。以农民自发分化而形成大规模农场，进而被国有化为大型农业企业，这样的发展路径在当时的俄国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苏联农村政策的背景下，在1924年土地法案实施、土地国有化之后，这种路径是不可想象的。小农阶级的无产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苏联政策的一部分。在革命时期，我们不仅无法将分散的土地集中成大规模生产单元，还不得不把以往的大地产分成小块。……在当前阶段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横向集中形式就是将小农的土地以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的形式集中成为大规模生产单元，例如农业公社，或者土地共耕协会等形式。这一过程正在大面积铺开，但是它的发展规模并不能达到农业生产集中所需要的程度”（Chayanov， 1991：21）。

　　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实现小农户的规模化生产唯有依靠纵向集中的方式。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用纵向集中的方式来控制农业了。“近来对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已经表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必然采取以资本主义生产线、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型农业企业的形式。农业是从属于商业资本主义，通过对小商品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结进行控制……农村资本主义开始渗透到生产过程之中，将某些生产环节从小农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Chayanov， 1991：6）。俄国农民，乃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民被深深卷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本身就体现了资本主义流通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中引发的深刻影响。在恰亚诺夫看来，这种资本主义纵向集中产生的后果是将农民变成了附属于资本从事生产的劳动力，他们承担了被资本家转嫁的生产风险，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性，面临着从半无产化沦为无产化的境地（Chayanov， 1991：7），“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具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恰亚诺夫，1996：270）。因此，他坚定而明确地提出，“实现小农户集中化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纵向集中，它必须采取合作社的形式，因为只有以合作社的形式才能与农业生产有机衔接。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要将规模经济、工业化和国家计划的要素引入小农经济之中，只有通过合作社集体化的方式（co-operative collectivization）， 逐步地、渐进地将产业化生产的特定环节从单个农户中剥离出来，并将其组成公共企业”（Chayanov， 1991：21），“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劳动农场通过合作组织形式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能够抵御大型资本主义的农场，维护住自己的地位”（恰亚诺夫，1996：256）。

　　恰亚诺夫在《农业合作的基本思想与组织形式》（The Basic Idea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一书中将农民合作社界定为“农民经济的一部分，从农民经济中剥离出来以便按照大规模的原则进行组织”。只有农民经济存在，合作社才会存在（Danilov， 1991：xxxi）。为了使合作社能够实现规模效益，恰亚诺夫首先区分了农业生产不同环节中存在的差异化的最优规模。他将农业生产的主要技术过程分为四部分：第一，机械过程（包括耕地、播种、交通、收割、牲畜运输等）；第二，作物生长和牲畜养育的生物过程；第三，原材料深加工的机械过程（例如制作黄油、亚麻等）；第四，将农户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经济过程（买卖、销售、获得贷款等）。从技术角度来看，有些活动更适合大规模组织（如原材料深加工的机械过程），有些更适合小规模农场（如生物过程）（Chayanov， 1991：46）。农业生产的不同种类在不同环节上所需要的最优规模也有所不同，例如奶业合作社的运营是在2英里—3.3英里的半径范围内，甜菜和土豆合作社的运营是在6.6公里的范围内（Chayanov， 1991：208）。这意味着一个企业整体的最优规模和每个生产环节的最优规模是有区别的，为了实现农业中经济组织的最优化，就需要打破企业的整体性，将一个农业企业的组织计划分解成基本的组成要素（Chayanov， 1991：46）。因此，“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 optima）理论就成了农业合作的基础性组织理念，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将这一理论付诸现实。正是由于在技术上有可能将组织计划分解成单个的要素，小农农户才能将那些在机械和经济层面需要较大最优规模的生产环节分离出去，和其他同类型的小农户一道，将这些环节以合作社的形式在更大规模上来运转。那些最优规模没有超出小农户家庭规模的生产活动则继续由家庭来负责（Chayanov， 1991：47）。合作社是将那些在大规模生产形式上具有优势的经济活动集体化，同时把那些以小规模形式组织更好的部分留给单个家庭农场，并不是农业的所有环节都进入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中。合作社的组织是在很宽泛的范畴中运行的，但它始终遵守一个界限，那就是家庭农场的参与基础。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小农家庭能够在获得经济稳定性的同时在经济和技术上变得更强健（Chayanov， 1991：207）。

五、合作社的理念基础：小农户的主体性

　　恰亚诺夫所构想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将小农家庭以合作社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其成为在技术上具有先进性同时又免于被地主阶级和资本积累剥夺的农业生产组织（Bourgholtzer， 1999：16）。合作社的构成、运行和发展无不体现出以小农户为主体和基础的特色，这些理念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面向小商品生产者的组织构成

　　现代的合作社体系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合作社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运行，其组织构成面向的是嵌入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最大多数的小商品生产者。恰亚诺夫通过引用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1925年的农户分化研究勾勒了合作社服务的对象群体。这项研究将当时的俄国农户分为六类：第一，传统的富农（kulak）家庭；第二，在农业和非农业活动中大量使用雇工的半资本主义式农户；第三，既不使用雇工也不遭受其他资本主义剥削，主要通过商品流通与资本主义发生联系的农户；第四，既不使用雇工，也不被别人雇佣，但是由于缺少生产资料、土地和工具，可能成为富农的剥削对象的农户；第五，由于缺少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经常需要向第二类农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户；第六，无产化的农户，主要收入来自出卖劳动力（Chayanov， 1991：26）。在这六类农户当中，富农因其剥削性的盈利方式，无产化农户因其在生产资料上的绝对匮乏而无法纳入合作机制，其他四类农户均在合作社的成员范畴中。合作社也因此成为面向大多数俄国农户的组织机制。在这些农户当中，合作社的社会基础又特别地依赖两种类型的农户：以或多或少使用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农户家庭（恰亚诺夫称之为市场导向的资本化农场［capitalist market-oriented farms］）和通过使用家庭自己的劳动力而不是使用雇佣工人获得主要收益的农户家庭（即市场导向的家庭农场［market-oriented family households］）（Chayanov， 1991：31）。或者说，恰亚诺夫所分析的农民家庭劳动农场即是合作社的构成和服务主体。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以家庭自有劳动或在一定程度上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化生产的家庭农业依然是小农户经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成为市场经济机制下合作社组织的根基。

　　（二）以农户利益为先的经济核算

　　合作社组织是由追求自己利益的小农农场组成的，合作社对成员农民负责。合作社存在的目标就是提高每个成员的生产率和收入，减轻每个成员个体在生产和家庭管理中的负担与成本，从长远来看使其免受中间商、销售商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取代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合作社组织不应有自己单独的经济意图（Chayanov， 1991：248）。合作社的规模不是由可用资本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联合起来的农户的需求决定的。合作社的结构和盈利既不是由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的，也不是由合作社机构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而是由农户的利益以及农户通过合作社所获得的劳动收入决定的（Chayanov， 1991：47）。一个合作社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没有盈利，但是提高了成员的收入，它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合作社的成功是以成员收入的增加来衡量的，不是由合作社自身的利润来衡量的（Chayanov， 1991：48）。

　　（三） 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发展愿景

　　农民家庭农场的主体地位是恰亚诺夫区别于其他合作社理论家的关键，也是他与斯大林产生政治分歧的原因所在。如他所言，“很多合作社理论家认为，我们所解释的这些合作社的形式最终将逐渐走向所有农业生产过程的完全社会化，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化企业，而单个的家庭农场将完全消解。这种想法尤其在十月革命之后非常普遍”（Chayanov， 1991：207）。针对这一点，恰亚诺夫澄清道，“将某些特定活动从小农家庭组织计划中剥离，融入到大规模企业中，这首要地代表的是众多小规模家庭农场，而不是某一个事物的发展阶段，是对一种原则和理念的体现”（Chayanov， 1991：208）。

　　恰亚诺夫将自己的农业发展模式称为合作社集体化（co-operative collectivization），以区别于斯大林的集体化。他认同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目标，但认为完全集体化的做法是错误的，从农业生产规模的角度来说，完全的集体化公社是无法实现不同经济活动的规模效率的。邓大才将恰亚诺夫的“纵向一体化论”与斯大林的“集体化改造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总结：从改造的基础来看，前者是建立在家庭或者农民农场基础上的合作，后者是在消灭家庭或者农场的基础上的吞并；从改造规模来看，前者不强求规模效益，后者则追求规模效益；从改造时间来看，前者主张利用市场和农民的自愿，自然渐进地形成，后者主张国家引导和干预，加速行政推进；从所有制来看，前者不强求公有制，后者要求将小农改造成公有制甚至国有化（邓大才，2013）。在恰亚诺夫看来，实现农业转型的路径应是小农户自下而上的多元合作，是大规模和小规模生产单元的灵活组合，是与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差异化的最优规模。同时，集体化和农业合作社也并非完全不相容，它们不应该相互取代，而应该相互补充。“在建筑、存储和畜力的使用等方面，集体农场的经营规模具有明显优势，在劳动集约化、劳动精细度和管理决策制定等方面小规模农场则具有优势。……因此，如果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仅仅是从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类型的经济优势和存续能力的角度出发，那么这个问题（规模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化约为如何对两种经济产生的整体经济效果进行量上的比较。这个问题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农业生产组织中会有不同的结果”（Chayanov， 1991：209）。然而，遗憾的是，在斯大林集体化政策时期，恰亚诺夫的科学分析显然没有获得这样客观的评价与对待。

六、对中国农业的启示：小农户如何衔接现代农业？

　　恰亚诺夫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如何在小农户作为生产主体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效益，如何将数千万分散的小农户纳入国家发展的宏观计划之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适用。自200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来，政府一直在积极培育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主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推动土地流转，加快规模化经营而形成的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可以看作以横向一体化来实现大生产的一种努力，然而这样的横向集中已然面临一定的限度和困境。一方面，土地流转进程虽快但发展潜力有限；另一方面，土地的大规模流转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农业生产的“非粮化”，村庄治理的公司化，小农户利益的被剥夺以及农地流转冲突加剧等（叶敬忠等，2018）。截至2016 年年底，中国经营规模在50 亩以下的农户仍有近2.6 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农业农村部，2017），小农户仍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他们如何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当前已经涌现出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多元实践当中，小农户的主体性依然处于弱势，小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人格依附和市场依附的状态。未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点在于突破小农户的生产弱势、组织弱势和市场弱势，以土地规模化、组织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的方式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叶敬忠、豆书龙、张明皓，2018）。在这一意义上，恰亚诺夫关于农业组织中横向集中、纵向集中以及农户、合作社和资本主义企业等主体在不同类型一体化过程中作用的讨论，对于我们夯实和利用小农户的主体性，加强对小农户的组织和服务，灵活实现规模经济等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启发性，对于梳理微观农户经营和宏观国家农业发展之间的连接关系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恰亚诺夫之所以被提及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20年代他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农业转型问题上的道路分歧。时至今日，恰亚诺夫的思想观点依然受到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和诘难，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跳出理论派别的界限，重新审视恰亚诺夫农业思想的贡献。恰亚诺夫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并非不可调和，实际上，恰亚诺夫认为他的研究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Van der Ploeg， 2017）。在对农政问题的思考上，他和考茨基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处于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小农户和小商品生产者，劳动是这些小商品生产者收入与生计的核心（White， 2018）。除去对农民分化方式的不同解释之外（实际上两种分化方式共存于俄国农民当中），恰亚诺夫和列宁对于农业中机械的使用，技术的革新等方面持相同的积极态度（Bernstein， 2009）。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沙宁对恰亚诺夫学术境遇的评价，恰亚诺夫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他跳出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局限，以混杂多元的视角看待农业与农民。对于农民，恰亚诺夫既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对小农彻底否定的态度，也反对不加批判地信仰农民。恰亚诺夫理论中的农民，是世界经济中的一分子，是开放系统中的一员，是融合了微观-宏观、结构-行动不同分析维度的行动者。他们既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又反过来作为一个整体与宏观世界产生联系。对于农业，他既看到小农户在劳动质量和精细度上的独特优势，也看到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性与先进性，重要的不是非白即黑，而是如何在农业生产组织中将二者兼容并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是在现阶段众多小农户存续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论断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寻找适宜的特色道路。就这一点而言，搁置长久以来围绕恰亚诺夫的理论纷争，恰亚诺夫关于农民经济与农民合作的思想对于当下中国农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对恰亚诺夫思想更深入、系统的挖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进行理论融合，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农业转型做出更深入的分析与理解。正如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 所说，“我们不仅有可能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关注社会结构及其对小农农场的影响）和恰亚诺夫主义的分析（理解具体的影响以及小农的应对过程）相结合，……而且常常也必须加以结合。这种结合的目的不是为了辨析二者的毫厘之差和想象的不兼容性，恰恰是为了使它们融合成为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2019：20）。

　　恰亚诺夫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不仅是一种农业经济思想。恰亚诺夫在论述中多次强调，合作社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经济制度。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只是一种帮助小规模商品生产者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是小生产者为了生存而抗争的武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合作社就不仅是一个社会群体或一个阶级的技术手段，而是被转化为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一（Chayanov， 1991：22）。“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至少在我们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它从一个社会阶层，甚至是一个阶级的技术性工具转变成了新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一”（恰亚诺夫，1996：268）。恰亚诺夫所构想的，是具有合作精神的农民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实现的乡村社会有序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这恰恰是当下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和愿景。在纵向合作的机制下，一个将小农户有效组织和连接起来的，繁荣的现代农业产业，也必将为乡村社会的振兴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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