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怪的诞生*

　　现代世界是一个被启蒙主义和现代科学祛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自然界的芸芸众生、缤纷万象已经被一一命名、归类、描述，万物各具其名，各有其性，各安其位，他们各不相干，互不混淆：狐狸是哺乳动物，蛇是爬行动物，猫头鹰是鸟类动物，蛙是两栖类动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属于灵长类动物的一种，万物各从其类，各自在大自然的进化链条和分类秩序中占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造物主呵护，也没有妖魔鬼怪出没，万物都按照自然规律而繁衍生息、生老病死，各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人死不会变成幽灵，狐狸、蛇、青蛙不会变成美人或王子，猫头鹰的叫声也不会带来灾难或死亡，生与死、人类与动物、有生之物与无生之物各具畛域，界限分明，不相重叠。在这个世界里，万物皆被自然规律所贯穿，没有奇迹，也没有反常，所有的灾难、疾病、怪异现象，都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原理得到明确的解释，给出确定的答案，这是一个被自然科学全面定义、界定和规训的世界。

　　经过现代科学的教化，这种世俗化的世界观早就深入人心，我们已经对如此这般的世界习以为常，认为世界自古就是如此，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实际上，这个明朗、确定的世界，至多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启蒙运动以前，在现代科学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全面筹划和规训之前，世界还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人们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看待、理解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看待与之共同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那时候的世界，没有被科学之光照彻，还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中。神或造物主还隐藏在这个世界背后，或高居于这个世界之上，掌握着造物的秘密和万物的命运。大自然像是一部刚刚打开的书，有待于人们去窥测、阅读、领受，而形形色色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诸如飞禽走兽、草木花卉、闪电霹雳、日月薄蚀、生成毁败……就是造物者留在这部书里的符号，蕴涵着造物的秘密和神的启示，等待着人类去发现和理解。它们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而是蕴藏着某种深层含义的象征或朕兆，狐狸、蛇、夜枭、风雨雷电、日月薄蚀、流星坠地、彗星经天等等，作为朕兆符号，可能通向或指向与其本身完全不同的事物，肇示着鲜为人知的神秘知识。日食、月食可能预示着政治即将发生动乱，流星、彗星可能预示着将会爆发战争，狐狸、蛇等生灵可以变身为人，人死后则会变成幽灵或鬼，并偶尔回访人间，给人间世带来彼岸的消息。在那个世界里，人与兽、生与死、天与地、有生与无生、自然与人间、物质与精神、此物与彼物等等范畴之间，并没有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人可以变为鸟兽，鸟兽也可以变为人；星象可能影响政治，政治也可以感发天变；突然出现的鸟兽可能预示着瘟疫或洪水，从而给恒常的人间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脱出常规秩序，打破事物常态，突破同一性边界，尤其是因此给人间秩序带来震惊、混乱的异常事物和反常现象，在古人心目中，就是所谓变怪或妖怪，即《左传》中所谓“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妖”“灾”“乱”，就是违背天时、地宜和人间常理（德）而出现的反常事物或现象，古人相信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会导致天灾人祸的发生，给人间带来灾难。一般而言，所谓“妖怪”，就是一个事物具有超出其自身同一性，转化为非其自身所是的事物，获得非其自身所固有的属性，引发超出其固有能力的后果的现象，这种后果或效应往往是有害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实际上，尽管在现代世界，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早已站住脚跟，但是，这种神怪出没的前现代世界观并未彻底澌灭。至今，在民间，尤其是在远离都市的穷乡僻壤、深山幽谷，在野老乡民的闲谈夜话中，仍时时有妖怪出没，幽灵、妖怪仍活灵活现地被谈论着，甚至被切身经历着。那些在野外突然遭遇的生灵、在夜晚莫名其妙的声响、在荒野倏忽隐现的阴影、在梦境里不期而至的亡灵，仍会给理性带来困惑，给精神带来震颤，甚至给身体带来病痛，这些现象往往被其亲历者感受、命名为幽灵或鬼怪。①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人性的幽深之处，仍有很多科学之光无法照彻的、魑魅魍魉潜隐出没的角落。

　　基于启蒙主义和现代理性主义的整体背景而兴起的民俗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对鬼、妖怪、幽灵之类的“神鬼学”或“妖怪学”问题极为关注，鬼、妖怪、幽灵等尽管是虚幻的，但它们作为观念却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精神真实，通过对这些观念的研究可以洞悉传统和民间精神世界之幽微，因此，直到今天，以诸如此类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仪式和实践为中心的“民间信仰”研究仍是民俗学的核心内容。神怪学、民间信仰的研究尽管经久不衰，但是，对于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妖怪、鬼魅、神灵等观念的发生，却缺乏透彻的、同情的了解，每每涉及这一问题，司空见惯的不过是一些“万物有灵论”（以及“图腾崇拜”“原始思维”）之类空乏的陈词滥调。“万物有灵论”认为野蛮人、乡下人不具备理性主义世界观，不会如其本然地看待世间万物，他们相信动物、植物乃至木石器物等都具有跟人一样的灵魂，而灵魂与灵魂之间可以通过灵性相互作用。②的确，妖怪、鬼神观念的本质正在于相信鸟兽、草木、木石等自然事物具有通达其他事物、引起变怪和异象的灵性，因此，用“万物有灵论”解释妖怪、鬼神观念的产生可谓顺理成章。然而，实在说来，早期人类学所谓的“万物有灵论”，与其说是对妖怪、鬼神观念的发生学解释，不如说是对妖怪、鬼神观念的现象学归纳，“万物有灵论”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的妖怪观、鬼神观而已。这是因为，对于妖怪、鬼神之类的观念，需要解释的恰恰是：野蛮人、乡下人为什么会相信动物、植物乃至木石器物具有灵魂或灵性，从而可以发挥某种神通，也就是说，需要解释的恰恰是“万物有灵论”本身。

　　在现代科学世界观看来，世间本无妖怪，妖怪只是古人对于某些怪异事物、反常现象的充满谬误的想象，他们认为这些事物具有某种特殊的神通，这种现象具有某种神秘的意义，能够导致或预兆某种变故或者灾难的发生。重要的是，在古人心目中，只有某些特定的事物或现象才具有神通或神秘意味，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的事物或现象才能成为妖怪。因此，对于妖怪发生学而言，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古人何以相信世间存在妖怪，认为草木鸟兽会变成妖怪，还有为什么古人认为是这种事物或现象而不是别的事物或现象会成妖作怪，也就是说，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机缘或语境让某种事物或现象与超出其自身作用范围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将它变成指向另一个事物或现象，指示某种变故或灾难的符号或朕兆？为此，妖怪发生学研究必须从分析具体的材料和事件出发。

　　《山海经》，尤其是其中的《山经》部分，即为妖怪发生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具体材料。《山海经》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其中《海经》是对一幅版图的叙述，记述了四海之外、大荒世界的众多方国、族类、山川、神怪，可视为一部古老的“四裔民族志”，《山经》则是基于实地考察，按照东、南、西、北、中五方，按部就班地记述了将近五百多座山中的数百种动物、植物、矿物、药物等物产及其形状、功用，是一部古老的实证性自然博物志。在《山经》记录的数百种自然事物中，有一些动物特别引人注目，这些动物只要一出现，就会发生大旱、大疫、战争等天灾人祸，例如长右之兽，“见则郡县大水”；猾褢之兽，“见则天下有大繇”；颙鸟，“见则天下大旱”（俱见《山海经·南山经》）③。此种一旦出现（“见则”）即发生某种灾变的鸟兽，在《山经》中一共有五十多种。尽管由于语言的变化，根据这些鸟、兽的名字难以判断它们是今天的何种动物，但是，《山经》对这些动物绘声绘色、细致入微的刻画足以表明它们是古人亲眼看到、真实存在之物，而并非凭空杜撰或任意捏造。④这些一旦出现就会发生天灾人祸的鸟兽，就是典型的灵异之物，亦即原初意义上的“妖怪”，那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古人对于灵异之物的经验和观念。《山海经》一书非常古老，成书当在战国之前，因此书中所反映的知识、观念和话语尚未遭到战国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想的“玷污”，保持了本真的经验知识的特色，故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回到妖怪们最初的诞生之地，真切地了解妖怪的发生机制。

一、灾难与朕兆：《山经》中的灵异记载

　　《山经》全篇共记载“见则”引起大水、大旱、大兵、大疫之类的动物51种，为便于总览，列表如下（见表1）：

　　一种鸟兽的出现，竟能导致洪水、大旱、瘟疫、战争之类的天灾人祸，委实有悖常理，故这些鸟兽很自然就被读者视为灵异、妖怪。其实，此类记载，用科学的眼光看虽是荒诞无稽，无异于欺人的鬼话，用民俗学的眼光看却不难理解，此类记载所反映的其实就是传统知识中的预兆观念，即用某种动物的异常行为或某种罕见的异常现象预见天灾人祸的观念，直到现在民间的气象、季节、农事谚语中，仍有大量此类预兆知识，诸如“泥鳅跳，风雨到”，“燕子低飞蛇过道，蚂蚁搬家山戴帽”（即将阴天下雨），“喜鹊搭窝高，当年雨水涝”之类的谚语，与《山经》所谓长右“见则郡县大水”、猾褢“见则县有大繇”、鱄鱼“见则天下大旱”之类的记载，在知识形态上可谓一脉相承，都是“见微知著”“以近知远”，通过某种易于观察的现象，如动物的异常行为或突然出现，预知天气的变化。

　　在《山经》记载的共51种兆祥动物中，有兽24种、鸟16种、蛇6种、鱼5种，其中预兆吉祥者只有凤皇（见则天下安宁）、鸾鸟（见则天下安宁）、文鳐鱼（见则天下大穰）、狡（见则其国大穰）、当康（见则天下大穰）这5种动物，其他46种都是灾难的预兆。古人预测和抵御灾害的能力低下，对于他们而言，重大灾难往往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古人对于各种天灾人祸必定满怀忧惧，对各种可能预示着灾害降临的征兆戒慎戒惧，密切观察，积累了大量灾害预兆知识，可以想见，《山经》的这数十条记载，只是其中冰山一角而已。

　　46种预兆灾害的动物中，见则大旱者13种，见则大水者8种，见则大疫者4种，见则大兵（战争）者7种，见则有土功（劳役）者2种，见则国有大恐者3种，另有见则有蝗灾、讹火（火灾）、大风、大繇（徭役）、多放士、多狡客者各1种，可见，旱灾、水灾、瘟疫是《山经》成书时代人们最恐惧的自然灾害，而战争和劳役则是当时人们经常遭受的人祸。实际上，在前现代社会，水旱之灾、瘟疫以及战乱、徭役，一直就是笼罩在黎民百姓头上，随时可能降临，无可逃避的可怕阴影，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仍未彻底摆脱水旱之灾、瘟疫和战争的威胁。

二、灵异的背后是“科学”

　　《山经》中此类某种动物“见则”有大水、大旱、大疫、大兵的说法，原本只是朴素的朕兆知识，“某种动物见则如何”的字面意思，只不过是指某种动物的突然出现与某种灾害之间的相关性或同时性，并非意味着古人相信动物与自然之间存在神秘的感应或因果关系，一旦出现就会引起洪水泛滥、天气大旱、瘟疫流行或战争爆发。说某种动物见则大水、大旱、大疫、大兵等等，跟说“一唱雄鸡天下白”是一个意思，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太阳是被雄鸡叫醒的。实际上，此类朕兆知识一直就是古代博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山经》记录这些朕兆知识，肯定不是其作者的杜撰，而是基于对乡土知识的调查，因此有一定的经验依据和科学道理。

　　为说明《山经》朕兆记载的“科学性”，我们不妨对其中记载最多的预兆“大水”和“大旱”两类灾害的动物为例，略作分析。

　　“见则大旱”者13种（见表2）：其中兽类1种（獙獙），鸟类4种（颙、鵔鸟、设、?鼠），鱼类3种（鱄鱼、薄鱼、?鱼），蛇类5种（肥　　、肥遗、大蛇、　　?、鸣蛇）。

　　“见则大水”者9种（见表3）：其中兽类6种（长右、軨軨、合窳、化蛇、夫诸及一种失名之兽），鸟类2种（蛮蛮、胜遇），鱼类1种（蠃鱼）。化蛇名“蛇”，似应归于蛇类，但此物虽具蛇名，却似非蛇。经文对其形态的描述为：“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除“蛇行”的习性外，其形态与蛇毫无关系，“豺身”表明它可能是一种体形类似豺的走兽。“蛇行”云云，谓此物如蛇一般逶迤而行，实际上正暗示此物非蛇，若真为蛇，则根本不必着此一语。故名曰“化蛇”，盖谓其为兽类所化之蛇或蛇类所化之兽。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系辞传》）。一般而言，种类相近的动物，习性也相近，其生活的环境类似，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也相似，那么，在《山经》此类记载中，是否能看出同类动物对自然灾害反应的相似性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见则大旱”与“见则大水”的动物品类，现列表对比如下（见表4）：

　　“见则大旱”者多蛇类，亦不乏鸟、鱼两类，而兽仅有1种。相反，“见则大水”者中，蛇类却无一见，鸟、鱼类也相对罕见，而兽类则独多，达6种。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蛇类和兽类在水、旱两种状况下的“见”与“不见”形成鲜明对照：蛇类多见于大旱，而不见于水灾；兽类多见于水灾，而罕见于大旱。“大旱”则蛇类多见，说明蛇类的出现与干旱环境正相关，那么，蛇类在洪涝环境下必罕见，故《山经》中“见则大水”的动物，蛇类无一见，从反面证明了“蛇见”与“大旱”之正相关；同样，兽类大水时多见，暗示兽类的出现与洪涝环境正相关，那么，兽类在干旱环境下必罕见，故《山经》中“见则大旱”的动物，兽类仅一见，同样从反面证明了“兽见”与“大水”之正相关。此外，蛇类“见则大水”的记载见于《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数篇，兽类“见则大水”的记载亦见于《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诸篇，都涉及不同的地区，说明各地的水、旱朕兆知识是当地人们独立观察的结果，这一点进一步证明这些知识确实是基于古人长期的经验积累，并非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古人在长期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肯定积累了大量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灾害朕兆知识，这些知识凭口耳相传，大部分都散失了，《山经》所记只是吉光片羽而已。

　　如果详考上述作为水灾、旱灾预兆的动物之物种，更能看出此种朕兆知识确有科学根据，源于实际观察。

　　“见则大旱”的蛇类共五种，分别为：“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　　，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西山经》）；“浑夕之山：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北山经》）；“毋逢之山：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北山经》）；“独山：多　　?，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东山经》）；“鲜山：多鸣蛇，其状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见则其邑大旱”（《中山经》）。

　　肥　　称“六足”，　　?曰“如黄蛇”，鸣蛇曰“如蛇”，可见其非今天所谓蛇，实应为蜥蜴，蜥蜴与蛇形态、物种俱相近，故古人以蛇通称。肥　　“四翼”，　　?“鱼翼”，鸣蛇“如蛇而四翼”，皆生翼，盖即所谓飞蜥，飞蜥身体两侧生有翼膜，可滑翔，其翼膜有似于鱼鳍，故《东山经》谓　　?“鱼翼”。浑夕之山的一首两身之蛇曰肥遗，盖即肥　　。“肥遗”“肥　　”，亦即“委遗”“逶迤”“委蛇”，同音异字，皆谓蛇行蜿蜒逶迤之貌，蜥蜴亦逶迤而行，故谓之“肥遗” 。可见，《山经》五种“见则大旱”之“蛇”，除毋逢之山的大蛇不能骤断之外，其他四种可能皆为蜥蜴或飞蜥。蜥蜴是冷血动物，喜阳而恶阴，喜旱而恶湿，故沙漠虽不适于动物生存，却为蜥蜴所喜居，干旱时节蜥蜴多见，“见则大旱”，正是源于对此现象的真实观察。《管子·水地》云：“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 蟡即委蛇，亦即蜥蜴，天大旱则河川干涸、肥遗多见，故肥遗被视为涸川之精。⑥

　　“见则大旱”的鸟类共四种：“令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颙，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南山经》）；“钟山：鼓化为鵔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即其邑大旱”（《西山经》）；“崦嵫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名曰设］（据郭璞注补——引者注），见则其邑大旱”（《西山经》）；“栒状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而鼠毛，其名曰?鼠，见则其邑大早”（《东山经》）。

　　颙“其状如鸮”，鵔鸟“其状如鸱”，设“其状如鸮”；鸱为鹞，鸮为枭，鸱、鸮又常合称鸱鸮，即猫头鹰；三鸟其状或如鸮，或如鸱，盖即某种鹞鹰或猫头鹰。猫头鹰头大嘴短，头部正面宽大，有似人脸，部分种类有耳状羽毛，故或谓之“人面”，或谓之“有耳”。“见则大旱”的四种鸟类中，有三种为鸱、鸮之属，或与鸱、鸮主要以鼠类为食有关。众所周知，天旱则鼠类猖獗，鼠类猖獗则鸱、鸮亦随之增多。《山经》共记载“见则”有灾害发生的鸟类13种，形似鸮或鸱者，除上述三种外，尚有《南山经》中“其状如鸱而人手” 的鴸，“见则其县多放士”，《中山经》中“其状如鸮而一足彘尾”的跂踵，“见则其国大疫”。在《山经》的朕兆之鸟中，鸱鸮之属占近半数，可见，后世将猫头鹰视为不祥之鸟绝非平白无故，除猫头鹰在夜间活动，鸣声令人不安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与它的出现常常预示着干旱或瘟疫有关。

　　鸱、鸮的出现预示干旱，还有一些鸟类的出现则预示洪水，《山经》中“见则大水”之鸟有二，即蛮蛮和胜遇，蛮蛮“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胜遇 “其状如翟而赤，是食鱼”。蛮蛮似凫，凫即野鸭，“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当因其鸟雄雌形影不离而误解，此鸟大概为鸳鸯之类。蛮蛮为水鸟，胜遇食鱼，洪水泛滥则多见，正是自然之理，故被视为大水之兆。

　　《山经》中“见则大旱”的动物，兽仅一种，“见则大水”的动物共九种，而兽类即占六种，兽类与洪水相关联，必有生态学上的原因。野兽平时潜伏山林，洪水时却频繁出现而为人所见，或与山洪导致森林中食物缺少，野兽不得不到人类的生活空间猎食有关。“见则大水”之兽中有两种为猿猴之属，即《南山经》中“其状如禺而四耳” 的长右和《东山经》中“其状如夸父而彘毛”的豺山之兽。《说文》云：“禺，母猴也。”《南山经》郭璞注：“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今江南山中多有。”夸父，又见《海外经》和《大荒经》，为追日之神人，而《山经》之夸父则为野兽之名。《西山经》云：“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郭璞注：“或作夸父”，可见状如夸父之兽亦猿猴之属。猿猴居于深林，以果实为食，若洪水频发，则山林乏食，猿猴出林外觅食，则为人所见，故形成了猿猴之属“见则大水”的征兆观念。可见，后世以水神为猿猴之形，并非凭空想象。

　　《山经》所记动物朕兆知识，在此不能一一分析，但由以上分析足以证明，这些记载的确言之成理，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和丰富经验，并非出于想象或杜撰。科学即源于对自然现象的相关性及其发生机理的观察和研究，在此意义上，不妨说《山经》里记载的这些富有灵异意味的朕兆知识，既可视为妖怪观念的滥觞，亦可视为经验科学的源头。妖怪与科学，这两种在后来分道扬镳、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最初却是发生于同一语境之中。

三、从朕兆到象征：妖怪的诞生

　　上古时期，自然是一个尚未被规训化、秩序化的野性世界，深山穷谷，毒虫猛兽藏焉，大泽茂草，瘴疠龙蛇生焉，而水旱不时，疠疫流行，天灾随时可能使整个社会土崩瓦解，因此，了解、记录大自然中潜藏的危险和危险发生前的预兆以避祸消灾，就成为古代地理博物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成书于战国时期，反映先秦王官制度的《周礼》一书中，即有专管收集、保存此类知识的官职。《夏官司马》云：“山师，掌山林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川师，掌川泽之名，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山师、川师掌管调查各地的山林、川泽，辨别其中动物之吉凶善恶，何者有利于人，何者有害于人，登记造册，告之于众。《地官司徒》云：“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郑玄注：“地慝，若障（瘴）蛊然也。” 郑司农注云：“地慝，地所生恶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属。”《广雅·释诂》云：“慝，恶也。”“慝”从匿，有隐匿不可见之义，《说文》曰：“匿，亡也。”《广韵》云：“匿，藏也，微也，亡也，隐也，阴奸也。”所谓地慝，指山林川泽中所隐藏的外界未知的害人之物，举凡密林深谷、瘴气疠疫、毒蛇猛兽，皆可谓之地慝。⑦土训、诵训掌握此类知识，旨在晓知利害，以为趋避，以免人们受其危害，其用意正与传说中的夏后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 （《左传·宣公三年》）一脉相承。因为土训、诵训熟知各地的有害之物，故王者出行则陪伴左右，“王巡守，则夹王车”，为旅途中的向导。此种隐匿潜藏于山林川泽之中的凶恶之物，正是借地理博物学的记述才成为传统知识的一部分。《山经》中记载的众多见则引发水旱、瘟疫等天灾的鸟兽，应当即属于“地慝”“方慝”之范畴。

　　《山经》的朕兆知识尽管是经验科学的萌芽，但是，在上古时期，由于人们缺少正确认识现象相关性的观察技术和实验手段，因此，此种相关性知识不可能发展为探求自然内在机理的科学思维，而是沦为流于表面联想的象征逻辑，诸如凤凰见则天下安宁（《南山经》），鸾鸟见则天下安宁（《西山经》），当康见则天下大穰（《东山经》）之类吉祥朕兆，凤凰、鸾鸟可能只是因为其鸟羽毛绚丽多彩，因此被视为吉祥之鸟和天下安宁的象征，至于《东山经》所载的当康，“其状如豚而有牙”，显然就是长着獠牙的野猪，野猪危害农作物，农夫唯驱之而后快，而当康之所以竟被视为丰收的朕兆，大约因其名曰“当康”，寓有“年丰人康”之美好寓意，古人以其“见则大穰”，类似于今之民间凡大事好求“口彩”，纯为取其象征意味。

　　灾害引起生态环境变化，导致动物行为异常，古人在长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些异常现象，并视之为自然灾害的预兆。朕兆知识原本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经验结晶，但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载诸简册，流传后世，随着时过境迁，书面记载脱离了其赖以生成和流传的原初语境，与其赖以获得合理性的经验基础相脱离，后人不明其理，不知其故，只能用形而上的、玄学的目光看待此类记载，误认为在动物与风雨、水旱、瘟疫、战乱等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超验的、必然的关联，甚至是因果关系，从而将原本朴素的朕兆现象神秘化，视为上天借以告诫人间的某种神秘符号或祯祥。于是，原本素朴的朕兆知识经过方士、经师们的过度阐释，最终蜕变成了“天人感应”之类的神秘主义哲学，日月之蚀、五星之变、风云之态、山川之异、草木鸟兽之怪，甚至衣服器物、歌谣言语之不合常规，都被视为蕴涵神秘意味、预示着天下治乱祸福的祯祥、妖祥、妖孽而深受关注。《周易·系辞传》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礼记·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将自然现象视为国家政治兴亡的朕兆，必然导向对朕兆解释的玄学化。战国秦汉之际，对各种朕兆现象的辨识、分类、阐释成了一门兴盛一时的学问，并对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兴起于战国末期，盛行于汉代，以今文经学和谶纬经学为代表的“灾异学说”。

　　从《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之中大都有专门的五行志、灾异志、天文志，所收罗的无非是各类祯祥变怪之事以及经师、方士们对这些现象的解说。《汉书·五行志》班固序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可见当时此种学说兴盛一时。汉人依托《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说，用五行生克之理来解说祯祥灾异，故班固名其篇曰《五行志》。

　　《汉书·五行志》引用各家学说，对春秋数百年间和秦代、西汉时期发生的种种灾异、变怪现象一一进行解说，附会于当时的政治事件。如《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载“有鸜鹆来巢”。鸜鹆又称鸲鹆，今名八哥。八哥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南方，在北方不常见，故有“鸜鹆不踰济”（《列子·汤问》）之说。八哥在北方的曲阜出现并筑巢，事出异常，故鲁国的史官在史书中记下一笔，原本并无深意，对此，《公羊传》说得很清楚：“有鸜鹆来巢。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史书的基本原则就是“常事不书”，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记载，突然事件或反常现象才会引起关注，也才会得以记载。然而，事有凑巧的是，恰好在同一年，鲁昭公因与季氏斗争失败而出奔，《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载“九月，巳月己亥，公孙于齐”即谓此事。同年《左传》云：“有鸜鹆来巢，书所无也。师己曰：‘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曰：鸲之鹆之，公出辱之。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鸲鹆跦跦。公在干侯，征褰与襦。鸲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鸲鹆鸲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鸲鹆来巢，其将及乎。’”这就将“鸜鹆来巢”与“昭公出奔”两件事联系了起来。《左传》记载的这首童谣，很可能是当时季氏一派为放逐鲁昭公而制造的舆论。既然《左传》已经将鸜鹆来巢与昭公出奔联系起来，到了汉代，那些喜欢微言大义的经学家自然更要大大地发挥一番，《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刘向、刘歆父子之说：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鸲鹆来巢”。刘歆以为羽虫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刘向以为“有蜚”“有蛊”不言“来”者，气所生，所谓眚也，鸲鹆言“来”者，气所致，所谓祥也；鸲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鸲鹆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为主急之应也；天戒若曰：“既失众，不可急暴；急暴，阴将持节阳以逐尔，去宫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举兵围季氏，为季氏所败，出奔于齐，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

　　鸜鹆来巢本来纯属自然现象，与昭公出奔毫无关系，《左传》所录之鲁国童谣乃一时流言，并无多少道理可讲，而刘向父子非得用阴阳五行的一套玄学理论把这两桩事情之间的关系落到实处，其牵强附会不言而喻。经过刘向父子一番阐释，鸜鹆来巢这一自然现象与昭公出奔这一政治事件紧紧地联系起来，八哥这种原本其貌不扬的小鸟被赋予原本不具有的神通，它的出现引起了鲁国的政治动乱，成为地地道道的妖怪。

　　《汉书·艺文志》中充斥着此种用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现象与政治事件相附会的灾异话语，使原本单纯的自然现象被一一赋予政治意义，成为富于象征意义的祯祥灾异，堪称集汉代“政治妖怪学”之大成。

　　《汉书·五行志》作为最早的祯祥灾异现象之汇集，记载了大量刘向父子的言论，二人不愧为汉代“政治妖怪学”的大家。刘向、刘歆先后承旨整理《山海经》，《山海经》中的那些灵异记载令他们再三致意。《汉书·艺文志》是依据刘向校书总账《别录》而编纂的，刘向分图书为七类，数术类为其一，此类的天文家、五行家、杂占家、形法家大多与祯祥灾异之学有关，《山海经》即列于形法家一类，“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汉书·艺文志》），形法之术即根据事物的外形样貌判断其善恶吉凶，可见好言祯祥灾异的刘向正是把《山海经》视为祯祥之书的。

　　刘歆延续了其父刘向对此书的看法。刘歆奏《上山海经表》，称《山海经》的内容“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言其功用，则云“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所谓“祯祥之所隐”“祯祥变怪之物”，指的就是《山经》中 “见则天下大水”“见则天下大旱”“见则郡国大疫”“见则有兵”之类的鸟兽。刘歆谓之为“祯祥变怪”，表明他正是从灾异之学的视角看待此类记载，已无从了解此类知识的朴素意味和经验基础了。

　　刘歆以“祯祥变怪”来看《山海经》，而《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杂占类中正有《祯祥变怪》二十一卷，同类中另有《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二十一卷、《变怪诰咎》十三卷，书名中皆有“变怪”二字，而《人鬼精物六畜变怪》之书名，则暗示其所涉及的祯祥变怪与动物有关，当是以各种动物反常变异现象（变怪）为朕兆，解说其所主吉凶祸福。这一书名还表明，此书已经将动物（六畜）之变怪与鬼怪、精怪之类灵异现象相提并论了，而不再像《山经》那样，仅仅将之视为单纯的自然现象。可见，在刘向父子的知识分类系统中，《山海经》与妖怪之书同列。

　　由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诘篇》⑧之内容可知，此类“祯祥变怪”观念正是孕育后世志怪小说中妖怪、精怪之物的胚胎。所谓妖、怪，原本不过指各种违背常理、令人不安的反常现象，即《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谓“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论衡·自纪》所谓“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在此意义上，不妨说《山经》中某鸟兽“见则”有天灾流行的朕兆知识或灵异记载，即为后世“妖怪”“精怪”观念的前身。后世精气变化、物变为妖、妖变为人的妖怪、精怪观念，正是从此种原本普通的预兆灾变的异常现象衍生而来，因此，在此意义上，不妨说《山海经》其书确是“语怪小说之祖”。只是今人看《山海经》大多只是看其皮相，津津乐道的只是书中记载的那些形象诡异的九头蛇、九尾狐之类，并没有设身处地地用《山海经》成书时代人们的目光看待他们眼中的正常与灵异，因此反而对《山海经》中所蕴含的真正的“妖怪”现象视而不见了。

??*本文为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建设项目“山海经与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重建”（项目编号：0130/45112260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