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我们又于2021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正如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履行着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为了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及其经济作用，本文拟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第一，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1949年以前，毛泽东指出评价中国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是看其能否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包含着对党的使命型特质的自觉表达。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②，习近平关于“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③的论断，分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党的使命型特质的进一步深入阐述。第二，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党的使命性与党的代表性——作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显示出特定的张力，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张力及其再平衡。第三，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习近平所说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第四，如何看待党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

一、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与党的使命型特质

　　1949年以前，毛泽东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④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人也以类似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所谓“第二次革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参照而言的；作为又一场革命，改革同样具有毛泽东所描述的功能，即破除妨碍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等于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都在于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制度变迁理论，以便由此出发，对党的使命型特质作进一步的分析。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先进生产方式的过渡，是以生产力的根本提高为先决条件的。生产力的这种决定性作用，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时序上的，或“事先”意义的因果作用，即生产力的改变必须居先，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以生产力的变化为前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诠释，也被称作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然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这种理解，只能解释世界历史过程中那些“直接符合必然性法则”的变化，并不能解释特殊性或偶然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历史制度变迁过程中事实上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以生产力的根本改变为先导，继之以生产关系变迁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有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最终变革生产力；另一种前景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仅仅造成经济剩余的占有和支配方式的改变，并没有推动生产力的根本提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第一种前景证明，这种制度变迁并非历史上的岔路，而是最终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整体跃迁。在这一跃迁过程中，生产力因素在“事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或可称为生产力的结构因果性作用）。笔者将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迁，即不仅通过政治权力的变化改变了生产关系，而且最终促成了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提高，称作“有机生产方式变迁”。⑤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明确意识到上述问题。十月革命之后，以考茨基（Karl Kautsky）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借口俄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试图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出发否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里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写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⑥

　　列宁的这个回应可称作“列宁晚年之问”，其中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同时是由特殊性和偶然性组成的，而非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在落后的俄国爆发，体现了特殊性或偶然性因素的作用，换言之，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属于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第二，列宁同时也提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与世界历史一般性法则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产生的制度变迁，必须最终推动生产力和文化的根本进步，才能促成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跃迁。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著作里反复强调，劳动生产率进步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关键因素。⑦列宁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对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概念的自觉意识。

　　笔者曾提出：

       作为革命家，列宁在革命前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以解释俄国革命这一偶然性何以可能变为现实。我们把这一理论称作关于革命的特殊性或偶然性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就主观方面而言，则有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的建党学说，其中包括先锋队党的理念以及工人群众阶级意识要从外部灌输的观点。一个先锋队党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就像一柄利斧砸碎了薄弱的链环。十月革命是在列宁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这个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在特定条件下开启的时间窗口，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握机遇、改变历史。⑧

　　和列宁类似，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一个特殊性理论。从其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最先是从回应以下问题开始的：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搞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第一，因为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是分裂的；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即所谓“买办豪绅阶级”也是分裂的，且有相互间持续的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继而由农村包围城市。⑨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个战略判断不断得到应验，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持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⑩

　　上述特殊性理论的成功运用，意味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开启的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变迁道路。这一道路与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同的。在与俄国民粹派的通信中，马克思曾经探讨了俄国是否可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迈入社会主义，即所谓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11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以当时欧洲先进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的。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刚刚从农奴制摆脱出来的落后的俄国，就有可能利用西欧的先进生产力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俄国十月革命是在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前述设想的条件下发生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法利用别国先进的生产力来帮助自己，反而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国家毁灭的危险。正如列宁在革命后指出的：“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利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12因此，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等同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误解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性质，严重贬低了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至于中国，虽然在革命过程中乃至胜利后曾经得到苏联的帮助，但要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跨越卡夫丁峡谷”。

　　笔者认为：

       列宁和毛泽东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必须最终和第一条道路相结合才有意义。列宁晚年之问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则通过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回应这个问题。在《矛盾论》中，为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他重新认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如他提出的，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体而言，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着不变革上层基础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论述一方面是对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明确提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意义最终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3

　　改革伊始，邓小平曾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4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5这些论断就其实质而言涉及制度变迁两条道路的关系，并体现出和列宁、毛泽东等人思想的连续性。不过，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完成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就在认识的更高螺旋上沟通了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笔者曾这样概括道：

       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制度变迁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抑或偶然性和必然性这两重维度的有机结合，反映了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向第一条道路转化的客观要求。在这一转化中，中国共产党表现为促进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并通过这一作用界定了自身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型政党的特质。经过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特质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16

二、党的使命性和代表性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型计划经济体制从此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范型。在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斯大林试图提出一种经济理论以描述这一制度的特点。此后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进一步贯彻了斯大林的思想，并以此为标志，形成了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

　　苏联政治经济学是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它既是对当时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也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旨在回避这一体制内的矛盾，为这一体制辩护。在斯大林的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涉及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剩余劳动。斯大林提出：“我认为，必须抛弃从马克思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的《资本论》中取来而硬套在我国社会主义关系上的其他若干概念。我所指的概念包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这样一些概念。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为了说明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源泉，即剩余价值”。17

　　斯大林否认剩余劳动的存在，是以假定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共产主义为前提的。他的这一观点造成了以下后果：其一，由于否认剩余劳动的存在，对生产关系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就被淡化乃至取消了，因为生产关系的实质，就是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关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被窄化了。其二，这种观点实际上等于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可能存在不适应、不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照他的表述，这一规律是指“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8在这里，最大限度地保证“物质的和文化的需要”是目的，前述“办法”则是手段，这是一条关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正如中外学者一再指出的，依照这一表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变成关于生产力合理组织的科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斯大林界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暗中假设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先进的，问题只在于发展落后的生产力。这种见解基本排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于革命后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激烈地批判斯大林。这一事件对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自此开始对苏联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反思，转而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路径。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9这一时期，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问题提出深刻见解，他的这些思考在方法论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

　　毛泽东的反思是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展开的。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20“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21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认为，在这些矛盾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他所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22此外，毛泽东还不同意将生产关系片面地归于所有制，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事实上涉及“各种制度问题”，如他所说：“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23

　　在毛泽东看来，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仅仅适用于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具有某种一般意义。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提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资本主义形成史上，为资本主义奠定生产力基础的工业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毛泽东就此写道:“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24

　　在这里，毛泽东结合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系统地反思了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及其相互关系。以此为前提，毛泽东进而提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25在此，毛泽东不再如斯大林那样假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天然具有先进性，相反，开始强调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仅仅具有相对性。这一态度意味着，在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不是将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看作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反过来将生产关系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对待，从而将生产关系置于变革的首要位置。这样一来，毛泽东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拓荒者，而且开启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先河。

　　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同时包含着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批判。在“文革”时期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里，就曾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作了不同于斯大林的表述，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包含这样的主要内容：及时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26这种具有制度经济学性质的思想，概括地体现在当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即“抓革命、促生产”。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只有“抓革命”真正成为时尚，“促生产”却成了危险的举措。有鉴于此，张闻天在写于1973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正是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1961年庐山会议的发言里，他还针对当时“左”倾的错误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如果政治不能集中表现经济，以全局来表现经济，那么政治就不能指导经济，为经济服务，或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27

　　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一贯将自身作为使命性政党来看待，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要服务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党对自身性质的这种界定，在历史上起到一种纠错机制的作用，使得党有可能在极左路线干扰下拨乱反正，向使命性政党的属性回归。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这是党的根本历史使命。在这一根本使命的基础上，派生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的三重历史使命：其一，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其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引领中国并联合世界最终趋向天下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28在这三重使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了党在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作用或功能。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是在上述意义上的使命性政党，另一方面也是代表性政党，即代表特定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在理论上对于政党的使命性和代表性的分梳，至少可以追溯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葛兰西提出，一方面，党的使命在于奠定新型国家，党自身是理性地、历史地为这一目的而缔造的；另一方面，党也是社会集团的表现形式，是社会集团的先进分子。29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使命性和代表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前文引述的毛泽东关于政党作用的评判标准的论断，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大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虽然也代表特定社会集团（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其使命性更为突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当中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30自1957年到“文革”，党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党的代表性功能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在“文革”时期，对代表性功能的片面强调，对所谓“政治挂帅”的热衷，与党的发展生产力的使命性功能处于冲突之中。这一冲突反映在张闻天在这一时期的著述里，他从一切政治必须着眼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对当时流行的“政治挂帅”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31

　　改革开放之后，党开始重新强调自己的使命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意味着党完成了改革以来在使命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再平衡，促进了党以及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再形成。32这是因为，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界定了人民的概念，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纳入人民的范围33，界定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其与人民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作了分别，以便论证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的历史正当性。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批判地检视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旧观点，尤其是关于剥削的看法，提出剥削不应简单地被看作对剩余价值和财产的私人占有，而要“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34，借此革新了党的意识形态，使之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借助上述改变，党再一次突出了自己的使命性特质，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归了党所肩负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

三、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

　　政治权力和政治关系是推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同时在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要正确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遗产，更新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认识。所谓经济基础，并非作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物质生产领域的代名词，而是这一物质生产赖以展开的社会关系，即与经济剩余的占有和使用直接相关的权力关系的总和。在世界历史上，诸如宗教、血族、政治等制度形式，都曾在不同历史时代承担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决定生产资料的归属和产品的分配，并因之构成当时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经济基础的范围在人类社会中事实上是变动不居的。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市场经济以前的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3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或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3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在其早年的文章里，习近平对此问题就有深刻的认识，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政治化”和“政治经济化”。37他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38

　　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笔者曾经提出，为了理解这种市场经济的特点，可以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区分为三个类型，分别是市场经济1.0、2.0和3.0。市场经济1.0对应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战结束后，伴随凯恩斯主义的流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市场经济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可以视作市场经济3.0。39

　　作出上述类型学区分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在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中，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有何差异；第二，掌握投资权力的经济当事人在种类上有何不同。表1概括地表达了三种市场经济的差别：首先，依据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一标准，市场经济2.0、3.0与市场经济1.0有着根本的差异，在前两种形态中，政治制度都承担着生产关系的功能，嵌入经济结构，而在后一种形态中，经济和政治被看作截然两分的不同制度类型。其次，根据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这一标准，在市场经济1.0中，私人企业几乎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2.0中，除了私人企业外，凯恩斯主义国家成为担负投资职责的经济活动主体。在市场经济3.0中，除了两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外，竞争性地方政府和国家也可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与这三种市场经济类型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即市场经济1.0理论、市场经济2.0理论和市场经济3.0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市场经济1.0理论的当代代表。这一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通过各种具体学说，如理性预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此外，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中性国家假说，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也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学说。市场经济2.0理论发端于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学说，正式提出于凯恩斯。在传统凯恩斯主义之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流派是该类理论的当代代表。这一类理论通常强调现实经济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诸如投资这样重要的权力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在后发经济中，如果不能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将面临企业家职能稀缺、战略性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知识生产不足等瓶颈。40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的3.0版本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3.0与市场经济2.0有许多共同点，但同时又全面超越了市场经济2.0。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在市场经济3.0中，国家的经济作用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宽广。以宏观政策而论，除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外，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在国家经济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宏观战略管理和宏观战略投资超越了纯粹的市场逻辑，同时又可与市场经济在整体上相嵌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周期性危机方面的核心制度安排。其二，在市场经济3.0中，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发挥着全面领导作用。正是由于党的这种作用，国家才有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各国常见的来自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制，更好地完成国家经济治理的任务。41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是一种既与市场相分别，又与其密切融合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其内容涵盖了（但不限于）如下方面：制定和执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开展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宏观调控；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4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经济治理具有如下制度特性：第一，党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党的这种领导作用要通过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通过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来实现。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一方面表现为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体现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相对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也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和方向。43

　　第二，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又与市场调节相嵌合的另一种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

       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担负着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党领导的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从而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党还负有在全社会贯彻公平正义的职责，为此需要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44

　　第三，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市场在发挥这种作用的同时，也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导致各种形式的市场失灵，如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过度商品化，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产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战略性通用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等等，为此需要国家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45

四、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46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47通过改革推动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中衍生出来的党的作用，也是党的最为根本的经济作用，党的其他经济作用是由此派生而来的。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论断，其实质是将党自觉推动的制度变迁，即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来看待。然而，制度的创造性毁灭是以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业已确立为前提的，党不仅要造成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保证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就涉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及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乃至其他重要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习近平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曾提出，“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这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待的。48这种根本制度并不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就像国家或政治权力只要承担了生产关系功能，就嵌入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一样，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意味着党也会执行生产关系的职能，并因此嵌入经济，成为一种经济制度。

　　将党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不是改革之初就设计完备的，而是在四十年来的实践中摸索形成的。在改革之初还有相反的做法，如20世纪80年代提倡的党政分开，试图将党的政治领导与具体业务领导严格区分，但这些实践距离后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里都提到：“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还指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49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准确概括。

　　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其经济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是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通过国家机器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作用。党和国家机器具有同构性，党的组织与国家机构是交叉重叠的，具有类似的科层及其合理化特点。党与国家机器的结合，便于党贯彻其在方向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的政治领导作用，没有这种结合，就无法实现党的领导。但是这种结合也有其弊端。葛兰西曾经谈到这一点，他指出，政党可以履行管治的职能（被误译为警察职能），即维持特定的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职能，“如果党是进步的，它就会‘民主地’（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使职能；如果是倒退的，它就会‘官僚地’（在官僚集中制的意义上）行使职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党就成了一个没有头脑的纯粹执行者；它就是一个技术意义上的管治组织，而它的‘政党’名称则成了纯神话的比喻。”在这里，葛兰西提出政党为官僚同化，失去其政治自主性和政治理念的问题。50

　　党的经济作用除了上述实体化的方面外，还有非实体化的方面，这指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包括党的基本价值）的经济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党的这一方面作用是将党和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对区分开来的重要因素。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谈到党和政府的关系时就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51这里事实上指出了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是政府之外专属于党的职能。葛兰西曾强调，意识形态可以将利益关系解释为大众所接受的常识，以维护特定阶级的领导权。此外，意识形态作为经济结构中的观念因素，还可以在制度变迁中作为生产关系的构成性原则起作用。这些特点解释了经济学话语或经济意识形态何以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因为一旦改变经济意识形态，就会削弱或增强相关阶级的领导权，同时也有可能改变经济结构的性质及其演化的方向。正如恩格斯提出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方面的斗争是党在经济和政治这两条战线之外的第三条战线的斗争。52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及其作用作了系统的考察。这些观念形式，如成本、利润率、利润、工资、利息、地租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头脑里的主观意识形式，指引着这些当事人的行为，并通过这些行为的社会综合，形成了具有客观效力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与此同时，鉴于这些观念因素遮蔽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又成为经济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因素或经济意识形态，参与缔结了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的存在要素，而不应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来理解。在此意义上，经济意识形态，包括那些由远离日常实践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发生影响的经济意识形态，在经济制度的型构和变迁中均具有超出一般想象的重要作用。

　　上述观念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利益的直接表达，虽然引导着这些当事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机构中执行必要的职能，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些当事人的眼界和行为，使其难以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积极的创造性作用。列宁在《怎么办？》里曾针对工人的日常意识指出，工人阶级的自发意识只能造成工联主义，使得工人局限在经济斗争的藩篱内，无法胜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要改变这一切，需要从外部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5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s C. North），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有助于解决个人因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造成的“搭便车”问题，如他所说：“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团体在行为上与简单的、享乐主义的、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因为无论是维持现有的秩序，还是推翻现存的秩序，都不可能离开这种行为。”54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所代表的经济意识形态同样是经济基础中的存在要素，它们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有助于帮助经济当事人超越个别利益，参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知识的形成过程。而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的达成，不仅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前提，而且是国家经济治理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赖以存在的基础。与自由主义设想的纯粹私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另一方面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国家经济治理。国家经济治理一方面以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为前提，另一方面取决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知识的形成，从而最终依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人的正确认识和运用，让客观经济规律服务于集体利益和集体目标，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更为普遍的制度现象。长期以来，新旧自由主义经济学试图批判国家的经济作用，鼓吹“看不见的手”即竞争和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可能的协调方式，其理论前提就在于否认对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即形成集体知识的可能性，否认集体目标、集体利益事先存在的可能性。“看不见的手”原理实质上宣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总体上是不透明、不可知的；在整个经济过程内部，经济人是合理性的孤岛，集体利益和集体目标是不可能事先达成的，国家由于无知不具有干预经济的任何正当性。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成为缔结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建构性原则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自身演化和发展的需要。例如，坚持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便属于党的意识形态中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同时也是被上升到政治原则高度的实际方针和政策。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引入国有部门和经济计划，最早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要理解这一现象，就需要深入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性及其内在矛盾。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多部门（或多个市场）组成的整体，每个部门或市场服从各自不同的规律，具有各自不同的内在矛盾。为了说明问题，可以将现代市场经济看作至少由三个市场组成的整体。55第一是普通产出市场，马克思曾利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所构成的再生产表式描绘了这一市场的均衡条件。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马克思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经过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用另一套话语对此矛盾做了新的表述，即将其称作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马克思不同的是，凯恩斯不仅要对此矛盾做病理学诊断，而且要为其疗救开具药方。凯恩斯提出，在投资权力完全由私人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1.0）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弊端。第二种市场可称为“生产的条件”的市场，或由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规模过大，收益高度不确定，且投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等因素，若听任私人资本运作，将造成生产的条件供给不足。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将这种生产的条件之供给不足，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56第三种市场是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同普通产品市场的矛盾紧密相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矛盾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脱离。在金融资产市场上，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繁荣的条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垄断资本和国家相结合，利用制度权力创造出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阶级-垄断租金，以吸引资本加入金融资产泡沫的游戏。金融化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日益频仍的金融危机，是现代市场经济面临的第三重矛盾。在上述情况下，要保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国家在所有市场的干预和介入就变得不可或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诉求，而且合乎现代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这一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成功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器或科层往往不能自动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部获得灌输。党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的主观方面，一方面是将党的作用和国家的作用相对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的关键所系。这种政治自主性，即党不为资本所俘获，也不为官僚所俘获，是党保持其先进性和最广泛代表性的前提。5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按劳分配、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义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

　　党及其意识形态的经济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得到了落实。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项构成中，每一项都带有二元特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上述三项构成的二元因素的有机整合，展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通往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所具有的特点：一方面，公有制、按劳分配，以及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体现了党的基本价值，规定了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另一方面，非公有制、按要素分配，以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尊重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广大群众的首创精神。58通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构造，党自身也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成为基础的一部分。总之，这是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合理制度安排，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创造。

五、结语

　　笔者认为，邓小平将改革视为“第二次革命”，以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政治哲学品格的部分，可以和冷战后流行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历史终结论”并列，作为当代世界两种代表性意识形态来看待。59

　　将改革视作又一次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意味着党在其性质上依然是革命党。改革以来，随着党将其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一些人提出，党自身也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个秉持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党依然可以是革命党，这和党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并无矛盾；和党作为执政党，也无矛盾。党作为革命党和作为执政党，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并不能相互替代。党正是通过宣布改革是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通过保持革命党的属性，才赢得了自己的先进性和作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60这是在汲取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后得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判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结束，而是一个永远没有句号的过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与改革作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是一致的。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