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亚诺夫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一、基本概念：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应该如何设置，即国际学术界通称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政治治理的重点。与中国学术界的“三农”问题概念不同，国际学术界不仅将“农地”纳入“农政问题”的研究框架，同时以整体论的视角将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构建为关系统一体，从而形成以“农政问题”为统一概念指涉的农村社会研究范式（叶敬忠，2018）。

  对农政问题的知识考古发现，“农政”（agrarian）概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指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这四个方面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物质资料与政治权力等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关系。而“农政问题”最早由考茨基在1899年作为学术概念正式提出（Kautsky， 1988：12）。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农政问题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本文将“农政问题”定义为：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国家发展，如何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属性，在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方面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哪些实质性阻碍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阻碍因素以及如何使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发生哪些转型以成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动力，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动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来促进这些转型和发展。在农政问题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农政变迁”（agrarian change），即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变化，尤其是农业生产形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和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等方面的变化，也已成为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论域（叶敬忠、吴存玉，2019）。

  农政问题研究具有深厚的知识传统和清晰的理论传承。对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阐释已经形成五大经典的理论框架，即马克思主义、恰亚诺夫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后结构主义①。其中，马克思主义和恰亚诺夫主义构成农政研究的主要学术流派。在此方面的三部经典著作是农政问题研究的源头活水，它们是考茨基的《农政问题》②、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本文是对恰亚诺夫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观点梳理和分析研究。

二、理论溯源：农政研究的恰亚诺夫传统

  考茨基的《农政问题》于1899年出版之后，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在俄国农业民粹派③既有传统之上，将“农政问题”的研究推进到更高的阶段，其中的一个标志便是其于1923年首先以德语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著名的恰亚诺夫-列宁／考茨基论辩或恰亚诺夫主义-马克思主义论辩。

  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恰亚诺夫将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这四个方面置于家庭农场的“劳动-消费均衡”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微观理论之下进行整体分析。与俄国19世纪传统民粹派极端反对和憎恶农业资本主义不同，恰亚诺夫并不赞同资本主义在贫穷的俄国农村无法建立的观点（Shanin， 1986：16-17），而是认识到俄国农村中无产阶级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俄国农业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农业正在不断卷入世界经济的洪流之中，资本主义经济中心正使农业逐渐处于依附地位。恰亚诺夫指出，家庭农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持续存在，面对人口压力，小农家庭与资本主义企业有着完全不同的应对逻辑，即使劳动的边际报酬很低，小农家庭农场也会继续增加劳动投入，为的是获得更多的产出，即所谓的“自我剥削”。恰亚诺夫认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农业并不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唯一方式，农业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也并不一定要建立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大生产单元。即便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小农经济也能以其独特的“小农生产方式”抵抗资本主义的渗透。每个小农企业既是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小农企业的汪洋大海也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恰亚诺夫，1996：258）。

　　恰亚诺夫将家庭农场放在动态的国民经济体系中考察，认为在世界经济总体向资本主义经济迈进的情况下，小农经济和家庭农场不可能独善其身，资本主义经济要么通过“横向一体化”，要么通过“纵向一体化”，将家庭纳入其经济体系中。“纵向一体化”是指资本通过联合、标准化和监督生产的方式，将大量分散的农民农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与扩大农场生产规模的横向一体化相比，纵向一体化对于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更有利可图。基于这种判断，恰亚诺夫提出，应该将小农农场组织起来，走小农合作化的农业道路，努力超越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发展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恰亚诺夫，1996：266）。

　　仔细分析《农民经济组织》的内容和结构，可以肯定的是，恰亚诺夫撰写这本著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回应考茨基和列宁的两部“农政问题”专著——《农政问题》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与他们围绕“农政问题”进行思想观点的交流和对话。换句话说，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是一部典型的“农政问题”的研究专著。在学术和文献的系谱中，考茨基的《农政问题》、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必须摆放在一起。

　　在《农民经济组织》的导言中，恰亚诺夫明确说明了其研究的背景，即过去数十年在马克思主义和农业民粹派之间关于农业的命运、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农民分化和无产阶级化等问题的激烈论争。显然，这些主题正是考茨基在《农政问题》中定义的“农政问题”所讨论的内容。恰亚诺夫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农民农场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农村是城市工业资本家的国内市场，农民则通过无产阶级化成为流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而农业民粹派希望在农村找到抵御正在来临的“资本主义灾难”的根本手段。除了这种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之外，当时再无其他关于农民、农业、农村和土地的理论和思想（Chayanov， 1966：35-36；恰亚诺夫，1996：2）。可见，恰亚诺夫明确了自己的研究主题，即马克思主义和民粹派论战的“农政问题”，并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范式。

　　其实，恰亚诺夫的思想观点自1912年就开始陆续发表，并引起不少批评。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组织》中把对他的批评归纳为五条：研究脱离了社会经济与历史背景，研究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道德高尚的农民劳动并不存在而农业正在进行资本主义转型，农民不断分化并存在残酷的相互斗争，理论美化了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农场也支持了反动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Chayanov， 1966：43；恰亚诺夫，1996：10-11）。可见，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是为了回应和对话考茨基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政问题”理论思想，一切均围绕“农政问题”这一主题。

　　《农民经济组织》还针对考茨基和列宁在其“农政问题”专著中的某些特殊主题进行了特别的研究和分析。例如，考茨基对农民小生产者的过度劳动（overwork）／辛苦（drudgery）以及合作社等并不看好（Kautsky， 1988：110，115，120-132），而恰亚诺夫则在《农民经济组织》中用了大量篇幅或整个章节分析农民农场的“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辛苦以及小农农场“纵向一体化”合作的特征和重要性（Chayanov， 1966：70-102，263-269）。

　　在《农民经济组织》的英文版中，对恰亚诺夫有深入研究的法国教授巴西勒·凯尔布莱（Basile Kerblay）撰写序言指出，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使很多左派农业官员和农业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俄国的农政问题，俄国国内出现了多种农政计划方案，正是在此背景下，恰亚诺夫使用“农政问题”这一概念于同一年撰写出版了《农政问题是什么？》（What Is the Agrarian Question）。凯尔布莱明确指出，恰亚诺夫的六十余本出版物全部是研究和讨论俄国“农政问题”的，而且代表了那个时代理论和实践的最高水平（Kerblay， 1966：xxvi， xxxvi-xxxvii）。另一位对恰亚诺夫颇有研究的美国教授丹尼尔·索纳（Daniel Thorner）在《农民经济组织》的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考茨基和列宁在1899年同时出版的《农政问题》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都认为资本主义大农场必将吞并小农生产，正是针对这一论断，恰亚诺夫通过研究否定了小农必将消亡的观点，并认为农民家庭农场的竞争力远远超过一些大规模资本主义农场（Thorner， 1966：xviii-xix）。

　　恰亚诺夫在1908年—1928年之间频繁到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考察研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正统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之间长达二十余年的“农政问题”大辩论（1894年—1914年）必然十分熟知。凯尔布莱指出，恰亚诺夫的思想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修正主义派的思想对理解农民农场都做出很大贡献（Kerblay， 1966：xxvi，lxvi）。虽然对于考茨基和恰亚诺夫是否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互动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之间关于“农政问题”的观点碰撞是存在的，而且考茨基本人似乎对恰亚诺夫的思想并没有尖锐的批判（Kerblay， 1966：lv；Shanin， 1986：17）。

　　可见，围绕“在资本主义进程中俄国农村社会该往何处去”的核心关切，恰亚诺夫依托专业的农村调查机构和先进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对俄国农村社会的独立性和可能的发展形势作出奠基性的探索，力图提出基于“俄罗斯精神”的回应方案，旨在探索俄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恰亚诺夫思想的成型来源于三个契机：一是对俄国广布而多元的小农社区、小农阶级以及俄国民粹派激进政治运动的接触与了解，二是俄国地方自治局丰富的统计数据，三是处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转型时期（范德普勒格，2020：23-25）。

　　随着恰亚诺夫相关著作的翻译和引介，恰亚诺夫思想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形成了一股“恰亚诺夫热”，其思想往往与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形成争锋焦点（黄宗智，2014a：5）。恰亚诺夫思想对西方学术界的农政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着的恰亚诺夫思想已经脱离原生的俄国社会情境，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恰亚诺夫的思想魅力并未消退，许多学者开始自觉阐释和捍卫恰亚诺夫的思想或围绕恰亚诺夫的核心思想进行讨论和争锋。在“恰亚诺夫热”的背后，有恰亚诺夫主义的信仰者，也不乏恰亚诺夫思想的反对者。争锋的背后，依然潜藏着对恰亚诺夫思想的简单化理解，如认为恰亚诺夫维护小农的绝对稳定性，自然成为“站在人民一边”的宣言者；认为恰亚诺夫的立场是崇尚一种与资本主义隔绝的理想形态，具有浪漫化倾向，是过时的和不具有解释力的（熊春文，2017）。对恰亚诺夫思想的简化理解虽然有助于传播和明辨其立场，却影响了学界对恰亚诺夫思想及其理论发展的多层次理解。学术界既需要正本清源，即对恰亚诺夫的农政思想做出准确把握，也需要对恰亚诺夫农政思想的发展脉络做出梳理，探究恰亚诺夫的农政思想如何历经不同的社会情境仍具有解释力，如何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恰亚诺夫主义或恰亚诺夫主义“宣言”（秦晖，1996：20-21；范德普勒格，2020：51）。

三、农政变迁：纵向一体化、贫富循环、土地社会化与农村合作化

  具体而言，恰亚诺夫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主要表现为小农生产的独特性与纵向一体化合作、小农的生存属性与贫富循环分化、土地社会化分配与土地合作制、合作制 + 支持型国家的农村道路⑤。

       （一）农业生产：小农生产的独特性与纵向一体化合作

　　恰亚诺夫对农业的关注集中在对小农农业生产形式特殊性的探讨，而小农农业生产形式的特殊性是在小农农业生产形式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二元框架的对比中凸显出来的。小农农业生产以其两个特征而与其他生产形式相区别，即以家庭作为生产单元和非商品化的家庭再生产（Friedmann， 1980）。具体来说，小农农业生产形式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小农农业生产形式基础性质的界定。范德普勒格（2020：9）指出，恰亚诺夫在《社会农学》一书中将小农农业视为“平衡的艺术”，小农农业不仅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性功能部门，而且是人、自然和社会协同进化的“艺术”活动。农业的艺术正是取决于人、自然和社会巧妙的协调与交织。而小农农业借助于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协调成为有机整体，这些经过调整的平衡关系并非静态停滞的，它们是动态变化的，并将转化为农业可持续性的愿景。因此，小农农业不是单纯的自然资源攫取性活动，而是维系着生产与再生产的平衡。而小农农业的发展不能纯粹利用自然科学理论或固定的经济规律做出解释，小农农业生产形式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需要做出改变（Ploeg， 1993）。

　　其次，小农农业生产形式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的社会特性。第一，从农业生产方式的内部构成原则来说，小农农业由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个要素组合而成，而各要素配置服从于“劳动-消费均衡”体系原则，即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的确定取决于“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费需求”的动态平衡，农民农场的规模取决于家庭的消费需求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恰亚诺夫，1996：58）。资本主义农业则以理性计算为原则组织生产，目的是以低生产要素和低劳动力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大规模持续扩张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的典型逻辑。第二，从农业生产形式与市场的关系来说，小农农业生产形式代表着农业对市场的制度化远距（institutionalized distantiation），小农农业生产并不以利润为目标，其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其中劳动投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恰亚诺夫，1996：28；吴晓燕，2006）。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则高度商品化并置身于对市场的依赖之中，从而服膺于市场价值规律的竞争性淘汰。第三，从农业生产形式的多功能性和附加值来说，小农农业生产常以农业集约化的经营方式即集约化的耕作方式或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方式吸纳劳动力，以此有效地增加农业总收入（恰亚诺夫，1996：91）。因此，小农农业生产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较大优越性，小农生产的经济系统能够抵御大型资本主义农场的冲击，从而维护自己的地位（恰亚诺夫，1996：256）。

　　最后，关于小农农业生产形式的变迁方向。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经济在私有制下得不到巩固，应限制家庭农场农业生产的自发性，将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引入未来的农业组织之中。恰亚诺夫的设计是，通过“纵向一体化”,即以小农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社为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提供服务，来使小农家庭从市场获得收益，而不是使拥有资本的公司或资本家实现资本盈利（恰亚诺夫，1996：266；黄宗智，2014b）。可以说，恰亚诺夫并非固守小农农业的“小生产”，而是呈现为混合型的观点，他所设想的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村发展的道路是“小农家庭农场 + 合作社 + 支持型国家”的形式（潘璐，2020），他希望推行合作制形式的纵向一体化，以此同农业生产有机结合，并达到适当的深度和广度（恰亚诺夫，1966：268）。

　　（二）农民群体：小农的生存属性与贫富循环分化

　　恰亚诺夫特别关注小农阶级的独特性以及农民分化的特殊形态。首先，恰亚诺夫认为“生存性”是小农行为的本质属性。农户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动态的均衡性，“家庭农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恰亚诺夫，1996：28）。恰亚诺夫认为，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具有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吴晓燕，2006：4）。基于小农生产和消费的均衡逻辑，恰亚诺夫关于小农阶级的观点常被归结为“生存小农”。这直接启发了诸多学者，如阿拉吉（Araghi， 1995）同样认为，小农拥有对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的直接可获得性，小农概念的核心特征是生存。弗兰克·艾利思（2006）从经济行为的属性界定小农，认为小农是“主要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生活资料，在农业生产中主要利用家庭劳动的农户，农民部分地参与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的投入和产出市场”。以恰亚诺夫的农户“劳动-消费均衡”体系为原型，詹姆斯·C·斯科特（2001：19）勾勒出农民特有的道义经济学，即农民的行为动机和村社的制度安排都以“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为内在指向。可见，不同概念诠释试图结合不同情境拓展小农的概化含义，但均将小农的“生存性”置于中心位置。

　　其次，关于农民分化形态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小农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恩格斯，2009：512），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取代“小生产”的过程中，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对立逐渐侵入农村和农民家庭（考茨基，1955：132-133）。恰亚诺夫与马克思主义对农民分化的认识不同，恰亚诺夫依据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农民家庭自身的独特社会规则能够避免受到两极分化规律的支配，农民家庭的多样性分化并不是“社会分化”，而是家庭“人口分化”的结果，“农场规模的差异主要是由随着家庭建立时间的变长而出现的家庭规模的扩大这种人口过程造成的”（恰亚诺夫，1996：254）。在“人口分化”的作用下，农民分化呈现的是一种“贫富循环”的多元理性。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认为，恰亚诺夫的学说可以很好解释俄国农民分化的现实，农民特有的分家规则和婚配逻辑保证了村社系统的经济平衡。在俄国村社，农村社会法则是财产在儿子间平分，家庭越是富裕，人口规模越大，财产就越需要均分成更多份。因此，分家析产的过程也是富农家庭经济力量下降的过程。然而在缺少生产资料的贫农家庭，婚姻不是基于年轻男女的自由恋爱，而是由双方父母做主；父母以家庭生产资料互补的方式为儿女婚姻做决策，这将带来贫困家庭境遇的改善。因此，农民家庭呈现贫富的流动性或循环性，这挑战了农民必然两极分化的基本论断。（《【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特6讲：“进步社会”里的农民》，2016）

　　最后，关于农民未来命运的探索。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生产-消费的均衡逻辑以及农民分化形态说明小农具有稳固的生存弹性，难以符合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规律和阶级分化规律。因此，恰亚诺夫主张，小农本身可以发展出可替代的现代化策略，小农有能力反抗资本主义现代化（Cox， 2002）。恰亚诺夫指出，“在我们面前是几百万的小农，他们有自己的习惯和自己对于农业的理解。他们是无人能驱策的自由人。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观念行事”（范德普勒格，2020：26）。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具有解放自己的潜力，小农特质能够激活更人道、更有效的发展，将小农从依附和被剥削的历史地位中解放出来（转引自潘璐，2012）。

       （三）农地权属：土地社会化分配与土地合作制

　　恰亚诺夫认为，小农家庭农场的土地利用形式同样并非遵循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而是仍然服从于“劳动-消费均衡”体系，在土地不足时，农民家庭往往采用农业集约化的经营方式。这是以严重偏离适度经营规模水平而达到家庭的基本平衡。但如果购入土地可以改善家庭农场内部均衡，农民愿意支付的地价远在资本主义的地租价格之上，最终“劳动农场的土地评价原则会成为市场的决定因素，并将资本主义的土地价格排挤出去，土地从资本主义农场向劳动农场的明显转移便会发生”（恰亚诺夫，1996：234）。

　　在土地的分配形式上，恰亚诺夫认可一种“土地社会化”的分配方案，这是基于俄国村社惯习的土地分配形式。“应该依靠俄国农民的村社生活传统和劳动观念，按照农民习惯上认为‘土地是无主的，谁劳动谁就有权使用’的习俗，把俄国现有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社会化’”，可以通过村社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并保证结果平等，并设置共耕地（金雁、卞悟，1996：122）。“土地社会化”具有不同于土地国有化的优势，其优点在于分散化和权利无害性，因此可以规避土地国有化的集中垄断和官僚化的缺陷（师建军，2006）。据此，恰亚诺夫认为土地国有化的垄断式土地集中方案尚未成熟，因此，“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将从前的大农场的大部分土地分割为较小的单位”（恰亚诺夫，1996：267），以在纵向一体化的基础上将土地合作与农业生产有机结合起来。

       （四）农村发展：合作制 + 支持型国家的道路

　　恰亚诺夫虽然崇尚俄国公社的传统，但并非对村社文明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天真”，而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村生产关系的影响机制。恰亚诺夫认为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构成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力。“正是这种将闭塞而孤立的家庭农场转变为小商品生产者的贸易联系始终是把分散的农民农场组织起来的第一种手段，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农村渗透开辟了最初的途径”（恰亚诺夫，1996：258）。

　　但恰亚诺夫认为俄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并非要在资本化和集体化的二元形式中选择，他试图找寻一条与农民共进共退的“中间道路”。在此方面，恰亚诺夫再次阐发了合作制的思想，希望农村合作的形式能够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渗透。恰亚诺夫主张一种垂直整合的合作制观点，主张在农村建立合作联合组织联结中央机构，以此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组织创造条件。农村“应当通过合作社联合组织和合作社联合会体系努力使每一个农民农场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央机构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以此把每一个农民农场汇入计划经济的主流”（恰亚诺夫，1996：269）。恰亚诺夫希望借此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构建一种农村合作化和支持型国家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实现农民合作社联合的农村发展模式，而非苏联的集体农庄式发展道路。

　　总体而言，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的恰亚诺夫主义思想来源于独特的社会时势，即俄国在帝国主义链条中处于最弱的位置，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在俄国有所发展，但在俄国农村并未呈燎原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市场关系完全开化的时代背景下，恰亚诺夫一方面看到小农和农村的均衡优势；另一方面也认可资本主义在农村渗透的现实，认为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并不能独善其身。最终，恰亚诺夫选择了一种“混合的就是美好”的方案，即在肯定小农生产和小农家庭独特性的基础上，通过纵向一体化的合作制联盟形式联结支持型国家，以此消灭农村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并阻止农村农民阶级的两极分化。

四、恰亚诺夫主义的理论发展

  恰亚诺夫的农政思想是对俄国农政变迁现实议题的直接回应，构成当代农政问题研究的基本学术线索。作为极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和学术范式，恰亚诺夫的思想始终是农政问题研究的灵感源泉以及不断开拓的动力所在，后续学者沿袭恰亚诺夫开创的研究传统，结合社会情势的变化，对恰亚诺夫的农政思想进行再阐释，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恰亚诺夫主义流派。

　　恰亚诺夫所要回应的经典农政问题是“在资本主义进程中俄国农村社会该往何处去”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而经历百余年的历程，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全球化已赋予恰亚诺夫主义农政研究新的内容。目前，恰亚诺夫主义成为国际农政问题研究的主流学术思潮，恰亚诺夫主义的农政问题研究已不再执着于“资本主义正确与否”的方向之争抑或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是不断深化原有的经典理论，并结合全球化和社会反向运动广泛兴起的情势变化，对目前小农阶级存续性和农民权争夺的议题做出阐释。新时期恰亚诺夫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视野更加宏大且论域更加广泛，更加聚焦于深度市场化背景下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的结构性转型。

　　新时期恰亚诺夫主义农政问题的研究将全球范围内普遍兴起的“再小农化”作为主要关注点。在农业生产方面，在恰亚诺夫小农农业生产形式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的二维框架基础上，范德普勒格（2013：1-3）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农业生产模式已经分化为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公司农业三种类型，而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则完全依托市场化的商品生产，并日益与农业工业化的趋势相连接。但优质农产品生产、能源生产、农地管理、景观维护等多功能性的创建几乎总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从而体现出一种农业生产的“范围经济”（Saccomandi， 1998：136），小农生产形式在增加生产性就业，提高收入和增加产量方面更具优势。而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中，具有多功能性和附加值的生产则受到抑制（范德普勒格，2013：190），这是在市场化深入发展时期对恰亚诺夫主义宣言的再次肯定。同时，一系列“农业生态运动”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恰亚诺夫主义的拥护者。这些农业生态运动包括以有机农业、低外部投入型农业、节约型农业等为主题的运动，这些反向运动对工业化农业和化学农业进行反思，旨在对农业进行深刻重组，并重新回归协同生产的模式，使自然恢复为与人类协调生产的角色。因此，这些反向运动正在使农业变得更加小农化（范德普勒格，2020：73）。同时，如“社区支持农业”“巢状市场”“短链农业”等都旨在加深城乡互助，以激活农业的多功能性，赋予农业可持续性和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杨嬛、王习孟，2017），这些社会反向运动无疑再次印证了恰亚诺夫主义。

　　新时期的恰亚诺夫主义者对“去小农化”的论题存疑，认为小农阶级并未被彻底摧毁，小农生活方式依然广泛存在，而所谓的“去小农化”和“再小农化”都可以被视为贫困人口应对生存的多元化表达（Johnson， 2004）。“再小农化”具体表现为量上小农群体人数的扩大以及质上小农自主性的增强。再小农化的运作机制在于对社会和自然世界广泛而根本的重组，是小农在被国家机器、规制系统以及农业企业剥夺的情境下为自主性和可持续性斗争的场域（范德普勒格，2013：183）。在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小农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沙宁指出，小农的变迁通常是由社会中非小农的部分所决定的，工业化的扩张、城镇化、市场经济、大众媒体等在小农社会的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小农的形态在此过程中确实发生变化（Shanin， 1971）。沙宁的“作为一个过程的小农阶级”、范德普勒格的“新小农阶级”（范德普勒格，2013：1-2）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小农群体正在日益去阶级化，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将小农群体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残余”或“小农已死”，都无助于描述当今小农群体动态变化的现实，小农本身可以成为与时俱进和动态更新的群体。这再次印证了恰亚诺夫经典的农政观点，即小农本身具有文明化的可能，小农具有解放自己的潜力。但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小农仍然需要为农民权而奋斗，诸如“农民之路”等社会运动都要求对农民赋权。马克·埃德尔曼（Marc Edelman）指出，“农民之路”的核心主张是农民作为全球化和工业化时期的弱势群体，需要得到特殊保护，同时农民应该掌握食物主权，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食物体系、生产方式、技术使用、生产目标和环境承载限度（叶敬忠，2016a：132-133）。

　　在土地权属方面，新时期恰亚诺夫主义者将土地与自由相关联，深切关注农民的土地权利。土地构成重要的社会保障资源，确保获得土地是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险。萨图尼诺·博拉斯（Saturnino M. Borras）指出，底线是希望贫穷的农民不会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且希望他们总能够被赋予谈判和协商的权利（叶敬忠，2016b：162）。而从大农户到小农户的土地再分配可以使过小的生产单位更接近最佳规模，使生产要素更经济地整合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提高农业产出（Lipton， 1977：106-107）。农民获得土地的分配方式不再是恰亚诺夫考察的依托村社内生性和循环性的土地分配方案，而是更加依托于国家干预的作用，可以通过国家干预进行彻底土地改革，把可耕地的产权从地主转移给小农和无地劳工（Griffin et al.， 2002）。除此之外，由贫穷农民群体发起的“无地农民运动”具有对土地所有权民主化的诉求，其焦点在于“建立一种民主的农业模式，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土地、水和种子”（马丽雅，2008），这场运动已经催生超过四十万名新兴的小农生产单元（Veltmeyer， 1997）。

　　在农村社会中，重新思考社会转型中乡村的价值成为恰亚诺夫主义关注的核心。从乡村存在的价值来看，农村是区别于城市和荒野的独特人文环境，农村能够扮演重新思考文化与自然问题的角色（Rolston， 1994：175-177）。当前，农村转型面临的重大境况是人口流动，一些人口流动形式会逐渐削弱乡村的活力，有些流动形式却能够推动乡村复兴，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文化，即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中重返乡村、改善乡村是否重要（范德普勒格，2020：51）。可以说，农村不仅是地理空间和经济空间，也是文化空间，农民依托“重返乡村”的价值面向以及“匠人工艺”，可以将农村改造成“魅力乡村”，农村发展将更加文明化，农村蕴含着推动发展与转型的有效力量。

　　基于新时期社会情势的变化，恰亚诺夫主义的理论发展更加兼容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因素的考量，激活了学术理论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潜力，一系列社会反向运动的兴起迎合了恰亚诺夫主义的观点，也成为恰亚诺夫主义持续保持生机的秘密。这成为恰亚诺夫主义“初心”的印证：农政学者要成为“学术活动家”，即学术研究者要在全球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积极投身于赋予小农存续性以及农民权基础性的倡导活动之中。总体而言，新时期的恰亚诺夫主义沿着恰亚诺夫开创的农政传统研究路线，将市场化因素深度纳入其中，从而不断丰富其解释力，而恰亚诺夫主义也持续鼓舞着一系列社会运动，构成引领社会重视农业农村价值以及农民权和土地权的鲜明旗帜。

五、恰亚诺夫主义在中国的应用

　　在中国，有学者利用恰亚诺夫主义的相关思想进行创新性的理论探索，如黄宗智（2014a：5）融合了恰亚诺夫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建构出“综合小农”的论说，即中国小农是维持生计者、受剥削的耕作者与追求利润者的统一。而部分学者也将恰亚诺夫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和黄宗智的学说结合起来，提出“社会化小农”来描述深入卷入市场化但经营规模仍比较小的农民（邓大才，2006）。虽然恰亚诺夫主义作为一个思想元素融入理论创建之中，引领了学术争辩，但将恰亚诺夫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农政问题研究的独立的整合性范式仍未独立出来，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和主流经济学提倡规模效率优先的研究范围中，恰亚诺夫主义的思想难以得到完全重视。也有学者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利用恰亚诺夫主义分析问题的指向，却不自觉地应用恰亚诺夫主义的某些思想成分，对中国农业、农民、农村和农地问题进行分析。在农业方面，这些学者坚持小农农业优势论并构建以小农生产形式为基础的多元化发展模式。有学者从生产过程、市场应对和成本管理方面论证小农农业生产方式的合理性，认为小农农业生产形式并不会消亡，其未来发展方向是产加销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综合性的家庭制小农经济以及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适度规模经营（张德元，2004；韩俊，2014a；黄宗智，2014b）。在农民方面，这些学者倡导“小农立场”。小农具有持久生命力，并在当代农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小农的存在对社会稳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社区秩序、景观创造、乡村复兴和文化保护等具有积极的维护和促进作用（付会洋、叶敬忠，2017）。国家为数量极其庞大的弱势农民群体提供底线保护，是国家制定“三农”政策的根本立场（贺雪峰，2015）。在农地方面，这些学者坚持土地权利的农民归属和土地保障功能论。有学者主张地权应当归农，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土地（秦晖，2007）。农村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其中土地对失业人口的吸纳起了重要作用，土地仍然是大多数农民安身立命之本，是其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靠（韩俊，2014b）。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在为农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的同时，也是中国历次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基础，因此应该警惕私有化趋势对乡村社会的摧毁（温铁军，2014）。在农村方面，这些学者坚持“村社理性”的“比较优势”。“村社理性”具有社区成员权认定和文化共同体保障的双重属性（何慧丽等，2014），农民可以在进城务工经商失败后返回家乡熟人社会生产生活，从而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贺雪峰，2014）。因此，“找回村社”正是农民所需要的（贺雪峰、龚春霞，2010）。在以上对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的分析和论述中，均内含恰亚诺夫主义的思想成分，但中国农政研究尚未得到更加系统的理论整合，目前不完全具有与国际相对成熟的农政研究进行对话的基础。

　　总体而言，恰亚诺夫主义本身并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其可以结合不同社会情势不断丰富自身的思想外延。从全球化的“再小农化”分析，社会反向运动倡导，到中国场域的农政问题研究，恰亚诺夫主义的研究论域不断结合时代变化和国情意识做出拓展。可以说，恰亚诺夫主义的不断“复活”实质映合人类社会对人与社会价值的根本追寻。但是，恰亚诺夫主义农政研究范式仍然需要更加系统化提炼且更加具有中国化的表达性。首先，中国学术界应重新梳理当前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论域，以“农政问题”为核心重新整合国内关于农业、农民、农地和农村的学术研究，重点集中于农业生产形式、农民群体分化、农地所有权形式以及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四个方面议题的整合，以此形成与国际农政问题研究领域对话的共识基础。其次，结合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学者可以自觉应用恰亚诺夫主义或其中的优势元素指导中国农政研究，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为国际学术界农政问题探讨贡献中国智慧。最后，学术界应充分发挥恰亚诺夫主义的现实指导功能，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以小农户为主体的乡村振兴事业。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3ASH007）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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