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动力来自哪里

  这些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在许多老师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发展。简要地说，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努力，使得我们的研究，开始摆脱以往那种过于率性、过于随意、过于表面的言谈，而变得更加严谨、更加理性，谨慎地处理各种材料，并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种种学科性问题也逐渐形成，并进入研究的过程之中。学科化的发展，有赖于学科性问题的提出并形成，因此，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这些学科性问题不仅使得学科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开辟了不同的学术研究领域，所谓的精细化，往往和这些学科性问题密切相关。同时，它也使学术研究因为精细而要求学科内部的分工与合作。这些年，当代文学学科化最重要的成果，可能就是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崛起。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许多史料陆续被发掘。所谓当代文学的陌生化，正是依赖这些被重新发现的史料，才有可能逐渐形成。而在这一陌生化的过程中，改变，有些甚至颠覆了我们对当代文学许多既有的印象。同时，经过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开始初步形成我们自己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所谓有理有据，正在成为一种共同的言说风格。当然，这一学科化的努力，也使得学术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我想，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地不妥。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可以改变我们的浮夸之气，学术研究有时候是需要一种“工匠”精神的。因此，离开学科化，有时候，所谓“问题性学术”反而会流于空疏。

　　当然，反过来也一样，离开问题性学术的介入，学科化，尤其是过度的学科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当分工越来越细致，某种整体性的视野可能也会逐渐丧失；职业习惯的养成，依赖于某种“工匠”精神，但是，对技术的过度推崇，则往往意味着技术背后的动力的丧失。学科化，一方面是精耕细作的学术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人力投入，因此它往往会造成学科的“内卷化”倾向。学科的内卷化，形成的结果，是叠床架屋，而不是学科的创新，扼杀的，是思想的创造力，以及探索的冲动。因为学科化，而会形成许多成规，这些成规，包括方法，极端者，则会形成所谓的“家法”。许多学者，以挑战学科的成规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可是当他们逐渐被学界所承认，并成为自己所在学科的“立法者”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制定所谓的学科成规。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知道的是，这几乎是一种必然趋势，一种学科化的必然趋势。因此，学科化的极端发展，所导致的，大致就是一种文胜于质的趋势，是几近呆板的学科秩序。

　　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下的学术体制内，学科化很容易被体制所吸纳，并进一步被异化。这时候，学术不仅仅是职业，更会成为一门“生意”，学者成为商人，追求丰厚的利润回报。又有谁能始终抵挡这一丰厚的利润回报呢？

　　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学科过于成熟，过于学科化之后，一定是逐渐衰弱，当蓬勃的创造性逐渐退去，留下的，有可能是满地的平庸。我想，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学科化。

　　因此，在我们强调学科化的同时，可能还要强调并寻找一种反学科的动力；在我们强调学科性问题的同时，可能还要继续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而这一视野，曾经是我们，也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特点。

　　文学乃是一种追寻并呈现真理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实际上很难被所谓学科化完全驯服，中国当代文学尤其如此。当然，什么是真理，很难说清，言人人殊，但正是关于何谓真理的辩论，恰恰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用力之处，可能就在于，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言说被认为是真理，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真理又遭遇到了挑战甚至颠覆。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质疑和追寻，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意义。

　　当代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历史，和社会，和我们的存在，宿命般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当代文学不可能完全从属于僵化的大学体制，这是它的特点。它一直在发展，文本始终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并由此被不断激活，意义被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实际上，我并不是特别同意匆忙地给中国当代文学划定下限。这对学科也未必见得有利。让当代文学始终对我们存在的当下语境开放，让新的思想和艺术经验不断地涌入，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代文学是一门活着的艺术，这就是我们学科的根本特点，我们需要的，是尊重这一特点，而不是匆忙地把它变成一门死的学问。当我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活着的艺术的时候，那是因为，“当代”一直活着。

　　因为“当代”一直活着，我们就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脱离我们始终鲜活的经验和感性，更无法脱离缠绕着我们的各种问题。如何面对并解释这些问题，才构成我们工作的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当代文学？而在这些众多的问题之中，我们始终追问的，是我们的“当代”，我们的共和国，从哪里来，又可能到哪里去？所谓古今中西之变，正是构成“当代”，构成这七十年的全部发展。而当代的特点，也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我们要处理的，不仅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更需要谨慎处理的，是挫折。这些挫折，有些来自外部，有些则根植于它自身。

　　在这一意义上，反学科的驱动，恰恰是为了学科更好地发展。文学研究，在其根本的意义上，仍是怎样面对文学文本，史料文献的征集，说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开文本，而不是本末倒置。因此，当我们强调学科向外部开放，向问题性学术开放，实际上，也正是努力让文本处于一种永远开放的状态，而文本的开放，才可能引申出无数值得讨论的话题。坦率说，由于大学的出现，经典的含义已经不再仅仅是“百读不厌”，更有可能的，或许是“百说不厌”了。解读的重要性，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当我们引入问题性学术的视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更深刻地解读文本，不仅解读它写出来的，还要解读它没有说出来的，但隐藏在文本深处的部分。比如说，当我们思考这个时代，也即我们生活着的“当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想，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就是所谓的阶层流动了，严格来说，这个流动，指的是向上的阶层流动，而不是相反。这一流动，激发出野心和欲望，也引发焦虑和沮丧。延着这样的问题思路，当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80年代，有些问题就可以重新讨论。比如，四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80年代和“五四”相提并论。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呢？“五四”推动的中国知识阶层的向下走，为什么并没有在80年代重新出现，相反，所谓个人，所谓个体优先，实际上却在悄悄地阶层化。一些阶层通过“个人”这个概念，表达强烈的利益诉求，而另一些阶层的声音，却在文本中消失。个中缘由，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这并不是说，文学导致了社会的实际发展，文学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但是，文学参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乃至观念形态，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往往在于，我们对许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因此，问题性学术的引进，打破的，可能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乃至学术惰性，所要重新建构的，是新的学术范式。

　　但是，这一问题，不应该是简单的移植，所有的具体的问题，都隐藏在文本之中，是在文本内部生长出来的。文学的特性，就在于它以一种感性的范式呈现真理，这就使它的形态斑斓驳杂。我们的态度只能是实事求是，而不是观念先行，人云亦云。这四十年，学界已经形成诸多新的学术常识，而这些新常识，很多是我们亲身参与建构的。质疑并打破这些新常识，可能是我们今后重要的工作之一。理论引导我们进入文本，但文本呈现的问题，却可能挑战我们既有的理论，只有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一挑战，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理论。如此循环，反复不已。

　　而我们的方法论，也只有在这种问题性学术的关照中，才可能不断地被破坏，又不断地被重新建构。这样才可能使我们的学科永远朝气蓬勃。比如说，当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社会史的角度去讨论文本，那么如果我们进入80年代，这一方法是否依然可行？因为恰恰是这一时代的文学开始呈现挑战社会史的姿态，隐藏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呈现出来的问题又是什么，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支持或者反对的又是什么？在这样一种问题的缠绕和纠葛中，才可能调整或重新创造我们的研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挑战和反对的，永远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打开两扇门，一扇门通向学科内部，学科性问题永远都是重要的；而另一扇门，通向学科外部的世界，我们要把那一束光，引进我们的学科。因此，学科化和反学科，并不矛盾，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它统一在我们对真理的追寻之中。在这方面，洪子诚老师起到了典范作用。

　　对我们来说，学术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志业。尤其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所谓学术，不过是追寻真理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的写作服膺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对真理的追寻。我们永远都在追寻真理的路上，一生跋涉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