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藩篱变成翅膀

  渠敬东讲得非常精彩，他提出来的核心问题，我觉得具有悖论性质。他说，现在学科没学术了，是学术最尴尬的时代；但是同时他又批评在我们的大学课堂上，教学不尊重学科。我想，他强调的是学者不能胡来，学科的依据很重要，但是现在的学科学术很难提供充分的学术营养，这是一个困境。这个悖论提出的其实是下面这个问题：问题性学术，要在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来生产？

　　我个人认为，跨学科并不是培养问题性学术的最佳出路。因为谁都无法否认，今天跨学科这样一种知识行为生产了大量伪问题。当然什么才叫跨学科，本身需要更严密的界定。我只想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强调，假如没有广博扎实的学养，学科不能靠抖小机灵随便“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墨守现有的“学科规范”呢？当然不是。学科学术出了问题，正是因为学科的知识生产走到今天，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活力和张力，变成了束缚人的藩篱，甚至变成了打人的大棒，以学科为名限制学者的自由思考，是今天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我在这里试图提出的问题是，问题性学术必须以开放的学科知识作为背景来生产。当学科学术被开放的视野激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学术政治的工具或者是死知识。那么如何开放呢？我认为，真正的开放不可能发生在直观层面，它源自对本学科知识传统的深入开掘。人类的精神遗产，只有开掘到一定深度之后才是互相贯通彼此相关的，所以开放的前提是确保有限范围内的深度。为了准确传递这个看法，我想举两位日本学者的例子。他们是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历史学家上原专禄。篇幅有限，我不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整体研究成果，请允许我直接进入主题。

　　丸山与上原都在各自的学科内工作，他们终生保持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日本社会发生了影响。他们是各自学科领域的巨擘，且不止是活字典意义上的专家；他们有能力激活知识的内在活力，把它转化为同时代的课题。

　　先谈丸山真男。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试图建设政治学学科。这样做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明治以来特别是昭和时期的日本政治学，基本上是日本政府的意识形态工具。到了战后，为了帮助政治思维从意识形态宣传领域独立出来，以科学之名建设政治学学科非常必要。第二，日本政治学是模仿西欧政治学的产物，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的都是西方的观念和方法，这些知识很难直接用于解释日本的政治现实。政治学者们虽然讲起政治理论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分析现实政治问题时，依靠的是常识。大学教授往往比不上报社的政治部记者，后者虽然也是依靠常识，但由于常年在现场，他们有更丰富的经验。

　　丸山试图建立作为学科的政治学，用他的话说，是为了追求“真理价值”。他强调，政治家追求的是宣传价值和煽动价值，但是政治学者需要以客观的态度研究现实政治，不能功利主义地追求实用价值。当然，这会遇到重重困难。政治学的特质就在于它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不对等。后者对前者的制约、掌控是难以摆脱的。丸山承认这个困境，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日本政治学的最大障碍。他说，日本政治学并没有尝试着与现实政治相碰撞并从中发展自身，这个领域充其量产生了少数政治学史的大家，但是并没有产生有创造力的政治学家，学术的整体倾向是学问与其研究对象即现实政治的分裂。究其原因，在于日本政治学一直致力于追踪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方法，学术观念游离于现实经验。

　　丸山并不是学术组织者，他基本上依靠个人的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推动学科建设。在20世纪50年代，他写作了大量政治评论和政治学论文。在这些著述中，他对日本政治社会的基本结构进行了分析。这方面我不介绍，现在已经有不少中译本，大家可以直接了解。我想说的是，其实丸山本人的政治学教养也完全来自欧洲。他与他批评的那些大学教授的区别，不在于他们使用的理论资源不同，而在于使用这些资源的方法与秉持的认识论不同。

　　丸山批评的日本政治学教授，基本上以原教旨的态度介绍和模仿欧洲政治学理论。这使他们不断追赶西方最新流行的课题，而且几乎只能以抽象的方式原样复制。丸山的做法是，他在阅读欧洲政治学理论的时候，会把这些理论与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土壤结合起来理解，同时从中提炼那些可供转化的问题意识，在日本的语境中重新激活它。

　　比如，欧洲政治学中一个古老的命题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中提出的人性问题。人性的不确定性是政治学讨论国家存在必要性的前提。丸山对这个基本命题进行了转化，针对战后日本的社会状况和日本政治学学科的薄弱之处，对人的“非理性”特质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他的政治学不是从国家和政党起步，而是把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参与政治生活作为政治学的出发点。这样的视角针对的正是日本人的非政治思维习惯：现代人是否能通过拒绝表态而远离政治？“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是公正的吗？追认既定现实的“现实感”为什么需要分解？在观念与现实之间进行选择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等等。丸山强调，政治的特质在于它不可能只依靠理性运作，政治动员甚至必须依靠人的激情；政治因此必须面对各种变动，它作为“可能性的技术（艺术）”，时时需要面对人性中的非理性力量。

　　丸山这样定义政治学家的工作：由于政治的这种特质，政治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激情。毋宁说，没有激情的政治学家根本无法承担政治学工作；但是，这种无可厚非的现实政治关怀，并不能直接带入政治学研究，政治学要想成为科学，需要政治学家履行“禁欲”的程序。禁欲的前提是有欲望，要有介入现实具体解决现实问题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会引导政治学家履行他作为公民的责任，并不能直接成为政治学的操作。政治学不能直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它要关注现实，建立分析的维度。丸山一生都在强调思想与行动的关系是“断裂性的连接”，说的就是这个分寸感。现实里的具体问题都是一过性的，它消失之后，再精彩的解释都会失效。政治学如果只做就事论事的分析，就无法形成自己的知识传统；但是假如因此而远离现实，政治学家失掉了欲望也就不需要禁欲，于是就变成没有问题意识的匠人，只能生产苍白无物的观念。

　　我们还是回到学科问题上来。丸山非常强调学科的边界，但是他强调这一点不是为了画地为牢，而是为了避免信口开河。他说过，一个学者在发言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自报家门地说自己是研究哪个领域的呢？这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也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局限性。丸山在50年代最活跃的时期，跟各个学科的学者进行过主题广泛的对谈或者座谈，在对话时充分活用了政治学的视角和方法。他的发言常常会使问题变得深入和精准，但是他谨守学术规范，不做没有根据的想当然分析。丸山让我了解到，学科知识其实是宝贵的财富，关键是要有能力真正开放它。

　　我再谈谈上原专禄。他属于丸山的上一代人，早年经历了非常好的德国中世经济史训练，从事13世纪德国经济史研究。他通过严密考证，对韦伯关于德国经济理性形成时期和形成原因的假说提出了质疑，修正了德国史学界的一些定论，获得了该领域的定评，也因此在日本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从学科意义上来说，上原一直在史学领域工作，他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就是通过考证一级史料和研究资料，确认相关知识状况的边界，这是“史料批判”最核心的工作。在日本昭和前期不断升级的对外战争中，上原通过一系列考证工作来“抵抗”。这个抵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对欧洲史料的细读，深入了解欧洲社会与文化，从而把欧洲相对化，摆脱日本人醉心于西欧的社会氛围，并对抗与崇拜欧洲互为表里的亚洲歧视。

　　上原这个思路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他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欧洲相对化，而不是对抗欧洲建立起来的。特别是这个相对化不是通过张扬日本文化，而是通过对欧洲人而言也同样艰苦的史料批判建立起来的。在日本学界盲目崇拜西方的时候，这个方式很容易被理解为“被西方学界认可”或者“与西方学者平起平坐”，这些上原确实做到了，但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相对化并不是与对方平起平坐，那是一个大于自己和他者的感觉方式。

　　日本战败之后，上原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建构世界史论述。他组建了一个七人写作小组，耗时耗力地为日本高中生写了一本世界史课本，没有流通几年就被文部省否决了。1960年，岩波书店出版了改写本，更名为《日本国民的世界史》。这本书体现了上原基本的世界史构想：世界史与人类史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人类史是叙述世界上各个地区，从原始时代一直发展到现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但是世界史应该讨论的重点，是原本相对孤立的各个区域如何发生了关联，关联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有什么基本特征。所以，人类史可以从原始社会讲起，世界史的起点则要晚得多。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构思的独特性在于，这部世界史不以国别为论述单位，它以文明圈为单位。它基本上由四大文明圈构成，三个在亚洲，一个在欧洲。文明圈叙述里当然有国别，比如东亚文明圈大部分讲中国；但是论述的着眼点并不在国别，而在于每一个文明圈如何统合，内部的各个部分如何发生有机联系。这部著作还打破了一般世界史的历史分期习惯。它并没有按照惯例分为古代、中世、近代、现代，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式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两种分期都是西欧史学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模式；上原认为可以在这部书的欧洲文明圈部分使用这种分期，而且只是到近代为止；他对“现代”进行了重新定义。对亚洲的三大文明圈，上原使用的不是这种分期方式，而是确定“文明圈成立的标志”。他以东亚文明圈为例，说明了这个假说：“以隋唐统一国家的完成为中心，东亚文明圈在现实上得以实现；在这个事实里，凸现出将历史潮流宏观地分为两个时代的那个分水岭。”①而印度文明圈和伊斯兰文明圈也存在“分水岭”，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和之后划分出了两个不同时代。

　　上原这样区分亚洲的历史时期，是因为他的世界史视野始终关注的是地域世界如何以文明圈的方式发生内在的互动和文明圈之间的互动。当然，这样的互动往往伴随着血与火，这正是欧洲“近代”这个历史时期对外扩张的历史特征。上原说，现代必须超越近代的这种历史性。他认为现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超越，这就是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过程。

　　对于把世界史视为国别史叠加的结果，或者把世界史视为欧洲现代文明全球化过程的思维定势而言，上原的世界史图式肯定是不可理喻的。更何况，他拒绝把“现代化”“现代性”这样一些对欧洲文明圈很有用的分析概念直接挪用到非西方世界去。他要通过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重新定义世界史的基本分析范畴。这个挑战实在太大了。上原认为，“现代”是以追求民族独立为基本特征的时代，它不仅是历史分期，同时也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讨论世界史，要以生活人的感觉进入，对大众而言，当代世界面对的基本问题，是生存问题，生活问题，自由与平等问题，进步与繁荣问题。而构成其核心与前提的，是独立问题。上原在20世纪60年代强调说，日本远未实现独立，日本独立的课题与亚非拉的独立并没有区别，在拒绝成为帝国主义帮凶的意义上，应该具有同类性质。

　　上原在战后的工作，表面上看跟他在之前从事德国经济史考证的工作似乎毫无关系，但是这两件事情不能割裂开来。假如没有前期“纯学术”甚至是“纯技术”的考证，就没有后期的世界史建构。这样说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上原的世界史并不是意识形态，他对世界史的构想严格遵循了历史学的学理。比如他强调学者不能逃离现实问题，但是同时反对把现在的问题意识直接投射到过去。他强调，这种直接的投射会毁掉各个时代（也包括当代）的独特性，会使现在和过去都无法辨认。他提倡“生活现实的历史化认识”，意思是以“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把它作为线索使“过去”形象化，再以形象化了的“过去”为媒介，重新认识“现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线索”和“媒介”这两个概念。它们都不是具体问题，而是从具体问题里生发出来的“中介功能”，其作用在于打开问题的自足性。上原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认识论，受惠于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其次，上原早年的考证，绝不是我们望文生义想象的那种学究工作。通过对原初史料的缜密阅读和史料批判，他锤炼了相对化的学术感觉。这种感觉支持他深入地理解了欧洲文化的内涵与边界，并支持他以同样的视野处理更广大的世界。这种相对化转化为他很多重要的问题意识。比如1957年他与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对谈时，加藤提出历史学需要指出日本今后应该怎么发展，上原说这个做不到，历史学能够做的，仅仅是在世界史中给日本定位。定位，是使自我感觉相对化，所谓的相对化，说的其实是在大于自己的结构中准确把握自我的边界。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出版之后，写作组成员希望继续跟着上原读书和写作，但是上原解散了写作组。不仅如此，他还相继辞去了历史学会会长等重要的学术职务，提前从一桥大学退休，彻底脱离了官方与民间的学术体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上原做过一个讲演，激烈抨击当时日本的知识状况。他说，现在日本出版界可以说是世界史大泛滥，各种版本基本上都是“传媒世界史”。传媒不断诱导读者的趣味，再根据读者趣味组织学者写作，学者也多数甘愿在这种状态下谋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它使世界史成为传媒炒作的商品，无助于世界感觉的形成。上原干脆隐姓埋名，从东京搬到了京都，写作“一个人的世界史”，直到去世为止。上原说，世界史一个人做不了，但是必须一个人做。这句话道出了思考与学术坚持独立的艰难，也道出了独立思考的伦理性格。

       丸山真男与上原专禄曾经以“教育的本质”为题做过一次对谈。他们一致认为，教育并不一定以学校为依托。当学校教育出了问题时，社会对教育的看法才是决定性的。说到底，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藩篱能否变成翅膀，取决于是否有人愿意脚踏实地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