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相关研究：综合性理论图景与经验研究述评

  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种现象包含就业不稳定，劳动所得无法维持体面生活，劳动条件不受法律有效保障等多维意涵。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在世界各国存在，其规模和表现形式随地域和时期而有所不同。这种现象一方面挑战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危及社会稳定。对此，社会科学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空间上涵盖了主要人类聚集区，可大致分为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时间上主要涵盖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时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该领域最新一轮勃兴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研究极为丰富，同时较为细碎：它们受到社会科学多个理论传统的滋养和影响，提出了多个内涵重叠而不重复的概念，发展了多个着眼点、解释路径、抽象层次有所差异的理论，为我们展现了这种现象在不同时空的形变和演化。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种情况的相关研究在中国亦层出不穷。

　　该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和细碎性一方面为研究新时期类似现象打下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为构建该领域的综合性理论图景增加了困难。而离开这个综合性图景，我们无法理解该领域碎片化的概念、理论、经验现象之间的联系，无法在该领域既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也无法理解该领域不同理论启发出的社会政策蕴含的希望和局限。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梳理勾勒出这一领域的综合性理论图景。这一图景的不同部分分别受到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福柯主义、涂尔干主义和波兰尼主义的影响。从这些理论流派对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一现象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剥削（exploitation）、排斥（exclusion）和商品化（commodification）三种共存机制。本文将首先通过展现这三种解释机制及相关理论流派的观点，勾勒出这一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理论图景。然后，本文将介绍该领域经验研究在国外的发展历程。最后，以综合性理论图景为参照，本文将批判该领域的经验研究，以期为该领域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启示。

　　需要指出：第一，本文主要关注雇佣劳动者；第二，本文关注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调节因素；第三，本文关注的时间段为二战后；第四，在该领域国际流行的诸多概念中，“非正规就业”在中国学术界比较常用，本文的标题中用此概念指代雇佣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种现象。

一、剥削

　　相对于本文后半部分学科史意义上的经验研究述评，本文前半部分将抽象地介绍这一领域研究中浮现出来的剥削、排斥和商品化三种机制，以及与这些机制相关的不同学派观点，以勾勒出该领域的综合性理论图景。本文的这一部分将介绍剥削机制的运作和调节因素。

　　（一）剥削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剥削指支配阶级从被支配阶级那里获得剩余价值，剥削是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的根本原因。剥削存在于所有阶级社会。封建时代地主为消费而剥削，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为资本积累而剥削（Bernstein， 2010：21-22）。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之后，其目标是积累利润，手段是剥削工人。这种剥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生活缺乏保障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工人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因为资本家利用工人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价值，大于生产出这种劳动力需要的各种商品的价值总和。马克思称这个差额为剩余价值，它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通过两种方式生产剩余价值：一是把劳动时间延长到生产工人劳动力所需的劳动时间之上，马克思称这种方式生产的剩余价值为绝对剩余价值；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称这种方式生产的剩余价值为相对剩余价值。人类生理的天然限度限制了资本家对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因而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在现实中是资本家的主要积累方式。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优化劳动分工，其结果是工人从多面手变成技能单一的工人；二是将机器引入劳动过程，其结果是大部分情况下工人的原有技能失去用武之地，甚至失业（马克思， 2004：207-580）。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通过明确的雇佣关系榨取剩余价值。后世学者发现，资本家也通过隐蔽的雇佣关系榨取剩余价值。在农业领域，虽然很多作物的种植环节仍由小农户主导，但由于农业资本控制了农业生产性投入品和农产品销售的价格，这些小农户的收入与类似技能水平的雇工差不多，从而处于实质意义上的雇工地位（Bernstein， 1977；陈义媛，2016）。当前方兴未艾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的劳动者常被平台运营者，如滴滴公司、优步（Uber）公司，称为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而非雇员（employees）。有研究表明实际上他们处于与标准资本家-雇佣工人关系中的雇员类似的地位：虽然个体对工作有一定自主权，但其劳动过程受到平台严密监督，工作时间不稳定，经常加班，而且工资较低（Wood et al.， 2019）。

　　（二）剥削的调节因素

　　资本、政府和劳工三方面的因素调节着剥削的作用范围和程度。第一，资本变化的积累策略会重构剥削的实现方式。这种变化在最近几十年间主要表现为全球化和金融化。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上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组织方式逐渐从之前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工人组织化高福利为特点的福特制，转向不同国家凭借各自比较优势加入的以多样化、小批量生产为特点的全球商品链（Harvey， 1989：141-188）。由于全球商品链中品牌商和加工组装商之间存在权力不对等，前者可以要求后者不断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结果是加工组装商的工人不得不忍受低工资、长工时和危险的工作环境（Feng， 2017）。同时，全球商品链时代市场的剧烈波动性导致加工组装商工人队伍的灵活化：只能保留少量工人预备淡季时生产，旺季时则通过调用临时工增加产能，这些临时工往往通过外包、劳务派遣等非标准劳动关系加入生产，工作保障性较差（Kalleberg， Reskin & Hudson， 2000）。金融化是指资本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借贷和投机领域而非实体经济的过程（Sweezy， 1997）。金融化在此方面的影响表现在：首先，金融化使资本从实体经济的助推者变成吸血者，长此以往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从而打击其从业者（Phillips， 1993； Aalbers， 2008）；其次，投机资本着眼于赚快钱，其投资的企业若无法短时间盈利就会遭遇资本流出，企业便无法稳定运作，相关员工的工作也就无法稳定（Cushen & Thompson， 2016）；再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多数时期中，随着资本金融化的发展以及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收紧，全球资本流动的方向从之前的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导致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有限的投资而竞相削减对劳工的保护（Silver & Arrighi， 2001：62）。

　　第二，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调整剥削。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机器看作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一方面政府通过法律和暴力机器推进无产阶级化进程和对工人的驯服（马克思，2004：820-875）；另一方面，为了保障剥削的可持续性，即保障强壮劳动力的持续性供应，政府颁布劳工保护法律限制剥削的程度，如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和童工使用等（马克思，2004：267-350，553-577）。政府调整剥削的努力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后者摆动到前者的过程被称为“去管制化”（Kalleberg， 2009）。

　　第三，工人通过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以减轻剥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预言工人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从而根除资本主义剥削（马克思、恩格斯，1997）；另一方面，后世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注意到大量的日常性工人行动改善了工人自身境况（Wright， 2000； Silver， 2003）。

二、排斥

　　排斥是试图解释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种现象的众多文献中涌现出来的第二种机制。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福柯主义和涂尔干主义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不同的排斥如何导致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本部分将逐个介绍。

　　（一）马克思式排斥

　　马克思式排斥指劳动者被排斥在就业之外或稳定的就业之外。马克思式排斥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第一，为了增加利润，资本家会致力于削减用工成本，从而排斥劳工。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资本家对技术进步的追求中：劳动生产率不变，每单位额外资本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变的；当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时，每单位额外资本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是减少的；为了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会不断革新技术，其结果是大量人口半失业或者全失业，也就是出现相对过剩人口（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或者产业后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因为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是技术革新的基础，所以工人在生产剩余价值的同时，也在生产使得他们成为过剩人口的手段（马克思，2004：707-819）。第二，为了减少人工成本、增加生产灵活性和瓦解工人集体行动，资本会对工人“分而治之”，这表现为：在单个企业内部，工人常常被分为工作稳定、待遇好的核心工人（core workers）和工作不稳定、待遇差的边缘工人（peripheral workers）（Friedman， 1977：105-129）；在企业之间，行业核心企业常常将利润低、风险高的工作外包给行业边缘的企业来做，这一方面保障了核心工人的稳定工作和良好待遇，另一方面也使得边缘工人的境况堪忧（Gordon， Edwards & Reich， 1982）；在全球层次上，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公民享有某些特权的前提是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排斥在这些特权之外（Silver & Slater， 1999：151-216）。在现实中，雇主经常利用基于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公民身份的偏见来使对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的差别对待合法化。其结果是女性、少数族群和移民等群体比男性、主流族群和当地公民更容易成为脆弱的边缘工人（Tilly， 1999）。马克思式排斥的调节因素与剥削类似。

　　（二）韦伯式排斥

　　马克思式排斥是资本主导的。韦伯式排斥则是封闭社会群体的内部人及其政治代理人主导的。韦伯式排斥指劳动者被排斥在封闭社会群体垄断的资源之外。按照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的理论，社会关系可以是开放或封闭的；当这种关系是不同行动者利益妥协的结果，或者封闭式关系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利益时，这种关系倾向于封闭（Weber， 1978：43-46， 339-348）。劳动者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展示了韦伯式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运作逻辑。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劳动者个人的情况对就业的影响不同（见下文），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关注结构性状况如何影响劳动者找工作的结果。该理论经过漫长的发展已经演化出诸多版本，但其不变的基本理念是：劳动力市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市场：一级市场上工人技能高、待遇高、工作稳定、上升空间大，二级市场上工人技能低、待遇差、工作不稳定、缺乏晋升空间；二者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非常有限，一级市场的人员需求主要通过其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来解决（Piore， 1972； Doeringer & Piore， 1985）。根据这个理论，被排斥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之外是一些工人生活缺乏保障的原因。有研究表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德国和荷兰，一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通过调动其工会和政党代表保证了政府颁布的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的政策只触及二级劳动力市场（Prosser， 2016）。与马克思式排斥类似，劳动力市场的韦伯式排斥同样常常利用基于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和公民身份的偏见。

　　韦伯式排斥可以由市场、政府和大众运动来调节。韦伯本人指出，市场扩张的过程也是摧毁原有地位群体建立新的地位群体的过程（Weber， 1978：638， 936-937）。通过调整移民政策和反歧视的就业及福利政策，政府可以调节韦伯式排斥。跨阶级的大众运动，如女性平权运动和同性恋平权运动，也有助于韦伯式排斥的软化（Cobble， 2005； Raeburn， 2004）。

　　（三）新古典式排斥

　　新古典经济学相信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基于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天然信念，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把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种现象问题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排斥是劳动者能力有限或者市场失灵的结果。新古典式排斥指劳动者因为人力资本有限被排斥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之外，或者因为市场扩张的渐进性或者受阻碍而暂时未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第一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理念是工人的工资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的（Tilly， 1999：87），其实质是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者的专业水平或者说人力资本。因此，人力资本有限的劳动者只能获得低工资（Schultz， 1962）。对于这种情况，新古典经济学的缓解办法是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和培训。

　　第二种情况在威廉·刘易斯（William Lewis）的二元论中得到阐释。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大致分为两个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发展中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过程；当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殆尽时，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才开始显著上升，农业和工业两个劳动力市场基本整合，这个转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Lewis， 1954）。按照这个理论，劳动者的低工资是暂时的，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显著提高。如此一来，持续性的低工资水平被认为是市场扩张受到阻碍的结果。为此，新古典经济学批评劳工保护政策，认为这种政策使劳动力市场僵化，表现为保护已经在岗的劳动者，打击企业雇佣更多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得企业难以根据劳动力供求情况灵活调整人力资源（World Bank， 2019）。新古典经济学同时反对收紧税收、环境保护和卫生政策，认为这种收紧会让企业撤资，搬迁到这些政策松弛的地区去（Portes， Castells & Benton， 1989：30）。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反对工会，认为工会的存在让雇主很难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调整工资和人员数，结果是雇主和非工会会员的劳动者在为工会会员的高工资付出代价（Wright， 2000）。与此相应，新古典经济学支持通过削减劳动保护、打压工会等方式来鼓励雇主创造就业岗位。

　　（四）福柯式排斥

　　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排斥是政府和主流社会群体进行社会控制的结果。福柯式排斥指一些人因未能服从控制而被排斥在权力运作方掌握的资源之外。与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着重劳动力市场的排斥不同，福柯与韦伯的排斥学说类似，着重于包括就业岗位在内的资源垄断。不过，韦伯式排斥着眼于保卫内部人利益，福柯式排斥则是政府和主流群体规训的手段。福柯本人终身关注权力对个体的规制。他区分了三种权力的运作：第一，君主权力（sovereign power），往往通过在公开、宏大的场合剥夺人的生命行使；第二，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规训行使；第三，生命权力（biopower），通过将人作为一个物种身体方面的干预来行使，包括干预生殖、死亡、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等（Foucault， 1990， 2012）。在规训权力的运作中，个体会因未能遵从主流社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比如麻风病人、精神病人和罪犯（Foucault， 2006，2012）。在生命权力的运作中，个体生活缺乏保障正是国家控制民众的绝好基础，社会保障体系是这种控制的重要途径。为了获得社会保障，个体必须接受国家强加的一套生活方式；不能接受这种强加的就被社会保障体系排斥在外（Foucault， 1988：164-5）。由此，消除福柯式排斥意味着推翻规训人们行为的权力机器，包括排斥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改革方案产生了共鸣。不过新古典经济学期待政府的自发退出，福柯则寄希望于被排斥群体的行动。这些人可能没有相似的经济基础，但是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处于相似的位置（Zamora， 2016：63-84）。

　　（五）涂尔干式排斥

　　涂尔干式排斥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纽带出现问题的结果。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排斥的概念。他重点分析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团结机制或者说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中出现的问题，如工商业的危机和劳资冲突；他认为这些问题是社会纽带松弛或者发生故障的结果（涂尔干，2000）。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历了剧烈的经济调整，与此伴随的一些社会问题被秉承涂尔干传统的某些学者解读为排斥。具体而言，这种用法最初见于法国人赫耐·莱努瓦（René Lenoir）197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在这本书中，他估计当时法国被排斥的人（les exclus，法语）占到当时法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些人包括罹患生理和心理疾病的人、受虐待的儿童、吸毒者等，均不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之内（Lenoir， 1974）。之后，这种用法逐渐在学界流传开来，并且涵盖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排斥的人包括各种各样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松散而不稳定的群体，如长期失业者、家庭不稳定的人、遭受攻击的移民群体、城郊的离群索居者等（Silver， 1994）。这种用法显示，涂尔干式排斥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即一些人被排斥在社会经济系统之外，也是文化、价值、规范层面的，即一些人处在社会主流价值规范的调节之外。应对涂尔干式排斥需要重建社会团结机制。福柯将政府看作个人自由的敌人，将社会保障体系看作社会控制的方式。而涂尔干将政府看作公众意志的代表，认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整合的功能，社会保障体系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方式；同时社会职业群体应通过培育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来促进社会整合（涂尔干，2000，2001）。

三、商品化

  这一分支的理论认为商品化使得工人生活缺乏保障。马克思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都对商品化理论有贡献。

  （一）马克思式商品化

　　马克思是在生产关系的视野下考察商品的；马克思式劳动力商品化是劳动力双重自由化的弱化形式，指一方面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成为交易对象，另一方面直接生产者的生活资料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获得（马克思，2004： 207-231；孟捷、李怡乐，2013）。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之所以是一种特殊商品，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价值大于生产出这种劳动力需要的各种商品的价值总和。劳动力商品化是剥削的前提，而剥削是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马克思是在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意义上批判劳动力商品化的。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反商品化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存在大量双重自由的劳动者：一方面，这些劳动者是自由人，摆脱了农奴制和行会中学徒和帮工制度的枷锁，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另一方面这些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可以利用自己的劳动力，也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售（马克思，2004：197）。生产出双重自由工人的过程被称为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意即这个过程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因此是一次性的），并且这个过程充满血腥和暴力。马克思以英国为例，展示了14世纪英国农奴制灭亡后15世纪—16世纪的圈地运动如何剥夺英国自耕农的土地，并将他们变成雇佣工人（马克思，2004：820-875）。马克思把这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售自己劳动力换取生活资料的群体称为无产阶级，双重自由是无产阶级的定义性特征（马克思，2004）。

　　后世马克思主义者从双重自由的两个方面挑战了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指出非双重自由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大量存在，并且他们从雇佣劳动中获取的报酬比实现双重自由的工人要少。第一，有的雇主会使用不能完全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印度农场主使用拖欠他们高利贷的工人；还不起钱的工人任由农场主摆布，其工资比不欠钱的同伴更低，也更难团结起来反抗（Brass， 2011； Das， 2012）。第二，有的雇主会使用尚保有部分生产资料的工人，这种工人被称为半无产阶级化（semi-proletarianised）的工人；有的雇主会为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创造半无产阶级化的条件；有的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也会为自己创造半无产阶级化的条件。其原因在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可以从尚且保有的生产资料中获取部分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弥补了从雇主那里得到的工资，从而降低了雇主的人工成本（Wallerstein， 1983：27）；而对于彻底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雇主必须支付足额的生存工资，否则将引发工人抗议；从这个角度来讲，彻底无产阶级化不利于雇主剥削和控制工人（Arrighi， 1970； Arrighi， Aschoff & Scully， 2010）。半无产阶级化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广泛存在，列宁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时就注意到19世纪末俄国的这种现象（Lenin， 1974：181）；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农场的移民工人时发现，农场主会在农业生产的淡季给这些移民工人发放救济物资，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以便在忙季工作（Burawoy， 1976）。此外，在今天的南非，一些城市工人单靠工资无法维持生活，便发起占领城郊土地的运动，以求额外收入（Jacobs， 2018）。因为这些情况广泛存在并且处在变动中，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人群体看作在双重自由两个维度上的一个续谱，称为“工人阶群”（classes of labour）（Bernstein， 2010：34）。

　　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发现，产生双重自由工人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现实中，为了克服自身危机，资本主义一边不断尝试剥夺工人阶级已经争取到的权利和福利，一边不断尝试剥夺农民的土地以生产新的无产阶级。与带有一次性意涵的原始积累概念相对，这个不间断的过程被称为“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具体而言，剥夺性积累不仅包括剥夺农民的土地，也包括私有化各类公共资产如国有企业、水资源和土地，以及通过紧缩财政政策削减各种公共福利等（Luxemburg， 2003； Harvey， 2003）。从定义可知，剥夺性积累推进的过程就是生产出生活无保障工人的过程。全球化和金融化是剥夺性积累的两个推手。全球化生产的前提是全球范围内的剥夺性积累，以生产出大量工人。这让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就业受到一定威胁（Kalleberg， 2009），也让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因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和全球过剩劳动力的存在而困于无保障的生活之中（Silver & Arrighi， 2001）。通过诱发导致大量劳动者破产的金融危机，金融化推进了剥夺性积累，生产出无法保障自己生活的工人（Harvey， 2003： 150）。诸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资料领域的金融投机加重了劳动者的财务负担（Lapavitsas， 2009）。

       （二）波兰尼式商品化

　　在波兰尼那里，商品就是可以买卖的东西；商品化指某种物品接受市场供求法则支配的过程；波兰尼式劳动力商品化就是指劳动力变成买卖对象的过程；土地、劳动力和货币是特殊的商品，波兰尼称之为“虚拟商品”，即这些商品不是为出售而创造出来的（Polanyi， 2001：71-80）。有学者将此解读为波兰尼是在道德基础上批判劳动力商品化的，即劳动力商品化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不应该被商品化（Selwyn & Miyamura， 2014）。

　　在波兰尼看来，商品化是市场扩张的结果。波兰尼认为在市场大幅扩张之前，社会的运行是建立在互惠、再分配和生产主要由个体家户承担这三个原则之上的（Polanyi， 2001：48-57）。18世纪晚期以来，商贸团体推进的技术创新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推崇的自由市场理念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的扩张（Polanyi， 2001：35-44， 138， 141-170）。政府也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维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波兰尼称市场经济是被计划出来的（Polanyi， 2001：155-156）。市场的扩张破坏了基于亲缘和乡缘等习俗规范对个人的保护，将契约自由原则加于个人头上。这种社会脱嵌一方面使个体劳动者暴露在罪恶和饥荒的风险之中（Polanyi， 2001：76），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个体旧的信仰和价值规范的制度根基遭到破坏（Polanyi， 2001：103， 164-167）。从这个意义来看，波兰尼式商品化与涂尔干式排斥都不仅考虑了劳动者生活的物质层面，也考虑了文化和价值的层面。波兰尼特别关注随着城市工业的扩张和收缩而被吸纳和排斥的农村人口的困境：城镇工业的精细分工导致工人技能面狭窄、智识水平低下，比不上耕田的农夫；后者通常可以胜任任何工作，而前者失业回乡后什么也做不了（Polanyi， 2001：95-97）。此外，波兰尼指出，工人的生活不仅受工资水平影响，也受物价水平、住所周围的环境和生活设施等影响（Polanyi， 2001：178）。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式商品化也包括了上述马克思式剥夺性积累的意涵。

　　波兰尼希望通过跨阶级的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来遏制商品化。在波兰尼看来，自由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因为着眼于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会随着市场的扩张而自发兴起，从而限制市场的过分扩张（Polanyi， 2001：136-140）。与马克思将现代社会看作由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阶级组成不同，波兰尼接受了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理念，认为社会中各个群体在遏制市场扩张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因此会在反向运动中团结起来（Dale， 2008； Polanyi， 2001：161-169）。

四、国外非正规就业相关研究的发展进程

　　至此，雇佣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一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理论图景勾勒完毕。从本部分的经验研究可以看出，综合性图景中的三种机制在现实中是并存的。这一部分将结合变动中的政治经济背景介绍这一领域在国外的发展进程。从中，我们将看到上述理论图景中的不同流派如何影响相关经验研究。

　　 受雇劳动者生活朝不保夕的现象古已有之，但该现象大规模出现是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第一波系统研究该现象的是马克思主义者。1845年，恩格斯首次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该书详细记录了当时英国工人的悲惨境况：工人们每天在空气污浊的环境中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多因为过度劳累而生病甚至早夭，只能买得起质量很差的土豆、不新鲜的蔬菜、陈年的干酪、半腐烂的肉等，住所狭窄、肮脏、阴暗，经常流行瘟疫……除了最繁荣的时期，失业后备军大量存在着，他们靠着偷窃、行乞和偶然的零工维持着可怜的生活；同时，工人针对资本家的斗争开始兴起……（恩格斯，1956）。显然，在无产阶级这个概念被发明出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整体上意味着一种没有保障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内部的差别。通过单拎出产业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进行分析，马克思暗示了相对过剩人口与无产阶级其他成分的区分。马克思进一步把相对过剩人口分为四类：第一，流动的过剩人口（floating surplus population），即随着工业生产波动时而被吸收、时而被排斥的人口；第二，潜在的过剩人口（latent surplus population），即等待变成城市或者工业无产阶级的农村人口；第三，停滞的过剩人口（stagnant surplus population），他们是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就业极不规则，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生活状况在工人阶级平均水平以下；第四，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其存在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之中，主要是有劳动能力的需要救济的贫民、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超过正常用工年龄的人、工伤受害者及亡故工人的鳏寡配偶等（马克思，2004：738-742）。根据相对过剩人口的定义，相对过剩人口对应的那部分无产阶级应该是就业稳定、充分，生活水平接近或在无产阶级平均水平以上的那部分工人（马克思，2004：738-742）。此外，马克思区分了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中最腐化的部分，如罪犯、流浪汉、妓女等，容易成为革命中的反动分子（马克思、恩格斯，1997：38；马克思，2004：74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到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完成。1945年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时期被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对这些国家的工人而言也是如此：福特制生产方式进一步巩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长，工资也在快速增长，工人组织化加强，集体谈判全面铺开，诸多劳工保护性法律颁布，政府在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大幅度增长，失业人口快速下降（孟捷，2012a）。发达国家的工人在黄金年代的生活状态改变了一些学者对于无产阶级的认识。他们开始将无产阶级概念与这种状态挂钩，同时与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朝不保夕的工人状态脱钩。黄金时代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直接性、终身制雇佣关系被认为是标准劳动关系（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成为非标准劳动关系（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的一面镜子。与此同时，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脱离宗主国独立，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直接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经济。受现代化理论影响，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是缺乏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这些国家应该优先发展这些产业，而不是通过进口获得相关产品。这一做法被称为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与出口导向型（export-oriented）政策相对。进口替代政策在二战后一度被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这个政策曾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非常有限（Bruton， 1998）。

　　二战后对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就业状态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这类研究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在拉美国家开展，其主要概念是边缘性（marginality）。1960年至1980年间拉美国家广泛推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与过度城市化的结合使得大量农村移民顶多在城市里找到最脏最累的工作，工资极低，只能住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边缘性这个概念指：第一，经济意义上，这些人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与主流的蓝领精英工人完全是两个世界；第二，这些人所承载的农村传统文化处于城市主流文化的边缘；第三，这些人的存在被认为威胁了社会稳定，制造了社会恐慌，类似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描述。后世学者对此的批判集中在：第一，所谓的蓝领精英并没有成型；第二，主流部门和边缘部门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存在诸多联系；这些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融入了主流部门相关的经济活动，而不是因为他们被隔离在外；第三，这些人的就业和居住方式对他们而言是理性选择（Perlman， 1979； de la Rocha et. al.， 2004； Munck， 2013）。这个概念一度启发了大量基于贫民窟的个案研究，但目前的学术界已较少使用。

　　20世纪70年代，非正规性（informality）相关概念开始发展。这个概念最初源于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发布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研究了当时肯尼亚的就业情况，结果发现：当时该国约90%的人口以小规模农业生产为生，城市的工业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谋生，但这些人大部分并没有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而是成为自雇者，做着小贩、木匠、修理工等工作，游离在政府监管之外。这种现象挑战了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这份报告将这些人所在的部门称为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特点主要是门槛低、规模小、劳动密集、受到的监管少；与之相对的是正规部门（formal sector），门槛高、规模大、资本密集、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这份报告鼓励政府考虑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贡献，支持非正规部门的发展（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72）。1973年，基思·哈特（Keith Hart）基于自己在加纳的研究也提出了非正规性的概念，认为正规收入和非正规收入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来自受雇的工资，后者是自雇收入；在他看来，正规部门是提供稳定雇佣机会的部门，非正规部门主要由自雇劳动者组成（Hart， 1973）。之后有研究表明正规部门也存在非正规工人（Breman， 1980），所以非正规部门的概念被扩展为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并在2000年后被大量使用。非正规经济包括了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里面的非正规成分，指在法律或现实意义上没有受到正式制度（formal arrangements）规制的合法活动，这些制度包括劳动法、税法、社会保障法等。非正规经济下的就业被称为非正规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包括自雇就业、受雇就业以及在合作社就业等（Bangasser， 2000；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2015）。非正规性相关概念广泛流行，到现在仍是这个领域最常用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遭受的主要批评是：非正规性是在正规-非正规二元结构下建构出来的概念，而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两个部门是紧密相连的（Breman， 1976）。针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后世界范围内非正规经济大幅扩张的局面，自2000年前后开始，国际劳工组织将“体面工作”（decent work）作为其主要工作目标，其2015年通过的第204号倡议建议成员国政府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5）。这种立场不同于下面这个观点：在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大危机（见下文）的背景下，非正规就业是普通人维生的重要手段，也是拉美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途径（De Soto， 1990； Rakowski， 1994）。

　　面对197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经济启动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孟捷，2012b）。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英国和美国为先导，发达国家的工会受到政府的强力打击，劳工保护性立法被逐渐削减，解雇工人变得愈发容易；政府收紧了货币政策，失业率上升；提供公共服务的国有企业被大规模私有化，公共福利的开支紧缩（Harvey， 2007）。同时，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球化、金融化和技术替代工人的趋势加速（Silver， 2003）。同期，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不过，随着80年代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收紧，大量借外债进行工业化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无法归还贷款，触发了债务危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结构性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为条件予以援助。结构性调整的主要举措包括紧缩财政支出、贸易自由化、外资进入自由化、国有产业私有化、汇率浮动化等，迫使这些国家放弃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道路，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接受救援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同样被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纷纷采用了“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改革经济，其内容与结构性调整类似。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一度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陷入困难：这些国家弱小的产业在开放的市场中不堪一击，经济下滑，失业增多，非正规经济更加活跃（de la Rocha et. al.， 2004； Easterly， 2005）。此外，随着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91年苏联解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逐步被整合进世界经济体系，这极大地增加了全球范围内劳动者之间的竞争（Silver & Arrighi， 2001）。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国家进一步紧缩财政政策并进一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在不同国家相关政策路径不一（Prosser， 2016）。

　　第三波关于劳动者缺乏保障的研究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上文的各个理论流派都有所参与，三种解释机制都有所呈现。经济学中，崇尚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打败了强调宏观调控的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宏观经济和就业政策的基石，具体表现在上述遍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在社会学对劳动者状况的分析中，排斥论占据主流。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话语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流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和社会政策界。在学术界关于社会排斥的主要流派中，当时最盛行的是涂尔干学说。涂尔干式排斥说一方面拒绝马克思的剥削说，另一方面拒绝新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认为社会排斥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团结出了问题，同时是经济和文化层面的（见上文）。在政策界，涂尔干式排斥几乎等同于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缓解办法就是让被排斥者找到工作，文化层面的排斥基本被忽略。韦伯式排斥的研究亦占据一席之地，与之相联系的是公民权（citizenship）取代阶级（class）成为80年代关于社会分化的流行话语：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是二等公民，不享有完全的公民权（Silver， 1994； Levitas， 1996）。相应的改革之道是增加公民权资格的包容性（inclusive citizenship）。在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大背景下，这种包容性导致了普惠性福利政策的退潮和针对性福利政策的增强（Peters & Besley， 2014）。20世纪70年代，法国遭遇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国家调控的失败；同时，马克思主义因意识形态问题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冷落。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新宠。福柯对社会排斥的解读和他对社会保障政策的激进立场正是这种风潮和福柯终生对权力的批判共同作用下的产物（Zamora， 2016）。目前，在非马克思主义对劳工状况的分析中，新古典式排斥和韦伯式排斥的分析占据主导地位，涂尔干式排斥和福柯式排斥的分析并不多见。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排斥话语下，不稳定工人（precariat／precarious workers）这个概念开始流行。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precarity）这个术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在19世纪就被发现和就业联系在一起，二战后这种用法开始增多（Betti， 2018）。不稳定性这个概念从80年代开始在法国流行，之后在英语学术界广为使用，特别是2011年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出版《不稳定工人：危险新阶级》（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一书之后（Munck， 2013）。这本书引发了不稳定工人是不是一个新阶级的巨大争论，多个学术杂志出版了相关专题，从而将不稳定性这个概念主流化。斯坦丁将不稳定工人称为“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该词是“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的缩合。斯坦丁通过“匮乏”来定义不稳定工人。在他看来，不稳定工人就是缺少有酬就业机会，工作不稳定，缺少培训机会和晋升空间，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Standing， 2011：10）。在目前的文献中，不稳定工人的另一个操作性定义是各种在非标准雇佣关系下工作的人，包括自雇工人、小时工、临时工、派遣工、外包工以及最新的平台经济工人等。这类就业常被称为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相关研究一方面指出了灵活就业给工人带来的好处，比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自主性加大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这类工作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和超剥削性（如Wood et al.， 2019）。在斯坦丁看来，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上，无产阶级工作稳定，社会福利好，政治权利完善，而不稳定工人工作不稳定，福利差，政治权利有限，因此不稳定工人是一个新阶级（Standing， 2011）。对此的批判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不稳定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和根本利益与无产阶级具有一致性，因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不稳定工人的不稳定境况会延缓其阶级的形成，但不会阻止这一进程；实际上不稳定工人已经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扮演重要角色（Wright， 2016； Keizer， 2008）。

　　与排斥论相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波讨论中复兴了无产阶级的最初特征，即缺乏生活保障，认为不稳定工人的增加是一个无产阶级不同成分走向团结，而非分裂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变迁的过程看作世界范围内产业后备军重组的过程（Jonna & Foster， 2016）。在具体分析层次上，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西方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消解和重构（unmaking and remaking）；另一个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的产生（making），①很多这类研究带有全球产业链视角，如“工人也要获益”（Capturing the gains）研究网络发布的文献。②马克思主义者对剥夺性积累的讨论开阔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工研究的视野（Harvey， 2003）。剥夺性积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也使得波兰尼1944年首次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在学术界流行起来（Polanyi， 2001［1944］）。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影响力下降的年代，剥夺性积累及其遭遇的反抗常常被放在波兰尼市场扩张-社会保护双向运动的分析框架下来考察。波兰尼，而非马克思，成为商品化理论的代言人（Levien & Paret， 2012），而日常生活资料的金融化这一研究领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阵地。

　　在西方世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危机也威胁到“丈夫养家”的家庭模式（male breadwinner family），推动了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Janssens， 1997）。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型政策时期发展的重工业在自由贸易环境中严重萎缩，而这个部门曾为男性提供大量工作；同时出口导向型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出口加工区和服务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女性就业（Safa， 1995）。性别由此愈发成为劳工研究的重要维度。此外，7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就业机会萎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务工的移民人数显著增加（Zlotnik， 1999）。移民相关的视角由此在劳工研究中发展起来。今天，翻开任意一本劳动社会学或者劳动关系学的国际期刊，可以看到大量对各类弱势群体如女性、移民、年轻人在各类非标准劳动关系下工作的个案研究，以及少量链接宏观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工人境况的定量或定性研究。除此之外与之相关的是大量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

五、国外经验研究批判及国内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从对劳动者生活缺乏保障这一现象长时间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个领域的研究始终与全球经济体系的变迁密切相连，不同地区发展出的概念和关注的主题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同一概念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段的应用也有所差异。然而，从这多元的差异性中，本文还是能够识别出一些值得担忧的共性：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及其带来的问题。虽然该研究领域存在诸多理论流派，然而在目前相关学术界和政策界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都占据着主流位置，其他理论流派的学说只占据边缘位置。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鼓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所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城乡关系中乡村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建议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劳动者的处境。

　　第二，剥削机制在该领域的边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这一领域最初发轫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剥削机制在这个批判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就这个领域后续的发展而言，从最初的边缘性，到正规性，再到不稳定性的相关研究中，排斥机制占到核心位置。这也导致在政策领域，国际劳工组织发出了非正规经济正规化的倡议。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相关分析没有将劳工状况放在劳动者与资本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视野下考察，而是更多地放在公民-国家的治理框架，或者不同类别工人之间关系的视野下考察。排斥机制的打破固然有助于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但只关注排斥机制和被排斥群体不免会漠视未被排斥群体内部的不公平。而且，打破排斥机制并不能使劳动者免受剥削。在一个正规就业劳动者的处境愈发岌岌可危的年代，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对劳动者处境改善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Feng， 2019）。

　　第三，商品化机制与剥削和排斥机制存在断裂。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较好地结合了剥削和排斥两种机制对劳工状况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商品化也有大量研究，不过这两类分析往往出现在不同的文献里，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则往往只侧重于排斥机制。然而，在一个雇佣关系能够提供的福利越来越稀薄的年代，我们必须同时分析工人从生产领域拿到的工资和工人在再生产领域的必须开支，即同时分析剥削、排斥和商品化，才能刻画工人的真实生活。

　　第四，重个案研究，轻历史性、比较性、宏微观结合性研究。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为基于工作场所和各种非标准劳动关系下的截面式个案研究，较少出现历史研究（如《韩国工人》和《劳动与垄断资本》），比较研究（如有研究分析了2008年危机后欧洲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转型道路［Prosser， 2016］），宏微观结合性研究（如《劳工的力量》将资本的全球性策略与工人的地方性处境结合起来分析）。截面式个案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现实当然是有益的，但是历史、比较、宏微观结合性视野的缺失将使得我们无法把握该领域的整体面貌，也无法真正地理解个案。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对未来国内相关研究的建议如下：一方面，要综合考虑剥削、排斥和商品化三种机制；另一方面，在坚持个案研究的同时，适当注重历史的、比较的、宏微观结合性的研究，在其中考察三种机制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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