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与“笔杆子”*

一、引言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hegemony”通常译为“领导权”或“霸权”，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最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意指施行政治支配的能力。据雷蒙·威廉斯考证，“hegemony”是从古希腊语进入英文，最早词源为希腊文“egemon”，指“支配他国的leader（领袖）或ruler（统治者）”，政治意涵是“一个国家宰制另一个国家”。①19世纪后，它被普遍用于描述一种达成政治支配目标的政策。这一概念超出国家间政治的意义，则与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高度相关。

　　佩里·安德森指出，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历经古罗马、中世纪、现代早期，“领导权”都未曾出现于西方政治用语中，仅仅在19世纪一度被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使用，但并未凝练为理论。直到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它才重现生机而被赋予全新用法，“即界定国家内——而非国家间——的政治关系”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与普列汉诺夫先后提出，在与沙皇的斗争中，无产阶级需要肩负软弱的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的历史使命，掌握斗争的主动性和领导权。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批评孟什维克将领导权错误地归为普选权，主张将“无产阶级领导权”发展为依靠工农联盟共同战胜沙皇专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民主专政。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新生苏维埃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领导权”。但作为思想方法的“领导权”走向国际化，最重要的进展是意大利葛兰西的重新思考，他使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意涵：“既包括统治者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包括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统治。”③针对西欧市民社会难以发动类似十月革命的状况，他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等夺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

　　“领导权”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支配，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东西欧不同社会历史状况时，各自发展出独立的政治支配策略：列宁主张的领导权，针对软弱无力的俄国资产阶级，强调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葛兰西主张的领导权，则针对结构稳固的西欧市民社会，强调以有机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阵地战。前者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后者则开启了文化批判的先声。

　　二战以后，西方历经镶嵌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个阶段。④伴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挫折，倾向于文化斗争的葛兰西主义逐渐占据了当代学界阐释的主要视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德里克就认为，毛泽东和葛兰西在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方面有诸多相似的地方。⑤借鉴葛兰西，固然可以激活老问题的新理解，但容易将问题泥于文化或意识形态，偏于“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阐释，甚至忽视葛兰西对意大利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懈探索的历史初心。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历程中，“领导权”若被简单等同“文化领导权”或视为意识形态，则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威廉斯认为，作为概念的“领导权”既涵盖又超越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它是指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覆盖了生活的全部——我们对于生命力量的种种感觉和分配，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种种构成性的知觉体察”。⑥伊格尔顿指出：“领导权是一个比意识形态更加宽泛的范畴：它包括了意识形态，但不能简化为意识形态。”⑦沃尔夫莱强调：“如果不可简约为意识形态，那么，就其广远的影响而言，霸权也不简约为文化。”⑧据此，“领导权”虽涵盖广泛却又始终立足于政治过程及其支配能力的获得。“文化领导权”遮蔽了“领导权”的整体性，这既与现代性学术分科体制有关，也深陷于后革命氛围而缺乏理论反思。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文化领导权”，日趋成为一种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知识生产话语，淡忘了自身作为一种解放政治的历史起源及其经验潜能。究其根本，“政治”的当代理解发生了深刻转型：文化政治取代了解放政治。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目光外，“领导权”的中国革命经验及其历史逻辑有待深入讨论。

       区别于早期源自西方国际霸权而当下日益走向后现代文化政治的“领导权”，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始终是一种将“解放政治”与“文化政治”融贯一体的历史实践。只有重新纳入发端“解放政治”的列宁视野，使“军事斗争”与“政治联盟”再次回归领导权的整体构造，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葛兰西意义上“强制”与“同意”的复合型领导权。进而，解放政治与文化政治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中的有效结合，更深深奠基于“工农大众”“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等层层丰富、不断展开的主体性历史自觉。

　　20世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革命领导权（revolutionary leadership），它包含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二者相互结合，互为支撑，致力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根本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以立志为人民服务的“枪杆子”与“笔杆子”为历史主体，以深具传统底蕴与中国气派的“文武双全”为历史方法，以自我革命与相互嵌入为历史逻辑，在主体性、方法论、逻辑性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既呼应“列宁-葛兰西”问题又富于中华文明意义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

二、“列宁-葛兰西”战略、中国难题与“文武战线”

　　1895年，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论战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俄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不得不领导争取民主的斗争。他坚持认为，“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致力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在于同盟军问题。在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的联盟问题上，孟什维克持乐观态度，并积极参加杜马，列宁则抱有怀疑态度，认为自由派靠不住。列宁更积极地看待农民的革命作用，强调革命取决于边缘集团尤其是农民的态度，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906年，他呼吁将土地分给农民，刺激农民脱离大资产阶级并为民主共和国创造经济基础，使资产阶级统治真正成为可能。⑩

　　与之有别，葛兰西认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进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坚固的链条。”11葛兰西批评罗莎·卢森堡的“经济主义”和她对“自发性”的不合理期望。葛兰西指出，直接攻破敌人防御，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并不适合西欧发达国家，国家的后面还有市民社会，要攻破这套防御体系，就必须运用“阵地战”。西欧人民既未能同时发起暴动，也没有形成毛细管式的间接压制，军事技术是次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对暴动进行长期的政治和思想的准备”，“这种准备会有机地鼓起人民的热情，从而使全国集中力量和爆发暴动成为可能。”12

　　比较而言，列宁提出了以联合农民为途径、寻求城市暴动为目标的领导权战略，葛兰西则绘制了以瓦解市民为方法、占据思想阵地为宗旨的领导权蓝图。前者是武装的、整合的、迅速的，偏重强制型领导权，后者是文化的、分化的、拉锯的，倾向同意型领导权。同时，两者又有一种隐蔽的共通性，殊途同归致力于城市攻坚战。与工业化、城市化的欧洲不同，20世纪早期中国是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而工业极其薄弱的国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历史主体，既有兼具反抗性和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产业经济意义上新生而弱小的无产阶级队伍，更有数量众多而潜能巨大的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到抗战前，50%以上的中国工厂和60%以上的中国工人都集中在上海。13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构成、力量及相互关系，与欧洲社会迥然有别。

　　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状况，陈志让称之为“军绅政权”。他结合社会经济史与政治军事史，勾勒了从1860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荆棘”及其解决方案。他认为，1860年至1895年是“绅—军政权”，1895年至1949年则是“军—绅政权”：“我所指的‘军’是1895年以后渐渐发展起来的军队，有时也考虑团防和土匪；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军—绅政权是这两种人联合统治中国的政权。”14概言之，军绅政权的特征是：在政治上，内部派系的分裂与无限制的权争；在经济上，以控制土地来掌握资源以养兵；在文化上，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取文化保守主义。鉴此，“军绅政权”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它以军事武装和土地经济为政治基础，在“分崩离析”15中呈现的，一方面是政权内部派系斗争与地域斗争的激烈离心力，另一方面，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掌握却悖论地导致了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的低能甚或无能。军绅政权，既不能对外保卫民族国家，也无力完成内政主权统一，更未曾掌握文化思想话语主导权。军绅政权唯有各自为政的“军事-经济”强制，缺乏团结向心的“文化-政治”认同，未能建立完整有效的领导权。孙中山概括为“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16，这种历史离心力不仅导致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通体沉疴，更使源自“轴心时代”17的中华文明传统，在面对西方“启蒙-殖民”现代性冲击的“文化-政治”时刻，遭遇了“天下-朝贡”18体系“去轴心化”的历史性危机。

　　在革命运动的初始阶段，由于简单移植欧洲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起义或文化阵地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也遭遇了城市镇压与文化围剿的种种挫折。军绅政权虽无有效统一的领导权，但军事与经济实力也并非脆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就是克服此种“军事-经济”的“强制”，同时提高自身在全民特别是农民与知识分子中的“文化-政治”的认同度，立足“解放政治”而涵盖“文化政治”，最终在新的时空位置上重返“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怀柔远人”的政治理想与文明境界。兼有政治意义和文明旨归的“中国难题”，历史地规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独特构建路径。

　　“文武战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构建革命领导权的核心命题。1942年5月2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作会议“引言”，据何其芳回忆：“毛主席讲了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就是后来正式发表出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的‘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19无独有偶，胡乔木也注意到了这一细节20。一年半后，《解放日报》发表的正式版本与现场发言略有不同：

　　在我们为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1

　　经毛泽东修改，两个“总司令”的说法消失了，仅留下“文武战线”和“两支军队”。考虑到毛泽东同时期其他正式讲话，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均不失幽默风趣，那么这一修改并非意在修辞的严肃性，应是为了凸显某种思想的重要性。简言之，“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的比喻固然风趣，但毕竟不如“文化战线”“军事战线”更能给人以战略布局的清晰图景，淡化个人更好凸显了革命政党的集体领导以及“党指挥枪”的深刻经验。“文武战线”及“两支军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构建革命领导权的理论总结。

三、领导权的“紧急状态”及“枪杆子”策略

　　“文武战线”及“两支军队”，是在漫长的革命中经过理论与实践反复辩证、长期酝酿的历史结晶。葛兰西认为：“一定历史时代的哲学，不外是这一时代的‘历史’，不外是领导集团善于从以往接受下来的现实中进行改变的总和。”22追溯“文武战线”的理论起源，需要重返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紧急状态”（emergency state）。

　　本雅明提醒人们：“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从而改善我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23本雅明所谓“紧急状态”，包含客观与主观两层意义。客观的紧急状态是一种被压迫者习以为常的日常现实，唯有主观的紧急状态才能使被压迫者从麻痹中惊醒，从而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同理，作为历史概念的“危机”（crisis），也并非指失败、解体或消逝的终结状态，而是指一种临界的境况。特别是，“在‘危机’中，人们还握有选择；‘危机’是人们有权决定是否可以克服它的阶段和局面” 。24易言之，“紧急状态”或“危机”均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agency）息息相关。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构建，起源于客观紧急状态激发主观紧急状态的一个历史危机时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背叛革命。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五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在五卅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党“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提出“共产党必须领导劳苦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等的反动派，以巩固革命的胜利”。25但会议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措施，在客观紧急状态中任由形势继续恶化。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宣告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着手构建“军事-经济”强制领导权。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振聋发聩：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6

　　“枪杆子里出政权”呈现了主观的紧急状态，锚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构建的主体起点、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毛泽东以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为鉴，强调对处于客观紧急状态的共产党而言，亟须形成主观的紧急状态，认识到军事运动关系着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亟须上升到革命领导权战略首位。有学者指出，最初的领导权构想“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反对专做军事运动或专做民众运动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做法”。27因此，较之武力夺权的表面意义，毛泽东点破两种运动的分裂并指向两者的“结合”，才是此命题的核心旨归。它既是历史性的，也是逻辑性的，更是主体性的。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再次强调：

　　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8

　　较之于“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剩下的“百分之四十的精力”也许有更深刻的辩证意义。“枪杆子”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政治必须高于军事，军事始终服务政治。革命与反革命掌握“枪杆子”的差异，并非由军事本身决定，而是由政治意识决定，言在“枪”内而意在“枪”外。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原计划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暴动，进击湘东，会攻长沙。由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又兼兵力薄弱且各自为战，导致原计划失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向湘南山区转移。9月20日，毛泽东向起义队伍讲话：

　　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29

　　根本上，中国革命不是纯粹军事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处理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小石头”怎样打破“大水缸”，弱者的解放政治如何可能？其二，能否获得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而成为“我们”？“团结一致”如何可能？这就涉及革命认知、革命情绪、革命意志的主体性改造实践。在军事运动中重塑历史主体，“文武关系”一开始就内在于军事领导权的构建。

　　毛泽东提出“万事开头难”，在武装斗争的客观紧急状态中，进入团结一致的主观紧急状态更为重要，因为这在军事运动伊始就是十分严峻的问题。秋收起义前被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临阵叛变，在起义后沿江西南下途中，总指挥卢德铭牺牲。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不服从前敌委员会指挥，造成严重损失。由于一再受挫，士气低落，“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30。1927年9月29日至10月2日，毛泽东领导前敌委员会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部队整编，主要有三点：

       一、整顿组织，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提出去留自愿的原则，愿留则留，不愿留发给路费，希望他们继续革命。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31

　　陈志让认为，正规近代军队应有几个标准：第一，主要任务是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包括对付外敌入侵和内敌割据，军队应服从最高政治领导；第二，军政和民政分开；第三，军队要训练和教育在役士兵，使他们在退伍之后有就业能力。但是，1912年至1937年之间的中国军队，既不抵御外敌入侵，又不服从中央政府领导，政治也常为军人操纵，更无从兼顾士兵的医药、教育、文化生活。32“三湾改编”旨在改造“枪杆子”成为团结一致的“我们”。只有获得主观的紧急状态，才能与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一致。清退投机主义者，坚定了“我们”的斗争意志；支部建在连上，强化了“我们”的服从指挥；实行官兵民主，调整了“我们”的乐观心情。革命领导权的构建，吁求军事武装力量的革命化与政治化。“党指挥枪”比“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进一步，革命军队通过自我改造服从更高的“文化-政治”目标而区别于军绅政权。

四、“造成红军”：阶级意识的反思与潜能

　　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主张“把现实看作是由我们本身创造的”，提出“我们自己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他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全部现实看作为历史，那末我们实际上使自己提高到这样一种立场，在这种立场上，现实可以被把握为我们的‘行为’。”33因此，现实是由主体行为参与建构的，关键就在阶级意识的形成。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总是要在眼前的局部利益中变具体的”。341961年萨特提出：“主体性的一个首要的本质特征是：主体性之所以根据定义是非知（哪怕是在意识层面上），是因为个体或有机体‘要成为’其存在。”35萨特意在避免“主体性”沦为对某种固化阶级意识的印证，而以“非知”与“要成为”作为“意识”特征，超越“反思”的传统主体性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领导权的关键之一，就在于结合“反思”与“要成为”的双重意识，通过改造自我塑造“文武双全”的主体性，应对各种复杂的历史难题。

　　1928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井冈山茅坪召开，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他总结了井冈山的经验，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有关红军的建设，他认为：

　　至于此刻红军的发生，也必然只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及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才能分化出来。那些毫未经过政治训练及毫未接受工农影响的军队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可以造成红军的成份出来。36

　　毛泽东看到了红军的良好基础，区分了红军与军阀、工农武装割据与军阀割据。但他很快就发现，要完全依托受过政治训练及工农影响的军队继续发展，非常不现实，因为“贺叶旧部、警卫团、浏平农军，因经过一年多无数次的战争，损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过三分之一。即湘南红军，在边界八个月的斗争，伤亡数目亦很大”。队伍不仅折损较大，兵源更是难以为继，“边界农民愿意当兵的少，分田实行，大家便耕田去了”。37革命意识不足，兵员的数量和质量更堪忧。毛泽东面对的是：　

　　成分：一部分是工农分子，一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争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部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38

　　要将俘虏或游民“造成红军”，之前在理论上“决然不能”，当前在现实中却应促成“可能”。“枪杆子”的阶级意识问题凸显。葛兰西指出，“选择和批判世界观也是一种政治行动”，“批判的理解自己本身是通过政治的‘领导权’的斗争实现的”。39党指挥枪，必须造成服从政治领导的“枪杆子”。边界农民并不具有先天的阶级意识，大量游民或俘虏虽有战斗力，同样阶级意识不足。“红军的成分”造成必须基于“反思”与“要成为”在实践中的“结合”。毛泽东运用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经济上，废除军队雇佣制，不发饷，只有伙食钱与零用钱，但给红军分田地；政治上，进行政治训练，使得红军士兵“都有阶级觉悟”，教育“他们是为自己及工农阶级而作战”；生活上，释放俘虏，医治俘虏伤病员。40特别是取消军队的“政治部”，保留“党代表”：

　　士兵委员会健全了，可以不要政治部，工作人员都可以纳入士兵委员会机关里工作，比另设政治部好。此间军队今年四月以前都有政治部，因影响不好，方取消。有政治部，使官兵群众认为政治工作，只是政治部几人做的，余人即以单纯打仗为职务；取消了政治部，人人要打仗，人人还要做政治工作（政治训练与民众运动），才把单纯的军事脑筋打破。党代表依经验所得，认为还不能废除……事实表现，那一连党代表较好，那一连就较健全些。41

　　看似矛盾的举措，包含着经验反思与制度潜能。据费约翰的研究，政治部源于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当时在苏联的帮助下，出于改造武力的目的，黄埔军校创建了党代表、政治部和党部这三个常设政治组织。“党代表被授权监视军官们（是否）服从国民党的指示。政治部的职责是训练军队以维持纪律，指导他们正确对待平民，以及最重要的，让平民相信与革命军合作的好处。建立党部则是为了促成官兵之间的理解与合作。”42时任校长的蒋介石认为，只有军事组织与党组织分离时才需要党代表，如果军队服从党员的命令，党代表就应该被取消。43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取消了所有党代表，从事一般政治工作和宣传三民主义的政治部则一直保留。费约翰解释：“蒋介石选择保留政治部制度而清除党代表，这表明他还是赞成政治工作的，只要它仅仅限于政治教育的话。”44但这种解释是隔靴搔痒，真问题在于：蒋介石的“政治教育”是什么性质？蒋介石的“去党代表”实质是反对“党指挥枪”，其“政治教育”则是向私人意义的军事首领亦即“校长”进行效忠服从的训练。陈志让认为，“这样一来党变成了传统的绅士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所拥护的组织，而这些人又受大军人的操纵。”所以，“蒋介石的政权基本上还是军—绅政权”，“甚至蒋介石的军队，仍然是军阀军队”。45国民革命军迅速变质，就是国民党政权放弃军队现代化改造的恶果。

　　毛泽东取消政治部而坚持党代表，意义在于：在宣传上，形成与国民党军队的鲜明区别，使俘虏产生简单明了的政治判断；在组织上，加强了党的政治领导，党代表要兼顾“政治训练”与“民众运动”；在思想上，开始突破以往政治与军事的功能分化，“把单纯的军事脑筋打破”，造成“人人要打仗，人人还要做政治工作”的新型军队。“造成红军”呈现出两个特征。其一，改造自我与改造他者兼顾。红军队伍既是政治训练的对象，也是政治宣传的主体。其二，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并重。红军既要打仗，也要承担政治任务。总之，新型革命军队是一种“结合型”政治组织，能文能武。“结合”旨在改造“一盘散沙”的历史离心力，建立在自我改造基础上的新型革命军队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46有机结合起来的历史主体。

　　1929年5月，在转战赣南闽西时，红四军党内产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焦点在于，红四军是否要设立军委，事关代表党的前敌委员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张派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家长制”；反对派则认为，军队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47前委书记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并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等十四个问题。48史华慈从“军事派”和“党派”的“纯政治竞争”视角有过讨论49，但这种解释将论争简化为私人权力斗争。若着眼领导权问题，那么毛泽东改造旧军队的目的十分鲜明：“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50其旨归在于政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防止军队沦为军阀性质的私人效忠，防止军政对民政的干涉与控制。

　　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九月来信”，肯定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并驳斥了“家长制”等错误观点。51论争双方服从上级，达成和解。12月，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古田会议”。毛泽东起草了大会决议案，关键就是纠正党内意识：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一）承认军事政治二者的对立，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而承认军事是政治的领导了。（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的打仗的。不知道红军的任务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工作上特别是中国现在的工作，它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红军之打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完全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是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52

　　主张“军委”取代“前委”，看似专业，实则是单纯军事观点，割裂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为打仗而打仗”。毛泽东指出，军事只是政治工具之一，红军应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们”始终持存一种“反思”与“要成为”的能动性，避免军事与政治的相互脱落。不同于占地养兵恶性循环的军绅政权，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执行更为整体性的政治任务。

五、“结合起来”：文化教育与战斗生活的变奏

　　关于“兵”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与意义，雷海宗概括为“无兵的文化”。他指出，秦以前，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后，则完全相反。他得出结论：“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53马克斯·韦伯也注意到，“武人在中国被蔑视”，“一个有教养的士人是不会在社交场合中与武官平起平坐的”。54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效改造了“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更是建立了“文武战线”及“两支军队”，其历史途径是以政治为方法，思想上既超越了传统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36年11月初，作家丁玲由国统区抵达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出席。丁玲提议成立文艺俱乐部，组织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得到毛泽东等支持。11月15日，丁玲召集座谈会，与伍修权、徐特立等34人正式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55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武双全”的构想：

　　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艺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56

　　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构建又进了一步：一个与“军事-经济”有机结合的“文化-政治”新领域开始浮现。“文武双全”是一种“文化-军事”的复合型领导权新战略，同时这也是对八七会议后武装反抗国民党与土地革命这一总方针的及时调整。

　　在红军长征胜利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一二·九”运动激发了国内各方面抗日情绪。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形成“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57。由于民族危机加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突破苏区时期的阶级论政治，创造性提出了“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要实现国共政治和解，从“内战”走向“统一战线”，能开展对外宣传与对内说服的“笔杆子”成为革命领导权的又一焦点：

       广泛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于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他们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58

　　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能否随着革命战略和革命任务的变化，调整自身政治资源、队伍、手段的配置，决定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成功。扩大文化宣传，造成群众基础，便成为领导权战略的题中之旨。

　　1936年11月底，丁玲随军北上参加对胡宗南部队的战斗。12月末，毛泽东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军队电报发给随红三方面军赴三原途中的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59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一句，毛泽东后来在1939年的演讲中加以发挥：

　　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60

　　丁玲的到来，恰逢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战略调整的重要节点。丁玲刚到延安便要求上前线体验战斗生活，更激发了毛泽东对“笔杆子”的重视。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一方面，“枪杆子”是“笔杆子”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笔杆子”又具有“枪杆子”无法替代的作用。进而，“笔杆子”完全有能力与“枪杆子”结合起来。“文小姐”既然可以成为“武将军”，那么“枪杆子”也可以转化为“笔杆子”。1936年，毛泽东给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写信提出：

　　还有一点，就是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多能力的培养）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你们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学生一切都学好了，但他不能去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门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的基础工具了。61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教育应该成为革命军队建设的必要一环。文化教育关系着政治思想、政治觉悟、政治行动，是革命主体性再生产的重要基础。如果干部不能识字、看书和作文，那么政党与军队的政治理念与政策纲领就难以贯彻与执行。因此，“从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62，文化教育成为重中之重。一个代表性事件是《红军长征记》的编撰。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合发出征稿信：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63

　　毛泽东意在实际与理论的结合，红军一边学习基础文化，一边把识字、作文应用于自身经验的记载与表达，鼓励“枪杆子”积极参与文化教育。同时，作为专业“笔杆子”，丁玲主持的中国文艺协会为该书编撰提供了很大帮助，丁玲、成仿吾等都担任了红军历史编委会委员。641937年5月10日，为纪念红军诞生十周年，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出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决定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组织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号召红军指战员写各种历史战斗见闻。651937年2月22日，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编撰完成，1942年11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编者这样说：

　　一九三六年春上海字林西报曾有以下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以后，它才有价值。”这位帝国主义代言人虽然是在破例的惊呼红军的奇迹，但他也在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可是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在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骨的嘲弄。66

　　被《字林西报》称为“一部伟大史诗”的书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相对于专业记者，《红军长征记》编者指出：“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特别是：

       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术均是绝对在水平线以下，但他们能以粗糙质朴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67

　　“粗陋无文”的“枪杆子”依靠自己，同时获得丁玲等“笔杆子”的帮助，完成了这部集体作品。这使人们看到，“玩着枪杆子的人们”还能“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努力改造自我，同时又相互结合，文者能武，武者能文，作为“文化-武装”力量的新型革命队伍就这样成长起来。在此意义上，人们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这番名言：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68

　　长征，不仅是二万五千里的军事突围和战略转移，沿途还宣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念与政治主张，更重要的是，它后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史书写、革命主体性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文武双全”领导权的经典象征。

六、“艺术工作者”的“统一战线”与“下马看花”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传递给全国民众？这需要实际造成一支“笔杆子”队伍，吸引更多“笔杆子”加入就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

　　1936年7月2日，经过长征的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胜利会师。7月11日，中共中央进驻陕北保安。7月13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抵达保安。据斯诺回忆：“那时我们俩都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子。我们甚至不敢肯定，他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九年内战使‘红色中国’更是成了‘未知之地’。”69斯诺在美国《每日先驱报》《纽约太阳报》以及兰登姆出版社的支持和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由北平辗转西安赴陕北进行采访。斯诺在保安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款待：“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跟我交谈。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70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引起世界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出版，广大中国民众看到了红军的真实形象，受到极大鼓舞。在斯诺文字的感召下，1938年春夏之交，许多国统区的爱国青年辗转奔赴延安。71

　　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特别明确：“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把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做自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最中心任务。”72这立意改变十年内战的关门政策，将共青团改造为吸收广大非党爱国青年的组织。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与坚固的团结，唯一的是向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73要动员千百万群众抗日，“笔杆子”队伍尤为重要。1937年8月13日，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林基路、周立波等接受中共组织安排，一道从上海出发奔赴延安。741937年8月底，曾在国统区文化战线发起“新启蒙运动”的理论家陈伯达也辗转抵达延安。75抗战初，一大批党内知识分子从北平、上海等地调来延安充实了“笔杆子”队伍。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针对亡国论与妥协论对“军力”“经济力”的强调，毛泽东作出批判：

       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与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与人心的对比。76

　　毛泽东一直抵制“为战争而战争”“为军事而军事”。相较“军力与经济力”，他更强调“人力与人心”，亦即“政治”对“军事-经济”的根本规定作用。他指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也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77

       在这种战争认识论中，“政治”始终包含“文化-军事”双重领导权策略。

　　因此，延安创办了许多类型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一边改造现有干部队伍，一边招收新来的各地青年，加大干部培养力度。为了安置青年，准备有针对性进行笔杆子队伍的培养，比如筹办鲁迅艺术学院。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78

　　虽然是“不容稍缓的工作”，但笔杆子队伍的建设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发表演说：

　　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现在应当不以那为满足——过去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准备时期的东西。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79

　　相较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的讲话，毛泽东的鲁艺演讲多了几分告诫意味。他意识到，“笔杆子”本身也需要教育和改造。从全国各地来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由于出身背景、教育程度、人生经历等差异，难免有一些日常矛盾。毛泽东用了两个风趣的比方：“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分别指城市文化人和革命干部。前者的作品好看，是指艺术形式的讲究和训练有素，后者的作品好吃，是指艺术效果受群众欢迎。同时，两者各有各的“架子”，“老子天下第一”对“老子二万五千里”，实际上都是思想问题。只有将最大政治即“统一战线”摆在首位，文艺为统一战线服务，才能真正解决“文人相轻”的思想问题。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到鲁迅艺术学院授课。他对学员提出了“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80三大要求，并不无风趣地强调：

　　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81

　　艺术工作者不同于新闻记者，需要扎根基层去体验真实丰富的群众生活与战斗生活，这就是所谓的“下马看花”。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既丰富生活经验，又提高艺术技巧。作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构成，“笔杆子”不仅要有革命的远大理想，更要深入丰富的实际生活与抗日斗争而锻造自己，同时汲取群众中新鲜活泼的作风与气派，不断改造自己、改造社会、改造艺术。

七、余论：“文武双全”的文明论意义

　　为了解决20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难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聚焦革命领导权的构建，围绕军事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探索了“文武双全”的独特路径，调动军队和知识分子展开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缔造了“枪杆子”与“笔杆子”两支革命队伍，在“文化-政治”与“军事-经济”的双重意义上，最终推翻了“军绅政权”的军事统治与文化压迫，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革命胜利。

　　“文武双全”的领导权构建，在赢得解放政治的历史意义之外，还有深一层的哲学意义。葛兰西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有彼此转译为每一个组成部分的自己专有的语言可能性”。82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就是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也就是哲学。葛兰西强调：

　　大活动家并不是在从表面上分类的观点来看显然应当是最“合乎逻辑的”那种形式中，而是在完全另一种表面上看成好象是与他不相干的领域中更有成效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任何一个人都有其基本的和主要的活动；他的“真正的”思想正应该在后者之中去寻找……83

　　葛兰西将他们称为“学者-政治家”，他们能摆脱时代、阶级和学科的偏见，创造性地洞察时代的核心问题，列宁就是一个典型。通过转化恩格斯关于“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84的著名论断，葛兰西宣称：“伊里奇（即列宁）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85理由是，列宁“向前推进了政治理论与实践”，“也就在事实上向前推进了哲学本身”，这就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理论贡献”。86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革命领导权的历史实践，同样是一次伟大的哲学事件。毛泽东的“真正的”哲学，并不只有现代学科视为哲学著作的《矛盾论》《实践论》，而更多熔铸在了他的政治报告与演讲中，他的政治学就是哲学。这一“转译”理解，本就内在于毛泽东的方法论，如“不是为打仗而打仗”，“人人要打仗，人人还要做政治工作”，“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种观察世界、认识事物的方式，用卡尔·波兰尼的话来说，可称为“嵌入”（embeddedness）的哲学。波兰尼认为，19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有一个严重后果：“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87号称“自主的”（autonomous）市场经济，将经济从政治、宗教、社会关系中抽离，“自由市场”造就的是一个“脱嵌”的世界。“嵌入”哲学，是反思“自主”而“脱嵌”世界的“批判的武器”。对社会关系予以复杂内在理解，才能破解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迷思。“脱嵌”作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与“军绅政权”那种分裂而离心的政治取向，一定程度上正好构成了暗通款曲的“哲学-政治”共谋，只不过其中获得“自主”地位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军事武力。齐锡生观察到：一方面，许多军阀派系的内部组织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分裂和瓦解却又如此严重。88私利的“自主”瓦解了公意的“互嵌”，脱离了社会整体目的的“军事-经济”力量，成为私人的谋权手段，各自为政又造成了政治统一合法性的完全丧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结合，立足于“为人民服务”，真正继承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社会理念，更是对“军绅政权”这一离心亦离德的历史状态的政治哲学反思。

　　美国学者亨廷顿就现代社会中的军政关系指出，“现代国家中的问题不是军队的反叛，而是专业军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军政领域的分离以及由此造成的两者之间的张力”，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89亨廷顿的现代性问题，是指军事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古典的“前职业化”转型为现代的“职业化”“科层制”，相当于波兰尼在经济学中看到的经济从社会中“脱嵌”出来的同一轨迹。这种军事领域的独立，一方面造就了武装力量的职业化、科学化、制度化，另一方面因为军事的本质是“对暴力的管理”，也隐藏着暴力管理者对政治的紧张关系。借鉴欧洲军事理论家对战争具有双重本质的看法，亨廷顿强调：“战争从来不是孤立行为。暴力并非自身的目的。只有当为了公共目的而理性地使用时，暴力才是正当的。”90因此，他认为“因为是政治创造了战争”，“让军事服从于政治，就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91

　　表面上，亨廷顿和毛泽东的思考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面对着脱嵌于社会之后的军事武装如何管理的问题。但美国国内和平的基本历史处境，使亨廷顿主要在制度化的层面考虑政治对军事的治理，同时继续强调职业化军官的意义，其思路处于西方现代性的延长线上。毛泽东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面临完全不同的历史处境，即“军绅政权”导致无休止分裂的“内战”（civil wars）92，离心结构的政权无力保卫民族国家免遭外敌入侵。最严重的问题并非政治对军事的制度化管理，而是中国社会整体性和平秩序的历史重建。从革命、建设、改革到复兴的历程，“统一战线”“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乃至“行稳致远”，正是中国智慧及其文明理想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吁求。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构建，历史意义不仅是恢复文官政治对军事武装的控制，其长时段中的文明论意义更在于以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基础，对西方现代性给予文明反思，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的另一种文明方案。马克斯·韦伯曾将中国称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93，但同时也指出：“整部中国历史里满载着大大小小的私斗，包括无数个别村落之间、团体之间与氏族之间的械斗。”94依此，“军绅政权”是“私斗”彻底破坏“和平化”整体秩序的历史结果，同时这种貌似“自主”的“脱嵌”效果，又建基于私人利益竞争逻辑上的西方现代性对中华文明欲加之而后快的隐秘历史欲望，这就是近代中国被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文明史深意。

　　同样，“文武双全”的领导权构建必须置于文明论视野中再审视。雷金庆注意到，“文武”是“中国最重要的范式之一”95。他将“文武”理解为文化修养和勇武之气，亦即“心智的”“文职的”与“体力的”“武术的”等二元对立，将“文武”视为“一种用来分析中国男性特质的理想建构”。96但是，“枪杆子”与“笔杆子”代表的现代“文武双全”，绝不仅是一个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文化问题，亦非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性别建构或话语分析的方法论能够完全把握。“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结合”或“互嵌”，以及这种“文武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再嵌入，其意义应放到中华文明传统中再考量。

　　自轴心时代以降，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就有“文武”致用的漫长传统。《论语·子张》曰：“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礼记·祭法》载：“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韩非子·解老》云：“故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驰张，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春秋繁露·服制像》曰：“夫执介胄而后能拒敌者，故非圣人之所贵也，君子显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淮南子·汜论训》云：“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雄雌，有时而用。”

　　透过诸种“道德-政治”传统话语，借鉴韦伯的观点，文武之道的历史根源实在于：“帝国的君主同时也是最高祭司的这个事实，是中国与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二者间的分野所在。”97在这种宗教社会学视野中，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分途，奠基于各自从巫术到宗教的不同发展路径：西方传统形成“两个世界”，此岸与彼岸的绝对分裂，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中国传统则构造“一个世界”，伦理、政治与宗教的“三合一”，即“巫君合一”“政教合一”“天人合一”。98这种差异就决定了中华文明传统的独特支配类型，即“战斗君主的军事性卡理斯玛”与“巫术师的和平性卡理斯玛”在“一人之手”的高度结合。99借鉴葛兰西的看法，“一人之手”的现代转化就是“人民-民族的集体意志”的组织者和表现者100，即同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革命政党。所以，“文武关系”本来就是中华文明传统独有的政治支配构造，更是中华文明超长时段结构性稳定的政治根基、哲学根基、历史根基。

　　据许慎解释，“文”乃“错画也”101，“武”乃“定功戢兵”“止戈为武”102。在长时段与文明论的意义上，“文武之道”旨在通过“戢兵”“止戈”而返回“错画的秩序”103，恢复包容差异而又节制有序的和平化政治理想。“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04中国马克思主义围绕“枪杆子”与“笔杆子”展开的领导权构建，既满足了20世纪早期中国对于解放政治的历史诉求，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解，更隐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本文系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重点培育项目（项目号：20wkzd1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