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根据地

  1951年4月，竹内好发表了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毛泽东评传》①。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的毛泽东传记，可以说是《鲁迅》的姊妹篇。之所以这样定位，是因为这部著作贯穿了竹内好在《鲁迅》中体现的认识论，

　　1951年4月号《中央公论》刊载了这篇长篇论文，随后将之收入论文集《斯大林·毛泽东·尼赫鲁》（由猪木正道、竹内好、腊川芳郎的三篇长文构成）。②这个组合方式暗示了一个思想框架：毛泽东恰恰是连接了作为社会主义体制代表的斯大林与作为殖民地解放运动代表的尼赫鲁的中间项，或者说，他同时具有这两者的基本要素。在冷战逐渐白热化之际，在朝鲜战争爆发而日本成为美国帮凶的历史节点上，日本的知识界却显示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著作与相关资料并未大量进入日本，竹内好这部评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与萧三刚刚发表了两章的《毛泽东传》。与写作《鲁迅》的基本方式相同，竹内好依靠他对毛泽东著作的细读建构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的精神世界。

一、价值转换的场域

　　《毛泽东评传》由八节构成：第一节“出生”，第二节“时代区分与英雄崇拜的礼仪”，第三节“脱离家庭”，第四节“乡土文化”，第五节“关于学习态度”，第六节“旅行·结婚·锻炼”，第七节“从无开始的创造”，第八节“自我改造的问题”。

　　仅从小标题上即可看出，这部评传可说是以毛泽东的生平作为线索，探讨了中国共产党艰苦而曲折的成长经历。不过，竹内好并没有在标题上体现他在文中提出的假说，所以沿着小标题提供的线索解读这篇长文，仍然需要一些耐心的斟酌。

　　在前六节中，竹内好尽可能地从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出发描述他的思想形成和社会实践，但他的着眼点更多地集中于毛泽东的个性特征，特别是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的“互文关系”。例如第三节“脱离家庭”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3岁时，毛泽东与专制的父亲曾经发生争论，父亲指责他不孝，毛泽东则以父亲自身的论据反驳了父亲的指责：经书里说到“子孝”的时候，总是与“父慈”对应，所以只是单方面强调“子孝”是不当的，它需要以“父慈”作为交换条件。竹内好写道：

       从这个事例中，已经可以看到日后毛泽东思考方法的原型。这是一种反向利用对方逻辑的方法。父亲利用经书的权威，而毛泽东则反向利用了这种权威。这样的方式与其后共产党反向利用国民党所利用的孙文主义的情况，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使作为战术来看，这种方法也与中共战略战术的根本法则完全合拍。这是一种反向利用敌人战斗力以克敌的方法。这种战术从农民武装起义时期产生，被江西时代的红军继承，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中共军队有一个口号叫作“在前线补给”，中共的兵工厂不在延安，而在东京。③

　　这段分析不禁令我们想起著名的《游击队之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或许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是钦佩游击队员的机智灵活，然而竹内好却以此为视角，开掘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弱胜强的奥秘所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构成了竹内好中国研究的基本逻辑。

　　在其后的论述中，竹内好进一步把这种反向利用的思维提升到原理的层面。他认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基本原理，反过来说，也可以认为中国的历史法则通过毛泽东获得了人格化的表达。为此，他设定了一个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范畴——“纯粹毛泽东”。这个范畴的设定，令人联想起《鲁迅》中所提到的那个“黑洞”，那个发出光芒，又吸纳光芒，并不显示自身，却因光芒而暗示了自身存在的终极之场。④

　　“纯粹毛泽东是什么？这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它由敌强我弱的认识和我决不会败北的确信组合而成。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和原动力，并且也构成了今日中共一切理论与实践的源头。”⑤毛泽东的这种政治辩证法，使得他在战争时期区别于“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在竹内好看来，这两者都缺少毛泽东这种矛盾组合的基本思想特征，因而缺少应对现实的有效能力），引导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不断壮大发展，并最终夺取了政权。承认敌强我弱，不仅使毛泽东领导下的井冈山根据地避免了八七会议之后“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而且使他不断扩展根据地的建设；确信不会败北，则使他区别于右倾机会主义放弃根据地的主张，坚持发展根据地，并由此建立起江西红色苏维埃政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在与党内右倾与“左”倾路线斗争的时候，根据地构成了“纯粹毛泽东”的立脚点。

　　这个根据地，是在敌人强大这一认识和我方不败这一确信的矛盾关系中建立起理论的。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都无法夺取根据地。因此我方是不败的。为什么根据地无法夺取呢？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达程度不均衡。为什么不均衡呢？这是因为敌人强大而我方弱小。敌人的强大造成了这种不均衡，由此，根据地不可能被夺取。……右翼和左翼的主观主义者，都把敌人的强大看成是败北的原因，而毛泽东则把它视为胜利的原因。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理论让人感到惊异的深度。⑥

　　根据地理论在战略战术上的代表作是《论持久战》。它的核心内容在于指出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在走向没落，而弱小的中国在走向新生。在战略战术上，它可以用井冈山时代开始流行的游击战口诀来表达：“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日本人竹内好，曾经作为侵略军一员被送上中国战场的竹内好，由衷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和游击战精神表示了认同。这个认同并非意味着他的“中国化”，而暗示了他对于日本思想界战后重建思想课题的思考。他敏锐地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体会到了高度辩证的政治哲学，他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它应该属于人类。竹内好说：

       根据地并不意味着一定的地域，而是哲学的范畴。它意味着绝对不可能被剥夺的东西。它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并非是需要固守的，而是发展着的；并非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敌人进入根据地，战斗力便会低下，绝对优势的敌人与处于劣势的我方之间就会产生力量均衡的瞬间，这便是反击的机会。随着反击，敌人被歼灭，根据地就被扩大了。根据地概念的特征就在于伸缩自如地动态性把握这一力学关系。⑦

       显然，竹内好从毛泽东先后放弃江西根据地北上和撤离延安以引胡宗南军队入瓮的战略战术中提炼出了这个“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根据地概念，他并没有把它仅仅作为游击战的常规战术对待，而是试图把它提升到哲学原理的层面。

　　竹内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术并没有把占领作为目标。

       力量被固定化，且向一定的方向作用，这是占领地。根据地与此相反，它意味着谋求对抗关系之间均衡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里，战斗力强大的敌人不仅会被歼灭，而且反过来，敌人的力量会被我方吸纳。也就是说，根据地是价值转换的场域。……无论从世界规模看，或者从民族规模看，根据地都存在。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它也都存在。它最小的单位是个人，被称之为人格独立的东西，其实就内涵着不可剥夺的终极之场。⑧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曾经在《何谓近代》中出现的母题。⑨人格的独立与国家的独立，作为不可能被外在赋予也不可能被外力剥夺的力量，并不是形而上的孤立存在物，它只能发生在各种对抗关系之中，也只有在对抗关系的不断运动中，主体性才能发生和发展。对抗关系，这个无法被定型为固定物体的运动过程，由于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便形成了不可视的“场域”。竹内好为根据地确定的“价值转换的场域”，指的就是这种把握力学关系之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使得主体形成的这种不可视场域变得容易理解了：它可以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从江西转移到陕北，并且在转移过程中自我壮大，也可以如延安被暂时放弃那样，以撤退作为克敌制胜的契机。在这些过程中，对可视空间的固守并不重要，在敌强我弱的对抗关系中寻找乃至创造那些瞬间的均衡才是目标。游击战作为实现“价值转换”的最佳手段，总是抓住这些瞬间的均衡灵活出击，从而以弱胜强。

　　在1948年写作《何谓近代》时，竹内好给我们留下一个线索：他从“欧洲”这个范畴中转化出了物质与精神的运动这一视角，对日本不具备张力感觉因而也不具备运动能力的转向文化进行了抨击，同时，以鲁迅作为媒介，提出了如何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从他者中选择出自己的问题。由此，他以“回心”作为“抵抗”的内涵，提出了被自我否定的主体性如何重造的问题。在竹内好看来，后发国家只能以鲁迅式的抵抗加入全球化进程，那就是拒绝一切现成的方案，拒绝固守已有的自我，从而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重造自我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正是后来在1961年发表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结尾处所强调的，它是自我中独特的要素，然而却不是实体性的。因此，它是“方法”，即它是一种机能，是主体形成的过程。

二、“纯粹毛泽东”

　　在1951年写作《毛泽东评传》的时候，竹内好大概还没有想到使用“方法”这个词。然而，他拒绝实体化思维的基本思路在这个阶段已然成熟。假如我们参考他在十年后的论述方式，那么完全可以判断，他眼中的“根据地”，正是主体形成的方式。主体如何形成，这个缠绕了竹内好一生的基本课题，从鲁迅的绝望开始，一路走到毛泽东的根据地，接下去再向“作为方法的亚洲”展开，理路是清晰的。而且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无论在哪一个阶段，这种主体形成的方式都必然伴随着一个重要的契机，那就是自我否定。

　　自我否定在竹内好这里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丢弃自我，而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竹内好喜欢用“无”来表述它。这个范畴与竹内好早年阅读西田几多郎的论著有关系，但他只是借用了这个范畴表述自己的想法而已。因此，把竹内好的“无”归入西田哲学加以解释，我们所得不会太多。

　　在《鲁迅》中几次出现的“无”，在《毛泽东评传》中也出现了。它不仅被用来描述早年毛泽东的经历，更被作为第七节的小标题（“从无开始的创造”）。只不过，与《鲁迅》中只有形而上含义的“无”有所不同，毛泽东生平中的“无”，首先是直观意义上的“一无所有”。

　　竹内好设定了“纯粹毛泽东”这个范畴，以讨论毛泽东思想的特质。他认为，“纯粹毛泽东”的原型，可以在1927年到1930年期间毛泽东的活动轨迹中发现。这是毛泽东的井冈山时代，在这个时期，他失掉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包括家庭，包括党内的影响力，甚至自己也险些被逮捕失掉性命。在缺衣少粮的井冈山上，从多次失利的战斗中拼杀下来的部队只剩下千余人，直到朱德的队伍上山之后才有了重新整编的条件。

       要言之，一切都失掉了，一切都必须从原初开始再次出发。从无的状态，必须着手进行物心两面的建设。于是，这建设就着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于这一时期。在他的内外生活一切归于无的时候，在他不再拥有能够失掉的一切时，当一切都可能被他拥有的时候，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原型。迄今为止一切外在的知识、经验，从离心的方向转为向心的方向，凝结在他一身之上。于是，曾经作为党的一部分的他成为党本身，党也不再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成为全部。世界改变了形态。也就是说，毛泽东改变了形态。……他自身成为创造的根源，这就是纯粹毛泽东，或曰原始毛泽东。⑩

　　竹内好这段充满浪漫情怀的叙述，如果结合井冈山时期的具体事实，并不难理解它的现实含义。不过，竹内好并未止步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和江西苏维埃从无到有的现实，他试图进一步通过根据地这一“价值转换之场”，把“无”的含义与延安时期的整顿“三风”结合起来。

　　整顿“三风”指的是延安时期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最大特征在于它要求参加者进行“自我批评”。竹内好说：“这一精神广泛包括了普遍人伦，它构成了今日中国伦理体系的根本原理。”11整顿“三风”发生在1942年，但是竹内好认为它根源于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痛感到，人不过低评价敌人，并且拥有不败的信念，即成为真正的革命家，这件事是何等困难。有自信的人不会害怕批评，不会对自己含糊矫饰。为什么呢？因为敌人的战斗力是可以不断转化为我方战斗力的。固守自我的人，害怕批评，矫饰自己。固执于自我的人，不可能拥有根据地。也就是不能拥有真正的自我。固守自我，是因为害怕失去。因为只从一个角度考虑力学关系，不能在均衡的相关性中把握它。固守自己，并且认为自我是固定的，如同扩大占领地时依靠己方力量单向推动那样进行自我张扬。认为失去了就是绝对地失去了，不能体会到失去即是得到这一真正的独立的含义。当他失掉一切的时候，他得到了一切。即，他抓住了力学的辩证法。12

　　自我改造运动使得人处于“无所有”的状态，这种体验对人的主体性是严峻的考验。在竹内好看来，无所有，也就是失掉了一切外在的条件，这是通过舍弃自我张扬而获得真正自我的道路。学生脱掉学生装，知识分子舍弃各种特权，自我才能以“自生”的形态得以确立。这种独立的获得，是以局部与整体的调和为特征的。固守自我的独立，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这不是独立，而是孤立；放弃了孤立的固守之后，独立与统一便发生了关联。竹内好说：“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只有以（各个局部的——笔者注）独立为前提才是可能的；局部服从于整体的调和才能作为局部存活，这就是独立。统一不是机械的结合，因而不是依靠妥协而成立的。妥协只是相互之间礼让占领地而已。统一，是作为有机体的各个根据地结合之后产生的更高层次的协调。这是一切结合的原则。”13

　　竹内好把整顿“三风”与认识论上的“无”结合起来讨论，从而把毛泽东早年失掉一切并从无开始创造的个人经历巧妙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原理，这为他日后在日本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竹内好从根据地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并不仅仅是关于“价值转换”的辩证思想，更是对于革命与暴力关系的思考。在此，我们可以体察到竹内好与鹤见俊辅的差异：鹤见是一位绝对和平主义者，他的和平理想体现在他组织援助越南战争中的美军逃兵等现实行动上，竹内好与鹤见并不矛盾，不过竹内好的和平观是相对主义的，这种相对主义的和平观促使他对暴力进行更深入的辨析，这种辨析牵涉他对另一个重要问题——和平革命的讨论。

三、“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历史意义

　　1950年前后，正是朝鲜战争爆发时期。日本虽然没有在名义上正式参战，但是作为美方主导的联合国军的军需供应基地，也作为美军的军事基地所在地，它间接地卷入这场战争，并且发了一笔战争财。这个时期也正是日本进步知识界大力呼吁进行全面和谈的时期。当时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在消弭冷战后果、维护世界和平的意义上，都尽力推动社会舆论，试图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以促成日本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和解，完成战后处理工作。从40年代末期开始，由日本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学者组织的“和平问题谈话会”，试图推动日本政府进行全面和谈并由此消除日本重整军备的危险。这些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跨越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之别，进行了一次跨学科的共同努力。由于美国的压力，日本政府最后选择了单方面和谈，在19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达成了与冷战西方一侧及其所控制的亚洲国家的和解，但是悬置了与社会主义阵营诸国的和解。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都没有参加这次和谈，其后日本在美国的授意下，与台湾当局单方面签署了和约，没有完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后处理工作。从现实的角度看，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但是它促进了日本社会科学界内部的跨学科交流，这是一个基本的收获。

　　竹内好在这个时期也发表系列评论文章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显然对于和平问题谈话会没有能够与文学界广泛合作感到遗憾，并且认为没有实现广泛合作是因为文学界与社会科学界之间没有找到“共同的语言”。14他虽然在文章中没有直接提到和平问题谈话会，但就发表时期而言，可以说和平问题谈话会代表了竹内好所指出的倾向。竹内好之所以没有明言这个谈话会，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并不打算否定这个虽然没有在现实中成功却推动了日本学术界内部互动的可贵活动。当然，竹内好一直有一个担心：日本的学院学术以西方社会科学为基础，人文领域也在逐步地社会科学化，这种学科建设隐含了一个危险，就是学术脱离民众的生活。他有些一厢情愿地提议：文学家如果不能把握可以与社会科学相通的思想，那么将会使国民文学变得可望不可及；社会科学家不能通过文学家渗透民众生活的基础，恐怕学术也无法得到实地的检验。所以，寻找共同的语言势在必行。15

　　和平问题谈话会的促成，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8年7月主导的8名来自不同体制国家的社会科学家深度讨论后发表的《社会科学家关于和平的宣言》有直接关系。这8名社会科学家中3位来自美国，其余5人分别来自英国、法国、挪威、巴西、匈牙利。显然，即使是试图跨越铁幕，这个讨论会其实仍然基本是在西方国家呼吁和平的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在巴黎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激烈讨论之后发表的宣言，强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强调实现社会正义、消除经济不平等与消灭战争的关系，呼吁跨越国家、跨越意识形态和党派集团利益，创造条件促进社会科学家进行客观研究等，16这些声明内容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虽然无法消除日益强大的冷战意识形态，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日本知识界立刻行动起来，对这个声明作出反应。1948年11 月，由岩波书店推动，以东京和京都的学者为中心，有五十余名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进行了连续性讨论，并在此基础上于12月12日在东京举办了为期一天的总会，其后经过反复讨论和整理，发表了《日本科学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声明》。阅读这些讨论记录，不仅可以感受到那个时期日本社会科学家思考的高水准，而且也能够感受到经历了战争的这一两代人的伦理意识。比如在总会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羽仁五郎提出，日本知识分子在战争期间没有保住节操，也没有能够阻止不正义的战争，现在以这样的形式跟国外一直与法西斯抗争的知识分子对话，我们有这个资格吗？17

　　和平问题谈话会的活动可以说是战后的一次创举。这次大型的持续讨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个活动相对应，也对冷战格局提出了质疑，并同时提出了放弃军事武装的日本如何维持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问题。与此相应，这些训练有素的学者围绕着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批很有质量的问题。不过，在这个讨论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空白，那就是它没有能够有效面对日本政府拒绝与之和解的中国与苏联。尽管和平问题谈话会的讨论涉及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因此进行了有诚意的反省，这种反省意识奠定了其后日本政府拒绝承认中国合法政府时知识界对其进行批判的思想基础，但是这些优秀的学者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毕竟采取了客观的态度，这使得他们对中国采取了外部视角。这种状况不可能由对战争责任的反省所改变，也不可能以对于和平的抽象讨论加以遮蔽。和平问题谈话会并没有吸收日本的中国学家，固然与当时的同时代中国研究主要由中国文学研究者担纲有关（这也暗合了竹内好提出的社会科学与文学缺少“共同语言”的问题），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历史逻辑，在日本的社会科学思维里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的工作是不可取代的。

四、矛盾转化视野中的“和平革命”

　　在写作《毛泽东评传》的时候，化解两种体制的对立是日本进步知识界的潜在趋势，这个趋势与饱尝非正义战争苦果的日本人对和平的需求直接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和平具有道德正当性，易于为人接受，但是这种倾向却很容易遮蔽下面这个事实：整个20世纪的战争，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之外，还有殖民地解放战争。被侵略国家和民族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张而进行的战争，不仅性质不同，而且还有方向性的差异。帝国主义具有不断挑起战争的倾向，对世界更具有威胁性，而被侵略国的自卫战争一般不具有这种持续扩张的性格。竹内好需要处理的，是如何讨论亚洲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在对外自卫与内战中所产生的战争暴力。通常，人们会以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别为标准，对自卫战争的正当性加以肯定，但是这种思路容易抽象化，与和平主义的思路无法形成对话。

　　竹内好以《毛泽东评传》为代表的作品群，在提炼根据地哲学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战争暴力的不同性格。他尝试着从根据地的基本特质出发，开创关于和平革命的思路。

       如果不把暴力理解为固定的实质性的东西，而是把它设想为流动性的量，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会看到从极小到极大的一个领域。它可小可大。于是这就产生了根据地的问题。在此，我们假设有一个根据地。它具有由于敌人战斗力而自动地变得强大的性质。如果根据地变得最大的话，敌人的战斗力就变得最小，于是武力的斗争就消失了。这就是终极意义上和平革命的范型。18

　　竹内好的这段话不能借助常识去理解，因为它是以竹内好的“根据地哲学”为基点的。他希望指出的是，如果从静态的角度去理解暴力革命的话，那么显然任何暴力都与和平无缘。但是如果从动态的角度去理解的话，那么显而易见，暴力与和平并不是绝对的对立项，它们可以通过根据地这一催生均衡关系的“场”实现相互转化。因为根据地的原理就在于它不是仅仅固守自己这一端，而是在与敌对势力的抗衡之中转化包括敌人力量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断重新安排政治、军事力学关系的均衡。根据地原理的前提，是被压迫弱小民族为反抗强权而进行自卫性反击，帝国主义不可能打造根据地。可以说，根据地哲学，正是在残酷现实中谋求和平的产物，它的要义在于通过转化使“武力的斗争消失”，而不是通过暴力推行武力扩张。

　　竹内好还有一篇短文专门讨论了这个“和平革命”的问题。1951年10月，他发表了《防卫抵抗主义的毛泽东》一文，可以说是他对日本知识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大讨论的一个回应。他在文章中指出：毛泽东的战争观认为，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同时，中国在20世经50年代的基本状况，使得毛泽东一方面具有与斯大林同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者的身份，一方面也具有与尼赫鲁同样的殖民地解放要求体现者的身份。这当然就使得毛泽东的战争观区别于列宁的革命观。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与中国被侵略的经验，都使得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高度警戒心，因为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允许了侵略者的第一步，就会招致第二步，因此让步是危险的。但是，毛泽东所肯定的战争，说到底是防御性质的，他的思考中存在着一个世界和平的终极目标。

　　那么毛泽东的和平条件是什么呢？是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意志。恐怕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也会认可印度的固有立场吧。19

　　强调毛泽东的防卫主义立场，显然是针对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共产主义威胁而言的。不过，它的意图并非在于强调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它与《毛泽东评传》相呼应，试图把原理性的讨论推向深入。在这篇《防卫抵抗主义的毛泽东》中，和平与防御固然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却是在根据地哲学的认识论层面展开的：

　　支撑着毛泽东战略基础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认识：战斗力可以转化，因而绝对值的比较没有意义。强者未必一定获胜，弱者反向利用敌人的力量也可以制胜。……同样是彻底的自立，与甘地不同的是，他肯定武力。只不过这个武力并不是单方面的力量，而是包含了敌人在内的变换自在的力量。20

       竹内好的根据地理论重造了和平的观念。与当时日本社会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争取的非暴力和平观念相对，竹内好的和平理念的核心内涵并非是“说服的政治”，而是“转化的政治”。这种政治形态并不排除不得已的“防卫主义暴力”，因此分寸感很难把握。但不能否认的是，比起绝对化的和平观念来，这种防卫主义的“转化的政治”更接近于后发国家的现实，也更接近于国际上那些因为不平等关系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国家的政治诉求。竹内好并没有因为强调这种防卫主义的正当性而忽略了绝对化的和平理念作为终极目标的正当性，他把毛泽东的防卫主义与世界人民的和平意志结合起来，特别强调毛泽东在终极意义上与甘地所代表的印度立场是一致的，因此，这一具有双重层面的和平理念超出了常识理解的范畴，排除了静态的“绝对值”判断。应该说，竹内好的毛泽东论述由于紧紧抓住了矛盾转化这一动态概念，就使得他很难与当时的其他毛泽东研究或者中国革命研究建立接触点，因为同时代的其他研究恰恰是从“绝对值”判断出发的。几年后，当竹内好慨叹后来的毛泽东研究都没有关注他的和平革命与根据地理论的时候，他大概已经了解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他从鲁迅到毛泽东的论述视角，并不会轻易地被受到静态学术训练的同行们所理解和共享。

　　1957年2月，竹内好参加了由《世界》编辑部主持的“中国革命的思想与日本”座谈会。会上的四位参加者——古在由重、竹内好、贝塚茂树、岩村三千夫，各自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理解毛泽东，并在座谈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们似乎基本上在自说自话，并没有在认识论方面找到接触点。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努力地试图在“解释毛泽东”的思路上推进座谈。贝塚茂树对于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更倾向于从中国思想史的理路上进行分析，他认为实事求是与清朝初年顾炎武、黄宗羲的考证学可以直接关联起来；古在由重则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加上了某些要素”；21竹内好对这两种基本看法都表示了异议，显然，他认为这种讨论方式把毛泽东“知识化”和“观念化”了，这些分析虽然看上去没有错，但是并不能有效地触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我认为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仅仅从对人民充分信赖这一乐观主义角度出发是无法把握的。正如刚才吉野（《世界》主编、座谈会主持者——笔者注）所说的那样，毛泽东的国家论是以消灭国家权力的社会为建设目标的；战争论则认为战争的终极目的是消灭战争；我总觉得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方式中有着一种虚无主义。我的这种想法总是受到批判，但是我还是觉得毛泽东有一种关于永恒的思维方式。到底是毛泽东本身拥有可以这样解释的要素，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投射到他身上从而这样解释，我也说不清楚；无论如何我认为有一种可以用这样的解释来贯穿始终的东西存在。它到底是什么，这是个问题，这也就是我的中国研究的课题，只是到现在我也无法得出结论。……我觉得在毛泽东思想中，根据地这一思考方式构成核心。依我的解释，根据地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而是力学相互冲突的场。他所说的根据地与我们所说的根据地不同，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哲学范畴。……我总是觉得毛泽东有一种对于永恒或者说无限的思慕。我这么想不行么？22

　　竹内好这个诚恳的提问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呼应，话题被含糊地岔开了。但是竹内好一直没有放弃他在毛泽东身上感知到的“对于永恒或者说无限的思慕”。十年之后的1967年，他把它转化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素：“中国是一种世界国家，世界上的所有矛盾都反映在中国的内部。所以矛盾永无终结，一旦矛盾终结了，那就是世界的终结——这就是毛主席的矛盾论，或者不如说，这是汉民族的传统思想。”23

　　这段话或许比《毛泽东评传》更为明确地揭示了竹内好把根据地概念定义为哲学范畴的内涵：当毛泽东以矛盾转化的方式运作根据地的时候，竹内好认为他有一个大于自身立场的永恒态度，这使得他把自己的立场不断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中，从而在促进各方力量转化的过程中伸缩自如。

　　在认识论上，竹内好始终坚持把《矛盾论》的思路置于一个结构性的“相关关系”中加以讨论，而敌我的相对性，并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的操作，它们通过不断的转化体现了这种相关性。到了晚年，竹内好更为简洁地表述了自己对“纯粹毛泽东”的体察：“毛的内部，有一种类似于‘chaos’那种东西。社会上的各种对立，那些外部条件，都反应到他身上，所以他内里自然会是‘chaos’的。过于单纯化地对待毛是行不通的，他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24。这里所说的“chaos”，是“混沌”“无秩序”的意思，源自希腊人对于宇宙产生之前所有要素未分化状态的认识，也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先哲关于“混沌”的说法。竹内好也曾经试图用中国古代阴阳关系的相关性来论证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强调这不是对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演绎，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方式。25

　　矛盾转化的认识论，对于把概念静态化之后加以应用的知识生产方式而言，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那些讲究立场的激进知识分子，很容易因此而认定这是一种诡辩术。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以混沌却并不含混的巨变，不断要求着空洞化的知识进行动态调整。

五、重新认识革命与和平的逻辑

　　1957年，是一个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历史时刻。前一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烈动荡，产生了世界性的冲击。上半年的苏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主义，下半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先后发生，苏联对匈牙利直接出兵干涉，这些事件引发了1957 年之后世界性的连锁反应。1956年之前通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在这样的时刻遭遇了历史转折期必然发生的挑战，时代要求理论的更新。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表明支持苏联的前提下，尝试着对革命与和平的关系、阶级斗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等进行理论说明。

       1957年年初，《世界》杂志以《现代革命的展望》为总主题分两次举行了四人座谈，并在4月和5月相继刊登了座谈记录。第一篇以讨论匈牙利事件的国际影响为主，时事性分析较多；第二篇的题目是《革命的逻辑与和平的逻辑》，进一步深化了学理的讨论。在第二篇里，以上述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为中心，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面临的课题，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多元化趋势，对冷战格局中两大阵营现实对立的相对化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绝对化，对大众传媒时代世界的一体化与民族一体性的关系，对阶级斗争理论是否可以直接从国内政治领域转到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以及和平共处与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整理。但是，在这林林总总的问题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关怀，即共产主义阵营发生的内部动荡，26是否会导致新一轮的世界性战争。和平问题一直是战后日本知识界最关心的问题，即使是对共产主义阵营的同情之理解，也只有在和平前提下才能发生。

　　参加了两次座谈会的有丸山真男（政治思想史家）、埴谷雄高（作家）、竹内好、江口朴郎（历史学家）。他们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但在争论基础上却高度配合，使讨论富有生产性。不止一个人对《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提出的“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表示了疑虑，认为它与中国、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矛盾，担忧和平共处是否只是一个策略，阶级斗争才是真意。竹内好对此提出质疑，把问题从观念论转向了现实认识论的动态性格。他指出，社会主义阵营显示出多元化的倾向，这个事实需要充分关注。这种多元化意味着原有的以苏联为中心，中国和东欧按照苏联意志行动的格局已经转变，还意味着在新的形势下，国际和平与世界革命优先于过去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阶级斗争。和平共处并不是休战，而是不诉诸于战争手段的体制间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是维持现状，而是承认对现状的变革。

　　丸山真男虽然对《人民日报》使用和平势力与战争势力的二分法表示不满，但是他支持了竹内好的分析。他论证了政治的相对独立性，论证了和平共处的多重性结构，指出即使经济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对立导致冲突，政治仍然可以向避免战争的方向推进。丸山重申了他几年前起草《三谈关于和平》理论部分的思路，即随着冷战的深入和中间地带的扩展，美国与苏联将在体制上和运作机制上相互接近，两极化趋势将趋于缓和。27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座谈会把话题推进到如何防止意识形态绝对化的层面。中国式弹性的政治思维，在与斯大林主义相对的意义上，得到了认真的对待。竹内好在此又一次提出了矛盾转化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提到各个国家时用了“较大”“较小”的限定，这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丸山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指出：这种相对主义抓住了政治的逻辑。在政治的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东西。昨天较大的敌人，今天可能成为较小的敌人，如果进一步变成更小的敌人，就有可能不再是敌人。反过来也是一样。丸山说，不仅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体现了这种相对主义，在毛泽东的《矛盾论》里面也充满了这种相对主义。这是政治成熟度的标志。丸山接着指出，毛泽东关于矛盾转化的逻辑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从他们一贯的行事方式看，如果条件具备，他们可以把反革命巨头蒋介石作为高官迎进中国政府。当然，转化不等于混同，对中国共产党来讲，革命与反革命、敌人和朋友的区分标准是清楚的，但是他们同时在现实状况中不断地把它相对化。如果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把这种矛盾固定化，那么就不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考虑：在现实生活的复杂状态中，有时候两者之间也需要有暂时的联合与结盟。在固定化的思维方式引导下，即使进行了这样的结盟，它也只不过是现实政治操作的产物，结盟双方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而在逻辑上设定了相对主义的矛盾转化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暂时的结盟催生新的情势，在新的情势之下，有可能使得曾经的敌人不再是敌人，于是暂时的结盟就不再是暂时的了。

       意识形态本身谋求理论的完成性，总是不免具有绝对化的倾向，这一点就任何意识形态而言都是一样的；而政治在具体的状况当中，它总是开放的，常常孕育着多种可能性。……如果把握不住这一点，就会出现两种危险：其一，敌我范畴凝固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A就是A，永远是敌人，或者永远是反革命，即使在状况转化的条件下，本来潜在地具有成为同盟可能性的对象，也会因为使用“昨天”的标准来定位而被视为敌人。其二，与此相反，有对敌我的界定不加限制地滥用的危险。就是说，看上去已经决定了对方是永远的敌人，可是一转眼却又宣称其为永远的盟友，无原则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上去。28

       丸山对于竹内好的根据地哲学理论进行了出色的政治学诠释。他们的相互配合，使这个座谈会拥有了立体性的丰富内涵。丸山在竹内好逝世后慨叹，他与竹内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同，却在思想上距离很近：“我们工作领域不同，想法也不同，虽然不能简单说明，不过，我们即使在看上去最不一致的民族主义问题上，也是从两侧逼近同一个目标”29。

　　1977年，竹内好逝世。正值中国社会巨大变动的时期，他在日本中国认识的低谷情境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时至今日，无论是日本的中国学还是普通日本人，都比当年更多地关注和了解中国。但是，关于中国革命，关于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逻辑，今天的日本社会真的能够有效传承竹内好的认识，更具创造力地面对中国吗？

　　或许这并不仅仅是日本社会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还无法回答它，因为竹内好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也还没有真正成为知识遗产。正如鲁迅依旧活着一样，竹内好也活着。借用竹内好的说法，当一个时代业已结束时，那个时代的思想才能成为遗产。竹内好当年面对的那些问题，今天改头换面却仍然还在困扰着我们，正因为如此，竹内好不仅属于日本，也属于人类。而竹内好如何遗产化，换句话说，如何真正地面对他提出的问题，这也就成了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