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

一

　　很多有志于共和国历史研究，特别是有志于共和国历史20世纪50—70年代时段研究的年轻学人，都有过抱着满腔热情去阅读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但常常在这一时期很多历史文献面前不知所措的经验。 

　　特别强调20世纪50—70年代，是因为尤其从1958年、1959年前后到1977年前后，有过时代意识形态语言以一种相当刚性的状态极度扩展其使用范围的时期。就是，不仅仅在大型、高级别或具有政治仪式性意味的场合，也越来越在日常行政、日常工作场合，乃至在过去与80年代后纯属私人空间的方面，比如私人通信、日记书写，人们也纷纷使用具有高度原则性、标准性，出自时代政治推广的很意识形态化的语言。

　　对历史研究、历史认知来说，历史文献直接正面呈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当然是最好的，否则我们就会碰到——要从不那么就手的文献中，努力把对我们重要的历史信息可信赖地读解出来——这一问题。而从1958年、1959年前后到1977年前后留下的很多如上所述表达状态的文献，正属于这类要从其中读出我们需要的历史经验事实信息充满了挑战的文献类型。

　　在如何面对这样一些看起来缺少历史经验事实信息文献的认识上，一种想当然的看法是，这些文献没有历史认知价值，除非我们用它来研究有关时代政治过度扩张，侵犯其他本不该属于它的语言空间问题。这种看法认为，除了用来揭示那个时代政治过度扩张在语言表达上所带来的结果，也即揭示了那个时代政治存在及其政治传播方式语言方面的特点外，这些文献没有更多的历史经验内容，不值得研究其他历史课题的研究者关注。

　　第二种很有代表性的理解则比以上理解进了一步，就是进一步指出，人们在有着上述语言表达特点的时代状况面前，并不是所有运用这类表达的人都只是被动接受、被迫采用这些表达，也有很多人是积极利用这些语言表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比如，当在一般公共性场合大部分人都已经学会用具有原则性和标准性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忠诚时，一些人就会想到在可能被上级看到的通常被视为更有私人性特征的日记和书信中，来用符合时代倡导的语言与内容表达自己的积极与忠诚，以证明自己的积极与忠诚是真实发自内心的，并不是时代氛围下的随大流、行礼如仪。

　　以上两种很有代表性的理解，第一种理解可以说揭示了从1958年、1959年前后到1977年前后二十年诸多有关表达现象、有关文献的根本特征，只具有这种特征的历史文献，确实在除少数历史课题之外的大部分历史课题方面都没有历史认知价值。第二种更进一步的理解，则让我们在有关历史文献外，更积极注意给出这些看起来很标准化意识形态的表达后面的这个人，从而可让我们对有关表达的实际历史承载有更多的认识、体会。

　　相比上述这两种很有代表性的理解，本文则想通过对雷锋1959年一则日记的读解为例，对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些看起来缺少历史经验事实信息文献的读解问题，给出进一步的讨论。特别选择雷锋日记做例子，一方面因为雷锋日记的出版与宣传，是60年代、70年代国家政治认可的那种标准表达进一步进入日记、书信等通常被认为私人性领域的重要契机，因此讨论雷锋日记的读解对我们认识有关历史现象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选择一则看上去内容和经验事实信息极为无缘的雷锋日记作分析，很方便我藉此和上述两种理解对话，以进一步打开——我们若要更有历史认知建设性地读解这些看起来没有直接历史经验事实信息的历史文献，我们需要在读解心态和读解意识方面做哪些调整——这一问题的讨论空间。

二

　　本文要特别讨论的这则“雷锋日记”，就是在各种单行本《雷锋日记》和2012年出版的《雷锋全集》①中，被标识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的那一则，内容如下：

　　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至于各人自己的历史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的、灰的、粉红的或者鲜红的，虽然客观因素起一定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时时刻刻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作你自己的思想行动的指导，真正做到言行一致。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②

　　之所以强调是在“各种单行本《雷锋日记》和2012年出版的《雷锋全集》中”，是因为这则日记刊登在《中国青年》（那时是半月刊）1963年第5、6期合刊时，文字和标点有所不同，日期署写亦有不同。全文如下：

　　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至于各人自己的历史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的，灰的，粉红的，或者是鲜红的，虽然客观因素也起一定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当好好的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时时刻刻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作自己的思想行动的指导，真正做到言行一致。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

　　时间则署写为“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③

　　要首先说明的是，《中国青年》1963年第5、6期合刊（学习雷锋同志专辑）所刊登的《雷锋日记摘抄》，有把雷锋非日记的文字算作日记的问题，也有对雷锋日记原文在意思不变的情况下作文字、标点改动的问题，还有日记写作时间出错的问题。1963年4月解放军文艺社出版第一本《雷锋日记》单行本时，据该书署有“解放军文艺社，一九六三年三月”的《前言》中“现在本社依据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的雷锋遗留下来的九本日记，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已发表过的日记摘抄与原文进行了详细校对，又另外增抄了一部分”④之说明，和参与编选、编辑的当事人董祖修见证，除1960年10月21日一则日记外，对选用的其他日记确定了“一律按照原文，只能删节，不能改动”的原则⑤，但把雷锋非日记的文字算作日记的问题⑥，日记写作时间出错的问题仍然存在。后面出版的各种《雷锋日记》《雷锋日记选》，据我用能见到的雷锋日记手稿影印件和排印本对照，确实这些排印本也都努力贯彻“一律按照原文，只能删节，不能改动”的原则，并在把雷锋非日记的文字剔除出日记，和写作时间的准确性方面都很有进步。但很可惜的是，我没能见到雷锋1959年12月20日这则日记的影印件，现在只能根据雷锋日记编辑和出版的如上情况，把后来排印本《雷锋日记》和《雷锋全集》对雷锋1959年12月20日这则日记的呈现，作为我讨论这一天雷锋日记的依据。

　　对雷锋关注多些的人都知道，雷锋日记不仅写自己的工作、思考、对领袖著作的学习，也常常抄写他读到的，认为对自己有教育、警策作用，很能调动、激发他身心感觉状态的文字。雷锋1959年12月20日这篇日记便来自杨献珍《个人历史是由自己的言行写成的》这篇短文（以下简称“杨文”）。杨文最早刊出时全文如下：

  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在成年以后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这是把各人的历史从成年以后算起，是因为成年以前还是小孩子，而小孩子说胡话，犯错误，连上帝也是要原谅的）。至于各人自己的历史画面上所涂的颜色是白的，灰的，粉红的或者鲜红的，虽然客观因素也起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则是可以断言的。

  党外的右派分子不必说了。党内的右派分子，由于中国革命浪潮把他们卷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因而使得他们的历史过程中的某一章节曾经一度涂上了红颜色；但是，又由于他们被卷入革命队伍以后，没有决心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改造自己的思想，而还是死死地抱着个人主义不放，于是他们的历史又逐渐由红色的变成粉红色的，灰色的，最后变成了白色的，或者黑色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这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表现也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历史表演。

  有人说，“你要想打倒我，你一辈子也莫想！”

  的确，一个人如果是走得端，行得正，别人是无法打倒他的。

  就连蒋介石，如果他不反革命，也没有谁能够把他打倒。

  坏人都是自己打倒自己。他自己每天在那里作着否定自己的事，自己在那里给自己的历史抹黑。例如右派分子并不是在组织上给他作结论的时候才成为右派的，事实上他的右派历史早已由他自己一笔一笔地写成了，结论不过是他的历史的反映。

  右派分子是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反面教员。

  鉴于右派分子是怎样写他们自己的历史的，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都应当好好地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

  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在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要记住不要自己给自己的历史抹黑。

  我们幸运地生活在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时时刻刻都要记住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自己的思想行动的指导，要真正作到言行一致，自觉地来写自己的历史，永远保持自己历史的鲜红颜色。

　　杨文最早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4月3日第7版，此处的引用与分段完全据《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后很受欢迎，很快被收入《谈共产主义风格——思想杂谈》⑦，作为该书的第一篇；还被选入《中等专业学校教材·语文》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学课本·语文》⑨。也因为杨文被收入教材，卫丁还特别在《语文学习》（1960年4月号）上撰文《谈〈个人历史是由自己的言行写成的〉》，赏析这篇文章。考虑到雷锋1959年12月20日写这则日记时在鞍山钢铁公司弓长岭矿焦化厂工作，而这个厂是一个建得很快的新厂，应该很难有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人民日报》，故只有小学文化并一直热爱学习的雷锋最有可能是在收录杨文的书中读到它的。

　　我仔细比较了上述三种书里的杨文和《人民日报》上的杨文，发现这三种书中的杨文都和《人民日报》上的杨文有细微出入。《中等专业学校教材·语文》的出入应该是校对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学课本·语文》中的出入有的应该是校对问题，三处“青年团员”改为“共青团员”则是有意识调整（1957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谈共产主义风格——思想杂谈》中的杨文把三处“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都改为“每个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更是有意识的改动。当然，这篇杨文在雷锋写这篇日记时是否还有其他版本，雷锋读的是不是上举四个版本之外的版本，我还不能确定。但即使还有另外的版本，而且雷锋读的就是这另外版本，若以上述三种书中的杨文版本情况推测这个版本，也应该和上引版本的杨文差别很小。

  关于杨文版本问题谈了这许多，是要说明，除非有特别例外的情况，我通过把上引《人民日报》杨文和雷锋这则日记作对比，来讨论雷锋在日记中抄写阅读中触动他的文字时，常常出现的很能反映雷锋一些内在特点的表现，就其文献基础而言，应该不算冒险。

　　雷锋在日记本中会抄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特别是毛泽东的文字。⑩这种对革命导师文字的抄写，雷锋当然是认真、忠实的。但他在抄写阅读中读到像杨献珍这种——他觉得对他有教育、警策意义，能调动、激发他身心感觉状态的——文字时，却常常在抄写中改动。通过我们现在可以确知原文的雷锋改写，比如非常有名的他对蕉萍《唱支山歌给党听》诗的改写（讨论详后），这里他对杨献珍文章的改写等，我们会发现，雷锋的改写是有其很强的个人特点的。

　　雷锋1956年小学毕业后在湖南工作的两年多里就很努力，在各个方面都很要求向上。1958年11月他到鞍山钢铁公司工作后，特别是1960年初参加解放军后，他更是按照时代主流对青年期待中的高标准要求自己。而要达到这种高标准，就要求雷锋不仅要有高度的为国家、为集体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还要求他自己的身心状况始终有很强的饱满度。

　　雷锋的阅读方式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会成为时代要召唤、塑造的青年类型的代表。综合雷锋所留下的文字材料和同时代人的见证，雷锋特别喜欢阅读，他的阅读除时代特别号召学习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和与他工作直接有关的专业著作、工作中被指定的政治学习材料外，他最喜欢阅读的是党员、团员、青年应该如何加强思想、政治、精神觉悟与修养类书籍，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和非常能调动、激发他精神感受性、向上心的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沉浮》等。他这样的阅读取向，也体现在他的报、刊、书的阅读方式上，就是他关心政治，但对时事细致状况并不特别留心；他关心社会，但并没有特别花时间以求深入理解社会；他读毛泽东的著作，但对毛泽东更具思想、理论意义的文字却很不容易进入11。相比这些，他更有反应，也更能马上落实到他自己身心、行为上的还是能有效激发、调动他的向上心与身心饱满度，更有助于他精神人格、行为修养成长的文字。12

　　雷锋这样一种期待被教育警策、被强烈触动乃至被点燃的阅读状态，特别体现于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当时被当作崇高无比革命导师的文字外，会选择什么样的文字来抄写，并在抄写中进行什么样的改动上。就是他会特别选择那种阅读时让他有一下被打中的感觉的文字来抄，并在抄写中常常通过删节、改动，来进一步加强——原文中已经有的，对他已经有很强调动、激发作用的文字的——表达强度，和更明确确立这些文字所具有的警策、教育内涵与自己的相关性。

　　当然，对雷锋而言，这种寻求调动、激发的阅读、抄写指向并不仅仅因为兴趣，还在这样的阅读指向和他核心关怀的如下这些目标有关：如何更饱满地工作与生活，以在个人被分配的位置、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符合时代对理想青年的勾画、期待，并以这样切实的方式对自己的政治、社会关怀作承担。

　　在雷锋的意识中，他会觉得他这两种阅读、抄写是完全正面相互配合的关系。就是他之所以喜欢这些不以思想观念深刻性为特点，但非常有助于他调动、激动自己的文字，是为了自己状态更饱满地去学习革命导师们的思想观念教导，更饱满地把这些教导落实到他自己的实践、生活行动上。就像本文讨论的他的这则日记，他一方面很自然地写上只要“时时刻刻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作……思想行动的指导，真正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做到“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却不会去想，要很深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要用之时时刻刻指导自己的行为又有很多挑战。也就是，现实中雷锋的状态实际是在把上级的指示、要求等同为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自己总是身心饱满地去实践这些指示、要求，便实际上被他感觉和理解为“时时刻刻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作……自己的思想行动的指导，真正做到言行一致”。

　　雷锋当然更不会去想，能很好激发他的感受性的文字与他当然崇敬的革命导师思想和党的指示、要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他以为的百分百正相关关系。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对他1959年10月25日日记中抄写的“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13这一表达时所分析的14，这一表达所包含的意蕴在雷锋自己，他觉得是完全可以被他该年该月的另一则日记中很符合时代主流号召的“我决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15这一明晰观念性表述所解释。但我们若细究“滴水-大海”表达中“滴水……永远不会干涸”所对应的感觉，我们就会在体味出这里包含着滴水一定要融入大海的认识之外，还包含着“大海”是“滴水”获得生命实在感、充实感、意义感条件的意味。而这则日记紧接“滴水-大海”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我们若细味其实也有同样的意涵，就是，个人当然应该融入集体，反过来只有如此个人也“才能最有力量”。就是，个人获得生命实在感、充实感、意义感不只来自强大论述和对论述的信仰，更来自集体生活、工作本身。

　　也就是，当个人所信奉的事业和个人之间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这种个人与事业正相关关系时，确实，一个人越是“毫无利己之心”投入事业，他也就越能从对事业的投入中获得支撑、滋养。但若个人只是被关于事业的强大论述所说服而产生信仰和对这信仰的投入，却实际不能从这事业的日常工作、生活存在中有效获得身心充实感、行为意义感、生命实现感，那真诚投入事业“大海”的个人“滴水”还是有“干涸”“没有力量”或趋于“干涸”“没有力量”的危险的。

　　就此而言，“滴水-大海”表达实际包含的并不仅仅是要求个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而且还从个人生命充实感、意义感角度对这“事业”有更多期待和要求。而一旦事业相当充分实现着对投入和信仰它的生命的这一期待的有效回应，“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也就不能从字面上直接去理解。因为，这种事业状态使得“做一个毫无利己之心的人”，反能非常有效获得身心充实感、行为意义感、生命实现感，这时个人自我生命、生活、工作问题的解决和投入事业已经极大程度地变成一体两面，这时再用“利己”话语，便成了“毫不利己”实际上就是在“利己”。16

　　这种情况的存在，使我们必须面对如下问题：就是当出现——雷锋在感受上非常被调动、非常接受的形象性、感受性表达内涵的理解和雷锋用时代明确思想观念语言表达的理解——不一致情况时，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这种不一致？是不面对这种不一致，认为无关大体，而直接用雷锋给出的用时代明确思想观念语言表达的理解来回收这种不一致？还是认真对待这种不一致，耐心去把握形象性、感受性表达所具有的思想意涵和实践意涵，并进一步追问没有注意到这种不一致可能带给时代的思想、实践问题是什么？在相当的意义上，我所以认真研究雷锋的目标之一便在摸索——当雷锋所接受的形象性、感受性表达，与雷锋所接受的思想观念明确的时代有关理解间存在张力时——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才能切实进到这张力背后的意识世界、历史世界中去。

三

       对雷锋的阅读、抄写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再回到1959年12月20日这则因雷锋阅读杨文而形成的日记，并反复体味、细思雷锋对杨文的节录、改写中所透露出的种种颇堪琢磨的信息（详后），我发现，若想对雷锋这些相当让人惊讶的节录与改写给出充分理解，我们实需对雷锋这则日记的形成过程作如下推想，才能通过这些拟推的分析、想象，对这些其实相当让人惊讶的节录、改写给出充分解释。

　　首先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是，期待在阅读中被打中、点燃的雷锋第一遍读杨文一定是非常激动的，而且是从文章开始“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后，除了早夭的以外，总要活上几十年。每个人在成年以后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就被强烈抓住，并在读完第一段时被充分点燃，然后一直燃到结尾的。

　　这种让雷锋燃到爆的感觉，使他要想办法平息一会儿，才能开始第二遍阅读。可以想见，他第二遍的阅读感觉仍然非常好，仍然让他非常激动，只是这时的火势虽然依旧猛烈，但相比第一遍猝不及防的爆燃，已经是相对平稳的猛烈了，这样雷锋的脑思维也就可从第一遍阅读时因身心反应过强大脑停止思维的状况中稍稍脱身。不过，这身心强烈激动中微弱的意识活动的恢复，已经能让他开始有所意识：这篇第一遍阅读时让他身、心、脑从头到尾爆燃的短文，为什么会让他强烈感觉和自己相关，并开始模糊意识到这强烈感觉与之相关的短文中，哪些段落和他不那么相关。

　　第二遍读时这种很有强度的意犹未尽，让雷锋不能不有紧接着的第三遍阅读。相比第二遍阅读时的状态，第三遍阅读时的雷锋身心被点燃火苗的上方已经有更清楚明晰的思维活动浮现。于是第三次阅读的雷锋会相当明确地意识到哪些段落更与自身相关，并在他认为与自身更相关的部分多停留，并开始明了为什么有些段落在第一遍读时他身心爆燃，但在第二遍阅读时已经感觉和自己不那么相关。也正是理性在身心火苗上方的清楚浮现，让第一遍、第二遍大脑都还过度沉落于心、身强烈反应、激动感受的雷锋，这时从之前更偏于身心的激动中清晰凝聚出“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的明确意识。只是雷锋这时虽然得以从先前强烈但相当混沌的感觉中明确凝结出“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的句子，而这表明他这时的大脑已经相当程度脱出先前被身心激动左右的状态，开始有明确的意识活动出现，但我们仍然需要明了，这时雷锋的状态仍是一种从身心激动主导到理性思维主导的过渡状态，而非理性思维主导的状态。

　　也就是，雷锋将“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从先前更偏于身心激动状态凝聚出的时刻，所对应的他的意识-感觉状态、他这种状态所处身的位置，仍是从身心激动主导状态往明晰观念主导状态过渡的中间状态、中间位置。在这种状态、位置中，意识虽然明确浮现，但这时的意识并不主要服务于理性认识，更是对他第一、二次阅读时强烈感受经验的明确意识与高度认可。这种对阅读中如此强烈经验的及时承认，又让雷锋不能不开始期待，他如何能常常回复这样一种又纯洁又崇高的身心反应状态。只有明了“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所处的如上特殊位置，我们才能明白这一直观看上去主要部分均直接来自杨文的句子，对雷锋这则日记的形成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句子所伴随的感觉与意识，它一方面赋予雷锋之前的强烈激动以明确的观念方向，另一方面它导引的又是对这种身心激动感受的珍视，与对不断回复这种饱满感受状态的渴望。而正是这两个朝向，从根本处决定着雷锋对杨文的节录与改写。

　　讨论完上面因为“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而不得不辞费岔出去的问题，再回到我根据雷锋日记对杨文的节录与改写所做的对雷锋阅读、接受杨文过程的认真推想，我们自然会接着想到，随着第三遍阅读让他明晰杨文对他的调动、警策非常有助于他自己“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他至此当然也就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篇文章中——最能激动他迈向“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目标的——文字部分抄下来，以便通过自己随时翻看日记中的这些文字，可随时回复这种激动，随时再从中汲取力量。

　　仔细比对1959年12月20日这则雷锋日记和杨文，日记对杨文干净利落的再组织，几处对所选抄杨文句子的精准再调整，让我不能不推测雷锋为抄杨文而作的第四次阅读是花了非常仔细、认真斟酌的功夫的，而且极有可能是在花了一些时间让前三次阅读带给他的激动基本平息后，才开始这第四遍阅读的。这样，他为了决定如何抄写而作的这第四次阅读，才可能围绕他脑海中盘旋不去的“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这句话，充分启动他的大脑分析、判断、推敲功能。

　　在这种认真的分析、判断、推敲中，杨文第一段括号中的补充说理，当然会因使雷锋的激动感受被干扰而被他马上决定删掉；中间因“右派”特别是共产党内“右派”问题生发出的几段，虽然所讨论的“右派”问题是当时时代的重要问题，但因为雷锋阅读主要关怀在正面调动自己，而“右派”问题显然和雷锋这一主要关怀配合不够强，本来他可以很快决定不抄，不过若考虑雷锋很喜欢格言警语的阅读习惯，杨文这几段文字中的“他们的历史又逐渐由红色的变成粉红色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表现也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历史表演”，“坏人都是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在那里给自己的历史抹黑”等极类格言警语的表达，他一定觉得很精彩，舍掉可惜。只是当他再进一步斟酌，他会因发现，不仅把这些表达从“右派”话题中剥离出来费力，而且这些表达对加强他从杨文开头与结尾接收到的触发、推动强度帮助不像他开始感觉的那样大，是以他几经考虑后，还是决心全部放弃杨文中间这几段文字，而把自己的注意力专注于斟酌改写杨文的开头和结尾。

　　仔细对照雷锋这则日记和杨文的第一段与后三段，我们首先会特别注意的一定是日记对杨文这四段特别是结尾三段的重新组织。杨文这四段文字、标点加起来是369个字符，雷锋的日记则是235个字符，去掉了三分之一强的篇幅。但在这二百多字中，不仅雷锋脑海中一直盘旋的“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被自然组织进来了，而且杨文最能带动他饱满、向上的意思和句子也都——被以极能切近他自己的目标，不受游离意思、句子干扰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并且，因为日记对删改、重组很大的杨文后三段，是以精心重组后的“每个……，每个……，每个……”句式为中心，每个“每个”后面的表达又相当完整，因此我们又不会觉得雷锋日记的表达给人匆促感。

　　其次，我们若足够细心，还会注意到雷锋这则日记对他选抄杨文语句的多处细部调整。细细审视这些细部调整，不仅可以让我们对这些调整的得失给予分析，对所以进行这些调整的原因有所认识，而且这些看起来陷进细枝末节的考察，对我们体察、思考本文一再触及的如下重要问题有用。就是雷锋通常被作为时代主流理解、召唤充分塑造的产物。雷锋积极响应时代、党和国家的号召，努力以时代的主流理解为自己的理解，努力按照党和国家对青年的要求、期待去要求自己，就这些而言，认为雷锋是时代主流理解、召唤充分塑造的产物当然是不错的。问题是如果就停留于这样的理解，并以为这是雷锋所以成为雷锋的全部或全部关键性所在，便不能看到，即使是雷锋这样一个极端积极接受党和国家号召与塑造的人，他之能成为我们所见的雷锋（在热心工作、热心助人方面“永不生锈”），其实还因为另外一些很值得探讨的原因。17

　　具体到雷锋对杨献珍这篇很代表时代主流有关感觉与理解状态18的文章的反应，我上面的讨论已经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雷锋之对杨文的正面反应和顺利接受，背后当然是雷锋已经被有关历史、政治、思想教育相当充分塑造，不过我们也同时可以清楚看到，雷锋所以对杨文反应如此强烈，反应的重点和重组杨文的方式，背后又是有很强的雷锋个人能动性特点的，并且这些能动性不能直接回收到时代政治教育、意识形态灌输中给以解释。

　　明了这些之后，我们再审视雷锋选抄杨文语句时的修改，就会更有意识去体察——雷锋所以对杨文有这样一些节略、改写，与其背后雷锋这个人是怎样一种关系，就会更有意识去注意雷锋的这些节略、修改对雷锋所以成为雷锋的意义问题。

　　雷锋这则日记对所选抄杨文语句的细部修改，有减字、加字（包括加标点）、改字三种情况。其中，“每个人在成年以后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被改成“每个人从成年一直到停止呼吸的几十年的生活，就构成各人自己的历史”；“虽然客观因素也起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则是可以断言的”，被改成“虽然客观因素起一定作用，但主观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被改成“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这三个句子都是减字的例子，以及对个别字词进行微调。从这三个减字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雷锋为了从他有感觉的文字中更多汲取能量，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任何多余字、句带来的迂缓，迂缓带来的感受削弱他都不能容忍。同样，他把杨文第一句“一个人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后”改为“一个人出生在世界上以后”，“到”变为“在”我现在还不能推知雷锋的原因何在19，但减掉一个“来”字，则可说是非常雷锋式的反应，因为多了一个“来”，句子语感变迂缓了。至于“在成年以后一直到”变为“从成年一直到”，“也起”变为“起一定”，我们若认真注意它们在句子中带给整个句子的语感，也都会发现雷锋这些改变因字音声调和字音长短的变化，整个句子更有铿锵感了。

　　相比减字，“永远保持自己历史的鲜红颜色”，被改成“我要永远保持自己历史鲜红的颜色”；“每个党员和青年团员都应当好好地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被改成“每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则是加字加标点和对个别字词微调的典型例子。前一例，加“我要”，比较清楚，会使改造后的文字意思更直指自己，并且在语感上也更郑重其事，至于“的”的移动位置，就整个句子的语感而言，反有点造成原来更为平衡的句子变得有些失衡，就是作为这个句子语感上突出节奏点的“的”，原来后边有四个字，现在因为变为两个字，前后从长短较为平衡变得失衡。不过若考虑到“的”移动是在“鲜红颜色”中通过加“的”，来阻断因“鲜红”“颜色”连读可能出现的语感上对“鲜红”的重视不够，现在通过移动“的”带来这明确语感上的一顿，就不用再担心有“鲜红”在语感上被重视不够的问题，同时“颜色”两个字单独一顿，也使“颜色”二字更被突出了。通过这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改动，我们更可从雷锋此处对“鲜红”“颜色”语感的孜孜以求，对他是多么渴望自己“鲜红”，多么希望每次读到“鲜红”“颜色”都强烈打进自己的心与情感深处，多了具体、实在的体会。后一例，加“，”，当然也是通过制造停顿，让“，”前的“想一想”和“，”后的“怎样来写”，都在语感上被加强，这显然有助于修改者雷锋自己再读时，更容易被“应当好好地想一想”和“怎样来写”这样的要求强烈打到。至于这一例子中“党员”被改为“共产党员”，则是另一个需要解析的问题。就是在多一个“来”字、多两个“每天”都不被忍受的这则雷锋日记中，杨文的“党员”却被增字改成内涵、外延完全一样的“共产党员”，其追求也和语感非常相关。也就是，不是从内容，而是从语感的角度，我们才能体会雷锋为什么要把“每个党员”增字改为“每个共产党员”。因为“党员”变为“共产党员”，不仅语感上更郑重其事，而且“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合读相比“党员”与“共青团员”合读，语感上也铿锵了许多。20

　　显然，杨文用白、灰、粉红、鲜红、黑来讲个人历史，呼唤人们写鲜红的历史，是此文最强烈吸引雷锋之处。除此之外，杨文关于党内有些人为什么会成为“右派”，这一在杨文中占比很大的非常有时代性的分析思考部分，则被雷锋完全舍去，从而使雷锋这一则日记虽然指向的是革命，却主要由杨文更具感受性、召唤性的部分构成。雷锋主要着重在感受强度、被召唤强度，则使得在杨文中不需要特别推敲的语感问题，在雷锋这里被突出出来。明白了这些，也就可以明白“党员”改为“共产党员”，“来”字一定要去掉，等等，在雷锋这里是有其很强的内在自我逻辑的：更注意身心感受的强度和纯度，核心注意力实际不在和他工作、品格、身心饱满不切身相关的思想、知识能力积累，也不在深究时代现实政治。

　　从雷锋这则日记对杨文改写在声音上的精妙，我们也可看到雷锋对文字中的声音方面是极为敏感的。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原诗是：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

　　好像浮萍没有根；

　　亿万红心跟着党，

　　乘风破浪齐跃进。

   雷锋则改为：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揍敌人！

　　很清楚，雷锋摘抄时，将原诗删掉了一段，同时对其中的两句诗作了修改，雷锋的这些删改同样值得玩味。

　　改动的第一句，“母亲只能生我身”，雷锋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我想大家只要多念几遍原诗和雷锋的修改，就会发现“只能生”变为“只生了”，语感改善很多。至于在“我身”中间加“的”，变为“我的身”，则不仅和语感有关，而且加了这一看起来只有语感意义的助词，“我”和“身”都更被突出了。而突出了“身”，实际上有助于让读者更注意“身”和下一句“心”的意义关系，会更注意“我身”和“我心”的相对，而这些当然也就更有助于突出此诗要突出的“党”-“母亲”意义呈现结构。

　　第二句是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把“党”改为读起来有铿锵感“共产党”从语感、节奏的角度改善太多，不仅直接有助于这句诗语感的改善，而且经此一改，原来的✕-✕✕✕-✕✕✕节奏变为✕✕✕-✕✕✕-✕✕✕节奏，跟这一段同样位置的“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在语感节奏上也更为配合了。至于“我们”改为“我”，则不仅有语感改善之用，“我”直指自己，“我们”虽然也包含了“我”，但“我”既在“我们”之中，就削弱了直指自己的意味，并且改后的“我”也跟前面诗句中的“我”表达更配合。

　　至于将直接配合时代政治运动核心焦点的“齐跃进”第三段删掉，一是解决了——原诗这一段第一句“母亲给我一颗心”的表达，实际上把前两段表达的“身”归“母亲”、“心”归“党”的表述结构给搞乱了——这一问题，二是这一段内容虽然更配合时代政治主题，但有前面带动起的情感至此不仅没有加强，反被削弱的问题，而雷锋删节带来的戛然而止，则既避免了这一问题，又带给诗相当余味。

　　据我长期研读雷锋有关材料，知道他所以对声音有特别的敏感和他爱读书、朗诵、唱歌、吹口琴等肯定有关，但应该也和他特别注意自己身心和情感的起伏、律动状态有关。而相比对声音的敏感，他文学写作上的乏善可陈，我觉得也不仅仅和他的成长环境、个人的天生才能不足有关，还和他工作中过于注意自己心的纯度、强度，与人互动时也非常注意自己善意的纯度和强度，所带来的注意力内指有关。因为这种内指无疑会影响雷锋对世界作细心的观察与思考，再加上他读书时除领袖著作、工作用书、政治学习用书外，主要注意力在当时指导青年成长的修养类书籍等，无疑都会影响他对世界、对世界中人有比较深刻的观察、理解。

四

       到此，我想通过上述对雷锋这则日记的解读，已足以说明，这则看起来不过是时代意识形态回声的日记，其实是在扎根雷锋内在核心深处的那个“雷锋”能动参与后才得以形成的，没有雷锋能动的节录、改写便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则雷锋日记。也正是通过这些节录、改写，这篇雷锋感兴趣的时代文献得以更好地服务于他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而这就让我们了解，雷锋这则日记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时代主流逻辑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雷锋内在自我的产物。就是，雷锋这则日记不完全是时代政治推动与意识形态灌输的被动产物，因此它不是本文开头所介绍的第一种理解所说的那种类型文献，而雷锋形成这则日记时的发自内心，也使得它不能归为本文开头介绍的第二种理解所说的那种文献，即我们不能说这则日记是雷锋自觉、能动地把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条件作为追求自己利益目标的工具。也就是，产生出这则日记的雷锋既不是第一种解释所指的完全被动地被塑造类型，也不是第二种解释所指的那种自觉能动类型，他其实是上述两种理解之外的第三种类型。而这也便意味着我们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雷锋日记这种类型文献时，必须有比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两种解读意识更为复杂的解读意识。

　　当然，雷锋被很多人认为没有“自我”，和他显在意识中把利人与利己、个人追求与集体事业对立起来，是以常常在没有条件脉络给出的情况下便绝对化地强调“无私”“舍己”“献身”等言论表达有关。雷锋不会想，他之希望自己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成为“螺丝钉”可以说是“无私”“舍己”，认真听党的话，但一个人要想在非常长时间内“不生锈”，他就必须在告诫自己时时刻刻都要听党、听组织的话之外，还要找到对自己非常有效的方法，可让自己的身心、情感、意志总是处于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听从组织指示，自然地就以他人、集体利益为重的状态。也就是，雷锋要做到“永不生锈”，必须找到一些有效的让自己不会远离积极、饱满状态的不生锈的方法，而这是必须有雷锋“自我”深度参与的。

　　在《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一文中，我曾对雷锋之所以能做到“永不生锈”，从四个方面作了扼要说明。21本文对1959年12月20日雷锋这则日记的展开解读，则让我进一步了解，雷锋之所以能“永不生锈”，还和他积极、富有成效地从阅读中寻求对自己身心、情感、意志的激荡和净化有关。而这五种路径、方法所以对雷锋的“永不生锈”都有切实贡献，正在于这些路径、方式，或根植雷锋生命内在经验、内在情感（因为自己苦出身的经历和被新的国家、集体照看、培养而对党和国家心怀“感恩”），或根植雷锋生命的核心向上冲动（“思想和眼界变得更加开朗和远大”带给他的身心充实、生命境界感，和要成为新时代“士君子”的冲动），或根植总能有力激发、调动他的身心、情感的努力（对他人进入到“知心”层次对他自己情感和心的有效触动；对他特别有感发、激动作用的阅读）。显然，这五种对雷锋“永不生锈”非常重要的路径、方法，都离不开雷锋“自我”的深度参与。

　　同样，很多人也因为雷锋太多“时时刻刻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作自己的思想行动的指导”这样类型的言论，认为雷锋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自觉。在某种意义上，这么认为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许多人会紧接着认为雷锋没有思想。显然这样认为的这些人，多数犯有如下两种错误，一是没有真的注意到——一个人没有明晰的独立思考意识自觉不等于这个人不作思考、没有能力思考——这一问题分际，对认识、把握雷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二是这些人看雷锋时，实际上没有看到我的文章《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中特别讨论的如下雷锋面向，便对雷锋下了没有思想的结论：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一雷锋所践履的“仁”，一方面是和时代所强调的“道”（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紧密配合的，另一方面雷锋所践履的这“仁”，实际上对他所服膺的“道”也有发展，从而可使关于这“道”的理解变得更为饱满。比如，雷锋最喜欢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便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显然，“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是不违背“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而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本身便以雷锋对“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和“对待同志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有所区分为前提，而这也就意味着雷锋对他极为服膺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有了发展。同样，雷锋在他极为看重与服膺的群众路线方面，也加了“知心”这一当时经典的群众路线阐述中没有的意识。22

       确实，雷锋没有独立思考的自觉，使得他若听到我在讲他“对他极为服膺的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有了发展”，“在他极为看重与服膺的群众路线方面，也加了‘知心’这一当时经典的群众路线阐述中没有的意识”，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但他之有关认识实际上所具有的重要思想意义，又使得我们除非界定一个人没有明晰的独立思考意识自觉就不能算作有思想，否则我们在雷锋这些表现面前，是不能认定雷锋不思考的，更不能也不该认定他没有思考能力。

　　而如果雷锋这样一个通常被认为一览无余、透明见底的人，我们若找到合适的方法，都能从他身上发现很多能帮助我们突破既有认知的有价值信息，那对20世纪50—70年代那些不像雷锋那样透明的人们来说，若我们在和他们有关的，本应作为我们抵达历史经验桥梁的历史文献不那么就手时，有耐心去寻找把有关历史文献充分打开的方法，而非对它们的研究价值作出过于匆忙的否定性判定，我们就应该更能通过找到读解——该时期诸多看起来像雷锋日记一样很少历史经验事实记载，但实际有着丰富历史经验信息承载文献的——方法，进而发现20世纪50—70年代其实是经验的沃土，值得历史研究者和其他学科的有志之士特别深耕。只有如此，我们关于这过去不算太久历史的认识，才能在前人止步或者没有意识的地方，继续前进，继续开掘，继续发前人所未发；也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有因这些继续前进、继续开掘而产生的对有关经验、教训之深耕而带给我们知识、思考的切实、有力的成长。

  *本文系由2021年5月13日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同名演讲修订而成。感谢郭春林的邀请与推动，感谢李放春等友人的鼓励，感谢李晨、李哲、陈明、莫艾、赵春灿等先后给我的帮助。没有他们，我很有可能就不会把这篇扔弃在电脑中很久的“毛坯”发展为大家手上的这篇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