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发展政治学*

一、导言

       发展政治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城邦时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讨论和对它们变迁原因的探究（燕继荣［主编］，2006：前言）。当代政治科学范式下的发展政治学不仅关注政治发展的动态过程本身，还关注政治发展与可能影响政治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其兴起受益于二战后对新兴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从而步入现代化国家之列的问题的关注（燕继荣［主编］，2006；曾庆捷，2018）。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殖民地独立、革命、民主转型、民主崩溃、经济危机、内战冲突、全球化等现象，为关注政治发展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和广泛的议题。发展政治学一度与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几乎所有议题产生了重合（Hagopian， 2000）。同时，在政治学之外，新出现的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与发展政治学形成了互动和共同发展的态势。

　　作为一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学科，发展政治学被纳入国内外政治学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根据笔者的搜索结果，美国新闻杂志（US News）政治学研究生项目位列前20名的美国高校政治学系中有19所开设了“发展政治学”的研究生课题，不少学校还开设了数门相关课程，例如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开设了“腐败、经济发展与民主”（Corrup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国际援助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Aid）、“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学”（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Development）等研究生课程。①在笔者攻读博士的院校和目前工作的大学，发展政治学课程也都被列为研究生必修课程。在最近十五年，国内政治学界也涌现了多本质量较高的发展政治学专题教科书，例如2006年由燕继荣主编的《发展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2018年由曾庆捷所著的《发展政治学》。2021年由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的《比较政治学》一书共有十六个章节，其中九个章节的内容与发展政治学直接相关（王正绪、耿曙、唐世平［主编］，2021）。

　　然而与比较政治学这样具有明确核心议题和概念（例如国家、选举、政党、政治参与等）的领域相比，发展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似乎更为模糊，这对设计一个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发展政治学教学大纲提出了挑战。笔者下载了几个上文提及的美国大学政治学系的发展政治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发现其在议题、阅读文献、方法取向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三点：首先，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变化中的现象和过程”。学界关注的热点会随着经验世界的变化而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议题可能变得不再重要，而有些理论则不断被新出现的证据所证伪。此外，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压力、政策需求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也会反过来影响学界的研究议程。其次，发展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交叉的一个领域（例如解释政治发展的 “现代化理论”最初由社会学研究者提出），这些相邻学科的研究范式和议题同样在快速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发展政治学。第三，政治学自身在过去几十年内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比较政治学领域为例，计量经济学、实验研究、大数据等方法逐渐取代历史分析、案例比较等传统方法，研究的范式也从宏大的理论叙事建构转为更为微观的假设检验。

　　这些特征对设计一个涵盖发展政治学学科发展脉络、知识体系、主要议题的课程大纲提出了挑战。主要的张力在于如何平衡学科的经典理论和不断出现的前沿研究，以及如何取舍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带有时代特色的话题。本文通过尝试梳理“政治发展”及“经济发展”这两个发展政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间的关系及其决定因素的有关文献，构建一个理解该学科主要概念与观点的体系。同时，本文也想说明，尽管发展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学科，但学科的核心概念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什么是发展？发展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发展是否就等同于西方化？是否存在一种价值中立的衡量发展的标准？这些问题尚需研究者深入思考。

二、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其核心观点为，结构性因素（诸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②）将导致个体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进而导致宏观政治制度的变化。该理论的提出主要受到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启迪（Hagopian， 2000），诸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代表性学者也是社会学家（Lipset， 1959）。最初版本的现代化理论基于简单而又符合日常直觉的跨国比较，自提出以来就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③在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有学者尝试通过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更微观的数据为现代化理论提供支持，这种努力直到21世纪仍在继续（例如，Inglehart & Welzel， 2005）。

       与现代化理论巨大的影响力相伴随的是对其的批评。现代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变迁视为个体行为及价值观变化的加总，而这一假设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经济学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的发展而受到了挑战。例如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认为，个体偏好的简单加总未必一定导致集体选择的变化（Olson， 1965）。在同时期出现的将阶级作为政治转型主要解释变量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质疑的一种不完美回应（例如，Moore， 1967）。随着公共选择学派将政治制度等非市场决策纳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也开始从实证角度思考制度变迁。例如，巴罗（Robert Barro）关于教育对民主制度诞生的影响的研究（Barro， 1999）在微观机制上支持了现代化理论。但更多的实证研究则是考察民主制度本身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Hall & Jones， 1999）。④如果说经济发展是民主制度诞生的前提，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又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人们不禁会问，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国家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根本差异？

       对现代化理论中两个核心变量（制度变迁与经济社会变迁）之间因果关系的探究引发了从方法论角度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与其合作者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观察到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导致了民主化，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更容易在高收入的国家幸存（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2000），至于民主制度的出现本身则可能是由一些无法预测的非系统性因素所致。⑤他们的研究也挑战了转型文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政治转型视作面向民主制度的单线条的、宿命论式的认知。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新兴殖民地国家民主尝试的受挫，经验世界已经证伪了民主化的单线条路径，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可能是曲折的甚至经历多次反复的。⑥

       这一时期对现代化理论最有力的反驳来自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对不同区域长期增长差异原因的探究。此前经济学界受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已经认识到完善的制度（特指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此学者进一步尝试理解导致不同地区长期制度差异的原因。基于欧洲对广大第三世界的殖民地的自然实验，一些学者发现导致不同地区长期制度差异的可能是殖民史早期自然条件（例如，Sokoloff & Engerman， 2000）或者偶发事件（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2001）。早期殖民地制度的差异通过路径依赖影响了当前的制度，进而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些文献的意义在于，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厘清了制度与发展两个变量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

       在经济学家尝试厘清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因果关系的同时，政治学者则将目光转向了所谓的“非民主”国家（亦即威权政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发展政治学（乃至比较政治学）都将威权政体视为民主政体的残差项（residual category），即其定义并非基于自身特色，而仅仅是与其形成对照的民主政体的一个补集（Svolik， 2012）。长期以来，这些政体被认为相较民主政体更为落后，并且无法逃避被民主化最终消灭的宿命。⑦这种成见既让人们忽视了存在于威权政体内部的丰富差异，也无法解释自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兴民主政体的失败和部分威权政府长期稳定存在的事实。林兹（Juan Linz）是最早一批系统性地研究威权政体内部类型差异的学者之一（Linz， 2000）。同时期的格迪斯（Barbara Geddes）进一步从不同威权类型下政治精英的激励结构出发，解释政治转型发生这种差异的成因（Geddes， 1999）。相比最初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普通民众的境况来解释宏观制度变迁的现代化理论，这种着眼于威权体制下政治精英行为激励的分析框架对于政治转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比如，这种框架能够解释为什么政治转型往往伴随着原有统治精英集团的分裂，以及为什么转型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相比之下，经济社会发展和普通人境况的改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当然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仍然通过结构性因素（例如社会不平等水平）来解释一些此前被忽略的民主化案例（例如西方国家选举权的扩张）的研究（Acemoglu & Robinson， 2000； Ziblatt， 2009）。

       在这些早期研究的激励之下，学术界涌现出一批基于国别案例解释威权政治的理论（例如，Nathan， 2003； Magaloni， 2006； Blaydes， 2010）。其普遍共识是，不符合西方传统民主定义的政体并不一定会发生面向民主的转型。相反，这些国家的既有制度可以长期稳定存在。导致这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蕴含允许政治精英持久地分享权力和资源的元素（Svolik， 2012）。一些学者从政治家需要获得政治支持的角度，认为所谓的“民主”与“非民主”政体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例如，Bueno de Mesquita， Smith， Siverson & Morrow， 2005）。探究为什么所谓“非民主”政体在看似不可阻挡的“民主化浪潮”压力下仍然能够稳定存续甚至繁荣发展，如今已然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张长东，2014）。

       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另一支挑战来自学者对自然资源与政治发展间关系的研究。如果经典现代化理论成立的话，拥有丰裕的石油、天然气、铁矿石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将驶上政治现代化的快车道。而实证研究则发现，这些国家在政治、社会乃至经济发展等领域，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例如，Ross， 2001， 2013），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并从税收与代表性权力的分享和政府压制能力的建设等角度解释这种现象形成的机制。“资源诅咒”概念提出后，学界陆续从理论的适用条件、测量等角度对其进行了修正和批评（例如，Dunning， 2008； Haber & Menaldo， 2011）。另外一些学者则运用更为精细的次国家层面数据检验基于跨国数据相关性所形成的假设（例如，Hong， 2018）。更有学者从因果关系识别的角度指出，早期“资源诅咒”理论基于的资源依赖和政治发展滞后的相关性中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的关系，即政治发展相对落后并非是资源依赖的结果，而是其原因——那些政治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因国家能力孱弱、产权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无法从经济活动中汲取足够的税收，只能被迫依赖资源攫取的收入（Menaldo， 2016）。

       综上，围绕政治发展的研究自最初的“现代化理论”提出后，展现出了如下四种发展趋势：一是对于政治发展的解释变量，从单一变量转向多元变量；二是对于政治发展的解释机制，从结构性因素、普通个体行为视角转向制度因素、精英视角；三是从对政治转型的规范化、单线条认知转向更多地基于实证的认知，并承认现实政治的复杂性和各国的差异；四是基于相关性的假设检验研究转向基于因果关系识别的研究。

三、经济发展

       在政治发展的初始文献中，经济发展被视为用于解释制度变迁的“外生”变量。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在检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后果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发展并非自然发生，导致不同国家、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因素并不比政治发展的决定因素来得简单。经济增长的动因研究也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认为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其要素禀赋（例如土地、劳动、资本）以及基于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和因此出现的国家间的贸易关系。这种新古典增长模型将经济发展视作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因素在其高度简化和抽象的模型中并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

       将制度等政治因素系统地用于解释经济增长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兴起的新制度主义学派（或者直接称作“制度主义学派”）。该学派的出现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上溯至30年代科斯（Ronald Coase）所提出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理论（Coase， 1937）。此外，二战结束以后陆续提出的集体行动理论（Olson， 1965）、产权理论（Demsetz， 1967）、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Simon， 1972）、合同理论（Williamson， 1983）等也为制度主义学派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制度主义学派是站在20世纪社会科学理论的“巨人肩膀”之上。

       制度主义的代表性学者是经济史学家诺斯（Douglass North）。他将制度定义为型塑社会博弈的规则。制度的存在为人类互动提供了预期，减低了交易费用，进而促进合作的产生。诺斯定义之下的制度涵盖范围广泛，既包括法律、规章等对人类行为存在硬约束的国家制度，也包括公司、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还包括传统、文化等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诺斯研究的实证部分从经济史视角分析了人类社会如何由简及繁创造出一系列制度以支撑日益复杂的社会互动。在经济领域，合同、公司、法院、行业协会、银行等制度的出现，降低了包括由市场参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各类风险，进而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了更强的激励（North， 1990）。

　　在这一理论化的过程中，诺斯等学者也认识到，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在提供公共品、维护市场秩序、执行合同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一个强大到能够保护产权的国家，也拥有了掠夺产权的能力”（Weingast， 1997）。国家是国境之内垄断了暴力使用的组织，不存在能够对其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的第三方，由此产生了经典的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问题。当人们无法确信国家是否会在事后掠夺财富时，他们投入经济活动的激励就会下降。只有当行使国家权力的一方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围绕国家对产权保护的可信承诺问题才会得到缓解（North & Weingast， 1989）。因此，完善的产权制度包括两个维度的内容：一方面，作为最终裁决者的政府有能力维护合同履行，保护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滥用自身的权力而成为市场的掠夺者。诺斯及其门徒认为，有效的政治问责和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是实现这种产权制度的前提（例如，North & Weingast， 1989； Acemoglu， Johnson & Robinson， 2001； Acemoglu & Robinson， 2012）。

　　诺斯的产权理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基于个体理性和激励假设所建构的理论不仅符合人们认知的直觉，同时也解释了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实证规律，即施行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往往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制度主义理论受到学界关注和认可的时间点恰逢冷战结束，⑧和转型研究一样，其也被赋予了超越学术话题的规范性含义。建立一套与西方民主制度相近的政治制度成为当时指导转型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重要内容之一。

　　产权驱动的增长理论同样面临着挑战和批评。例如，潘孚然（Frank Upham）指出，完善的产权制度既有可能促进增长，也有可能保护落后的生产关系（Upham， 2018）。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资源被分配到能产生更高效益的领域，但这种生产关系往往因有利于社会中既有的精英阶层而很难被改变（Upham， 2015）。调整旧生产关系本身就是困难的，面临着高昂的交易费用。“诺斯范式”（Northian paradigm）下的产权理论更多关注产权制度建立后所产生的激励效应，却没有考虑到产权制度本身如何建立以及建立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巨大成本。

　　此外，现实世界中也出现了一些诺斯范式下的产权理论难以解释的“离群值”。二战以后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早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在缺乏诺斯定义的对产权的可信承诺的制度环境下，仍旧实现了快速增长。围绕这些国家的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是后发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即这些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已有的技术，进而快速实现现代化（Gerschenkron， 1962）。诸如韩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英国等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是，后发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能够出现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认为，实现后发优势的重要先决条件是政府具有较强的调配社会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发展起步越晚的国家越重要，例如19世纪的普鲁士和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Gerschenkron， 1962）。⑨

　　然而又是什么决定了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呢？80年代尝试“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Evans， Rueschemeyer & Skocpol， 1985）的学者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这一概念。国家能力指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多个维度，其决定因素是复杂的（例如，Levi， 1988； Migdal， 1988； Besley & Persson， 2011）。无论是运用理性选择还是“国家-社会”范式研究国家能力的学者，都认识到一个强大的官僚系统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与国家能力研究差不多同时兴盛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研究，同样将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归因为它们的技术官僚集团（例如，Johnson， 1982； Haggard， 1990）。技术官僚的特定特征，比如专业性、科层制、去人格化的选拔等，有利于增强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进而加强其宏观调控和支配经济的能力（例如，Evans & Rauch， 1999）。在强调官僚自主性的同时，学者也意识到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对于政府制定符合市场需求的发展政策的重要性。埃文斯（Peter Evans）提出的“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的概念弥合了官僚独立性与其需要和社会、市场互动之间的张力。

　　关于后发优势、发展型国家以及官僚自主性的讨论很好地补充了潘孚然对诺斯的产权范式的质疑。一个独立且高效的官僚体系有利于政府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完成对生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调整，进而将稀缺资源分配至能够实现更高单位产出的领域。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这种结构性调整的一个例子：政府通过主导土地市场，将土地这一稀缺资源从农业转移至产出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手中（马啸， 2019）。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关于后发优势和发展型国家的研究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即后发国家能够从先发国家中获取包括技术、政策、发展路径等可供学习、效仿的信息。当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技术前沿时，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于内生动力而非对技术前沿的追赶。这种情况下的增长可能更需要依赖诺斯产权范式下所强调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推动。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也激发了众多的学术研究。中国的情况既不符合诺斯的产权范式，也不完全符合发展型国家的定义。⑩为了解释中国的增长，学界提出了众多耳熟能详的概念，例如“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Oi， 1992），“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Montinola， Qian & Weingast， 1995），“事业部制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 form）（Maskin， Qian & Xu， 2000），“晋升锦标赛”（周黎安，2007），“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Xu， 2011）等。这些概念的共性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理解形成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激励结构。11因篇幅限制，这里不做进一步展开。

　　在对正式制度的研究之外，最近几年学界也开始关注非正式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样，都能够通过提供激励而型塑人类行为。研究者通过对行业协会（例如，Greif， 2006）、文化传统（例如，Zhang， 2017）、族裔认同（例如，Habyarimana， Humphreys， Posner & Weinstein， 2007）、地方宗族（例如，Tsai， 2007），甚至是语言（例如，Chen， 2013）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发现其能够显著地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绩效和公共品提供。此外，最近的研究也发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相补充的可能。例如蒋俊彦发现，由非正式人际关系构成的精英网络可以降低官僚机构运行的协调成本，进而提升官僚机构的总体绩效（Jiang， 2018）。

　　如果说围绕现代化理论的争论构成了政治发展的主旋律，那么围绕诺斯制度范式的讨论则构成了发展政治学中对经济增长讨论的主旋律。诺斯的制度主义范式蕴含两层内容。第一层是一个中层理论，即认为能为产权保护提供可信承诺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这是一个可以被检验证伪的概率型理论，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大都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虽然存在一些“离群值”，但少数的离群值不足以证伪一个概率型理论。上文提到的诸如后发优势和发展型国家等理论，为解释这些离群值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注脚。制度主义的第二层内容则是一个宏观理论，即一种思考世界的范式。范式不同于实证假设，很难被证伪。如果用简单的话语来总结这种范式，就是需要将激励搞对（get the incentives right）才能实现增长，而各种类型的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就是提供有助于实现合作的恰当激励（North， 1990）。从这个角度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故事和经验，仍旧没有跳出制度主义的宏观范式。

四、变迁的现实世界与发展政治学的问题意识

       围绕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学术讨论，受到了两种逻辑的驱动。第一种是学术逻辑，即持不同观点和证据的学者间的学术争鸣推动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上文已经对这种逻辑支配下的发展政治学文献脉络进行了梳理。第二种则是现实政治逻辑。作为一门诞生于美苏冷战和殖民地独立大时代背景下的学科，发展政治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实政治的影响。而现实政治逻辑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则更为隐蔽，从议题和概念角度无声地型塑了学科的问题意识。

       如本文开头所述，发展政治学诞生于二战后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战后主要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增加对这些新兴国家的了解和外交支配能力，迫切需要学界提供智力的支持。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为新兴国家的研究设立了大量的专门基金，直接促进了区域研究和发展政治学学科的兴起（曾庆捷，2018：5）。例如，著名的富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s）项目即是在战后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美国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将政治学、区域研究等社会科学领域纳入财政资助范围。

       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进行了从经济、军事、外交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全面竞争。与此同时，战后苏联的崛起也为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发展道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从最初的经济援助变为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输出至这些国家（Clapham， 198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发展政治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殊的时代烙印。

       这种时代烙印最明显的表征之一是政治转型的研究。现实政治的卷入对政治转型的文献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是使得民主的定义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取向，即只有符合冷战时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征的政体才能被称作“民主”。现代政治科学对民主的定义大多采用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是否采用竞争性选举选拔公职人员”的程序性定义（Schumpeter， 1942）。如同对社会科学中其他概念的界定一样，这个定义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属于学者的一家之言，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当民主化研究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后，学术界对于民主制度的定义就被锁定在这一概念上，同时不符合这一规范的政体被归入“非民主”的残差项，并在学术和日常的政策话语中被赋予负面的价值判断。二是“民主转型”被赋予了一种目的论的色彩：人们趋向于认为不同于冷战时西方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政体向着熊彼特定义下的民主制度转型是一种道义上的应然，而非经验世界中的实然。同时，民主转型在部分的公共和学术话语中也被等同于政治发展，尽管后者的学术内涵更广泛（例如，Pye， 196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表明，民主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单行线，那些被划入“非民主”类别的国家也并不都是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制度转型。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从学术话语体系的角度对这种将民主定义带上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标签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反思（例如，罗岗等，2019：52-56）。

       当然，研究议题和概念受现实世界的影响和塑造，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其也不构成否认一个学科学术价值的理由。在发展政治学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淡化上文所述问题的尝试。例如，在对民主的界定和测量中，在经典的熊彼特式的二分法之外，还存在渐进式的测量法，即认为民主和非民主间的差异并非非黑即白，而可能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光谱。12在关于民主转型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与先前“目的论”不一样的结论。例如，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认为，早期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由通过直接民主治理的地方社区向更为集权的委托-代理型国家演变的过程（Stasavage， 2020）。在这一国家建构的转型过程中，那些统治者能够利用官僚体系有效汲取地方资源的政权成为集权式的国家；而那些获取信息资源能力较弱的地区则发展出了代议制民主，即统治者需要分享一部分治理权来换取地方的信息与税收。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民主转型文献所研究的对象，则是现代国家成熟以后发生的“二次转型”。

　　此外，学术界对近几年新兴和成熟民主政体中发生的带有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性质转变的研究（例如，包刚升， 2014； Levitsky & Ziblatt， 2018），也打破了先前文献中认为成熟民主国家制度相对稳固的认知（例如，Przeworski，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2000； Svolik， 2008）。这些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说明，政治发展并非是带有先验目标的“宿命论”式的单行线。相反，政治发展是带有不同时代和地区烙印的复杂的过程。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这两个现象间关系及各自决定因素的梳理，尝试构建一个发展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作为一门学科，发展政治学应该具有自己的核心概念、经典议题及研究范式。本文认为，发展政治学的学科始于对政治发展的解释。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本被用于解释政治发展的研究变量（例如经济发展）也成为研究的对象并催生出新的研究议题。同时，作为一个关注现实世界“变化”的学科，发展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和话语体系，也受到了不同时期现实政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讨论了作者认为的定义了学科身份的研究议题，还有众多与发展有关的议题并没有讨论，例如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内战与族群冲突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议题不重要，相反，他们是发展政治学学科未来充满潜力的增长点。

       本文最后想要强调的是，尽管发展政治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门由实证主义主导的学科，但是学科的基本议题和概念创立的过程蕴含不少规范性的元素，例如对于民主定义的界定。事实上，“发展”二字本身就蕴含了一种规范性的判断。发展代表着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能被称为“发展”。什么样的变化才能被称为“发展”，这其中就包含人类的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发展意味着人类告别相对落后的状态进入一种更为文明、富足、理想的状态。而如何定义“落后”“先进”“文明”“富足”“理想”等概念，无一不包含着学者、社会和时代的价值判断。13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脱胎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其在提供了丰富的、有意义的学科知识的同时，在一些议题的设置和概念的界定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局限。在地球日趋变平的全球化时代，学者们需要意识到这种规范性元素对研究的影响，并承认现实世界发展道路的复杂多元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在人类历史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本文基于“重新思考比较政治学”学术研讨会（2021年4月16日至17日于复旦大学召开）发言稿整理、修改而成，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2004004）、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课题号：21DTR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符致烁、马佳磊、张逸凡作为研究助理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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