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边疆·民族

一、前言　

　　上海人庄学本的摄影人生由两个特殊的十年组成：前一段始于1934年，当时25岁的他携两台照相机与洋场职员生活中攒下的几百元钱，进入四川与青海的交界一带展开考察拍摄。此后，庄学本于1936年、1937年游历甘肃与青海，1937年年底转入西康地区，持续行走、考察五年之久。1942年，庄学本取道印度入藏失败，遂转战新德里、孟买、大吉岭等地旅行采风，这个出乎预料的插曲最终以1945年抗战胜利，庄学本回到上海收梢。后程则以1949年为滥觞。新中国成立之后，庄学本从上海调往北京参加民族工作，再次拿起照相机紧锣密鼓地出访边缘地带——1950年至1951年赴四川、西康、云南、贵州，1952年到访内蒙古、东北和广西，1953年考察吉林延边，1954年与1956年两入内蒙古，1958年重走四川羌族地区，最终以1962年拍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活动为自己的行旅生涯画下句号。①

　　廿载时光中，庄学本矢志不渝地以记录中国边陲的地理山川，拍摄少数族群的生活与劳动为志业，体现了一位旅行家、探险者对艺术与新知的终生追求。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并不寻常的个体选择，就会发现庄学本的拍摄经验其实与中国国家近代转型的复杂历史紧密相连。这一复杂、持久和庞大的工程发轫于19世纪中后叶，其中心议题是在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基础上，熔炼一个统一的政治民族，并最后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为此，中国经历着“从天下到国家”与“纳四夷入中华”②这两个历史进程的彼此交错，也主动追求着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变化——这些变动所引起的制度、结构、规范转型与全新知识体系的输入，不仅使得“边疆”“国民”“民族”“少数民族”等现代政治概念渐次浮出历史地表，也直接导致原来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成为国家事务的中心问题。由此观之，庄学本的摄影以及日记、行记聚焦于关键区域，并且持续时间久，涉及族群多，无疑为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国家转型提供了复杂细致的观察记录。而他的诸多作品与记录也可作为宝贵的文本，让我们一窥图像、个人意识与国家话语之间如何关联，探查新兴的、关键的概念如何通过具体形象得以有效表达。

　　若进一步辨析，我们会发现庄学本贡献的图像与文字样本也能让我们分析、观察20世纪中国连续性的国家转型之下那些阶段性的转折。虽然中国的转型一直以领土属性的现代化与中国国家的民族化为旨归，但其“推手”在历史更迭中几经变换。进入20世纪以后，国家转型的主导权由“朝廷”变为“政党”，国共两党更是走出了不同实践之路。以1949年为界，国共两党行政能力的高下，政党意识形态与决策目标的区别，外界政治局面的变更等，既在宏观上使得民国与新中国时期的“边疆”“国民”“民族”“少数民族”等概念具有了不同的意涵，又在微观上影响了社会个体与这些概念进行链接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庄学本在两个十年中摄影范式的变化，甚至照片传播方式的变更便有了广阔的政治意涵：1949年以前，庄学本作为游离在机构、体制外的“个体”，不仅有各种机会深入边疆社会，也能在不同渠道上发表个人的边疆观察，这是他身处一个对边疆有心无力的弱势强权之中得享的“自由”吗？然而，后一个十年里，成为“体制的一员”的庄学本虽看似在全国性的文化平台中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又适逢国家将民族题材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空前机遇，其摄影与日记却被湮没在一众似乎同质化的“时代记录”之中，这是否说明另一种关于民族未来的统摄性、典范性想象已经生成，而庄学本亦投身其中？我希望借由庄学本摄影影像的内部差异来展现图像与政治形态、思想观念有着密切互动，而图像的生产与流传方式也可成为社会制度的一种折射，为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梳理、阐释庄学本摄影作品，讨论它们得以产生的社会动力、主体意识、传播生态，将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复杂的视觉秩序和经验的生产机制。而且，讨论这种视觉秩序和经验如何在中国国家近代化的历史延续与转折中运作，以及考察这段历史内部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和期待又如何影响视觉秩序的范式转换，将为关照20世纪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以及视觉文化之间紧密交缠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重要的场域。在下文的书写中，笔者将首先梳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时所经历的情境变化，厘清时代氛围、政治现实、知识体系和摄影实践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结合图文关系分析“两个十年”中庄学本不同的边疆摄影范式，关照其中的文化政治，理解它们各自扮演的历史角色。最后在结论部分进一步说明摄影实践所提供的知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变迁的过程，尝试将摄影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联系起来。

二、近代中国的转型、人群分类与民族整合

　　在谈到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演进时，刘晓原认为，中国近代国家性质和领土属性的双重转型导致了边疆问题成为国家的中心议题。③吴启讷则指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政治、族群政治空前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形塑了中国的内在性质和外在呈现。④如果我们不强分两位学者的论断孰鸡孰蛋，而是将这两种观点视为对中国现代性建构历史进程的不同表述，那么它们其实都揭示了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政治框架下，“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已经成为新的根本性议程。这种变化也代表着中国国家情境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嬗变，民族国家秩序的建立、政治民族的型构与族群的分类成为相互联系着的不同时代议题。

　　19世纪中叶后，在西方的军事、外交、贸易的压力下，东亚固有的国际关系体系逐渐解体，中国作为这一体系的中枢，也被迫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国际范式，开始了领土属性与国家属性的双重转型。这种“被迫”凸显出了彼时中西双方在立国机制与国际关系体系建立原则上的巨大差别。自秦汉以来，中国向来以大一统王朝作为典型国家形态，在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的原则下，以中原为中心建构多层次王权结构。具体而言，中央政权通过以直接统治、间接羁縻、“布化王道”“广施恩泽”的方式与“内地”“边地”“藩属”“贡国”“客国”形成由内向外、愈远愈疏的多层次关系，实行不同的政治、文化、经济、贸易行为。这种具有弹性的区分策略，使中原王朝通过容忍不同层次政治实体的相对主权维持一元等级地位下尊卑有序的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有体无形、有边无境、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多变的“天下”疆域。⑤与此相对，欧洲则在17世纪开始走出多国体系，形成了国家、社会实体与被法律明确界定的领土结构相互重叠的民族国家形式，并逐渐明确了国家主权与国家疆界紧密相连的政治规范。在此基础上，欧洲也建立了近现代国际法的基础，规定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与空间的有限性，形成了其国际体系所奉行的多元平等权利原则。⑥

　　然而，当19世纪欧美的殖民主义扩张把争夺领土的系列战争和民族国家的组织形态一并推向亚洲时，中国传统的治权观念、制度、行为及政策也因此陷入危机。这种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古代宗藩朝贡体系濒于解体——在一系列战争之后，中国失去了对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外藩”的传统上国地位，天朝藩篱尽毁。但这些地域中相对主权的丧失也让清廷在19世纪末加快了对其内陆亚洲的“内藩”属地——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绝对主权的建构尝试。⑦因此，19世纪末清廷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强化它对境内领土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控制，例如中央放弃了从宜从俗、因地制宜的治边原则，取消了隔断内地汉人和边疆民族联系，将边疆作为缓冲地带的经营方略，转而推行行省制，收紧军事权与行政权，派遣农业移民，推动民族融合，颁布促进边疆地区商业、交通、工厂发展的法令等，对边疆和内地进行整合。这些“实边”举措同时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在管理民事和控制、利用国土资源上的具体变化，更涉及其功能和治理手段的结构性转型，明确了中国在国家属性上发生的现代性变化。⑧

　　除了明确的主权疆域，民族国家的另一要义便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后者即为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也正是在列强争夺与瓜分中国及周边地区资源的情况下，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西方除了船坚炮利，更有“民族”可以团结对外，凝聚力量。因此，民族的建构成为国家转型的题中之义。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谈到，中国如果要在生存竞争的大潮中苟存，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⑨就是在这一意识形态激荡下，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接连投入到孕育民族意识的事业之中。然而近现代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内含“民族对其居住地域和其政治统治权相互复合”的追求，因此在“政治疆域必须承载民族实体”的原则之下，中国近现代的民族建构也因为疆域实际的界限或可能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沿着这两条线索，我们可以发现晚清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针锋相对的政治取向，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中国在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演进中两条“同归的殊途”：前者认为中国立足于当今世界非整合国内各族不可，因此，要维持大清帝国疆域；后者则主张通过“排满”更加精确地界定国界与国民。这两条道路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实践和主张。1903年，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公开提倡大民族主义，认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⑩。其实这种“五族共和”早已是清廷的国策，17世纪至18世纪，清朝已将满汉蒙回藏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权力体系内，五个族群间的政治关联与互动构成了清朝战略安全的有机防线，也成为清朝整体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革命派为了煽动排满情绪，反复强调满人、满洲人并非中国人，例如陶成章在1904年就曾宣传“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也，汉人之历史也”11。时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共和草创等一系列变化虽然缓解了汉人的焦虑，却也使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强化中央控制的进程被中断甚至逆转，加之列强觊觎与渗透导致蒙古、新疆与西藏都以不同的形式处于中央政府的掌控之外，使得“塑造民族”和“国家形态”需要面对现实的紧迫与吊诡。为了更好地继承前清的领土遗产，革命派随即主导了自己政治路线的巨变，民国时期也很快从“排满”滑入“五族共和”，继而进入“大民族主义”时代。

　　而在另一条线索上，1912年民国肇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概念也将民族的建构整合与国内族群的分类和识别联合起来。一方面，既然时代大势已经回到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政治学大家伯伦治理之学说》里提出的主张，那么“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建设出“中华民族”便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因为新制度废除了等级和皇权，那么民主、平等概念就必须落实在一个可操作的分类体系上，例如登记选民数量、制定地区与族群的政治代表比例等。这种政治实践意味着，国家不仅需要将居住在明确边界内，接受或未必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的人群转化为主权国家内的“少数族群”，也要将“中华民族”的构成主体落实在族群身份的确认之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境基础上，中国与民族概念相呼应的现代知识与相关学科迅速成长起来，也陆续实现了自己的“建制化”——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其任务是从文化、体制、语言等方面来厘清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框架，解释他们的性质和关系，辨明彼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也纷纷设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西南经济社会研究所、人类学系等专门系所，推动关于少数族群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在这些学术机构的主导下，各类考古、历史、人类学调查研究得以开展，它们网罗和培育的大批知识精英如凌纯声、商承祚、芮逸夫、勇士衡、杨成志、江应樑等也在东北、湘西、浙西南、云南、川滇交界、贵州、西康等地进行了多项开创性的重要研究。12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火和动荡中，民族整合和族群分类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状态的持续和政治局势的愈加复杂而进一步增加。此时中国处在长期的内战和对日战争中，边疆非汉区域的离心力持续高企，国土分崩离析的危机迫在眼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入侵，也迫使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将广袤的西北领土建立为“复兴基地”的战略可能性，“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政治中枢、教育、学术机构西迁西安，更增加了边疆区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不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族群支持的争取，也让国民政府不得不提高警惕。在这样的合力面前，官方有意与学术界合作，增加对非汉人人群和边疆地区的了解，制订针对非汉人社会详情的调查目标。当时，各类边疆学社和研究团体迅速涌现，也为调查的实施与舆论的传播提供了基础。吴启讷分析，此时官方与学术界有所共识，这样的调查是朝着将各“族”整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方向推进中华民国整体民族建构目标的必要步骤。13

　　实际上，民族整合和人群分类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而学术界的族群划分更是在中国共产党当政时才真正实现了与官方族群政策的联结。饶有意味的是，虽然国共两党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新中国却更多地呈现了对它前任的继承延续而非断裂。早年中国共产党承袭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提倡对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边疆人民的“民族自决”，然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与国共合作使它投身于保卫中华民国领土、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洪流之中。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对中华民族进行建构，使它在政治意义和领土意义上都实现了对中国各省和边疆地区的全面覆盖。14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自身的族群政治理想和实际治理目标，推动政治、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的各族群共同“进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强大的行政能力系统性地展开了被称为“民族识别”的分类工作，确认或赋予境内各非汉人族群明确的身份。

　　族群身份确认问题，既关乎新时期中央对边疆地区族群和社会形态的摸底调查，又关乎社会主义实践中各族群平等的制度设计。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国策，以承认和保障少数群体对自身事务的参与权、决定权以及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为前提，试图重新塑造中央与边疆的关系，同时也意图解决地方性的分离倾向，赢得少数民族的政治效忠。为了从区域上确定自治范围，并且实现此一原则的普遍化，中央政府从上至下推动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程。正如刘晓原所言，这一模式首先满足了中国两方面的主权要求：在国际范围内表明边疆地区在中国版图之内，在国内规定边疆民族自治政府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与此同时，虽然该制度表明了对民族之间平等地位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以容忍少数民族某种程度的特殊化来促进边疆与中国内地政治的同质化。15在具体方法上，中国共产党既抨击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又舍弃了民国初年官方认定的“五族”分类，转而以苏联的“民族识别”模式为框架，并创造性地运用了边政学与民族语言学的内容，“实际”而且“灵活”地设计分类方案。16这一套分类规则配合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主改革，成为重新分配统治范围内的政治资源的普遍性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行政能力的保证之下，1956年年底，区域自治基本已在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起来。

　　以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厘清边缘空间、边缘人群以及民族边界、学科边界在中国“走向民族国家”的百余年历程中变迁和建立的过程。正是以这样的时代氛围、政治现实和知识体系为背景，我们对庄学本摄影的历史属性需要重新认识。这种聚焦边疆与少数民族长达二十余年的深入拍摄，并非仅仅是一个偶然的个体行为。一方面，边疆摄影作为新兴的、特定的视觉类型和文化产物，它的发生与出现，本身便是国家形态转变作用下的一种结果——因为边疆和少数民族在20世纪的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成为国家的中心事务，因此从视觉上对其加以观察和把握，便成为回应此种时代性变化的必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摄影作为一种现代性工具，实际上嵌入了中国国家现代化的结构性重组之中。另一方面，既然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影响力、合法性不断强化的时代，那么在朝向该目标进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摄影也因为其可视性和民主性成为新兴概念与知识的功能性载体，在其传播的过程中为广大民众提供直观、形象的一手文本，成为他们借以认知与想象一种陌生的整体性或他者性的依凭。在此情境下，庄学本二十余年的边疆摄影、田野考察徐徐展开。　

三、“个体”民族主义者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是庄学本感知边疆并跃上了历史舞台的时代。1930年2月，庄学本与谢愤生、娄君侠等8人组成全国步行团，决意仿效20世纪初欧美兴起的徒步考察之风，以上海为起点，花五年时间走遍全国。这一雄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回响。喆君在《友声旅行月刊》上刊发的《欢送全国步行团》一文中，从考察边境国防危机，考证西北遗存以推进人类学研究，收集记录各地情况以光大中国民族主义三个方面，17阐发考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很能代表当时舆论界对于这一行为的认知、理解和期待。可惜步行团壮志未酬，仅在五月抵达北京之后就因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军阀的中原大战匆匆止步了。

　　这次早夭的旅程并没有熄灭庄学本的壮志，1934年3月28日至12月11日，他独立考察了青海与四川边界的理番、汶川、阿坝、果洛，岷江流域的松潘、叠溪、茂县等地，细致观察了聚居于此的羌族、嘉绒族群。仿佛是对喆君寄望的迟到兑现，庄学本在旅途中以高昂的热情撰写了详尽的考察日记，拍摄了大量的考察照片。两年后，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根据庄学本的考察成果出版了《羌戎考察记》，以图文方式呈现出庄学本对这块边疆区域的观察和理解。《羌戎考察记》为我们理解和分析庄学本的民族意识提供了重要文本，在弁言中，庄学本这样剖白自己的考察心路：　　

　　我觉得险地一定多奇事，多趣事，有研究的价值，有一探的必要。现在图上对于四川的西北部，甘肃的西南部，青海的南部，西康的北部，还是一块白地。民族学的研究者，关于这个地带所得到的报告也是奇缺，我为了这样大的使命更应该进去一探。

　　“开发西北”是 “失掉东北”后指示青年动向的标的，并不是空喊的口号。廓落克（即果洛——笔者注）是西北的腹地，要开发整个西北，必先明了这个关系重大的腹地。

　　廓落克经记者环游后，证实内部并不如一般理想的危险、野蛮。但因为山川险阻，草原未辟，边政不修，隔离久远，故生活，文化都停留在原始时代。我们如以20世纪的新眼光，去观察还在纪元前20世纪未开化的旧同胞，以其“被发衣皮”，“羶食幕居”，自觉其野蛮可怕。然相处既久，就知其快乐有趣，古风盎然，反觉其精神高洁，可敬可亲。有自诋同胞为“野番”者，实属大谬。并且内部的田产富饶，雪山如玉，野花似锦，真不愧为西北一个美丽的乐园。18

　　从这些语言中，我们不难判断庄学本对边疆的立场和认知与整个时代发生着深切的共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有不少西方学者编撰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译本流传，这些考察报告和摄影作品虽然成为知识分子们的重要指导，但也促使他们更切身地思考其中的偏见与片面性。不得不说，庄学本“一探险地”的决定，体现了用国人自己的相机更全面、更公正地展示中国边民实际生活的志气，而他强调川青边缘地区民族学知识的空缺，也将填补这一空缺视作自己的使命，则印证了前文论及的民族学已经成为当时主流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在社会语境中享有强势地位的观点。除此之外，庄学本将在廓落克生活的少数民族称为“同胞”，反映出他个人赞成且拥护当时民族主义下的民族认同的基本概念。因此，他不仅有纠正进化主义“新眼光”的勇气，更有为边疆族群一扫污名的热忱。而相较于宏观和长程的民族国家知识普及和民族主义氛围熏染，文中“失掉东北、开发西北”的口号则体现出了当时更为切肤的群体性政治焦虑，也从侧面反映了民国当局在危机之下意欲对边疆加强了解和控制的政治气候。

　　然而有趣的是，虽然民族学的知识焦虑成为庄学本观察川青边缘时的“基本欲望”，但《羌戎考察记》的章节结构与内容却并不符合民族学的范式和期待。这部书一共有九章，每章小节数不等，标题、内容各异，零散涉及探访之地的地理条件、当地物产、工商业情形，甚至民间传说等客观情况，同时包括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体貌特征等。如此广阔的触角，得益于庄学本的细致观察，也受惠于他与当地各层次民众的广泛接触和随性交谈。值得注意的是，庄学本在“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接近游记随笔的文体，用以描述边疆民族的地理空间、体质外观、生活风俗与文化特色。这当然是一种广义的民族志写法，然而它们驳杂、随性，与科学主义式的、系统的、概括式的民族学描述存在着根本差别。1933年5月，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进行了约两个月的文化考察后，于1940年形成了《湘西苗族考察报告》。这份报考循民族学、人类学规范写作而成，与《羌戎考察记》相比，会发现前者主题明确、结构严谨，全书十二章里分门别类、高度概括地讨论苗族名称的演变、族群地理分布、经济生活、婚姻习俗、政治组织等，与《羌戎考察记》在组织架构、写作逻辑上都大异其趣。

　　除此之外，《羌戎考察记》虽然诞生于政治焦虑勃兴的时代，但书中的政治兴味并不浓烈，也没有“中心文明人”对边缘那种充满优越感的“边政关怀”习性。这与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黎光明与黄埔军校学生王元辉考察岷江上游汶川、松潘一带后提交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形成了鲜明对比。黎、王的考察路线与庄学本的实践有很大程度的类似，考察过程中也接触了西番、羌、猼猓子等民族，在这二人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中，不仅屡屡出现以三民主义、孙中山、中华民国等名词来探查本地人，也常有记载嘲弄喇嘛、和尚这些在国族主义的科学、革命新知下的边缘人。王明珂在分析其考察报告时说，黎王二人不只是观察记录边缘之人的生活习俗与文化，更希望“输入”新的国族观念。作为国族主义者，他们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常识乃国民的同质性基础，凡国族同胞都应有此普遍的国族知识，因此对边民的“无知”表示惊讶和轻视。19《羌戎考察记》却没有这样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庄学本眼中的川青边缘是一处淳朴的桃源，作为考察者，他充分认知汉地与羌、戎世界风俗不同，与少数族群同在一起“吃酒，闲谈，甚为愉快”。边疆虽艰苦，也不妨碍庄学本学习他们的知识，尊重他们的礼节，感动于他们浓郁的人情。正因如此，庄学本所秉持的“同胞”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政治正确的概念，而是意味着对少数族群真正的尊重。他也从未将边疆各民族视为要被教化的对象，反而是尽力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欣赏边疆民族远离现代、未被规训的自由。

　　庄学本在同时期的摄影图像上更直观地表现了上文提及的情感结构与认知框架。这一时期庄学本对摄影的客观性显然充满信任，因此用影像直观表现了考察地的日常生活、地理环境、交通、建筑、宗教仪式、人物等诸多内容。然而，摄影始终不是全然透明的中介，它的选材、画面处理，其拍摄主题、取材角度、影像内容等处处映射着拍摄者的美学趣味，也透露、彰显其政治潜意识。或许是对民族学始终怀有期待，庄学在旅程中拍摄了大量少数族群中各年龄、性别人物的特写。然而，在这类照片的实践中他时常选择深色背景，一方面增加了画面的持重感，突出了人物的神情与举止，一方面又锐化了对比度，使相中人物的服装、面貌等诸多细节纤毫毕现（如《藏族青年》）。该处理使得人物在富有戏剧效果之余又自带一种沉静、古拙之美，也为摄影的机械记录平添了恒久而具有穿透性的气质。

　　与这种凝重的肖像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庄学本在民情类照片中所体现出的“活泼”。他的镜头对准边疆族群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与非日常，洞察其中的情感与意义。例如，在观察什谷脑的嘉绒部落族人时，庄学本拍摄了一组人们咂酒与跳锅庄的照片，其中既有小团体用细竹竿畅饮青稞酒的特写，又兼顾着大集体中载歌载舞的互动，人与人之间如何沟通又怎样自处，皆得到表现（见《咂酒》）；在水塘寨的羌族部落，庄学本对负责羌民祭神、禳鬼、医病、解灾等一系列活动的“端公”举起了镜头，拍摄了其还愿、诵经的现场以及作法时的仪式与舞步（见《端公做法  水塘寨》）；在阿坝，庄学本又详细观察了藏民在草原上制作毛毡、晒羊皮、揉皮子的生产生活情形，对其日常劳动的场景加以记录（见《剥羊皮》）。这些反映“生产生活”的主题其实也是广大旅行摄影师、人类学家的共同兴趣，曾广泛流行于他们对非洲、亚洲等殖民地以及“化外异域”的拍摄中，20然而庄学本与这些确知影像权力的傲慢入侵者不一样，他很好地区分了好奇与猎奇之间的差异，表现出了对“同胞”的尊重：在他所主导的“科学凝视”之下，镜头中的人物不是在“取样”时被安排和摆布的对象，而仍然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角——充满尊严，行动自如，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掌控能力。

　　除了摄影题材和拍摄内容的独到，庄学本匠心独运的构图也将他对边陲人文、地理、社会的丰富感受综合在一起。正是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他的边疆摄影早已超越了对客观事实的如实记录。作品《古碉群 龙山寨》是在茂县古碉群龙山寨所拍摄的，展现出其艺术品味与缜密思考：远景是皑皑雪山，点出自然地貌样态；中景呈现几栋错落有致的羌族碉楼，体现人文地理情况；近景是冬天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它们遒劲的枝干伸向天空，凌厉的线条引发人们对西北边境苦寒、壮丽、奇崛的一系列联想。树下衰草密布，一个孤独的行者侧向镜头遗世独立，直让人感到天地悠悠，大野茫茫，边地的精神世界是如此崇高与雄壮。

　　《羌戎考察记》是庄学本经营的第一个“阵地”。如果说它的公开出版系统地显示了摄影师本人对民族、国民、少数族群的认知细节和相关理解，那么庄学本在杂志上的一系列关于中国边疆的报道，则让我们窥见其摄影作品如何以“可视化”的方法向更多的读者传播了民族观念，帮助他们建立更为具象的边陲形象与民族国家概念。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边疆考察中，庄学本常以“特约记者”的身份，为《良友》《中华》《中央日报》《中华》等报刊供稿，其中他更是与《良友》画报建立了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于1935年至1940年为其贡献了18次共19批作品，结合短文与图像介绍西北西南边疆各地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正如影像学者顾铮的敏锐发现：庄学本发表在《良友》画报上的报道，是一个介于报道摄影与人类学／民族志摄影之间的难以归类的摄影类型。一方面它们保持了人类学／民族志摄影的关注，另一方面又考虑了作为传播媒介的画报自身的商业要求、编辑手法与受众兴趣。21由于杂志注重可读性，庄学本必须考虑题材与图像在“熟悉”与“陌生”之间的比例，使得写作和选材既要与读者既有的知识结构有所联系，又要突出边疆这个遥远世界里值得瞩目和出人意表的特质。

　　在这样的平衡之下，庄氏为《良友》所作的边疆报道基本有三类。第一类与民情民俗相关，展现边疆生活的新奇可喜。例如《西戎风物》《西陲之民族》《青海妇女与头饰》等内容，从服饰、习俗、居所，甚至社会形态来展示民族特性，又如《禹王苗裔》《东方的瑞士》等，着重呈现少数民族的居所样貌，表现边疆自然地景的雄奇与壮阔。第二类作品则带有鲜明的民族志色彩，比如《恋爱在青海》介绍土族男女的自由恋爱过程与婚俗，《游山会》《跳神》《祀会》则聚焦藏族和撒拉族的民间集会和宗教仪式，体现边疆族群的价值观与生存逻辑。最后一类，如《班禅归藏》与《青海军之骑术》等较为偏向新闻、时事报道，与国家政治局势的联系比前两种更为紧密。

　　顾铮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良友》画报第一次让中国人有机会集中地通过大众媒介，以视觉消费的方式来了解、观看边疆与少数民族，而庄学本的边地摄影为中国人、外国人，尤其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想象中国与中国的“他者”提供了具体材料。22这种把杂志上的边地摄影视为民族身份意识的启蒙是有洞察力的，然而该分析本身还有继续被分析的潜力。我们应该注意到，《良友》画报上庄学本的“边疆展演”形成的其实是一种建基于日常阅读与日常生活经验的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它与我们在前文中谈论的以国家、政权、意识形态为中心，从上至下推行的整体性民族论述是大异其趣的。20世纪末，瑞典隆德大学的奥维·洛夫格伦（Orvar Löfgren）教授提出，民族计划不能只靠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维持，也不仅仅只有在战争、革命、群众运动和国家庆典中才粉墨登场。民族文化认同其实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甚至民族的计划也必须转化为国族成员日常活动中所践行的文化实践。23英国学者迈克尔·毕利希（Michael Billig）也强调，民族认同其实是以日常形式运作的，是使日常生活所以可能的基本形式。同时，也只有在民族成员的日常行动之中，民族才能不断地更新与再生。24以此观之，阅读杂志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是日常的、经验性的活动，而阅读《良友》上与边陲相关的报道与内容，使公共领域与个人意识之间发生关系，从而以一种渐进式的方式启蒙读者的民族身份意识。与此同时，《良友》所呈现的民族想象方式必须与生活中贯穿着的民族国家知识体系相配合，对读者形成启蒙和召唤。正是以这套知识体系所形塑的对自身、社会、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为基础，读者才能从庄学本的编排形式中感觉到意义，理解与想象出现在画报中的那深远未知的腹地与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

　　《羌戎考察记》与《良友》画报上的边陲系列报道，形成了理解庄学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想与实践的一对参照。以此为中介，我们发现庄学本扮演着新观念的接收者和输出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其作品翻译和支持了中国民族国家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这样的作品也通过有意识的编辑和传媒登载，在传播和被消费的过程中为广大读者建构起国民身份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庄学本的作品中体会到他的“自由”：作为一个“个体”的民族主义者，庄学本虽然在三四十年代里不断受到时代与学术的感召，然而却未被当时的政治格局与知识框架所规训。在远赴边疆的过程中，他和各种“当局”打过交道，却一直居于“体制”、组织的外部。不论是去果洛时那空头的“开发西北协会”调查专员身份，还是1938年因反响巨大的摄影展而成为有名无实的“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庄学本从未与“为政权服务”绑定在一起。除此之外，庄学本也与刻板化、建制化的专业知识有着距离。他虽然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介绍下进入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人体测量，却一直没有在学术研究机构与大学中正式研习过民族学，更没有参加正式考察组的经历。当然，这种“未被收编”的状况，部分体现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边政扩张上的有心无力以及现代学术体系初建时的脆弱，也正因为它们对一些个体的“鞭长莫及”，使庄学本选择了与商业媒体结盟出版，成为他得以保持个人化观察视角的重要原因。

四、走向社会主义美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领土近现代转型和内地-边疆地区关系演进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坐标，它意味着以前曾被列强渗透的边疆彻底关闭了，中国也全面廓清了自身的地缘形体。在强大的行政能力与中央权威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建构、少数民族识别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全面推进国民党执政二十余年来在民族整合与民族平等上未尽的任务。这样一个一体两面的现代任务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张力。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是在清帝国的版图遗产上进行的，为了领土主权范围与地缘意识形态的完全相符，民族认同意识必须超越古老的族群异同界限，以建立多元民族的相互包容为旨归。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又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锻造而出的，20世纪国内国际的政治历程与政治精英集团的明确属性决定了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汉族中心”。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时至20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对中国民族政治的目标在本质上已经趋于一致，而新中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并继续推进的中华民族身份工程是一个倡导同心、同质的机制，这种同质性已成为中国以“民族国家”身份立足于世界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中华民族主义的政治话语几乎没有赋予边疆族群能动的角色，尽管他们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平等的许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制度设计上必须面对边疆和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在1949年后的共产党政权中有了新的历史含义。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政治思想界所接受的现代化观念，本质上是近代西方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线性”和“趋同性”的认知。也正是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努力追赶西方，希望弥补两者在社会时间上的鸿沟。时至1949年，中国业已“改换新天”，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依然深刻蕴含着“看齐”的欲望，边疆地区作为新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具体期待，并参与到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表”的整体格局之中。首先，就像许多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共产党干部们所相信的那样，边疆地区的社会性质处于落后状态，因此，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上马，从而使边疆与中国其他省份在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上达到同步。其次，围绕新中国业已展开的经济建设，政府必须对少数民族区域做出相应的扶助，使各民族共同发展，用民主改革促进边疆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如果正视文化并非是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附庸，反而是中共革命最基本的诉求与性质这一事实，那么在边疆落后地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文化改造也就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的中心。

　　1949年之后，庄学本的职业身份经历了从“个体”到“集体”，从“个人”到“体制”的变化。由于早前在拍摄边疆上的卓越贡献，回国后的庄学本受邀进京参加新中国的民族工作，历任国家民委参事、民族出版社画刊编辑室副主任、《民族画报》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务。与此同时，庄学本的考察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或许是为了服务于新政权在民族地区的政治举措，他更密集地走访了中国的边疆区域，探访半径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大多数时候，庄学本都以专业人士的身份随中央访问团出访，这种方式其实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生产方式中集体化统筹、安排、策划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倡导的文化生产方式与内容选择取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辐射每一个人，特别是像庄学本这样的一线“文艺工作者”。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化改造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核心目标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种由社会主义国家来协调组织的，被大规模建设的，统一而且进步的民族文化有条不紊地展开。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本土传统的现代化改造和外来形式的本土化来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法，另一方面则透过重新定位艺术家与作品、观众的关系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种试验重新定义了审美经验和文化机制，倡导属于大众的文化，同时又实现了艺术与政治的有效结盟。身居此种统摄性的文化潮流之中，庄学本最切身的思考莫过于：既然摄影也需要生产新的文化内容，那么它如何产出一个关于边疆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再现现实？影像又应如何承担与表现其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责任？

　　我们看到，正是在努力回应时代要求的尝试中，庄学本开创出了他的边疆摄影新模式。这个模式首先与当时对文艺工作者的普遍要求和焦虑发生着共振。就像唐小兵所总结的，在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生产创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他们被号召去发挥动员群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被鼓励去投身建设事业。他们的艺术创作应该教育人民，但同时他们又必须自我改造，向人民学习。在这种结构性紧张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所发生的应接不暇的变化，更是加深了文艺工作者对创作没有跟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快速发展的担忧。251953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党内文艺理论权威周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作家和艺术家们想要积极地参加这个新时代，就应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而践行它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表现人民中的先进人物，表现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26只有深入生活，自我改造，并从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灵感，才能保证他们的艺术创作有意义，而不是置身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外。

　　这样的结构性焦虑在庄学本那里被落实为对“社会主义边疆”进行新的深入认识。而“深入边疆生活”的过程不仅让他得以继续自己的民间观察和“采风写作”，更在某种程度上让这位原先的“个体”民族主义者确立了对新政权的信仰。多年在边疆行走经验，使庄学本对边陲区域少数族群在政治利益上的弱势位置始终相当敏感，而他本人虽然从未因“落后”歧视过族群，但对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文教、卫生方面的差距也相当熟悉。不过这些顽固的问题似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了巨大的改变。出访过程中，庄学本的确目睹了一个崭新、团结、充满希望的未来正在降临。

　　1952年庄学本访问内蒙古、东北，我们从其关于辽西省阜新县五区沙扎兰村的调查材料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的激动。这个村蒙汉杂居，抗战时处于游击区，又经历多年匪患，因此，过去经济贫困，局势混乱。但经过“土改”“整肃”之后，情况令人振奋。庄学本在调查中详细记录了这里的人口比例情况，对全村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中的汉蒙比例进行了统计与对比，发现“村政权中，蒙古族有与人口比例相适应的代表参加。如村支书、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皆有蒙古族人充任，政府委员中有调解、公路、卫生、战勤等委员由蒙古族人充任。合作社干部10人中有蒙古族4人，村代表82人中蒙古族占43人（内妇女14人），汉族39人”27。该数据证实了1949年9月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将“民族区域自治”列为重大国策并非一纸空言。

　　在新的秩序下，沙扎兰村的经济和生产也慢慢发展起来。全村200余户的蒙汉贫农已有80%上升到中农的生活程度，而老乡们面对生活困难的态度更让庄学本感慨万千。他详细记载了一位贫农的话：“粮食是缺乏了一些，但是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好得多，过去我们没有土地、农具、耕畜、房屋，现在都有了，虽然目前存在了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新中国成立前受胡匪抢劫所造成的，这个困难应当生产自救，现在我们当家作主，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解决，不要增加政府的负担”，28盛赞了其中体现出的高度政治觉悟与昂扬的主人翁精神。

　　当然，庄学本也注意到在新局势之下这里族群关系的变化。他发现绝大多数蒙汉人民都愿意加入同一个互助组从事生产劳动，族群之间有了平等与合作的借贷和经济交易行为，甚至还产生了自由恋爱下的民族通婚，说明以前汉蒙之间的压迫与隔阂已经逐渐向平等、互助、友爱、团结的民族关系转变。由此，庄学本高度评价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政策，认为“少数民族不但在政权上获得了平等，而且在经济上亦帮助其发展（意思应为“得到帮助”——笔者注），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整个形势的转变，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人民的生产情绪空前地提高，生活上亦获得了改善”29。他由衷地感叹道：“以上事实充分地证明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与正确，更增强了各民族团结在互助合作友爱的大家庭中，为建设伟大的新中国而努力。”30

　　这样的观察和结论其实代表了庄学本在五六十年代对新中国边疆的根本认知。而他也把摄影的形式与全新的观念融合在一起，为中国边疆的再现重新编码。与前一个十年相同，庄学本对表现一个统摄性的民族身份不感兴趣，“中华民族”只是他呈现族群内部“差异”时的潜文本，但与前一个十年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庄学本非常注重在影像中表达新的国家身份和集体想象，而它们又突出地以呈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崭新关系为旨归。在这个意义上，庄学本的一系列作品，例如1952年他在高利爱里村拍下的牧人们用喇嘛教最尊贵的礼仪来欢迎中央访问团，1954年在呼和浩特摄制的朝鲜族少女向骑兵献花等照片，便不再仅仅是具有新闻意义的瞬间。它们具象化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谊，细腻地表达出民族群众对中央政权的欢迎与拥护，还彰显着“解放”带来的民族平等意味，其中反映了新的国家生活和认同的创造过程。

　　除此之外，社会主义视觉文化所鼓励的视觉秩序，也成为庄学本新时期边疆摄影实践的指导性原则。这一秩序旨在用“社会主义”的眼光来观看现实，更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肯定社会主义精神。庄学本在这个观看秩序之中努力实现了客观与主观、“再现”与“表现”的系统结合，不仅表现出新制度下边疆生活的普遍关切和具体进步，也大举使用了富于启示性的艺术眼光，在展现现实的同时表达情感。

　　例如，反映农业生产的摄影作品在庄学本的新时期边疆摄影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他似乎不太表现该地区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情形，而是把重点放在渲染农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带来的喜悦情绪之上。1952年，庄学本在广西一个称为甲甲乡的地方拍摄了一位背着水稻的瑶族中年妇女（见《甲甲乡山子瑶水稻丰收》）。同年，他在内蒙古的访问中也记录下一位蒙古族的妇女有力地抱起刚收割下来的大捆莜麦的图景（见《蒙族妇女收割莜麦》）。这两张作品在人物、构图上有着具体差别，但它们又拥有同样的元素：简单直白的背景，明确的、笑逐颜开的主角，以及丰收的作物。作为一套成熟的模式，此种“观看目光”不仅传达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解放边疆生产力，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的政治许诺，也形象地体现了新制度在实现其政治许诺上所具有的优越性。

　　另一个被刻意表现的领域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状态上的进步，例如1950年在彝族地区所拍摄的《彝族婚姻今昔》专题报道。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用立法举措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解放广大妇女，铲除旧社会的遗毒。庄学本用摄影报导的形式来表现婚姻法对边远地区的覆盖，既是对新政权行政权力的确认，也表现了法律对各族同胞一视同仁的保障，更显示了少数民族边疆区域在文明程度上的跃升。这组照片共有四张，其中“往昔”情形并不可见，社会主义新世界中的“自由恋爱，文明结婚”的信息却尤为明确：第一张照片显示了青年男女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倾心；后两张主要表现婚礼喜宴时的场景，只见明亮整洁的现代公寓中，新人和朋友在画像毛主席的注视下，欢喜、节俭地庆祝结合，以往传统复杂的婚俗已被淘汰；最后则以一对彝族新人到民事部门领取结婚证的现场来表明现代婚姻制度在边疆的确立和普及（见《彝族婚姻今昔》之一）。有趣的是，这组照片同时服务于“少数民族特殊化”与“去特殊化”，生动显示了我们前文谈及的民族整合与民族平等之间的巨大张力。

　　如果考虑到新的社会主义价值对文化变革与集体价值的重视，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庄学本要在这个时期的边疆摄影中着意表现边疆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丰富以及集体生活状态的变迁，而这两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在吉林延边，庄学本拍摄了一系列作品，其中一张突出地表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已经收割过的农地里，年龄与穿着各异的朝鲜族男女庄员或站或坐，正围绕着一台留声机投入地聆听音乐。另一张作品则用抓拍的形式，定格了延边橡胶厂和延边亚麻厂的女工们在休息日进行排球友谊赛的现场。照片里的人物充满着自然的律动，洋溢着活泼、健康的气氛。这些图像展现和塑造了一种关于休憩、劳作的理想生活模板。

       庄学本也善于用镜头营造边疆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主观感受，例如幸福、团结和希望。这类照片往往由“未来的主人翁们”来表演，例如蒙古族小朋友在滑梯上开心游戏的情景，或者在妈妈怀抱中触摸花朵的朝鲜族小姑娘。下面要谈到的这张照片则以三个穿着校服的朝鲜族小学生作为主角：孩子们正带着坚定的表情向镜头走来。夏季的风吹拂着她们短短的额发，把她们胸前的红领巾掀到一边。中间的女孩子右手夹着一本书或者练习册，使她的形象更紧密地与一种普罗的受教育权利联系在一起。对一些观众而言，这或许是一张“摆拍”氛围明确、图像语言直白又有着强烈“宣传”嫌疑的照片，然而如果我们认识到在“革命浪漫主义”的脉络里，文艺作为一种再现形式，并非要反映实际，而是要介入现实、指导实践，那么就能明白这张照片想要召唤起的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新时代的新一辈面对着无限开阔的天地，拥抱大有可为的明天。

　　此时的庄学本已走向了另一个范式：他接受摄影作为一种载体在艺术和政治的双重任务，并力求使客观的社会生活和主观的真情实感达到统一。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公众取向，并以一种大众化的、关注政治的姿态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无怪乎我们总能在其中意会到庄学本对政府的各项政策与号召的呼应与体现。而这种主动的揣摩与拥抱，又在传达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以社会集体为取向的价值观的同时，为他的照片带来了明显的教谕性格。与此同时，庄学本运用社会主义美学的视野与方法论，在边疆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边界，甚至可以说创造了新边疆本身。

五、结语

　　晚清时期，列强改变了中国在东亚政治秩序中的地位，这种变化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化”的动力，也导致了近代中国的革命政治势力对包括“种族革命” “民族国家”等模式在内的西式近代化的奋力模仿。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多元性和原来相对主权观念下的多层次辐射状疆域关系，必须在近代意义上实现内政、外交职能分工和领土属性的内、外权责分离，直接导致传统中原帝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缘地带以及少数族群政治成为国家事务中需要谨慎处理的核心议题，也使实现内蒙古、新疆、西藏等边地的“内政化”成为20世纪不同的中央政府都积极投身的政治主流。

　　庄学本的摄影实践让我们得以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关照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他的特殊之处并非在于将不同阶段的边疆与国家可视化，而在于提供了更加绵密、细致的观察脉络，让我们不仅可以探索与理解摄影在建构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可以反观视觉秩序和逻辑的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如何与历史结构紧密呼应，以及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新模式和新能量如何影响文化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转换。庄学本在不同时代中主动地或被动地承担的历史责任，也让我们理解了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所面临和期待解决的问题。

　　即便如此，在历史潮流的起伏与摄影范式的转换中，仍有些东西是持久不变的——例如庄学本对边疆地区与少数族群所抱持着深切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学本的追求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努力争取的，是廓清一种属于边疆的平等视野。也正是那样一种赤诚的实践，让他镜头下的面孔和身影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