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相遇：中医针灸中病人身体感的人类学考察*

一、引言

　　本文引用“身体感”这一概念关注中医针灸诊疗过程中病人的身体经验表达。余舜德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categories）”，并指出身体感“是人们于进行感知的行动（enact perception）中关注的焦点。经由这些焦点，我们展开探索这个世界的行动，做出判断，并启动反应”。① 

　　在人类学田野观察中的针灸诊疗临床现场，每一次的诊断与治疗，都是一次医生与病人身体的相遇，会引发出显著意义上的多层次身体感经验。针灸治病是通过刺激腧穴，疏通经络，以调节机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以及筋肉活动状况等，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②在针灸医学专家的视野中，针灸的施术与身体直接相关，欲更清楚地认识针灸，“身体”就不能在视域之外。③可见，中医针灸是一种具身性的身体经验，病人的身体感贯穿于整个诊疗过程中，并且，感官经验是创造性的，而不是被给予的。④

　　正如洛克（Margaret Lock）指出，在人类学的身体实践中，以嗅觉、味觉、声音和触觉为中心的民族志记述开辟了新的视野，为以感觉体验为基础的研究创造了巨大的潜力。⑤人类学以“身体”为核心的研究，揭示了自然、文化、社会关系、权力政治等多元的隐喻性质和族群标识。⑥在中医人类学研究领域，身体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进路，具身性视角正在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呼吁。⑦

　　然而，从目前的研究路径来看，医生与病人的“身体相遇”特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医学人类学对于医患互动有三种主要研究取向。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提出“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s），认为由于医患双方对治疗的理念、价值和目标的理解和认知不同，并缺少沟通桥梁，往往导致关系中的张力产生。⑧医学人类学的批判视角则关注医疗场域中的权力本质与政治支配及其隐蔽性，⑨尤其是将身体作为一种隐喻和批判工具，作为一种被动塑造的对象化存在。⑩拉扎勒斯（Elle. S. Lazarus）批评以上两种路径，指出解释模式缺少医患互动关系的动态过程，而批判视角则忽视医患交互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并进一步提出应将医患互动关系作为一种分析视角。11以上三种视角均富有启发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在现代西方医学与传统中医针灸的语境中，医患互动有着不一样的结构过程和现实情境。

　　有鉴于此，本文在上述医患互动视角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置身于中医针灸特定的就医情境与诊疗过程中，观照医生与病人的身体相遇以及交互过程，尤其是作为主体的病人，其身体感表述以及其中的能动意涵，尝试进行植根于本土经验的提炼以及解释。

　　本文的田野观察与访谈材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17年至2018年在位于广州的S中医院针灸类科室以及相关文化项目中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这是一间集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三甲公立医院。12笔者也在广州三家民营中医机构做了对比性的田野调查。同时，笔者以“参与式体验”（participant-embodiment）的田野方法，作为病人接受针灸治疗，以自己第一手的“针感”身体经验材料来佐证文中涉及病人内在精微感知的部分身体感。

二、文献回顾 

　　“身体感”这一概念由栗山茂久在进行关于日本的“肩凝”、中国的“虚”以及西方的“紧张”之研究时首先提出，其后一批学者对这一概念做出了内涵上的广延，将之理论化并提出分析框架。13

　　余舜德用身体感来强调身体经验的身心结合性和多重感官、融合文化的特性。他认为，身体感的感觉项目不仅经由学习，更经由长期在文化物质环境中生活而养成，其充分内化于我们的身体，形成身体技术的一环。14身体感项目之间的体系性关系，是人们解读身体接受的讯息的蓝本。从行动的视角来看，身体感往往是心智、身体、中介物和他人互动而产生的结果。15栗山茂久认为身体观与身体感存在着紧密联系，即想象与经验之间的不可分割。16他指出传统医学研究过多地在观念和概念上做出了解释，比如“气”“神”等，却忽视了在医疗实践中的实际身体感。“我们在研究古代人的身体观念时，不但是在研究他们的思想结构，也是在研究他们的感官认知。”17

　　身体感的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网络。其中，与中医相关的研究富有启发。许小丽（Elisabeth Hsu）运用身体感的概念研究中医的感官模式，通过对出土医学文献手稿做文本对比分析，揭示了不同时期的脉诊方法从视觉、听觉、触觉的角度形成的医学实践，从而产生对“身体”的建构和理解。18蔡璧名将中医中的“烦”证从医学概念引入知觉范畴重新进行分析。19张珣在台北做的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等田野工作关注当地日常生活中“虚”的身体经验，通过梳理语言、观念与经验之间的对应与感通关系，凸显了当地几种医疗体系之间深层的民间文化逻辑。20

　　实际上，身体感的研究也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科研究的“感官的转向”（the sensorial turn）。21围绕感觉经验，探讨文化、社会与身心关系，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德斯加莱斯（Robert Desjarlais）在尼泊尔藏传佛教群体中作为治疗师学徒，实地经历的民族志研究，他通过考察影响、理解和治愈严重疼痛和不适的文化力量，提出了一种分析方法，在文化与情绪困扰、身心疾痛之间以身体为中介，关注“表面意象、感觉质量，以及疾病和疗愈时刻的内在价值体现”。22这种朝向身体经验与外在境遇以及治疗实践之间深刻联结的研究思路，对于分析身心合一的中医针灸治疗场域现象，是一个重要的感觉研究参考。此外，奥茨（Thomas Ots）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与情感体验不可分割，情绪或者身体感受与身体表现、身体器官或社会生活隐喻之间存在生动的对应关系，如“愤怒的肝”“焦虑的心”“忧郁的脾”等，这些“可以作为身体在创造文化中的作用的证据”。23此外，张艳华探讨了中医临床中身体情感体验，心的感觉与本地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24

　　关于身体感知、观念、行动与社会文化相互形塑，凯博文指出，中国人受文化形塑的心理过程让他们倾向于压制自己的苦痛情感，呈现出一种“表述内在感受方面的困难”。25有学者以实证数据分析的方式，讨论了在中医的诊断沟通过程中，如何形成对药物、治疗方案的“文化倾向”（cultural preferences）。26近来赖立里通过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草医、赤脚医生的历史性、在地性、实践性与他们“切近”草药的体知性的民族志研究，分析了形塑少数民族医药的核心动力结构。27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医针灸中身体感的建构性与体知性具有启发意义。

　　虽然从身体与感官进路开展中医民族志研究在整个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中尚属少数，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身体感将为中医人类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与价值。结合以上的文献回顾，笔者认为对于身体感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能动性、联结性以及内证性。下面，本文将从中医针灸整个过程的三个阶段来对这三点理解做出相应的描述与分析。

三、“烦躁”与“松静”：诊疗空间中能动的身体感

　　“医生和病人不是在真空中相遇，而是在为他们提供的物理和体制空间内相遇。”28事实上，在病人进行针灸诊疗的整个过程中，身体感首先被医疗空间情境所启动。

　　S中医院的针灸门诊，尤其是主任职级的医生诊室总是挤满病人。与该院别的科室不同，由于针灸的特殊性，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狭小诊室里，诊疗是一体的。从诊室的空间结构来看，与所有医院诊室一样的是，诊室内部面对着门的是一张问诊台，但相异之处是位于一侧的六张针灸床，床体狭窄，两两相对，由隔板隔成三组，占据了诊室三分之一的空间。另一个与其他科诊室明显不同的是，顺着诊桌与针灸床的外隔板，放了一排简易的椅子或圆凳，坐满了正在接受针刺治疗的患者，治疗部位或在头部，或在面部，或在四肢。需要在腰腹背臀等部位施行针灸的患者则会在针灸床上或仰或趴，裸露出部分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身体。在这样的空间里，患者往往需要与他人共享自己的身体景象、疼痛经验、治疗方案，同时也共享他人的诊疗过程。

　　因此，就诊病人感受到的多是内心的焦躁难宁，以及身体疼痛不适感的放大。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有三类表述，例如：

　　偏头疼，来这儿更疼了。

　　人怎么这么多啊，坐都坐不下，烦躁！

　　感觉（像）闹哄哄的市场一样，只想赶快扎完，赶快走。29

　　这样的描述带有一种强烈的拒斥感，病人通过对周边人和事物的疏离，对医事环境的忍耐和对自身躯体显症的高关注度，力图形成与环境，甚至与医生和助手们的一种区隔。

　　从以上的现象可以看出，医疗空间的特性至少在两个面向上形塑病人身体感的内容。其一，空间的私密度缺失造成身体感的混乱和缺失。在这样的空间中，所受干扰太多，病人无法专注感知身体的细微变化，环境的过度开放嘈杂，隐私的缺乏，接受治疗时身体姿势的仓促感、临时感、紧迫感等都是造成身体感混乱和缺失的原因。其二，空间的紧张造成病人对身心处境的高敏感度。病人在这种场合中注意到的身体感受，更加与身心疾痛以及自身处境相关，比如躯体的疼痛不适感，身体与周边环境的张力关系，自己所受到的医生关注感的多少，与其他病人之间的医疗资源竞争关系等。

　　目前，公立中医院的空间分类与设定、诊疗流程等医事内容，实际上映射出一个中医体制化（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的过程。当下不少国际中医人类学研究者将这个问题视为重要而且必要的研究背景。30詹梅强调20世纪50年代的中医体制化浪潮是通过采用生物医学的标准和体制形式来实现的。31蒋熙德（Volker Scheid）将中医的变迁与中国国家的现代化逻辑联系在一起。32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将这一过程称为中医“科学化”。33中医不断自我转型的过程和新中国成立与发展过程中的实践修辞与政策关联极为密切。34在医疗社会史领域，对于20世纪初中国医疗体系的深刻变化和清末民初中医师在困境中的挣扎，35中医医疗空间之变迁所承载的权力与政治意涵，36以及作为中医体制化历程显著特征的医疗空间制度性分割37等已经展开了梳理和讨论。然而，从中医针灸临床诊疗中的身体感角度对于中医体制化与医疗空间问题的反思与分析还较鲜见。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分析这个体制化的历史过程，而是呈现这种历史性与变迁如何烙刻在普通人的身体感之中。

　　中医体制化研究显示，中国现行医疗体系中的标准化中医院空间设置，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医学的临床发展模式建立起来的，然而中医以人-自然（环境）-社会（心理）为医学模式，38天地人一体的思维方式，形与神俱、身心一体是中医身体观的基本立场。39这就在中医传统与现代医疗实践之间产生了裂隙，这种背离直接呈现在上述病人身体感的失序与缺失中。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这种医疗环境现状与传统中医身体观的微妙之隙，笔者列举另外两种中医诊疗的空间样本作为对比。

　　前后两进青瓦房，前面三间带厢屋用来作诊所，后面三间住着我们的家，前后有一个圆门，我们跨过圆门，就走到诊所里去了。……诊所虽然天天断不了求医的病人，但诊所里的气氛却始终清清和和，甚至还多了一点家居生活的温暖感。祖父白天坐诊、开药方、配药，晚上歇下来，烫一壶酒，就一两样小菜，慢慢地喝。喝完酒，坐到窗前，翻几页医书，有时候用朱笔在书的天地头上写几行字，大约白天诊病遇到了疑问，读书时心有所动吧。40

　　这种渗透着家庭感觉的中医空间，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亦有访谈印证，42岁的Y女士说起自己关于看中医的记忆和感受：

　　我出生在湖南长沙，小时候看的中医就是街坊，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医生就在附近的居民楼里自己家客厅开诊，客厅中特别简单，只有一张问诊的桌子，桌上一个布包，墙上有个长形挂钟。把脉时心里很静，只听到挂钟秒针的细微咔咔声，那个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中医清瘦、威严又亲切，很耐心，说话不快不慢、不卑不亢，收费也很合理。去看病的大都是街坊，只记得父母跟他们都认识，遇上了会打招呼，互相问候和相互抱怨身体的不适，街坊们还经常打趣我这个小姑娘养得娇惯，怎么又生病了？

　　这样的空间感觉、氛围与看病方式在现代公立中医院的体制化空间中虽然难觅，却在私人中医馆中被尽力恢复或者说模仿。近年来，颇多私人医馆出现在城市的生活社区。以笔者深入调查的私人诊所H中医馆为例，这是一个小型的两位中医师主理的医馆，设在一个居民区的三层小楼中，营造出不同的分区氛围：一楼门厅为接诊台，以及较为完备的中药房，有医生介绍和中医药知识或中药材实物的普及；二楼为两个医生诊室及候诊空间；三楼为针灸治疗空间。诊、疗、药各自分属不同空间。进出的病人不算太多，整体呈现出安宁静谧之感。

　　另一个规模稍大的民营中医机构Z中医馆则广泛延请各大公立医院有高级职称的资深中医专家来坐堂问诊，这亦是传统中医社会网络曾经的常见形式。41Z中医馆的整体医疗空间以中式仿古装饰、木质明清式家具等营造氛围，特设了雅致的功夫茶室、阅读空间、中医生活方式产品展示区等。巨大的中药百子柜迎门而设，身着中式对襟服的药房伙计无声而娴熟地称量各色中药饮片，并用褐色牛皮纸将每付药包好，空气里萦绕着草药特有的气味，空间结构中的种种元素都散发出某种令人沉静放松的气息。可以清晰地看到，诊疗空间虽然不再以“家”的形式出现，但是“清静”和“放松”的感觉依然是被营造的重点。

　　在这样的医馆中，针灸室往往都单独隔成小间。做针灸的病人感觉：

　　很放松，扎针的时候我居然睡着了。

　　清静私密，针灸很安心，有时候能听到隔壁诊室医生的问诊嘱咐，闻到药房的药香。

　　同样都是大医院的医生坐诊扎针，这里的感觉更像是在看中医。

　　这些包含着身心内外以及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种感官内容的整体身体感叙述，显示出医疗环境与病人的联结深度和广度。

　　由此可以看出，扎针时“坐不下”和“睡着了”，“烦躁”和“安心”，“闹哄哄”和“能听闻”等这些对立的感知与经验内容，提供了一种张力，来帮助我们观照一些看似寻常且不起眼的现象，理解在不同的空间情境中产生的不同的身体感。但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此处需要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对比性的内容，而是病人的身体感并非被动的、孤立的以及静态的，身体感有其能动性，“开发”出了不同的“中医针灸”认知，并指导人们做出不同的医疗选择和行动策略。

　　从实践层面上看，中医院的医疗动线与治疗室空间规划等因素对于医患关系的影响较早引起了台湾地区中医界的重视。42有学者倡导“中医的诊疗空间应该是个整体的处理身体，包括心身关系整体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处理心身的理性关系，而且也要处理心身的情欲关系，甚至包括价值关系”。43近年来对于中医医疗空间的特色化建设44逐渐开始在一些中医院实施。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一切社会秩序都在系统地利用身体和语言能存储被延迟的思想这一倾向。这类延迟的思想可以被远距离和定时触发——只要把身体置于一个能够引起与其相关联的感情和思想的总体处境之中，置于身体的一种感应状态之中”。45结合以上现象材料与理论面向可以看出，身体感是社会秩序的一个表征，并非被动的、孤立的，而是具备能动性，不同的诊疗空间情境启动病人产生不同的身体感，而能动的身体感又引导我们去思考和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行动模式与就医策略。

四、“苦痛”与“安慰”：诊断沟通中联结的身体感

　　值得关注的不仅是与医疗环境互相形塑的能动性特征，病人的身体感嵌入中医针灸诊断与治疗的整个环节中。在针灸诊断阶段，以下的田野材料将呈现明晰的医患身体交互特色，不仅如此，中医师的人本关怀、诊断风格以及沟通方式，对于病人身体感还能产生联结性的促生作用。

　　笔者印象深刻的是S中医院针灸门诊主任医师L医生的问诊方式，除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之外，在病人主诉症状时，他会起身到患者身边，用手直接在与病患相关的身体部位捶打、揉捏、按拍，或者让病人做指定的动作，如下蹲、弯腰、抬腿、展臂等，以确定不适的部位以及活动受限的程度等症状，随后，才确定完整的针灸处方并实施针灸治疗。

　　笔者访谈了十几位L医生的病人，择其有代表性的个案呈现如下：

　　个案1：感觉的置换。W女士，32岁，主诉登山后腰部疼痛。L医生在其腰部敲击并让其弯腰及下蹲。她认为“医生敲的时候是比较痛，但是有希望”。在她看来，两种痛感是不一样的，医生的触诊是“安全的可控的专业的痛”，可以对抗和消除“生命中不期而至令人恐惧担忧的痛”。

　　个案2：感觉的苏醒。T先生，29岁，主诉一侧面部麻痹。L医生在其患侧面部及肩颈部反复捏揉并询问感受。他认为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和感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半边脸没有了的感觉”。医生的捏揉有一定的刺激，让他安心了一些，“痛了才好啊，痛了才苏醒了，有感觉了”。

　　个案3：感觉的抚慰。L女士，45岁，主诉失眠、头晕头疼。L医生在其头部、颈部、肩部点按叩击，一边让其低头、仰头、转头，一边询问其职业特征是否较多伏案，以及是否经常触动情绪。她认为这样的医生让人产生信任感和放松感，感觉“内心有一些东西被关注到了”。

　　特定的身体感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有一些行动作为前置。46医生触诊的诊断方式，将自己的身体感作为一种与患者身体感的联结点。关于中医触诊与感知之间的关系，一项身体感的代表性研究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观点：“患者的身体在触摸意向中向自我呈现，而非在一种认识意象中向自我呈现。换言之，触腹之诊按压动作的执行，不是意识、心智在触摸，而是手的空间的一种变化，是身体、是手在触摸”。47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洁的理解：在这个触诊查体的过程中，病人分配到的单位时间增加了，而且比起单独脉诊，病人获得的就诊身体空间扩大了，同时，病人的病痛体验在医生的指导与关注下得以展开和重新被经验，并产生新的身体感。

　　L医生告诉笔者，他的病人通常从诊断到若干次针灸治疗的整个过程中依从性都很高。他认为这种诊断方式是双向受益的，对于病人来说会因此增进对中医针灸和医生的了解，并增加信任感。同时，病人对于他这种问诊方式的接受度，并非纯粹因为医生的专业权威而强制性接受，而是有其内在的社会文化习得过程，传统中医的思想资源是其接受的背景。

　　在传统中医针刺的医学话语中，有一个概念——“揣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医针灸这种诊断沟通形式。揣穴，是指针刺前，医师按照腧穴的定位方法将施术的腧穴位置定准。通常在穴位处进行触摸、按压，寻找酸麻胀痛等敏感点以选定穴位。48我国现存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地位最高的中医理论经典巨著《黄帝内经》有多处明确指出揣穴的方法与重要性。如《灵枢·刺节真邪》篇所言：“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揣穴可以起到“探明穴位以利进针，开通穴道以利针感，专注感受以利治神等作用”。49触诊和揣穴，对诊断病情、辨证处方以及接下来的针灸施治，起到了一体的身体感联结作用。

　　以上不管是病人的身体感叙述，还是中医师的医学实践解释，以及医学经典中的要义阐发，都指向一种身心合一的联结特征，并超越单纯的医学话语。医学人类学学者莱德（Drew Leder）强调，触摸（touch）在诊疗的临床际遇（clinical encounter）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触摸通过有影响力、有表现力的互动方式来展开。对于病人而言，这可以用来重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促进关于治愈的一些变化。治疗者的触摸涉及注意力、同情心和技能的混合。触摸的临床疗效也取决于患者的主动接受度。50

　　综上所述，这些经由望闻问切以及触诊查体等中医针灸诊断过程而得以展开和深度关注的身体感，体现了共同的联结性、互动性特征，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信息交换与身体共情，不同层次的身体经验让病人增加了对处在环境中的身体的总体理解，让他们的身体感表述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层次。

五、“得气”与“治神”：针灸治疗中内证的身体感

　　不像西医的标准“身体”，中医的身体是多样的。51如果说诊断阶段的望闻问切、查体、揣穴等医生与病人的身体交互，促进的是身体感的联结性，那么，在接下来医生实施针刺治疗的过程中，身体感对于病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要求。一根针刺入身体，有技术，有部位，有深浅，有范围，有时间，还有它引起的身体感变化。通过医生的针刺与行针，病人产生酸麻胀重等针感，这部分使更为直接也更为内在的身体感被调动起来。换言之，一部分的身体感嵌入病人的内在体证中。

　　针灸的关键在于“得气”，也叫针感。民国大医承淡安对此有一个具文化交流与历史过程意味的解说：“针感，亦名针之响。针尖刺入皮下组织中，神经干被触及，发生极微之收缩现象。术者之手指，感应有一种黏着样、吸引样之感，古针书谓之得气，称曰有鱼吞钩饵之状是也。日本针医称曰针之响，今之新针医，称曰针之感通作用……被针者感有如酸如麻，或如酸胀，或如通电流样之一种感觉，由针处而直达他处，亦为针之感通作用。”52在这段充满感觉化描述的医学解释中，我们清晰地看到，针刺中同时有两个方面的身体感：一种来自医生的手下感受，一种来自病人的内在感觉。即，针感存在于医生与病人的身体相遇与互动过程中。

　　在现实的针灸过程中，这种看似需要医生与病人双方的身体经验相契合的身体感的产生，是何种情况呢？下面我们进入S中医院典型的针灸门诊诊室，观察具体的针灸过程，以及在当下的中医针灸实践中出现的调适现象。

　　在繁忙的针灸门诊场景中，由针灸医生进行的诊与治并不是一个基于患者个体的连续过程。医生将诊治工作分成集中诊断开出处方和集中针刺施术两个部分。首先，他逐一为一批（十位左右）病人做诊断，开出相应的针灸处方，随后请他们依次坐定，等待治疗。当这一批病人诊断处方完毕，医生才去为他们逐个扎针。然后又继续问诊下一批病人，处方、治疗，如此不断循环。诊断与处方工作在诊桌前的局部空间即可完成，而针灸治疗需要走动开展。在门诊高峰期，一个诊室的六张诊床加上十张简易的凳子都不够用，医生还会安排病人在隔壁同样设置的空闲诊室进行针刺治疗，这导致医生时而会离开自己的诊室去工作。

　　需要针刺治疗的患者被集中安排在一个区域，或坐或卧，等候医生。针灸时，医生的助手推着医用耗材车随行，不停地拆针灸针包装，准备消毒棉签。医生的左手五指夹持不同规格的针灸针，右手接过针灸助手递过来的消毒棉签，在极短的时间内逐一为患者完成针刺施术，笔者注意到，这个过程中医生较少再与病人进行交流。

　　医生为每位病人扎好所有的穴位以后，就让病人静置自处，留针25分钟左右，中间不再行针。每位患者身边都有一个计时器，在扎好针后由医生助手按键计时，提示声响表示留针时间已到，再由这些助手们实施拔针与善后，随即诊疗过程结束。计时器此起彼伏地响，也成为针灸诊室一个不同于其他中医诊室的感觉之源。

　　除了医生的针灸技术，针刺器具也与病人身体感紧密相关。常用的针刺器具，在临床上被分为传统针刺器具和现代针刺仪器两大类。传统针刺器具中，毫针是临床最常用的针具。现代针刺仪器主要是电针仪，“可输出脉冲电流并能满足针刺治疗要求”，它在针刺基础上进行使用，可发挥针刺和电刺激的双重作用。传统针灸器具和现代针灸仪器在针灸临床上常配合使用。53笔者在S中医院针灸门诊场景中见到大量在针刺基础上使用电针的案例。

　　在这样的场域中，病人的身体感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与患处体知、技术与医术评价相关。

　　有些医生扎得我皮很痛，这个不痛。

　　很准，一下子就很酸胀。

　　手势很好很快，没来得及有什么感觉就扎好了。

　　这些表述显示，病人对医生是否资深或者扎针技术的好坏有其朴素的标准：进针痛感轻微，穴位准确，手法熟练，能够快速产生针感。这反映出病人自身的社会生活知识对其身体感官经验的形塑，这使得他们能够辨别出差别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余舜德认为这是一种“体物入微”的能力，并指出“即使体物入微主要发生在个人的层次，同一文化的成员却常以类似的角度，或相同之关注的焦点，来体验同一件物，因而即使他们对同一物（或物质环境）有不同的感受或价值判断，他们之所以能够沟通各自之主观经验与价值的认定，就是因为他们在类似的体物过程基础上谈论体物的经验”。54

　　与此同时，第二种身体感与自我身份感知和医患关系认同相关。

　　像个流水线上等待处理的物品。

　　扎上针就没人理了，坐着等半小时就完了，我记得过去扎针不是这样的。

  这个电针弄得像是在被机器扎针治疗。

　　此类感受在表层上看似乎是一种心理感觉，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病人的身体感表述并非条块清晰的视觉、触觉、听觉等单纯的感官反应，而往往与一种关乎自我境况的感受相伴生地表达出来。在医学人类学视域，身体作为生物性与社会文化性的双重存在，身体经验以及相应的患者疾痛叙事与自我、身份有着紧密关系，近年来有诸多相关民族志研究已经凸显了这种整体性理解的重要意义。55在中医针灸场域，这种身体感往往被医者忽视，也被患者压抑，很少被主动表达。这种被屏蔽的身体经验和感受，大多以个体化抱怨的形式被表达，且往往成为医患关系紧张和社会文化冲突的隐性要素。

　　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两种混合在一起被表达的身体感呢？如果放在一种对比的视角中，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医文化传统铭刻在病人记忆和想象中的“中医针灸”与当下诊疗实践中的真实身体感之间，存在断裂与冲突。因此，笔者选择了一个传统中医针刺的重要概念——“治神”，结合针刺经典文献与中医业内的相关观点，与田野中的观察做一个对比。

　　若谈到针灸临床治疗中最为关键的问题，莫过于“治神”。56临床疗效的好坏，与是否懂得“治神”有很密切的关系。“治神”包括医者的治神和患者的治神两方面内容。57现代对治神的解释，一是在针灸施治前后都需注重调治病人的精神状态；二是在针刺过程中，医者专一其神、意守神气，病人神情安定、意守感传。58《黄帝内经》中有大量的要义论及于此，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明确指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说明了治神在针灸学术思想中的首要位置，《灵枢·官能》中有“用针之要，勿忘其神”，强调在整个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始终以治神为基本指导原则。《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说“粗守形，上守神”，能否治神成为针灸医生医术高下之所在。59

　　对患者来说，“治神”这一概念与他们的身体感紧密相关。它要求为患者提供安静舒适的治疗环境，要求医生引导患者入静，并且在针刺过程中得气，即双方都体会针感。60谢锡亮强调针灸基本功的要领时首重“治神”，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临床上的一些现象：“临床上有许多针灸医生扎针多年，经常是一扎上就开始留针，留30分钟一拔了事，从未仔细体会过‘沉涩紧而已至，轻滑慢而未来’的感觉，更不用说运针行气，使气至病所了。这样的治疗虽也会有一定的疗效，但十分有限，没有把针灸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61

　　由此看来，针灸门诊医生采用飞速地不加引导地针刺治疗方法，虽然展现出一种医疗技术的权威感以及个体经验的知识壁垒，但显然，“治神”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医思想和原则被有意无意淡化了，忽略了。那么，能够引导患者治神的针灸，又是什么样的呢？

　　笔者跟诊S中医院另一位中医内科门诊Z医生，她以方药为主，兼做针灸治疗。她的针刺治疗不像针灸门诊那样大批量进行，而是在个人诊室后方的诊床上，为合适针灸的病人扎针。她扎针时并不追求快，而是凝神入针，专注而仔细地运针以得气，并且简洁地嘱咐病人注意自身的经络穴位感受，尽量注意感受从进针、行针到得气、留针这个时间段中身体感受的变化过程，集中精神，保持心情平静专注，不要走神，更不要使用手机等。病人的依从性也都很好，往往在针灸结束后满怀感激，并且能够感受到明显的身体感变化。

　　笔者亲身感受过Z医生的针灸，体会她引导的治神方法。除了进针时轻微的可忽略的皮肤表层刺痛，我能够感受到随着进针而到来的适度的穴位酸胀感，以及伴随着行针而加强的酸胀程度和传导感。留针期间，Z医生在看完几个病人后间隔为我进行两次捻转行针并询问感受。笔者遵从医生的治神要求而保持凝神专注，因此这些精微的深层感受一直在留针期间持续直至结束。从自身的第一手经验来看，笔者认为这一过程流动和交互于医患双方的认知沟通、精神默契与身体感应之中。它会让人对身体的觉察变得更加敏锐，感觉之间的联结也更广泛，是一种既专注又扩大了的意识状态。

　　综上所述，针灸治疗过程中几个层面的身体感材料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病人的身体感，而是要将其放在整个针灸治疗过程中做一个整体性的考量。一次针灸治疗，病人与医生的接触至少有30分钟时间，期间身体感会涉及针灸治疗环境，即病人的身体处境，病人被引导的程度以及医生在这个过程中的关注频次等。

　　其次，就身体感理论本身来说，要达到对于针感的体知和内证，“体物入微”是一种需要发展的能力。如果说传统中医针灸所重视的“治神”“得气”在过去就是需要加以重视和引导的关键之处，在当下的针灸实践调适的现实中，病人比过去更加需要医生的直接提示和帮助引导。

　　第三，这两方面的意义，可以推导出一个现实启示。中医针灸医疗环境的体制性变化以及医学过程的现实调适，使得病人渴望更加具有中医感觉的就医过程以及内在精微的身体感。前文“没人理”“流水线”“机器治疗”等病人的表达，虽然显示出他们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话语质疑能力，却以其身体内在感知刻画出一种缺失，一种中医文化的变迁与现实调适所留下的裂缝。

　　客观来说，医师个体也很难在体制化的嘈杂环境中，在高强度的几乎毫无间歇的技术化的流水作业中再去与病人间产生如此深刻的精神上的联结，以致“治神”现在更多是学术上的话语。然而，从笔者的对比性田野调查来看，在一些提供高端服务的中医诊疗空间，比如非公立医疗机构或小型私人诊所，“治神”会被作为一种高阶的知识资源和理解能力以及专业水准来构成某种竞争的文化柔性壁垒，或者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挪用。在公立中医院中被淡化的身体技术保留在社会生活中，也为病人身体感提供了一个习得的可能。同时，在“私人化保健”（privatizing health care）62的背景下，人们通过各种传播健康保健的知识渠道，比如出版物与广播电视等，习得了中医知识的一些片段，形成了自身对于生命的认知，这些也都在与他们遭遇的医疗实践中的身体感进行着对话。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引入身体感视角来分析中医针刺诊疗过程中患者身体经验的田野材料，本文初步形廓了身体感的三个面向与生成过程，重新思考了中医针灸诊疗语境下医患互动的能动意涵与实践价值。与医学人类学对医患关系的三种理论路径不同，本文认为，中医针灸的医患相遇是身体的相遇，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动的身体感实践。

　　首先，身体感是一个与情境的互动生成过程。病人的身体感并非被动的、孤立的、静态的。当下体制化的中医院医疗空间标准化，中医针刺诊疗在面临过量病人就诊时的现实调适等因素，都参与了病人身体感的建构过程。同时，病人也具有能动性，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发”出不同的身体感认知与行动策略，例如，“坐都坐不下”的公立中医院针灸诊室和“古色古香”的中医诊所，“烦躁”与“松静”的针灸感受等对比体验。这些感受不应该被简单视为纯粹个人化的情绪展演，身体感中那些与中医身体观不协调的充满张力的部分，其反映的不仅是个体的遭遇和孤立的感受，也是当下的中医医疗实践对传统中医身体观的形塑和再生产。感官不只是生理，同时亦是文化、社会与历史的研究范畴。63中医针灸场域中丰富的身体感亦可作为一种研究资源，使传统中医针灸发展中的非连续性与历史性得以显现。

　　其次，身体感的能动性还嵌入中医针灸医患双方的身体相遇的过程中。医患相遇在中医针灸的临床诊疗语境中，不是医学概念与术语解释相遇，不是医疗权力与知识控制相遇，也不仅仅是机械化约的医患互动与满足，而是医生与患者的身体以及身体经验相遇。在这个过程中，医生采用望闻问切四诊和查体、揣穴、针刺、行针等中医针灸诊疗技术，并将诊治过程中其自身的身体经验特定化、经验化、系统化，用于理解、沟通和治疗患者，使自己的身体感与病人的身体感产生联结；患者则渴望关注和发展自己的身体感知能力，以能够内证地体察诊疗中的各种经验，在医生的指引下，更深入地体验“得气”与“治神”等特定的身体技术以引导身体更好地痊愈。医生与患者的身体感互相交织、反馈，乃至互相形塑。从这个视角切入，才能有别于以西方生物医学为基础的医学人类学理解范式，充分契合中医的整体性思维，并有助于产生依托本土经验出发的解释路径。

　　进一步来说，本文的实证研究尝试综摄出增进医患理解与互动的应用性启示：第一，提高医生的身体感表达意识，一方面能增强医生的共情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扩展他们对患者的引导维度，提高患者依从性，以促进疗效与医患关系的良性发展。第二，发展病人的身体感知能力，以提高认知和疗效。鼓励医生引导病人关注和发展以“得气”的针感为中心，以“治神”为练习路径的身体感内容等。这样既可以提高针灸的疗效，同时也直观地为患者开拓出理解中医身体经验的新感受力。这两方面都将丰富医患相遇时的互相理解，增进医患双方的获得感。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田野点呈现的医疗空间、诊疗技术场景既非孤例，也不代表着当下中医针灸诊疗的普遍配置，而是以人类学“化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64的方法将笔者田野过程中引起注意的现象凸显出来，并逐级提炼出身体感的生成个案，以提供一些反思的视角。以上基于身体感的应用策略还有更大的空间等待讨论和挖掘，这个理路对于医学人文的价值在于其行动切实、切身，可直接感知并具有强烈的交互性，医患双方都可以通过这种直接与身体感相关的行动得到各自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本文也提供了一种思路，推动医学人文教育与活生生的身体有更多、更直接、更可知觉的接触面。

  *本文部分田野和写作得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田野调研资助计划经费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启发和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