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田野与对话间思考“问题”*

  本文基于性／别①研究中多时空的田野调查与多主体间的对话实践，切身并反身地分析“我”作为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与学术立场是什么；这种关切与相关认识在一个变迁社会中是如何形成，又是怎样变化的；进而跳出“性／别”，提出“个案-情境-语境”所构成的棱镜对于“问题感”的重要性，以及边缘思考在当下学术研究中的方法学意义。

一、现实及其“不满”

　　性／别议题具有日常而边缘且高度道德化的凸显特征，这也使得近现代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一直具有很强的现实取向与跨界性质。在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的性／别生态亦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在经历过“文革”的高度政治化与去性文化特点之后，有关人性、爱情、婚姻的讨论见诸报端，而性科学知识的译介与性医学、性教育的兴起，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性学热。

　　90年代至2010年左右，综合考虑社会情境与资助环境，尽管为数不多，性研究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所触主题涵括历史文化、不同人群的社会调查、法律与社会问题大讨论等。

　　2000年之后的十余年，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与防治项目给性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性行为、性关系等与“健康”“风险”紧密相关的议题，以及被标定为“高危”的诸多性／别人群在政策与社会层面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2010年以来，扫黄净网、反性大妈、新女权、“LGBTQ”（lesbian，gay，bisexual， transgender，queer/questioning，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耽美同人、性教育、性治疗与性咨询等不同力量生成一种更为复杂的性话语生态，也凸显出性／别的多主体性与多重政治性的特点。如果稍加细分，那么近年来以反性骚扰与“LGBTQ”为核心的议题经由互联网平台进一步彰显了多重张力。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进步、保守，这些带有明显地缘政治特点的二元式话语在日益窄化而聚焦的公开“性”争论中进一步强化。

　　略微批判地讲，当下有关性／别的研究与社会讨论不仅还做不到与历史相关联，我们对所处经验生活世界的好奇与耐心也正在逐步消失，各类话语（法律政策、学术研究、大众争议）与人们生活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有效的对话越来越难。

　　正是对现实与研究的诸多“不满”，促成了重新思考“性”的动力：我们当如何思考那些尚未进入性话语的生活实践与经验？如何对待那些无论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执拗的低音”（丸山真男）？如何更好地扎根于中国历史、民间社会、生活百态来提出当下的“性”问题？在充斥着多重性与世界性的当下，如何切实地思考中国经验，提出更具穿透力的问题，而这种提问以及可能的回应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理解世界、理解人、理解自身，而这种理解也可以延伸至积极的实践？

　　带着这样的提问，我将转向自己的研究，过程式地分析参与“问题感”型塑的诸多力量，进而把边缘议题的研究与社会整体联系在一起，也尝试拓展思考：在当下，我们可以如何更好地提问？

二、“小姐研究”中的问题转换：一个案例

　　回看我的“小姐研究”，基本是在三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1999—2003年）、艾滋病时代（2000—2013年）、扫黄与社会争论（2010年至今）。在跨度2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全国不同地区20多个地方的田野调查为我的立论提供了经验基础。

　　与时代特点、项目资助及个人研究历程的不同阶段有关，每一次具体的研究都会触及不同的主题与关切点。如果把多点时空串起来做一个更为整体的审视的话，那么“小姐问题”在发生着转变——好奇心驱动下的“她者的世界”，劳动力市场中的非正规就业与职业流动，艾滋病与性病防治中的“高危”标定与风险应对，被清扫的对象与夹缝中的生存之道，被道德评述、各方争论的符号与中西方、全球南方语境（Global South）之中“妓女”、“小姐”、“FSW”（女性性工作者）、“受压迫／被拐卖女性”等相关知识话语间的差异与联系……

　　在田野的间隙，穿插着对话。作为一个习惯于从经验出发思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者，在各类对话之中（不仅指文献对话，也包括会议、讲座和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的争论），我也经历了从不解到气愤再到无奈的情感转变，也逐步觉知、调整自己的学术立场，同时深感研究者必须跳出学术，关注社会领域的对话语境。这使得我的后续研究虽然依然立足于田野，但是开始拓展到那些对建构“小姐问题”起到核心作用的远近不一的围观者，开始触及政策与法律、大众的看法与情感、研究者的思维框架与立场。即，不仅“睁眼看世界”，而且努力以经验世界来批判性地反观“有色眼镜”。在讲述“小姐的生活与工作”“性产业的变迁”这类故事之时，我也会把讲给谁听，希望与什么（话语）对话更为自觉地带入其中，并时常反思我跟别人的理解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同，田野告诉我什么，我的立场是怎么形成的，以及研究（者）何为此类问题。

　　正是在跨越时空的田野积淀与多主体的对话过程之中，我的兴趣日益从某些更为内部面向的“小姐”现实问题转向结合了时代背景与对话语境的更为整体的提问：“小姐”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观察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小姐以及红灯区里的显性在场者（小姐-妈咪-客人-邻居-卖套的-小诊所-小卖部等），而逐步扩展到包括政策制定者、警察、疾病防治人员、社会工作者、研究者、媒体、吃瓜群众在内的更多的社会主体。分析的范围则从较为狭义的个案性的经验现实，拓展到其所牵扯的更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各类话语，以及“小姐”（与更为广义的性与性别）议题所附着的认知与道德情感。

　　于田野与对话之间，我逐步体会到社会的边缘反映的往往是主流的问题，也越发觉得扎根而又能够穿梭于田野内外的更具联系与多维的整体性思考对于理解“小姐问题”至关重要。而“小姐问题”所透射的亦是当下有诸多处于不同位置、有着不同生活境遇的社会主体参与其中的一个更大的社会现实。

三、提问的条件：拓展讨论

　　概括来讲，“个案-情境-语境”的棱镜构成了思考“问题”的重要条件。

　　首先，个案的实践与生活逻辑构成提问的起点与基础。在我的小姐研究中，主要指向跟这个群体直接有关的生活世界与人际关系，包括其人生经历、职业生态、健康实践、自我认同、生存策略等。在以不损失某一处田野的扎实性的基础上，多点比较与联系的视野无疑可以丰富这些认识，并不断增进经验研究不可缺少的“现场感”。这些往往是在田野之中通过综合的方法有可能直接获得的经验知识与切身感受。

　　其次，个案所处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情境为更具深度与可沟通性的提问提供了可能。即，把小姐群体的生活、工作、健康等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背景之下加以理解与解释。情境有不同的层次，只是层次是交叠互渗的，就如田野并非边界分明。在此处，情境主要指向参与构成了小姐们的所言所行与生活及工作境遇的禁娼扫黄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商业化、社会流动（包括从非小姐到小姐的流动，跨市、跨省、跨国的流动，也包括小姐内部在不同场所之间的流动）与近十来年网络技术的发展等结构性因素，以及很重要的，还有待今后研究进一步丰富的更为细致与多样的民间生活中的性文化及其所透射的伦理道德。

　　相比于第一个层次亦会触及的生活与工作小情境，这里更加强调个人、群体置身其中的那些略为宏观的情境。这种情境或许不是单个的、即时的田野调查能直接感知与记录的，而需要在第一点的基础之上对相关现象的联系性思考以及对研究者同样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情境、跨境空间的现实感知。俗话说的社会洞见与洞察力往往指向这个层面。这种糅杂了长期积淀而来的直觉的“社会洞察力”应该被正视，哪怕很多情况下难以明确地给出实证意义上的“证据”，甚至具有某种不可言说性。

　　再次，对大众话语与学术语境的了解和把握，是有效“提问”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前面两点都指向不同层次的经验现实，这一点则更多指向话语实践，而且经常延伸到研究“结束”之后。对某一时期对话语境的感知（包括文献与大众讨论，尤其是经常被忽略的发生在当地的各类语境），直接影响着提问的方向。比如，了解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们如何谈论小姐，如何参与构建了此地小姐的认知；我的研究试图与谁、什么话语或理论点进行对话，又希望结合哪些力量推动怎样的变化（认识或是实践）。立场扎根于田野，但更为自觉地形成于对话，尤其是争论之中。而对于对话的把握，需要我们走出书斋，跳出具体的个案田野，走向社会与大众。唯此，学术研究与社会介入的互促才变得可能。而这点，并非是常规的学术训练可以提供的，而且无论是在现实的时间、精力分配上，还是在所需资源，甚至所侧重的逻辑方面都是张力与联系并存。如何更为有效地处理学术与对话，或许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多数学术人的短板与挑战所在。

　　三个棱面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与研究的持续开展，必然会越来越显示出彼此的构建与贯彻融合（情境与语境也是现实，其本身就构成了田野的重要部分），并在不断的往复拉扯与互照之中共同型塑某一个时期的问题感与具体的提问方向。之所以此刻仍有必要把这实际上不可界分的三个面向分别而论，是因为在阅读文献时，我经常感觉到本土情境与对话语境这两个层次的不足。某些“当地”仅仅被视为经验资料来源地，对情境的把握如隔靴搔痒，而对话语境则直接切换到（充满套路的）英语的发表世界。不同的社会主体如何想象“小姐”，本地学者如何看待“小姐”，政府又为什么要扫黄等等，往往被排除在田野与论述之外，从而使得“提问”或许绚丽但是不接地气，也缺乏促成改变的力道。当然，缺乏扎实的田野以及对所述对象生活世界的基本了解，则是我在“性／别”类对话过程中经常会感受到的最大“不满”。

　　如果说以上三方面是为了增强某个时间点上“提问”的立体感与厚度，那么变迁的时间视角则带来了更强的动感与更广的视域。

　　棱镜的每一面都可以拉出一条时间线——性产业与小姐人群的内部变迁、禁娼扫黄实践的变迁、性／别生态的变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境内外对话语境的变迁…… 时间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我们看到变化和更为丰富的景象，也有助于我回过头更好地审视之前的研究／问题所在的位置，从而加深对彼时田野的理解。更为重要的，也正是这种变化（加之差异）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事实”的复杂与“本质”的局限，并得以在“我们关于‘小姐’的认知与情感是如何变化的”，“某一类知识是如何出现的”这类动态提问之中，进一步窥探“小姐”及其他议题被问题化的过程。也因此，“历史有关”在问题意识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哪怕仅仅是有限的时间与历史感。20年、40年乃至100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算什么，但是如果是以每个时点上“个案-情境-语境”的立体感与切身性为前提，或者说不以牺牲此刻的丰富性与“接地气”为代价，那么时间线条的拉长是相当不易且需要非常谨慎的。历史感唯有与现实感相结合，才能散发其魅力，反之亦然。也唯有这些条件的结合，“提问”才更有力道，也才有可能导向更为贴近现实的整体认识，更具本土与竞逐性的知识体系，以及更好的社会世界的生成。②

　　最后，再来延展地谈一下经验认识与研究立场的关系。

       在面对附着强烈社会歧视与标签化认识的人群与现象时，摈弃（至少是悬置）带有道德预设的价值立场是提问的前提。正如麦克托什在1968年就已提出，只有当“同性恋”被作为一个社会类别来认识，而不是从医学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出发的时候，社会学者才可能提出“正确”的问题。③在本文可表述为，只有将“小姐是一群道德败坏与变态反常的女性”这样的预判加以摈弃，研究者才有可能提出合适的研究问题。在此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立场”与经验认知之关系，以及研究过程中“立场”的转化。

　　性／别议题的高度道德化特点，使得我对于研究伦理、立场尤为敏感，也一直提醒自己要时不时跳出来审视经验与立场之间的复杂权变。从研究生时代至今，我经历了从自诩中立的“分析学派”逐步到更多地站在边缘位置思考问题的转变过程。这中间离不开诸多跨境、跨界且经常充满张力的对话。但是，对话与立论的基点并不（应）是先验的道德与价值预设，而首先是更为开放的田野调研——正是田野中所了解到的小姐的经验世界，让我感受到主流话语的诸多偏见。之后，不可否认，立场与经验研究是来回关照、互相影响的。立场影响着我立足于什么位置，为了什么而提问，它意味着一个研究者的社会关切。但同时，逐渐坚定的立场也可能限制我们的视野，造成对于经验世界的简化与解释的绑架，以及对对话对象的扁平化。后者，也正是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立场还是经验材料，适度的悬置与拉开距离的检视都至关重要。一方面，我们对于充满“尘埃”的资料要有更加扎根、多维、具有洞见的复杂认识，以避免成为一个天真的经验主义者；另一方面，研究者的反思（包括对自己思维习惯与学识局限性的认识）与学术应有的独立性思考不可或缺。这关乎态度，也关乎方法与能力。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想进一步提出“边缘思考”之于更好的提问与学术研究的意义。我意在将边缘视为一种方法，而不完全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被动存在，也不受限于简化的权力架构与主次格局。在其指引之下，看向尚未（充分）进入知识体系的那些历史文化、生活经验与日常认知，碰触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主体的生活质感与境遇，检视性／别问题在知识生产中的位置以及中国经验在世界中的位置。

　　边缘与异类的分析也是觉察自身认知偏见的关键场域，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那些“习以为常”的认知与感觉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与常人方法学略有不同的是，这里并不需要“蓄意破坏实验”以发现社会运行与人际交往的潜在规则，因为那些“破坏”“僭越”“反常”原本就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与生活之中，只是缺乏愿意正视它们的眼睛。站在边缘，恰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我们所处的世界及其构成。边缘的立场，亦是积极的、有力量的，有可能导向更为公允的社会团结。这是一种善意，亦是一种格局。

　　思考不易，实践更难。以上论述，显然已跳出“性／别”，期待在更多的跨界对话与理论阅读中进一步深化。当然，一个基本现实前提是，我们尚存有（或依然有能力与心力去创造）探讨此类议题的公共空间。如果“问题”都得不到正视，那么无论是学科性学术还是问题性学术，也都只能是伪问题，或囿于象牙塔内的“自嗨”。

  *本文最初的详细版应项飙与汪晖共同发起的“我们如何提问”的组稿而写，感谢相关的讨论与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