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扎根的城镇化*

一、前言

　　“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孟德拉斯，2010：3）。半个世纪前，当享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做出这一判断时，中国农民正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之下，一方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自身却被整体屏蔽于工业文明之外。这一状况直到四十年前推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改变：全球最大规模的农民群体，因应中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变化，不断地走出村庄，成为城市中操纵机器的工业劳动力。今天，历经四十年的发展，这一从农村走出进入工业文明中心地带的被我们称作“农民工”的群体，已经壮大到将近3亿人的规模。

　　在西方现代化历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同步发生的，或者说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随着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的非农部门就业，他们也就迁移到城市定居生活，成为城市人口。但是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城市接纳农民工时，只是将他们视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工业劳动力，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等集体消费的提供都不在考虑之列。而农民工自身，大多也只是将这份工作看作改善农村生计的途径。对于走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因为缺乏在其工作地长久居留的机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如果说工业化导致的二元经济制造了农村对于农民的推力和城市对于农民的拉力的话，那么户籍制度产生了反向的推拉效果。对于远离家乡进入特大城市和沿海相对发达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哪怕是已经在务工地长期稳定地就业，还是会持续不断地感受到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

　　如此规模庞大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接力式地参与到工业化和城镇建设中，自身却无法转化为城市人口，这是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非农劳动力的主体，与其父兄辈相比，这些接受过更高教育，受到城市文化更多影响的年轻人不再将回到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成为再也无法拖延的任务。也正是在2000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户籍改革的力度，从逐渐放宽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到全面削减绝大多数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更于2016年将1亿农民工的市民化明确为“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任务。严重滞后的城镇化不仅让农民工这一群体自身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也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诸多失衡问题。目前，推动农民工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学界和政府的共识。不管是在吸纳劳动力的城市（除了一些特大城市外）还是在原籍地的中小城市，国家都在极力破除进城落户的限制，为农民工提供同等的公共服务，鼓励农民进城。也就是说，在实现人的城镇化方式上，“市民化”成为目标和解决方案。然而，在社会各界对于“市民化”的热烈讨论中，西方的城市化经验和模式成为一个潜在的参照标准，中国从制度层面的城镇化阻滞，到大力倡导人口城镇化，似乎不过是一个从“歧路”向“正途”的回归。而对于作为“正途”典范的西方城市化经验，学界仍然缺乏足够充分的反思，因而也就事实上压缩了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的空间。

　　本文首先聚焦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重点讨论其摧毁乡村（乡村社会形态）的“拔根”过程，讨论拔根的城镇化所塑造的与乡村迥异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及其社会后果。接着，本文简要讨论了中国曾经尝试的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是一条以城乡合作取代城乡对立的城镇化模式。最后，本文以湖南浏阳为个案，详细描述了当代城镇化的地方实践，重点讨论其作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和可能性。

二、西方城市化的“拔根”过程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西方“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体两面。经过长时段的城市化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到国家总人口的75%以上，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90%。①更重要的是，西方城市化不仅导致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造就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城市社会。回顾西方城市化之路，可为我们思考和探索中国城镇化提供借鉴。

　　从城乡的角度看城市化，西方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市崛起、乡村衰亡的道路，亦可概括为“拔根的城市化”，而其动力正是来自资本主义运行机制。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有两方面的运作特征：其一，是围绕盈利取向的工业企业及其制度性要素，其二，是企业家的资本主义精神，即视追求财富本身为人生的最大价值（韦伯，2006，转引自毛丹，2010）。资本主义所期待的制度设置和精神要素，在各种细节上都与村庄的运行传统、结构、制度处在不同轨道上，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对村庄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否决性的冲击（毛丹，2010）。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瓦解村落共同体的内在动力和过程。首先，只有将劳动力、土地、货币都变成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市场机制才得以适合工业生产（波兰尼，2007：6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将传统的社会制度基础摧毁——从农民手中剥离土地；将农民从农户和村落共同体中分离，变成自由劳动力个体——最终使得工业生产的每一个要素都形成一个市场，而且每个市场相互勾连，最后形成一个总体市场（one big market）。波兰尼指出，这个过程是将劳动与生活中其他活动相分离，受市场规律支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以往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遭到毁灭，代之以一种原子化的个体主义组织。而此破坏首先依赖于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契约关系将其他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人忠诚并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波兰尼， 2007：140）。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在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繁华城市的同时，也在摧毁村庄的社会纽带。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也指出，工业社会将劳动力视为财富的源泉，为此它摧毁土地、人类劳动和财富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土地上的自耕农“无事可做”，从而成为现成的“劳动力”的容器。并且，为了达到对劳动力的高效利用，未来的劳动者必须首先被改造成“大众”：消除所有旧的共同支持的习惯的环境，分解共同体的模式设定和角色设定的力量（鲍曼，2003：29）。韦伯、波兰尼和鲍曼共同提示了一条线索：市场力量在农村的冲击焦点是村落共同体和农户家庭，目的是把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全部纳入作为价格形成系统的市场，同时，使劳动力脱离家庭和乡村有两个目的：为资本主义生产廉价商品，成为廉价劳动力本身（Brass， 2005，转引自毛丹，2010）。

　　在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席卷下，乡村的原有生计方式、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破坏殆尽。此过程的另一面是传统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转变。不过，此转变不只体现在职业上，也逐渐深入到人的文化心理层面。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托马斯（William Thomas）等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从波兰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求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即人们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进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也就是说，乡村移民进入城市后，原有人际关系解组，不断个人化，被城市生活席卷而失去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中（Kearney， 1986）。

　　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绝不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局）的聚合体（帕克等，1987：1），而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心理状态、文化类型。在帕克（Robert E. Park）等人笔下，城市有以下特征：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具有亲密性的邻里解体；劳动分工使得原来基于家族纽带、地方情感的社会组织，以及基于文化、种姓团体、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日益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新型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次级关系取代首属关系，从而也导致基于首属关系的道德控制被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取代（帕克，1987：1-47）。沃思（Wirth， 1938）进一步将城市社会的特征和状态概括为一种“城市性”（urbanism）：首先，人口众多导致个体的变异性，进而带来亲密关系的相对匮乏以及以匿名性、表面性、短暂性和关联性为特征的人际关系的片断化；接着，人口密集又带来个体的多样化与特殊化，进而产生近距离的身体接触与远距离的社会关系的重合、强烈的反差、正式社会控制的支配，以及对冲突的强调等；最后，人口的异质性趋向于破坏刚性的社会结构并产生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不稳定性，身处其中的个体依附于各种相互交叉却没有关联的社会团体，具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连根拔起的城市化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早在经典社会学时期，“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社会后果就已成为西方社会学反思批判的主题。最经典的莫过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讨论。在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理论中，“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这一对划分古今的经典范畴，呈现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心态、情感关系、结合样式、组织结构，以及整体秩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共同体”是在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友谊等本质意志之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态，最典型的形式是家、村庄、庄园，在这种结合的关系中，即使有相互阻碍、相互否定的行为发生，占主导的还是相互肯定、相互慰藉、相互履行义务的亲密行为（滕尼斯，2019：67-90）。而“社会”是由充分理性化了的现代人组成：每个个体都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彼此之间划分了严格的行动区域和权力领域的界限；每个个人都追求着自身的利益，在达成协定和契约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潜在的敌对状态（滕尼斯，2019：129-162）。在“社会”里，原有的“共同体”形式都被夷平，出现一个总体性的商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共同体中人们的自然联系，如亲属关系、友谊关系等淡化甚至被舍弃，交换关系和契约关系成为人们最普遍的联结方式。滕尼斯将“共同体”摆到“社会”的对立面，并非空虚地怀古，而是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转型背后人情疏离、人人为敌的困境（张巍卓，2016）。换言之，滕尼斯看到快速现代化带来的危机：传统的社会纽带丧失，抽象的个人主义兴起，生活高度私人化，每个人成为只关心自己生活的孤独的个体。齐美尔（Georg Simmel）更是从城市人的心理状态展开了反思。他指出，都市和现代城市通常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栖身之地，由于货币交易只关心交换价值，城市里的人形成了对待人和事物的纯粹客观的态度，从而对一切独特的东西都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带来的社会孤立和联系纽带的缺失，提供了“一种更大道德规范的自由”，也导致了关系的多种多样以及变动性（弗里斯比，2013：95-105）。在此状态下，为了获得自我保护，“保持距离、冷漠、轻微的嫌恶、相互的疏远和排斥、互动的短暂性和表面性”成为城市人的互动方式。最后，在持续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了城市人特有的“神经衰弱症”：个人内心的安稳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朦胧期待带来的晕眩感”、秘密的烦躁、忙乱和刺激的无力的急迫感（弗里斯比，2013：95-105）。

　　进入后工业社会，高度现代化使得城市社会更加个体化（鲍曼，2002；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保罗·霍普（Paul Hopper）强调，后福特主义、反传统性和全球化推动个人主义进一步深化，销蚀了共同体生活赖以存在的重要先决条件——如互信、友谊和协作关系等社会资本，使得公共精神丧失，公共生活日渐退化（霍普，2010）。在《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指出美国社区生活正在衰落，其重要表现是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利互惠和互相信赖的规范，以及公民美德、社会合作、集体归属感和集体行动——逐步衰减（帕特南，2010）。

　　总而言之，西方的经验表明，现代性的根本动力就在于扫除一切过往的群体形态，而将一切的社会关系纳入大工业的经济结构中。而城市既是工业运转的结果，也是其运转的载体。城市将农村人口吸纳进来，重新锻造出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心理。在这个过程中，村庄共同体被摧毁，原有的社会纽带和文化传统消失殆尽，以乡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同时，这种转变也带来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

三、 小城镇模式：离土不离乡

　　面对西方国家城市崛起、乡村衰败的城市化模式，费孝通基于中国国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提出走乡村工业化，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虽然这一道路作为国家战略最后被放弃，但其所蕴含的思想仍值得我们讨论，尤其是对于讨论中国城镇化道路多样性仍有很大启发意义。

　　在费孝通看来，“小城镇”是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由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费孝通，1984）。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城镇发展与乡镇企业的兴起密切关联。在苏南地区，“社队企业”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成长，衰落的市镇逐渐复苏（费孝通，1984）。看到这一变化后，费孝通开始将小城镇作为一个大问题来研究。公社解体以后，社队企业转变成 “乡镇企业”（费孝通，1996）。从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拉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异军突起的力量。1980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2.7%，到1993年就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几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在这个过程中，小城镇得到极大的发展，也成为当时城市化的主流模式。

　　小城镇之所以成为一个大问题，是与费孝通的核心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如何在庞大的农业人口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沈关宝，2014）。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开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费孝通最关心如何通过发展工业解决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他主张避免走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费孝通，1984）。他指出西方的“工业-城市”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工业扩散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中国的工业化应该是“大中城市帮农村”，将就业机会和工业利润扩散给农民（费孝通，1984）。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讨论乡土重建时就主张“工业下乡”，接续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走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如此一来，既能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又能带动农村的现代化，满足农民非农化需求。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地考虑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等现代化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并立足国情，把小城镇视为社会快速现代化中的减震器。费孝通在20世纪初对小城镇研究做总结时曾说到，“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关注小城镇建设问题，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我们不得不经历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城市化的过程，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形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限度减少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费孝通，1999：37，转引自沈关宝，2014）。费孝通（1996）认为随着农业经济水平的提高必定会释放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农村人口一下子涌入城市，势必会出现显而易见的社会恶果，而发展小城镇恰好可以成为截留人口流量的蓄水池，让城市化分阶段推进，人口逐级进城。费孝通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得到了中央的关注和认可。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央采取了“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方针”②。

　　不过，小城镇在后来发展中出现不少问题。由于地方政府普遍通过财政担保贷款“大办企业”，在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竞争下，乡镇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利润率呈现迅速下降的态势，同时，资产负债率也不断上升，县、乡两级政府因此累积起巨额的债务（周飞舟等，2018）。另外，随着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不少学者批评小城镇发展模式造成污染扩散，浪费土地资源，无法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后来，“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李迎生，1988；王毅平，1989；王小鲁、夏小林，1999）或者“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李春林，1987；李云，2002）的主张被提出，他们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发展现代化大工业，而现代化大工业必须依托有生产要素集中优势的大城市。结果就是，“小城镇大问题”变成了“问题小城镇”。学界对于对小城镇的批评与反思，被中央高层所接受③。2002年，中央政府开始调整城市化战略。此后，城镇化模式的选择逐渐由发展小城镇转移到发展大中城市④。不过，究其背后，更为关键的是城镇化的动力发生了根本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增量大部分归中央所有⑤，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地方政府兴办企业的动力，乡镇企业纷纷倒闭、转制。小城镇失去了发展动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建筑业营业税和土地出让金成为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开始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建立大量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发展房地产，以及投资和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周飞舟等，2018）。

　　乡镇企业衰落后，沿海外向型工业发展起来，中国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数量发生重大变化：内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省份、跨地区进入东部沿海地区打工（刘守英、王一鸽，2018）。经此转变，在总体上农民与土地、村庄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乡镇企业时代的“离土不离乡”发展到打工经济时代的“离土又离乡”。与之相伴，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变成劳动力迁移、农民工市民化等相关议题，其中讨论最多的就是农民工的迁移动力、身份认同、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合（田凯，1995；蔡昉，1995，2001；李强，2003；王春光，2001，2006；朱力，2002；刘传江、周玲，2004）。反观这些研究，其问题意识无不限制在“农村-城市”“农民-市民”“传统-现代”等二元转型框架中。而作为联结城乡、服务农村的城镇，其存在的方式、可能性、问题，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效益，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乡镇企业”在改革浪潮中消失，并不意味着产业在乡镇中消失，相反，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产业以私营或民营的方式在县域范围内甚至村庄里落地生根并蓬勃发展。毫无疑问，这对当地城乡关系和社会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少有讨论。即使在缺少产业的中西部地区，小城镇作为农村中心地的作用一直存在。总而言之，小城镇并没有随着乡镇企业的消失而失去作用，而是构成了城镇化重要的部分。

　　尽管发展小城镇已经不再是国家城镇化战略的重点，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值得我们讨论。就人口城镇化而言，“人口落地”是核心要义，而良性的“落地”，必然需要产业作为支撑。费孝通的小城镇思想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即通过发展乡土工业，让人口留在乡镇范围内，实现农村城市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是对这种城乡关系的经典概括。不过，在更深远的意义上，“离土不离乡”还预示着一种社会形态的可能性。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特定发展阶段，费孝通对小城镇的思考更多体现在策略性和经济性上——经济性指的是通过乡村工业化模式来改善农民生计，策略性则是指通过发展小城镇来缓解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并没有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形态做更多的讨论。换言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费孝通更多关注的是通过何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在社会不发生剧烈动荡的条件下，能够让农民“吃饱饭”和“富起来”，因而导致他的小城镇的研究没有更多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制度条件去讨论中国转型的可能形态及社会后果。

　　本文就是在发展小城镇的思路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未来城镇化的一种可能性——基层城镇化。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下的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已极大改善，县城与乡村之间的时间距离大大缩短。因此，在本文中，基层的范围并不只包括乡镇，也包括了县城。也就是说，在县域范围以内，都可以视作“乡”的范围，县域范围内的城镇化都可以称作基层城镇化。下文笔者以浏阳（县级市）为个案，对基层城镇化实践、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社会形态的意涵进行讨论。

四、 基层城镇化的实践：浏阳的经验与问题

　　浏阳是湖南省长沙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湘赣边境。2018年，全市年末户籍数为41.85万户，总人口为149.38万人。全市总面积为5007平方千米，目前下辖4个街道、28个镇（乡），323个村（社区）。全市有4个园区：国家级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型产业园、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201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1342.1亿元，在该年全国县域经济1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14名。2018年，浏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960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为3179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为46410元。

　　（一）产业就地吸纳：人与“乡”粘合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讨论中，一般认为，城市的发展主要由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在城市聚集及其带来的人口集聚所带动。不过，产业是否在城市集聚还与产业本身的性质以及当地产业的发展历史相关。因此，分析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时，除了考虑产业的人口吸纳能力，还应考虑产业的分布状态。产业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状态最终会影响人在城乡之间的位置以及人和城、乡的结合状态。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浏阳产业结构及其分布对于城乡关系的影响。

　　1. 工业为主，现代农业为辅的就业结构

　　第二产业是浏阳的支柱产业。从图1可见，浏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1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70%以上， 2018年下降到64.4%，不过，仍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绝对比重。与其相比，第三产业在浏阳经济中的比重一直较低，2011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仅为20.4%，2018年才上升到28.5%。

　　浏阳三次产业的构成如下：第一产业主要是粮食烟草、水果蔬菜、花卉苗木等；第二产业则主要由生物制药、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鞭炮烟花、材料能源、健康食品等行业构成；第三产业主要由批发零售业、餐饮业、运输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服务业构成。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产业增加值虽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但已不再全是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并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根据浏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调查，2019年浏阳农村劳动力约有76万人，目前已有65万名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或者兼业。其中，鞭炮烟花生产、销售的传统产业集群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25万人左右；花卉苗木、水果蔬菜，以及烟草加工新型现代化农业产业群，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15万人左右；生物制药、机械制造、电子信息、材料能源、健康食品等工业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达8万人左右；市区、城镇中的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吸纳了8万人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长沙市周边的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等农村劳动力有6万人左右；未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村务农人员），约有10万人（见表1）。综合来看，园区工业和传统工业（花炮）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最多，达33万人，其次是以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烟草木材为主的现代农业，吸纳了15万名农村劳动力，如果加上其他在村务农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达到25万人左右。

       2. 集聚与分散结合的产业分布

　　从浏阳的产业发展历史和现状来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产业聚集方式和分布状态，它们对城乡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种，园区工业：集中式。从20世纪90年代末，浏阳市就开始致力于发展工业，先后建成了三个产业园区。1997年，浏阳市建立国家级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浏阳工业园），经过20余年的发展，现已开发面积为18平方公里，注册企业有11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有124家，上市企业有9家，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主导产业，以健康食品为特色产业的产业格局，例如，有全球触控功能玻璃面板最大制造商蓝思科技、中国药用辅料领军企业尔康制药、中国休闲食品龙头企业盐津铺子。1999年，浏阳市又创建了“两型产业园区”，聚集了80家入园企业，初步形成以健康食品为主导、关联配套产业为辅的产业格局。2003年创建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成区面积达17平方公里，是国家再制造产业示范基地、中国新能源汽车十大产业园区，现有企业570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131家，形成了智能装备制造、再制造“一主一特”的产业格局。2017年，三大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已分别达到1210.28亿元、394.38亿元、65.99亿元。从空间分布来看，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位于洞阳镇和永安镇范围内，紧挨长沙市，交通十分发达。在整合两个园区以及周边四个镇（永安镇、洞阳镇、北盛镇、焦溪镇）的基础上，地方政府正在建设新的中心城区——金阳新城；两型产业园则位于浏阳东郊古港镇和沿溪镇两镇交界处，距离老城区二十公里。根据浏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调查数据，三大园区，除吸纳8万名左右的本地农村劳动力外，还吸纳了5万名左右的外地劳动力⑥，共吸纳了约13万名的劳动力。这当中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浏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吸纳了80%以上的劳动力⑦。其中，仅蓝思科技一家，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就达5万人以上。产业园区之所以能吸纳如此多的农村劳动力，与其不错的工资待遇有关。据浏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调查显示，园区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在4000元以上，与湖南省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4234元相差不大⑧。

　　第二种，特色产业：分散式。与园区工业相比，地方特色产业才是浏阳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其中，花炮一直是浏阳经济的支柱产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增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浏阳所有产业中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浏阳有着非常悠久的花炮手工业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花炮产业经过曲折发展，逐渐壮大。到2009年年底，浏阳共有花炮生产经营企业1048家，整个“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实现花炮销售额411.81亿元，实现税收44.49亿元⑨。经过调整，浏阳花炮企业数量在2017年减少到558家，不过，其总产值仍在增加，达228.2亿元。与园区工业产值相比，花炮产业的生产总值并不算高，却是富民产业。比如，工人从事简单的装箱和搬运工作，月工资有3000多元，从事一般的技术加工类工作，月工资有6000元—7000元，而从事危险性最高的药物生产，月工资至少有10000元以上。2014年，浏阳从事花炮行业的人员仍有30多万人⑩，占2014年总人口（145.3万人）的五分之一以上。

　　花炮产业虽然属于工业，但它的空间分布要求与园区产业不同。花炮生产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因而不能集聚在园区，只能分布在人烟稀少的山地沟壑中。浏阳四面环山，以山地丘陵为主的自然条件11，为花炮生产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很长一段时间里，花炮都是在家庭作坊中生产完成，后出于安全原因，地方政府禁止了此种生产方式，花炮生产被转移到附近山地的工厂中。不过，花炮工厂采取的并不是统一管理的“工厂 + 工人”的模式，而是将不同工序以及相应的生产车间承包给农户，由他们自行购买机器安排生产，并按件供货，形成“工厂-家庭”联合生产制。换言之，工厂制下的承包生产与家庭作坊制并无太大区别，农户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并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在某些情况下，农户仍可以把没有危险的环节带回家中。在走访中，笔者就看到，不少农妇在自己家扎烟花炮筒。

　　由于自身特性的缘故，花炮企业在县域范围内分布十分广泛。据浏阳市鞭炮烟花管理局统计，全市32个乡镇、街道，除市区四个街道和四个乡镇无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外，其他24个乡镇基本都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不过，花炮企业主要还是集中在南区和东区烟花爆竹专业化组团空间范围内，其中，大瑶镇以花炮为中心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成为著名的烟花小镇。

　　除花炮产业外，浏阳本地其他特色产业也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具体而言，西乡以柏加镇为中心形成了花卉苗木种植和销售的特色产业，东乡围绕大围山镇形成了竹木加工和水果蔬菜种植的特色产业，北乡则形成了以烟草加工和木材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烟草木材等行业虽然属于农业，但经过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后，已转变成现代化农业，其附加值以及带来的收入远超过传统农业。为此，全市有近15万名农村劳动力从事特色产业的生产和销售。以西乡几个从事花卉苗木生产的乡镇为例，其村里几乎没有人员外出，都以种植、买卖花卉苗木为生。其中，柏加镇是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全镇2.6万人中有2万人从事花木的生产和销售，种植的花木销往全国，2018年销售额达40亿元，2017年全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就已突破3万元大关，稳居全市前列12。

　　3. 人与“乡”的粘合

　　依托集中式的园区工业、分散式的特色工业、本地服务业以及现代化农业，浏阳市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县域范围内的就地转移，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比例非常低，约为8%。受其影响，浏阳的基层城镇化表现为一种村庄-城镇-中心城区的梯形状态。

　　从总体上看，良好的产业基础——不管是园区工业还是地方特色产业，留住了本县域的大部分人口，这为中心城区的人口城镇化提供了基础和可能，进入城区的人口构成了基层城镇化的顶端部分。尤其是园区工业，因有集聚效应，在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同时，直接推动了新城区的建立——比如金阳新城。不过，地方特色产业比园区工业（8万人）和市区城镇服务业（8万人13）对劳动力的吸纳力更强，鞭炮烟花、花卉苗木、水果蔬菜、烟草木材等产业，吸纳近40万名农村劳动力，是前者的2.5倍。特色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使得乡村成为基层城镇化的底盘和主体。例如，在大瑶镇NS村，有28家从事花炮及原辅材料生产、建材生产的企业。其中，8家花炮厂就吸纳了近两千多名本村劳动力，占本村劳动人口的绝大部分，此外，一批来自云南、四川、江西等地的农民工也被吸引至NS村务工。官渡镇ZL村的7个花炮工厂，除了吸纳全村两千多名劳动力外，也吸纳了近一千多名外地农民工，使得村庄常住人口多达五千人。宏观上城乡的人口分布也印证了这一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浏阳主城区四个街道户籍人口达22万人，常住人口约为35万人，后者只占浏阳户籍人口（148.37万人）的23.6%14。尽管另一中心城区——金阳新城，在2019年常住人口也达到了35万人15，不过这个人口数包括了永安、洞阳、北盛、蕉溪四镇的人口，除去乡镇人口16金阳新城吸纳的人口并不多。

　　地方特色产业为乡镇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例如，大瑶镇共有11个村4个社区，2017年户籍人口达到9.4万人，2018年总人口达到了14万人。其中，花炮产业集群直接就业人数达6.7万人，2018年规模以上花炮企业总产值达105.8亿元。17同时，在花炮产业的带动下，城镇建成区不断扩大，2011年开始建设大瑶新城，目前大瑶镇建成区已经超过12平方公里，人口超过5万人。乡镇经济一直是浏阳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区域布局与产业特色，浏阳已培育出七个特色小镇，正在发展一批园区开发型城镇、现代乡村型城镇、旅游导向型城镇以及商贸带动型城镇。《浏阳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实现大瑶镇、永安镇两个特大镇居住人口达10万人以上，镇头镇、沿溪镇两个中心镇居住人口达5万人以上，一般镇人口规模达2万—3万人的目标18。

　　（二）向城的教育吸纳：城乡关系的失衡

　　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并不只是受到产业分布的影响，随着整个社会对教育愈加重视，教育资源的分布正成为影响城乡关系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撤点并校，打破了“一村一校”的农村教育格局。大量小学从乡村退出，上移至乡镇和县城（程天君、王焕，2014）。少数乡村保留了小学，但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无法与城镇学校相比（聂洪辉，2019；李涛，2015）。最后的结果是，优质教育资源扩大了中心市区的优势地位，使得城乡关系趋于失衡。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1. 城乡教育差异与农村子女进城

　　在全国撤点并校的大背景下，浏阳市普通小学的数量也经历了一个锐减过程，直到2013年撤点并校被叫停后，小学数量才有所上升。从图2可以看到，1992年浏阳城区和乡镇的普通小学共有1087所，到2019年，只有230所（城区小学30所，农村小学200所）。此外，还有教学点78个19。也就是说，过去27年里，浏阳共减少了779所小学和教学点20。减少的小学和教学点绝大部分是农村小学。相反，近几年市区和城镇的小学数量却不断增加，例如，根据浏阳市教育局的统计，2016年—2018年，城区增加了5所学校，扩建了6所学校（未来三年还要新建5所学校），这两者之和多于农村恢复或新增的小学数——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只重建或新建了6所小学。

　　教育质量的直接体现是升学率，在这点上，浏阳城区远优于浏阳农村。父母让孩子接受好的中小学教育，目的是希望他们考入好的大学，最终实现阶层的跃升。一般而言，进入好的大学需要进入好的高中，所以，进入好的高中是父母让子女进城区中小学就读的重要原因。从浏阳的情况来看（见表2），城区的初中毕业生升入优质高中浏阳一中、浏阳田家炳中学21（以下分别简称“一中”和“田中”）的机会远高于乡镇初中的毕业生。2018年浏阳城区和乡村初中毕业生分别有3469人和10388人，上公办普通高中的比例分别为50.4%和55.8%，乡村略高于城区（高5.4个百分点）。不过，城区初中的毕业生进入优质高中（一中、田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农村初中的毕业生——城区初中的毕业生进入一中和田中的比例为25.2%，意味着4个城区初中毕业生就有1个能进入，而乡村初中毕业生进入一中和田中的比例仅为6.5%，意味着约16个乡村初中毕业生才能进1个。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结果是在实行高中升学“指标到校”的情况下算出的22。如果不实行“指标到校”，城区初中的毕业生进入优质高中的比例还会更高。

　　由上可见，在城区初中就读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要远远高于乡镇初中。乡村的农民未必掌握城乡升学率的准确数据，但对于城乡教育质量和升学机会的巨大差距有着非常强烈的感知。在笔者的访谈中，问到父母们为什么让孩子来城里上学时，他们给出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乡下的老师差”，“乡镇没有好的小学和初中”。一些农村家长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将小孩送入城里。一位家长的做法非常有代表性：该家长的老家位于浏阳南乡的一个小镇，原本两个孩子都在村里的小学就读，后来他觉得村里的老师水平差，便将两个孩子转到文家市镇的里仁小学（浏阳市首批示范性学校）。等孩子们读了两年后，他发现文家市镇没有好的初中，于是又在浏阳市里买了一套房，把两个孩子接到城区上学，大儿子在城区初中上学，小女儿在城区小学上学。

　　此种趋势在浏阳的教育数据中得到印证。从表3可以看到，2016年—2018年浏阳城区中小学各学段学生数都有大幅度增长。2016年，城区中小学共增加1506名学生，其中小学增加1050人，初中增加456人，分别占当年小学和初中总人数的4.57%和4.2%，以班来计算，分别增加21个班和10个班；到2018年，城区小学生新增人数上升到2170人，城区中学生新增人数上升到937人，分别占城区小学和初中总学生数的8.12%和7.64%，以班来计算，分别增加44个班和20个班。分小学和初中来看，不管是在增加人数和占比上，小学都要多于初中，这也说明，父母越来越重视子女的教育。

　　不过，获得城区的入学资格并不容易。据浏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城区中小学新增学生的入学资格一般都是通过父母进城买房获得。这在购房的数据上也得到反映——乡村人口购房面积占比一直维持在较高比例并不断增长——从2009的48%增长到2018年60%23。

　　2．“制度捆绑”与农民进城购房

　　为什么要通过买房才能享受城区教育资源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将教育资源与房产进行制度性挂钩，使得在城区购房成为享受城区教育资源的前提。

　　据浏阳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要求，城区中小学按照“划定学区、房户一致”的原则就近入学24。具体来说，在划定学区的框架下，按下列生源排序接收学生：第一序列，有房有户，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房屋所有权证与户籍所在地一致，并在房产所在地实际居住的；第二序列，有户无房（第一类），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一直属于浏阳城区，其父母在浏阳就业但无房产25，以及孩子的父母因组织部门或人事部门批准的工作调动落户在浏阳而无房产的，概括起来包括父母为本地居民、机关事业单位员工以及工作调动、部队转业、人才引进的工作人员；第三序列，有房无户，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浏阳城区购买住房并实际居住，但户籍没有迁入房产所在地的；第四序列，有户无房（第二类），即孩子本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迁入浏阳城区，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浏阳城区就业但无房产，租住私人房产的26；第五序列，无户无房，主要指户籍不在城区的本地进城务工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公办初中与公办小学的招生规则基本一致，只是划片方式不同——公办初中实行“单校划片”，即以毕业小学的学籍为依据，每所小学对应一所中学，但“房户一致”优先原则并未变化。

　　对于没有城区户籍的本地农民，要想获得城区入学资格，最优的方案是买房迁户（成为第一序列），其次是买房不迁户（成为第三序列），最后是迁户不买房（成为第四序列）。结合购房数据和迁户数据分析，农民迁户意愿并不高，迁户人数不足购房户数的2.6%27。绝大多数农民通过“买房不迁户”（第三序列）获得子女在城区入学的机会。

　　3. 向城教育吸纳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综上可知，地方特色产业使得农村人口在乡镇范围内就可以实现安居乐业。但是，由于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与地方产业的城乡分布之间有较强的偏离，在对教育愈加重视以及地方房地产制度的捆绑下，许多农村父母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得不进城买房。因此，在浏阳的城乡关系中，出现了“产业在乡，教育在城”的趋势。向城的教育吸纳将原本可以留在农村的人口不断吸纳到城区中，产生一个不断强化的人口向城流动的循环——大量农村子女选择进入城区就读，留在村庄上学的子女减少。相应地，政府增加对城区的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的房地产化，同时减少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最后，农村的教育质量无法提升甚至变得更差，从而激发更多农民进城购房。

五、 迈向扎根的城镇化

　　西方的工业化开启了一个全面系统的社会转型过程：非农就业比例不断提升，居住和生活设施等生活条件不断现代化，公共服务由无到有不断丰富。在西方，这一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过程体现为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不断集聚，如前文所述，这同时是一个摧毁乡村传统要素，将过去的群体状态破坏荡平的“拔根”过程，其后果是塑造出“城市社会”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西方人受惠于工业先进生产力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享受着城市带来的巨大生活便利，但也无时无刻不在精神和社会关系层面经受“城市社会”的煎熬。事实上，这一可以表述为“现代性及其后果”的主题，是涂尔干、韦伯、齐美尔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家持久不衰的关切。

　　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正经历着现代化先行者西方曾经经历的一些变化，西方城市化中一些类似的现象和趋势也陆续在中国出现，但是，浏阳案例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城镇化的自身特点，尤其是走出西方拔根的城市化道路的可能性。

　　首先，浏阳走出了一条没有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发展道路。费孝通倡导的小城镇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前提条件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浏阳乡镇企业的发展虽有一定基础，但无法和苏南一带相提并论，90年代中期之后，浏阳的乡镇企业和全国一样走向衰落。90年代以来，以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体，浏阳当地的工业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以花炮为代表的广泛分布于乡村的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就地非农就业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广大的农村人口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选择在市（县）域范围内的工业园区、乡镇或村庄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在没有乡镇企业的时代实现了新型的“离土不离乡”。这些在本地实现了非农就业的农村人口，或选择进入中心城区安家，或选择在本乡镇安家，或仍然在村庄居住生活，形成了一种梯度的基层城镇化模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把那些非农就业但居住生活在村庄的农村人口也纳入城镇化的讨论中，是因为在今天浏阳的很多乡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过去只有在城市中才可能有的“现代生活条件”。在浏阳，与全国一样，得益于最近十多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我们看到所有被访村庄与乡镇、城区都有水泥路或柏油路连通，4G网络信号全覆盖，一些村庄正在进行给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和改造。绝大部分农户建起了楼房甚至是别墅，内部生活设施方便完善，不少家庭还购买了小轿车。从住房和生活环境等硬件条件来看，乡村逐渐具备了与城市接近的“现代生活条件”。换言之，作为“后发型”的国家，在现时代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之下，过上“现代生活”并不是只有进入城市一条路，在乡村中过上“现代生活”也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进一步，浏阳的案例表明，即便过上现代生活，也不必然要和乡村的传统决裂。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城镇化，与西方拔根的城市化相比，实现了一种“扎根的城镇化”。西方的城市化，虽然将人们带入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之中，却是以破坏乡村和村庄的社会基础为代价——将原来的人地关系、组织形式、社会纽带、情感联结等一切摧毁。在浏阳，依托于产业基础，人粘于“乡”，使得原有的社会基础得以维持。首先，乡土产业的发展在根本上将人留在村庄，有效地化解了村庄空心化和村庄衰败的问题。其次，相比“离土又离乡”的异地打工，地方的园区工业和乡土产业带来的“不离乡”较好地维持了家庭结构的完整性，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难以出现。即使那些在中心城区安家的乡村人口，在短距离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下，也很容易和老家、村庄保持紧密联系，甚至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呈现城乡两栖的特点（王春光，2019）。在留住人的基础上，村庄内原有的社会纽带、群体状态、风俗活动、文化传统也得到了延续。例如，在调查中，我们就看到许多村庄都集资重修了祠堂。据多位管理祠堂的村民介绍，每到清明，整个祠堂的人（包括在城区、外省市的人都会回来）在一起祭祀会餐，根据村民的不同规模，少则几十桌，多则上百桌。村民之间还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红白喜事上，村民互相帮助，保持人情往来，进城的村民也会回村参加。例如，一位进城的村民对笔者讲，他和妻子、儿女隔一到两周回一趟老家（父母还在村），如果遇到村里红白喜事，在条件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自己或妻子也要回家参加。还有，我们也了解到，不少村庄自愿筹建戏台等公共设施，供村民自娱自乐——一些村民自发组织节目，在重要节日时为全村表演。由此可见，村庄内社会联结仍然紧密，人与人并未疏离，能够维持一种相对整合的状态，总而言之，人与“乡”的高度粘合，使得原有的社会纽带以及在此基础上地方公共性得到保存和延续。也就是说，村庄还可以保持一个共同体发挥作用。从社会形态上看，浏阳的基层城镇化既让人们享受现代生活条件，又接续了传统的社会文化基础。也就是说，依托于乡土产业，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扎根在传统的社会基础之上。

　　浏阳案例既有自身的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与其他县域一样具有中国社会的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对于浏阳而言，良好的产业基础是农村劳动力就地非农就业的前提条件，中国的其他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偏远县域并不具备这一条件。中西部的很多县域，本地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不发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无法实现就地就业，需要到远离家乡的地区打工，呈现一种“离土又离乡”的状态。当然，产业基础和就业机会在程度上存在差异，不同的县域因其在产业基础和就业机会序列上所处位置不同，其农村人口也在“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这两种状态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目前的观察，即便是在本地工业基础特别薄弱，就业机会特别稀缺的地区，“离土又离乡”的农村人口选择的主流城镇化模式仍然是回到本地安家。这就是前文提及的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在发生作用。

　　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中国社会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传统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庄，农民在村庄劳作生活，组建家庭、繁衍后代，形成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农业文明和村落文明。对于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村庄是他们生计的所在，是他们生活的家园，也是他们寄寓人生意义的最重要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纽带、道德伦理、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深层结构”，在情感和观念上体现为对土地的珍视，对家乡的眷恋，对祖先的崇拜，对家庭、亲属关系和人情的重视等。一直以来，这一套“乡土观念”构成了人们生活的意义系统，维系着乡村的社会整合。即使在城市中穿梭和流动，土地和深层次的“乡土观念”也构成了从土地上走出去的人们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根”，它在历史上维系着羁旅异乡的商人和官员与家乡的联系，即便是客死他乡也追求叶落归根，在今天它维系着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和家乡的联系，即便是常年在外地稳定就业，在做安家落户的选择时也将家乡放在首位。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集体制度及其遗产。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农村集体制度，将村庄这一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进一步打造成命运休戚与共的经济共同体。20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后，村庄的经济共同体色彩淡化，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得以恢复重现，但是集体制度留下了几项重要的遗产，时至今天，每个农民在老家都有一块宅基地，都有一片承包地，在村集体中还有成员权。除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资产和权利并不能给村民带来可观的现实收益，但要做出彻底放弃的选择则异常艰难。集体制度的这些遗产使得文化意义上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得到强力的支撑和强化。

　　在这些缺乏产业支撑的地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安家，与西方拔根的城市化相比，当然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扎根的城镇化。但是他们将在很长一个时期无法在本地就业，不得不承受家庭分离等代价，整个社会也不得不面对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与浏阳相比，这是一种缺乏产业支撑的“瘸腿”的城镇化，制度和文化相互强化，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力量，生生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拉回家乡安家，但这种状况可以维持多久，是要打上问号的。我们不妨将浏阳看作扎根城镇化的一个相对理想的标杆，缺乏产业支撑的中西部地区如果能够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因地制宜，逐渐夯实产业基础，那么将更加靠近浏阳这一标杆。

　　浏阳案例还表明，要实现健康持久的扎根的城镇化，必须很好地解决教育资源均衡问题。在浏阳，产业在城乡之间均衡分布，乡土产业为人们在村镇就地城镇化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很多农村家长为孩子前途着想，即便在村镇工作，也选择在城区安家。在这里，教育吸纳产生了与产业吸纳相反的作用，它将本可以留在乡土的人口吸纳到中心城区来。

　　教育在农民城镇化中发挥的作用，是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讨论小城镇问题时没有考虑到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新变化。对于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中国农民来说，孩子的教育成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通过教育让孩子有一个美好前程成为人生目标中的重中之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县域的产业发展可以为农民就地城镇化提供条件，如果县域的教育资源与附近的中心城市有明显差距，仍然难以阻止有能力的农民向中心城市流入。就浏阳而言，前文描述的浏阳城区（县城）与村镇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状况固然造成很多本可以在村镇安家的农民进入城区，但考虑到县城仍然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居住在县城仍然可以与家乡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县城与村镇之间即便严重失衡，扎根的城镇化也不会受到致命的威胁。目前，浏阳城区有两所高中保持着较高的教育水准，每年都有较高比例的毕业生考入知名大学，与附近长沙的“四大名校”相比虽然有差距，但并不明显，除了少数有能力并愿意支付高昂经济代价的家庭外，大多数浏阳人仍然安心地选择在本地完成高中教育。但是，可以预见，如果教育资源在浏阳和长沙之间的失衡进一步扩大，中心城市将产生强大的磁力，源源不断地吸引有条件的农民离开县域进入中心城市安家。

　　当农民大规模离开县域进入地级市以上的中心城市安家，哪怕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再强烈，哪怕集体制度的遗产再坚韧，农民与乡土的联系恐怕也难以长久维系，扎根的城镇化也必将成为泡影。

　　是迈向扎根的城镇化，还是走向拔根的城镇化，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中国社会有迈向扎根的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普遍性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以及集体制度及其遗产）。珍惜这一独特的基础性条件，通过发展地方产业和均衡教育资源，就能规避西方拔根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让扎根的城镇化成为现实。反之，一味强调市场力量和效率原则，在产业政策上不断加大对中心城市的扶持力度，在教育政策上放任教育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那么再独特的基础性条件也会被挥霍，拔根的城镇化的前景也就难以避免。

  *本文系国务院参事室重点课题“中国社会变迁跟踪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调研得到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的大力支持。除本文作者外，王婷婷、刘锦程、孙弋帏、林子涵、李思妍参加了调研，并参与了调研报告的写作。杜鹰、尹成杰、刘奇、张静对论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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