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之一。学界和政界十分重视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诠释（卢风，2017）和对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解读（吴舜泽，2019），从为什么建设，建设成什么样，怎样建设三个角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很不协调的局面，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的谋划和实践探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项制度文件，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四梁八柱”。党的十九大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写入大会报告（黄承梁，2018）。我国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8）。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融入我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成为全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确保到2035年我国总体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基本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美丽中国的目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18）。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迅速普及，对凝聚学界、政界的共识，推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观，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引起了国际学术界高度的关注。在西方主流群体对中国崛起尚存疑惑且心态复杂的背景下，国际主流学术界尚难以接受生态文明的话语。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当今人类文明的辩论。当新自由主义的旋风遭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必须直面中国的迅速崛起，非主流学者隐约看到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另类”选择和对现代性的“另类”解释。然而，这些先发达国家总体上难以认同生态文明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选择和对现代性的解释之一，西方学者尤其难以接受人类会有一个新的西方不熟悉的文明时代来临。我们应当不断叩问：当中国的人均消费能力达到美国的水平，世界会变得怎么样？西方学界和政界感觉到阵阵凉意，不改变富裕人口的消费模式，地球上的资源环境就无法满足需要，而如果要改变，西方消费者将如何适应呢？西方社会需要做出怎样重大的调整呢？当今主流的关于经济发展，关于人类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的思想和学说或许将失去意义。

　　从21世纪初开始，西方精英分子不断推出新的帽子，如“新殖民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来阻止中国获取全球资源。为此，一些西方政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得忧心忡忡，认为这个倡议将大幅降低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运输成本和贸易风险，沿路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更加融入中国迅速现代化的进程中，使得中国拥有更强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在过去二十年中，西方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消费全球资源，或利用全球资源在中国等地加工的商品和服务。一旦中国的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到美国的水平，将极大地影响西方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也必将影响西方大国从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形成的寄生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基础。因此，在学术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就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的特色，且从情感和学术逻辑上都很难与西方学者沟通的一个名词。

　　文明必须在历史纵向和当代横向的比较中才能自我定位，这就要求我们与西方进行沟通，而沟通的前提是在学理上讲清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涵。本文结合笔者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经历，总结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与西方学者讨论甚至辩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形成的观点，以西方环境管理思想演变脉络为背景，试图回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问题。

一、西方环境管理思想和发展实践

　　在中国政策语境中，环境保护往往指的是污染排放管理，而生态建设指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管理，包括地球及其海洋、森林、湿地、草原等分系统的管理。然而在英文政策语境中，环境（environment）指的是地球对应于人的其他组成，而环境管理包括中国政策语境中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全部内容。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最先感受到工业文明带来的空气、土壤和水体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以及环境问题引发的诸如食品安全危机、民族冲突加剧、社会动荡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欧洲人带着“文明”来到美洲大陆，开发蛮夷之地。少数浪漫主义精英从另一个视角观察北美大陆，欣赏印第安人的文化和荒野之美，黄石国家公园由此诞生，开始了人与自然“一分为二”哲学指导下的自然保护政策和制度实践。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些发达国家从哲学、伦理、科学研究、教育、立法、全球治理等不同角度寻求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护生态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佟立，2016）。西方工业化、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种种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孕育出一批环境管理思想大师，创作出一批环境管理巨著。《沙乡年鉴》让人们认识到需要正确处理并重新构建人和土地的伦理关系（利奥波德，2014）。《寂静的春天》让人类认识到工业化对自然环境的巨大损伤，认识到管理生产、消费行为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的紧迫性（卡逊，2017）。《盖娅：新视野看地球上的生命》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拉伍洛克，2007）。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开启了人类悲观主义思潮的序幕（梅多斯、兰德斯、梅多斯，2013）。在1980年之后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的狂飙突进下，悲观主义因生物、智能、能源、材料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备受怀疑，剧本被悬置。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领衔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有力推动了环境和发展议程的国际化，促成在里约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国际公约，形成了国际环境治理基本框架。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迅速升级，从1.0版环境污染控制，到2.0版环境管理，再到当今主流的3.0版生态系统管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环境问题的思索已经跨越生态学的边界，进而提出了一批又一批新概念、新话语。偏向于政策实践的名词包括：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景观恢复（landscape restoration）、基于自然恢复方法（nature-based solution）、以权力为基础的方法（right-based approaches）、绿色经济及循环经济等。这些名词真正的内涵大同小异，都强调多利益主体参与，多部门协调，传统知识和土著居民保护，对社区民主赋权，建立透明清廉的政府等。具体到特定的生态系统类型上，提出的新概念和新话语则更多，如在森林管理主题下，思想层次上参与式林业、农用林业、社会林业、社区林业、碳汇林业、森林景观恢复等各领风骚；在技术层面上，速生丰产林、工业人工林、能源林、混交林、生态林、保护林、近自然林等经营技术不断革新。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学者创造了新的理论以支持环境管理实践。从经济学逻辑上，从哈丁（Garret Hardin）的“公地悲剧”、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到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为指引人类环境管理提供了理论上的逻辑。从单一政策、法律和机构改革变迁，到技术、权力、话语干预，再到社会生态系统、韧性、脆弱性等人与自然因素合成变量，社会科学视角的自然系统管理理论一直在演进之中。既可以说是人类在环境管理上迅速积累相关知识，也可以说人类依然在黑暗中摸索构建人与自然相处的知识体系和理论逻辑。

　　各种与环境相关的主义的兴起，包括影响力比较大的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挑战着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认为：自然是为人而创造万物，人类利用和管理，甚至改造自然生态和资源天经地义，自然的价值因人而存在（Murdy，1975）。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因环境问题频发，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逐渐式微。弱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的价值因人而存在，但强调人类当以理性克服感性的贪婪及欲望，否则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的利益，自然会对人类的贪婪及欲望做出反馈（余彦，2017；Norton， 1984）。2015年在全球峰会上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确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总体上采纳了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我国生态文明思想趋同于这一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其伦理是建立一种人与其他生物都从属于地球生物圈的伦理观。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理性是有限的，从利己出发自负地无节制地利用自然环境，将会造成环境要素不可逆地被破坏。非人类中心主义不承认人类具有探索未知世界无限的能力，甚至认为人类统治或掌握自然的过程就是自掘坟墓的过程。

　　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相呼应，各种环境运动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环境运动，作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和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全球化学制品的生产和管理、生产和消费废弃物的管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缓解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绿色和平运动在一些发达国家兴起，影响了全球的环境管理。欧洲一些国家组建了绿党，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在德国，绿党得票率大约为20%，成为仅次于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欧洲议会德国第二大党；欧洲生态党在欧洲议会“法国站”获得13.4%选票，排名第三；由欧洲绿党和欧洲自由联盟所属政党组成的绿色党团是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团。绿党参与甚至主导了欧盟、德国、瑞士等集团和国家保护地球、环境及其生物、食品安全及持续性发展政策的制定。

　　环境管理的议题不仅关乎各国国内资源的配置，更涉及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在后工业化时代，先行工业化国家推动全球化进程，推动经济自由化及贸易便利化，强化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在金融、设计、专利、渠道、资源控制及企业管理服务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环节实现垄断。先行工业化国家制定并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促使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倾倒各种工业和消费废物的垃圾场，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或间接转嫁生态环境问题。在环境管理实践中，西方国家大力推动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发展，农业遗传资源和文化保护，自然资源的荒野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的主流化，建立健全多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和多部门协调机制，完善或重构分权改革、资金机制、社会组织、教育、科研、土著民族等政策和制度框架，环境在整体上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环境问题仍在不断地恶化。尽管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和社会基础去建立一个更加亲近自然的绿色社会，但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存在着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路径依赖，不仅难以形成主流的社会运动，而且难以形成政治决策推动生态文明或者类似的亲自然的发展战略。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不希望成为他国人民生产和消费模式效仿的对象，甚至担心发展中大国，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等遵循美国的消费模式和发展路径。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实际上沿袭了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和发展路径。在当今环境管理与哲学、发展、工业化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问题的研究、解决问题的实践和社会运动或民众启蒙学习等方面，与北欧、北美，甚至日本、新加坡、南美等新型发达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存在全面的差距。就笔者接触的西方学界，大凡表现出对中国发展存有忧虑的学者都认为：中国走在一条被西方已经证明行不通的发展道路上，这将进一步加深全球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危机。

　　就整体而言，人类在资源与环境等主要议题上尚没有在哲学、思想、方法上达成共识，没有从根本上形成自洽的理论逻辑和技术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西方环境管理思想和实践，一方面依然固守欧洲文明“一分为二”的哲学基础，总要分出一个中心，或主次，要搞清楚相互间（机械）的联系；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在不改变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结构的前提下，将人和自然捏合成一个整体，探索环境管理的思想、科学、方法和技术，寻求解决面临环境问题的答案。这些在向传统的东方哲学靠拢，强调“合二为一”“和”或“统一体”。 

二、生态文明的话语隐喻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一词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和治理体系研究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国主流文献中的生态文明可归纳为下列三种类型的涵义，其差别是在其背后的隐喻。

　　（一）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对应的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是在探索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在数百万年人类进化过程中，类人猿对地球变化影响十分有限，而环境变迁影响着人类的进化、繁衍和迁徙。数千年来，农耕和游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有限的，缓慢的，这为生物物种及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在文化景观中共同进化的机会。这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等农业文化遗产中得到充分体现。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重构了“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等方面的关系。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标志，将人类带进了工厂时代、电子时代和智能时代。工业革命以来，在环境变化成因中人为因素的权重越来越大。若环境变化是渐进的过程，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尚可以适应。一些人为因素致使环境发生突变，物种、种群、地球生命系统都难以适应这些变化，导致物种消失、生态退化和气候异常，反过来人类又不能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导致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中断（Rees， 1999）。因此，先行工业化国家努力有所作为（Settele and Spangenberg， 2013），促进生态创新（Rennings， 2000），放缓改变的速度，提高生物和人类的适应能力（Settele and Kuhn， 2009），阻止生态系统服务崩溃。

　　出于对人类生存和地球安危的担忧，人类在自觉思考并呼吁新的文明形态（俞可平，2005；牛文元，2013）。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翻过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一页，而转化成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生态文明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推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生态化。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实践探索和理论逻辑尚处于探索或启蒙阶段。表1展示了不同文明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定位、主要技术、能源变革、主要产业、社会组织、空间范围、文明延续时间等。现有的生态文明研究并没有就主要技术、能源、主导产业给出清晰的答案。生物和信息技术可能出现重大突破，可再生能源应当会代替化石能源，环境和文化产业有可能代替工业和金融业成为领军产业。这些可能的技术突破、产业变迁会怎样改变人类自身及其组织模式，本文很难作出判断。笔者猜想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层制组织模式可能解体，而被扁平的，人民自主的网络和协同所代替，核心家庭主导的社会可能会进一步解体为更加原子化的个人或单亲家庭。工业文明强化了国家，形成了基于国家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全球事务，而在生态文明时代，全球化会进一步加深，真正实现地球村。从人类历史来看，原始文明经历了百万年量级的历程，农业文明经历了万年量级的岁月，而工业文明只有百年量级的历史。

　　然而，工业文明行将结束，工业文明时代即将逝去的判断，很难得到政治家、广大人民，甚至包括对全球生态环境充满忧虑的科学家广泛的认同。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波澜壮阔，极大改地提高了人类福利水平，彻底摆脱了人类总是在低福利水平上经历“技术变迁-福利改善-人口膨胀-低福利水平-技术变迁”循环往复的变迁历史。工业革命似乎不断爆发出新的青春，人类仍然拥有对未来生活的无尽想象空间，依托人类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而仰望无尽的未来，如数字网络那样改变我们的生活，重塑人与自然。人类正在酝酿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新能源、新材料和新环境为代表，配置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型智能科技，人类可能进入绿色工业革命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正试图解决前三次工业革命所造成的资源和环境危机问题。在德国、瑞士、挪威、芬兰、丹麦、斐济、尼泊尔、不丹等局部地区，非人类中心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可持续发展等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在南美、非洲、欧洲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被接受。中国也有少数学者偏好这一视角，从哲学、人类发展史维度思考人类的发展道路，反思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发展模式、伦理道德，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人类中心主义长期主导了各国和人民的发展行为（陈伟华，杨曦，2001）。“人类在走向一个新的文明形态”肯定不是实事求是的判断。

　　（二）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理念牵引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和国家发展十分重要的特色之一。中华民族治国理政具有重视理念牵引这一优良的历史传统，比如提倡仁政、爱民、重农主义，“治山治水方可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理念已经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换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发展理念。从中国发展话语的切换来看，资源和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20世纪末，将计划生育、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基本国策，21世纪初开始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议程中十分重要的话语之一（荣开明，2011；解振华，2013）。我国媒体、商界、政界和绝大多数学者所讲的生态文明都同此意。发展视角的生态文明背后的隐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模式的切换，这不是评判过去发展模式的优劣，而是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可对应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要求用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尊重和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周生贤，2008），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西方弱人类中心主义比较接近。

　　（三）问题视角下的生态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对资源和环境产生沉重的压力。农业上过多地使用化肥、农药、地下水，对海洋湖泊过度捕捞，牧场过载，森林过度采伐，土壤污染严重，我国食品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我国是资源大国，却是人均贫国。以人均来算，中国人均水资源量、耕地面积、森林蓄积量、化石能源储备和矿产资源储备分别是世界的平均水平的25%、40%、12%、50%和58%（沈镭等，2018）。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6年中国消耗了43.6亿吨标准煤（国家统计局，2017a），约占全球能源总消耗量的23%；石油消耗量达5.79亿吨，其对外依存度上升至68%（BP集团，2017）；钢铁真实消耗量约为全球的43.51%（Worlsteel Assocition， 2018）；水泥消耗量达23.9亿吨（国家统计局，2017b），约占全球主要生产国总产量的76.57%（国家统计局，2018）。铁矿石、铜铝矿、油气等其他矿产资源和能源保障能力面临较大考验（周维富，2014）。我国农村生产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率低，畜禽养殖已经成为部分水源地最重要的污染源。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难以令公众满意。2017年，中国作为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超500亿美元，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其中我国进口了9554万吨大豆，占世界贸易量的60%以上。

　　环境治理投资巨大，污染排放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7》提供的资料，2016年，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达9200多亿元，环境投资力度空前；污染排放十分严重，其中废水总量高达71.11亿吨，化学需氧量达1046.53万吨，氨氮达141.78万吨，总氮达212.11万吨，减排压力十分巨大。这其中工业占了大头，在总排放量中，工业二氧化硫占90%左右，氮氧化物占到70%，烟粉尘占85%左右，重金属和持久性的有机物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排放。2017年，在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只有9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中国已经无法承受传统工业国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高红贵，2013）。

　　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治理体系的重新构建。混乱的环境治理主体关系及单一的环境治理工具增加了国家环境治理的成本。在治理主体关系层面，要关注央地矛盾、政商关系，作为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主体的社区长期被忽视；在治理工具方面，新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仍然在探索，碳汇交易平台遭遇诸多困境，区域环境协商机制仍未确立；价格机制的作用仍然有限。应对现实问题，提升治理能力，降低治理成本成为首要任务，重构治理体系成为重中之重。

　　发展视角下的生态文明和问题视角下的生态文明是一体两面的。提出问题、准确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念是连在一起的。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战略后，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界尚没有充分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就纷纷介入对生态文明的解读中，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各层级和各领域的思考和实践中（谷树忠、胡咏忠、周洪，2013）。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部门介入生态文明的解读中（白杨等，2011）。生态文明在一段时间内被解读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简单加总，延续了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的基本部门利益诉求（黄勤、曾元、江琴，2015）。然而，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四梁八柱”基本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越来越清晰，基于本部门或本地区利益而对生态文明的解读越来越淡化。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的早期，刊出的生态文明论文，客观地体现了各级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诉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溯源

 ??（一）传承了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炎黄子孙崇尚自然主义，敬畏万物，完善自我。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行，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金瑶梅，2018）。庄子把“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境界称为“物化”，即主客体相融（吴伟佳，2013）。道家强调人要尊重自然、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人必须顺应自然，方可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刘静，2018）。中华传统文明包含了整体、综合一元论哲学思想的基本元素，而与支撑工业文明的二元论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中国农耕文明蕴涵的自然观、系统生态观，可为人类走出工业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传统治国思想和治理体制的一些特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这片疆域广袤、水灾旱灾频繁、人口众多、战乱频繁的土地上，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民本思想和治山治水治国的理念，以及高度成熟的官僚体制，构成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政治思想和组织体系核心部分。这套体系强调政府对民众的需求进行回应，治山治水与治国的合法性联系，专业化和分工有序的官僚队伍所具备的强大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这些理念和治理思想，经过不断的扬弃，可以运用到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

　　（二）来源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实践

　　我国农业文明体现和贯彻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理念，精耕细作，轮种套种，天人合一，塑造了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内修等特质，使中华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绵延不息，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使中华文明薪尽火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农业人口多、耕地相对不足的禀赋逐渐形成了具有满足个人温饱，在一小块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约束、少协作、少交换特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即所谓的小农意识。

　　17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种被用来描述物理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自然法”日益成为主流。在这种“科学自然法”中，自然不再被认为能够按照其内在法则而运动，相反，自然运动是由外部施加的，是人为的结果（寇东亮，2017）。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统治自然，成为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观念之一（杨通进，2003）。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唤醒人类无节制的欲望，开启了人类充分发挥所谓“理性”和“科学”来征服并统治自然、征服他者的旅程（刘小英，2006）。笛卡尔创设了“人-自然”二元对立的实体学说，奠定了现代自然观的形而上根据。近四百年来，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理性、科学和技术一直被视为实现人类自由的三个伟大工具，在其历史发展中走向悖谬之境：理性变成了理性主义，一种适用于对自然，对人类进行复杂控制的冰冷逻辑；科学变成了科学主义，一种把世界视为伦理中立的，从根本上说是被操纵的机械化体系的意识形态；技术变成了现代技术，一种用于证实接受技术化训练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化精英的权威的强大工具系统（寇东亮，2017）。实现功利最大化，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之关系的最高原则；谋求实用性，成为检验自然价值的最高标准；围绕资源开发和财富积累而展开的自由竞争，被尊崇为自由的终极形式。

　　工业文明是以机械化、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状态（谢高地，2013）。工业化具体体现在生产劳动方式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生产规模化，以及要素市场和贸易全球化。其主要特点大致体现为全球化、城市化、法制化、民主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告诫人们，工业文明可能难以持续。

　　来自欧洲的殖民者中的理想主义者早在19世纪开始设想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而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后半叶率先开始探索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途径和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振姬海，2017）。在理论方面，西方国家提出了盖亚假说、生态社会主义、深层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可持续发展、景观恢复等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种种理论和学说；在实践方面，欧洲先进的垃圾处理技术、以色列的集水技术、美国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意大利的自然保护方案、荷兰的高效农业模式等，都是可资借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三）来源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和追求中国梦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断加快现代化进程。先驱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认识到森林资源的不足，确定植树造林、护林防火等森林保护政策，并延续至今。然而，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需要赶上全球工业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间内森林资源过度消耗，以支持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公社化、“大跃进”、林业“三定”等重大制度变迁造成了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化基础，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政府和社会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和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威胁。中央政府部署了有力措施扭转森林植被减少和退化的趋势，在不同时期实施了标志性的工程，1978年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1990年开展了消灭荒山运动，1998年以后，相继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草）等重大工程，对于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进行抢救式的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保护性的森林政策得以完善，天然林全面禁伐，生态修复、生态恢复全面推进，森林康养、森林休闲等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生态作为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共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美好环境作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不断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

　　回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旅程，我国决策者一直在提高甚至是重新构建对自然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并据此调整国家发展方向和更新治国理念。在中国实践经验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发展过程的生态转向，都脱离不开中华民族的传统治国理政基因。独特的政治智慧对生态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发展战略上的政治承诺和政策的执行效率上。接受着传统文明精华的哺育，吸取着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依托着现有人类发展的成果，中国在探索适合于国情的生态文明之路。

 四、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抓住了新一轮世界工业布局大调整的机遇，实现了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部分精英阶层信心爆棚，追求不受基本道德和社会规范约束的所谓自由，中国社会物欲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泛滥，极大地影响本来具有谦虚、谨慎、克己、勤勉等优良品质的炎黄子孙对自然、生命、人生、生活的理解。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已经到达极限，不改变这一局面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福利进一步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决策团队的政治承诺，中国从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全方面主动直面资源环境约束，必然会对实现中国梦以及实现中国梦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确立良好生态环境为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观，回答了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于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执行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践行于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解决大气中的霾，土壤里的毒，水中的浊，恢复自然生境等重大民生关切问题，推动环境治理，绿色导向的财政、金融、价格和税收制度，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区划，国家公园试点，环境审计，多规合一等改革或改革试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深刻，融合发展话语涵义、发展实践涵义及哲学涵义。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和政府带领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和富强的社会实践，客观地介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比如美丽乡村的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我国重大的发展行动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这不是在讨论未来怎么样，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行动，包括环境保护的个人行为、组织行为，需要方针政策引领、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行政体系有效的执行。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知识体系构建、集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融合发展话语、发展实践及哲学涵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扎根于人类文明史、中国文明史深厚的土壤，面向人类未来必须回答的问题，贯彻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并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不仅需要接地气，融入构成中国精神底色的中国农业文明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和基层治理安排，而且需要适应和发挥工业文明所积累的生态、技术、组织和文化成就，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工业与生态、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反思成果。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环境社会运动过程是不同的。在西方先行工业化国家，民众和公民团体等社群联盟的发展壮大与环境社会运动的兴起是相互促进的。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赋予了政府更强大的能动性。当下地方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存在推动发展的路径依赖，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招商引资的制度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地方政府支持社群联盟，或要做到发展不能伤害环境和降低资源禀赋。中央政府改变了过去只有当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才被动介入地方环境管理事务的处理方式。“祁连山事件”重塑了中央政府严格环境管理的形象，环保督察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①中央严格保护政策和监管直接形塑了地方环境和资源治理体系，这已经成为推动我国资源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而这本身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与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前无古人。在剧烈变迁、稍显急躁的时代，我们对如何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的具体架构、哲学基础、制度安排、精神内涵等仍然缺乏基于实践的系统总结、探索和思考。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智慧及文明，该过程尚需要哲学、文学、艺术、大众思想及其支配下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构。这种探索和总结，对于形成扎根中国又贡献于人类整体文明进步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形成中国在自然与人类关系领域的理论和道路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BP集团（编），2017，《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年）》，BP中国网站 ，2018年9月3日访问。

白杨等，2011，《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其评估体系研究进展》，载《生态学报》第20期。

陈伟华、杨曦，2001，《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4期。

佟立，2016，《西方环境保护运动与绿色和平运动的崛起》，载《世界文化》第7期。

高红贵，2013，《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国家统计局（编），2018，《国际统计年鉴  201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年9月2日访问。

国家统计局（编），2017a，《中国统计年鉴  2017》，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2018年9月16日访问。

国家统计局（编），2017b，国家统计数据库（2017年9月），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8年9月16日访问。

谷树忠、胡咏君、周洪，2013，《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载《资源科学》第1期。

黄承梁，2018，《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价值》，载《行政管理改革》第2期。

黄勤、曾元、江琴，2015，《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进展》，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期。

姬振海，2007，《生态文明论》，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2—15页。

金瑶梅，2018，《中国传统自然观视域中的绿色发展理念》，载《黑龙江社会科学》第2期。

［美］蕾切尔·卡逊，2017，《寂静的春天》，恽如强、曹一林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寇东亮，2017，《自然、自由与生态文明》，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0期。

［英］詹姆斯·拉伍洛克，2007，《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范祥东、肖显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2014，《沙乡年鉴》，王铁铭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静，2017《何谓自然？——“道法自然”义再探析》，载《中国哲学史》第2期。

刘小英，2006，《文明形态的演化与生态文明的前景》，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卢风，2017，《“生态文明”概念辨析》，载《晋阳学刊》第5期。

［美］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2013，《增长的极限》，李涛、王智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牛文元，2013，《绿色中国之路：从理论走向运作——评张智光教授著〈绿色中国〉系列专著》，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

荣开明，2011，《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载《江汉论坛》第2期。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沈镭等，2018，《新时代下中国自然资源安全的战略考虑》，载《自然资源学报》第5期。

吴伟佳，2013，《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载《前沿》第9期。

吴舜泽，2019，《试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整体性、逻辑结构性、发展演进性、哲学突破性与实践贯通性》，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第6期。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8，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谢高地，2013，《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载《新视野》第5期。

解振华，201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加快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载《中国科学院院刊》第2期。

杨通进，2013，《生态女性主义：精神向度与社会向度》，载《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

俞可平，2005，《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

余彦，2017，《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再探析——基于对主流环境伦理观的评判》，载《求索》第10期。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18，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周生贤，2008，《走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载《环境科学研究》第1期。

周维富，2014，《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源消耗的特征及未来的趋势展望》，载《经济纵横》第3期。

Murdy， W. H.， 1975， “Anthropocentrism： A Modern Version，” Science， Vol. 187， Iss. 4182， pp. 1168-1172.

Norton， Bryan G.， 1984，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rism，”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6， Iss. 2， pp. 131-148.

Rees， William E.， 1999， “Consuming the Earth： the Biophysics of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29， Iss. 1， pp. 23-27.

Rennings， Klaus， 2000， “Redefining Innovation — Eco-Innovation Research and the Contribution from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32， Iss. 2， pp. 319-332.

Settele， Josef and Joachim H. Spangenberg， 2013， “The Age of Man： Outpacing Evolution，” Science， Vol. 340， Iss. 6138， p. 1287.

Settele， Josef and Kühn E.， 2009， “Insect conservation，” Science， Vol. 325， Iss. 5936， pp. 41-42.

Worlsteel Assocition， 2018，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18，” 世界钢铁协会网站，(127, 127, 127);">~.html，2018年9月18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