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思考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觉得中国的文科学术必须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的转型。今天，就这个问题，在这里讲讲我的几点想法。

一、我为什么觉得中国的文科学术需要认真对待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的问题？

　　最初促使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是我曾经担任大学文科科研工作管理者的经历。近期促使我对于这个问题思考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2021年应邀参加上海市社科院举行的一个关于“如何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会，我做了题为《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何以可能》的发言。我认为，在现有的学科规制下，人才培养、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等，都以所谓的学科为基本口径。以这种口径塑造出来的人，往往只能是知识结构上“单向度的人”，以这样“单向度”的知识结构，去面向普遍联系的复杂社会中的问题，学者往往会束手无策。这是严重降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研究与阐释有效性的硬核性制约因素，可以称之为“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紧张。二是2020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山东日照举办“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十人论坛”。我在会上有个发言，稿子整理后，以《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学术方式》为题，在《哲学动态》2021年第7期发表，《新华文摘》2021年第20期把它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了。文中强烈反对学术由“学科性学术导向”脱离实际，无关社会与民生痛痒，彻底有悖以改造世界为基本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路向。文章批评时下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变成一种‘学科性学术’和单纯的‘文献考据’的哲学史式的作业方式”，呼吁回归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心的学术方式。学术必须“摆脱‘学科性学术’的束缚，转而面向世界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问题性学术’”。三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都提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个对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冲击力甚至是有巨大矫正意义的说法。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许多人在学术上已经把学科的“单向度”思维视为天然合理的，而且由于受欧风美雨浸润多时，引进和服膺了反映西方精神、文化与制度内容的“学科意识”。依据这种前置性知识结构和思维结构，根本上就无法讲好新中国所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之所以执意于这一话题，基本考虑就是这些。

二、学术为什么需要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

　　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首先，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赞成者，学术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一个行当，一是表明社会分工、进化的发展，二是社会需要这一行当为其提供发展的支持。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主要不在于学术自身，而在于社会的需要。一旦社会产生了新的需要，它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这个方面看，学术并非“自源性”的存在，适应社会的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既是学术自身的性质使然，也是学术意义之所在。对此自觉与否，对于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其次，有学术必有从事学术工作的主体。一般而言，这个主体就是学者。学者从事学术工作，其职责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的保管员，其主要功能在于传授知识。作为知识的保管员，他们不同于其他知识的零散持有者，不仅懂得系统的知识，还懂得这种知识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关系，懂得知识正确运用的规则，懂得知识的进展等等。另一方面是知识的创造者，其主要功能是修正与扩充知识。知识的创造，主要是借助学术研究而实现的。好的学者当然既会是好的知识保管员，也会是好的知识扩充者。一般而言，学术研究，功能之一即是知识的扩充。当然，能否真正有效地实现知识的扩充，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并非靠一时一事可以确定的，往往需要学术史的检验。再次，学术为何有“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之分？从实践论的维度看，知识的发生与发展，根本的推动力是人们的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产与生活实践发展的需要，因为学术所要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来自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然而，由于学术史的发展，有一个从总体性研究向分门别类的发展过程。这也许是知识实现自身发展和自身积累的重要环节，但由此导致了由不同的人员充当不同门类的学术活动主体的分工，分工进而导致了门户，因而也就在深化知识发展与积累的同时，区隔了知识之间的联系，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以至于模糊了人们的学术活动在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一根本目的。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被区隔的学科的研究由不同的学者进行，知识的碎片化影响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有效研究。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是复杂联系中的问题，不是单一知识单元能够合理把握和有效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的解决，绝对无法仅靠伦理学提供的知识去实现。政治问题的解决，往往也需要经济、文化、历史、伦理、科技等知识的参与。经济政策与经济规划的提出，也需要考虑经济领域以外的大量复杂因素。因此，固守于单一的学科知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而言，是不行的。甚至我认为，这种状况是导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实际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以及介入世界性问题讨论产生无力感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难以产生战略性学术领军学者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需要对于学术研究有高度的自觉：走出学术的自娱自乐状态，结束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无力感的状况，需要实现学术研究上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

三、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型，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里的所谓“学科性学术”指的是，把知识分类而形成的学科作为基本口径、基本规范和基本研究单元，并形成理论性表达的学术。所谓“问题性学术”，指的是以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基本对象，并依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法去探求问题解决的学术。两者的差别既有对象的不同，也有方法的差异，当然还会有其他差别，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学术研究究竟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间接于实际的“知识分类”出发。抛开那些主要处理文献的史学性质的学科不论，在以“知识分类”形成研究口径和研究规范下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被建构的或者被抽象化的对象，而不是真实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对象。从这种知识分类出发，形成规范，进而成为研究所必须遵循的规范，那就更是与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要求相去甚远了。

　　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变，首先要求学术研究者从“知识保管员”向“知识创造者”转变。“知识保管员”的角色，一般而言，是通过系统的知识学习，通过接受教育而实现的。成为“知识创造者”则需要在系统掌握专门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起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多元复合的经验结构。只拥有观念形态的知识，缺乏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经验感悟，在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上处于“单向度”的状况等，是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因此，要实现学术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研究者就必须努力地形成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

　　其次，“问题性学术”发端于“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声，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他还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①如何发现和把握问题？这就要求作为知识创造者的学术研究者更加自觉地走向问题产生的真实社会场域，走向实践，走向田野，走向社会，走向千百万人生生不息的生活空间。在科学史上，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就是在解决高速飞行的实际问题中实现的。海洋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主要也是开始于大航海时代的，正是由于人们为了寻找海上通道，为了确保航海安全，为了攫取海洋资源等等的实践而逐渐积累、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哲学上的进展，例如近代以来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观点，也是在人们不断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动力与其他技术问题过程中提出来的。总之，离开人们的社会实践，离开社会发展的需要，学术不仅无法发展，甚至作为社会的一个行当，能否得以存在，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因此，谋求学术的真实发展，学者们需要走出从书本到书本的学术方式的束缚。学术发展绝对不应该局限于学者与书本之间的“内卷”中实现。

　　当然，上面这一要求是对学术研究者而言的。对学生尤其本科生的教育，需要有一个所谓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过程。但如果把它局限于时下人们所理解的狭隘的学科规制里，这就会是一个时代性的迷误。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就应该把他们主要作为科研人才培养，根据研究课题的要求，充分调动博士生应有的学习能力，调动其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的理性自觉，使其形成与课题研究相适应的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真正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脉接起来。

四、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与学风建设问题

　　中国的学风问题，至少从“西学东渐”以来，就屡遭严厉批评。改造学风问题，一直呼声很高。然而不同时期，人们关注学风问题的所指是不同的。清末，梁启超在介绍康有为的教育思想时就指出“中国学风之坏，至本朝而极，而至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②这里讲的学风问题，显然并非“切勿偷盗”那样的小儿科，批评的是“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前者是德性问题，即“一无所志”，后者是学术品质问题，即除了熟读迂腐不切时用的“帖括”文字外，“一无所知”。这里改变学风的要求，包含消除迂腐学术，更新知识结构，让学人负起社会责任，做造福社会的真正学术。把这一要求与“新教育”思潮进入中国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革新学术的问题。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也严厉批评当年中国的学风。他指责当时受科举考试养成坏习惯的影响，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所以有所谓青年学生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告诫。这个告诫的基本精神是大学应该开设更多培养“做事”人才的实科专业，而不应该继续过多培养那些虚里虚气的文科，尤其是“法科”和“政治科”的学生。孙中山留给中山大学的十字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实际上就是知之不易，知行统一。

　　毛泽东非常重视学风问题。他说，学风问题实质上就是“思想方法问题”。他说，“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③何以是这样的状况呢？毛泽东认为重要原因是“理论与实际分离”。人们“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害人不浅。”④他说：“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⑤对于什么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⑤这些论述，无非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要求：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中国的理论家应该深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中国问题，助力中国社会的发展。

　　上述不同人物提出的学风问题，都有要求解决学问脱离实际的内容。问题的实质还关乎学者对于社会应有担当的问题。沉湎于“学科性学术”而沾沾自喜于论文的发表，全然无顾社会痛痒，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娱自乐。从这个方面看，倡导从“学科性学术”转向“问题性学术”，就并非一个简单的学术路径的选择问题。最后我将以毛泽东当年的一个说法，作为今天发言的结束语。毛泽东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