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治的兴起与演化*

  人民政治的兴起与演化，是贯穿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一根逻辑红线，也是至今为止尚未真正引起学界重视的一个重大课题。为了重现这根逻辑红线，本文将选取三个时代和三位历史人物的理论思考，作为理念路标和历史刻度，这包括20世纪头十年的梁启超（以《政治与人民》为中心）、20世纪20年代的李大钊（以《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为中心）和20世纪40年代的毛泽东（以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构想为中心）。为什么是这三个时代？因为第一个时代是人民政治逐渐兴起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人民政治发生流变的时代，而第三个时代则是人民政治基本定型的时代。为什么是这三位历史人物？因为他们分别是那三个时代的精神体悟者和思潮引领者，他们都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民政治的内在脉络，且创造性地推动了人民政治的兴起、流变与定型。因此，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围绕这三位历史人物的理论思考，既梳理他们之间的异同以辨析源流，又重置于时代思潮的大背景之下以解释因缘，目标在于勾勒和呈现人民政治的起源、流变及其影响。

一、梁启超与人民政治的兴起

  1907年，梁启超在政闻社机关报《政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与人民》的文章；到了1910年，梁启超又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以“沧江”的笔名重刊于《国风报》第1卷第21期。短短三年之内两刊此文，可见梁启超的重视程度。

　　在此文中，他开篇即言：“凡一切政治，莫不与人民有不可离之关系。”接下来，他征引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的名言：“政治者，余之生命也。”但他的断言（也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则是：“吾以为政治也者，宁独政治家之生命而已？实一切人民之共同生命也！”①这既是此文的中心主旨，也是对人民政治最经典的概括和最热切的呼唤。值得格外注意的是，所谓人民应以政治为生命，此处之“人民”是相对于职业政治家而言的，也就是说，人民政治乃侧重于指代并非专门从事政治职业的多数民众对政治事务的关切意志和参与行动。在梁启超看来，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政治如同空气，与人民须臾不可离，所有人都应当密切关注一切政治，切不可自以为能够隔绝于政治之外，甚至认为政治只是别人的事而与己无关。梁启超苦口婆心地说：“政治为人民生命，其理由本非甚邃，徒以重重关系，间接稍多，中人以下，骤涉焉而不见其樊，则其漠然视之，亦固其所。”《道德经》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梁启超也知道，人民政治之道带有惊世骇俗的性质，相比古代经典传统中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论断事实上是对常识的一种颠覆。

　　然而，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一种忧患深重的普遍危机意识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士林。自倡言变法维新开始，梁启超最自信的是：“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搔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②作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这篇惊世骇俗之论，放置在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或许也不是那么奇特和突兀。

　　首先，在反思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原因的过程中，梁启超日渐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③他评说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这既是为李鸿章作辩护，也是对李鸿章的批判。辩护之处在于，李鸿章在晚清顽固派的围剿之中，深知中国已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非变法维新不足以图强，故以洋务运动而求安内制外之方，孤独的李鸿章是中国的先觉者；批判之处则在于，李鸿章“久居要津，秉持大权”，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④他无法唤起人民的国家意识，在国民国家的竞争大势之中，仅恃购买来的船炮以御敌，其败有由来矣。在梁启超的时代，“国民”概念本身即是人民政治的代名词，它是从日本转手的舶来品，而其流行于世则可归因于中日甲午战争的震撼、冲击和启示。在辛亥革命之前，无论立宪派抑或革命派，都将之视作中国的救亡之方和启蒙的根本要义。所谓“国民”，不再仅仅是统治权管辖范围内只知交粮纳税的子民，而是需要认识到自己作为国家一分子拥有何种权利和义务的人民；国家的痛痒即是人民的痛痒。这就必然要求人民不能自外于国家的一切政治。一个合格的现代国家，即是能够有效动员和统合这种现代国民的政治有机体。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只有这样的政治有机体，才可能在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演论逻辑）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生存的权利。

　　其次，在吸纳和消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梁启超也完成了政治合法性原则的古今之变，即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过渡。沃勒斯坦曾指出西方思想史的这个大转型：“在越来越多的人的头脑中，主权所在已经从君主或甚至立法机构转到更难以捉摸地存在于‘人民’身上。”⑤的确，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主权观念已深入人心。梁启超说：“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读十九世纪史，而知发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⑥在他看来，“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⑦故而，“君权神授”的说法被弃如敝屣，“天意”被“民意”所驱逐和取代。如果存在君主，君主也应该只是国家的象征符号或代理人。政治社会最高权力的所有者是人民，一切合法权力都来源于人民，国家所有机构都只是代为人民执行仆役的任务，因此，一切权力存在的正当目的都是要为人民的公共利益和共同福祉服务。就此而言，立宪派和革命派并无实质区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其独特性仅仅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⑧他们针对革命派想说的是，保留一个傀儡化和象征性的君主机构，有利于维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他们针对清廷想说的是，以君主神圣无责任的立宪体制，能够换取皇族长期的荣华富贵。不仅如此，就实质性的效忠对象而言，作为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的天职是：“大抵报馆之对政府，当如严父之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几谏，委曲焉，迁就焉，而务所以喻亲于道，此孝子之事也。”⑨近代日本自我塑造了一个神圣化的天皇以供崇拜，想要模仿日本搞立宪政治的清末立宪派，事实上多数人却对清廷毫无敬意可言，尤其是梁启超，虽受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拒绝了革命派的“排满”民族主义，但他念兹在兹且一向认为值得效忠的唯一对象，只有国民，亦即政治化了的人民，这才是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天子之所在。

　　再次，对于梁启超来说，20世纪的大问题之一即“扩张民权之问题”。⑩就立宪政治的实现而言，君主和官僚的妥协、退让乃至推动，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即使有此事，也不是立宪政治的原动力和本质所在，因为立宪政治的要害是限制专制君权及其官僚体系，而“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11不仅如此，他说得更明白更透彻的一段话是：“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为国民的政府者也。质言之，则于政治上减杀君权之一部分而以公诸民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未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矣，又知政府之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责望于君主矣，然则负荷此艰巨者，非国民而谁！”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断言：“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13一切的希望和进步的前途都取决于国民，因此，所谓立宪政治即国民政治，所谓国民政治即人民政治，在梁启超那里，这根本是同一化的逻辑。

　　尽管如此，具体到1907年的历史情境之中，梁启超再度强调人民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仍然难以避免其突兀性和奇特性。这是因为，早在1906年，他就发表了《开明专制论》一文，其中明确说：“宪法者，决非一纸空文所能立，朝欲之而夕致之也。夫人民程度之一问题，各人有各人之主观的判断，吾以为未可，人以为已可，是非终未易决也。若夫机关事务与否，则全属客观的事实，虽好立异，宁能否认焉？吾以为但就以上所举诸端，苟欲其规模粗具者，虽在承平之时，有一强有力之中央政府，网罗一国上才以集其间，急起直追，殚精竭虑，汲汲准备，而最速犹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而彼持极端破坏论者，乃谓于干戈倥偬、血肉狼籍、生计憔悴、神魂骇丧之余，不数年而可以跻于完全优美之共和，一何不思之甚！”14这里就包含了三层意思。其一，表达了对革命派（所谓“持极端破坏论者”）的贬低和驳斥，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二，表达了对清廷的拥护。毕竟，自1901年新政之后，1906年清廷又颁布预备立宪诏令，政府的开明姿态还是显而易见的。康有为就提醒过梁启超：“若夫政府之柔脆易转，实普万国所无……推之即动，激之即行，故立宪之事，但患其速，不患其迟也。”15梁启超注目于“强有力之中央政府”，可见其重心所在。其三，对现实存在的“人民”，梁启超并未抱有浪漫化的看法。作为政治合法性原则的人民主权观中的“人民”，本质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是一个集合整体，犹如上帝、神或天意那样难以捉摸，在实际上它很可能并未出场；而在现实政治中出场的“人民”，则是杂多零碎和分化散漫的，是需要历经“国民性批判”的“国民”，也是应该承受“新民说”洗礼的绝大多数民众。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民”是不值得过于信赖和依靠的。

　　根据《开明专制论》的设计方略，贬斥“革命”和轻视“人民”，转而诉求于“强有力之中央政府”，梁启超表现出了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但是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在《政治与人民》一文中，梁启超似乎完全接受了杨度对他的批评：“若专驳革命党，批评国民，实为失策。弟以为国会未成立之先，国民实无服从此等政府之义务，虽一切反对之，不足为激。且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16自1907年后，杨度的策划替换了《开明专制论》的方略，成为立宪派的主流走向，梁启超的《政治与人民》正是这一走向初露端倪的一个最好见证。就此而言，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自海外归国，曾公开演讲说，在推倒清廷方面，立宪派和革命派起了同样的作用，因此辛亥革命无论功罪，立宪派和革命派都应该共同分担。这恐怕不全是虚言。

　　此外，也是在1907年，为了重新设置议题以胜过革命派的“排满革命”，杨度引导梁启超倡议开展国会运动，“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将有很大的成效。17而梁启超写作《政治与人民》，其落脚点和归宿也正在于论证“国会政治之所以可贵”，一再申说“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也”，文末的结语则是：“人民而欲求得良政治也，亦曰求得国会焉而已矣。”18到了1910年，果然国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立宪派的声势得到极大扩张。但是，正如美国独立战争时“人民”更多时候都只是存在于精英制造动员效力的政治话语之中，19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乃是立宪派，而立宪派除了部分官僚之外，则多以绅商阶层为主；事实上，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绅商阶层为了限制“君权”和“官权”，虽表面上总以“民权”相号召，但其实质则是扩张“绅权”。就此而言，绅商阶层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主体，也是主导立宪政治、舆论政治乃至国会政治的真正在场的“人民”。梁启超两刊《政治与人民》，虽意在支持绅商阶层的国会请愿运动，但他大量的笔墨皆用来论证普罗大众参与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会的关键也在于“人民之选举而成立者也”，乃“代表国民之意思而申其利益矣”，20这就意味着，绅商阶层仅仅当其作为“人民的代表”时，才具有权力扩张的合法性，其正当性基础绝非根源于本身之阶层利益，针对“君权”和“官权”的“绅权”扩张，更没有天赋权利的自明性。故而，从根本来看，他这篇文章并不利于绅商阶层长期僭取和冒用“人民的名义”以谋取其本身的阶层利益。

　　以梁启超的《政治与人民》为代表，人民政治获得了比较明确的历史表达。这种表达虽有惊世骇俗之处，但并不突兀，因为天演论背景下对国民国家竞争体系、人民主权观念以及民权扩张的普遍认识，已基本成为流行于一个时代的公众舆论和精神特质。虽然对于那个时代的忧患之士而言，是否保留清朝君主仍饱含争议，但必须改革国家制度以实现立宪体制，且立宪政治即国民政治，国民政治即人民政治的同一化逻辑，却是普通共识。《政治与人民》还透露出两个微妙的历史信息：其一是立宪派的保守主义倾向扭转了，比之诉求于“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他们更倾向于“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这客观上有利于辛亥革命的发动和成功。其二是这篇文章虽说明了绅商阶层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主体，是主导立宪政治、舆论政治乃至国会政治的真正在场的“人民”，但也暴露了他们的合法性皆根源于“人民的代表”这一政治身份。倘若他们针对“君权”和“官权”而无限制扩张“绅权”，甚至冒用和玩弄“人民的名义”，以“绅权”彻底取代和置换“民权”，他们的这种僭越行为就必将丧失合法性，从而导致“代表性断裂”的后果，21并把自身置于人民政治的对立面。不幸的是，这恰恰成为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现实。

 二、李大钊与阶级政治的引入

　　1922年7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与梁启超的《政治与人民》有点类似，短时期内即几次再刊。此文先是脱胎于李大钊在北京中国大学的一次演讲，讲稿刊于《晨报副刊》；到了1923年，李大钊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百科小丛书》写作《平民主义》，不少内容也与此相关。1922年已是李大钊思想的成熟时期，或可见此文理论的重要性。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和《政治与人民》在逻辑上直接构成了呼应、递进和转折关系。首先，这表现在从国民主义到平民主义的概念转化。尽管就民主的实质意义而言，两者有诸多类似之处，但国民主义的言说背后更侧重人民的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气质、精神的风习、人生哲学、情感冲动，更强调个性化、反特权和大众化的倾向。其次，针对”谁是人民“的问题，李大钊做出了新的质疑和思考。李大钊说：“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22在阶级视角的启蒙和光照之下，“人民”概念得以再度深化和现实化，人民中的大多数群体（比如妇女和无产阶级的男子）也开始呈现从遮蔽状态走向无蔽状态的历史趋势，而绅商阶层／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僭取和冒用“人民的名义”这一历史行径则日渐受到反思与批判。这必将昭示政治主体的时代位移。最后，他们对理想的政治制度的理解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梁启超那个年代，立宪政治、舆论政治、国会政治、代议制度就是救亡图存以至于实现富强文明的最佳药方，但是，到了李大钊的年代，前者的理想早已“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这种制度的欺骗性在于：“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饶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潢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因此，对于李大钊来说，“无代表制度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而且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那么，什么才是最理想的政治呢？李大钊的答案是：“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23

　　从1907年到1922年，短短15年时间，人民政治即已从国民政治／立宪政治演化至平民政治／工人政治，尽管两者对民主主义和民权扩张的追求仍是一脉相承的，但作为“人民”实质内涵的政治主体发生了位移，前者的理想政治制度被彻底颠覆了，其变化不可谓不大。问题是，何以如此？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一战之后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去魅化效应。在“漫长的19世纪”，24西方文明通过工业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动员，促使自己从一种地缘文化升级成了普世价值体系，然而，1914年—1918年爆发的欧洲大战引爆了西方文明的深刻危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曾使得这种危机意识广为人知。当年膜拜西方文明的严复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称“欧战”）之后感慨道：“不佞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2520世纪头十年梁启超写作《新民说》，满心思只在热烈崇拜最完美的西方文明模型，认为中国要做的事仅仅是根据这一完美模型彻底自我改造而已；到了20年代，梁启超写作《欧游心影录》，却又把一个破碎的西方形象介绍给了国内，似乎西方文明只等着东方文化来挽救了。胡适哀叹说：“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26这无可避免地导致了19世纪西方文明的去魅化：温和的评价是，“西方”不再是自明的真理的源泉，而仅仅是一个可供参照的理论来源；尖锐的批判则是，“西方”的扩张过程对于绝大多数人民而言，与其说代表着光明的前途，不如说充斥着罄竹难书的血腥、罪恶和黑暗。在西方文明的深刻危机中觉醒过来的一代人，再一次获得了更深度的独立评判的主体性意识，因此，这是一个觉悟和独立的思想解放的时代。27觉悟的个人要求独立，要求从家庭、宗族、习俗、伦理、名教等束缚中解放出来；觉悟的民族也要求独立，不再是单向度地服从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自我和亦步亦趋，而是立足于自我的主体性根基独立评判一切价值理念。

　　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不仅根源于欧洲大战和西方文明危机，也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及立宪选举体制的实践所致。清朝瓦解之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大部分愿望都得以实现了：国会召开了，政党组织风起云涌。但是，“国会神圣时代”只维持了几个月时间，到了1913年10月间，马上就转为“国会厌弃时代”了；28政党的散乱及其官僚化，让人看得很清楚，政党本身不过是私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所谓“万目一的，均在于官”。29这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反省立宪选举体制本身的弊病和缺陷。事实上，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即已写了《代议然否论》来批判这种体制，但在崇拜西方立宪政治的大潮流中，那只是空谷足音而曲高和寡；然而到了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期和20年代前期，这种反省和批判逐渐汇成新的思潮，特别是有许多曾经的留学生和如今的代议士参与到这种既尖锐又彻底的否定潮流之中：“虚伪民主流毒于中央与各地方，致令所谓国治省治县治，及所谓市乡自治者，皆同时沦为僵腐之物。今虚伪民主虽倒，而僵腐之局不能自变。”30至于梁启超本人，在20世纪头十年曾将所有政治希望寄托于开明的绅商阶层，甚至不惜与黄遵宪合谋用“潜移、缓进、蚕食”之阴柔方法，以实现“绅治”取代“官治”之企图；31但是到了第二个十年，他的“痛定罪言”却是：“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十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数地位优越之人民，十九皆其不善良者也。故中国将来一线之希望，孰维系之？则至劬瘁、至质直之老百姓即其人也；而此一线之希望，孰断送之？则如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即其人也（指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32这足见其对那些“日日夷于妾妇而沦于禽兽”之士绅阶层失望到了何种地步。

　　如果说前两种原因皆是时代之大潮流，李大钊仅是潮流的追随者而已，那么，第三种原因则根源于李大钊对其所吸纳和消化的新思潮极度敏感，其对国内的开创之局可谓功不可没。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眼见“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李大钊迅速认识到：“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33李大钊对19世纪西方文明和代议制度的批判，就理论来源而言，多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对他的影响最大。而他推崇的工人政治，其实也是马列主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说法。通过阶级视角的引入，李大钊在这波大批判潮流中显示出独特的异彩：就政治主体而言，“人民”不再是绅商阶层／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所能够轻易僭取和冒用的名义了，妇女群体和无产阶级的男子需要且必须站到历史的前台；就政治制度而言，民主作为话语、旗帜和目标是同一的追求，但民主的实质则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别，而代议制仅是资产阶级玩弄手法的虚伪民主而已，真正的民主需要无产阶级的政党走向社会底层、工厂和乡村，与广大平民群众密切相结合，代表和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以运动的方式呈现出来。

　　以《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为例证，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政治在引入阶级视角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从梁启超到李大钊，也就是从国民政治／立宪政治到平民政治／阶级政治的变迁过程，两者乃是人民政治前后相续的不同阶段，而阶级政治相对于立宪政治构成了一种扬弃：梁启超曾经寄予厚望的绅商阶层作为“人民的代表”的政治身份丧失了合法性，他所理想的立宪选举体制也在实践过程中显得千疮百孔；李大钊对此的省思和批判，既是一战之后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去魅化效应的体现，也与国内新思潮若合符节。李大钊思想的独特性主要在于，由于阶级视角的引入，人民从“国民”发展成“平民”，人民不仅是政治化的，而且是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主体取代绅商阶层，逐渐成为降临历史现场的“人民”；作为马列主义的信徒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依据苏俄典范模式而大力推崇的工人政治／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共的理论斗争和历史实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与人民民主的形成

　　1949年6月30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完成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文。这其实也是他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应该如何建设及其内政外交的一些思考。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有过多次建国构想，比如完成于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这一系列建国构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在几个关键方面都是批判性地延续了梁启超和李大钊的思考。

　　相比梁启超最重视“国民”一词和李大钊更重视“平民”（有时也称之为“庶民”）概念，毛泽东则无比重视“人民”。对于毛泽东来说，“‘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就国体问题而言，“国民”一词具有欺骗性：“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34在梁启超的时代，“国民”概念为人民的政治化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已引入阶级的视角促使人民开始阶级化，但“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35到了毛泽东这里，“人民”概念已然具备自足性，本身即已构成对“国民”概念的扬弃，自此以后，人民的政治化不再需要“国民”概念赋予其合法性，反而在批判“国民”概念的对比之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彰显。他的著名断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6可见“人民”之于毛泽东，已非一般概念，而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理念。

　　那么，谁是人民呢？对于毛泽东来说，人民理念不是悬于空中而束之高阁的某种虚无境界，而是内在蕴含着历史性和超时间性：历史性是说，人民概念是具体的和实际的，它在历史之中，伴随不同的历史形势而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超时间性是说，人民理念是永恒的价值坐标和神圣的公正尺度，烙印和丈量所有政治主体的一切政治行为的善恶、是非、曲直和利弊。人民的这种神圣性和历史性是同在的，越发催使毛泽东上下而求索之。1940年时，他曾说：“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过于突出：“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37可见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属于人民，毛泽东也处在犹疑状态中。到了1949年，问题变得清晰了：“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8短短半个世纪，人民的政治主体发生了巨大变迁：梁启超心目中的国民自然包括了政治化的全体人民，但那个时代作为人民真正出场的政治主体则是主导立宪政治的绅商阶层；李大钊构思中的平民是以无产阶级为主的一般庶民，但那个时代作为人民真正出场的政治主体则是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设想中的人民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革命和人民战争则切切实实动员了最广大的农民阶级：“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39人民民主由此获得了最普遍的社会内涵，其历史性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充实和具体化。

　　至于理想的政治制度，毛泽东也非常明确地区别于两个主要取向：“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40事实上，所谓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正是梁启超时代的基本取向，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的主要取向，而新民主主义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说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成熟时期）的一种制度创新。某种意义上，区别于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是李大钊时代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区别于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毛泽东这一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在于，人民民主的规定性恰是在与这两种取向的博弈当中得以塑造和成型的：一方面，人民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都以民主作为政治理念，但英美式国家的民主观侧重的是形式主义的制度论，而人民民主的民主观则更强调实质社会内涵的阶级论。因此，在英美式国家，资产阶级仅通过一系列制度操作，即可僭用“人民的名义”以获取合法性；而中国共产党的党政体制则不然，它既需要在法权意义上规定各社会阶级的政治地位，更重要也最关键的是，它还必须通过超级政党的群众路线和普遍性的群众运动，来维持和守护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的平等尊严及其获得感。41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都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都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但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专政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专指苏联），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属于民主革命时期，因此，人民民主虽然先验规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还是要用“人民”来取代“无产阶级”并由此成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理念。一个原因是，“人民”概念不仅仅包括无产阶级，还需要包容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谓统一战线）；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无产阶级在中国人数过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革命和人民战争，就绝大多数根据地及人力而论，主要是依靠乡村社会和农民阶级。相比布尔什维克主要依赖城市工人起义，中国共产党很早就确立了以农民作为革命主力的取向。

　　毛泽东何以会形成如此独特的建国构想呢？原因很多，但有两个要素值得注意。其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其实是吸纳了国民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一种理论总结。《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时机，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时期，这次合作与国民革命时期（1924年—1927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具有多方面的相似性，因此，毛泽东经常反思和总结国民革命时期的合作经验及教训。在陈独秀看来，国民革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一种独特形式的革命，既不同于单纯的民主革命（针对宗法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单纯的社会革命（针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无疑是革命的伟大势力，但也只是潜势力；工人阶级当然重要，但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倒是“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这也就意味着，国民革命应该要由资产阶级来领导。42对于毛泽东来说，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国的革命分两步走，目前阶段的目标仍是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战线，这与国民革命完全一致。但是，更值得汲取的深刻教训则是：“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43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时刻警惕和提防这种背叛，需要在革命和战争中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自己的军队势力，民主主义革命也需要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才可能彻底成功，这完全是将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敢想不敢说的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了。更准确地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即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革命时期领导权的公开宣言。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公开性的意义，这种理论上的“正名”意味着共产党起码已经获得了争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权的合法性。

　　其二，人民民主观念的生成也是吸纳了土地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一种理论总结。自1935年开始，“人民”概念逐渐受到共产党人的重视，这与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逐渐重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可以说是正相关的。当时的中共领导者是这一历史潮流的追随者和推动者，他们一方面广泛联系其他势力，尽力扭转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围剿政策，以求建构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自我批判“过左”的两种倾向，即抹消革命分两步走而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空谈主义和拒绝联合国民党及其他阶级势力的关门主义。在抗战过程中，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团结各方势力以维护抗战大局；抗战以后，在与国民党的较量当中，策动中间势力并争取公众舆论以瓦解国民党统治，这些都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名词上的最大改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苏维埃”自此之后就变为了“人民苏维埃”。就此而言，统一战线之于人民民主，既是历史前提，也是基本内涵，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竟会将统一战线视作“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三大法宝）之一（另外两个是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军队）。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人民民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高估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中的地位，因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策略性的意义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从来不会消失，毛泽东对此也从未有过怀疑。对于他来说，根本所在本来不在那里，而在这里：“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44土地革命时期的关门主义自然是错误的，但那时的红军本来也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且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重视党、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三位一体的系统建设，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独辟农村包围城市的蹊径，这条毛泽东逐渐摸索出来的独特的中国革命之道，才是独立自主的战略方向，也是区别于苏俄模式的要害所在，更是人民民主的根本和基础。就此而言，忽视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中的重要性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忽视土地革命时期成功经验的意义，甚至于抬高统一战线而贬低独立自主，则更是见木不见林乃至一叶障目的观点。而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将人民民主专政区别于苏俄式无产阶级专政，既因为两种革命阶段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因为中国革命之道本就根源于更漫长、更艰难困苦的中国革命实践。

　　人民民主的兴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民政治的第三波浪潮。就现代化的一系列目标（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国家富强和科技主义等等）而言，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性的继承者而非叛逆者；以人民政治为例，毛泽东不仅不是叛逆者，而且他将人民政治的逻辑演化到了极致：人民在他这里，既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理念，又是兼具历史性和能动性的政治主体。新民主主义式的人民民主，是对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成败经验的理论总结，它既区别于英美式资产阶级民主，也区别于苏俄式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人民理念和民主理论。汪晖曾把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视作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据此我们认为，人民民主是反现代性（主要批判19世纪西方文明，其次区别苏俄革命模式）的现代性（吸纳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的一个经典范例，也对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余论：现代性、战争与启蒙

　　现代性自扩张以来，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民政治的兴起，它以自由和平等的天赋人权相号召，在国家之间和社会之间交互刺激和传播，推倒宗教特权，颠覆贵族王权，蔚为历史潮流。中国有识之士对人民政治的探索和追求，不过是这种世界潮流里的一波而已，虽自有特色，却也在大潮和主脉之中。梁启超及其之后几代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启蒙大业、国民性批判、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以及长期的战争动员，实质上都根源于这种人民政治的逻辑，即为了应对中国整体性的政治文化危机，必须在意识上唤醒人民，在知识上教育人民，在德性上塑造人民，在能力上培养人民，在组织上凝聚人民。他们相信，人民只要真正站起来，就能创造伟大的历史。实际上，伴随启蒙主义的扩张和知识教育的普及，人民政治乃是现代世界无可避免的命运和难以消除的症候。

　　人民政治之所以崛起和演化的逻辑，与战争的关系相当密切。虽然人们常常自以为“学说之力足以激动人心左右世界”，但其实某类学术思想的一时风行，既可能是理性论证的力量所推动的，也可能是战争这一改变思想格局最具势能的活跃因素所引发的。我们不能忘却了，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迷梦并不是被别人用嘴皮子磨破的，而是在船坚炮利的火势中因烧灼太烈而逐渐清醒过来的。梁启超大力宣扬国民思想，推动人民政治并以立宪政治为归宿，最重要的背景即是受到了甲午中日战争和甲辰日俄战争的刺激与影响。20世纪20年代反思西方文明潮流的兴起以及人民政治开始脱离立宪政治的轨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莫大关系。毛泽东何以形成人民民主的政治观念？这其实也是在数十年的革命实践和人民战争的烈焰中锻造出来的。

　　与战争问题相关的，是另外一个经典命题，即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45他真正的意思是指，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革命和人民战争仅解决了国家危亡的问题，这反而导致启蒙大业遭到遗弃。这种说法的一个不当之处是，李泽厚似乎忽视了他心目中理想的英美式民主之遭遇抛弃，乃是一个时代的大潮流，这并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毋宁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实是19世纪西方文明被反思和批判之后的结果之一而已。更重要的是，20世纪的前五十年，既是中国革命如“高山滚石”（王奇生语）的五十年，也是人民政治一浪接一浪的五十年。人民的政治主体，已经从梁启超时代的“国民”（实则是绅商阶层），发展到李大钊时代的“平民”（实则是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再发展到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最主要的已是农民阶级）。这毫无疑问是人民的政治化和阶级化，也是民主的充实化和深入化，需要经过大量而烦琐的宣传和动员工作。我们可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竟一股脑儿将针对绝大多数民众的如此庞杂细化的工作，贬斥为“启蒙大业的遗弃”呢？的确，在那样一个时代，历史情境复杂多样，其中不知有多少幼稚、狂热和谬误，即使在1949年，高度尊重农民的毛泽东仍然承认，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深刻认识农民的局限性及继续教育农民的必要性，这本身就是启蒙的事业。李泽厚的命题存在偏差，因为启蒙事业从未被遗弃；而福柯的教诲则值得重视，因为启蒙事业从未完成。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协同创新中心）“延安时期历史记忆、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JY06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