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流动、自主流动和中国人在非洲的本地化

一、引言

　　西方人士常常坚称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愿与当地人分隔，认为“与其他侨民不同，他们经常生活在封闭的营地里”（Hanauer & Morris， 2014：69； Kushner， 2013）。①此论断还时有加入别的说法，比如中国人主要雇用中国人，比其他雇主对待非洲工人更差，来非洲只是为了获取资源（Ozawa， 2015：14， 24）。然而，现有很多研究已经否定了这些说法（McKinsey & Co， 2017：11； Sautman & Yan， 2012：3； Chen et al.， 2016）。因此，认为中国人实行殖民式或美国式种族隔离的推论（Lee， 2009：653）是不确切的。

　　族群或宗教群体的自我封闭当然是存在的，这样的封闭往往具有文化性、空间性，且“自愿的，即一个群体选择与多数群体分隔，以保护其文化及传统，或维持某些优越性”（Moore， 1996：120； Zuma， 2013：192）。不少观点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人选择在居住环境、语言使用和社交生活等方面与当地人分开，并归咎于中国人的同质性和族群中心主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英国专家写道：“中国人的世界观有某种一致性，即对多样化的不容忍和厌恶，其表现为许多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与其生活中的文化保持距离。”（Brown， 2014）一位澳大利亚商科教授援引英国记者的说法，称：“大多数中国主管和到达非洲的劳工既不了解也不尊重非洲文化；他们也不会说英语或者当地语言，（而只是）自我封闭起来。”（Zheng， 2015：86）美国一位主流评论员说，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对陌生的非洲大陆及其人民没有好奇心，对非洲的长期发展也漠不关心。他们（大部分）受教育程度低，而且不具备在其他文化地区生活的能力”（King， 2009）。但是，以上说法均无证据支持。

　　将“中国人的自我封闭”视为独一无二的问题，符合西方语境里“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负面叙述”，然而大多数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并非简单粗暴（Morlin-Yron， 2016）。根据我们对在赞比亚的中国人和赞比亚人的调查，我们在非洲国家的实地调研数据，以及其他研究人员与观察者提供的大量证据，我们认为，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我封闭”，在某些方面与指责在欧美地区的移民和少数族裔“自我封闭”一样具有误导性。

　　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半外围特征，中国人在非洲的生存情况是多变的，而且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特征（Muttarak， 2017）。当自我分隔或者封闭发生时，通常是由于结构性而非主观性的障碍，比如语言障碍、反华歧视，以及避免犯罪和冲突的需要。在本文中，我们从比较的角度审视了在非中国人的居住、社会化和语言习得情况，并得出结论，即在非洲的中国人一般不会自我封闭，而且比起大部分在非洲或美国的白人，中国人可能更少与当地黑人分隔。

二、比较和质疑“自我封闭”的论述

　　中国人在非洲的生存状况在许多方面与在欧洲和美国的少数族裔不同。但是，对在非中国人的指责与对其他在欧美少数族裔的指责有相似之处：经常指责且放大他们的封闭性，却很少谈及他们受到的限制。研究英国族群住房模式的学者们提出了两个命题：“选择”和“限制”。前者认为，现有的族群住房模式是人们偏爱族群关系的结果，即他们喜欢与同种族的人一起生活；而后者则认为，贫穷、歧视和移民历史等结构性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McGarrigle， 2010：37-38； Skirmuntt， 2013）。部分学者认为，选择和限制辩证结合，形成了黛博拉·菲利普斯所说的“有限选择”（Phillips， 2012：52）。最近的英美研究得出结论，“限制”在移民及少数族裔的住房和学区区隔中起着主导作用。

　　英国的少数族裔被指责自我封闭，但相关报道中有超过半数的少数族裔称他们大部分朋友是白人，而超过半数的白人称他们所有朋友都是白人，且高达95%的白人称他们“大部分或者全部”朋友是白人。英国的少数族裔一般不会通过选择子女的学校来加强种族之间的隔离（Finney & Simpson， 2009），而且如果说少数族裔居住有相对封闭的情况，那么“白人外迁”至人口更为稀少、族群关系更简单的地区，可能才是更严重的问题（Kaufmann， 2014）。

　　同样，本土主义者声称欧洲的穆斯林是自我封闭的，但学者们发现，“白人控制和有限选择”比起穆斯林的自愿选择更决定其封闭的处境（Phillips， 2006：36-37； Vertovec & Wessendorf， 2010； Miah， 2015）。四分之三的美国穆斯林认为他们受到很多歧视，且几乎半数表示他们在过去12个月中遭受过歧视，但只有36%的人称他们所有或最亲密的朋友是穆斯林（Lipka， 2017）。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穆斯林遭受过种族歧视，但他们并没有自我封闭：三分之二的悉尼穆斯林表示“他们在社交生活中经常与非穆斯林混在一起”（Dunn et al.， 2015）。事实上，证据指向另一个层面：在澳大利亚公共场合，白人比少数族裔更有可能选择自我封闭（Priest et al.， 2014：36）。

　　有观点认为非裔美国人更喜欢居住区域的封闭，这是经不起验证的。比起“自由选择”，结构性因素，尤其是白人歧视，才是造成种族隔离的最主要的原因。几乎所有非裔美国人都说社会上存在着对他们的歧视，半数称在过去一个月遭受过歧视。②如果说担忧遭受敌视的非裔美国人避免迁移到全白人地区，那么谈论“自愿选择”是误导性的，也“与自我封闭的假设不相符”（Denvir， 2015； DeFina， 2007）。与此相反，美国白人没有遭受群体歧视，但许多人觉得受到移民及少数族裔的威胁，并寻求族群相对单一、封闭的社区（Chang， 2017）。在美国，四分之三的白人称他们只会与白人讨论重要的事情（Cox et al.， 2016）。社会学家还发现，许多白人在反黑人情绪的驱使下，认为全白人地区是最理想的（Krysan et al.， 2009：527-559）。

　　长期以来，西方认为中国人有宗族主义，因此指责中国人自我封闭。在19世纪的大段时间里，美国西部的中国人因语言障碍、契约束缚和歧视受到许多迫害。然而，中国商人及自由打工者确实有参与到主流文化中（Van Bueren， 2008：80-96）。不过，当中国人尝试在白人之间工作、生活以及进行社交的时候，白人是心生疑虑的（Agnew， 2014：94）。美国报业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是一名“反华领袖”，他认为“中国人的‘宗族社会结构’是他们为垄断准备的工具”（Bonner， 1997：29）。在加拿大，华人建立唐人街以减少与白人的冲突和竞争，但白人种族主义者称是中国人不想融入当地、永久定居或者将收入用于当地（Wang， 2006：3）。19世纪末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抱怨道，“宗族的排他性”导致香港华人“故意拒绝任何对欧洲社会的认同感”，尽管（实际上）是香港的白人定居者对他指责的那些华人有歧视（Carroll， 2009：96）。

　　这种刻板印象在20世纪60年代持续着，当时英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写道，“在西方曾经的殖民地区，（中国人）是宗派式的入侵者，一直想要取代我们”（Roberts， 2017）。西方主流人士将当代在非中国人描述为特别具有族群中心主义，前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也说过类似的话（MrOkadaman28， 2012）。一位研究在安哥拉的中国人的现状的学者指出，“对中国人自我封闭性和族群中心主义的长篇大论”“往往与西方人所谓的中国人的不可理解性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有关”（Schmitz， 2014：48）。尽管学术上已否认了中国人的自我封闭（Benton， 2007），但是一位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曾写过在非洲的中国人的“排他的冷酷性”（clannish hard-heartedness）（Burleigh， 2011），而美国媒体因此断言这导致了中国人的自我封闭（French， 2007）。类似的主张还有不少，比如中国在外交和知识产权上同样闭关自守（Sim， 2016； Fallows， 2015），但这类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Taneja & Wu， 2014：297-309； Anderlini， 2017）。

　　实际情况与美国学者声称非洲人认为中国人自我封闭的说法相反（Larson， 2014）。通过以下调查和访谈，会发现非洲人更多地认为经过几代人之后，中国人比白人和印度裔更快地融入当地。此外，西方精英忽略其他国家的侨民族群在非洲的自我封闭，但中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确实有敦促在非同胞与非洲人民加强互动（Gui， 2014； Tao， 2017； 周海金， 2014； Johnson， 2014）。一些非洲人也是如此期望的，即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人到达非洲的时间较短，当地人对他们不熟悉，容易产生偏见（Sharma， 2017）。③在非中国人很少会主动与当地社区或非洲人分隔开来。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在非洲的中国人是自我封闭的？这个问题的影响因素需要我们进行考察验证而非简单地假设。

三、在非中国人的多元化状态

　　当代中国人在非洲的状态不能一言概之。据估计，在非中国人有100万人，不到中国境外人口的3%、非洲人口的0.1%（Park， 2016）。其规模不到非洲印度侨民的一半，也比非洲的白人少（Gupta， 2014）。④一些在非洲的中国人是外派的工程师、主管和工人，他们在中国大型企业里从事建筑、开采和电信类的工作。受聘于中国企业的合同工，合同期通常是几年，但有少部分工人工作会长达十年，他们的技术要求可能很高。除此之外，更多在非洲的中国人是从事贸易、小型制造业、农业、餐饮等家族生意的侨民。但应注意，合同流动和自主流动并不是固定的，因为有些外派的中国员工在结束合同后可能仍旧在非洲侨居，如下文所述。

　　中国人在非洲的多元化状态是中国经济动态的体现。虽然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巨大，但它具有半外围经济的特点。“半外围”概念源于世界体系分析，是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建立的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经济政治学研究方法。该理论提出，所有国家的发展条件和前景主要是世界经济进程和各国关系的结果（Klak， 2002：107-112）。⑤

　　核心国家的经济特点是拥有高科技和高利润，目前主要包括“三巨头”：北美、日本和西欧。外围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包括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大部分中东和中亚国家，以及部分原苏联东欧国家（Dunaway & Clelland， 2017：399-464）。半外围国家通常混合了典型的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经济活动（Wallerstein， 1985：34），大多数是东亚和拉丁美洲以及一些原苏联东欧国家。然而，核心和外围不能只靠这类经济活动来定义，例如，有些核心国家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国，而一些外围国家也发展工业。关于什么是半外围国家，定义更为复杂，有些学者认为半外围国家应该具有某些鲜明的特征，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能归类为核心或者外围国家的，就是半外围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曾被分析为半外围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是公认的半外围国家（Terlouw， 1989：206-221）。为了减少这种不精确性，核心国家被定义为高工资、高利润，外围国家被定义为低工资、低利润，半外围国家即“生产品类以及工资率、利润率介于两者之间”（Li， 2005：95）。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属于半外围国家（Grell-Brisk， 2017； Li & Christensen， 2012），而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是几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新超级大国，两个观点是相反的（Womack， 2018）。世界体系分析者认为中国处于“弱半外围”（Grugel & Hout， 1998：88-90）。经济学家李民骐认为中国是“外围国家”（Li， 2005：429），但他在2008年的一本书中表示，中国（现在正）迅速接近一个众所周知的半外围国家的地位，主要基于收入指标——即全球人均GDP，最高值设为100——中国从1975年的12上升到2006年的75（Li， 2008：98）。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这一数值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1%（Trading Economics， 2018 ）。

　　尽管媒体吹捧中国为高度工业化的“世界工厂”，但其半外围地位似乎无可争议。和许多外围国家一样，中国工业经济中大部分仍然涉及核心企业。2016年，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的46%，但低于2005年64%的峰值（Wang et al.， 201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国际贫困标准（“稳定温饱水平”）是每人每天3.1美元，2018年中国贫困率为3.9%，远低于同一标准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28.7% 的贫困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7）。

　　半外围国家可以促进对外围国家的投资（Syed， 2008：35-49），并鼓励国内企业与核心国家的企业竞争（Terlouw， 1989：95）。无论如何，在投资发展中国家时，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国家所有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更为突出”（Aykut & Goldstein， 2006：29）。对中国而言，这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仍占主体地位。在2018年，“私营部门”已占就业岗位的80%，占GDP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投资的60%左右（China Daily， 2018）。

　　中国大型国企和一般中小型民营企业都积极地“走出去”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许多来到非洲的中国人，只有少额资本或者什么都没有，指望在非洲建立自己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国侨民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中国的非洲侨民也有着类似的愿望（Bodomo， 2012）。总而言之，这些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非洲社会的地方经济，从而形成中国人在非洲的不同动态，我们的研究需要讨论这些差异性。

四、合同流动：建筑、开采和电信企业的外派中国员工

　　几乎所有在非洲的中国大型企业在中国都有母公司。在非洲为这些公司工作的中国人要么是长期合同员工，要么是短期合同员工。长期合同员工受母公司指派，在非洲或不同国家的办事处轮换。短期合同员工可以与特定的国家办事处续签或终止合同。与在非洲的中国商人不同，为大型中国企业在非洲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主管具有“外派”特性。他们在特定地点的逗留时间由他们的公司或合同决定。他们通常希望在结束合同工作之后，回到中国，回归自己的家庭生活，因此除了雇主企业之外，他们不会在非洲寻求开创自主的生活或事业。少部分中国大型企业的合同员工在合同结束后，可能有兴趣寻找其他机会，并可能继续在非洲侨居。我们遇到一位前华为公司合同工程师，他在赞比亚成为家庭农场主。

　　据估计，在非洲的中国工人里，多达三分之一是短期合同工，固定期限为1至3年，他们通常参与到特定的项目里（Park， 2016）。中国合同工的比例在非洲各国的情况并不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完成一两份合同之后便返回中国。随着国内工资的上涨，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在非洲的海外工作薪资所吸引。

　　在基建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通常与非洲人一起生活（Yang， 2015：57）。这往往是出于工作原因。苏丹一家中国水井公司的主管说，他一般会派4—5名中国人和4—5名当地钻井工人前往乡村工作，“中国人就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如果当地人有砖房，他们会待在砖房里，但如果没有，他们会待在草屋或帐篷里”。⑥在2012年至2014年加纳阿陶阿博天然气厂建设期间，中国人和当地工程师、司机共同生活（在工地里）；其他加纳体力工人则住在外面，有些住在他们自己的村庄里（Pugliese， 2014：41）。2012年在马达加斯加有个涉及67英亩土地的建筑项目，10名中国人就住在工地上，而190名当地工人晚上则是回家住（Rajaoson， 2015：10）。此外，2013年在一个航空货运站建设项目中，西吉农集团的一位肯尼亚经理表示，中国人住在工地，很早就上班，甚至工作连轴转，“他们都在这里睡觉和吃饭，和肯尼亚工人一起”。一位肯尼亚记者写道，金顿建筑公司的中国人和当地人“实际上一起在工地生活、做饭，他们共享饭菜以及头上的屋顶”（Situma， 2013）。

　　在电信领域，中国企业的生活安排可能有所不同。在加纳，华为公司的中国员工住所与当地企业和人员是“一起的”，但中兴通讯的员工是住在他们的办公区域（Hsueh & Nelson， 2013）。华为公司在喀土穆（Khartoum）的宿舍不是给中国人安排的，而是为外籍人士准备的；至少，有一个嫁给中国人的苏丹人住在那里。⑦

　　在中国，建筑和采矿工人集体生活在大院中的情况并不少见。在非洲也有类似的安排，这不仅是为了节省时间或成本（Thorniley， 2010），也是企业为了避免犯罪和冲突制定的预防措施，以减少中国人和本地居民的摩擦。⑧一项针对中国赞比亚矿场的研究发现，出于安全考虑，矿场要求中国人——几乎都是男性——与当地人分开居住，避免发生可能引起全球媒体和中国政府关注的事件（Cooke et al.， 2015：2744-2762）。中国矿井建筑公司的一位经理向我们描述了管理层是如何改变公司政策的：起初中国员工下班之后会去酒吧，但出现了酗酒和与赞比亚人斗殴的情况。另外，也有员工通过赌博来消磨时间。因为“我们担心他们可能会做出不恰当的事情”，所以后来中国员工在晚上不准外出。该公司还禁止其中国员工驾车或雇佣赞比亚司机驾车外出，因为担心“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此外，“使馆要求我们维护好中国与赞比亚之间的良好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犯错误”。⑨对在肯尼亚的中国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体制型贪腐之外，犯罪被视为最大的商业障碍（Sace Foundation， 2014：27）。

　　赞比亚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的谦比希（Chanbishi）铜矿场里，中国人只有得到上级允许才可以在晚上外出。一位中国主管和一名部门工程师也赞同此做法，“在发生一系列抢劫案之后，为确保安全，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因为）如果中国人出了什么事，其影响都是负面的。”⑩张先生是一名熟练技工，他接受访谈时已经在谦比希铜矿场工作十年了。他指出，与当地人的互动取决于地区安全：

　　我们在这里的头几年拜访过赞比亚人的家。现在我们很少探访，因为谦比希铜矿场不是很稳定。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被允许在下午六点半之后出去。但当我们举行聚会时，我们确实会邀请赞比亚的核心工人和某些有头衔的工人来我们的住所。11

　　赞比亚一位中国钢厂老板总结了中国企业的担忧：中国的公司也因为语言障碍而规范员工的晚间活动；由于在赞比亚的中国人有五分之四是男性，产生误解的话，会引发斗殴。12在赞比亚的谦比希冶炼厂里有一个住宅大院，住着100名中国人。有些房子是为赞比亚的管理人员建造的，也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但最后决定不搬进去住。他们不想进入中国人的区域，也不想离开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圈子。13

　　当我们在当地一家酒吧进行访谈时，问及中国人与当地人的互动，与中国人一起工作的赞比亚人评论各异。谦比希冶炼厂的一位赞比亚经理认为，过长的工作时间会影响中国人和当地人的互动，他说：“中国人只关心工作、工作、工作。一些在这里工作时间较长的人确实吸收了赞比亚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无论如何，中国人并不会像赞比亚人一样生活在这里的社区。”14谦比希铜矿场的一位赞比亚高级工程师说，虽然那里没有种族主义，“但中国员工下班就返回住所，很少与赞比亚人进行社交。赞比亚人和中国人不会像朋友一样聊天，谈论生活和政治”。他的中国同事插话说，“语言障碍是主要原因。我们的英语水平几乎不足以进行工作交流；这当然不足够用来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15另一位赞比亚经理接着说，“中国人正在逐渐和赞比亚人混在一起，以及玩乐。你会发现中国人和赞比亚人一起泡酒吧。中国人现在感觉比以前更自由了”。16

　　其他一些外国公司的住处实际上比中国公司的大院更为封闭。一位关注海外华人安全的美国分析师说，“许多西方公司将员工安置在投资更大、安全性更高的区域里，这可能会使员工远离当地社区，并出现自我封闭的现象”（Zenn， 2012）。一篇关于在安哥拉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员工的文章指出：“与其他石油工人一样，他住在一个有杂货店、餐馆和酒吧的区域里，除了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很少在外面冒险。”（Johnson， 2011）赤道几内亚的美国员工一起住在石油公司大楼里（Serrano， 2010）。加拿大金罗斯黄金公司在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塔西亚斯特矿场的大部分外派主管都住在西班牙天堂般的加那利群岛上（Engler， 2016）。尼日利亚拉各斯（Lagos）的一位当地博主这样描述那里的中国人：

　　他们与西方人相比距离非洲人更近吗？确实是的……中国人更可能和非洲人住在一起或者在同样的超市里购物……我有几个中国邻居，但几乎没有任何西方人住在拉各斯“大地”上……甚至有些西方人连开车路过都不看向窗外。他们住在专供外派人员的优越聚居区……并且尽量减少与当地人的互动。（MrOkadaman28， 2012）

　　一名赞比亚机械师在矿场工作了20年。该矿场在2009年变成中色卢安夏铜业有限公司（China Luanshya Mine），矿场主来自四个国家。他说，印度人和南非“兄弟”（祖籍在欧洲，尤其是荷兰的南非人）从未与赞比亚人混在一起，而中国人就算有自己的住房，“也会和我们混在一起”。17一位同样在中色卢安夏铜业有限公司工作了20年的赞比亚爆破工程师回忆说，之前的瑞士矿场主比中国主管更外向，但许多“兄弟”并不善待当地工人。18

　　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人，与各地的第一代移民一样，或多或少受到语言障碍的限制。例如，波兰家庭佣工，他们具备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并且在芝加哥生活了2至10年，仍然需要口译员（Cheng， 2013：543）。中国外交官和社区／企业领导人很注意敦促在非同胞的语言学习（Raines， 2013：76-77）。大型企业通常把语言学习作为一项要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阿尔及利亚负责人要求员工学习法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当地文化（Fuyu， 2012）。在另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国家苏丹，一名苏丹学生称，有一些中国人在那里上阿拉伯语课。19喀土穆的一位中国建筑工人说，许多中国人向苏丹工人学习阿拉伯语。20在苏丹的天宝建筑公司，通用语言融合了阿拉伯语和汉语。该公司鼓励中国人学习阿拉伯语，并在他们之间举办语言竞赛，优胜者将获得奖金。21一位苏丹籍业主及经理表示，其电池厂的中国技术人员学习阿拉伯语，有时还会与苏丹人一起吃饭。22协助修建梅罗埃大坝（Merowe Dam）的中国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表示，“在苏丹工作了十年的中国熟练技工与当地工人沟通没有问题。他们的生活体验越来越接近苏丹人的生活。”23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坦赞铁路（Tazara）修建期间，在坦桑尼亚工作的中国人就能“用近乎完美的斯瓦希里语（Kiswahili）表达坦桑尼亚地道词汇”（Wakesa， 2014）。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友谊纺织厂的许多中国主管可以用斯瓦希里语讨论生产，甚至发表演讲，并且可以与当地主管举行社交聚会。242014年，修建蒙巴萨至内罗毕铁路府艾（Voi，地名）路段的中国人，每周花费4.5小时学习斯瓦希里语、英语和肯尼亚习俗与历史；他们的肯尼亚老师说他们有合作精神，勤奋，而且尊重他人（Kiarie， 2014）。一位肯尼亚记者说：“中国人大概在十多年前来到非洲国家，面对语言问题，他们还是很快学习了斯瓦希里语等当地语言。”在北京，他遇到过“精通各种非洲语言的中国年轻高管”（Kapchanga， 2017； Olander， 2017）。现在中国专业人士比起美国同行有更多学习非洲语言的选择（Erard， 2017），大型企业也会聘用“对非洲当地语言有扎实基础”的中国人（Kapchanga， 2016）。

　　在中国矿业公司集中分布的赞比亚铜矿带省份，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的赞比亚劳资关系负责人表示，赞比亚的一些中国人使用当地语言。25赞比亚煤矿工人联合会的一位分公司董事长谈及他矿场里的中国人，“即使他们只能讲破碎的英语，他们也渴望尝试。一些中国人会讲本巴语（Bemba）。”26中国矿井建筑公司的副总裁在赞比亚说：

　　我让中国工人学一些英语和本巴语。如果你能说一点本巴语，你与赞比亚人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小。中国人有句俗话：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发现，如果我用本巴语跟他们打招呼，会使他们感到暖心。27

　　中色卢安夏铜业有限公司的医院院长李彦伟（音译），是该医院130名员工中唯一的中国人，他能使用赞比亚的另一种流行语言尼扬贾语（Nyanja）。28在邻国津巴布韦，一些中国人，包括中国前大使，能说一口流利的绍纳话（Shona），并且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当地学校上学。29

五、自我流动：经营或者为中小企业工作的中国侨民

　　在非洲的中国人中，大约一半到三分之二是侨民，他们是中小企业的所有者、雇员或者家属。这些侨民是自己或通过非正式的链条式移民来到非洲的。有些人会把核心家庭成员带到非洲，而另一些则与家人分隔两地。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渴望成为永久居民或非洲国籍的公民，但他们的侨居期限不确定，取决于个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一系列因素。较大型的中国企业可能提供居住大院，规模较小的公司则没有；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及雇员往往单独居住或小群体聚居（Shinn & Eisenman， 2012：222）。一般来说，他们留驻的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本地化。

　　学者们发现，“相较而言，（中国人）封闭的性质取决于公司的类型和业务性质。”中国零售商与当地雇员、客户或合作伙伴进行“特定背景下的重要跨文化融合”（Lampert et al.， 2014：9）。在安哥拉，“罗安达（Luanda）一些最危险的贫民窟以及偏远的村落里，贫困中国人社区大量涌现，中国人成为安哥拉家庭的房客，生活在那里”（Marques De Marais， 2011：67-74）。在莱索托（Lesotho），许多贫困地区的中国店主都住在他们的店铺里（Mashinini， 2008：187）。在乌干达，当地店主“只会来收取当日收入，而中国店主……几乎总是与他们的员工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Arsene， 2014：162）。许多在刚果金沙萨（Kinshasa）的中国人住在贫困社区，但有些人想要长期居住（Mail & Guardian， 2015； Bozelo， 2015）。在纳米比亚卡图图拉（Katutura）的贫穷镇区温得和克（Windhoek），中国人跟当地人租房子，在院子里摆摊，向缺少服务的人们出售商品（Tjitemisa， 2014）。一项对在非中国人的研究发现，“如果他们在市区租房子住，他们的邻居也是非洲人”（Schouwenburg， 2014：30）。

　　一项研究调查了五个南部非洲国家的200名中国商人，发现中国商人通过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以避免犯罪和腐败发生（McNamee， 2012）。

　　与其他群体不同，中国人在许多不同层面更 容易受到攻击。由于人们认为他们不使用银行而且携带大量现金，他们往往会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他们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警察撂倒。（Olander & Van Staden， 2016）

　　莫桑比克一位农场主管称，不带上至少四个同伴，没有中国人会出去的，因为“对于不会讲当地语言的中国工人来说，太危险了。他们很容易成为娼妓和罪犯的目标，或者陷入意外和争吵”（Li， 2014）。一位在莱索托的中国人断言，“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也不可能独自出去，因为有些事情还是可能找上你。”30

　　若中国人的存在更加政治化，就会产生更多的歧视，那么融入就更加困难。因此，中国人的居住选择也因当地情况而异。一项对坦桑尼亚首都居民的调查发现，“许多达累斯萨拉姆居民一般认为中国移民是勤劳且好意的（411／500），他们的生活条件与那里的中国人相似（399／500）。”（Arsene， 2010：16-17）一位与当地人一起到坦桑尼亚各处做维修的中国技术工人说，他发现比起中国同胞，与当地人一起工作和交往更为愉快。31在博茨瓦纳（Botswana），新来的中国商人通常住在当地人的社区，反而是在城市中居住时间更久的中国人因为害怕犯罪或被歧视，选择与其他中国人居住在一起。一位研究者被告知，“当我们走进酒吧时，当地人就开始高喊‘中国’”，他也注意到在博茨瓦纳，中国人的“自我封闭和脆弱感深深植根于他们作为中间商为下层群体服务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觉得被当地人使唤而且不受尊重”（Zi， 2017：85-87， 89， 115）。博茨瓦纳中华总商会负责人也认同此观点，“中国人生活在最贫困和最不满的人们中，所以中国人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32

　　由于许多在非洲的中国人是商人，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的侨民，学习非洲当地语言的中国人更为普遍。2011年阿尔及利亚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商人里的“这些男人和女人用阿拉伯方言来叨扰阿拉伯顾客”。有些中国人是自我封闭的，但“更多是因为语言障碍而非故意选择封闭自守”。

　　与许多其他外国人不同，很多中国人打算在阿尔及利亚定居，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他们不再是临时的“客人”。通过掌握阿尔及利亚方言并了解其微妙之处，加上采纳某些行为方式，他们……（正在）融入当地社会。这些人尚未完全融入，但也只是时间问题。（Khelifi， 2011）

　　在西非，佛得角的中国新移民更多选择在农村或者偏远地区，这些人大部分懂一些葡萄牙语或科瑞尔语（Kriol）（Horta， 2009； Haugen & Carling， 2005：669-682）。一位在塞内加尔采访过中国人的美国电影制片人说：

　　他们会有一些本地朋友，在融入当地社区方面也有所进展……你能看到一些中国人说着一口流利的当地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要做生意。中国人在那里感觉很舒服。（Zhange， 2010）

　　2009年，对埃塞俄比亚34家中国企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许多“中国人说当地语言而且选择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很容易适应目前的状况”（Gamora， 2010：60）。在乌干达肖里亚科（Shauriyako）区的坎帕拉（Kampala），居住着许多中国人，其中有些人会说卢干达语（Luganda）（Pablo， 2013）。在索马里兰（Somaliland）的数千名中国人里，很多人能说一口流利的索马里语，且与当地人一起工作。33我们在赞比亚进行的实地调研比在其他国家多，在那儿接受访谈的中国人（624人）有一半接受过高等教育，82%会讲英语（Lu， 2017：27）。达累斯萨拉姆贫困的卡里亚库地区（Kariakoo），一名坦桑尼亚翻译指出，与当地人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必须讲斯瓦希里语，并且与坦桑尼亚人一起生活。34在中国商人里，“有些人的斯瓦希里语讲得比英语好”（Kircher-Allen， 2015）。约翰·卡鲁吉亚（John Karugia）在研究他家乡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时，发现“讲斯瓦希里语的中国移民数量在不断增加”（China-Africa Blog， 2013）。

　　在莱索托和博茨瓦纳，城市里的激烈竞争将中国商人推往当地人居住的村庄，他们到村庄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并获得语言技能（McNamee， 2012：40）。2008年，莱索托中国商业协会主席就能用索托语（Sotho）发言，还出席过员工的婚礼和葬礼（Wilson， 2008）。一位记者发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中国人”（Beatty， 2015）。一位莱索托学者说：

　　（中国人）抵达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莱索托远程教育中心学习三个星期索托语，以便进行贸易活动。他们大部分讲索托语而不是英语……许多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都取得了永久居留权和莱索托国籍。（Tanga， 2009：116）

　　一位研究安哥拉的美国学者指出，那里“很多中国工人、投资者和企业家都精通葡萄牙语”（Schmitz， 2014：50）。一名刚果记者注意到，许多在金沙萨的中国人讲林加拉语（Lingala），他们也不打算离开（Kaiman， 2013）。其他金沙萨居民证实了刚果记者的评论。

　　那里没有中国人社区；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就住在我隔壁。他们跟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购物……他们正在学习林加拉语……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惧怕我们……我们开玩笑说，中国朋友的肤色变得越来越深，到现在成黑色了。（Olander， 2010）

　　一位南非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人已经在学习一些非洲语言，从林加拉语、斯瓦希里语到索托语。”（Thianne-Epondo， 2015：44-52）一些中国商人能讲英语和一门非洲语言，比如科萨语（isiXhosa）（Deumert & Mabandla， 2013）。一位记者评论说：在南非的纽卡斯尔（Newcastle），“当你站着（在中国商店里），而中国人店主在用祖鲁语（Zulu）出售苹果手机，这让人非常愉快。”（Hill， 2015）专注中国话题的《华尔街日报》记者陈泰平（音译）说：“来到非洲的中国侨民往往与非洲人并肩生活，而且倾向于说当地方言。”（Olander， 2010）但是，白人在南非生活了三个多世纪，印度人则生活了150多年，“除非是在农场里长大，否则很少有白人会讲非洲语言”，“大多数年轻印度人只会说英语或者使用英语和南非荷兰语两种语言”（The Economist， 2011）。

六、中国人、白人、印度人、非洲人与自我封闭

　　非洲最大的非本土人口是白人（570万）和印度人（280万）。然而西方话语把焦点放在非洲大陆大概100万的中国人身上，指责他们所谓的族群中心式自我封闭，错误地暗示其他数量更庞大的族裔没有自我封闭。在殖民时期，非洲的白人是主动封闭，与非洲人分隔开来的（Spooner， 2014）。殖民主义代表着种族主义阶层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因此种族主义者选择封闭自己（Tharoor， 2017：229-230； Sautman & Yan， 2007）。在20世纪中叶早期，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白人拒绝学习当地语言（Shutt， 2015：85； Shadle， 2015：107）。即使在21世纪的赞比亚，一个英国、瑞士共有的矿场也要求所有员工在工作时只说英语（Tumfweko， 2014）。尽管白人在非洲的历史要长得多，但白人的自我封闭程度不亚于中国人，而且可能程度更深。英国招聘公司罗宾森斯（Robinsons）采访了1000名英国侨民以了解他们的朋友群体。几乎半数人主要拥有英国籍朋友，其他的可能会与非英国外籍人士交往（Roberts， 2014）。我们在赞比亚的调查显示，在624名中国人中，13%没有当地朋友，55%有1至10个当地朋友，32%有超过10个当地朋友（Lu， 2017：29）。

　　在西非实地调研中，学者黛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了解了中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水电及农业项目：

　　中国人住在这些非常简单、瓦楞铁板搭建的乡镇房子里……每个人都得收割蔬菜并且带去做饭……而在意大利项目中，每两周都会从意大利运来一箱食物！（意大利）专家们住在非常舒适的房子里，是（特地）为项目建造的。（美国专家们）在一块小分区里建了牧场式的房子，配备路灯和人行道，以及任何在德克萨斯这种城市存在的物件!……中国人更愿意把钱花在实际援助项目上。（Taylor， 2007）

　　非洲不同地区的其他研究人员和观察员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研究人员对比了摩洛哥非斯（Fes）的白人和在刚果卢本巴希（Lubumbashi）的中国人，白人是自己选择封闭的，而中国人的老板要求他们住在大院里，或者如果他们是商人，会“靠近当地社区居住和生活，使用当地语言”（Blackwell & Jonson， 2011：16-17）。在埃塞俄比亚，研究者发现，“尽管在那里的许多西方组织和公司不愿意实实在在地参与其中，中国人却似乎很愿意与埃塞俄比亚人一起工作，即使工作环境不好，因为他们通常要住在建筑工地旁边的临时棚屋里。”（Bien， 2009）德国一家开发机构的非洲分析员表示，“大家都认识到中国人的简朴生活条件，他们融入非洲人生活和习俗的能力以及对非洲人民的尊重”，不像白人那样傲慢无礼（Schmitt， 2007：9）。一位美国作家称，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商人比西方商人更好（Kurlantzik， 2009）。在很少被研究的加蓬地区，一位法国游客参观了中国的道路建筑工地，看到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西方侨民更接近当地人”（Jean-Baptiste， 2014）。一位西班牙学者描述了在赤道几内亚侨民之间的差异：

　　与美国人不同，中国侨民生活在赤道几内亚居民中，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们进行经济互动，比如，向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为他们工作，从他们那里租用商业场所和住宅，雇用他们等等。（Esteban， 2010：238）

　　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有30万中国人，是在非中国人最多的地方（Chen， 2011：8-11），有35000人在西罗町（Cyrildene）或附近。但是，这个“唐人街”不是一个族群飞地，更像是族群郊区化社区（ethnoburb），中国人通过有限手段接触城郊较为富裕的同胞，郊区人口有90%是白人和黑人（Xu， 2017：81-104； Dittgen， 2017：979-996）。此外，在南非，一些中国人与其他中国人也是分开的：国有企业的人很少与当地华人社区团体接触（Čavojská， 2013：82）。一位南非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人“经常在低收入住房地区生活和工作，其条件与本土居民相似。而欧洲、北美、中东和北亚的侨民往往选择成本高但受到保护的居住区”（Kaplinsky， 2013：1295-1316）。

　　相比之下，坦桑尼亚的南非白人则是自我封闭，他们“建立专属学校、社交俱乐部，对坦桑尼亚劳工使用暴力”（Jacobs， 2015； Schroeder， 2012）。坦桑尼亚的“白人城市居民封闭现象最为明显，许多人表示希望住在其他外派员工附近”，他们“与这座城市的非洲居民几乎没有有意义的互动”（Smiley， 2010：327-342）。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位坦桑尼亚翻译说，“中国人往往生活在非洲人之间，而西方人一般会有自己的飞地”。35一位在非洲任教的德国教授说，“在坦桑尼亚，有消息称中国侨民比欧洲人更加受欢迎，因为他们花更多的时间与员工在一起，但欧洲人经常委派飞来飞去的经理，很少花时间在当地社区工作”（Meyer， 2014）。36甚至连中国的领导人也可能比西方领导人更愿意与非洲人进行交流。一位在坦桑尼亚的中国经理回忆说，温家宝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住在当地的一家旅馆里，还坐上了坦桑尼亚总统的车，但是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 Bush）访问时则是携私家车到坦桑尼亚，住在美国大使馆。37

　　肯尼亚的白人并不否认自我封闭，但声称这使他们更肯尼亚化，因为封闭是“部落化”的体现。在内罗毕，他们通常住在两个郊区，很少有非洲朋友（McIntosh， 2016：122， 124， 219-220）。东非的印度裔在居住、教育和社交方面的封闭情况也十分明显（Adam， 2015：45-49）。2017年，印度外交官谈到，非洲人对印度人与当地人“零社会互动”产生不满情绪（Sharma， 2017）。一位为德国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肯尼亚项目负责人指出：

　　印度人并没有做出多少努力来适应肯尼亚的黑人社会；他们不交际，且有严苛雇主的名声。中国雇主看起来比印度人或白人处事更为灵活，甚至比一些肯尼亚黑人雇主要好。38

　　在肯尼亚的一位中国商人说，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比印度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关系更自在轻松，因为“印度人在肯尼亚的时间比较长，非洲人大多被视作仆从，但中国人到达非洲时，情况就不一样了”。39在2016年对459名肯尼亚人（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调查中，62%不同意中国人不与肯尼亚人交往的说法，25%同意；19%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种族主义，而47%的人不认同（Cheng et al.， 2016）。

　　非洲当地居民也谈到了这种差异。许多非洲人认为中国人比其他外国人适应性更强。一位纳米比亚古玩交易者提出：

　　中国人与我们一起生活、工作、行走，而不是像白人那样，他们只会住在城市的高档房子里。当地白人警告白人游客远离镇区；称纳米比亚人都是小偷，但中国人不会看不起我们。他们愿意乘坐当地的出租车。40

　　一位为中资中小企业工作了八年的苏丹人在访谈中指出：

　　西方人傲慢自大，他们把跟你们的联系限制在工作上。他们不会与你一起干平常事，比如吃饭、聊天、开玩笑。他们不参与老百姓的事情……拜访你的家庭，参加你的婚礼等等。但在我结婚的时候，许多中国朋友来参加而且带来礼物。41

　　在我们主要的调研地赞比亚，一位非政府组织研究员回忆说，曾经看到“中国建筑工人与一位赞比亚普通妇女讨价还价，计较着她卖烤玉米的价格。我觉得非常惊讶和赞同，因为永远没有白人会做这样的事情”。42一位老道的赞比亚政治家，同时也是赞比亚反腐败委员会主席和坦赞铁路项目负责人说：“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会干体力劳动。不会带着白人老板的情绪。无论中国人让非洲人做什么，他们自己也一样做。中国人不会把别人踩在下面。这对非洲人来说非常新奇。”43

　　中色卢安夏铜业有限公司的赞比亚人力资源经理说，当地人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

　　当你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时，你享有一种自由。你不会颤抖……（他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下达命令。当一个西方老板在身边时，必须通过他的指令来显示他的存在。但（对中国人来说）语言仍然是一个障碍。44

　　一位赞比亚出租车公司老板也同意，因为“许多赞比亚人害怕接近一个白人老板。”45一位赞比亚首席经济分析家和大学副校长谈到了中国人适应性的矛盾之处：

　　中国人愿意深入到只有赞比亚人的所有社会领域。因此他们与西方人不一样。这就是中国人存在的独特性，但对部分赞比亚人而言是威胁。比如，当赞比亚人听到（汉语的）交谈时，他们会猜疑中国人在说些什么。46

       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赞比亚的同化做得比欧洲人好，欧洲人是趾高气扬地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逐渐融入得更轻松，有些人甚至住在我们的贫民窟里。但也是有代价的，如果中国人表现得更好，那么他们就成为被嫉妒和诽谤的目标，甚至有时会遭到身体攻击。47

       通过对赞比亚624名中国侨民的调查，我们发现大概有220人认为自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方式，110人不认同，其余的表示中立；约有100人同意他们融入到当地社会的说法，230人不同意（Lu et al.， 2017：3）。语言是融入问题的主要原因（刘伟才， 2011）。不过，中国的年轻人正在克服这一障碍（Gondwe， 2015； Allen， 2015）。我们在2016年至2018年对1000多名赞比亚人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赞比亚非本土居民的看法，结果显示，82%的人认为白人“愿意接受赞比亚社会”，64%的人认为中国人是这样的，48%的人认为印度人是这样的，42%的人认为黎巴嫩人是这样的（Lu， 2016）。白人获得较高评价，可能是由于白人更为长期的居住历史，他们的母语是英语，并且2011年至2015年还出过一位白人赞比亚副总统。在早前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并在九个非洲国家2000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工中派发，半数人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适应非洲；五分之一认为并不那么适应。在赞比亚，反对党的反华运动持续不断，这也是唯一的一个国家，其非洲居民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适应非洲（Sautman & Yan， 2009：743-744）。然而，在2016年，接受访谈的赞比亚大学生认为语言是中非人民互动的唯一障碍，并指出，中国人与印度人不同，能看到他们在街上走动。赞比亚视觉艺术委员会主席也表示：

　　中国人正在融入当地，并且相比其他侨民更愿意与赞比亚人民互动。现在还发现有中国人住在锡纳宗圭（Sinazongwe）地区的棚屋大院。中国人……随意自在地走动。你不会看到其他侨民这样做；有些人会害怕。48

　　如果说在非洲的中国人没有比白人或者印度人更加自我封闭，那么许多在中国的非洲人自我封闭的情况跟在非中国人是一样的，都是由于一些非自愿的原因。2010年，一项对300名非洲人（主要是商人）的研究发现，30%的人在中国居住了至少两年，30%的人在中国生活了至少五年；42%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26%的人接受过中等教育。但是，“他们大多数朋友有着相同的国籍，或者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国籍，只有部分人有一些中国朋友”（Bork-Huffer et al.， 2016：199-211； Yin， 2011）。一篇论文指出，由于语言障碍和贸易竞争，广州的非洲人不会试图适应当地的生活，而且选择待在自己的社区里（Zhou， 2017：197-198）。

七、结论

　　中国人在非洲的生存状态多种多样，与中国的半外围经济动态密切相关。中国的外派人员、合同工人和侨民在非洲有着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网络。中国人在非洲的状态不能简单概括为一种情况。虽然大部分在非洲的中国人并不渴望永久定居，但他们在非洲大陆的停留也可能会延长，这充满了不确定性。比较在非中国人与发达国家的外来移民，我们会发现，即使同样被指责为自我封闭，中国人在非洲的侨居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在非洲的生存状况与非洲的白人定居者也截然不同。此外，尽管“黄祸论”给过去和现在都蒙上了阴影，但当代中国人在非洲的状态不能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海外华人移民相提并论。现今在非洲的中国人的生存情况需要置于当代中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理解。

　　许多在非洲的中国人确信他们正在适应当地社会，但还没有完全融入。在大约100万的在非中国人中，有些人是自主封闭的，这为西方记者的成见提供了素材。诚然，每个被错误地指责为自我封闭的族群里都确实有一些自愿的自我封闭者：犹太人如今已融入了美国社会，但2017年仍有22000名极端宗教主义的犹太人选择在纽约州的新建城镇居住以进行族群分隔（Myers， 2017）。我们不仅要看到中国人在非洲的能动性，也需认识到中国人与非洲社会的各种互动是受当地和全球环境的其他结构性因素影响的。我们在非洲多年的调研当中，访谈过数百名非洲人和中国人，他们基本上也有上述类似的看法。他们承认，部分中国人由于住集体宿舍、语言障碍和当地人的偏见等原因被孤立，但更多的中国人生活在非洲人之间，讲当地话，并适应着当地社会。

　　“黄祸论”将中国人描绘成宗族主义的，牺牲他人以获取进步，甚至试图主宰他们侨居的社会。尽管在非洲的中国人不超过非洲人口的千分之一，但“黄祸”思想已经在当地传播。这并不奇怪：波兰拥有3800万人口，而波兰的犹太社区只有1万人，但201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3%的波兰成年人认为存在犹太人阴谋（Snyder， 2014）。指责在非洲的中国人自我封闭的说法同样是非常危险的：它破坏了非洲和中国的关系，歪曲了全球中国人的现实，并加深了对中国侨民的疑虑——把中国人当作永恒的“他者”。

　　由于在西方语境里，“黄祸论”长期存在，同时，总是可以找到中国人自我封闭的个案，因此有些人意图泛化这类叙述，这就导致“中国人的自我封闭”或许是关于中国人在非洲最难以消解的迷思。但若能够消解这类叙述，则能更好地理解中非交集的广度，如此把自我封闭罪名推到移民或少数族裔头上的粗浅论断也将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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