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化”与英国“殖民主义”的结合：冷战时期香港高等教育工业化探究（1958—1969）

一、前言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因朝鲜战争对华实施禁运。香港当时虽属于英国管治，但也包括在禁运名单中。禁运使得香港转口港地位受到很大冲击。虽然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政策曾一度放宽，但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JCS）在获得美国国防部（The Defense Department）支持后下令发起新一轮对华禁运。①冷战格局的变动使得60年代香港经济有转型的需要。

        在“危”之外，冷战同时也为香港提供了新的机会。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1949年后陆续从中国内地迁往香港的南来人口为香港带来了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技术和人力。②而在美国层面，由于冷战是一场“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的竞争，美国一方面试图通过禁运，将香港从与中国内地联系的贸易体系中剥离，另一方面也希望将香港发展成隶属于美国太平洋经济体系的工业据点，以此证明“自由世界”相较于“共产世界”的优越性。这意味着，美国将在香港投入资源来实现其冷战战略。根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档案（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截至1960年，将近200家美国公司在港派驻工作人员。③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限制香港产品时，美国不应该限制香港产品的发展，因为此举将“增加香港在自由世界的孤立感”。④美国用大量投资来促进香港制造业的发展，香港的产品则会供应美国国内市场和美军在亚洲的补给。⑤此外，美国也欲借机塑造一个“香港制造”的品牌来与中国内地的产品在全球竞争，以压缩后者的市场。⑥

        这一时期，香港面对冷战带来的“危”与“机”，而最终形成的一套工业体系十分特殊，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Files）显示，“香港工业”主要以纺织业为主。⑦在这一以纺织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中，美国扮演投资、技术和市场的角色，香港作为工业制造中心，而日本是香港纺织工业的原材料供应地。⑧这种组合背后起作用的并非是市场，而是政治。

        现时学界关于香港工业化的探究基本以“自由放任”为焦点，分为支持或反对两派。但就其探究的框架来看，还是以英-港的殖民与反殖民为框架，较少将美国和冷战等因素纳入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香港工业化的发展。60年代正是美国以“现代化”理论为意识形态基础构建其全球体系的重要时期，美国一面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另一面则逐步取代二战前的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亚洲地区的工业化正是在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现有研究忽略美国及其“现代化”战略对香港工业发展的影响，不可不谓是一种缺失。有别于现有研究，本文将从美国冷战“现代化”的新视角出发，以美国推行的香港教育工业化为具体案例，探究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以及60年代香港工业化背后更大的区域战略和更多元的政治势力互动。

        下文将首先回顾现有研究，分析其中“自由放任”的赞成者与反对者所要回应的政治语境与其立论的“现代化理论”范式。接着，探究“自由放任”神话背后美国印太现代化战略对香港工业化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第三部分将结合一个被中文学界忽视的计划——“卡拉奇计划”（The Karachi Plan，中文学界通常只关注到此计划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倡议，但该计划曾举办多次会议，免费义务教育只是其中的议题之一，其他议题还包括教育与工业化的关系、人力资本的专门化和教育在国家整体发展计划中的角色等，其主旨是设定长期的教育计划和关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探究美国如何将香港从中国连接世界的转口港转变为对抗“中国制造”的工业中心，在此转变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外国政府借助香港华人网络⑨直接参与了港英当局官方政策的制定。以往研究忽略的是一些表面上由港英当局成立的机构，其官方报告书的核心政策都是由美方人员主导制定的，即美国直接进入其官方组织并主导决策，在港英政府的治理之下推行美国模式。最后，本文将从管治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的角度出发，探究英国这一寄希望于香港以维护其原有殖民体系的“旧帝国”对美国借“现代化”扩张“新帝国”的迎拒。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以反殖民为正当性，其推行地区大多已经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因此现代化理论也不曾重视欧洲“殖民主义”与美国“现代化”共存的问题。香港是亚洲在20世纪60年代仍旧保留殖民统治的极少数地区，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英国殖民政府如何回应美国现代化，又如何通过对香港不同华人群体的政治操作来更新工业化转型中殖民管治的合法性，也揭示了英国旧殖民主义改造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独特议题。

　　通过以下这三个部分，本文将揭示“自由放任”宣传表象之下的香港当代政治经济体制，也进一步对现代化理论作补充。

二、香港“自由放任”的论争及其现代化论述

        现有关于20世纪60年代香港工业化的研究，第一类学者如曾锐生（1959-）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以港英当局的“自由放任”政策来解释香港工业化的成功。在曾锐生⑩和弗里德曼11的论述中，港英当局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与健全的法制，但不用政府力量去干扰经济活动的自由开展。第二类学者如陈卓华（生卒不详）和陈方正（1939-）并不认同港英当局60年代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12

        当然，本文并非说除了以上两类，就没有其他关于“自由放任”神话的解释。譬如香港回归前曾任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经济学家顾汝德（Leo Goodstadt， 1938-2020）就认为港英当局构建“自由放任”的神话是为了保留一种“非正式的自治”，避免给伦敦借口干预香港。13高马可（John M. Carroll，1961-）则认为他们是以“自由放任”为借口推卸应该负的很多责任。14本文限于篇幅，此角度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展开。

        曾锐生和弗里德曼主要是根据港英当局的政策条文展开论述的。曾锐生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lonial Office Files）和英国外交部档案（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Files）。弗里德曼则是基于他1963年和1979年访问香港时的观察与经验。曾锐生和弗里德曼都将1961年至1971年的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 1915-2006）作为不干预政策的依据。郭伯伟读大学时学习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自由经济学，信奉政府不该干涉经济事务。因而在曾锐生15和弗里德曼的香港经济发展论述中，郭伯伟被作为扮演“看门人”角色的政府形象原型。16

        陈卓华和陈方正并不同意香港工业化是“自由放任”的经济现象，其主要依据是香港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果。陈卓华的论述主要是依据《香港年报》（Hong Kong Annual Report）和《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统计的经济数据。陈卓华认为，不同于英资工业，华人制造业被政府选择性地忽略，得不到政府帮助。17陈方正否认英治香港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认为香港有计划经济的部分。18

        曾锐生关于香港工业发展“自由放任”的论述及陈卓华的反对意见出现于香港回归后。曾锐生一方面强调香港的“自由放任”有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宣扬“自由放任”是英治香港的传统。曾锐生认为二战前香港已有一定的工业发展，这也是香港60年代工业化发展的源头。19在香港回归的语境中，曾锐生这些论述一方面是证明英国管治香港模式的成功，且英方的管治符合中国传统，希望构建回归后延续香港英治体制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亦强调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体制不同，香港回归需面对两种体制冲突的问题。相反的，陈卓华批评香港的“自由放任”是一个神话。陈卓华认为港英当局具有殖民者的偏见，运用选择性干预手段维护在港英商的利益。陈卓华的论述着重于批判“带有偏见”的英治体制。20曾锐生和陈卓华是对回归后香港本地支持殖民和反对殖民的两种回应，以及香港英治体制是否应该改变的不同反思。

        弗里德曼和陈方正透过香港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发展回应香港模式与中国内地经济模式带来的问题。弗里德曼通过香港希望影响的对象是中国内地。弗里德曼的文章一方面证明香港是“自由放任”的成功典范21，另一方面则意图以香港的经济体制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22。弗里德曼说：

       香港自由放任经济的成功可以鼓励中国和其他国家走出集中控制，转而依赖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内地向香港转变的速度是否快于香港向内地转变的速度。23

        相反的，陈方正认为香港并非“自由放任”，而是“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的高度结合体……在某些重要民生问题上，例如医疗、教育和中下阶层的住房等三方面，香港其实是在实行比中国大陆（内地）更彻底、更完整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24陈方正的论述中，香港是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就不再是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一种体制，混合制的香港为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转化和共存提供了交集。

        概之，从学人的赞成或反对中，可以发现关于“自由放任”的论述都有其特定想要回应的社会情境及背后的政治目的。以上学者的解释都为香港20世纪60年代经济发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围绕“自由放任”展开的论争中，不论是作者自身有意借鉴又或是无意为之，其围绕工业化这一现代化部分的论述却未能跳脱“现代化理论”包含的各种范式。

        曾锐生所著《香港现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关于现代化论述的方式，从各章节安排来看，是先描述一个传统社会，再叙述各种条件如何形成，即其书的第一部分“现代香港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Hong Kong），而到工业化的部分，则直接形容为第三部分第12章的“经济起飞”（Economic Take-off）。曾锐生关于香港现代化的论述模式，与现代化理论代表之一的罗斯托（Walt Rostow， 1916-2003）的“罗斯托起飞模型”（Rostovian take-off model）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工业化的论述即罗斯托现代化的五个步骤 ——“1. 传统社会；2. 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3. 经济起飞；4. 走向成熟；5. 大众消费时代”（1. the traditional society；2. the preconditions for take-off；3 .the take-off；4. the drive to maturity 5. the 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中所讲的前三个步骤。25只是曾锐生通过其余的章节将香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从美国置换成英国，将现代化理论中提供秩序与稳定的军队治理的独裁军政府换成警治或法治的独裁英国殖民政府。他的另一本著作《管治香港：政务官与良好管治的建立（1862-1997）》（Governi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andover to China， 1862-1997）中就有专门将英国和港英政府论述为推动香港现代化的力量的论述。26曾锐生说法的反对者陈卓华也不否认这一种模式，只是说在这一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受益的主要是英国商人。

        弗里德曼关于香港模式影响中国内地模式的说法，其实也隐含通过香港将西方现代化制度推广到中国内地这一非西方社会的论述，假定同一种制度可以在各地推行，其逻辑与现代化理论家假设的前提是如出一辙的，即假定西方模式在全世界都可以复制，现代化就是非西方社会向西方转变的过程。27陈方正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论述，则反映了美国以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为代表的现代化体系中有自由经济和政府控制计划共存的复杂性。28

        不过这些现有研究虽然实质上都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的某些部分来论述“自由放任”，但由于局限在殖民与反殖民的框架中，故而并未直接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来做深入和更广泛的探究。现代化理论的兴起，是由于朝鲜战争将美国冷战的焦点从欧洲转到后殖民地区。29为应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快速工业化对后殖民地区的吸引力，美国需要提出另一种现代化的理论模式。30现代化理论虽以取代欧洲殖民体系的反殖民名义开展，实质上现代化理论家也承认现代化是在建立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关系。31

        不过在现代化理论的探讨中，却唯独忽视了香港这一独特又极具代表性的案例。20世纪50年代，香港就受到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五年计划成就的吸引，这种情况十分明确地体现在1958年7月3日的政府参考文章中。该文件中英国的经济学教授柯比（E. Stuart Kirby，生卒不详）就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通过长期政府主导的计划式工业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香港不应该孤立自身，站在这种大趋势的对立面，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而没有长期计划的香港是无法继续在本区域保持重要核心地位的，香港应该也采取计划式工业的发展模式。32

        20世纪60年代，香港因朝鲜战争从转口港转向工业化的过程更是美国在朝鲜战争后从欧洲转向亚洲推行现代化的典型案例。香港作为美国的一个冷战前哨，具有重要地位。在“自由经济”的宣传下，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深度介入英国人管治的香港政府，从而影响香港工业化的进程，在英国治下推行美国的制度，深层揭示了美国冷战现代化战略与香港60年代工业化的密切关系。

        英美在冷战中的联盟关系使得美国这一反殖民力量在香港并不能像在其他地区一样公开反对英国遗留的殖民统治，而是要与英国这一殖民力量结合，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开展其现代化战略。这一独特个案可以弥补以往“现代化”理论忽视的空白，即美国现代化与欧洲旧有殖民主义结合的这类特殊情况，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推行的反殖民的现代化理论如何与英国的殖民主义结合，造成美英这两种新旧帝国主义对香港的双重殖民。

三、 美国现代化模式对香港教育工业化的介入与影响

        美国关注香港工业化发展，首先是因为美国需为越战中的美军提供补给和休整基地。

        1955年越南战争爆发后，根据香港《文汇报》1965年8月27日报道，美国军事飞机，譬如P2V侦察机、F105歼击机和P2V-7轰炸机经常使用香港启德机场。33美国战舰亦时常停泊在香港水域。此外，为了美国在越战的需要，香港本地工厂也为其生产军事装备，譬如丛林战需要的军用帐篷、背包、弹药带、军用床和水壶。34虽然美国拒绝承认香港是其军事基地，但正如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The State Department Press Officer）麦克洛斯基（Rober McCloskey，生卒不详）所说，美国长期将香港作为一个军人休整的地方，35譬如第七舰队的士兵经常前往香港度假。36如果香港依旧是一个中国产品的转口港，美国军人休整所消费的钱将会流往中国共产党。只有香港自身变成一个工业中心，才能有效地服务于美国参加越战的士兵休整，而又不至于破坏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香港工业化在美国战略中并不限于只为美军提供补给，美国还希望将香港工业化作为与中国共产党经济冷战的手段。1958年，根据《英文虎报》报道，不少美国报纸批评中国政府通过向香港与东南亚地区“倾销”的方式来实现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攻击。其中一份美国报纸形容北京政府的“倾销”行为是一场“沉默入侵”。371960年，在美国主导的远东事务主管会议上（Far East 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不再仅仅是军事上的，更是经济体制上的。因为相较于中国通过计划经济模式实现的快速工业化，大部分西太平洋自由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显得落后，中国的计划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38香港作为美国战略中的资本主义“展示橱窗”，39若能实现工业化，则可有效应对这一经济模式的挑战。香港从转口港转变为工业中心，其生产的产品还可与中国内地输出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竞争，打击中国内地经济的发展。1960年1月至5月间美国迅速增加了70%对香港产品的购买量，占到香港全球出口产品的21%，而英国只占到13%。401963年，港英政府制定的贸易优先列表中，美国位居第一位。41

        在工业战战略上，美方政策制定者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其生产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形象低廉劣质。在一封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杰克逊（F. H. Jackson，生卒不详）写给商业及工业部霍姆斯（D. R. Holmes，生卒不详）的电报中，杰克逊转达了美国进口商全国委员会执行秘书艾伯特（Edwin Elbert，生卒不详）关于香港工业化的意见。艾伯特认为香港制造要与中国内地制造进行竞争，必须要制定计划建立良好的形象。他建议香港的产品应该在一个合理价格上提升产品质量，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购买者。最后，杰克逊也表示同意这些建议，并认为“香港需要有一些超前的想法让她进行工业化。一个完全的自由放任经济并不总是正确的答案，不管这一模式在过去实行得多么好”。42

        香港计划式工业化背后的推动力量除了美国之外，还有香港的沪籍工业家和在美方机构服务的学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49年之后，时局变动，来港人士并没有正式的户籍注册制度，此处提及的“沪籍”和下文将要出现的“粤籍”仅指来港人士的来源地，而非户籍制度意义上的籍贯。实际上，这种划分中的“沪籍”也包括来自江浙的部分人士，只是因为上海为主要来源地的缘故，所以，无论是当初的港英政府还是现有的香港学者都将之统称为“沪籍”。

        比如，当时负责规划香港工业发展的重要人士之一就是南来商人唐炳源（1898-1971，江苏人）。唐炳源是著名的纺织工业家，曾担任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与国民党有很深的关联。唐炳源的妻子温金玉（生卒不详）是宋子文（1894-1971）的表妹。431947年后，唐炳源南下香港，并在1962年成为港英当局的棉花咨询委员会成员。441958年9月19日，唐炳源曾提交了一份名为《香港工业发展》的文件给时任财政司的岐乐嘉（Arthur Clarke， 1906-1993）。在这份文件中，唐炳源建议学习美国模式，设定政府主导的工业计划，进而扩展香港产品的全球市场。45

        此外，美方资助的香港高等教育机构，如香港中文大学亦在香港工业化中起着推动作用。虽然香港中文大学受到港英当局承认，但其教育制度跟从的是美国制度，而非英国制度。首任校长美国学者李卓敏（1912-1991）更在其1965年的校长就职典礼上宣称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性格不能允许学校依赖港英政府。李卓敏强调香港中文大学寻求外国资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缺少本地的资助，而是要通过寻求外国资助建立与外国的联系。香港中文大学的目的就是实施新的教育模式为工业化的发展培养专门的人才。46

        1964年，港英当局为解决工业化问题成立香港特别高等教育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特别高教委员会”）。47由于香港长期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因此在设立计划推动工业发展时，特别高教委员会不得不借助外部协助，而这种协助主要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和美国的学者。6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制定“卡拉奇计划”，希望通过制定长期的教育计划来推动亚洲非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人力的生产分配来实现工业化发展。48根据特别高教委员会的内部讨论档案显示，特别高教委员会第四号参考文件便是“卡拉奇计划”的一份重要会议文件。该份文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分析处处长（Director， Analysis Division，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UNESCO）菲利普（H. M. Phillips， 生卒不详）制定。它强调： 

        计划一词已经不再如之前认为的是个人自由的反面。计划正逐渐被接受为发展的意思。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基于各自的政治模式建立自己的计划模式。49

        文件提出通过教育计划实现工业和社会发展，其中方法部分介绍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宾逊教授（Frederick H. Harbison， 1912-1976）关于制定教育计划规划人力供应来推动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模式，英文术语为“The Manpower Approach”。50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哈宾逊本人就是现代化理论中工业主义的一个代表，其与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 1911-2003），查尔斯·梅耶斯（Charles A. Myers， 1913-2000）等人合著的《工业主义与工业人》51（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就是现代化理论中的重要代表著作。工业主义认为现代化下苏联和美国将会在工业化的方法上逐渐趋同，工业主义推行的工业化模式不否认对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认同。52下文哈宾逊模式在港实施的细节也可体现其与苏联教育计划推动工业发展的相似之处。53

        从特别高教委员会初期的会议文件来看，该委员会仍然试图在英国模式和美国哈宾逊模式中进行选择。英国模式，由英国学者维济（John Vaizey， 1929-1984）提出，主张不应该将大学看作训练技术人员的机构，技术人员应该由独立机构或工厂来训练，维济也反对政府用人力供需预测来制定教育长期计划。54另一种美国哈宾逊模式，则主张政府主导设立的人力供应与分配的计划模式。55一方面特别高教委员会尝试雇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莫斯（C. A. Moser， 1922-2015）为顾问，56另一方面特别高教委员会亦尝试联系校长李卓敏推荐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宾逊教授。57最终，莫斯未回复特别高教委员会，但哈宾逊表示愿意参与。58除了这一偶然原因，在特别高教委员会看来英国模式已不合时宜。59最终选择美国哈宾逊模式，特别高教委员会也在其文件中指出“美国人起码提供了一个计划，但英国的则似乎是破坏性的”。60特别高教委员会在1964年8月12日至1966年8月4日共组织了十四次会议，61其政策的最主要内容是在第二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会议上决定的，而这几次会议都深受联合国人员和美国学者的影响。

        根据第一次会议的记录，特别高教委员会并没有关于长期教育计划的基本概念，因此，邀请了辛普逊（Raymond Simpson，生卒不详）参与其第二次会议。62辛普逊在给香港制定教育计划的同时，也为菲律宾和泰国的“卡拉奇计划”服务。63在1964年9月24日第二次会议上，辛普逊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步骤是先预估在未来（譬如20年时间内）可供分配的资金，然后再制定在这笔资金支持下，每一个阶层可供入读的人数。64这意味着，教育计划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建立一个20年国民生产总值（GNP）总数的预估值，第二步是将这一预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到不同时期与不同阶层。在会上，主席罗德里格斯(Albert Rodrigues，生卒不详）认同辛普逊的这一执行方法。65

        除了辛普逊之外，哈宾逊最终推荐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赛尔兹教授（George Seltzer，生卒不详）来担任顾问。赛尔兹来港的旅途费由美国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赞助。66在1965年1月19日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赛尔兹批评特别高教委员会根本不知道制定长期计划的方法，67他建议有必要确立这一长期计划的基准年，并认为根据现有可得的最新数据是1961年，故应将1961年设立为计划的基准年。681965年1月28日，在特别高教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上，赛尔兹建议委员会根据教育程度将人力分为四个等级（大学及大学以上、专上教育、中学程度、其余教育程度）。69 

        赛尔兹的另一个决定是扩展专上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大多数具有大学学位的学生可以找到工作，但大多数专上教育的毕业生修读的是人文课程，这些学院的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其人力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故特别高教委员会认为专上教育应该从提供“教育商品”转向培养工业化的人力需要。70根据数据，香港的第一类高等人才占20%，第二类高等人才占10%，而第三类即中学程度的人才占到的比重是70%。赛尔兹教授建议这一比率应该从2∶1∶7调整到2∶3∶5，这意味着要大大扩展专上教育。71特别高教委员会的第七次会议决定按照赛尔兹教授的建议实施。72

        除了直接派遣美国专家赴港，美国还通过邀请特别高教委员会专家访美的方式去影响其工业化政策。赛尔兹推荐特别高教委员会的秘书摩根（M. C. Morgan，生卒不详）前往美国华盛顿参加从1965年6月1日至1965年8月14日举行的第五次“人力与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年度研讨会（The Fifth Annual Seminar on Manpower “Manpower as related to Economic Technical & Social Development”）。参会之后，摩根在1966年3月3日的一份信件中也质疑工业是否能自我调节其人力的需要。73

        特别高教委员会共推出了两份报告书，分别是1966年的《中期报告书》（Interim Report）和1968年的《第二次中期报告书》（Second Interim Report）。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68年《第二次中期报告书》是一份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提交的名为《香港制造工业高等教育人力需求》（The Needs of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 High Level Manpower）的调查。这份报告书在1968年出版，但其调查的时段实际是1966年7月到8月。74

        根据1966年的中期报告书，其第二章的规划方法特别注明了使用美国的人力规划方式。75具体执行的步骤是，首先预先设定一定时期内的人力需求，人力需求的信息一方面通过询问各个工业的行业代表的方式进行，统计不同行业代表认为未来需要的不同学历的劳动力人数，另一方面参考政府统计的过去各个行业增长的比率，综合两方面数据再定下以后逐年的不同教育程度人力的增长比率。76第一步完成后77，再通过量化控制的手段定下香港各个院校要在未来某个固定年份各专业需实现的毕业生人数。78最后修订的1966年《中期报告书（草案）》中的第四章（Table 4A）和第六章（Table 6A & Table 6B）1971年的专上教育人力预计的类别中明确建议工业学院人数从4000人增加到10000人，该计划将重点放在港英当局控制的工业学院，不包括接受美国资助已经颇具规模的高等院校。79

        1966年《中期报告书》出台后，1967年4月6日，港督要求特别高教委员会重新检视该报告书的政策，并为未来的教育发展模式提供进一步建议，制定名为《香港高等教育的未来模式》（The Future Patter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的文件。这份文件进一步强调未来的工业教育将由港英政府资助的公立机构来实现，不过在大学教育与专上教育的发展比重上，从2∶1调整到赛尔兹建议的2∶3，主要集中于专上教育的发展，特别高教委员会计划增加约300%的专上毕业生来满足1971年的人力需要。80

        之后，特别高教委员会在拿到1966年的人力发展成果后认为，原本在1966年《中期报告书》中设定的36%的工业增长率过低，因此又出台了1968年《第二次中期报告书》。81《第二次中期报告书》的目标主要是进一步增加教育体系培养的工业人力，提升工业劳动力的学历，并将人力服务的目标集中于满足大企业的发展需要，推动香港大工业的快速发展。在《第二次中期报告书》中，1961年至1971年的大企业工业增长率重新设定为63%，小企业轻工业的增长率设定为43%。82为了实现这些新目标，特别高教委员会在1967年12月8日的第十七次会议中建议，应该成立更多的工业学院并强调扩展现有的“工业学院”的要求。83特别高教委员会认为要实现1971年的目标，5%的工作人口必须接受专上教育84，设定的数目是88000人85，而政府的原有工业学院的人数指标也从10000人增加到12500人。86

        从以上诸多教育工业化的转型措施来看，不难发现美国推动香港工业化中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计划式发展模式。不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档案，研发这种教育计划模式的文件参考了苏联模式的研究报告。两份报告分别是苏联人斯科洛夫（George Skorov，生卒不详）的《教育计划的人力模式：中央集中化计划经济体的方式》（Manpower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Planning: Methods Used in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和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出版的《苏联的教育与专业化职业》（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mployment in the USSR）。87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这种教育计划为特定的经济目的来提供不同等级职业的人才的做法，其实与苏联服务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教育计划有很大的类似性。

四、英国殖民主义对美国现代化的迎拒及转化

        虽然特别高教委员会是在美国人的影响下制定的长期教育计划，意图通过长期计划的方式来规划工业发展的人力生产和分配，但同时，港英当局的决策者如时任财政司郭伯伟一再强调不干预的政策。根据菲罗斯（James Fellows，生卒不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港英当局不惜顶住英国的压力也要坚持“自由放任”的政策。88即使是1969年，在特别高教委员会的计划指定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港英当局依旧怀疑是否应该延续计划模式。在1969年举办的一次东南亚高等教育会议上，李卓敏倡议经济的发展需要高等教育机构训练更多的专业人才，下一步的任务是要让这些专业人才扮演社会领袖的角色，但是时任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 1915-1988，港督任期为1964年-1971年）则反对将高等教育机构变成训练专业人才的机构，认为新的变革不一定就是有益的，东方国家应该有勇气恢复传统的模式。89

        虽然香港的工业化采用了一套美国影响的计划模式来发展工业，但港英当局一直坚持其“自由放任”的政策。港英当局为何要如此坚持不干预的政策，同时又允许实施这种美国影响的工业化？

        从港英当局的档案来看，他们始终将工业化视作一个南来人群形成的暂时现象。在港英当局看来，工业化只是为了解决南来人群在港的生存问题，人口的持续增加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重视工业化的需求。香港的人口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1960年都增长得十分迅速，人口数量从1946年的约600000人增加到1960年的2919000人。90为了解决人口问题与保持社会稳定，《工商日报》要求政府必须接受工业化转型，“稳定性建立在我们的工业而不是贸易”。91但是在英方看来，这些工业始终只是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紧急措施，而非殖民地长期规划的一部分。92此外，根据李卓敏在第十六次特别高教委员会会议上所指出的，60年代的大部分工业在1949年之前并不存在，大部分上海来的公司更认可美国学校的毕业生。93上海与美国的关联一直都要比上海与英国的关系更紧密。为了暂时满足这些沪籍南来工业家群体的需求，港英当局不得不依赖美国，让其来制定计划，发展香港的工业和教育。但与沪籍工业家相比，粤籍工业家并没有那么强的美国关系网络。在为美国和美军服务的计划工业模式中，如唐炳源所说，“粤籍”工业家是“低效并且非常狭隘”的。94

        港英当局抵触计划工业模式的理由，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香港的传统贸易利益。根据港督葛量洪的论述，“这是十分必要也是符合传统的，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政府的干预一直很少”。95在英国人看来，唐炳源这一设计太过于政府主导了。96计划式的工业化不仅违背英国素来的自由贸易传统，更不符合英联邦体系的利益。对港督而言，如果香港从一个自由港转型成一个工业都市，与中国内地的传统贸易将不再存在，商人将会选择其他港口出口中国的产品。97香港的工业化转型将失去现有贸易获得的收入，转型的受益却并不十分肯定。且香港的纺织工业将十分具有竞争力，其大量的纺织品又将出口到英国。98根据港督葛量洪的记录，“一些曼彻斯特的本地工业反对香港工业的发展”99，香港的工业化在英联邦体系中并没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反而会对英联邦的成员或是英国本土的工业发展造成冲击。

        第二个方面是本地粤籍商人的商贸利益。美国影响下建立的计划式工业忽视了香港粤籍工业家的利益。100与依赖长期技术、资金投入的沪籍南来大工业家不同，粤籍工业家主要从事的是较小规模的工业。根据曾锐生的研究，对这些粤籍工业家而言，他们依赖的是廉价和可以灵活转换的劳动力。长期的规划不仅是这些粤籍小工业家不需要的，甚至不符合其灵活调整的发展需要，而一个不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更适合粤籍工业家的工业类型。101

        第三个方面是港英当局保持自身管治的考量。就本地的管治而言，美国资助的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所学院成立的中文专上联会在呼吁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时，就强调随着华资工业、贸易的发展，社会更需要通晓中文的人才，且中文教育的人才比英语教育的人才将更能发挥社会领导作用。102上文提及的李卓敏在东南亚高等教育会议的观点，亦呼吁要让为计划式工业服务的专业人才进一步担任社会领袖。换言之，随着香港对美国催生的工业的依赖，社会所需要的社会领袖种类亦会向美方训练的人才倾斜，港英当局的统治便会随着计划式的工业化受到冲击。

        根据赛尔兹设定框架中的四个层级，特别高教委员会按照教育程度将人分为四个类别。103特别高教委员会安排的第一类高等人力的分类中，将港英政府的行政官员列入第一人力层级，即是当时的殖民地官员。但根据特别高教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港英政府总共有61350名官员，其中90%是职位低于助理官员的低级官员。较高层级的官员中，一共有1727专业官员和3477的助理官员。这些专业官员及助理官员固然有较高的学历，但即使是这些资历最高的官员群体，其中仍然有316名专业官员与2883名助理官员的学历不符合特别高教委员会设立的教育程度要求。104这一报告指出很多殖民地官员依照其所需的教育程度将会失去职位，根据特别高教委员会设立的社会结构，殖民政府应该招收更高教育程度的新毕业生，美国资助在港院校的大学毕业生亦可在达到学历等级要求之后，出任政府高层官员。

        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权，港英当局在具体规划中做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应对：

        第一方面，港英当局在对待政府官员的学历问题上，不因学历不足而更替现任官员，转而计划提升现任官员受教育的程度来符合四级的人力规定，给现任官员提供教育资源，计划将官员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于从2218人增加到3425人。105同时，在选择公职人员时规定单有美国学历不可以在港英政府任职。比如，美国在港资助的中文专上院校，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在申请政府职位时，甚至不如英文中学的毕业生，最多只能担任助理以下的职位。106这样一来，港英当局将原本出于经济效率和发展考量的人力等级制，通过教育资源的调配控制，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现有统治阶层利益的制度。

        第二方面，港英当局还将教育工业的计划作为殖民统治中操控不同群体的工具，扶植本地亲英的粤籍工业家对抗亲美的沪籍南来工业家（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香港历史上人口以粤籍人口为主，所以在港英政府的档案中，经常将粤籍人口视作香港本地人口，虽然其中也有粤籍的南来人口，但因其语言文化与香港相通，故港英当局也并不将其视为外来者，常将“粤籍”和“香港本地人”两个概念混用）。从1968年《第二次中期报告书》的记录来看，港英当局预计香港的工业随着人口的本地化，会逐渐转向以本地港人为主，故而在60年代末制定工业发展政策时，就不注重解决眼前的南来工业的需求，而是更注重为日后更趋本地化的工业发展作铺垫。《第二次中期报告书》明确说明，60年代末的工业发展处在香港社会从“南来”到“本地化”的转型过程中，沪籍南来工业家在香港的工业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有着很深的影响，但同时，港英当局计划随着粤籍年轻人的逐渐成长，令沪籍南来工业家自生自灭，通过制定以本地粤籍人口为主要对象的工业教育发展政策，使其未来能取代沪籍在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107

        由上可见，面对美国在港推行的工业化，港英当局最初并不愿意接受，但为了处理南来的人口压力，才不得不为工业化制定发展政策。但港英当局并非完全听任美国的力量将其取而代之。在面对美式工业化带来的对殖民政府的领导权的冲击时，他们通过教育资源的调配、资历的认证和扶植受英方信任的本地群体来保全自身在港的殖民统治稳定性，加固殖民主义的顶层设计，发挥“以华制华”的传统殖民伎俩。正因为英国出于殖民统治的目的对美国在港推行的现代化进行了改造与概念的置换，加入了维护殖民统治的元素，故而塑造出殖民与战后香港现代化之间的关联，使一些学者陷入英国殖民统治催生香港现代化的认知误区，为回归后的“续殖”构建不存在的合理性。

五、总结

        本文运用多方档案、本地报纸和现有学人的研究深入探究了20世纪60年代香港教育工业化与美国现代化战略的密切关系，并揭示了美国面对中国共产党推行的计划经济，并非完全以自由市场经济来与之竞争。至少以香港的工业化为例，美国输入的是通过教育计划来培养特定人力的干预模式。

        香港在冷战时期虽然仍是英国人管治的城市，但由于其高度的国际化，在地的经济结果并不一定是在地的管治者的政策所致，尤其不可忽视美国出于冷战目的“在英治下推行美制”的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香港教育工业化转型，表面上特别高教委员会是港英当局成立的组织，但其政策与方式实际上由美国专家和为国际组织服务的人员所设计。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揭示了60年代香港教育工业化并非是英国“不干预”政策的产物，而是美国出于对越战和经济战的考量，输入资本与教育经济模式的产物，香港的教育工业化转型也并不仅仅是香港一地的教育政策变迁，更是美国扩张对香港的经济影响力，重构整个印太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部分学者将“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种经济体制进行区隔，香港被认为一直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但根据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在某一阶段只是一种冷战的宣传，香港经济的情况实际更为复杂，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的工业化阶段也实行了政府主导的计划式经济。

        冷战的经济对抗也并非是两套经济体制的静态对立，在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取得成就的时候，出于对抗的目的，美国也曾在“自由放任”的宣传口号掩盖下模仿和改造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新制度，实行一种类似的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60年代香港工业化的奇迹也可视作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而英国的殖民管治者又在美国模仿共产主义阵营的产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英国的殖民元素。英国二次改造共产主义阵营模式产生的香港工业化体制，却又在改革开放时期反过来要求原本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共产党学习，并产生所谓英国殖民促进香港现代化的论述，不可不谓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香港“自由放任”的神话在不同时期被不同力量所推崇，本文是从冷战与美国现代化的角度提出的一种新解读，未来进一步的研究还将依循上文提及的顾汝德和高马可的思路，进一步揭示“自由放任”的神话如何被在地政府用来抗拒国家中央决策机构的干预并消极施政等深层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