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共同体的线上建构*

一、引言

　　中国传统乡村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相对低隐私和同质化的熟人社会。①村落以宗族血缘和邻里互动为关系纽带，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人口流动相对封闭，同质性特征明显，具有天然的共同体特征。②一个稳定的村庄社区能够为成员们提供归属感，进而加强社区粘性与村民间的合作意识。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其存在和演化对西部村落的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

　　我国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村庄大国”之一，近年来针对农村地区颁布的一系列政策，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促进了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高速发展的红利将城镇化理念渗透到了中西部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生产方式的革新促进封闭的村落逐步开放，便利的交通工具带来了村民间跨区域的劳动合作。城镇化进程中的“虹吸效应”让农村人口从空间上巨量流动，大城市在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吸引着年轻劳动力，人口密集产业由农业迁移至现代工业。这些变化让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也从整体上促使西部村落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局面。

　　然而，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并不意味着村落社会治理能力也得到了全面提升，经济增长与村落治理模式的不平衡发展，令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西部村落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当城乡关系发生变化时，村落共同体因大规模人口流动失去了稳定性，“村落空心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老人和小孩成了留守的“主力军”，村落社区渐失往日活力，呈现出“老龄化”“弱龄化”，甚至是“弱势化”的趋势。村庄精英群体和中坚力量的流失，致使基层治理失去了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而消解社区原本稳固的邻里关系。当留守村民间的连接更加疏散，交往深度降低时，弱化的团体意识和合作意识导致村内的公共事务难以得到高效可靠地解决。与此同时，外出村民远离家乡所产生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也让他们逐步失去了对乡村的归属情怀。

　　农村社区“形在而神不在”，“空壳化”“散沙化”现象严重，公共性日益衰落。③“互不相关”的邻里、离散化社会与“原子化”趋向进一步离析村落共同体，乡土团结陷入困顿。④目前看来，国家权力从乡土“退场”之后，农民之间横向的连接出现断裂，乡村整合能力有所降低，西部村落共同体式微。由此，本研究选择关注乡村社会和村民，不仅是国家政策的驱动，更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村民在社会交往模式、价值观念等问题上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⑤。

       已有相关研究显示，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产物，微信群的出现为当下西部村落社会离散化、空心化问题的缓和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圈群化传播和实时连接进一步强化了社区粘性，坚实了社交关系。在技术的发展和交往工具的不断更新下，原本基于现实交往而建立的乡村关系得到了改变。⑥数字化管理对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了深刻的调整与重构，激发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⑦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Z村微信群，结合线下空间，观察村庄线上社区在人际关系、社会沟通与信息分享等方面的特征，了解社区成员如何实现跨时空的“共同在场”，详细分析微信群在Z村村庄治理和村落共同体建构下的作用，简要概括Z村经验之于西部村落在线社区以及多元公共参与的可行性，以期对分散在荒漠大地、组织结构松散、民族文化多样以及劳动力外流等问题突出的中国西部农村治理，带来一定的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一般来说，村落共同体包含三种边界：自然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⑧基于前人的研究观点，本文认定村落共同体是在相对熟人化、社区认同和邻里互助的基础上，一群拥有相似的信仰和价值观的个体在一定范围内共同讨论决策和分享资源的场域。村落共同体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它拥有一段历史，处于共同体中的成员会共享特定的记忆和经验。社交媒体的嵌入，为村落共同体的转型和内部关系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启发。

　　（一）共同体理论内涵与本土化适应

　　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community”可以解释为“共同体”或者“社区”。从古希腊城邦政治到欧洲工业化进程再到北美的城市学派研究，“共同体”体现了人类意志对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gemeinschaft）应该被描述为一种理想的社区类型，它有着简单、熟悉、亲密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共同的传统和语言联系在一起，成员们体验到了一种“我们”的感觉，这是基于邻里关系的一种存在。⑨古斯菲尔德（J.R. Guesfield）区分了“community”一词的两种主要用法，一种强调地域概念，即邻里、城镇、城市，另一种则强调“关系”基础。⑩

　　对于中国的乡村共同体来说，“共同体”强调“共同文化”基础，特别是在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主的乡土村落或城镇街坊，“共同性”也是其显著特征之一。11在西方， “community”可追溯至海洋文明和城邦政治，与土地的关系本身有一定距离，它反映的是公民社会、聚集活动和地缘文化。因此，相比于“土地”的地理特质，“社区”更注重社会的人文属性、历史渊源和纽带关系。在我国，尤其是土地面积辽阔的西部地区，社区这一概念的意义内涵发生了一些演化。在中国社会语境里，“社”本身就与社稷、土地和农耕相关联。这也是“community”一词“本土化”的逻辑依据。12

　　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单元，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共同体”，尤其是“乡村共同体”的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大多以问题描述和路径对策研究为主，13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相对较少。虽有部分实证研究涉及“乡村共同体”，但大多集中在现实环境中的社区治理和转型之路。关于线上共同体内部结构关系的重构，尤其是随着新媒体发展，通过治理模式更新完成共同体线上重构的研究，还缺乏相关典型案例的深入探讨。

　　（二）共同体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面对农村空心化和离散化的现实，村庄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关于“治理”一词的探讨最早可溯源至20世纪90年代。与“统治”不同，“治理”意味着行为主体的多元化，成员间责任与界限相对模糊，他们共同建立合作协商网络等。14目前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关注了农民主体这个关键部分。乡村精英、宗族、年轻劳动力都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重要角色。15还有研究认为重构社区管理体制，加强社区事务监督，推动公共服务等措施也可以提高农村治理效率。16这些研究结论确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对策依据，但措施和建议常常是独立的，治理并未深入到共同体层面。事实上，乡村治理和社会转型更需要村民内部的积极协调和高效互动，仅有外部策略的助力，并不足以内生地驱动村落发展。

　　根据学者们给出的中国社会共同体图景，理想的共同体在关系形态上应具有如下特征：以地点为基础的社会互动，直接的社会交往，内在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共享的符号系统等，17这也进一步构成了乡土社会重要的关联。18现代农村的共同体精神再造有助于促进乡村社区治理。19同时，“共生性”和“共享”文化也是村庄社区治理的重要方面，20在广大农村建立共生文化、共享经济是乡村脱贫的可行之路。21基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村落现实，共同体理念下的乡村建设和村落治理还可大有作为。

　　（三）“脱域”的村落共同体

　　传统的乡村具有清晰的地理边界、熟人社会的特征和相对静止的时空范畴。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带来的观念转变和流动迁移，相对静止和稳定的乡村结构被逐步瓦解。互联网与新媒介的出现促进了乡村关系的变迁，一方面现有的乡村现实人际交往被维系、建构或破坏；另一方面，乡村网络人际关系则进一步得到拓展。22当传统的村民开始接受并适应数字媒介带来的即时性和虚拟性沟通时，“流动”的乡村关系网也随之形成，村民之间的信息交互更多地由“在场”向“脱域”迈进。

　　作为一种趋势，村落共同体“脱域”的问题值得被关注，即社会关系通过时空的穿越而被重构，从本存在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23村落共同体的“脱域”也相应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形式。从“跑腿型”的现场开会、挨家挨户走访、布告到“动手型”的微信群、网络平台、视频会议等，“脱域性治理”体现着“流动性”村庄在权利关系、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新的治理方式。24互联网为“脱域”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其本身带来的信息协作、传播瞬时与共享就是“脱域”的条件和动能。25

　　虽然“脱域”的共同体完全超乎了原有社区共同体的边界，但它并非是对线下空间的完全取代。由于共同体的主体不变，因此线上共同体只是原有共同体的延伸和扩充。目前看来，有关线上村落共同体的观察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乡土公共性生产26、乡村公共秩序建立27、公共领域和空间28等问题。而且研究学者较为集中，选题较为单一。多数研究并未就当下的乡村社区治理提出具有独特性的方案。在此背景下，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村落共同体的线上型构与乡村治理的影响，值得被进一步探索。

三、村庄背景

　　本文的田野调查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C镇Z村29展开。灵武位于宁夏中部地区，地处黄河南岸。Z村辖10个村民小组，共计980户（3991人）。

       （一）作为研究案例的宁夏中部Z村

　　作为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回族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在辽阔的西部，回民的常驻率更是达到60%以上。Z村是一个回民村，与宁夏的其他村落相比，该村人口、面积、经济水平位列中游。就区域结构来看，Z村环境相对单一，公共空间固定，成员构成较简单，是西部村落社会的一个缩影。

　　同多数村落一样，早期的Z村毗邻黄河，气候条件适中，村民们主要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后受退耕还林政策影响，Z村人均仅八分地，村民不再务农，而是利用Z村的优势和特色发展了当地的羊绒纺织业。但随着城乡产业连通，Z村原有的中小型羊绒厂逐步被大厂兼并，纺织业重新洗牌，生产线由村落向城市迁移。面对经济的多重压力，该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多选择外出打工。作为人际关系重要节点的年轻村民离开村庄后，村民间的关系连接弱化，村中留守人口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降低。加之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因收入的增加，足够为留守村民提供生活所需的条件，因此邻里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变少，农事和工事上的合作减少，久而久之村落内部成员的距离变得疏远。事实上，这种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的村落“空心化”“过疏化”和“离散化”问题，正是我国中西部社会普遍面临的乡村治理难题。

　　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前，Z村有着比较成熟和固定的管理模式。Z村历来具有村务公开的传统，村委会常年通过高音喇叭和村口公告栏发放通知，每家每户都能够接收到重要消息。然而，大量劳动力的外出降低了村内的人口密度，愿意并且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村民变得更少，传统的公告传播和线下聚集沟通的效率降低。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村庄信息交流和传播形式。2010年Z村完成了基站通讯覆盖，村民家中基本都有无线网络。加之运营商响应国家政策，在西部村落大力推广无限流量套餐，丰富的网络资源和齐全的配套设施促进了村民媒介技术素养的提升。随着微信的兴起，Z村村委会转而开始利用新媒介技术来改善信息的存取方式和流转分配等问题。在村干部的建议下，2017年Z村逐步开始组织外出务工和留守村中的村民共同组建微信群，引导村民适应新的信息交互方式。

　　起初，Z村微信群仅有发放补助领取通告、下达规章政策等单向的通知性功能。随着群成员使用微信逐步熟练，他们在群内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四年多以来，留守村民和在外务工者共同维护并积极推动Z村微信群的发展，该群也从单纯的信息公告板发展为具有党政学习、文化分享、生活交流、公共议题讨论等多种功能的线上场域。在不需要面对面交流的情境下，群成员之间的距离却被迅速拉近，村民们对这种新的交互方式因此有了更多期待。作为建群提议者之一的村支书YWJ表示：“（尚未加入的）村民们看着我们大家在群里聊天，也都想加入，有个什么通知一下子也都能收到，所以每家每户都有人加了群。”30为了适应日渐壮大的微信群和日益多元的需求，村民和村干部还慢慢发展出多个分支微信群组，基本类别包括党员群、村委干部群、生产小组群、村务政务群和健康群五大类，每位村民都至少加入了两类群组。久而久之，微信群便深深嵌入村民的日常活动和村级治理之中，成为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论是留守村民，还是外出务工的年轻劳动力，他们对于公共事务参与和新的信息交互模式的态度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二）调研过程

　　本文采用线上观察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与宁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笔者与学生（也是Z村村民）MJL取得了联系。在“熟人”的引领和遵循当地习俗礼节的前提下，笔者得以深入村庄进行观察，并于2018年6月开始关注Z村微信群。

　　在初期阶段，笔者选定MJL为研究助理。征得同意之后，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期间MJL定期将Z村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备份导出，按日期分类存入文件夹，并将群内的语音记录和表情转化为相应的文本。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对于Z村村民的线上互动与日常村务有了较详细和全面的了解。

　　为深入研究，笔者于2019年6月进入Z村开展实地调研，并对部分村民进行了访谈。调研期间，笔者还组织村民参与了焦点小组访谈，共计18位采访对象，平均每组访谈时间约90分钟。由于访谈过程中涉及少数民族特有的语言表达或方言，MJL全程参与并负责相关沟通工作。

　　实地调研之后，笔者与当地村民建立了联系，在征得大家同意后进入Z村微信群进行线上参与式观察，试图深入理解村民的线上互动，以及参与村务议题的心态。

四、关系重构：线下的离散与线上的重聚

　　现代性对农村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也逐步消失。村民间的连接减少，公共行动与公共事务处理从“集体化”转向“个体化”。31社会关联是公共性的一个核心要素，公共性的内在属性要求人与人之间构建关系联结。32

       （一）现实社区的迁移：线上的“共同在场”

　　人际交往基于一定的空间基础，即“共同在场”。共同体成员之间接触的范围无论多么广泛，都会涉及“共同在场”的情景。33Z村村委会对面有一个健身广场，隔街便是清真寺。由于每天礼拜的需要，清真寺和健身广场成为村民们经常见面的场所。因此，他们早已习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以“口耳相传”和“面对面交流” 的方式来生产和传播社区见闻以及留存社区记忆。　

　　平时我参加拔河、打乒乓球等活动，或者去清真寺做礼拜都会碰到大家。有个什么事我也能知道，或者把我知道的一些事情跟大家也说说。（村民WZG）

　　在Z村村民接触微信群以前，社区的公共空间承载了村内主要的信息互通功能。由于近年来多数村民“不在场”，村落的活跃度降低，原本稳固的社区公共空间失去了信息交流的热情与动力。在此背景下，村干部的提议使村民们借助微信这一新媒介实现了多数成员的“共同在场”。村民逐步熟悉微信的功能，开始分享信息，Z村微信群逐渐成了村内信息的集散地。

　　公共空间由线下迁移到线上，共同体成员交流互动的场所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村民们也不再依靠特定的仪式活动和受限的区域来进行交流。身处不同时空的群成员因为微信的圈群化传播被重新连接起来，他们基于数字媒介进行互动和交往，实现了线上的、虚拟的“共同在场”。

　　很多事情通过网络就办好了，队（组）里开会也少了，一个微信群发比喊人来开会快很多。我们这个（村民小组的）群有一百多人。每家至少有一个人在群里，我有什么事情通知，家家户户都有回应。（村民小组组长YJG）

　　“共同在场”的关系对乡村社会的整合起着极大作用。34以往，乡村收入的改善极大程度取决于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和规模，而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必然对社区粘性和凝聚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作为一种依托网络技术，致力于关系连接的线上媒介，微信群之于乡村社区的隐性价值在于其异步性。所谓异步性，是指村民们不用立即对接收到的信息予以响应，而是可以利用空闲和碎片时间进行回复。在传统的基于面对面交流的村落社会，人际交往是实时的，不立即参与和回复意味着“不在场”。微信群却可以通过“设备中介”，基于数字虚拟的平台将村民们集中在一起，响应虽有延迟，但也增加了异地成员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机会。久而久之，这种主体虚拟“在场”的交往形式便增加了社区粘性，强化了共同体意识。

       （二）线上关系网络拓展：传播触角的延伸

　　村里的年轻劳动力逐步外迁后，“熟人社会”中“走街串户”“互帮互助”的邻里日常交往机制也发生了变化，缺乏中坚力量的村落逐步变成“无主体熟人社会”。35笔者发现，微信群的出现给Z村带来了新的互动模式，它将原本零散的、缺乏主体的社群重新聚集起来，逐渐溃散的人际关系也随之产生了修复的可能。在频繁的互动和良性的沟通中，村民间的熟络关系和“我们”的意识被重新建立。只要在微信群内有共同话题，原本联系甚少的村民们也愿意畅所欲言，不再需要“熟人”在其中搭桥引线了。

　　渐渐地，线上交流让距离较远的家庭和村户个体熟络起来，他们比以往更了解彼此，社区内部的身份认同日益强化。更重要的是，不论身处何地，只要参与微信群内的互动，在外打工者也能迅速拉近同集体的关系。他们遇到困难在群里求助时，其他成员都会积极予以帮助。

　　我今年七十多了（73岁——笔者注），我不会用手机，只会打电话。我不在群里，但我儿子在群里。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儿子会给我打电话。有个什么事，我儿子也会喊人来帮忙。（村民 MZJ）

　　大家现在都外出打工，家里面留的基本都是老人、小孩。有一个群的话，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反映到群里面，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村民在外面的情况。（村民MZF）

　　因为有了线上“共同在场”的平台，村民们可以通过微信群社区实现互助，比如提供“搭便车”服务，安排跨乡运送物资等。这些小事看似很平常，但在一来一往的互动中，村民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

　　谁家有个枣子水果之类的，也可以告诉村民们来买。还有谁家要做活，办酒席（杀牛），需要一两百人招工做事，就在群里吆喝一声。（村民MYZ）

　　微信群内的消息并不限于本村，邻村的求助信息也时有出现。昵称为“心愿”的村民将隔壁G村走失小孩以及本村走失老人的信息发布在Z村微信群里，村民们帮着一起寻找线索。这种“互帮互助”的交往机制逐渐还原了“熟人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尽管部分“不太活跃”的村民可能存在打字不太熟练的情况，但微信的语音、图片、表情包功能等多种表达渠道或多或少填补了这一技术鸿沟，使其感情和想法得以抒发。网络关系的稳固和拓展会延伸至现实的人际关系，在线上的交流空间中，共同的关注和参与构成了兴趣共同体，甚至是情感共同体的基础。

五、情感重构：私人事务的公共性分享

　　价值认同感与情感归属在社区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36当共同体被视为人们为追求共同目标而聚集在一起的空间时，它便不再仅有物理和地理上的边界，而是具备了文化和情感属性。情感是关系的延伸，其不仅指共同体内部的人情味，还包括共同体成员内心归属感与认同感的集合。

        （一）情感共鸣强化“共同体”意识

　　微信群成立以前，村民们只会在农历新年以及伊斯兰节日通过去清真寺礼拜来祈福和庆祝。加入微信群后，斋月吉庆、中秋、元旦，甚至是西方的一些节日也成了庆贺的日子，许多村民都会发送表情或是交换微信红包来表达祝福，群内气氛总是很热烈。作为能够拉近沟通关系的符号，表情包广受村民欢迎。收藏了“早上好”文字动图的群成员会主动在群中问好，虽然最初得到的回复不多，但由表情包制作的问候语还是给每位群中的村民带来了温馨的感觉。时间一长，早晚安的问候成为一种习惯，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相互问候的环节，平日里村民之间难以交谈的话语也随之打开。在不断的话语表达和流动中，村庄关系网络得到维护、修复、培育、生产和再生产。37一个强大的社区拥有能让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的魔力，人们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也会顾及他人需求。情感纽带是成员之间的承诺和信念及其共同经历和生活的重要保障，这些都是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微信群，这种意识很难在面临严重空心化问题的Z村重新建立。

　　社会空间的主体行为在空间的位置、文化认知和宗教观念等方面影响着社会空间的建构，38村落文化中的仪式民俗也称为行动中的信仰，是村落共同体变迁的重要变量。39受益于微信群的转载功能，这些文化分享得以更方便地进行，成员间的认同感也随之增强。有的人会转发一些“鸡汤”类文字，引发村民间的共鸣和互动。比如，昵称为“云燕”的村民在群里说：“亲们早上好，都是过路客，记得珍惜时间……”大家纷纷发送“点赞”“大拇指”等表情。还有村民在伊斯兰教主麻日40发布“赛俩目”（祝安辞）来引导其他人一起来“学习”寓言故事和教义，并在群里发布次日当地清真寺五次礼拜的具体时间。这种相互提醒和共同参与活动的经历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

       （二）“拉家常”与“晒”文化

　　网络共同体穿越了家庭和宗族、民族和文化乃至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为人们的聚合提供了除传统的血缘、地缘和共同利益外的新途径。41尽管这些社区见闻在外人看来似乎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村民切身的“私事”带来了共同体内部更强的粘结性。例如群内发布的信息，包括哪里水渠倒了，请村干部派人来修，或者谁家办喜事，家里孩子考上了大学等。同样，链接转发也不会被禁止，尤其是个人参加活动需要拉票的“求助”链接，在一来一往的相互帮衬与闲聊中，成员间的感情会更加深厚。群里还时常会出现“晒”娃、“晒”自己、“晒”生活等各种休闲信息。当有人在群中分享了自己出游的照片时，其他人会马上回复并询问：“这个地方在哪里呀？”“贵不贵？”“要不要收门票？”，还有在外打工的群成员提议：“下次等我回来带着娃娃一起去。”

　　“雪”是Z村本地的羊绒品牌，羊绒纺织是Z村的特色产业之一。为了表示支持，很多村民都会转发关于“雪”的投票或广告链接。在互投互助的过程中，群成员不论身在何处都感到背靠数千同乡，也更乐于将本地标签推广出去。尤其是对于远在外地的务工人员，虽然身处城市，但他们的心永远归属于黄土大地上的故乡。

　　在这种“拉家常”的闲聊式传播中，群成员的关系进一步拉近。闲话涉及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理解农民生活的重要切入点。42虽然这些消息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私人事务”，但正是这种村民内部、村民间和村落间的及时分享和信息连通，增强了村民间的情感共鸣，并成为构建社区认同的重要方式。

六、利益重构：基于公共事务的公共话语组成

　　尽管有学者认为，市场与政治资本的介入以及城乡共谋在时空上完成后，乡村共同体将会终结，43但笔者的观察显示，互联网的出现有可能扭转这一局面。在线社区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微观的公共空间，村民可以自由地讨论，自主投身公益活动或者参与公共决策。从关系到情感再到共同利益和命运，微信群为村民开展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场域，长期的线上交流与互动使得村民围绕共同体利益形成了共同关注。44村干部利用微信群搭建的线上社区能够通过网络动员、协调组织引导村民参与公共事务，进一步促成“共同行动”。45

       （一）线上的公共空间：功能的扩容

　　当公共空间以线上形式存在时，其覆盖面之广、信息传播速度之快、互动性之强和功能之丰富是空心化社区难以比拟的。

　　现在都用手机，都是网络。而且我们每个队（组）都有一个群。有什么事情就会在队里群通知。平时关于扫黑除恶的通知、土地确权啥的，还有喊我们去淌水灌渠的信息都发到里面。（村民YJG）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议题的意见领袖都由村干部担任，而是各个群根据特定的议题和村民的特定需求由村庄精英发挥专长。比如村医MYH在免费疫苗接种、医保政策、慢性病随访等医疗相关信息方面比较专业，他自然就成了群内村民关于就诊和健康管理咨询的中心人物。利用“专业的人承担专业任务”的模式，Z村线上社区在兼顾村民多种需求的同时，也减少了很多线下交往的约束。

　　Z村微信群作为村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深深嵌入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当中。当村落趋于原子化，个人利益将会大于公共利益，而弱势群体因其力量的弱小和资源的匮乏往往被抛掷在权利的边缘，这样就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46但在线上社区中，少数群体和边缘村民有了发声的平台和机会，单一中心的结构模式逐渐被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所取代。

　　我们提意见主要是通过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但也会在微信群讨论。村民代表也会在群里征求我们的意见，比如修渠、修路的事情。老百姓可以议论，发表意见，决策最后还是要开大会进行。但我们可以提意见，今年可以修渠，明年修路啥的。（村民ZMG）　

　　多元主体的形成除了让村内的公共事务得到充分讨论，也极大程度改善和缓解了传统村落“老人当政”的局面和邻里长者之间琐碎的纷争。作为长居者，老人在村里更为活跃，也易与邻里、亲戚产生矛盾。当邻里关系因争吵而疏远时，不仅现实社区的凝聚力会进一步遭到损害，还会让原本就呈“空心化”态势的村落关系更加疏离。此外，年长者在参与公共决策时更多起到提供经验的作用，并不能替代村中年轻人的意见。当留守老人长期相处并发生争执时，他们的情绪和言论也不利于公共议题共识的达成。随着微信群的出现和成熟，原本在线下空间处于边缘位置的村民因此有了发声的机会。在微信群的赋能下，每位村民都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多元主体不再是空洞的集群和抽象的存在。村民们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为村庄发展尽一份力，这样村庄发展的红利才会散布到每一个小家庭和个体当中。

       （二）公共性规约与“理性公民”：促进共同行动

　　在社区公共空间逐步迁移到线上的过程中，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次级公共领域。47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单一公共领域具有的理性话语特征不同，社交媒体所扩容的线上公共空间具有更多的民主功能。“多元主体”的协商合作本质上也是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交流、整合与妥协，不可能完全不存在矛盾冲突，此时“理性公民精神”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虽然在线社区能够更好地满足村民个体的表达需求，但这种线上公共空间中的友好协商绝不是无条件满足个人私利，而是优先在理性的指导下实现社区公共利益。48因此，确保集体的共同利益大于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至关重要。基于社交网络的在线空间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集体，这个集体包含“共同体”和“社会”两个部分。在“共同体”的维度上，人们通常会在确保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需求，并在不断的关系建立和互动中寻找归属感，“共同体”的特征通常都是柔性的。而在“社会”的维度上，在线公共空间具有很强的刚性，代表着正式的“规则”“底线”和“政策”，成员需要遵守这些明确的条款。因此，对于一个成熟的社区来说，明确的“社会”规制是必要的。

　　群里面也会发生冲突，也会吵架。我们也会在里面跟他们说，这里不能骂架的。还有一些瞎说的话，我们也不会让他们说。那些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党的信息是会被批评的。（村民MSB）

　　群里欢迎七种人：遵守群规的、有正能量的、懂得感恩的、愿意付出的、热爱学习的、创意无限的和乐于分享的人。（村民MFH）

　　如果有村民因个人利益或私人恩怨出现争吵，其他成员会立即出面制止。群成员还会对当事人表示不满或进行谴责，严重者将被移出群聊。线上社区中的多数成员都认可良好的讨论氛围和全村的共同利益不应因个人纠纷而遭到破坏。线上社区的“公共性”让村民可以自由地讨论和发表对乡村管理或下行政策的建议，也能够从中获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部分权利。相应的，作为集体的约束和规制，村民若是违反群内相关规定或是出现扰乱公共秩序等不良行为，也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比如剥夺公共议题讨论和社区事务参与的权利。即便是有意见上的分歧，村民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半私密”化的属性，私下与他人进行交流，而不至于在微信群的公共环境中形成激烈冲突。正是由于微信提供了这种自主性和过滤性功能，Z村村民才得以在反馈互动中强化群体规范，构建群体身份。49Z村的每一份子都深谙个人利益与村庄共同利益息息相关的道理，他们理性、克制地利用在线沟通降低公共事务的参与成本，逐渐形成虚拟的合作网络，建构利益共同体。

七、结论与讨论：嵌合与交融 

　　微信群往往与碎片化的消息、非同步的讯息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反映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时代特征，也反映了人们使用媒介技术的新方式。然而，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却组成了Z村微信群这一鲜活的“大家庭”的日常生活。通过频繁互动，作为关系节点的村民也在参与中重构着线上共同体。从琐碎的生活小事到邻里间的互帮互助，从松散的漫谈到正式的投票商议，Z村的线上共同体实现了跨时空的“共同在场”、情感的“共振共鸣”以及村务的“共同参与”，重构既是从关系到情感的重构，也是从共同利益到利益共同体的升华与蜕变。基于微信的线上共同体在关系共处、情感共鸣和利益共生三个方面发挥着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社区记忆被重新串联，社区文化被重新激活，微信的圈群化传播特质让村民获得更多的参与机会，尽管是拟态的参与也部分消弭了时空阻隔。村民因此有了更多的情感交流，并延伸了线下的传播触角，线上共同体的建构有了现实的可能。

　　当前，乡土中国不止是农业经济形态，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明。然而，当村庄的社区公共空间出现衰败时，文化凝聚功能也随之逐步瓦解。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村庄形态，村民因网络连接获得了情感分享、集体认同、互帮互助和公共决策的机会。交流畅通、频繁的线上社群唤醒了村民对线下社区的记忆，成员们积极参与讨论，主动维护环境，让Z村微信群发展为集私人分享、通知公告、村务治理、互帮互助于一体的线上公共空间。

　　不论媒介如何改变，人际传播仍然是维系农村地区关系的重要手段。微信作为一种线上工具整合了物理与社会空间、现实与虚拟空间等方面的交融。50其可存储的信息、多样化的功能为村民情感和关系的连接提供了坚实的纽带，由微信群连接而成的关系网络对村庄社区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虽然本研究仅以Z村为观察对象，但该村作为西部地区典型的空心化村落，其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都具有普遍性，其线上与线下行动的交织也体现着虚拟与现实村落相互嵌入的状态。所谓“线上-线下”的融合绝不是将现实空间中的人和物简单地复制或搬迁到线上，而是利用微信群的连接能力和开放能力，打造一个原生的具有文化和情感连接的公共空间。从该意义上说，微信的使用及人们在其中的互动，使得微信可能成为一个得以勾连不同时空、个体、族群和多向度的新型空间。51线上线下的“嵌合”是双向的过程，村庄的日程规划和事务活动因线上的交流讨论变得更加高效和科学，村民间的跨时空互动也一定程度还原了传统村落“面对面”交流的人情味。在线上社区里，人们既享有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权力，也有遵守群内规定的义务。Z村线上共同体的重构并未完成，但它的经验对于人口较为分散、空心化程度较高的中西部村落而言，值得深度思考和借鉴。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项目编号：17JJD860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