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与日本女性

一、引言

　　2019年4月12日，在东京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上野千鹤子①通过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舞弊事件、东京大学性侵事件等②，再次揭露了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她说：“你们至今所经历的学校生活，是‘表面’上平等的社会。在成绩的竞争中，没有男女之别。然而，从步入大学的那一刻起，性别歧视已在暗处悄然萌动。走进社会，性别歧视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很遗憾，东京大学里亦是如此。”③

　　身为日本女性学代表人物的上野千鹤子，已为女性平权奋战了数十年，仅独立撰写的书籍就多达四十余部，如《父权制与资本制》《国家主义与社会性别》《厌女》《不惑的女性主义》《女性的思想》等，在日本学界及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然而，我国学界对其学术思想鲜有涉及，只有《读书》（2004年第8期）曾刊登她与中国学者李小江的对谈《“主义”与性别》，以及少数论文中零星地引用了她的部分观点。

　　上野千鹤子在女性学研究上最主要的特色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潮的引领者之一，上野始终走在学术理论的前沿。日本后现代思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每个阶段的特征如下：第一阶段，与后现代思潮密切相关的日本新左派学者对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了译介；④第二阶段，他们尝试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对欧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8年的新左派运动做出回应，反思现代性⑤，反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及以后，这些学者的关注点从抽象的西方理论转移到现实的近现代日本社会，回归对历史的思考，反省战争责任，探究历史叙述和历史认知中的伦理性，揭露日本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压迫问题。⑥上野的女性学理论建构是在上述划分的第二、三阶段展开的，换言之，以上的划分可视作其理论的思想史、学术史脉络。上野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使用弗洛伊德理论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别研究领域的不足，批判作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日本对女性的压迫等，这也可视为日本后现代思潮在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另一方面，在西方后现代思潮来袭之前，上野已参与了日本“全共斗运动”⑦和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⑧——女性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她的学术思考源于本土实践。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并非欧美的舶来品，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一样，它与欧美几乎是同步展开的。⑨与西方诸国类似，日本女性也在参与60年代的学生运动以及反越战、反《日美安保条约》等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内化于其中的性别压迫，这促进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然而，与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先行”不同，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之初并未以理论为指导，而是在学术机构之外发展起来的。⑩由于参与运动的女性大多与学术世界无涉，所以上野等少数新左派学者承担起理论建构的重任。

　　本文旨在理清上野千鹤子日本女性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她是如何运用理论剖析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对女性的压迫，帮助女性认清近现代日本社会性别压迫的结构性问题的。对该日本女性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核心思想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女性学发展变迁的历程。同时，性别研究的视角是跨越国界的，上野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理性地思考中国社会中的性别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

　　日本女性学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由日本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孕育而出。1970年10月21日，在国际反战日的当天，首次在新宿举行了只有女性参加的游行活动，这被视作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11的开端。在第一波世界女性主义运动中，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参政权等政治上的平等权益，所以与其他国家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类似，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将矛头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诘问为何政治的平等未能带来社会的平等。同时，在日本女性解放“运动”过程中，她们对女性解放“理论”的渴望与日俱增，这给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女性学应运而生。

　　井上辉子将女性学定义为“女性的（of women）、由女性开展的（by women）、为女性进行（for women）的学术研究”，明确了“女性”这一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121974年，日本和光大学最先开设了女性学课程，1977年日本女性学研究会成立，1979年日本女性学会成立，同年《女性学年报》杂志开始发行，女性学逐步走向制度化。

　　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性主义”指代女性解放的思想及运动，“女性学”则是服务于“女性主义”的理论与研究。13上野的女性学研究主要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14的影响，结合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看似偶然的理论选择，其实与上野之前的实践——从男女共同参与的新左派学生运动转向女性的自主解放运动，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关联。日本女性解放运动揭露和批判了日本新左派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引）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从这一实际出发，上野在理论上既继承了具有解放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在性别问题上的盲点。

　　上野于20世纪80年代接触到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随即将其译介到日本。之后，她结合日本语境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理论创见。1986年—1988年《思想的科学》15杂志对其相关论文进行了连载，80年代日本女性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上野千鹤子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论展开的。

　　（一）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与激进女性主义的一元论

　　在上野之前，日本主要存在两种女性解放理论，16即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socialist feminism）17和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上野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论建立在对这两者的继承与批判之上。

　　日本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与欧美有所不同，它完全依附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性别”与“阶级”两者中优先考虑“阶级”，可谓阶级一元论。换言之，日本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者认为，性别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只要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消灭了“阶级压迫”，妇女自然会获得解放。于是，女性为了寻求解放，与男性一起投身于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然而，包括上野在内的革命女性发现，“日本共产党成员在外面搞左翼运动，一回家就成了‘大丈夫’。那些男性‘战友’其实并没有把女性当作‘战友’，而是仅仅看作‘女人’”1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追求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过是无产阶级“男性”的解放，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因而陷入了困境。

　　激进女性主义站在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的对立面。它批判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所倡导的阶级一元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运行的“市场”之外，发现了“家庭”19的存在，并阐析了家庭中男性对女性在心理、意识上进行性别压迫的机制——“父权制”。激进女性主义者主要依据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她们认为，在被划分为公、私两大领域的近代社会领域（social sphere）中，马克思主义仅对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即“市场”中的资本主义压迫机制进行了剖析，却未能对市场之外的私人领域做出解释，而弗洛伊德理论可以有效地说明私人领域中的“家庭”这一社会制度的再生产机制。具体说来，所谓俄狄浦斯情结，是儿子与父亲同一化，成为压迫者的过程，也是女儿通过男根崇拜意识到自身的劣等性，成为受压迫者的过程，在“性”与“代际”之间存在压迫和歧视的父权制家庭，就这样不断地繁衍、生成。20如此，激进女性主义论者提出了父权制的概念，与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者相反，她们认为必须解决男女间的性别问题才能实现解放，我们也可称之为性别一元论。

　　（二）上野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二元论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把妇女革命还原为社会主义（阶级）革命，而激进女性主义则强调性别革命，其实质分别是阶级一元论和性别一元论。上野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既不采用阶级一元论，也不采用性别一元论，因为这两者之间不是排他的、二选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统合了两者的二元论，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制的阶级压迫，女性主义则针对父权制的性别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使用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两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来对抗“父权资本制”（patriarchal capitalism）对女性的双重压迫。21

　　具体而言，首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女性主义”论者，而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论者。在上野看来，只有敢于从女性主义的视角侵犯马克思原著的圣域，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不惧怕对其理论进行修改的人们，才能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22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从激进女性主义者那里批判地继承了她们依据弗洛伊德理论提出的父权制概念，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性别的视而不见”（sex-blindness），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

　　其次，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囿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仅把父权制看作男性对女性在心理、意识上进行性别压迫的机制，她们借鉴被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者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性别压迫进行唯物主义分析，明确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无酬劳动”（unpaid labor），揭示出消除性别压迫与变革其社会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道理。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是仅仅尝试分析父权制，而是试图把握父权制与资本制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23

三、父权制与资本制的辩证关系及压迫机制

　　《父权制与资本制》24（1990年）一书，以发表在《思想的科学》杂志的论文为基础撰写而成，是上野千鹤子女性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理论，阐明近现代父权制与资本制的辩证关系，剖析其对女性双重压迫的运作机制，是该书的核心内容。董金平在《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前沿问题及其内在逻辑》一文中肯定了上野千鹤子“避免从单一的阶级范畴来理解女性问题，父权制概念的导入使其对现代社会的双重压迫机制的批判更为深入”，但同时指出上野未能解决“如何保证阶级批判和性别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的同一性”问题。25笔者认为这里存在对上野的误读。在上野看来，阶级压迫问题（资本制）和性别压迫问题（父权制）本就是对立统一的动态辩证关系，即“时而对立，时而相互融合补充”26。也正因如此，上野才使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二元论”来阐明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辩证关系及机制。接下来就这一内容展开具体分析。

　　（一）家庭与市场的辩证关系

　　首先，上野明确了家庭与市场之间的辩证关系。家庭与市场是父权制与资本制作用的场所，是明晰父权制与资本制的辩证关系的基础所在。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涵盖了社会全域，而激进女性主义学者却在市场之外发现了家庭的存在，从而将社会划分成公、私两个独立的领域。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进而探究市场和家庭分离的原因以及两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27

       上野具体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其一，市场无法囊括所有的领域，其外部存在家庭等其他领域，而将市场与家庭分隔开来的正是市场本身；其二，市场依靠这些外部领域才能正常运转，维持市场的外部环境需要成本费用，而这些成本均由被市场排除在外的身处家庭领域的女性承担；其三，市场通过外部领域（家庭等）成为最大的受益方。28简言之，家庭并非资本制压迫的“解放区”29，由于家庭与市场的辩证关系，身处市场之外的“家庭”中的女性，同样受到了来自资本制“市场”的剥削。

　　日本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者依据恩格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全体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论述，将女性的就职（进入市场内部）作为妇女解放策略，上野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方面，女性的劳动力若不能为自己所有，则只会在劳动力市场上被奴隶化，即使女性拥有了自身的劳动力，也会被市场作为二流劳动力对待；另一方面，看似与性别无关的“市场”，因与外部的“家庭”紧密相连，已将性别压迫（父权制）悄无声息地导入至市场内部。男女收入差便有力地佐证了上述观点。30

　　可见，家庭与市场既相对独立，又密切相关，这种辩证关系使得原本分别作用于家庭与市场的父权制和资本制会交叉产生作用。上野对这种交叉作用，即“父权制”在“市场”、“资本制”在“家庭”的压迫机制也进行了解读，从而明晰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不论安于市场外部的家庭，还是跻身市场内部，都难以逃脱父权制和资本制的双重压榨。

　　（二）家务劳动概念的再阐释

　　其次，上野借家务劳动概念解析父权制和资本制的辩证关系，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与市场紧密关联，是父权制与资本制双重压迫机制的具体体现。

　　家务劳动概念可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它使得女性解放运动有理可依。31例如，法国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克里斯汀·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32明确了家务劳动概念中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二是家务劳动是无酬的、不付酬的劳动（unpaid labor）。33上野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解释：“无论家务劳动是否能带来收益，它无疑是一种劳动。倘若主妇不从事这种劳动，就需要他人代为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务劳动是‘有用且不可或缺’的劳动。然而虽说如此，女性却没有获得任何法律和经济的补偿，而被置身于毫无权利的境地之中。家务劳动成为一种不付酬的‘无酬劳动’，这并不公平。”34

　　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到60年代末，大多数女性都成了家庭主妇。1955年起，日本社会出现了三次“主妇论争”，在论争中，主妇的身份问题与家务劳动的问题融合在了一起。35虽然日本女性比欧美早十余年意识到家务劳动的问题，但运用理论对女性受压迫的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提出诉求，是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学成立之后。换言之，日本女性学研究从一开始便与主妇问题联系紧密。上野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借用家务劳动概念，从思想上武装了日本女性，让她们意识到一直以来在“爱”的名义下进行的习以为常的家务劳动，其实是不公正待遇的体现，从而对自身所受的剥削产生愤懑之情，并“通过对受剥削的认知形成了‘女性 = 受压迫阶级’的‘女性阶级’（women class）意识”36。

　　那么家务劳动为何是“无酬”的？内嵌于其中的压迫机制是怎样的？这些是上野重点论述的问题。

　　马克思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将家务劳动归为无法生成交换价值的“非生产劳动”，认为非生产性决定了它的无酬性。上野打破了马克思“生产性／非生产性”的框架，把劳动划分为“市场劳动”和“非市场劳动”，剖析造成“有用且不可或缺”的家务劳动无酬化的缘由。例如，同样是洗衣，如果由洗衣店（市场内）完成则生成交换价值，而由主妇（市场外）承担则不能生成交换价值，这说明洗衣是否具有价值不由洗衣本身决定，而是由是否处于市场之中来决定。所以，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是被市场排除在外的、未能商品化的“非市场劳动”，而“家务劳动被市场排除在外是使其成为‘无酬劳动’的原因所在”37。

　　尽管被市场排除在外，但家务劳动并非与市场毫无关联。正如前文所述，市场和家庭不是割裂的存在，两者时而融合互补。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风靡一时，他把近现代无法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无酬劳动统称为“影子劳动”（shadow work），并指出，私人领域中看似与有酬劳动对立的影子劳动，其实也与人们生活的公共领域紧密相连，市场上的有酬劳动实际上依存于影子劳动。38上野赞同伊里奇的说法，所以在她看来，家务劳动既是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又是资本主义市场不可缺少的影子劳动，与市场内部密切关联，受到市场内部的资本制的剥削。

　　另一方面，相较影子劳动而言，家务劳动的概念凸显了性别问题。家务劳动是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支配，是近现代父权制家庭的物质基础。39上野指出，“当我们聚焦于家庭内部由主妇承担的‘家务劳动’时，便会将家庭拆分为男、女个体，从而揭示出蕴含其中的性别政治。”40换言之，在父权制家庭里，男性与女性在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上完全不平等，所谓“爱的共同体”之中，实际隐藏着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和压迫，家务劳动便是压迫的具体体现。

　　总之，家务劳动是家庭内部由女性承担的无酬劳动，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市场（资本制）和家庭（父权制）“共谋”的结果。市场是价值的判断者，家庭是性别的划分者。如上野所言，“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劳动分割为‘有酬’和‘无酬’，并将其分别与男、女进行性别对应，而从‘无酬劳动’中获得利益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41如果说从无酬劳动中获得利益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那么相对的，受到非法剥削的就是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女性。家务劳动是日本众多家庭主妇切身感受到的问题，上野对于家务劳动概念的再阐释使得家庭与市场之间抽象的辩证关系变得具体起来，从而能更加有效地帮助女性认清父权制与资本制的双重压迫。

　　（三）再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论化

       上野通过导入再生产方式概念并阐释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剖析父权制和资本制对女性的压迫。

　　“再生产”（reproduction）是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概念，主要包括生产体系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和人类的生物学再生产的三重含义。42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讨论再生产的相关问题时，往往将再生产置于生产之中进行论述，认为生产决定了再生产，上野称之为“生产至上主义”。43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虽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注意到了性别压迫问题，但仍受这种“生产至上主义”的影响，把父权制视作一种“家庭内部的‘生产方式’”，把家庭、女性与“生产方式”（modes of production）关联起来论述，如安奈特·库恩（Annette Kuhn）和安·玛丽·沃尔普（Ann Marie Wolpe）合著的《女性主义与唯物论》44一书，就将“女性与生产方式”作为副标题。对此，上野提出，围绕“生产方式”展开的此类论述其实是一种生产一元论。与市场一元论类似，这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虽然让市场之外的家庭与性浮出水面，但最终还是遗憾地将它们还原至经济活动、物质生产的范畴，实则没有逃脱马克思主义阶级一元论的窠臼。45

　　为了避免这种生产一元论，上野主要汲取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梅亚苏（Claude Meillassoux）的思想资源。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领域46，梅亚苏在亲属关系领域47讨论再生产问题时，均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中心论，他们将再生产作为一个独立于生产之外的概念来对待，并强调再生产对于生产的作用。由此，上野主张将“再生产方式”（modes of reproduction）概念导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用以指代父权制家庭的运行方式，与描述资本制市场运行方式的“生产方式”概念分离并独立使用，她说：“既然父权制独立于资本制之外，那么再生产方式也应独立于生产方式之外。” 48

　　换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二元论者，上野不满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不够彻底的两元论，用再生产方式概念对二元论体系进行了完善和补充。在上野的理论框架中，父权制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生产方式”，而是家庭内部的“再生产方式”，再生产方式既不从属于生产方式，也不能涵盖生产方式，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个体。

　　在确立了再生产方式概念相对于生产方式概念的独立性后，上野进一步分析再生产方式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与家庭和市场一样，再生产方式虽独立于生产方式之外，但两者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暗含着父权制和资本制的“合谋”。上野指出，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导入再生产的领域，那么可以将男性称作“再生产支配阶级”，把女性称作“再生产被支配阶级”。再生产支配阶级心怀鬼胎，他们试图让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任由其摆布，剥脱女性对于避孕和生殖的自我决定权。所以，女性虽具备子宫这一再生产手段，子宫在肉体上从属于女性的身体，但并不意味着女性是子宫的“所有”者，完全支配和控制子宫这一再生产手段正是父权制的企图。女性的再生产劳动以及再生产劳动的成果（再生产物）——孩子，均被男性／父权家长（patriarch）占有了。49可见，父权制不仅仅是男性在家庭中从意识形态上对女性实施压迫的机制，还是与资本制市场的关联起来对女性进行再生产劳动剥削的机制，而再生产方式的概念是明晰这一双重压迫机制的有效途径。

　　如此，上野构建起“家庭-市场”“生产方式-再生产方式”“父权制-资本制”一一对应的完整的二元理论体系，并将与家庭、女性相关的劳动，如家务劳动、生育劳动、照料劳动等统合在“再生产方式”的领域，使其分析不仅限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女性的“家务劳动”的范畴，拓宽了研究的视域。

　　上野从西方借鉴、发展的二元辩证式的理论分析，拓展了日本女性学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日本女性学研究的内涵。《思想的科学》这一重要的学术思想杂志对其论文的连载，体现出学界对其理论创见的认可，也使得日本女性学研究得以在学术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由于其着重阐述的“无酬家务劳动”“再生产方式”等概念与日本女性的实际问题紧密相关，能够帮助女性看清父权制和资本制双重压迫的结构性问题，所以《父权制与资本制》这本理论性极强的学术专著，受到了大众女性的欢迎。“平日里与学术世界无缘的主妇们纷纷购买，女性周刊也刊登了图书介绍”50，从而增加了女性之间的连带感，扩大了女性学研究的社会影响。

四、 民族国家日本对女性的父权制压迫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等著作被大量援引，51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中涌现出不少基于民族国家批判和后殖民批判视角的论著。本文开头所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后现代思潮的这一“历史转向”，对女性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上野本人的一段经历也促使她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民族国家日本的批判上。1991年，上野赴德国波恩大学教书，在德国期间，她切身感受到了德国与日本在战争反省方面的巨大差异。同年12月，上野在德国看到了韩国金学顺等原“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报道，同为女性的她悲痛不已。这成为其思考民族国家日本对女性的压迫问题的重要契机。

　　在《父权制与资本制》一书中，上野虽略微言及了自己对于“民族国家”这一变量的关注，但基本是在对父权制和资本制两个变量的辩证关系进行二元分析，将女性解放的目标设定为消灭父权资本制（patriarchal capitalism）。然而时隔八年后，她出版了《国家主义与社会性别》（1998年）一书，将“民族国家”变量凸显出来，剖析作为近代产物的民族国家日本对女性的父权制压迫，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建构。上野指出，市场外部不仅存在家庭，还存在国家，国家与市场同属于公共领域，两者相互依存，并共同与私人领域的家庭紧密相连，家庭中的父权制性别压迫不仅渗透于市场内部，也蔓延于国家之中。52也就是说，女性想要获得解放，不仅需要对抗父权制和资本制，还需要对抗来自民族国家日本的压迫。

　　（一） 国民化问题中的女性歧视

　　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对民众的“国民化”塑造，那么女性是国民化的对象吗？日本女性学研究者馆薫53研究发现，在日本1925年颁布的普选法中，拥有选举权的日本臣民男子包括了被日本殖民、迫居住于日本的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男性，女性却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日本普选中的性别歧视比阶级、种族歧视还要强烈”54。

　　上野则将日本女性的国民化问题与日本形成近代国家的过程中无法避开的战争问题结合起来论述，揭露民族国家的性别压迫，因为战争时期是民族国家特征最为显著的时期。在民族国家战争总动员体制下，日本的性别分工体制并没有被打破，男性被要求冲锋陷阵，女性则被安排于后方支援。日本国民被分为“可以享有为国战死之荣”和“无法享有为国战死之荣”的人，只有前者拥有国民的资格。55上野此番论述的目的并不在于主张女性参战，而在于揭示日本国民的“男性”特质，即国家对女性的压迫机制。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将为国捐躯作为国民至高无上的荣誉，并将获取这一荣誉的资格交由男性，也就是说，女性只能成为“二等国民”。

　　上野继而指出，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为女性安排了两个替代为国捐躯成为国民的方案，一是成为“靖国之母”，二是成为随军护士。她援引了若桑绿56的著作《战争造就的女性形象》，书中选用的唯一一张彩色插图，是一位失去丈夫的女性正抱着年幼的儿子参拜靖国神社，表达将孩子献给国家的决心。若桑认为，战时日本女性被赋予的不是战意高昂的形象，而是怀抱男婴的“圣母子”形象，女性的再生产劳动成果——孩子，是属于国家的。57我们可以从若桑的论述中看到民族国家日本与父权制的联动，位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不是解放区，公共领域的国家成为家庭的管理者，控制着女性及女性的再生产劳动。

　　另一条成为国民的路径是担任随军护士，由于为战斗力的恢复做出了贡献，她们得到了国家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上野发现，同样为战斗力恢复做出贡献的“慰安妇”却被漠视，国家对随军护士和随军“慰安妇”采用了双重标准。58早在日本女性解放运动发起的1970年，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田中美津就写下了《从厕所中解放》一文，抨击男性肆意将女性的“身体与性”分为两类的做法，即贤妻良母和性欲处理工具（厕所）59，呼吁女性通过性解放打破男性制定的双重标准，实现女性身体和性的统一化。60上野在田中美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男性在私人领域凭借一己私欲对“妻子”和“情人”、“母性（圣性）”和“娼妇性”的区分，同样折射于国家之中，可谓国家男权化的一种表征。不仅如此，这种表征还对女性进行规训，造成了女性内部的分裂，“虽然在战场上有不少慰安妇也被要求承担看护工作，却受到了从军护士的鄙视和恶语相向”61。换言之，男权国家的性别压迫不仅仅存在于男性与女性之间，还体现在女性对女性的厌恶中，这正是父权制的阴谋所在。

　　当日本女性学研究者重新审视国家对女性的歧视，历史对女性主体性的抹杀问题时，她们同时开始面对和反省女性的战争责任。也就是说，当日本女性从“客体”变为“主体”，她们不再仅仅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

　　（二）“慰安妇”问题中的男权逻辑

　　如上文所述，韩国金学顺事件是上野补充“民族国家”变量的重要契机，她指出，“慰安妇”问题实乃日本的“三重犯罪”：一是战争时期的强奸罪，二是战后近半个世纪来对这一罪行的忘却之罪，三是日本保守派对受害者女性控诉的否认之罪。62

　　“慰安妇”问题错综复杂，上野在“战时强奸论”63“性奴隶制论”64等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日本男性作为民族国家日本的代表，将遭受迫害的“慰安妇”分为日本女性、殖民地女性、占领地女性三类分别加以分析。具体而言，日本女性如上文所述，是“二等国民”，并被按照“性的双重标准”分为“贤妻良母”和“娼妇”。日本“慰安妇”是从被作为性欲处理器的“娼妇”中征召的，将父权制内化了的“贤妻良母”成为压迫她们的帮凶。殖民地的女性被要求加入“挺身队”挺身报国。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65，其“慰安妇（挺身队）”不仅因为父权制国家压迫和日本女性一样成为“二等国民”，还因为帝国主义压迫在“二等国民”中进一步遭受歧视。占领地的女性（包括“慰安妇”）被视作“敌人”，是被强奸的对象。在日军眼中，强奸当地女性是对敌方男性最大的侮辱，也是显示自身力量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女性是男性、男性共同体以及男权国家的附属品。66

　　虽然上野对日本女性、占领地女性、殖民地女性遭受的压迫分别做了分析，但从根本上而言，她希望“慰安妇”受害者们能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实现女性之间的联结67，所以她对在“慰安妇”问题上分裂女性的言说进行了抨击。首先，一部分学者通过强调韩国“慰安妇”是“纯洁”的被迫害者，来区分韩国“慰安妇”和日本“慰安妇”（“肮脏”的卖春女）。其次，一些学者把女性进行了阶级区分，认为阶级地位低下的贫穷女性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卖春）而成为“慰安妇”的。上野指出，前者使得日本“慰安妇”发声更为艰难，后者则导致那些贫穷的女性遭受蔑视，而这种“荡妇羞辱”正是近现代父权制社会“性的双重标准”（母性与娼性）直接造成的结果。68同时，上野还指出，“慰安妇”制度确实是一种“性奴隶制”，但过分强调其“性奴隶制”的特征，也有可能会落入这一双重标准的陷阱，去考察“慰安妇”是否是处女，当时有无抵抗的可能等，从而将“慰安妇”中一些曾有过卖春经历或曾因经济所困而受骗上当的女性，从受害者中排除了出去。69而这与我们当前社会要求受到性侵的女性是“完美受害人”一样，归根结底是男权逻辑在作祟。

　　综上，上野通过国民化问题和“慰安妇”问题，剖析了民族国家日本对女性的父权制压迫，进一步完善了理论体系，明晰了女性解放运动所要对抗的目标。尤其是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不仅揭露压迫机制，还具有在历史中重新发掘无力的女性的主体性，支持长期沉默的受害者发声的重要实践意义。她说：“历史总是复合的、多元的。我们必须放弃只有一个‘正史’的想法。历史上的少数者、弱者、受压迫者、被抛弃者……哪怕只有一人，也能书写出‘另一个历史’”70，“书写‘另一个历史’既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战斗，也是寻回自我的实践”。71

　　在“慰安妇”研究的推动下，日本女性学研究者完善了跨国支援遭受性侵的女性的体制，并与市民运动联手于2000年举办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责，研究与运动的结合使日本女性学到达了新的高度。722018年，上野主编的《迈向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一书出版，将日军“慰安妇”问题又向着比较史方法论推进了一步。73

五、结语

　　上野千鹤子的女性学研究源于日本女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上野戏称自己为熟练掌握“男性语言”（学术知识）与“女性语言”（日常经历）的“双语者”。74一方面，她将女性的日常经历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出来，质疑暗含着男性中心主义标准的日本传统学术研究的所谓“客观性”，使女性的家务劳动、身体、性（sexuality）等一直以来被男性研究者忽视、鄙夷的课题成为正统的研究对象，从性别视角对日本后现代思想做出了有益的补充；另一方面，她又将学术思想、概念引入实践之中，帮助女性认清近现代日本社会性别压迫的结构性问题，明晰了女性解放运动的目标。如上野所示，“父权制”这一私人领域的性别压迫机制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往往与公共领域的“资本制”和“民族国家”相互关联，共同对女性进行剥削和压榨，所以女性所要对抗的，并非男性本身，而是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父权制”，以及父权制衍生出的种种“厌女症”。

　　不仅如此，上野的女性学研究还有超越国境的意义。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潮的先锋，她具有极强的学术敏感度，积极引进了始于欧美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剖析日本社会问题的工具。而在研究过程中，她结合日本语境进一步发展了“无酬家务劳动”概念，并洞悉到西方学者二元论的不彻底性，通过将“再生产方式”概念与“生产方式”分离并独立使用，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完善。此外，其“慰安妇”的相关研究还促进了跨国实践的开展，使得亚洲女性超越国界的对话和共同运动成为可能，有利于在国际女性运动的舞台上发出亚洲女性自己的声音。

　　当然，上野的论述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时代原因和日本紧缩的移民政策，上野在论述父权制与资本制的联动时，并未能关注到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以及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来女性的劳动剥削；且结构决定论式的分析，对结构（机制）如何通过主体发挥作用、主体的能动性等问题关注不足。75其次，在“慰安妇”研究方面，上野强调女性多样化的个体叙事，希望女性挣脱民族国家的身份束缚，实现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这也会悖反地削弱对民族国家日本的批判。

　　尽管如此，上野千鹤子无疑是日本最为著名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如千田有纪所言，“从20世纪80年代起，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上野千鹤子成为一个‘符号’。提起女性主义会想起上野千鹤子，提起上野千鹤子则会想到女性主义。虽然日本不乏著名学者，但被刻上印记的人物并不多见。”76

　　在女性学的研究和实践中，思维敏锐、言辞犀利的上野经常被恶意贴上“女权斗士”的标签，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致辞之后，也有不少人嘲讽她利用致辞的机会宣传自己的思想。然而事实上，女性学研究的背后，包含着上野对所有弱势群体的共情和支持，体现了一名学者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正如她在东京大学开学典礼致辞中所言：“女性主义思想不是让女性的言行举止如男性一般，或让弱者变为与强者一样，它所追求的，是弱者也应该受到作为弱者应有的尊重。”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