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毛泽东选集》卷首开宗明义：“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①道路问题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中国道路。沟口雄三写过《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力图实现中国研究方法论的转变：即“以世界为方法”转变为“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②的确，“以世界为方法”的中国研究，此世界并非是其所是，世界即西方，以西方为标准。中国只是在西方标准前努力证明自身的合法性，缺乏主体性，那些本来不同或超越西方原理而在历史脉络中属于中国自身的“经验”，就不可能被视为原理而得以重视。作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面对近代以来处于强势咄咄逼人的西方时，中国必须不卑不亢从容自信，重塑中国之主体性，提供自身的一套方法论范式，把中国原理特殊化的同时亦把西方原理特殊化，由先后的纵向原理向并列的横向原理转换，以此丰富人类原理，实现有中国原理参与的世界文明图景之更新。本文试图基于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中国的价值和尺度即中国道路中所展现的原理为标准，来重塑中国之主体性，构建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脉络中的方法论

  习近平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只是到了近代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文化自信、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损伤。”③

  鸦片战争前的自信：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中华文明独自创生，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主体性与主体意识甚强。这种主体性意识即以中华文明的夷夏观念为代表，其并非种族之见而是文野之别④，只是一种文化上的等级秩序⑤，极富于弹性，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⑥究其本质，夷夏观念即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文明论。这种文明论，既富于中国主体性又极具开放包容性，即是如东汉末年以来的佛教东传，其势恢宏，但历经数百年到隋唐之际，便已经过以我为主之努力，化为中国化之禅宗，最后儒释道三教合流，为儒学新形态——宋明理学的产生贡献了智慧。又如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西洋的数学、天文、历法、宗教、科学艺术等逐渐传入，中国亦能从容不迫、自主自如地吸收西学之长。因此，鸦片战争确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分水岭，无论以佛教为代表的异己文明，还是以元清两代为代表的异族强权，在征服中国的同时进入中国，在此过程中逐渐被中国化，始终以中国为中心。鸦片战争后，情况却发生质变，侵略者不再被中国化。正如列文森所言：“中国可以被远程控制，现代欧洲人可以不必像满洲人那样被中国同化。由于受落后技术所限，中国人不能将欧洲人带入自己的社会，也无法将他们赶走。”⑦中国从天朝上国之中心被强行拉下马，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之附庸。文化自信丧失，文化自卑由此开端。陈独秀曾指出：“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⑧由此，伴随接连不断的战败，反躬自省者皆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传统，数千年来国人自信的天下主义、夷夏观念渐趋解体。面对文治武功兼具的西洋异己文明，随之而来的便是国人百余年的文化悲情。

  清末寻求真理之努力：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言：“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⑨先进的中国人，不是为寻找真理而寻找真理，而是迫在眉睫的中国问题急需救国之良方。毛泽东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间起点，即1840年鸦片战争之失败，才有了寻找真理之可能。自被列强以粗暴野蛮方式强行叩开国门开始，救亡图存便成了贯穿百余年中国社会运动之主题，面临的主要任务即是反帝与反封建。无论洋务自强、改良维新，还是革命共和，救亡始终是其中心，不断更替变换的只是方法问题。救亡虽然是以中国为中心，但救亡所需之真理开始由中国移位于西洋，西方逐渐成为方法。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篇直陈：“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⑩由此打破了传统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夷夏观念，开始睁眼看世界，以西方之尺量度天朝之短，迈出从华夷秩序走向万国世界的第一步。伴随学习进程的加速，“师夷长技以制夷”式方法论捉襟见肘，需要提出更具“兼容并包”的口号，“中体西用”方法论由此应运而生。冯桂芬即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诸国富强之术。”11最早提出中体西术之方法论。甲午之役，败于蕞尔小邦，国人更觉奇耻大辱。急切盼望国富民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思考着未来中国之出路，认为应由军事器物更进一步在制度上效法西洋，日本成功即在于效法西洋政制。由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成方法论，成为一种时髦的“流行语”。梁启超曾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2虽说中体西用有卫道之嫌，但与疑心洋务乃是“以夷变夏”的倭仁等守旧士人相较，已为引入西洋文明开了方便法门。在中体西用的宗旨庇护下，学习西方进程由表及里，由格致进入哲理，西用不断在中体里发酵，突破着旧体之窠臼，以至于中体西用范式亦已捉襟见肘。既为能自圆其说，又为挡住顽固守旧派阻挠，进而用了更极端的“西学中源”说。陈旭麓评论到：“‘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实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13由此，救亡当然以中国为中心，但真理必须从西方进口，以西方为方法。国门一开，各种主义思潮相继登台，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究其本质，都是解决中国问题之方法论，每一次选择都让人满怀期待，每一种方案的确亦关乎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民国初年的西化与苏化：以西方为中心为方法，以苏联为中心为方法。改良派同革命派的真正差异不过在于：改良派布新而不除旧，革命派既布新又除旧。伴随中华民国的创制，共和初立，终结了几千年皇权政制。然而民国并非时人所预想的那般美好，共和之后动荡、混乱与不安的帷幕才刚刚拉开。孙中山曾感慨：“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之福。”14就这样，共和政制被保留下来，但只是“徒有虚名”而已。皇权终结后留下的权威真空，短期内已无任何一方力量可控制时局，恢复秩序。面对乱局，出现了两股影响较大之思潮，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梁漱溟宣称“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另一种则是极端西化思潮，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胡适认为：“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15陈序经更是全盘西化论的支持者：“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16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到全盘西化这一步，内心亦不免悲凉，但毕竟迈出了这一步，彻底丧失中国精神的主体性，不但以西方为方法，且是以西方为中心，在这样矫枉过正的方式下重塑文化自信，可谓任重道远。

  在“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之际，中共党内亦出现了“全盘苏化论”，即以苏联为中心，以苏联为方法，这里只是把西方换成了苏联，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极力批判的教条主义：“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作启蒙工作。”17此处所指“洋教条”即包括“全盘西化论”和“全盘苏化论”，就中共党内而言，后者当然更为严重，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以“中东路事件”为例，对当时党内严重的“全盘苏化论”可管中窥豹。“中东路事件”即指1929年中国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特权而引起的中苏冲突。自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后，留苏教条主义者掌握着党内实权，一切以共产国际唯命是从，而共产国际受联共（布）控制，特别是斯大林掌权后其维护苏联利益的民族主义立场甚为明显。就在“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国民党以维护“民族利益”相号召，力争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路利权，虽有欺骗性，但多数民众觉悟水平不高，不能从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看待苏联，反而持民族立场以为苏联侵占中国领土。留苏教条主义者却罔顾事实，公开宣称“武装起来保护苏联，是我们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18对此，陈独秀心急如焚：“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19陈独秀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从梁启超给孩子信中可窥见一斑：“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20面对陈独秀来信，中共高层坚持以苏联为中心，对陈独秀给予严厉驳斥，明确指出即使群众的觉悟落后，亦不能“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21毛泽东后来对“以苏联为中心，以苏联为方法”的“全盘苏化论”作了深刻总结：“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22由此可见，与“全盘西化论”相似，留苏教条主义者的“全盘苏化论”则是另一版本的洋教条，只是把西方换成了苏联而已。

二、延安的探索：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总结：“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3的确，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确找来了好多方案，就连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请来了，奈何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第一次掷地有声地为中国人所了解，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青年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以俄国为方法。青年时期，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者，但在送走挚友后，自己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并曾作了这样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24对于当时中国学生普遍文化自卑，急于留学救国的思潮，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在给同学周世钊信中曾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中国问题，展现了其深谋远虑：“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25在毛泽东看来，即使要留洋，救国亦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应扎实、深入地了解国情，做好中国大地的调查研究，由此日后才能中西比较而找到救国良方。青年毛泽东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较大，在给挚友信中表达了急切寻找新道路的期待：“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26他逐渐发现，这另辟之道路即是俄国阶级革命之新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指出当今世界解决社会问题，其方法有如下五种：第一，社会政策；第二，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第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第五，无政府主义。对此，他极不赞同改良方法，而是赞同效法俄国主张大规模革命：“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7的确，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作了榜样，走俄国人的路，亦是属于时代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力图突破以苏俄为方法的“内容＋形式”的理论框架，重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在历经革命战争洗礼，备受教条主义者打击，经伟大长征初到西北小城延安后，毛泽东逐渐成竹在胸，开始系统思考中国道路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针对留苏教条主义者的以苏联为中心，以苏联为方法的“全盘苏化论”，毛泽东首先表明中国革命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问题的同志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的这一谬论，毛泽东给予了有力回击：“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28对于中国问题之把握与革命实践之认识，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9。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30延安整风时期，他对那种罔顾中国问题，言必称希腊之留声机现象深恶痛绝。“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1由此，毛泽东认为应该把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作为党的重大原则确立下来，成为全党遵循的方针。“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32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毛泽东建构的以中国为中心的鲜明表达。毛泽东就是运用这样的方法，通过持之以恒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在内）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总纲的中国理论。

  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坚定不移，但以中国为方法，毛泽东的探索实属不易。我们党创建伊始，从理论到实践都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方各国民族解放曾提出如下要求：“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向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33延安时期，在系统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受此影响，这突出表现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4根据具体国情，他只是把无产阶级的内容换成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亦并非局限于此，毛泽东对这种简单机械的“内容 + 形式”两张皮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颇觉隔膜。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有如下耳熟能详的一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5报告有两处主要改动，一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本来还有一句，“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另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之后还有一句，即“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36。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可能考虑当时向苏联学习的现实形势，把此论断“理所当然”删除了。37但此处所删原文至关重要，它反映毛泽东的中国方法论问题。中华民族本身“有它的发展法则”，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至为重要，它由此表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非仅仅是民族形式，其关涉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即为社会主义内容的重要部分。毛泽东与斯坦因谈话时即言：“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38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深知民族特点之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39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直至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前，毛泽东碍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忌惮于斯大林的权威，尽量不提“中国化”之类口号40，甚至一度连“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提及41。但毛泽东对“内容 + 形式”的两张皮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甚满意，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42。特别是在1956年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既要向古人学习、向外国人学习，又要同时反对保守主义、教条主义，两边的好东西都要学到、学好，要把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其中之意明显，即与西方理论（甚至于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之“学”亦包含有毫不低于西方理论之处，这是内容之一并非仅仅即形式而已，“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最后，毛泽东风趣幽默地指出中国化必须要“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如驴马交配之新物种即非驴非马之“骡子”43。

  胡乔木曾深刻指出：“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44其实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已明确指出中国所具有之规律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45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民族性不仅是形式，而且包含内容：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中华文明作为内容，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相互结合，共同形成世界新文化。并且他对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业已作过区分：“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对此，冯契作了深刻阐释：“所谓地域性的特色或民族风格，决不仅是形式方面的问题而已。普通讲到中国气派，常只提到民族形式。其实，形式与内容决不能分成两截，而风格正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47因此，只有形式与内容同时得以彰显的中华文明，才真正具有强大之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突破这种“内容＋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特别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以后，对此更加自觉。“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8对中国道路方法论一生持续的努力探索，可谓毛泽东作为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使命。

三、新时代的重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时间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49习近平力图重塑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道路的方法论。“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50对于历史上或现实中的“全盘苏化”或“全盘西化”，习近平始终保持警惕：“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51掷地有声，中国道路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面向中国问题，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52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任人宰割，进步的知识分子尝试了各种主义思潮，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问题。“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53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革命建国的夙愿，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之命运。因此，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亦是为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而被中国人所选择，不能把其抽象化、教条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54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准绳，就不能有主体性与独创性。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从中国出发，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习近平强调：“不要忘了老祖宗，……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55如果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热衷于去中国化，一旦低下高贵的头颅，那再强大的身躯亦无法站立，最后一定会把中华民族引致歧途、危途！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56因此，我们必须从保持民族精神主体性的思想高度，来深刻认识习近平提出文化自信的战略意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57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8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正心诚意对待中华文明，力图对中华文化之错误态度进行纠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影响，一些极端观点视传统文化为农耕时代产物，属于封建文化。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59即使封建时代的东西亦不能全部否定，更何况其中还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命脉。一种文化之诞生并不能横空出世，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母体，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明就是诞生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大地，数千年来经历风风雨雨、绵延不绝。习近平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60

  延安时期以来，毛泽东对“内容 + 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框架不甚满意，力图有所突破，但受限太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61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承继传统继续探索，带头从理论上破题，试图超越“内容 + 形式”理论模式，指出中华文明不仅是民族形式，亦是内容本身，由此提出“文化基因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真正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62之后习近平反复提及：“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63“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64在2020年9月22日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65在习近平看来，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基本价值与精神道统，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已经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水乳交融，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提出习近平的“文化基因”论，目的在于强调习近平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之关系，这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内容与中华文明作为形式这样一种“内容 + 形式”的理论结构，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亦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互化互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通过指导实践极大改变中国社会，并且改造提升中华文明；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亦要顾及国情，中华文明本身有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原则与民族特点即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中国方法论的意义。两者之结合，是一种既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又有中华文化立场的一种新型的理论建构。就此而言，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不仅仅是一种民族形式，仅仅为内容服务，它本身即是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只要是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与生俱来传承这种文化基因，它作为基本内容之一，与作为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一道，互相融合，锻造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66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正如梁漱溟晚年所言：“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证明，‘全盘西化’不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质是一笔勾销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作用于中华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事实，自然是行不通的。即便是建设社会主义，也得标出‘中国特色’，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这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传统文化的。”67习近平的文化基因论，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中华文明是形式的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内容与内容的深度融合。由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二者辩证交融，建构起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形态，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原创性贡献。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68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重视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可以说这是我们党的第一次文化自觉。但迫于当时及建政后的国内外形势，做得不够充分不够彻底。改革开放后，虽也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但历史赋予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胡乔木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计划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没有完成。我们不能责备前人，因为那时没有这样的条件。全国解放后，虽然有了条件，但很可惜，应该做的努力做得很差。没有集中很大的力量来做深入的探讨工作，这有待于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69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站在文明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从容地展示一个大党、一个大国、一个民族的历史观、文化观。“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70由此，重新审视作为文化基因的中华文明，集中展示一个大党、一个大国的文化担当，成为历史与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当然，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并非盲目自信，再一次闭关自守，主动与世隔绝。新世纪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但中国不会关闭开放的大门，反而只会越开越大！无论对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还是面对先进的西方，今日之中国都能以一种理性平和的心态，展示一种大国的从容自信。回顾百余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思想脉络，的确中国旧有的思想武器有些太过陈旧，已明显落后于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潮流，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效法西方的历次运动，都是以西方为方法，甚至出现极端的全盘西化派、全盘苏化派，但这是一个具有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在追赶时代潮流路上之必然。71有学者把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态度称为“答辩心态”72。作为帝国主义的西方，近代以来肆意侵略的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苦难，但作为工业革命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西方亦让中国人开了眼界，引进其先进方法亦让中国大踏步地追赶上时代。特别是作为生长于西方内部，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具有强烈批评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一经被中国人所学习掌握，中国人在精神上变被动为主动，从此焕然一新。经过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持续努力探索，历经黑格尔辩证法式的“正反合”，力图回归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

  但这次回归，并非是鸦片战争前传统夷夏观念式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而是如凤凰涅槃，在文化自信丧失百余年后，中国主体性与中国精神之重塑。无论是作为中心的中国，还是作为方法的中国，都并非是狭隘地域性、传统守旧型或者民族主义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一个历经百余年现代化洗礼的，饱经帝国主义侵略的求生存、图复兴的更具包容性的中国，深知中国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世界，既不能盲目复古又不会愚昧排外，必须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73，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国道路并非无中生有，亦非如孙悟空那样从石头中突然蹦出，而是把其重新置于古今中西文明史视域下，进行客观理性的自我审视，这样对中国道路的理解才更加丰富深刻，对中国道路的未来发展才更有信心！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不认为我们有一条只是中国能够走出来的路，中国真能走出来的一条路，一定是世界人类都能够接受的路，我们现在要走出的路应该是未来人类共同需要的一条路。”74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这是中华民族在历经百年文化悲情后的文明自觉与文化自信，更是中国主体精神之重塑与回归，具有中国道路的方法论意义，并力图迈向原理的创造，实现人类文明之更新。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思想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9CKS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