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托克维尔主义”：起源、话语与民主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探讨社会科学诸多议题的实证起点，也是形塑不同社会内部制度与实践多样性的重要维度之一。正如其他定义模糊但内涵深广的理论概念，国家-社会关系也具有强大的“反身性”。质言之，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想象本身，亦被投射到政治和社会实践之中，从而改变实践本身。这其中最具动员力的理论之一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运动，内部历史资源众多，流变纷杂。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是当代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沃尔泽（Michael Walzer）给出的：“（市民社会）即人类社会中非强迫性联合而形成的空间，以及为了家庭、信仰、利益和意识形态而形成的遍布这些空间的关系性网络”。①科恩（Jean Cohen）与阿瑞托（Andrew Arato）则把市民社会界定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化的、联合的部分，以及有组织的沟通形式，它们是制度化的，或正在被制度化”。②这些理解少有很强的理论假定，只是用“非强迫性的空间和网络”把市民社会和其他社会领域与要素做一粗略的划分，“有意识地从社团建构与结社生活的角度来观察生活世界”，因而有多种政治上延伸的可能。

　　历史上，市民社会理论最初是西欧社会实践的部分镜像。一方面，西欧“社会”相对独立的发展及其制度基础有中世纪的深刻渊源和宗教之根，也和自由城市的传统相关；③另一方面，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社会主体促进了行业协会、自治社会组织、公共空间的发展，极大冲击了以往国家和教会主导的政治秩序和权力格局，某种程度上拓展或言创造了一种市民社会的特殊空间和独特形态。这一理论在17—19世纪达到高峰，催生了从洛克、苏格兰启蒙学派到康德、黑格尔，再到阿伦特、葛兰西等复杂的理论脉络和多歧的思想资源，有建树亦有深刻的自我怀疑，并在20世纪上半期各种国家主义思潮占优后转衰。④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西方世界。

　　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话语又出现了一次意外复兴。对当代相关学术讨论影响最大的著作，包括科恩与阿瑞托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独自打保龄球》等都成书于这一时期。而影响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等多个学科的“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公民复兴”（civic revival）大讨论也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⑤其中很多作品固然遵循沃尔泽式的市民社会开放定义，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问题，但颇有一部分学术，特别是政治话语，单单调用并曲解托克维尔，以作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再次想象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石（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我们或可追随部分北美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敏锐观察，用“新托克维尔主义”一词来笼统概括之。当然，这一说法更多地是来自批评者的概括，尽管他们各自批评的面向不尽相同。这种思潮背后的学术和政治支持者，都觉得自己是托克维尔核心思想的真正继承者，而非如批评者所言，是对托克维尔做了一种去历史化的阐释。实际上，这些行动者的话语和政策设想内部亦是不一致的，因而也很难说是统一的社会或思想运动，正如同时期经济层面的“新自由主义”一样多歧。

　　由于美国政治霸权的扩展，以及东欧、拉美多地市民社会的重建，“新托克维尔主义”不仅是一场理论运动，也成为一场全球性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当然有其积极的面向，比如复兴了美国地方自治的部分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二战之后联邦国家扩张和福利主义发展中的弊病；对于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中的南方国家而言，这一理念成为对抗威权主义的理论武器，促进了多地市民社会的重建或转型，其中颇有一些社会组织成长为政治领域或社会领域的中坚力量，巩固了最初的民主实践。尽管如此，在此过程中，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特别是托克维尔的逻辑存在被本质化、激进化、普遍化的可能，如市民社会被重新定义，其边界被重新划定，而西方市民社会内部历史的多样性和非西方实践的困境与复杂性，现在也可能被单一的理想模型所遮蔽。⑥文章将在第一部分说明“新托克维尔主义”的起源，分析其与托克维尔的理论有何区别；第二部分详述这一思潮在学术界、公共空间和政治场域的传播与发展，及其产生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第三部分以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为例，来说明替代性的理论可能性与实践的多元性；最后一部分进行简要总结，并提出实证研究的建议。

　　本文的贡献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理论层面，文章在中文语境中第一次系统反思了新托克维尔主义，将之与其他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区别开来，并说明它为何变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方案，以及其政治上的影响、风险与非意料结果何在，其替代性理论为何。而此前大部分的中文文献都疏于探讨市民社会可能的危机与黑暗面。在实证层面，本文回顾了多重空间与时间维度中的市民社会实践。之前大部分的中文作者只关注中国当代或明清以来的社会组织，并以西方实践为市民社会建构的主要样板，或不自觉地认同了新托克维尔主义的理论假设，因此难以展开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也并未深入探讨中国在以现代（西方）的方式建构社会组织时可能遇到的悖论和难题。回顾实践多元性，回归到历史的丰富性，是重新清理地基的工作。最终，本文的宗旨，是尝试从抽象的市民社会，回归到具体历史和现实情境中的市民社会；从政治学-哲学概念的市民社会，回归到社会学-历史概念中的市民社会；从拥抱一种市民社会到理解多种市民社会；从狭义的市民社会理论拓展到对于广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或可对于现实政治的替代性方案有所启示。

一、托克维尔与新托克维尔主义

　　不同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往往对市民社会的起源、边界、逻辑、组织形式和政治后果有不同的想象。其中，《美国的民主》是有关美国市民社会起源与组织的最重要著作之一。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为后革命时期的法国读者写作，但这位欧洲作者最终形塑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自身社会的理解，并在20世纪80年代又意外获得了极大声誉。

　　概而言之，托克维尔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提出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的起源假说，并阐明了若干背后的机制与具体的历史情境。美国的民主并非来自法国式的革命，而是以独特的地理条件、清教的道德基础、地方教会的组织方式、乡镇的自治传统、孕育公共精神与尊重身份平等的民情等为其可靠的磐石。在托克维尔眼中，一个缺乏贵族政治领导，以一两千人为限分散聚居的社会，“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⑦身份的平等促进民情的温和，使得他们彼此接触，相互同情，相互关心；⑧“他们为公益最初是出于必要，后来转为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习性，而为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则最后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⑨而结社则类似“开办了一所免费的大学，每个公民都可以学习结社的一般原理”，在以“直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乡镇会议之外，美国公民参与多种形式的“政治结社”与“一般结社”，以便保证地方自由，并参与公共事务。⑩因之，“当行政机关行使它的职权时，它不会像在欧洲那样全靠自己。不必担心公民会不尽义务，因为公众的代表将采取行动。相反，每个人都将扶持、帮助和支援行政机关。个人的努力与社会力量结合，常会完成最集权和最强大的行政当局所完不成的工作”。11

　　然而，托克维尔对于美国地方性社会力量的理解，并不能独立于美国当时的政治框架。他的本意是通过美国之镜讽谏专制的法国，而不是建构任何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一般理论。比如，他致力描绘的自治乡镇，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但这首先是“嵌入”以宪法为中心的联邦政治体系之中的。12如果说《美国的民主》的下卷更接近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那么托克维尔在上卷中则用了相当笔墨来描绘美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运转，包括早期联邦党的作用、以宪法为基础的政府集权（非行政集权）、三级行政与司法体系的权责安排、出版自由等等。并且，自治的乡镇只是市民社会框架中的一块拼图而已，无法独立于宗教、司法和行政体系等相互配合的制度。13缺乏一定形式的政府组织形式和政治文化，民主并不能自动正常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继承了孟德斯鸠对于国家-社会相互渗透的理解，而从未暗示国家-社会之间是零和对抗关系。14此外，托克维尔也极富远见地观察到19世纪上半期美国市民社会 “黄金时代”之下的阴影。在著名的“多数暴政”论点之外，托克维尔还指出，美国社会的高度平等可能会和专制一样带来隔阂，个人主义至上；而平等也激励公民在经济上多怀“奋进之心”，而在政治上缺乏“大志”，从而导致政治人才的缺乏；而在没有充分自由的保障之下，平等条件下的公民也会逐渐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放弃独立思考，“精神之火慢慢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15

　　尽管如此，以现在的学术眼光观之，托克维尔的理论亦有相当的局限。他当年急于和法国革命的政治遗产以及复辟王朝的专制主义作战，也乐见一个中央官僚不兴的社会成功运转，并出于对民族国家时代之前欧洲地方自治传统的怀念，不免制造出一种格奈特（Robert T. Gennett）所谓之“马萨诸塞奇迹”，其中自治乡镇与社团运转无碍，宗教与自由自然相契，似乎所有的证据和观察都相互印证。16这种浪漫化的图景首先和托克维尔对于州和联邦层面行政权力的低估有关，尽管他并未低估政治制度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例如，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曾极富洞见地指出，托克维尔固然观察到美国乡镇社会信息流通无碍，出版业蓬勃，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有赖于全国性的邮政专车网络，而这正是联邦政府投入建构的，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之一。17再则，托克维尔也低估了政党政治的作用。美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19世纪上半期男性公民普选权的扩展和政党竞争的制度化。19世纪后半期，政党进一步加强了大众动员的能力，并逐渐促成了全国性政治场域的形成。通过效仿政党的组织形式和动员技术，市民社会组织进一步获得长足发展。18此外，市民社会内部的网络差异与可能的裂痕在托克维尔的论述中一直被边缘化，例如种族和族裔问题。19这在美国其后的民主政治中逐渐成为核心议题之一。相比之下，当初与托克维尔同行的培蒙特（de Beaumont）则把美国种族关系中的张力作为核心议题，虽然其作品影响力要小得多。20

　　托克维尔的洞见、成就和缺失是可以讨论的，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意外复兴的所谓“新托克维尔主义”，似乎并不是托克维尔的忠实继承者。对这一思潮的笼统概括，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学界。比如，“美国政治发展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考切波在《托克维尔问题》一文中，就提出里根政权前后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内部的某些保守派为了推动一种“去政治化的、浪漫主义的地方主义”，抵制战后时期形成的所谓“傲慢而庞大”的联邦政府，转而把托克维尔找回来，重新想象了19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以教喻现实。21她的这一观察，在其后的《美国民主中的公民参与》和《民主的衰减》两书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并通过将美国市民社会组织的“再历史化”，用实证证据说明“托克维尔问题”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而政治学家伯曼（Sheri Berman）则直接用“新托克维尔主义”来描述帕特南、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巴伯（Benjamin Barber）等人的观点，即市民社会“促使民主运转”。她认为这些作品的实证基础相对可疑，而魏玛共和国就是最重要的反例。22此外，社会学家瑞利（Dylan Riley）通过比较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的法西斯时期，提出市民社会也可以为威权政治提供基础。而此前学界认为市民社会能够抵抗威权政治的刻板印象，正是基于“托克维尔路径”，而非“葛兰西路径”。23此外，考夫曼（Jason Kaufman）通过19世纪美国乡镇财政支出的定量分析，也说明“新托克维尔主义”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组织政治参与方式的理论，假设自愿结社可以取代政府的作为与干预，也许并不成立。24而古德伯格（Chad Goldberg）虽然没有使用“新托克维尔主义”的说法，但将这种理路总结为理解托克维尔民主理论的“系统性路径”，与“历史性路径”和他自己倡导的理论重建相对。这种系统性路径忽略历史情境的变迁，撷取托克维尔的判断来为削减福利，反对国家干预和地方赋权的新右翼政策正名。25

　　笔者在上述学者的基础上，尝试概括“新托克维尔主义”的若干思想要件26：

　　其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端美国，以对托克维尔的再阐释作为主要思想资源。

　　其二，市民社会是替代性权力中心，只有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市民社会作为对抗国家威权和不公的场域。

　　其三，市民社会促进社会团结，私域与公域、个体与社会的利益是有机联系的，依靠“民情”与法律规范自然可以达成。

　　其四，市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著名的公共学者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曾详述了市民社会对于民主制度的十项正面功能。27而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民主愿景似乎基于两个重要的假设：一是市民社会多元、宽容、开放，始终具有“公民性”（civility），因而可以抵制暴力、冲突和多种形式的社会压迫；二是市民社会遵循自由、自愿的结社精神（voluntary associationism），通过社会参与鼓励政治参与。

　　而这些观点绝非全然是托克维尔的原意。“新托克维尔主义”一方面是继承和放大了托克维尔内在的局限，例如低估了美国州和联邦层面的行政权力，忽略了行政和政党基础设施对于市民社会的形塑，且并未对市民社会内部的裂痕加以重视；另一方面，“新托克维尔主义”也违背了《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基本出发点，即自治乡镇无法独立于宗教、司法和行政等相互配合的制度与美国独特的政治框架。从此出发，很多典型的话语断章取义地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更可能是对抗性的，并假定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或者是重新划定市民社会的边界，对于“非公民性”的部分视而不见，或是在理论上放弃探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联结的具体方式，从而错置了民主制度的真正基础。

　　在托克维尔之外，新托克维尔主义的思想模型还与另外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关系莫大，并从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逻辑，因而并非是托克维尔的简单复述。其一是以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史学。这些作品建构了所谓“美国地方自治与结社精神的黄金时代”，为新托克维尔主义和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复兴提供了历史资源。28其二是康豪瑟（William Kornhauser）、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所谓的“大众社会理论”。他（她）们引用了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与马克思的理论来解释工业化与现代化如何使中间性社会组织衰落，“大众”异化孤立，成为焦虑而异化的个体，转而支持威权政治与极端政治行为，最终导致两次大战间期欧洲文明的衰落。29这三种理论资源的重新结合、互证，使得新托克维尔主义不同于托克维尔理论的面貌。

二、新托克维尔主义的学术与政治话语

　　 如前所述，新托克维尔主义在学术层面最早脱胎于美国学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公民参与” “公民复兴”的大讨论。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消退，财政政府的愿景破产后，民主体制的主要问题从平权转向民主参与低落有关。彼时，左右翼学者都认同美国市民社会出现了系统性的衰落。其中很多研究并没有明确的政治议程，但是已把政治行为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社会经济因素”转向了“公民自愿参与”。比如维巴（Sidney Verba）及其合作者以“公民自愿参与模型”为出发点，来探讨社会组织、教会和工作场所中的日常活动，如何发展了个体组织与沟通的技能。这看似与公共事务无关，却促进了政治行动。尤其是美国的宗教组织，扮演了一个更为平等的政治平台的角色，与欧洲的工会功能类似。30更早些时候，贝拉（Robert Bellah）等认为美国社会受到个人主义的强烈冲击，丧失了原有的身份意识与自我认知，而要恢复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或者“内心的习惯”，只能诉诸家庭、宗教和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如此，才能保存或重建道德上一致的生活，建构民主的社区，建立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联系。31而巴伯更具全球视野，提出高度同质的资本主义力量与其抵抗者——宗教原教旨主义，共同导致民主的衰落。这一点与很多新托克维尔主义者认定美国联邦政府是民主的敌人是不同的。但最后，巴伯给出的药方还是基层与全球市民社会的复兴，并假定市民社会与“强民主”之间的联系。32此外，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更接近社群主义。在《社区的精神》一书中，他认为当代社会无须复活清教精神，也可以实现公共道德复兴和社区团结，“自由的个体需要社区，社区支持他（她）们免受国家侵害，通过宗族、朋友、邻居和其他社区成员来温和地促进道德形成。”33

　　相比之下，此后在政治上被调用得更多的是政治学家帕特南和福山的理论。前者发展了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与托克维尔有关自愿结社精神的观点相结合，用数据来说明美国公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降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民众从参加保龄球俱乐部逐渐转变为“独自打保龄球”，从而导致社会资本的减少，地方社区的解体。这导致了市民社会衰落和民主停顿，而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技术变迁（电视普及）和女性就业的增长。34福山随后进一步延展了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度的关系，当然他只关心社会组织和私人经济组织。35然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是嵌入一定的“关系结构”中的，与可移动的物质资本不同，因而并不能脱离全国性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帕特南对于公民参与衰落的解释，只是一个很浅层的结构变化。本质上，他并未深掘政治结构与组织维度的变迁，更无暇引入跨国比较的视野。36

　　这些新学术资源很快被媒体、智库、社会组织与政治场域调用。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其话语变得越来越激进。比如，媒体人埃伦霍尔特（Alan Ehrenhalt）在其畅销书《失去的城市》中发掘（毋宁说重新发明）了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的三个社区组织，赞颂“被遗忘的美德”，试图重新唤起美国民众对基层社区的参与。37而专栏作家威尔（George Will）把帕特南进一步通俗化了。他将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比喻为“排”，而联邦政府是“营”，“国家扩张，其他机构必然萎缩……保守主义如果要成功的话，参加保龄球俱乐部是途径之一吧”。38此外，智库和社会组织也广泛推动了社区建设运动，如布莱德利基金会（中左）的沙姆布拉（William Schambra）推动了“新公民”项目，并认为 “市民社会的复兴，需要坚定长期地逆转权力，让地方政府和市民机构重新掌握权威”。39民主与公民中心（中左）的博伊特（Harry Boyte）与他的盟友提倡“公民政治”“日常政治”，并成为克林顿任内的“新公民项目”全国协调专员。他早在1982年就利用当时名为“公民遗产中心”的平台召开了托克维尔美国旅行150周年纪念活动，并出版文集。40处于意识形态更右端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则以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人民赋权》为精神指南，来推动一系列更保守的社区运动，强调建设一些“中介性的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来抵制国家力量。41另一个右翼智库——传统基金会则资助出版了《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来传播类似观念。此外，帕特南自身也参与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设立的萨瓜罗讲习班（Saguaro Seminar）。这一旨在促进公民参与的公共平台，有另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即风险投资人卢·费尔德斯坦（Lew Feldstein）。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资本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42美国价值研究所则和芝加哥大学联合组织了市民社会协会，召集了20多位知名学者与领导者构建公共讨论平台。其报告明确指出基层的、非政治的、托克维尔式的社会组织，才是民主的基础，它们的发展要避免联邦政府和全国性政治的干涉。43

　　在政治领域，托克维尔也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最喜欢引用的经典之一。他以此论证“美国例外论”，几乎将之变成国民宗教。1988年老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就提出应该大力发展美国地方的俱乐部和志愿组织，它们“像星星一样璀璨，像千盏明灯一样闪耀在广阔而静谧的天空中”。此后他组建了所谓的“光点基金会”和“光点计划”，来支持志愿精神的发展。44到了90年代，共和党议员纽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更新美国”的口号，而民主党议员比尔·布拉德利 （Bill Bradley）则呼吁“复兴我们国家的社区”。他们分处政治光谱的两端，各自通过关系网络把智库、社会组织、游说机构、学者、媒体联系在一起，而其政治理念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后上台的小布什也并不例外。他将其家乡康涅狄格州的乡镇生活浪漫化，比作托克维尔笔下的自治乡镇，以便获取更多政治上的支持。45

　　概而言之，新托克维尔主义的兴起和政治化，得益于两股潮流的汇聚。其一是美国政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范式，信奉小政府、市场力量和宗教复兴的共和党占上风，而民主党内中右的党团——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也与共和党的政策平台十分接近。政治上对于国家主义的失望，精神上因美国衰落而带来的对于“黄金时代的怀旧”，以及政策上为了解决从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国家扩张所带来的弊病，包括福利国家的悖论、财政赤字积累、传统社会团结方式的衰微等，促使政治精英转向表面去政治化而实质高度政治化的新托克维尔主义，以此作为理论资源。总体来说，这一思想-政治运动实际上更多被共和党及与之联系的社会运动所攫取，包括茶党这样的草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上的“第三波民主化”、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层面的“新托克维尔主义”是新世界秩序三个相互联系的话语。这一潮流也延伸到了欧盟国家。对于福利国家的扩张与危机，对于议会民主制度的普遍失望，也促使欧洲的社会行动者寻找新的民主场域与制度可能。

　　其二是诸多南方国家的政治转型，进一步推动新托克维尔主义成为一种全球话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国家主义方案的失望，以波兰的团结工会、东德的环境保护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运动不同程度冲击了国家僵化的权力体系，导致了苏东剧变；同时期，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地的民主化进程也伴随着市民社会的重建和复兴，希望以此抵制官僚主义、威权主义、军事专政和恐怖主义。在此过程中，所谓的“对抗型”替代了“民主型”的市民社会46；市民社会被认为和议会民主制度互为基础，并相互独立。其中典型的表述来自后来成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哈维尔。他提出“平行政治”（parallel polis）概念，主张市民社会独立／平行于政治社会。匈牙利作家康拉德（George Konrád）则提倡，冷战格局下，个体只有在“反政治”状态下才能找到自由，比如投入宗教、文化、经济和职业组织之中去。47而认为市民社会为政治统治提供了必要技术，因而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打破资产阶级文化霸权才能进而掌握政治权力的葛兰西主义则被极大边缘化了。48

　　一方面，这是得益于美国把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层面的市民社会打包为一揽子的发展方案加以推广，通过诸多国际组织、部分跨国社会运动网络和政府的援助与贷款项目来推动；另一方面，东欧和拉美激进的反威权运动和对市民社会的高度政治期待也进入了美国主流学术界与公共空间，进一步印证了新托克维尔主义，成为其话语建构的重要资源。某种程度上，边缘与中心共同建构了这种市民社会的新乌托邦，甚至是上述的新世界秩序本身。这正是“反身性”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一理论和行动模型的问题才逐渐暴露出来，造成了前苏东地区市民社会去政治化、组织力和团结性下降等多重问题。49

三、反思新托克维尔主义：必然民主吗？

　　正是由于新托克维尔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高度政治化，进一步反思其学理基础成为必要的工作。这一部分将以民主议题为例，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这一思想-政治运动在“规范”（理论）层面的理想性，因而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与结构条件下，市民社会也完全可能从“公民性”滑入“非公民性”；二是市民社会“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具体案例。市民社会的独立性问题、团结问题也与民主议题紧密相关，此处暂不赘述。50

　　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当然是托克维尔理论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的机制层面托克维尔是语焉不详的。51而另一个被托克维尔忽略，被新托克维尔主义刻意回避的根本问题是：在理论层面，市民社会的确能如前所述巩固民主，但也总是会产生民主的对立面，如暴力、垄断和不公正；社会参与能激励政治参与，但也总是会滑入冷漠、保守和分裂。基恩（John Keane）在其影响巨大的理论著作中重新阐释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和鲍曼（Zygmunt Banman）的现代性理论，从而说明所有现实的（非想象中的）市民社会都有从“公民性”（civil）滑入“非公民性”（uncivil）的危险。52概而言之，“非公民性”有两种主要的情境：“过度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前者意味着市民社会的过度动员，从而产生暴力、社会区隔、族群矛盾和斗争；后者意味着市民社会缺乏政治参与，丧失了政治能量、公共性和动员力。53本节先尝试综述这两种情境产生的理论原因，然后以具体的国别案例加以说明。

　　首先，正如塔罗（Sidney Tarrow）在评论帕特南的研究时曾指出，市民社会也许并不是独立的（自）变量，更多时候是一个“中间变量”。市民社会是否能“使民主运转”，要具体地、历史地看国家和政党参与其中的政治制度和结构性环境，以及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联结方式等政治变量。因而，帕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北部发达的社会组织和民主政府高绩效之间的关系时，恰恰忽略了这一地区国家和政党能力较强，很多社会组织是政党所建这一历史事实。而他观察到意大利南部市民社会衰弱，却是意大利建国后北方国家机器“殖民”南方，与南方精英合谋的结果，而非后者的原因。54而林茨（Juan Linz）对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的研究也说明市民社会的作用固然显见，但“国家性”（stateness）——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否成功建构，官僚系统是否有效运作——是其促进民主巩固的结构性条件。55要之，市民社会“必须与民主制中的其他制度、过程和利益计算相配合”。56概而言之，形塑市民社会的政治变量包括：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联结程度与渠道；精英与大众之间、不同族裔和主要社会群体之间是否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妥协和协商制度；统一平等的公民权、身份认同是否形成，“国家性”是否达成，国家建制能力的水平，等等。

　　其次，市民社会内部的组织特征和网络的性质也很重要。市民社会的诸多组织和场域本来都不是统一的整体，也没有统一的逻辑和模式。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有很多概念与操作的问题，但他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区分了“巩固型的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联结型的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前者加深社会裂痕，可能导致社会分裂、斗争和暴力；后者弥合社会裂痕，促进广泛的合作。57此外，市民社会内部也很有可能是不均衡的。某些富有资源的利益团体、部门和职业化程度高的群体，必然在政治上被“过度代表”，而弱势的社会群体进而被边缘化。质言之，市民社会也许并不如戴尔蒙德等所希望的，能够与制度化的政治代表过程参差交错，促进利益的多元组合，而是在社会领域进一步放大了政治力量的不均等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概言之，其中重要的维度包括：专业化／理性化与公共参与之间的平衡；主体网络和社会资本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资金来源是外来的，还是内在于参与或服务的主体等。这些因素也和结构性的政治变量关系莫大，虽然并没有严格的因果链条。

　　在实证层面，在特定外部政治变量和内部结构变量的交互作用下，市民社会首先可能走向“过度政治化”。最戏剧性的例子莫过于魏玛德国。与惯常见解不同，伯曼“重新发现”了德国从19世纪末以来社会结社程度其实相当高。然而，这一局面并未促进民主的巩固。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政党在一战之后并没有很好地应对大众政治兴起的挑战，仍由旧精英把持政务。因之，市民社会转而成为大众公共政治参与的替代性渠道。然而悖论在于，德国的社会虽然是高度动员的，但以现有社会群体为界来组织集体行动，从而加强而非弥合了已有的社会裂痕，而大众对正式政治制度亦高度不信任。这一点被纳粹所利用，通过“准军事化组织”来动员社会力量，最终走向种族清洗。58要之，德国高度动员、组织力和资源强大的市民社会与当时孱弱的魏玛政府和缺乏社会基础的政党制度相互离间，最终导致希特勒的上台，是为曼（Michael Mann）所说的“民主的阴暗面”。同时期的意大利与西班牙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但意大利市民社会没有魏玛德国发达，因此法西斯的制度化程度也不及后者，而西班牙实质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威权政体。59

　　与之类似，卢旺达在大屠杀之前，其市民社会在非洲诸国中是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科索沃的鲁戈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通过西方的援助建立了很多市民社会组织，但这并不能阻止科索沃战争的升级。60这其中的逻辑是类似的。此外，一个使帕特南主义者万分尴尬的事实是，策划1995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的主犯麦克维等人，当时正是一个保龄球协会的成员。一起打保龄球促成了恐怖活动。在这些极端例子中，市民社会组织均是封闭的共同体，以种族、族群和文化等为区隔，而其社会动员力又很强，且动员发生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之外，并为恐怖活动、种族屠杀和战争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网络与组织资源。

　　除却这些极端案例，市民社会带来暴力、种族歧视、社会群体区隔、政治腐败的实例其实相当普遍。梯利（Charles Tilly）曾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说明当时的社会如何被族裔身份所割裂，而各移民群体内部的“特殊信任网络”（particular trust network）不但没有促进民主，反而在特殊的历史政治环境中造就了美国式的地方政治机器垄断、党派分赃制、贿选和贪污等民主的反面现象。这些封闭的网络基于“强关系”，鼓励和要求个体长期投入大量资源，不仅无法与市民社会一般成员分享，且导致对于共同体成员的无条件信任和包庇，以及对于他者的排斥。反之，只有特殊信任网络被民主政治的“一般网络”和公共政治平台所吸收，民主才能巩固。61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对于印度市民社会的量化研究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不同族群之间的网络（inter-ethnic networks）会带来沟通，用更加和平的方式处理矛盾，而族群内部的网络（intra-ethnic networks）则加重了对其他族群的暴力。62此外，杨斯（Richard Youngs）也提出，公民运动的形式在全球有普遍被保守主义攫取的趋势，以宣扬排他的族裔身份、宗教价值和极端民族主义，比如巴西、印度、乌克兰、美国等国；科派克（Petr Kopecky）和穆迪（Cas Mudde）主要聚焦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类似情况；斯考切波等则研究了美国茶党。63

　　再看“去政治化”的案例。斯考切波认为，美国市民社会的确逐渐丧失了托克维尔赞赏的草根基础和自组织精神，但她提出的机制和结构变化比帕特南精彩很多。进步时代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社会组织是在地的，大都在社区层面有广泛的参与，捐款来自地方，并主要关注地方的议题。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组织逐渐丧失了地方基础，依靠华盛顿的总部来筹措捐款，并由专业人士进行管理。在筹款技术上，邮寄和电视广告成为主流；而为了迎合主要的远程捐款群体——中产阶级，组织的议题也逐渐变得狭隘、耸人听闻和细分。64其他学者也从定量的层面验证了这一趋势。此外，他们还以数据说明社会组织管理层的职业化，基金会（重要的捐款者）对于标准化评价体系的要求如何造就了组织性质、理念和行为的理性化，而市民社会内部的组织模式也日益趋同。这一趋势并没有提高问责性，且管理与资本的主体性尽显，实际的社会主体（服务对象和志愿者）反而被遮蔽了。65

　　发展中国家的市民社会也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趋势，但是原因不尽相同。再以印度为例。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批评印度市民社会由少数精英控制，并没有广泛的公共参与，从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从殖民时期开始，市民社会就是一种外来的政治文化，对大众持居高临下的教育态度，也并没有扮演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角色，亦不是维系民主制度的重要场域。而詹金斯（Rob Jenkins）指出了印度市民社会公共性衰微的另一个原因：其中很多社会组织由国际机构、外国政府或跨国市民社会网络提供援助而建，此举催生了所谓的“发展职业”（development profession），往往由国际、国内的精英担任，缺乏草根基础。更重要的是，外来援助者以理论镜像中的西方市民社会，或者干脆以自身的形象为蓝本，来建设“洁版”的社会组织，与当地政治保持距离，内部亦高度职业化、官僚化。这种市民社会本质是去政治的，悬浮于国家与社会政治网络之外，只有“治理”，而无政治，当然也不是民主制度的有机织体。66

　　概言之，如果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脱节，即缺少足够的利益表达和联结渠道，或市民社会的政治能量被政治社会所忽略甚至压制，且市民社会以族裔等为界来自我保护或实现社会动员时，市民社会很容易走向“过度政治化”，基至极端的暴力；如果政治／社会精英（国内的和国外的）控制和定义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形态，采用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行动逻辑（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来替代市民社会多元、自发、参与实验的逻辑，那么就会走向“去政治化”。很多时候，过度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往往会交替／同时出现，把国家-社会关系带入不稳定的循环。67

四、市民社会研究的现在与未来

　　市民社会理论拥有多元的理论资源与丰富的社会实践。本文系统反思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市民社会复兴中最重要的理论话语和政治方案：“新托克维尔主义”。这种新思想-政治运动一方面继承了托克维尔本身观点的内在局限，另一方面片面调用，甚至浪漫化和激进化了托克维尔有关美国历史上地方社团自组织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论断。其发生的场域不光是一个以帕特南、福山等学者为主的学术思想领域，也很快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社会运动、智库和政治精英的话语资源。而其历史复兴，首先和美国国内民权运动与财政政府时代结束后一系列的结构性变迁有关，包括社会裂痕的变化、福利国家的失败、公民参与的低落等等。随之而来的保守主义周期是共和党和新民主党人的政治合谋，在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推广第三波民主化，在社会领域则建构新托克维尔主义。东欧、拉美等地成为这种思想模型的试验地，其进一步激进化但内部矛盾重重的市民社会实践，反过来促进了新托克维尔主义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这是理论“反身性”的典型例子。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分析新托克维尔主义中一个重要的要件，即关于民主的话语。实际上，市民社会既能巩固民主，也会产生民主的对立面，或言从“公民性”滑入“非公民性”。“非公民性”有两种主要的情境：“过度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如果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脱节，即缺少足够的利益表达和联结渠道，或市民社会的政治能量被政治社会所忽略甚至压制，且市民社会以族裔等为界来自我保护或实现社会动员时，市民社会很容易走向“过度政治化”，甚至极端的暴力；如果政治／社会精英（国内的和国外的）控制和定义市民社会内部组织形态，采用政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行动逻辑（专业化、官僚化、理性化）来替代市民社会多元、自发、参与实验的逻辑，那么就会走向“去政治化”。民主的魏玛德国演变为法西斯是前者的典型案例，而美国在近四十年中的变化和印度等案例则是后者逻辑的展开。

　　从这些思路出发，研究者可以进行新的实证设计和理论建构，而不是被新托克维尔主义的问题意识所框限，尽管托克维尔本身的理论资源远没有耗尽。例如，我们可以从考察市民社会促进民主的若干机制，拓展为考察市民社会如何与政治社会联结，被何种政治变量影响或形塑，社会网络的内部形态和性质又如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包括过度政治化、民主巩固，或者去政治化。在每一种情况中，哪些行动者获得权力？可能出现哪些制度、组织和行为？国别差异又如何？此外，科恩和阿瑞托曾强调，“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品质。一方面，市民社会与革命等激烈的社会运动形式是不同的，要避免过度政治化，保护一个公共日常交往和协商的空间；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去政治化，保持公共性和参与性，维护公民“积极的自由权”。凯恩则强调市民社会的“自我反思”精神。那么如何达成、维持这些品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制度基础有利于创造这些品质？这些都是亟须解答的实证问题。

　　此外，也可以关注市民社会空间内部的生态和特征，包括：有哪些社会组织、运动和平台？其组织模式、合法性来源和运行逻辑是否有足够的多样性？何种背景的行动者成为主体，他（她）们如何思考与行动？有些学者也曾指出，市民社会组织不能简单地用“强”或“弱”来加以描述，而应该考察其组织能力与独立性之间的复杂替代关系68；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则更为深入地剖析了社会组织的两个个体层面特征，即“战略性能力”和“包容性”，以及两个系统层面特征，即“阶级治理”和“相容性”。他认为，这四个特征越是正面，越是可以达成互联、民主与团结。69此外，具体的社会组织是否是“贪婪的组织”（greedy organization），即要求成员投入所有的时间、资源和忠诚，还是承认多元交叉的组织身份，提倡有所间断的参与（intermittent activism），也是重要的变量。70

　　质言之，新托克维尔主义在被建构、发明和全球传播的过程中，已日益走向一种狭义而抽象的市民社会。而本文的理论与实证方案，则主张一种广义而具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甚至可以不仅仅是一种实体的组织，也可以是一种意涵更广的原则、文化和话语，但一定是具体的时空情境和政治社会变量中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