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的人类学研究：理论、民族志、批评*

  作为一项经典的人类学议题，集市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早在民国时期，费孝通、杨庆堃、施坚雅等学者就对中国农村集市进行了开拓性研究。①晚近以来，国内集市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整体而言，研究者对同一时期国外优秀作品的借鉴与回应还不充分，针对西方人类学集市理论的系统性评介也不多见。②因此，本文将以民族志为线索，梳理20世纪西方人类学集市研究中的三种主流范式；基于对经济学范式、地理学范式和符号学范式的比较，本文也将探讨西方人类学集市研究中问题意识的转变及其对当代中国研究者的启示。

一、内部视角：集市作为一种经济制度

　　现代人类学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可以直接追溯到它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库拉贸易正是经济人类学的第一个民族志案例。然而众所周知，马林诺夫斯基其实并未将库拉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经济现象，相反，他认为库拉仅仅是一个“让两种毫无意义、无甚用处的物品不停转手”的仪式性交换体系，③是一种“非经济”的交换现象。尽管弗斯（Raymond Firth）后来解释说，马林诺夫斯基的本意可能是要说明初民社会中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即“经济”本身是被“社会性”地激发或催生的，不可否认的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对经济活动的人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一种经济的“消极主义”。④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弗斯和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进一步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论域。他们不仅通过对经济学理论的跨文化运用扭转了马林诺夫斯基对初民经济的“非经济”看法，同时，更让“经济”本身成为了继宗教、亲属、法律等古典心智主义论域之后，又一个体面的人类学议题。⑤在两人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援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来解释初民社会中的物质生产、流动与交换现象。而早期的人类学集市研究也自然地采取了此种日后被称为“形式主义”的理论风格。在彼时的研究者看来，集市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原始形态和不发达形式：基于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厂商之间的竞争以及追求最大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同样是集市经济运作的基本原理。

　　例如，在初版于1953年的《便士资本主义》这部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主义集市民族志中，塔克斯（Sol Tax）通过对危地马拉帕那加撤尔（Panalschel）集市的田野调查，详尽呈现了当地的环境、技术和经济生活面貌。在塔克斯笔下，帕那加撤尔完全成为一个微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没有机器，没有工厂，没有合作社或公司。但是，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企业，他们拼命为自己工作。这里的货币仅仅以非常小的面额流通，这里的贸易不超过人们用肩膀所能扛起的数量；这里有自由的企业家、非个人化的集市交易与竞争——这些都是农村经济的肌理。”⑥

　　实际上，在塔克斯的著作中，帕那加撤尔的集市贸易不仅与资本主义社会无异，而且他还进一步将其视作后者的一个理想类型，即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广为人知的完全竞争市场。在塔克斯看来，帕那加撤尔集市经济的四个特征使之完美地契合于完全竞争模型：其一，它是原子化的，因为“买者和卖者都势单力薄（他们都没有能力影响市场）并且彼此之间相互独立”；⑦其二，它是开放的，因为集市几乎没有准入门槛，也不排斥任何特殊群体的进入；其三，它是自由的，几乎不受国家和其他经济部门的直接干预；其四，它是以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塔克斯特别强调，尽管大多数当地人并不识字，因而看上去并不具备书面簿记和理性合算的能力；但是，集市上的交易主体不仅对成本与收益有着精确的认知，而且他们对从交易中赚取利润的热情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即便在当地经济中没有任何公司组织，但我发现实在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这里的印第安人（和雷帝诺人）——这些为我所熟知的人们更有商业精神的人群了。”⑧

　　不同于《便士资本主义》的民族志方法，形式主义学派的另一部代表作《墨西哥瓦哈卡州的农民交易体系》则是一部典型的区域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中期，比尔斯（Ralph Beals）带领一个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为骨干的研究团队，对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地区的集市体系展开了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在综合大量证据后，比尔斯认为，瓦哈卡的集市同现代市场有着类似的性质和功能，即二者都旨在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传统的集市体系显然是作为在一个区域内……促使物质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的手段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它们，那么消费者将要花费无休止的时间去搜寻那些他们所需货物的供应者。集市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面对面遭遇众多同类商品生产者，以及在同一地点找到他所需所有种类商品的机会。同时，集市也为生产者提供了一个在一时一地即可遇见众多消费者——其中没有一个会购买他的全部商品——的机会。”⑨

　　不过，经济人类学中“马林诺夫斯基的幽灵”很快又重新降临。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将定价市场视为一种现代制度，从而重新确认了前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性质——他认为这些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普遍遵循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原则。11而在被广泛视作“实质主义”宣言的《经济——有制度的过程》一文中，12波兰尼进一步区分了“经济”的两种含义。在他看来，“实质”的经济即现实的生计和物质生产活动，而“形式”的经济则是指理性选择和对稀缺资源的市场配置。“‘经济的’两个根本含义——实质的和形式的——没有任何共同点。后者源于逻辑，前者源于事实……一种是精神规律，另一种是自然规律……只有经济的实质意义才能产生社会科学……形式经济学与人类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偶然的，在定价市场体制之外，经济分析作为探究经济运行的方法丧失了其大部分的实用性。”13也就是说，形式经济学从定义上和适用范围上理应局限在由市场定价所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前工业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则应被放回到其所处的文化语境之中进行制度性分析，而非遵循对这些社会而言尚未知晓的市场原则和经济逻辑。

　　受到波兰尼理论的影响，许多人类学家开始采用实质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初民经济。在实质主义学派的集市研究中，由博汉南（Paul Bohannan）和达恩顿（George Dalton）主编的《非洲的市场》无疑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在该书的导言部分，两位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想研究非洲市场，我们必须首先区分集市和市场：集市乃是一群销售者和购买者相会的具体地点，而市场则是指交易不论地点为何，始终遵循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般规律”。14接着，他们根据集市制度和市场规则分别发挥作用的程度将非洲社会分为三种类型：无市场社会、边缘市场社会和市场型社会。简单来说，无市场社会是那些既没有集市，经济生活也从不按市场规则进行组织的社会；边缘市场社会是指那些集市制度已经存在，但市场规则仅仅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有限作用的社会；市场型社会则是指那些市场规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价格机制支配着绝大多数物质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并且，我们在这些社会中通常也能发现完备的集市网络。

　　不过，在做出上述区分后，两位编者并没有停留在类型学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颇有深意的论点，即一个社会中集市越发达，市场就越边缘。“分析至此，我们似乎遭遇了一个悖论：集市存在的那些经济体中，市场规则仅仅发挥着边缘性作用……市场规则越普及，支配越深，集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就越低。”15实际上，作为实质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将市场机制和逐利动机相对化和边缘化正是《非洲的市场》一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尽管前工业化的非洲社会已经知晓许多种类的集市——它们常常有着无可辩驳的政治、社会乃至宗教上的重要性，但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整合机制比起来仍然处于边缘位置”。16

　　同样源于波兰尼，实质主义学派的另一个主要概念“嵌入性”往往将集市研究引向对其所处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的细致分析。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赞同经济的嵌入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接受实质主义的立场，因为“实质主义对于初民社会和经济的概念化方式，与同一时期主导人类学的功能主义范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7不难发现，实质主义和功能主义都注重制度和系统层面的整合分析，而反对将个体及其理性选择视为基本分析单位；同时，二者都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即反对将现代社会理论中的一般性概念不加批判地应用于分析前现代社会。这些都极易造成二者的混淆。例如，在著名的《努尔人》一书中，埃文斯-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就曾写道：“努尔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由于这些关系主要是一种家庭的或亲属性的秩序，因此它们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18显然，埃文斯-普理查德仅仅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而非一个实质主义论者。

　　功能主义同实质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众所周知，他晚年移居美国后，其研究兴趣很快便聚焦于墨西哥瓦哈卡的乡村集市。19在他看来，集市的运作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生计方式、劳动分工和物质福利，同时集市更通过执行诸如行政、税收、司法、再分配等多种功能而一举将分散的聚落和族群整合进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瓦哈卡的案例中，他一改早年研究库拉时所秉持的经济消极主义立场，主动承认了集市的经济学本质：“我们的最终结论便是集市在当地人的概念和观点中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一种经济机制（economic mechanism）。”20可以说，马林诺夫斯基从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开创了实质主义的论域，却最终走回了形式主义的原点。

　　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尽管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间的争论远比我们通常所知的那种二元对立模式更为复杂，但囿于一些近乎是逻辑上的二律背反，这场争论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的结果。而且，由于双方的论战过于抽象化、技术化，以至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论战结束后便再也无人问津。21不过，经济人类学“大争论”时代的学术遗产近年来又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一些针对大都会中发达集市的研究旨在表明，抽象的市场规则与有形的集市场所并非是对立的，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集市同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22再如，一些检讨波兰尼理论的学者也指出，波兰尼在市场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之间所做的截然二分，事实上长期妨碍了人类学家就前工业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市场交换现象做出更为积极的理论诠释。而且，晚近以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对波兰尼所谓“自律市场”的观念做出了重大修正，尤其是明确了企业制度和政府治理在现代市场运作中的不可或缺性。换言之，资本主义市场不论在经验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同样是嵌入社会的。既然嵌入乃是一种普世现象，那么它的分析效力便需要重新评估。23

二、外部视角：集市作为一种时空模型

　　尽管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之争在20世纪60年代初主导了人类学集市研究的理论形态，但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集市在英文中叫作“marketplace”，即市场（market）和场所（place）的结合。然而，形质论战的焦点自始至终都仅仅涉及集市与市场的关系，至于集市的空间面向尤其是不同集市之间的空间联结模式几乎被完全忽略了。随着二战后许多人类学家相继从初民社会研究转向农业社会研究，农业集市内在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也就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学术史上看，较早针对农业集市的专门研究以杜威（Alice Dewey）和西敏司（Sidney Mintz）为代表。杜威的《爪哇的农民集市》出版于1962年，是作者与格尔茨夫妇等一批年轻的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生共同前往印度尼西亚开展田野工作的重要成果。在该书中，杜威考察的地点叫莫佐克托（Modjokuto），位于爪哇岛中部。她不仅详细描述了当地的亲属关系、族群分布和宗教组织，同时也对集市上的交易内容及参与集市的商人群体进行了详尽的分类。不过，对杜威而言，个案呈现并不是她的主要目的。“通过对（爪哇岛）中东部一个独特集市的考察，我将尝试把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市体系同更大的社会环境关联起来，进而说明贸易模式同农业社会的经济与社会模式之间的功能关系。”24

　　而从1956年到1971年，农民集市同样是西敏司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这段时期内，西敏司发表了一系列以他在中美洲尤其是海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集市研究作品，其中尤以1959年的《作为联结机制的内部集市体系》一文影响最为广泛。在该文中，西敏司不仅做出了他关于水平交换（horizontal exchange）和垂直交换（vertical exchange）——以及在后者内部所谓上向垂直交换和下向垂直交换——的著名区分，同时，他还进一步定义了复杂社会中的内部市场体系：“当一个社会拥有了一套关于从事经济交换的有组织的框架——一些买卖双方集合的固定中心、一部集市集期的日历以及其他赋予交换以常规性和可预见性形式的条件——他也就拥有了一套内部集市体系。”25

　　事实上，自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以来，人类学对农民社会研究的一个核心关切，即在于如何在小社区和大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进而避免继续将前者视作一个“文化孤岛”。26作为农民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杜威和西敏司的农村集市研究从一开始便内化了这一问题意识。后来，随着沃尔夫（Eric Wolf）等更多学者的加入，集市贸易进一步成为农民走出封闭社区的重要途径以及赋予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以历史性联结的重要机制。27这里，我们仅以《瓦哈卡的集市》为例来说明这一思路。

　　作为瓦哈卡孕育的第三部重要的集市研究作品，这本由库克（Scott Cook）和迪斯金（Martin Diskin）主编，西敏司作序的文集充分展现了农村集市的系统性特征：“这项计划认为离散分布的地方社区并不是区域社会的微型世界，而是其中的一个单元，并通过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轴线整合于其中。（而这项计划的）基本问题便是分散的部分或单元怎样通过集市体系联结到区域经济之内。”28不过，为何众多人类学家都对瓦哈卡的集市体系如此青睐呢？在书中，库克和迪斯金作了如下解释：“一个明显的理由在于集市是中美洲农村人口最为主要的大规模社会活动场所和不可缺少的社会联结机制——它充当着不同族群和阶级成员之间互动交往的舞台。第二个理由在于透过集市，特定的经济过程将变得清晰化并在经验上易于把握……第三个原因在于集市原是中美洲的本土现象并与当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瓦哈卡山谷的集市体系，因其根植于土著的前西班牙城市文明而内含了许多高度发达的物质和思想流通技术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媒介。”29

　　不难看出，上述三点即集市固有的公共性、清晰性和原生性特征，使其从一开始便成为一个研究农业社会的理想框架。实际上，从早期的农民集市研究来看，人类学家普遍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分析模型和操作工具，这些研究往往止于经验的描述和分散的归纳，而未能发展出一套更为系统性的集市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源自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地理论进入了人类学家的视野。

　　1974年，《人类学年鉴》刊登了史密斯（Carol Smith）所著的《集市体系的经济学：来自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一文，其中对中心地理论在人类学集市研究中的应用做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在该文中，史密斯讨论了中心地理论的前提假设、分析效用及理论局限，30同时，他也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源自经济地理学的模型对于人类学家有何意义。对此，史密斯认为，中心地理论的出现很好地满足了人类学转向复杂社会研究后，针对大规模社会体系进行系统性和过程性分析的模型需求，即它提供了“（a）有效界定一个区域性研究单元的能力，指出被研究的村庄或集镇是如何整合进一个一般性的水平和垂直框架之内；（b）一系列可用于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定指标与程序；（c）一个描述贸易关系的过程性框架；（d）一个可涵括足够样本量的农民社区的描述框架；（e）一个区域内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模型”。31

　　由此来看，中心地理论适时充当了一个人类学家急需的扩展个案模型，而“超越村庄”的理论视野无疑也正是施坚雅理论体系的一个显著优点。实际上，在这篇综述中，史密斯不仅对施坚雅的中国集市研究进行了大篇幅介绍，更从学术史的高度给予其作品以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施坚雅针对中国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的考察在充斥着地方主义的集市研究中是一个杰出的例外。由中心地理论所提供的系统性视角使得施坚雅从（考察）特殊的市场行为走向了（建构）市场过程的一般化模型。这一视角同样让他能够在其恰当的场景中考察农民的市场行为——后者总是嵌入到比农村社区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之中。”32

　　由于施坚雅在国内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他的主要著作和理论都已得到充分评论。33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关于施坚雅的许多“规范认识”，大多都是通过将其定位在海外中国研究的谱系之中来得到的。而类似史密斯这样在集市研究的一般性脉络中来理解施坚雅的尝试仍显不够。在这方面，德格洛珀（Donald DeGlopper）和桑高仁（Steven Sangren）的近作或能提供有益启发。

　　如前所述，自地理学范式兴起以来，超越集市研究中的地方主义便成为学者们的共同目标，而施坚雅的突出贡献便是将这些努力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一方面，施坚雅提出应以基层市场社区为研究单位，从而使人类学解除了与部落、村庄等微观社区的原生依附。正如德格洛珀所言，施坚雅学术生涯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当大多数人类学家言必谈“在我做调查的村子里……”时，施坚雅却终其一生都没有自己的村庄。作为一个没有村庄的人类学家（anthropologist without a village），施坚雅总是首先将自己视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其次才是人类学家。也就是说，他始终坚持以研究问题为导向，而非恪守某些学科成见或方法论限定。34另一方面，施坚雅以市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空间结构，以巨区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时间结构，从而建构起一套有效的时空协同框架（spatial-cum-temporal framework）。桑高仁认为这是可与贝特森（Gregory Batson）的控制论和特纳（Terence Turner）的过程论相提并论的人类学成就。35不过，由于这种认为社会系统本质上具有多层性、时空共变性和内在复杂性的“硬”理论包含了明显的科学主义成分，而这显然同当代人类学以“意义”为中心关切的人本主义期许背道而驰，因此施坚雅也就很难幸免于来自后者的批评：他的作品往往重“结构”而轻“事件”，有“社会”而无“生活”。可以说，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地理学范式在成功拓展了集市研究之时空深度的同时，却也留下了一片意义的真空。

三、符号学转向：集市作为一种文化体系

　　如果说经济范式代表了集市研究中的内部视角，即关注行为、决策和经济制度自身的运作逻辑，而空间范式代表了集市研究中的外部视角，即注重对集市的空间体系和社会功能的考察，那么以下我们将要看到的一类研究则旨在考察集市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性质与特征：它们追问集市上的信息的流通、符号的挪用与意义的生成。

　　推动集市研究中符号学转向的关键学者应首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王子与商贩》一书中，格尔茨系统研究了印尼莫佐克托的市镇经济组织。他首先运用韦伯的理想类型法，将当地的土产贸易定义为一种集市型经济（bazaar-type economy），而发达资本主义则作为公司型经济（firm-type economy）与之对立。按照格尔茨的看法，集市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投机主义的个体经济。在一个所有产品仅以小额化、碎片化和高频次的形式进行面对面交易的市场上，资本无从积累，因为利润和风险都极度分散；信誉无从谈起，因为交易每天都是随机发生的；而真实价格也无从断定，只能依靠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技巧。36在这样的集市上，人们并不缺乏牟利动机、商业技巧和韦伯笔下的资本主义精神（当地改革派穆斯林与欧洲新教徒有着类似的商业伦理）；然而，理性化的组织资源的短缺——当地传统的身份群体趋于解组而公民社会组织又尚未建立，却最终阻碍了集市型经济向公司型经济的转型，并使得当地人成为了格尔茨笔下“没有企业的企业家”（entrepreneurs without enterprises）。

　　继《王子与商贩》之后，格尔茨转向了对摩洛哥塞夫鲁（Sefrou）集市的深入研究。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和经济类型，塞夫鲁同世界各地的集市包括印尼莫佐克托之间无疑有着很多共性。但是，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式（cultural expression），集市却是独一无二的。就塞夫鲁而言，异质性（heterogeneity）无疑是其最为炫目的面貌。在这里，犹太人、穆斯林、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当地酋长、土著以及其他不知名的黑皮肤非洲部族共处一隅，他们操着不同语言，归属不同族群，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他们相互贸易，共同构成了中东集市乃至中东文明的一个鲜活图景。正如格尔茨所言，“公共领域中的混杂角斗和私人空间的精心区分，街市上的世界主义与家户中的社群主义”正是塞夫鲁文明的文化表达式。37

　　除了提出集市作为文化表达式，格尔茨对集市的经济逻辑也有了新的看法。此时，他转向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并将信息的系统性稀缺和不对称视作集市经济的总体特征。按照格尔茨的分析，集市经济大致是初民经济和工业经济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初民经济由于高度嵌合于社会，因而社会信息即是有效的经济信息；工业经济虽然规模庞大，但产品的标准化和一套成熟的品牌和广告机制足以为消费者的经济决策提供有效信息参照。相比之下，集市经济在大大超出了初民经济的强度和规模的同时，却又缺乏工业经济中完善的信息制度。因此，“在集市里，信息是匮乏的、稀缺的、分布不均的、无效率的和极具价值的……在集市里，关于任何事物——从产品质量到现行价格到市场潜在价值和生产成本——的无知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集市起作用的许多方式可以阐述为这样一种努力：努力使某人减少无知，使某些人增加无知，或防止某些人无知”。38

　　基于上述论断，格尔茨进一步研究了集市上两种典型的信息搜寻和管理实践：“老主顾”关系和“讨价还价”。其一，格尔茨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集市上时时都充满着欺诈交易的风险。而老主顾作为一种长期契约关系，其目的正是“利用熟识的伙伴间重复交换以限制搜寻成本”，从而将信息搜寻的费用减少到可管理的水平。39其二，同样由于信息不完备，集市商品的真实价格往往难以获知。这就造成了价格往往不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人砍价能力，而这又进一步促使讨价还价的精神自然地渗入到买卖双方的每一次“深度游戏”当中，“大部分集市的价格谈判是在十进位小数点右边进行的，但它正热衷于那个点”。40

　　不难看出，作为其集市研究的成熟形态，格尔茨在研究塞夫鲁时运用的是他自己所称的“游戏”模型，而非他更为人们所知的“解释”模型。41不过，解释模型也并非在集市研究中毫无作为。实际上，基尔（Alfred Gell）在对印度杜莱（Dhorai）集市的著名研究中所采用的正是格尔茨的深描法。按照基尔的本意，为了开拓集市研究的新思路，以区别于博汉南和施坚雅的路径，他选择以格尔茨的《深度游戏》为范本来诠释一个位于印度中央邦的部落集市。“追随格尔茨，我将杜莱集市视为一则扮演的文本（enacted text）……我的论点是，对于参与者，集市提供了一幅社会的平面图和生动表象，包括它的等级组织和相应的价值范畴。尽管集市是一个世俗事件，但它同样是仪式性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2在对该集市的细致描绘中，基尔不仅从空间上区分出集市的半径轴（radial axe）和圆周轴（circumferential axe），同时，还进一步将二者视为当地社会中，两个基本组织面向及其意义系统的空间图解：半径轴反映了社会的等级与阶序，圆周轴则表征着对称与竞争；半径轴反映着社会的距离性和匿名性，圆周轴则表征着个体化和情境化。

　　在基尔之后，希克斯（David Hicks）进一步发展了集市研究中的诠释学路径。在对一个东帝汶乡村集市的详尽研究中，希克斯将集市称为索引式社会空间（indexing social space）。在他看来，“集市空间不仅为族群性、社会阶序、性别、消遣、宗教联盟等社会范畴的自我扮演提供了可视化的公共舞台，同时，它还是那些足以定义该镇乃至整个区域面貌的社会区隔的直观反映”。43

　　如果说格尔茨是晚近以来集市研究中解释学进路的一个重要理论源泉，那么在集市文化研究中比格尔茨更具影响力的无疑要数巴赫金（Michael Bakhtin）。通过对拉伯雷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巴赫金成功揭示出一个以集市广场为中心的欧洲中世纪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不同于以往人们对中世纪的刻板印象，巴赫金笔下的欧洲民间社会没有无知的黑暗、残酷的压迫、森严的等级和陈腐的教条，相反，这是一个为民众积极生活所主宰的炫目世界。在这里，各种民间游艺、戏剧和狂欢节轮番上演，各类集市吆喝、讨价还价、吹牛皮、忽悠、脏话和骂人话漫天飞舞，人们尽情饮宴，肆无忌惮地谈论性、身体、粪便、交媾、死亡和毁灭。这里不仅充满着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日新月异的生成动力，同时这个充满着“无法遏止的非官方性”的世界也从未失去其对正统文化的批判意识和抵抗能力：它总是“与一切现成的、完成性的东西相敌对，与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44由此，巴赫金笔下“中世纪的集市”也就逐渐成为民间社会批判意识与戏谑精神的代名词。

　　不过，集市的此种戏谑和批判精神也让它遭到统治阶级的诋毁和贬损而长期不为人所知。巴赫金指出，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中世纪欧洲是一个为贵族和教士所控制的等级社会，然而这完全是一种蔑视民众创造力和批判力的“知识分子的傲慢”。相应地，人们将乡民的日常生活视为粗鄙、荒淫甚至“不文明”的看法，则完全是出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和美学”的偏见。就此，巴赫金专门研究了中世纪集市上的脏话和骂人话。彼时，各类粗口、黑话、嘲讽、戏谑、性暗示充斥着集市言谈并被上层阶级所不齿。巴赫金却认为，脏话在集市上的盛行并不是说乡人素质低下或语言“不文明”；恰恰相反，集市上的骂人话是广场语言的一种体裁（genre），是以全民性、节庆性和非官方性为核心特征的集市精神的一种生动体现：“所有诸如骂人话……脏话这类现象都是语言的非官方成分。过去和现在它们都被认为是明显地践踏公认的言语交往规则，故意破坏言语规矩如礼节、礼貌、客套、谦恭、尊卑之别等等……这样的言语便摆脱了规则和等级的束缚……而变成……一种针对官方语言的黑话……与此相应，这样的言语还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不拘形迹地进行交往的群体，一个在言语方面坦诚直率，无拘无束的群体。”45

　　受到巴赫金的启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抵抗”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议题后，集市文化的反霸权性也就越发被学者所看重。例如，休斯顿（Scott Huston）在研究阿兹特克（Aztec）集市时，就强调了集市的狂欢化特质，即作为那些未被规训行为之策源地而与行政体制相对抗的面向；46而比蒂（Martin Beattie）在研究印度巴拉巴扎尔（Barabazaar）集市空间时，则更多地强调了其杂糅性特征，即涵括了众多异质性身份却不加以强制整合的一面。47近年来，一些海外学者围绕“热闹”的讨论，则可视作是探索中国传统集市文化的一种全新尝试。不难发现，中国集市上常见的热闹场面与巴赫金笔下欧洲集市上的狂欢气氛不仅有着感官上的相似性，同时二者在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质上也有不少相通之处。例如，德格洛珀认为热闹总是伴随着精神上的兴奋和愉悦，因而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中一股重要的反保守主义力量。48余舜德则将热闹视为一种能将各类正式场合（如丧礼、集市、神诞等）转换为“温情社交”的人文主义情感。在他看来，置身于热闹之中，也即是人们对资本监控和权力规训下的日常生活的一种逃离和集体抵抗。49在此基础上，魏乐博（Robert Weller）更进一步，他认为热闹制造了模糊性（ambiguity），解除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日常关系，人们也由此得以从缠绕着他们的“意义之网”中解脱出来进而获得一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解放。50总的来说，尽管尚未形成完备的概念谱系，但鉴于热闹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重要性，未来“热闹”研究在诸如节日、仪式、消费等相关领域的拓展与整合值得期待。51

四、结论

　　本文以民族志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西方人类学集市研究中的三种主流范式。它们不仅集中展现了人类学集市研究的主要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集市人类学中主流问题意识与研究理念的发展和转变。从研究内容上看，三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经济学范式分析集市上的交易行为和制度过程，旨在厘清集市制度与市场规则之间的概念边界；地理学范式考察集市的时空分布与社会联结，力图超越地方主义和文化孤岛的方法论局限；符号学范式则聚焦集市上信息的流通、符号的挪用与意义的生成，深描出集市的文化图式与精神气质。而从问题意识上看，不论采取何种视角，人类学家在面对前现代集市之时无不怀着为其“正名”的学科意识：塔克斯认为印第安集市比现代资本主义更接近一个完全竞争的理想市场，施坚雅笔下的农村集市恰是构成中国社会“自然结构”的基本单位，而格尔茨眼中的集市甚至超越宗族而成为中东世界最为核心的文明表达式。可以说，揭示一种前现代制度自为的运作逻辑，破除西方社会科学的认知霸权和意识形态偏见，始终是贯穿人类学集市研究的重要精神。

　　集市研究中的上述三种范式虽各有所长，但也有共同的弱点。例如，西方人类学关于集市的经济理论、空间理论和符号理论从性质上看均是奥特纳（Sherry Ortner）所谓的控制论（theories of “constraint”）。也就是说，既有研究大多将讨论中心集中在集市及其衍生制度中，在那些塑造了人们行为模式的决定性力量上。52相应地，集市生活中那些不可化约到系统层面的实践性经验、生成性创作和情境性遭遇，也就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换言之，人类学集市研究整体上仍处于一个“前实践论”和“前本体论”的理论时刻。因此，引入晚近的思想资源以推动集市研究的范式更替，从而缩小集市研究与主流人类学界的理论“代差”，无疑是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

       20世纪西方人类学的集市研究史对于国内研究者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版图中，集市常常被涵括在“乡土中国”的范畴之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的问题意识。就此而言，熟悉西方的集市研究脉络有助于提高我们自身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在集市研究内部，尽管我们早已熟知施坚雅的理论，但研究者往往没有意识到，施坚雅的作品所代表的，恰恰是现代人类学中一种较为特殊的，不以民族志的微观描述为出发点而是以“超越村庄”为理论目标的研究范式。因此，我们在继承施坚雅学术遗产的同时，也应充分意识到其理论自有的局限性，即基于外部视角的考察往往重“结构”而轻“事件”，有“社会”而无“生活”。而基于内部视角的经济人类学观察以及民族志深描的意义追寻，或应成为国内集市研究今后寻求突破的重要方向。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山地、流域与族群社会：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17JJD850004）阶段性成果，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助项目（MZ2021-0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