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难题”：两部美国传记的比较阅读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是著名的美国左翼作家、记者，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华生活和工作近十三年。①她是第一个在自己的著作里向西方介绍中国红军状况的作家，也是她率先用英文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史沫特莱先后出版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五部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另有大量有关中国的论文，向美国和世界热情地介绍中国革命。然而，史沫特莱逝世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中美两国有一些回忆和纪念她的文章，却无专门传记。第一部史沫特莱的学术传记《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以下简称《一个美国激进分子》）出版于史沫特莱逝世37年后，即1988年，由美国历史学家珍妮斯·麦金农（Janice R. MacKinnon）、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夫妇撰写。②又过了十七年，美国作家露丝·普莱斯（Ruth Price）才出版了第二部史沫特莱传——《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对于二战前如此有影响力的作家，研究情况的寡淡一方面体现了史沫特莱生命历程的复杂性——她跨越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旅程涉及的资料和档案数量庞大，研究非一日可就；另一方面自然也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冷战意识形态对史沫特莱的封杀有关。正如下文将要详述的那样，冷战的痕迹也清晰地反映在冷战结束以后上述两部史沫特莱传记的写作上，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传记中回应冷战意识形态对史沫特莱的指控。

  虽然麦金农夫妇和普莱斯都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中将史沫特莱当作美国传统中业已消失的一种可能性予以重新发现，但在史沫特莱是否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这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颇有争议的问题上针锋相对。麦金农夫妇强调史沫特莱与共产主义事业的亲缘性，但矢口否认史沫特莱是共产国际的“间谍”，而普莱斯则通过大量的档案考证了史沫特莱曾与共产国际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她甚至沿用冷战意识形态对史沫特莱的指控，认为她确实曾为苏联从事过“谍报”活动。对于史沫特莱是否参与了共产国际的活动并因此破坏了美国的安全而构成“间谍”罪是一个在冷战格局中且仅在美国国内政治框架内才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率先用“间谍”罪名指控史沫特莱的正是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司令部。对于中国而言，史沫特莱是否参与了共产主义运动自身并不构成任何问题。史沫特莱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无疑的。早在上海期间，她就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国民党软禁的丁玲。③她亦在中共党组织遭到重创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向地下党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④史沫特莱逝世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其举办了追悼仪式，并遵其遗愿将其遗体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⑤因而，本文无意考证史沫特莱是否是共产国际“间谍”这一美国史学界特别关注的问题，而是将两部美国传记中都试图回答的史沫特莱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一问题，作为美国对华态度问题框架中的历史叙述表征，来探讨这两部传记的叙述逻辑，美国学者如何在后冷战的时代格局里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以及传记中所蕴含的美国对华态度的时代特征等问题。

　　本文认为，虽然麦金农夫妇否认史沫特莱卷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谍报活动，而普莱斯则强调史沫特莱的“谍报”活动，从本质上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有其一致性。虽然皆可被视为美国左翼学者，学术生涯开始于越南战争之后的麦金农夫妇和主要写作于20世纪末的普莱斯都拒绝了苏联经验。他们都是在对苏联经验以及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全球性的拒绝中重新理解了史沫特莱的经历、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中美两国的关系。这种既有差别又有一致性的传记写作一方面源于它们各自不同的学科历史，它们分别从历史和文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出发丰富了对于史沫特莱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叙述，也分别体现了战后美国史学和传记研究的范式转换，即从整体历史叙述向情感研究的转换。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差别和联系凸显了自一战开始近百年的历史中，包括史沫特莱在内的三代美国左翼学者复杂而曲折的中国认识。“史沫特莱难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战后20世纪下半叶由苏联解体所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因此，对战后两代美国左翼学者所书写的史沫特莱传记的阅读也隐含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如何评价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

一、“史沫特莱难题”的形成

　　史沫特莱逝世后，她在中美两国一连沉寂了二十余载。这一现象部分与全球冷战的国际局势有关。1945年10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的谈判未能达成全面一致。就在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奥尔巴尼外地办事处开启了对于史沫特莱的调查。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美国陆军情报局、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司令部、“院外援华集团”、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泰丁斯委员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相继展开了对于史沫特莱的调查。麦克阿瑟及其美军远东司令部利用日本特别高等警察对1942年破获的佐尔格谍报小组的审讯报告及前共产党员的揭发材料，声称史沫特莱多年来一直“在著作、美国外交和军事阵营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并为斯大林在远东的秘密情报工作服务。⑥他们声称，正是像史沫特莱这样的“叛徒”要为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战斗失利负责。麦克阿瑟的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在提交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一并指控了史沫特莱、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官方期刊《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同情中国革命的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以及包括所有原美国共产党干将在内的180名美国进步人士。

　　杜鲁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于1949年8月发布后，冷战局势愈演愈烈，史沫特莱成了直接受害者。她未能像拉铁摩尔那样挺过冷战的浪潮，也未能像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那样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及时转赴新中国。史沫特莱被逼走他乡，1950年5月客死于英国的一家疗养院。然而，即便在史沫特莱死后，对于她的调查与封杀依然没有停止。1953年，麦卡锡在美国新闻署海外图书馆所开展的“清洗运动”中将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中国战歌》列入了销毁著作清单。首先是美国之外，然后是在美国，史沫特莱的著作从图书馆中消失了。出版商默许她的著作绝版。其遗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也无法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国际新闻和政治第一线的史沫特莱就这样突然而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史沫特莱及其著作再一次回到美国公众的视线是尼克松访华之后。1973年，女权主义出版社（The Feminist Press）重版了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美国民权斗争和越南战争、再次兴起的对华兴趣以及蓬勃发展的妇女运动让史沫特莱生前的热情和理想又重新具有了吸引力。1972年访问中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麦金农了解到史沫特莱，并在此之后花费了十多年的心血研究早已被美国历史遗忘的史沫特莱的生平和思想。斯蒂芬·麦金农与其妻子的著作，也即第一部史沫特莱的学术传记《一个美国激进分子》于1988年出版。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沫特莱传记。

　　十七年后，美国作家露丝·普莱斯出版了第二部史沫特莱特传《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普莱斯与麦金农夫妇的传记在史沫特莱是否为共产国际及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的关键问题上针锋相对。麦金农夫妇在《一个美国激进分子》一书中坚决地表明，史沫特莱同共产国际有共同的反帝目标，她有意识地同左派人士培育友谊，毫无疑问，她知道他们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她不属于共产国际，也不是共产党员，因为“根据已知的所有共产国际的工作制度，除非史沫特莱是某个国家共产党的党员或至少是可以被接受为党员的，她就不可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⑦麦金农夫妇称，并未找到史沫特莱同美国、德国或印度共产党员有这种关系的证明，“就连英国情报人员也常把她归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之列”。⑧麦金农夫妇在《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第八章的注释里说，史沫特莱的中国之行是由她的情人大卫·弗莱戴（David Friday）——银行家及后来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理事会的理事长、主席和主任资助的。麦金农夫妇不满地说道：“从20世纪40年代起，都把这事实改为是由第三国际派遣史沫特莱去中国的；这真是最大的讽刺”。⑨

　　麦金农夫妇的这些观点得到不少材料的支持。史沫特莱的中国好朋友、著名作家丁玲曾在史沫特莱逝世时表示，是美国政府用“苏联间谍”的罪名构陷并逼死了史沫特莱。⑩史沫特莱在纽约结识的好友、日本作家石垣绫子也曾在其1967年的回忆录里声称，所谓“史沫特莱间谍案”完全是因为麦克阿瑟的美军远东司令部意欲对抗美国陆军总部的欧洲优先主义政策而炮制的阴谋。11在爱泼斯坦于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宋庆龄传记里，曾自诩是宋庆龄“秘书”的史沫特莱仿佛从未在上海生活过。自身也曾深深卷入中国革命复杂历史网络的宋庆龄和爱泼斯坦或许有理由对此保持沉默，因为正如当时也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陈翰笙所言，“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12冷战的意识形态斗争、革命史的禁区、参与者的缄默及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革命者的逝去，这一切都让史沫特莱的生平及其在中国期间的活动变得扑朔迷离。当然上述“证言”大部分也是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的结构以及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可能导致叙述过于简单，从而没有充分展现史沫特莱对于中国革命以及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近年来，普莱斯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又重新引起了有关史沫特莱的研究，并对麦金农夫妇的研究提出了挑战。普莱斯说自己的工作证明了长久以来美国右派一直想证明却从未成功，而左翼一直都想回避的问题。她坚决地表示，冷战以及之前的一战期间，日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官员在其生前对史沫特莱的指控至少部分是属实的，史沫特莱确实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13

　　普莱斯声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报告曾推测史沫特莱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来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曾与苏联红军参谋部的情报部门派出的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上海有密切的合作，“为他招募助手，将自己的住处提供为会面场所，以他重要助手的身份活动”，并为他介绍了谍报网中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尾崎秀实。14但是，无论是美军远东司令部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都搞不清“她是否像佐尔格一样已从共产国际转移到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或者是否通过一些特殊的安排，与佐尔格一起工作时仍继续为共产国际工作”。15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曾写过一份书面供述，坦言史沫特莱对他的谍报活动有所帮助，但他也坚称史沫特莱并非由莫斯科派往上海。但是，从现有的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供述中都无法找到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连接点。联邦调查局骚扰史沫特莱的亲朋好友，采访前共产党员和线人，研究她的税务记录，监视她的公开露面，并与其他政府机构交换信息。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或苏联的连接点，无法弄清“一个像她那样没有党派关系以及性格古怪的人是如何成为一名苏联间谍或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16这是冷战指控以及以往传记的结论，却也是普莱斯新传记的起点。

　　普莱斯自称找到了史沫特莱参与共产国际情报活动的连接点。通过阅读德国共产党员威廉·明岑贝尔格（Willi Muenzenberg）的政治传记，比照20世纪40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秘书路易斯·吉巴尔蒂（Louis Gibarti）约谈的记录，普莱斯指出，史沫特莱在柏林时就曾深入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并由柏林前往上海，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连接点在德国柏林。1926年年底，史沫特莱通过其旅居柏林时期的伴侣哈伦德拉那兹·查托帕迪雅亚（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进入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圈，并结识了明岑贝尔格的朋友，戴着眼镜、身材结实的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官员米诺夫·阿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据普莱斯调查，米诺夫表面上是苏联驻德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内专门负责情报的国际联络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的领导者耶瑟夫·皮亚特尼斯基（Iosef Piatnitsky）的助手。该部门在共产国际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外保密。史沫特莱一直以来都与这个部门关系密切。17

　　通过梳理档案材料，普莱斯声称，史沫特莱开始从事共产国际内有关中国的工作是在1927年1月，一开始是在共产国际设在伦敦的中国情报局的柏林分支——柏林中国新闻社，从事杂志编辑和宣传工作。为共产国际工作后，史沫特莱得以接触苏联政府的文件，结识大量流落柏林的国民党内的革命者，其中就有宋庆龄和廖焕星，认识了法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保罗·瓦杨·古久列（Paul Vaillant-Couturier），并接触了共产国际的附属组织国际赤色济难会。它的官方刊物上同一时期也开始刊登史沫特莱的文章。18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地下情报组织被摧毁的1927年年底，米诺夫将持有美国护照，受治外法权保护的史沫特莱派往中国。19她于1928年12月30日到达满洲里边境，随后进入哈尔滨、南京，最终到达上海，由此开始了一连串的情报工作。20

　　在上海，据普莱斯透露，史沫特莱的工作内容包括组织工人和学生，撰写文章。然而，认识佐尔格后，她开始秘密搜集情报并参加传递秘密信息的集会。她借用安全的住处，用秘密信箱传递信息，使用假名并伪造身份，支付特工报酬，并充当传信人。21麦金农夫妇在《一个美国激进分子》一书中称，史沫特莱反对的是美国在菲律宾的帝国主义统治，收集的是与此相关的信息。与此不同，普莱斯声称，史沫特莱调查了很多与广义的中美关系相关的信息。她为佐尔格提供与美国在华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关的情报。佐尔格又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了莫斯科。22普莱斯还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中第一次披露了史沫特莱与佐尔格一同到广州架设广州到上海之间的无线电网络的细节。23这一细节长期以来都不为人知。曾一同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陈翰笙，即便在公开自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后依然坚称史沫特莱和佐尔格的广东之行是为了“到香港度蜜月”。24除此之外，普莱斯还谈到，史沫特莱曾在佐尔格被召回苏联后，独立运行了一个华北中日情报网——她分配任务，接受报告以及为她的下属提供资金。25为了这个华北中日情报网，史沫特莱还曾利用费正清为其与佐尔格之间传递“情书”。26这样的细节在普莱斯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一书中不胜枚举。在史沫特莱逝世五十多年后，史沫特莱所参与过的共产主义活动被生动地揭示了出来。史沫特莱的相关争论第一次得以从意识形态的论争落实到了历史研究的细节上。

　　普莱斯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与十多年前麦金农夫妇的《一个美国激进分子》有众多细节上的差异。这自然与他们各自使用的档案不同有关。除了个人书信、口述及回忆录外，普莱斯所使用的关键材料有苏联解体后才解禁因而麦金农夫妇可能未曾来得及查阅的莫斯科有关史沫特莱的共产国际档案、新解禁的英国政府编码解码学院（Government Code & Cypher School）的档案、明岑贝尔格的政治传记、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前莫斯科特工”的供词、美国共产党成员魏璐诗的访谈材料等。前三项为普莱斯首次使用。明岑贝尔格的传记于1968年在德国出版，它的英语译本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此时正值麦金农夫妇写作《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时期，为何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本政治传记不得而知。然而，即便是同样的材料，普莱斯和麦金农对它们的使用也完全不同。普莱斯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中使用了史沫特莱1927年6月29日致其美国好友弗洛伦斯·贝克·列侬（Florence Becker Lennon）的信，尤其注意到她在信中所说的，当时苏联与英国间严峻的事态让她“出于现实目的而完全投身于布尔什维克的怀抱了”。27普莱斯在脚注中写道，麦金农夫妇的传记也引用这封信，他们却“神秘地”漏掉了这句话。这是一种有意的疏漏还是无心的错失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档案要成为证据也非易事。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普莱斯传记的一大问题是过分倚重于读者无法接触到的口述材料以及大量引用因为政治原因不再公开因而也无法核实的档案材料。28另外，普莱斯丝毫没有对当事人几十年后的回忆和口述有所怀疑。然而，虽然口述材料已经被20世纪“叙事转向”后的历史学和史学理论所接受，但不可否认口述回忆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环境、口述的角度，甚至口述者个人的心情和身体状况而不断发生变化。29在“叙事转向”中获得合法性的口述材料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叙事”而已。普莱斯却对于这样的叙事怀揣着19世纪“实证主义”的信心。

　　同样重要的是，在历史写作层面，“真正的历史学家无法宣称自己的叙述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所有的论据只有在“论证”中才能变成证据，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未经修饰的证据。30换而言之，所谓客观的证据并不存在。普莱斯即便找到了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之间的连接点——德国共产党员明岑贝尔格及路易斯·吉巴尔蒂，她依然无法证明这一联系便是唯一重要的联系，是让史沫特莱参加共产国际活动的那个决定性的关键联系。事实上，麦金农夫妇在《一个美国激进分子》一书中注意到史沫特莱和德国女演员蒂娜·迪里厄（Tilla Durieux）的交往。史沫特莱于1925年12月从丹麦回到柏林，为蒂娜做家庭教师，教授英语。正是在与蒂娜的交往中，史沫特莱在给朋友的信中第一次用了“阶级斗争”的术语。她说“我现在愈来愈明白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是环境的产物”，“我说的阶级斗争也包括与印度密切相关的国际斗争”。31这里所谓的环境实指阶级出身。麦金农夫妇只关注了蒂娜在经济上资助史沫特莱的细节，而没有考虑此时史沫特莱思想和行动的变化。事实上，蒂娜一直在从事共产主义活动。1918年魏玛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蒂娜和其丈夫保罗就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是反战的激进左翼政党。他们随后迁往慕尼黑，加入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当反革命浪潮来到巴伐利亚时，蒂娜帮助左翼戏剧家逃离，这才使得她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实暴露。来到柏林后，蒂娜还怂恿其第三任丈夫资助左翼政治煽动剧。1937年，蒂娜又在南斯拉夫王国内的萨格勒布加入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赤色济难会。32史沫特莱若是通过蒂娜参与共产国际的活动，也不是没有可能。

　　即便证明了史沫特莱事实上参与了共产国际的情报活动，在复杂的美国国内、国际政治的历史中，要像普莱斯那样为史沫特莱冠上“间谍”的罪名并不容易。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并非敌对国，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苏还是同盟国，两国间互通信息并不罕见。美国就曾从苏联得到佐尔格在日本获得的有关日本将进攻美国的军事情报。其次，史沫特莱的报告和其自身的新闻报道之间经常能找到重叠的部分。利用公开信息、报刊和宣传材料写成的分析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秘密情报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间谍”或“卷入共产主义活动”本身更多的是一个在冷战结构中，且以美国为基底坐标才有效的指控。对于冷战前卷入全球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史沫特莱自身而言，是否从事“谍报”工作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一个从民族国家的相对视角提出的假命题。对于后冷战的资本主义世界而言，与再次提出“间谍”“谍报”这样的命题相比，我们或许更应思考的是如何不让历史研究的严肃命题和意义被惯于猎奇的消费主义主导。在今天贫穷、污染、资源匮乏、传染病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部分结果，深深地被结构化在全球资本扩张的逻辑中时，我们应该重新发掘的恰恰是普莱斯所充分揭示的史沫特莱身上所具有的世界主义——但应从一个更为积极的而不只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角度。因而，本文无意于追究史沫特莱到底是如何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也无意于对“间谍”“谍报”进行国际法的定义探讨，而是将普莱斯和麦金农夫妇的传记作为历史叙述的表征，在下文反思表述成立的历史、局限及意义。

二、中美再接触中的史沫特莱

　　虽然，麦金农夫妇称他们“试图从政治、社会和心理”三个层次的相互作用中显示史沫特莱的成长历程，不过，与个人生活细节相比，后来以中国现代历史与战争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麦金农夫妇无疑对中国革命的广阔时代面貌和其中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更为感兴趣。他们重构中美历史画卷的野心也清晰地体现在像《延安，1937年》《八路军和汉口的魔力，1937—1938年》《在前线，1939—1941年》《朋友变成敌人：辩论对华政策，1944—1945年》《冷战开始，1945—1948年》这些章节的标题上。这些标题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用政治时空的经纬界定了传记对象的时代环境，体现了麦金农夫妇对史沫特莱，同时也是对中国革命和中美关系进行通史写作的学术野心。而其标题《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更是一种向史沫特莱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致敬”，即以传记人物的一生为一个时代立传。

　　所谓的时代，在麦金农夫妇看来最为重要的则是中美合作的时代。和普莱斯花大量的笔墨描写史沫特莱在德国以及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谍报”经历不同，麦金农夫妇则更专注于挖掘史沫特莱这个“美国激进分子”早期在美国和社会党人的关系以及她于1938年后逐渐再度和美国发生关系的历史。他们认为，“史沫特莱在延安申请入党被拒绝的遭遇迫使她重新思考她对美国的看法”，当她深入了解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伊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后，她一改自己固有的教条主义的政治态度，“转向较为宽容的立场，再一次向善意的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与官方有联系的人伸出手去”。331938年以后，即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战线确立以后，史沫特莱走向了政治的成熟，迈向了独立的政治道路。34回到美国后，饱受左右两方拒绝的史沫特莱，“还是去找1920年前她交往的那些颇具独立性、有理想、自由派的左翼老朋友”，即早期节育运动和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社会党朋友们。虽然，麦金农夫妇说，“在她的全部生涯中，史沫特莱与共产党人为了实际工作进行的合作，其动机是复杂的，而且随各个具体问题而异”，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笔下的史沫特莱最终回归20世纪20年代美国早期的激进主义传统。35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破冰之旅”，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同年3月，斯蒂芬·麦金农通过参加一个联合国项目，随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友好访华代表团来到中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发端于1968年亚洲学会年会上的越南问题核心小组（Vietnam Caucus），由一群关心越战和亚洲问题的学者组成。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他听说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史沫特莱。麦金农夫妇最初对于史沫特莱的研究和介绍便发表在《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公报》上。36因此，可以说，麦金农夫妇从事史沫特莱研究的起点便是对于越战及当时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反思。“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有着对于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亚洲知识的反思。对于“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很多成员而言，正是由于冷战的影响以及美国政府对于亚洲研究场域中“政治中立”的倡导完全误导了美国的亚洲研究，从而使美国犯下了越战的错误。37

　　因此，在麦金农夫妇笔下，史沫特莱首先是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的来源，是一名记者。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追溯战前的历史，美国人对于中国客观全面的理解一直要到20世纪30年代。此时，“一批美国人写出了或是直接报道中国，或是以中国为主要背景的优秀作品”，但是其中“并没有职业历史学家”，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著作在这一类的书单上应当名列前茅”。38女权主义评论家南希·霍夫曼（Nancy Hoffman）在《大地的女儿》1987年重版后记中称，史沫特莱居住在上海并为《法兰克福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新共和》《新大众》以及其他美国期刊写报道，她是“少数几个理解中国并试图向美国解释中国情况的在华西方人”。39在这篇题为《认知之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的评论中，霍夫曼认为，“史沫特莱毕生都和许多不愿意美国一错再错的人们一起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40文章虽然谈论的是史沫特莱自身的“认知之旅”，其中大约也折射出了“许多不愿意美国一错再错”的美国人自身对于中国和亚洲的“认知之旅”。斯蒂芬·麦金农曾说，“对中国人来说，史沫特莱是支持他们，并为之献出了生命的美国的‘中国通’。然而，史沫特莱对美国人倒是应该具有更大的意义。在我们民族的意识中，失掉史沫特莱这样一个妇女典范的形象，实在是一个悲剧”。41冷战中谁该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左翼学者的心中已然转变成美国曾经如何以及今后应该如何理解和叙述亚洲的问题。

　　这一代的左翼学者有着强烈的再审美国与亚洲，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愿望。不过，对于他们而言，所谓“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美”。尽管他们认可中国革命的历史，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模式。“中国”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文化与地缘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思想上的存在，意味着一整套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思想和政治。42因而，在麦金农夫妇对史沫特莱的叙述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便是民族共产主义（national communism），即建立在民族主义力量之上的共产主义。43在他们看来，史沫特莱终生和印度以及中国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在一起，她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曾一度对苏维埃模式发生过兴趣，但“到了40年代，史沫特莱认为某一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的，反帝的愿望能起领导作用去创造社会主义国家，并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这是很自然，很合乎时宜的”。44而史沫特莱坚信，“从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运动中锻炼出来的共产党是会对莫斯科保持独立的”，她所特别看重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成分。45他们所强调的是这种民族共产主义与美国民主主义之间的亲缘性。而“民族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同等物”大约便是20世纪20年代社会党的进步传统。

　　在中美“再接触”的时代背景里，麦金农夫妇不断强调史沫特莱在美国和印度、中国和美国之间所起的“联合作用”，认为“正像她在1919年和1920年为‘印度自由之友’向纽约和华盛顿的名流以及工会有效地进行游说并募集了款项一样”，她于1938年1月9日到达汉口之后，扮演了“趋向联合”的政治组织者的角色。46这种中美合作的传统在中美恢复邦交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得到了传承和延续。1978年，刚刚从事史沫特莱研究的麦金农夫妇来到中国进行档案调查，他们受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以及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友好招待。在他们的中国经历里，一切都在交换信息和资源的“互惠”（reciprocity）精神和原则中顺利地进行。47他们认为，他们的成功经历表明，中国愿意和外国学者“分享”对于革命历史的兴趣，并且愿意促进在双方都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上的资料“互惠”。48《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研究和出版正值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双方再接触与互惠的时代，自然也透露了些许美国左翼学者希望重审美国的对华态度以及中美重新建立联系的愿望。因而，《一个美国激进分子》所着力描写的两段历史是史沫特莱早期与美国社会党人的交往以及38年之后史沫特莱与国共两党以及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接触。可以说，史沫特莱在柏林和在上海时的工作或许并非麦金农夫妇所关心的重点，这段时间内的档案材料没有铺叙成有关史沫特莱和德国或苏联共产党关系的历史叙述重点也就不足为奇了。麦金农夫妇的最大贡献是在中美建交的时候，让美国人重新重视中美合作的历史，并且通过展现史沫特莱和中国的亲密关系让美国人看到另一种不同于冷战格局的中美关系的历史及其未来可能性。

三、个人激进主义者史沫特莱

　　与麦金农夫妇对中国政治革命与现代历史的兴趣不同，普莱斯写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时，想要探索的是激进主义者史沫特莱“个人”的反抗与信仰。在作者看来，史沫特莱和其同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一样，都是将感情注入自己的政治理想，用个人的而非集体的精神来处理社会问题，是一个“认真的、十足的反叛者”。49也正因为如此，普莱斯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的第五、六章着重讨论了史沫特莱的感情生活、“柏林的爱与痛”以及精神分析对她的拯救作用。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里，普莱斯不断地接近史沫特莱的内心，从而看到：“她不能决定是成为一名记者还是激进分子，成为一名艺术家还是知识分子这类基本的问题。相反，她却为自己没有取得成就而苦恼”，她常常想，“没有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前她的生活不过是一天天地混日子”。正是在这种个人生活的苦闷中，史沫特莱找到了写作。50在并不清楚自身参与印度独立运动的未来如何的情况下，史沫特莱在不安与不满中又转向了新闻工作，把它当作一项挑战。51在麦金农夫妇看来，史沫特莱首先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早在1920年新闻工作就成了史沫特莱热情所在，因此他们重点论述了史沫特莱与美国早期社会党的刊物《号角》的关系。52不过，在普莱斯的笔下，表达自我、成就自我、拯救自我的创作性写作才是史沫特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非麦金农夫妇所看重的新闻写作。写作对于史沫特莱而言不再是沟通中美的手段而转变为表达自我的方式。

　　通过解读史沫特莱所撰写的评论，普莱斯认为，史沫特莱相信“艺术家创作的需求以及作品应当成为作家生命的一部分”，因而她在小说和与中国相关的著作中选择用第一人称写作，进行彻底的心理分析和回顾，将个人奋斗、自我表现的欲望、常年累积的愤怒之情和努力摆脱自身处境的野心、直面自身由出生而带来的挫败感全部都写进了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53《大地的女儿》的主人公玛丽的孤独赋予人物独特的声音与性格，使得史沫特莱的小说得以区别于同时代左翼作家的作品。她表达了一种在此之前未被承认的，基于史沫特莱自身经历的真实，那就是努力从其出生的阶级奋斗向上的真实。54写作是政治性的，是史沫特莱与世界斗争的方式，是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途径；写作更是她自我奋斗、努力向上，离开她原来所属的那个压抑的生活环境，带她走向广阔世界的个人救赎。

　　在普莱斯看来，史沫特莱献身革命也是自我不得不做出的一项选择。她认为，早年的经历只给她留下了愤怒，她急需证明生命是有价值的。为了摆脱困扰她已久的性道德问题，她很自然地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以印度上层种姓的民族主义者哈尔·达雅尔（Har Dayal）为中心的革命圈，她在那里深受“自由爱”、女性解放、社会改革等思潮的影响，反对过分物质化的西方文明，并自然而然地倾心于印度文明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55十年后，当创造性的劳动和连年来的心理分析都不能解决史沫特莱自身存在的问题后，她又转向了更为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缘因史沫特莱“希望通过献身革命，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她在个人生活中所无法得到的东西”。56对于急于想赋予生命更高意义的史沫特莱而言，通过共产国际参加中国革命是1928年生活处境中唯一一个能实现梦想的机会。57普莱斯看到，在史沫特莱的写作中，除了有中国革命外，更有她自身，有她的挣扎和情感，有无数的个人细节。在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中国的战歌》中，她写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自己的肝疼，背疼，让自己卧床不起的偏头痛，使自己以牛奶为餐的十二指肠溃疡，以及那让她感到再一次回到前线的地震和余震。58这些都是麦金农夫妇笔下中美左翼联合的大历史中所没有的“个人”的一面。

　　如果说麦金农夫妇的《一个美国激进分子》描绘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宏伟画卷并始终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发掘史沫特莱的积极意义，那么普莱斯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却将之前不被深入挖掘的革命中的“个人”问题推到了历史的前台。革命者也是一个“个人反叛者”，是一个鲜活的、有个人经历、有真实心理驱动的个人。受到心理分析的影响，普莱斯的历史叙述也从无数历史、经验、情感和心理的细节上丰富了左翼史学的政治史画面，使中国革命的“谜”真正为个体读者所理解。从麦金农夫妇的《一个美国激进分子》到普莱斯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体现的是对于中国革命人物从政治社会史的写作方法向以个人经验、情感、心理为核心的新的传记写作方法的转换。历史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情感、情绪、非理性层面的“情感转向”也在普莱斯的这部史沫特莱传记中留下鲜明的痕迹。

　　正因为从原来中美两极的历史秩序中解放了出来，作为“个人”的史沫特莱得以与广袤的世界相连接。“她的视野很快就扩大到地球上无数受损害与被压迫的人群”——普莱斯在史沫特莱身上看到了斗争的普遍性。普莱斯相信，她所遵守的和为之献出生命的信条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领域，是对人类根本斗争的关怀，即为“共通的人性根基”而战。59当然，在这样的思路中，作为广袤世界一极的苏联自然无须再回避。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沫特莱这种真正全球性的视野却是通过普莱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坐标的否定方式得以发掘的。

　　当然，在揭示史沫特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的同时，普莱斯在传记中也毫不避讳史沫特莱与苏联的分歧。正像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的标题《产生裂痕》《不受控制的情报人员》所暗示的那样，普莱斯描绘了在各个政治派别和各种政治运动中都遭遇困境的史沫特莱——这是一个在苏联、中国、德国和美国各个党派和组织中都得不到安慰，不断斗争的个人革命者。在《中国人的命运》一书中，史沫特莱将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及国民党描绘成反革命暴徒。这违背了苏联当时想联合国民党的政策，很快就遭到苏联官方的厌恶。601934年，佐尔格、尾崎秀实、川合贞吉、陈翰笙等佐尔格上海情报小组的成员都还在继续为在中国和日本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工作，唯有史沫特莱从队伍中被剔除了。至此，史沫特莱断绝了与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工作关系。61普莱斯也指出，1936年上半年，由于《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杂志筹办中遇到的问题，史沫特莱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彻底恶化。1936年8月18日，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她与美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八年来的合作关系结束了。62

　　史沫特莱便是在这种与莫斯科、美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中来到了延安。在麦金农的《一个美国激进分子》中，史沫特莱与延安的关系被处理得较为融洽。麦金农夫妇这样写道：“围绕她的是一片喜气洋洋的老朋友重逢的气氛”。63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她努力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开展节育和卫生运动，甚至“迈出了可能是她考虑了多年的一步”，即加入中国共产党。64史沫特莱并未与身边的集体构成紧张关系。这一切在普莱斯的笔下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诠释。在普莱斯的叙述中，曾有那么一瞬，史沫特莱感到“简单的乡村生活看起来似曾相识。她直觉地感到和红军在精神上很亲近，他们都是行动者而非思考者，他们让她想起成年时期她所混迹于其中的西部牛仔们”，她感觉“他们亲如家人”。65然而，这些铺垫都是为了突出后面的转折，即史沫特莱在中国革命中栖身的想法并未实现。66普莱斯笔下的史沫特莱，在延安一连几个星期都卧病在床，不和外界接触，抱怨各种“心脏问题”，肠胃不适，流感，头痛，失眠，导致肺部不适和支气管炎的感冒以及一而再再而三地折磨着自己的“朝自己脑袋开枪”的企图。离开延安，到西北战地服务团使她一蹶不振，几乎不能写作，她和“家人”的重聚就这样黯然神伤地结束了。67

　　与各种政治的距离皆缘于不断反抗的精神。普莱斯说，“尽管史沫特莱非常赞赏苏联赋予人民平等权利的巨大努力并支持第三国际创建和谐世界的预言，但她并没有终其一生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在苏联共产主义毫无根基、不断变化的理论之上”。68她从来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不断斗争的革命者”。69普莱斯塑造了一个挑战一切统治集团特权的个人英雄。她笔下的史沫特莱，激进主义者的意义始终与个人的反叛紧密相连，她既不属于和苏联共产主义有亲缘性的美国激进主义传统，又不在精神上隶属于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普莱斯的叙述中，个人的历史被用来颠覆整体历史，反对历史的普遍规律和结构，个体经验对革命的总体叙事提出了挑战。

　　普莱斯笔下个体反抗者的思想来源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反抗者”。70加缪在《反抗者》中称：“奴隶起来反抗是为了同时代所有的人，因为他认为，这种命令否定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不仅属于他自己，也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甚至包括侮辱与压迫他的人在内”。71个体反抗者在意识上联结着无限广袤的人类共同体。加缪的反抗赋予人类经验以一个第一位的，不能化约的起点。72而史沫特莱从身为美国矿工的女儿的苦难经验出发的、自发的、不间断的反抗正是基于这种人类第一位的经验。

　　不过，《反抗者》写于法国知识分子在战后探索既不受苏联影响也不处于美国保护伞下的第三条道路时期，其中所提出的反抗终究走不到任何形式的“革命”，因为在他看来，一旦人们以历史之名，将杀戮制度化与合法化，反抗的历史就演变成一部血腥的历史。任何政治信仰的“革命”都被理解为血腥和杀戮，唯有意识上的反抗神圣无比。73或许是受到这种道德主义的要求，普莱斯对史沫特莱所描绘的农村社会革命中的暴力避而不谈。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的第十一章，她引用了史沫特莱《中国人的命运》中《攻克上埠》一篇中的内容，她在“群众大会”与“全城充满了新的生命”，红军深得人心后开始了农民梦寐以求的建设工作之间，省略了中国农民用暴力的方式对地主及其家属以牙还牙的大量内容。74普莱斯在她的引用中省略了这些内容，甚至都不加省略号告知读者此处有省略。读者通过普莱斯的引文是难以读到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中国农民除了暴力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拯救他们受压迫至极的身心，不会明白暴力背后的苦难重重，自然也不会明白叙述了这一切的史沫特莱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可以说，普莱斯虽然充分挖掘了史沫特莱的各种历史细节，然而由于受到加缪的影响，她却从历史细节面前背过脸去，无论对史沫特莱思想上与苏联及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亲缘性还是对史沫特莱对于革命的认同都视而不见。作者在这里触及一个伦理上的困境：是按史沫特莱的行为来判定她，即按照作者自己所声称的史沫特莱实为共产国际“间谍”这一“事实”来评判她呢，还是按照她的信条来判定她呢，作者选择了后者——所谓“义人因信得生”。在她看来，更为重要的自然是史沫特莱的“谍报行径”背后的个人道德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她不无遗憾地说，麦克阿瑟和他的“小法西斯”属下查尔斯·威洛比并不想探寻史沫特莱的初衷以及她被滥用的“好意”。75由于过分强调个人行动背后无法结构化的“好意”，普莱斯建议读者将史沫特莱看作“一个大于其行为总和的人”，因为“她的精神更伟大”。76

　　加缪的《反抗者》发表于1951年，写作时间几乎与史沫特莱最为艰苦的最后时光重叠。此时的史沫特莱正与美国右翼、国民党甚至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改良派的进步人士苦斗着，最终在没有等到中国签证的情况下客死英国疗养院。陈翰笙在麦金农夫妇的《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序言中写道：史沫特莱确实认为美国的共产党是唯莫斯科的马首是瞻的，当她的朋友戈德曼女士和她丈夫被共产国际软禁时，她也的确曾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强烈的不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被苏联驱逐出境时，史沫特莱也曾为她愤愤不平。当在受到麦克阿瑟的攻击时，她也明白，只要她公开谴责苏联或美共，她个人就能得到安全。但她没有这样做——“虽然她痛恨苏联的某些政策、做法，藐视某些美共党员脱离群众，但她从未在敌人面前违心地谴责苏联或美国共产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确实是为了革命而牺牲的”。77史沫特莱倾其一生支持印度和中国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从不避讳革命中的暴力，也从未自我否定过自身所参与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加缪的“反抗者”姿态截然相反，在陈翰笙心中，这分明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行为而非仅仅是一个个人激进主义者的姿态。

四、结语

　　斯蒂芬·麦金农出生于1941年，1959年—1964年间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曾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他的研究直接受惠于20世纪70年代断断续续开始的中美文化交流。1978年，麦金农夫妇还曾一度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到中国工作。普莱斯出生于1952年，第一次了解到史沫特莱是1976年在纽约市立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借助的正是1973年冷战形势缓和后女权主义出版社重版的《大地的女儿》，而决心写作史沫特莱传记则是1983年了。78可以说，麦金农夫妇和普莱斯分属美国战后两代知识分子。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丰富了对史沫特莱以及中国革命的叙述。在两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史沫特莱与美国社会党在思想和意识上的关系、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都慢慢清晰起来。普莱斯的传记所揭示的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恰巧从侧面使我们更加了解史沫特莱对于20世纪上半叶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能使原有因档案封禁等客观原因而较为简单的历史结论丰富起来。同时，史沫特莱自身作为无产阶级矿工的女儿，作为20世纪初进步运动中的美国女性，作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国际主义者的个人生命轨迹及生存困境也被揭示了出来。

　　然而，这两部传记间的比较阅读也会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历史叙述在处理中国革命时所遇到的“难题”，即如何在后冷战时期认识最先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导的中国革命？虽然两者对于史沫特莱是否从事过“谍报”活动有着截然相反的结论，麦金农夫妇的拒绝和普莱斯的坚持，看似相反，在其背后却有着某种一致性，即两者都在后冷战的全球秩序中顺其自然地拒绝了苏联经验及其所体现的20世纪上半叶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当年，威洛比对史沫特莱最大的控诉是她曾试图把美国公众“引入歧途”，因为她宣传中国共产党乃是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而并非只是苏联的傀儡。或许是为了反对冷战时期麦克阿瑟及威洛比等人的叙述，麦金农夫妇的传记用“民族共产主义”的概念论证了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确实独立于苏联，因而史沫特莱没有错，她是被构陷的，当然这也斩断了史沫特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关联。与此相反，普莱斯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生平》于20世纪末写作并出版，此时冷战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中美接触也不再是紧迫的问题，继而出现的是一个以美国为单极领导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黄金时代”。79在一个开放的全球格局中，普莱斯通过强调史沫特莱不隶属于任何政治体制的“永久反抗”，殊途同归地拉开了史沫特莱与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的距离。归根结底，在不包括苏联在内的全球性的共产主义经验的前提下叙述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是否可能？——这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们面临的“史沫特莱难题”。

　　美国左翼的分化与衰落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6年，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白劳德（Earl Russell Browder）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向中产阶级保证，“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80工人从原有的文学叙述中被取代，代之而起的是男性知识分子形象。海明威、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以及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热衷的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白人男性形象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国进步文化战线的文化形象。81西班牙内战又使得美国左翼的转型与分裂势不可挡。二战后，随着一批像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这样的流亡作家的书写不断涌现，加之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所实行的一系列的去斯大林化政策，一大批所谓的“红色尿布一代”（red diaper baby）——父母是美国共产党员或同路人的一代——纷纷转向修正左翼，更有甚者转向保守主义。例如，与1980年撰写了第一本非学术性的史沫特莱传记《中国人民之友》的作者乔伊斯·米尔顿（Joyce Milton）一起合撰了《卢森堡档案：探索真相》（The Rosenberg File： A Search for the Truth）的罗纳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就是这样一位转向保守主义的前美国共产党党员。作为普莱斯思想资源的《反抗者》本身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左翼阵营的分裂中产生，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一代的反共浪潮中重新走红的。伴随着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以及伴随着英语世界对此的欢呼，加缪的论断一跃成为政治思潮中的主流。早年的左翼学生在探索共产主义运动退潮的根源时自觉追随加缪的足迹。82由于欧美的共产主义组织早已在现实和意识的对抗中受挫，对于几十万名受过教育的欧美“新左派”而言，政治效忠终于仅仅只是思想层面上的问题了。83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复兴的对史沫特莱的研究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美国左翼阵营自30年代以来就已不断分裂与消退，而冷战时代又对左翼阵营及其思考造成结构性影响的现实。此时，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左翼又该如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重新追溯之前的全球性共产主义运动呢？史沫特莱之于美国历史研究的难题便在于此。

　　当然，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史沫特莱叙述并未结束。史沫特莱最近也成为美国新一代亚洲研究的年轻学者苏真（Richard Jean So）2016年的新书《跨太平洋社区：美中文化网络的兴衰》（Transpacific Community: America， China，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ultural Network）的重要研究对象。他重拾麦金农夫妇对中美间“互惠”“联合”的信心，在书中讨论跨太平洋中美交流互惠的空间（a reciprocal space of interaction）里的文化交互，其核心议题便是民主在东西两方的可适性。然而，尽管他要发掘的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时期的中美之间的文化战线，他笔下的史沫特莱却依然丝毫没有任何“苏联”因素，中国甚至都不再是麦金农夫妇所致力于描述的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史沫特莱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中美交流“互惠”的空间——就已过早地处于“‘新’苏联与‘旧’的启蒙欧洲之间的中间地带”了。84尽管美国左翼在声援白色恐怖下的中国作家时用的是苏联作家铁捷克“怒吼吧，中国！”这样的词汇，85尽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在美国后来所说的“太平洋战场”上是反法西斯力量的盟军，在苏真的“跨太平洋社区”中没有苏联的位置，也没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跨太平洋社区中，中美双方虽然都用了民主的话语，但“民主”仅仅代表战时所有不是法西斯的东西。86《跨太平洋社区》一书的写作与出版正值奥巴马政府以“重返亚太”口号重整美国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然而，中美文化互惠是否就只是“修辞”？若要超越“修辞”，是否意味着首先要正视中国革命不仅仅发生在“‘新’苏联与‘旧’的启蒙欧洲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样的事实。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中国革命的全球性是什么？中国革命如何成为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需要放弃冷战的思维惯性重新正视的问题。从两极对抗到双方互惠，从世界格局中的单一主体到新苏联与旧欧洲之间的限定地段，对于史沫特莱的叙述清楚地折射出战后美国左翼学术与思想脉络对中国及中国革命不断变化着的重构。不知，美国下一项史沫特莱研究又将如何回答她所提出的这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