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农村西方宗教热”：迷思还是事实？ *

一、现象与问题

　　近二十年来，“农村西方宗教热”成为国内各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此议题上影响最为广泛的文献莫过于修远基金会所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以下简称“修远报告”）。该报告认为，以基督教（新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成为我国农村占主导地位且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宗教。具体而言，首先，它认为西方宗教在农村宗教中一枝独秀，基督教信徒在农村宗教信徒中占比高达95％以上，其中70％左右为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天主教则稳中求进。在北方农村，基督教信徒占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虽然该报告给出了上述看似明确而具体的数字，然而通读该报告，我们并没有找到其数据来源和依据，因此也无法对其可信性和可靠性做出判断。其次，在对现象的解释层面，该报告认为“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在面对快速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时产生了旺盛的精神性需求，而传统信仰在历经新中国历次运动之后已经支离破碎，加之基层政权也从私人精神生活领域撤退，造成了“信仰真空期”，拥有强大话语体系和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督教因此得以在农村迅速兴起。用社会学的话语来总结，即农村地区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导致西方宗教的盛行。①

　　修远报告对“农村西方宗教热”成因的分析与近年来兴起的“宗教生态论”有相似之处，宗教生态论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基督教这类“制度性宗教”作为“宗教”，而将民间信仰这类“非制度性宗教”作为“封建迷信”，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乡村自治组织及本土的佛教、道教也遭到牵连。于是，在历次反封建迷信的政治运动中，乡村自治组织（如宗族组织）和本土宗教遭受重创，基督教在农村发展的最大障碍被去除。在宗教生态失衡的背景下，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占据了处于信仰真空状态的农村社会。②

　　上述观点还暗含了政策取向。比如，有学者认为不能放任基督教崛起，应扶持传统民间信仰，保护我国的“文化安全”。③还有人认为，西方宗教是滋生邪教的温床，应对其进行直接干预，禁止修建新的教堂，并拆除不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取缔家庭教会。④总之，这些建议都认为，西方宗教在农村发展迅猛，应予以控制。兹事体大，我们有必要对“农村宗教热”的提法进行细致的研究。

　　无可否认，修远报告的问题意识很敏锐，它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但它所给出的答案值得商榷，因为它的证据无法溯源。我们认为，在进行解释和建议之前，该报告指出的“事实”仍有待检验。鉴于修远报告未能提供可供重复研究的原始数据，本文将使用更为权威且已公开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的三轮数据来回答修远报告关注的三个问题：第一，在农村内部，是否西方宗教比传统宗教更热？第二，在农村与城镇之间，是否西方宗教在农村更热？第三，我国南方与北方的农村地区是否存在宗教发展上的差异？⑤

　　第一个研究问题主要辨析修远报告所持的基本观点，即传统宗教在农村凋敝，西方宗教在农村一枝独秀。我们将重点关注农村内部的宗教构成，尤其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与以佛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的势力对比，回答是否在农村出现了基督教一教独大的局面，是否农村的基督教徒更虔诚、更活跃。第二个问题是修远报告及类似观点的延伸，即“农村西方宗教热”意味着农村的一些社会特征更利于西方宗教的传播。针对这一观点，我们尝试去比较西方宗教在农村和城镇的发展状况，检验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是否比在城镇更蓬勃、更迅速。第三个问题依然源自修远报告，它在文中区分并比较了北方和南方“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地区差异，因此我们也对南北方农村的宗教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西方宗教定义为基督教与天主教，将传统宗教定义为佛教和道教。由于CFPS的宗教模块调查的主要是五大合法宗教，故本研究没有涵盖修远报告所提及的地下基督教、民间信仰等，但我们认为这对本文的结论影响不大。首先，修远报告夸大了所谓的地下基督教的规模。它认为我国基督教徒已超过1亿人，其中地下基督教占70％，也就是七千万人。这一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在另一篇文章已经指出，我国基督教徒规模约为3997万人，其中隐藏的基督教徒约占29％，约一千两百万人。⑥其次，即便我们再退一步，接受修远报告对地下基督教徒规模的估计，承认由于数据本身的缺陷漏掉了一些基督教徒，但这同样无损于我们的立论，因为现有的调查数据并没有把民间信仰的实践者包括进来，而民间信仰者在规模上很可能比所谓的地下基督教徒的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本文忽略民间信仰者不仅不会削弱我们的立论，即反驳“西方宗教在农村地区一教独大”的提法，甚至还会强化我们的观点；如果能够把民间信仰包括进来，西方宗教在农村更不可能是一教独大。

　　本文所使用的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具备科学抽样、全国代表性、内容综合性、样本量大等优点，适合于分析中国农村宗教近几年的状况。同时，CFPS的追踪性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农村宗教信仰的动态变化。更重要的是，CFPS是公开数据，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同样的数据对我们的结果进行复制检验。相较之下，前文提到的修远报告并未给出其立论的数据来源，人们无从判断其数据的可靠性。⑦

二、农村传统宗教与西方宗教的比较

　　我们首先将回应“农村宗教中是传统宗教较热还是西方宗教较热”的事实性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将分析农村信徒的信仰构成，比较农村内部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在组织化水平、宗教实践活跃度和宗教重视程度上的差异，以此评价西方宗教相较于传统宗教在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

　　宗教发展最直接的表现是人口中信徒比例的构成。如果认为农村存在西方宗教热，那么应该观察到农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比传统宗教信徒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图1显示，在声称有信仰人群（大约占农村人口的13％）的信仰构成上，农村宗教以传统宗教为主（约占3／4），其次是西方宗教（约占1／5），再次是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共占5％）。西方宗教的信徒比重只有传统宗教信徒的1／4左右。可见，农村宗教仍以传统宗教为主，西方宗教的传播并非如一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泛滥。

　　不过，西方宗教信徒相较于传统宗教信徒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首先，西方宗教信徒的组织化水平更高。CFPS 2016显示，农村西方宗教的组织化信徒比例为56％，传统宗教仅为8.9％。也就是说，农村的传统宗教虽信徒众多，但组织松散，而西方宗教虽在规模上远小于传统宗教，但其信徒的组织化水平更高。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两类宗教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方式不同所决定的：组织化的传统宗教信徒一般为神职人员（僧侣），而大量在家修行的传统宗教信徒（居士）即便虔诚也并不认为自己加入了宗教组织。西方宗教则不同，拥有组织成员资格并不需要成为神职人员（牧师），只要注册入籍或对某个教会拥有归属感，就能成为该教会的一员。

　　其次，在参与宗教实践上，西方宗教信徒呈现出两极分化。在图2中，我们将符合所属宗教习俗规定的信徒定义为“活跃信徒”：对传统宗教，由于有农历每月初一或十五“拜拜”的习俗，故将“烧香拜佛”频率在“1月1次”及以上作为“活跃的传统宗教信徒”的标准；对西方宗教，由于有“每周礼拜”的规定，故以“做礼拜”频率在“1周1次”及以上作为“活跃的西方宗教信徒”的标准。我们看到，西方宗教活跃信徒的比重显著高于传统宗教活跃信徒的比重，前者为51.8％，后者为40.9％。但与此同时，在不参与任何宗教实践的“完全不活跃信徒”一端，西方宗教的完全不活跃信徒比例也显著更高，完全不活跃者在西方宗教信徒中的比重为23.8％，在传统宗教信徒中的比重为12.1％。鉴于上述实践频率的两极分化，我们也很难认为西方宗教信徒普遍比传统宗教信徒更活跃。

　　其三，在对待信仰的态度上，西方宗教信徒比传统宗教信徒更重视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图3显示，近2／3的西方宗教信徒认为“宗教很重要”，持这一态度的传统宗教信徒则不到1／3，宗教信仰对西方宗教信徒的重要性显著高于传统宗教信徒。⑧

　　经过对农村地区传统宗教与西方宗教信徒的上述比较，我们看到，以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在信徒数量上仍然是中国农村宗教的主流，其规模处于绝对优势。但由于中西方宗教管理制度和组织方式不同，在信徒的组织化水平、宗教实践活跃度和对宗教重视程度上，西方宗教要比传统宗教更高。正是因为这些特征，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可见度”更高，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给人们造成了“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印象。但若考虑到两类宗教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和习俗特点的固有差异，仍不足以证明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比传统宗教更兴盛。

三、西方宗教在城乡发展状况的比较

　　接下来，我们回应“农村西方宗教热”的第二个事实性问题是，西方宗教是否在农村比在城镇发展得更迅猛？对此，我们将以CFPS 2012、CFPS 2016数据为基础，比较西方宗教在农村与城镇的信徒比重及其短期变化。

　　图4显示，我国西方宗教的城乡分布在2012年和2016年大致相似。从数值上看，2012年农村人口中信仰西方宗教的信徒比重比城镇高0.5％，2016年城镇人口中信仰西方宗教的信徒比重比农村高0.2％，这些百分比的城乡差别并不显著。⑨就对应的人口规模而言，20世纪我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到2010年左右城乡人口已基本相当，而今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因此，城乡人口中，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相当，就意味着生活在城镇的西方宗教信徒的绝对人数要高于农村。

　　从2012年到2016年的短期变化来看，也无证据显示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比城镇更快。首先，从2012年和2016年的截面（cross-sectional）变化来看，城镇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增长了0.7％，而农村的信徒比重则没有变化（见图4），可见，西方宗教信徒比重在城镇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要高于农村，而不是相反。其次，我们还可以采用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信徒规模的纵贯（longitudinal）变化，即观察同一批人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信仰变动。借助CFPS的追踪性，我们比较了城乡同一批追踪样本在2012年至2016年间的信仰变化。对此，我们重点观察两类人群，一类是2012年信仰西方宗教，2016年却声称不再信仰者，我们将其命名为“退出宗教者”；另一类是2012年不信仰宗教，但2016年又声称信仰西方宗教者，我们将之命名为“加入宗教者”，也可以理解为皈依者。图5显示，就西方宗教而言，城镇退出宗教者的比例小于农村，而加入宗教者的比例则高于农村。如果将退出与加入两者之差视为一种“净增长”，城镇西方宗教信徒的净增长要快于农村，这也与图4的截面比较结论一致。

　　上述证据皆表明，农村并没有比城镇更利于西方宗教的生长和发展，农村信仰西方宗教的人口比重并不比城镇更高，也不存在数量更多的西方宗教信徒。而且，无论城乡，西方宗教信徒都是人口中绝对的少数群体。在发展趋势上，无论从截面变化还是从追踪变化上看，虽然信徒比重在近期仍有所增长，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西方宗教信徒在农村的增长势头比城镇更强劲，相反，城镇的西方宗教信徒净增长还要高于农村。

　　不仅在信徒比重和规模上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并没有高于城镇，而且从宗教生活的特征上看，也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西方宗教在农村比城镇更活跃，或者农村信徒对信仰的重视度比城镇信徒更高。

　　在宗教实践活跃度上，城镇的西方宗教信徒比农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更活跃。图6显示，在完全不活跃一端，城镇不活跃信徒的比重（12.9％）显著低于农村（23.8％）；在活跃的另一端，符合每周做礼拜一次以上的活跃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在城镇（63％）也要显著高于农村（51.8％）。

　　从宗教实践活跃度的变化来看，也无证据表明近年来农村人越来越热衷于宗教活动。CFPS追踪了西方宗教信徒从2014年到2016年间宗教实践的变化。⑩按宗教实践的变化，我们将城乡西方宗教信徒各分为三类人：实践增加者、实践减少者和实践不变者。经比较发现，城镇信徒做礼拜频率增加者的百分比（19.1％）略大于农村（15.2％），而实践减少者的百分比（36.1％）略小于农村（37.8％），这进一步肯定了城镇信徒的宗教实践活跃度要高于农村信徒。据此，我们很难认为农村西方宗教信徒更热衷于宗教实践，而且也无证据表明农村信徒比城镇信徒越来越热衷于做礼拜。相反，CFPS数据表明，城镇西方宗教信徒的实践活跃度要高于农村信徒。

　　从观念的维度上，我们比较了城乡信徒对宗教重视程度的差异。图7显示，城镇信徒选择宗教“很重要”及“有点重要”的比重都略高于农村，而选择宗教“不重要”的比重则低于农村。由此可见，农村西方宗教信徒并没有比城镇的信徒更重视自己的信仰，反而是城镇信徒体现出来的对宗教重视程度更高。

　　不过，在组织化的维度上，农村西方宗教的组织化水平（56.0％）要略高于城镇（51.9％），但这一比例上的城乡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通过上述对西方宗教信徒规模及其近期增长、宗教实践频率及其变动、对宗教重视程度、宗教组织化水平等多方位的城乡比较，我们认为，农村西方宗教的发展既不比城镇水平更高，也没有比城镇速度更快，且不比城镇更活跃。因此，即便真的存在“西方宗教热”，我们也很难得出“西方宗教热”出现在农村而不是城镇的结论。

四、农村信教状况的南北比较：以河南和广东为例

　　我国宗教的分布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接下来本文将比较我国南北地区农村宗教的发展差异。在CFPS中，广东与河南是两个具有省级独立代表性的子总体，我们以这两省作为南北方的代表，分析农村宗教发展的区域差异。我们的数据表明，宗教的发展在不同地域的农村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别，从广东与河南的比较可见一斑。

　　首先，在信徒比重以及信仰构成上，广东和河南农村的宗教与全国总体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图8显示，广东农村的传统宗教信徒占农村人口比重为16.6％，远高于河南的7.5％，西方宗教的状况则相反，广东仅有0.5％的农村人口信仰西方宗教，远低于河南的8.1％，经统计检验，两省上述差异显著。11若进一步分析两省农村的宗教构成，广东农村信徒是以传统宗教信徒占绝对主导（95.7％），河南农村则是西方宗教信徒与传统宗教信徒平分秋色，分别占50.9％和47.4％。总的来说，广东农村的传统宗教信徒比重、河南农村的西方宗教信徒比重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宗教构成的差别也影响了不同地域可见的宗教实践活跃度。图9显示，在西方宗教实践上，两地的活跃信徒比重相差无几，广东农村的完全不活跃信徒比重（33.4％）高于河南（19.1％），但可能由于广东的西方宗教信徒数量较少，上述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虽然广东农村西方宗教信徒占比很小，而河南该比例较高，但两地西方宗教的实践活跃度是相似的。在传统宗教方面，广东农村的活跃信徒比重（63.9％）高于河南（53.8％），而完全不活跃信徒比重（2.4％）则显著比河南更低（9.0％）。这表明，广东农村的传统宗教信徒的实践活跃度可能更高一些。

　　在组织化水平上，广东和河南农村的宗教组织发展也有很大差异。如图10所示，广东农村宗教组织成员仅占农村总人口的0.4％，而河南农村宗教组织化程度则显著较高（4.1％），但这很可能是由宗教构成不同所导致的。我们看到，两地的传统宗教组织化程度都不高，而西方宗教组织化程度都较高，由于广东农村以传统宗教为主，河南农村以西方宗教居多，因此可以认为两地宗教组织化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宗教构成的不同。

　　总之，若以广东和河南粗略代表南方、北方农村宗教发展的兴盛之地，我国南方农村宗教的特点是传统宗教占主导地位，而北方农村宗教的特点是西方宗教呈兴起之势，这与修远报告的一些描述较为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河南农村西方宗教的发展远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如果仅以河南农村为例将“农村西方宗教热”的结论推广至全国农村，则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事实上都是不正确的。当然，就西方宗教在北方农村的发展比南方兴盛这一点，其具体原因和区域内部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讨论与结论

　　在过去二十年里，学界对“农村西方宗教热”有过诸多探讨，或是探索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推测这一现象的后果。无论是哪种取向，这些研究都隐含“农村西方宗教热”是无须加以确认之事实的结论。但本文认为，“农村西方宗教热”的说法本身需要斟酌。实际上，“宗教热”本身是相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宗教凋敝而言的。改革开放后，带有极左色彩的宗教政策被纠正，宗教活动开始恢复正常。若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算起，我国宗教信徒的人口比重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宗教热”的提法往往意味着宗教的发展有些过度，需要降降温。但到目前为止，多个权威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百分之十几，宗教在我国仍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只不过相较于从前宗教一度在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现在它的能见度确实有所提高，因而“宗教热”的提法是否严谨值得探讨。

　　“农村西方宗教热”的说法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在我国农村的发展超越了传统宗教，以至于在农村出现了一教独大的局面。诚然，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我国发展迅猛，根据“19号文件”、第二次“宗教白皮书”和最新的研究，我国基督教徒人数从1982年的三百万人增长到2018年的近四千万人。但是，基督教的发展有地域上的差异。在局部地区如河南农村，它已经成为第一大宗教，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就规模而言，其发展仍远不如传统宗教。那些认为西方宗教在农村已经一教独大的观点显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且即使在河南农村，西方宗教与传统宗教的规模也相差无几。造成“西方宗教在农村更热”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或许是西方宗教比传统宗教在农村更为“可见”，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两类宗教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和习俗特点的固有差异所致。

　　“农村西方宗教热”的说法还暗示了农村的社会环境相较于城镇更有利于西方宗教的发展，但本文的数据分析并不支持这一观点。通过对比城乡之间信徒规模及其近期增长、宗教实践频率及其变动、宗教组织化程度和对宗教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既没有比城镇水平更高，也没有比城镇速度更快。在西方宗教信徒的净增长等方面，城镇甚至还要高于农村。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西方宗教在城镇的发展反而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综上所述，有关“农村西方宗教热”的提法有待商榷。首先，宗教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依然处于边缘地位。其次，尽管西方宗教的主要代表——基督教过去四十年里在中国发展迅猛，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弱于传统宗教。所谓“西方宗教在农村地区一教独大”的认识完全不符合事实。西方宗教在农村的发展也并没有比在城镇更兴盛。简言之，“农村西方宗教更热”的说法，与其说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个迷思。

??*本文的写作受到共青团中央“当代农村青少年信教情况研究”课题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