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与马克思主义*

一、问题意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经由留学生群体推动的。其中，留日学生群体和留欧学生群体，以及后来的留苏学生群体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良多。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个留学生群体——留美学生整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则较为疏离，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观望派。对此现象，有学者认为美国知识界相对保守的政治文化（包括美国校园里趋于保守的风气）、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以及政府对他们的资助等是留美学生趋向于保守主义和改良政治的原因。①

　　另有学者认为，留美学生的学科专业选择，以及美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有限是留美学生疏离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美国语境的社会主义思潮假道日本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前美国就已经通过日本间接向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②这些研究提供了观察该现象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仍难以解释既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有限，又何来对日本影响巨大，以及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假道日本传入中国的问题。既然美国是日本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的直接来源地之一，那么日本留美学生和日本知识界能够接受的思潮，中国留美学生群体为何没有接受，并进而在中国传播呢？更何况其时在美之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日本留美学生人数的一倍以上。③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美国一直有其信众和追随者。19世纪50年代具有全美影响力的《纽约论坛报》就刊登了超过五百篇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从篇幅上来说，甚至超过《资本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当时为广大受众所赞同。该报纸因此成为美国改革者、激进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大家庭的“政治和社会的圣经”。④此时，林肯周边也有一大群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极大地影响了林肯的思想和行政工作，自然也影响了美国未来之历史发展。⑤直到本文所涉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未曾中断，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和杂志不断涌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宣传和讨论更为广泛，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也有大量报道和讨论。苏俄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英文机关刊物《苏维埃·俄罗斯》也成为中国《新青年》杂志刊登列宁、托洛茨基等人著作的文献来源，凡此种种，“标志着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在这个时期的急剧传入”，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性的“思想链条”中被传入中国的。⑥不过必须要看到的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影响了小部分留美学生，甚至有学生加入美国共产党，并和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联系，但该群体整体上是疏离马克思主义的，⑦美国也没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直接传入中国的另一渠道。

　　笔者认为，留美学生群体特征及其主体选择性特征在解答上述问题时至关重要。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目的在活动中“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⑧本文即以近代中国的留美学生群体为主要考察对象，讨论其群体共性及群体选择性特征，分析这一群体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态度及其历史成因，并以此透析这一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该群体的自身地位，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角色。⑨

二、留美前的新学背景

　　和清末以来官派或民间自发的大规模留日学生、集体勤工俭学的留欧学生，以及为了革命理想而留苏的学生群体不同，清末民初中国留美学生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教会学校、清末以来之新式学堂和海外华工子弟。此群体出国前大都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教育，整体而言家道殷实，这使其赴美之后更容易接受美国主流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关注不多，兴趣不大。

　　试图教化是帝国心态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在中国合法传教以及创立教会学校，是其教化活动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因为“帝国主义和传教冲动齐头并进”⑩。其时西方国家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学校众多，入读的中国学生规模巨大。20世纪20年代，在各级各类教会学校就读的中国学生超过了25万人，教会大学学生总数占中国高等学校学生总数的80%，11以致于民国初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强烈感到中国教育权的沦陷，并从政治角度批评教会教育的侵略性质和政治属性，倡导收回民族教育权，并推动了大规模的教育界非基督教运动。12

　　教会学校创办伊始，亦是教会学校学生留学放洋之时，这一先河后来渐成趋势，而留学之目的地亦以美国为主。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黄宽等人即由传教士携自澳门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清末留美女学生金雅妹、许金訇、康爱德、石美玉等也由美国传教士择于教会学校而带往美国；上海广方言馆的颜惠庆，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曹福根、施肇祥，潞河书院的孔祥熙、费起鹤等，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教会学校的资助下赴美留学。13

　　在清末庚款留美学生的选拔考试中，政府选取了三届共计180名学生赴美，其中曾在教会学校学习的生源比例总体上超过30%。第一届考取的庚款赴美学生共计47人，其中上海大学6人，北京汇文书院2人，上海震旦公学、南京汇文书院、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各1人，教会学校出身者之比例在1 / 4以上；第二届考中的70人中，上海圣约翰大学12人，岭南大学5人，东吴大学4人，教会学校出身者占30%。甚至有统计说：“留美学生中，由教会学校出身者，无虑占其半数。”14

　　根据1917年清华大学刊印的《游美同学录》记载，该年归国的留美学生共计386名，其中出身于教会学校者174人，占总数的45%。15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统计显示，1921年—1925年中国在欧美的590名自费留学生中，具备教会学校学习经历者198人，这198人中赴美留学者达162人，占比89.5%。16直到1947年，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报告称：“在美更求深造之中国学生，百分之四十以上为在华基督教大学之毕业生。中国农业方面一切有效之科学工作，几有四分之三为基督教大学所完成”。17教会学校之教育，原本即是“西体中用”的西式教育，18它以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分科治学之法，以及其宗教理念系统来培养中国学生。如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决定编写两套中文教材，要求其内容除宗教教义外，须包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自然地理、自然史、西方工业等自然科学，还有政治地理、宗教地理、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科学。19这和中国传统之传道受业解惑的模式完全不同。新式教育模式必然催生新式知识结构，契合美国之主流价值。

　　留美学生的来源之二是新式学堂。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即兴办新式学堂，学生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见习西方法制观念。京师同文馆在开设英、俄、法、德等国语言课程外，还开设了算学、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为中西合创的上海格致书院制定的西学课程就分了矿学、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六大类。中国私立的新式学堂如正蒙书院等也开始“采西人教科所长”进行办学。20

　　清末，政府进一步兴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考试。按照西方学制设置，大量引入西方价值观的新式学堂本身即是西化的产物，学堂学生自然具备强烈的留洋学习渴望，具备新知的中国政府官员也于此时大力推动新式学堂的学生留洋。1901年，袁世凯从北洋大学堂中选派王宠惠、陈锦涛等随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赴美留学；1904年，南洋公学选派徐维震等5名学生赴美留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选派10名学生赴美；1906年，北洋大学堂又选派刘瑞恒等31名学生赴美留学，次年再派马寅初等11名学生赴美。21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中心女塾、南洋中学、江苏高等学堂也开始大量派遣留美学生。这些新式学堂，如北洋大学堂直接选用美国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其师资亦主要是教会大学毕业生，22学生在校期间已经接受了严格的西式教学训练，甚至可以直接升入美国大学。这为学生留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预先根植了他们赴美前的西式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度。

　　还有一些华人通过出洋做工或家庭渊源而入美留学。这一类留美学生多数是移民后裔，他们要么得地利之便，要么家境殷实，如广东新宁人邝富灼以美国铁路工人身份进入美国学校。1910年，曾有17名青年学生自费赴美留学，“学生自十二岁至十八岁，皆广东巨绅富商之子。拟来美留学五年”，全部学生由一位以前的富家子——24岁的留美学生伍如康引导携带而出洋。23此时，中国自费留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官费学生。另外，间或有商业机构自选学生赴美放洋，如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曾选派15名学员留美，专攻农工商科，以期“为国家造就人才”，回国服务之机构因此并无限制。24

　　这三类留美学生大多具备一些共同的群体特征：赴美前便熟悉美国文化，掌握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语言方面也有明显优势；赴美前，部分地接受了基督教教育和信仰，深受美国文化价值观影响，或者对于美国文化渐趋认同。这一群体特征，决定了其在美学习之时更容易融入美国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当时看来过于激烈，很少有学生一开始就接受。而且，无论上述哪一类留美学生，往往家资厚富，学业生活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而不会过多关注下层社会生活，难以产生激进思想也在情理之中，这和后期以勤工俭学相号召的留法学生因生计苦难、学业渺茫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可同日而语。25

三、群趋实用之学

　　留美学生群体整体上重实用之学，轻社会学说，这是其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另一因素。该群体之所以选择实业救国方案，一方面受近代中国科技救国、科学兴国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为预防社会革命而有意限制的结果。此外，社会期待亦是留美学生趋向实用之学的原因之一。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初始反应即是追求以坚船利炮为内容的实用之学，认定必须以科技救国，以科学兴国。清末，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明确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26这是国人高呼科技救国的先声，也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兴国思想形成的标志。20世纪初期的留美学生不仅具备科技救国、科学兴国的时代意识，亦有时不我待的强国紧迫感和责任感：“中国今日建设时代，政治须建设，法律须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莫非建设问题。故吾人生于今日，非性情天才不太近于实用之学者，不可不注重实用之学”27。学生认定：“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28“救中国者，万口同声，莫不曰教育实业，夫教育实业，皆不能离科学而独立者也。科学者，教育之中坚，而实业者，科学之致用，则欲为根本之救国，舍科学安归？”29这些学生还认为留美求学之目的主要为学习美国工艺工程，这是其无可比拟的长处，因为美国以工程实业立国，其赖以发达者即工艺工程，“工艺之巧，工程之精，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我国学生留美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最多”，“习实用之学，铁路、矿物、农、工商、法政等科，诚为当今之急务”。30此一思想是留美学生群趋实用之学而相率弃社会之学的思想渊源。

　　初始，留美活动多系官方行为，官方对学生群体约束甚严，且明确以提倡科学和预防革命为目的导向。两江总督端方在选派学子出洋时，为避免学生“到美之后所短各科尚须另行预备，旅居旷日，不无窒碍”的弊端，发布公告称：“出洋学生应习何科何书，并应及何等程度，及早先行开列宣布”，“庶使预备游学诸生得此可以分科用功。”31此乃出国前的知识储备，主要包括语言、文化、历史及理工学科之基础知识。放洋之后留学生应学何种学科呢？端方等清末官员青睐之学科皆集中于实用学科，如商务、管轮、驾驶、电学、医学、物理、矿学、铁路、土木工程、农科、天文、法律、机械工程、造船工程、海军工程、林学、教育等等。321909年，外务部尚书、曾经的留美幼童梁敦彦也明确表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应学习经济实业等实用科目，如工程等相关学科，以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33为此，政府也有一系列的规定，要求重视实用科目，限制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人数：“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政法、理财师范诸学。”34

　　在庚款留美学生的选拔考试中，政府对学生应该具备之专业知识有更为清晰的指向。1909年，清政府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一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国文和英文的基本功课外，主要考核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史、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等科目。此后，留美考试科目也大致如此。这些考试内容除基本素养考核外，一为实用的现代科学知识，二为了解世界大势的历史文字功夫。政府要求庚款赴美学生留美前具备西方新式实用科学知识背景的同时，也为其留学专业选择指明了方向。1909年第一批47名庚款学生中，43人学习科学技术知识。35

　　留学前辈亦再三鼓励留美后辈，“抱定宗旨入专科肄业，如工艺路矿商学农学等吾国人才最为缺乏，急宜讲求，为将来学成归国，以大用于世”。36国人对于留美学生之期望亦在实用之学，“吾向者崇拜政治家，崇拜法律家，以为政治法律足以救国，故能变易吾崇拜英雄之心，以崇拜政治法律界之人物。今而后乃知真能救国者不在政治法律而在实业界之人物，故又变易吾崇拜政治法律之心以崇拜实业界之人物。……今赴美留学生皆以实业为重矣，他日学成而归能为祖国实业界发一异彩，则虽为之解其靴纽所欣慕焉”。37梁启超也曾谆谆教导学生：“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骛哲学文学政治。”38为此，学生赴美之后时时有改习实业学科者，如曾有留美学生葛燮生、章祖纯，分别要求从法科改习电气机械、农科等。当时，一二学生改习学科之细碎琐事竟登上《申报》，亦说明国人对此问题之重视程度。39

　　以上因素之叠加，形成了留美学生多习实用之学的风气。曾经的留美学生竺可桢回忆说：“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40清华大学对庚款留美学生学习专业的分布统计发现，“学理、工、商、农、医的占62.7%（其中学工程的占31.3%，学理科的占9.9%，学商科的占11%，学农医的占10.5%——笔者注），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新闻等，其中以学经济的比例最大，占9.6%——笔者注），学军事的占2.2%”，专科女生“只限于采矿、电机、土木、化工及农业等科”。41据《申报》1925年统计的952名留美学生中，学习政治学、文学、社会学者仅69人，占总数的7.25%，其他皆习实用之学。421930年统计的1280名留美学生中，其所学专业多达72种，其中习文史政哲等科目者为133人，约占比10%。43直到1937年，中国留美学生“大部分攻读工程，次则选读经济、商业及教育学等”。44

　　考察清末留日学生群体情况，我们则发现，当时留日学生中绝大多数人习文科。如1903年的1300多名留日学生中，习文科者达1100多人。451905年，清政府曾派300名官绅赴日留学，所学科目为法律、政治、理财和外交。“大都趋重法政，愿习实业者少”，以至于1908年张之洞等奏议：“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自费留学生如改为官费生，则必习农工商科，否则不给官费。46可见，当时留日学生之专业以人文科学为主，这一专业背景为留日学生群体日后成长为辛亥革命生力军、新文化运动旗手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主力军埋下了种子。

　　对比留日学生的专业选择及其志向，留美学生埋头实用之学，一心谋科技救国、科学兴国，时刻准备“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丹”，找的是实用治病的“甘露”和“灵芝”，自然轻忽了社会科学这些“无用之学”，甚或抵触之，以为不必学、不能学，“崇实业工科，而贱文哲政法之学”。47期间，留美学生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之认识大抵如梁启超所言，“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48这一思想一直如影随形，影响了留美学生群体对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当时，留美学生的实学志趣与国内学生的学业选择也大异其趣，甚至整体游离于国内知识群体社会政治救国、社会根本改造的潮流之外。民国初期，中国大学肄业生的学科专业，基本上选择文科，比如1912年中国大学生在文科与实科之间的专业选择比例是8：1，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文类（文、法、教育、商）学生占74.5%，实类学生（理、农、工、医）占25.5%。49给国人的观感是，差不多“人人相率趋于文法科，实科即无人过问”。50其后，实科专业学生比例逐年有所提升，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文、实科专业占比才基本持平。51教育部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文重实轻之畸形状态”，以至于国民党政府内一致倾向于“抑文重实”，甚至酝酿停招文法艺术等科学生。52这自然是政府担忧青年学生因熟习社会文法思想而转趋激切激进，进而与政府之相对保守的治理理念相对立而有意限制的结果。这一重实轻文的取向和较早前的留欧学生相似。其时，由于清廷指定其学习的专业，限制其学习环境，使得学生对政治的兴趣淡薄，除严复等少数人外，对社会政治学说关注不够。

　　留美学生的科学兴国之目的，决定了其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走科技救国之路的方式和方法，至于国家发展的长久方向和路径选择，则是他们不太关注的“空洞之方”。这一倾向既使该群体脱离了中国国内汹涌澎湃的社会改造大潮，也与高等教育的研习宗旨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大学的科目是应人求知的欲望和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并非凭空捏造的。无论大学有无文科，法科，及艺术科，人们自然而然的要知道政治经济制度的所以然，人生的所以然，文化的来源和变迁，美的所以然和美的创造”。53国人仍然认同，文法之学作为形而上之学关注的是国家民族的长久变迁和个人美的创造，此乃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

四、美式教育与价值认同

　　留美学生入乡随俗，潜心向学。生活学习年限既久，受美国价值熏陶日长，渐渐产生了对美国主流价值的情感认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自然生出疏远、怀疑，甚或抵制的态度来。

　　与留日、留欧勤工俭学的学生群体比较起来，留美学生多以理工科目为主，学业踏实，在美留学年限较长，学习生活更为深入。有学生认为：“今日中国已醒矣，已从新矣。铁路当实行建筑，矿务当实行开办，财政当实行整理，至机器化学造船等事皆非言论所能之事，非学浅者所能举办，又非无实习者所能大成。事为建设之事，时为建设之时，欲于此时而欲有影响于国事者，非有建设之学、建设之能及建设之精神不可。”54要潜心研究、长期积累，从而养成建设国家之学问、能力和精神自非一朝一夕之事，于是学生们大抵能善用其光阴，孜孜以求。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评论中国留美学生说：“大率刻苦沉实，孜孜务学，无虚嚣气，而爱国大义日相切磋，良学风也”。55端方也这样评价留美学生：“在欧美游学之人，其得有卒业文凭者，大半学问精深，学术纯正，颇多可用之材。”561906年，清政府举行归国留学生选拔考试，参加考试的100人中，留日生占80%以上，结果考中的全是留美学生。国内报纸不时有留美学生刻苦向学、成就斐然的报道并详列其原因。57

　　留美学生孜孜务学，获得了现实回报——取得世人认可的学业成就。据1917年和1918年编印的《游美同学录》所列名单来看，537名留美学生中，227人获得学士学位，202人获得硕士学位，47人获得博士学位，未获得学位者仅61人。1909年至1929年的二十年间，在美国各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共5362人，其中取得学士以上学位者四千余人，约占总数的80%。58这些学业成就的取得，非但留日学生无法比拟，初始以勤工俭学为口号，后来更接近社会革命学说的留法学生更无法望其项背，大约只有民国以前的留欧学生可以与之相侔。

　　成绩的取得要靠时间的累积。笔者在对部分清朝末年赴美留学而简历完整者的统计发现，他们在美学习年限最短为2年，最长为13年，平均在美学校读书时长为5.9年。59而且，这尚是他们在美国的大学入学和毕业时间，实际待在美国的时间应该会更长。其中，个别留学生自幼在美长大，生活年限更久，而且留美学生大多年龄较小，留学时期恰是其价值观确立的黄金时段。外务部咨派留美学生时，一再强调“多派年轻之人”，“易资造就”，要求年轻人占2 / 3以上。60在能确切统计到年龄的11685名留美学生中：12岁—19岁，1401名，占比12%；20岁—29岁，7918名，占比67.76%；30岁—39岁，2135名，占比18.27%；40岁以上者231名，占比约2%。61二三十岁的留学生超过2 / 3，他们是近代留美学生的主体，此乃美国人称中国留美生为“少年”之原因。

　　年轻，长时间留居，加之理论学习之外的社会实践考察等，留美学生群体几乎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所同化，习惯用其政治标尺去评论中国社会的是非。相较之下，留日学生恰好相反，他们留日年限较短，甚或速去速回，并未能学到日本新学之精髓。“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621908年清政府发现在超过一万名的留日学生中，“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如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63日本学者亦发现，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中，能够读满三年而从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者十不及一，许多读了一年半载就回国了。64这种蜻蜓点水式的留学，自然和留美学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认同相差甚远。

　　久居美国的留学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为美国社会广泛接纳。其间虽有美国政府之国家利益考量——给予留学生一种被接纳后的社会认可，与此对应的则是中国留美学生的热情回报。美国人“对各国留学生在生活上和学习上，并无多大歧视，因此，绝大多数留美生对美国抱有友好感情”。65宋庆龄后来回忆起她留美5年的感受时说：“我在美国度过我的青年时代，受过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伟大的力量之一，它的文化成为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66顾维钧甚至这样描绘美国价值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成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亚洲大陆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他们的理想是被美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点燃，他们的教育来自于高尚无私的美国传教士。他们的灵感来自于美国民主的实例。”67颜惠庆在1909年第5届美东中国留学生会年会上亦说：“这些年轻人在广袤的太平洋上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美国的知识、美国式的理想、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发明以及美国的制造业都在或者都将流向中国。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未来的领导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喜好和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些满怀美国价值观和美国式理想的人，会把这些理念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出去。”68在这种情况下，宣扬激进主义者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抵制。

　　20世纪20年代末，《留美学生月报》因刊登讨论中国政治，批评美国，甚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中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的理想主义已经死了吗？》《共产国际评估南京政府》，以及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布劳德（Earl R. Browder）所作之《美帝国主义，中国独立之敌》，而引来了留美学生之间的一场风波。1930年1月，留美中国学生总会理事会经过投票罢免了超桃社69成员——《留美学生月报》编辑胡敦元和留美中国学生总会的女主席虞之佩（美国共产党员）之职务。胡敦源的“罪名”是“故意转型红色编辑方针”，虞之佩的“罪名”包括：“非法利用留学生会的美名进行红色宣传”等。70而超桃社的领袖施湟（美国共产党员）后来也被迫离开美国去了莫斯科。30年代初，在美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工人中大约有50位中国共产党员，就留美学生群体的整体规模而言，自然是很少数的。71

　　陈寅恪批评留美学生说：“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72可见留美学生整体上倾向美国主流价值则应是事实，甚至不少学生本身就是基督教信徒。统计资料显示，1917年已经有六百多名留美学生加入基督教团体——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甚至有统计数字称留美学生中，差不多有1 / 4是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73该群体的学生声称：“在这片自由与解放、进步与生命的土地上，我们身为学生每天必须用一定时间来学习伦理原则、道德和高尚理想等这些在取得、保持和维护美国的进步成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74留日学生群体则不然。日本人虽亦明白：“负笈东来之留学生……将来前途皆未可限量者”，然而日本人“平素对彼等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因此，留日学生非但感情上和日本疏远，而且“学成归国之后，殆成排日之急先锋”75，这和留美学生亲美信美适成对照。

　　作为一个群体，其主体的选择性是由主体所坚持的价值观所决定的，这一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选择性。长时间潜移默化的美式教育和相对友好的教育环境，使留美学生这一群体在整体上倾向于美国主流价值，认同美国主流文化，虽然此刻在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甚或社会主义的实践，但这显然只是支流。留美学生群体因思想上接近美国之主流价值而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

五、留美学生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

　　留美学生倾向美国主流价值而疏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选择，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学生思想上倾向于实用之学，现实地推动了中国科技科学的发展，也部分地宣传了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想；另一方面，学生群体整体上忽略对社会根本改造的追寻，最终不仅不能引领近现代中国的前进方向，反倒成为新时代大潮的跟班人和观望者。

　　首先，留美学生率先提倡科学，并身体力行推进了中国科学的进步和发展。1914年，中国留美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兴国主张。新文化运动以后，留美归国学生在传播、建立和发展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群体也成为现代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和主导群体。在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179位教授中，97位曾留美求学，5位院长则全为留美博士。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81名院士，其中有留美经历者49人，而以自然科学为专业者有34人，占比41%。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957年和1980年共选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400多名，其中留美出身的科学家有235名，占比50%以上，更不乏像竺可桢、胡刚复和叶企孙等佼佼者。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长远发展过程可见，当年的留美学生，俨然成了新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主力军。76

　　留美学生的科学、民主思想来自美国，亦是源于他们对美国主流价值的认可，而这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进步。在不少留美学生看来，美国的宪法、政党及竞选等都是美国主流价值的体现，都是积极进步的。他们大量发表文章，创办期刊介绍和评论美国的民主政治，在日记、著作、演说中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价值倍加推崇。胡适读美国《独立宣言》而感叹：“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棱，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77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留美学生也为新文化运动中之科学的世界发展进化观、全面的人的解放民主观、进步的文化改造观而呼吁，大力宣传和践行科学、民主思想，并逐步发现了真正的、大写的人。《独立评论》周围的大部分留美人士进入了国民党政府，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英美派”，也对传播西方现代价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比较来看，留日学生群体始终是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掌握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反倒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学衡派”成了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派。

　　另一方面，留美学生埋头实用之学，立志科技救国的同时，相当一部分学生忽视了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社会改造的志向，科技救国之长适成其思想救国之短，缺乏对民族国家发展彻底长久规划及引领，势必成为社会改造潮流的追随者而非开拓者。早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有留美学生自我反思留美学生群体对社会政治理论没有兴趣之弊端时说：“政治家今日中国所最当有者也”，认为政治家可分两种：一是政治理论家，“其议论可新国人之耳目，其学识可解国中之难题”。二是政治活动家，可处理内政，办理外交，维护祖国尊严，促使国家民主、富强。这种人物如果多了，中国则可“自第二、三等国而变为第一等国”。78然而，客观之情势是自20年代起，留学英美的“镀金”派在科学、教育、学术上明显占优势，但在思想文化界仍然是留学日本的“镀银”派更占优势。胡适解释说：“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胡适以此认为，中国的留学政策是失败的，“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然中国之留学“一误于政府教育方针之舛误；再误于留学生志趣之卑下”。因为这一群体多数人“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而在于速成”，其影响也就一路一矿之微。79梁启超则归结于西洋留学生群体对西学在中国的发展运动参与不够、推动不足：“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以至于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运动疏离，西学“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80

　　对此问题论述尤为精深的反而是美国人。1911年，美国人约翰·格赖安歇明发表《论中国留美学生》一文，他明白指出，“中国政府之所以遣少年人负笈来学，惟有一简明而无可疑之目的，使此辈少年习有用之学，归即用之耳。是以中国少年见有学问，必先辨其实用之有无，凡表面上足以见其有用之学问，则中国少年必立取而有之。于是其余之学问，中国少年遂亦弗问”。他对此表示异议，“然其余之学问，其功用不易见者，其价值或反过于此辈所得之学问也”，因为美国科学的核心亦不仅仅是实用之学，而是源自于继承和发扬欧洲诸国之长的“合群之功效”。他冀望中国留美学生应有国家民族观念，“学成归国之后，当自思为中国之公仆而力为大局谋进步。今在美国求学之际，亦不可不自命为中国公仆而事事为中国谋大局计也”，“新中国固深望此辈，有学识之少年能改良其政治，能保护其国人之生命财产，能改良其司法机关，能颁行一绝佳之赋税制度，能改良其败政……而其尤要者，则振起其国人之爱国心，使蓄最高尚之国家思想，而为其国家谋进步焉”。他并且要求“中国少年”归国之后应有足够之气魄，“以先觉觉后觉，执炬前行，在中国进步之路大放光明，俾其国人得尾缀其后以达乐境也”。81约翰·格赖安歇明因担心中国留美学生“仅得美国学问之皮毛”——“实验之学”而极力主张学生应该放宽眼界，立足久远，关怀家国天下，为中国未来发展之百年大计计虑，实为不易之论，又为见识极深之观念，其识见气魄有大过人处，或超越其时多数国人之上。

　　此后，长时间游学美国的陈寅恪亦谈及留美学生之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此时的留学生不尚形而上的高深学问和精神道德，“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陈寅恪认为，“实业以科学为根本”，留学生“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更严重的是，“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而若专以谋“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82可谓一语中的。留美归国的学生虽然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为近代中国之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群体未能成为美国人所期待的美国精神在中国的代言人，或是中国学术与教育界、实业法政界的精英人物，亦未能左右中国发展的方向，甚或“回避政治”。83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人才逐步认识到：“我国的民族意识，非常薄弱。我们要复兴民族，使人人均对政治感觉兴趣，那末，我们就需要政治教育，需要办理比较完善的文法科。文法等科是比较自由的教育，从这里，我们可以造就出民族的领袖，以复兴中国”84，而非只是供政府驱使的“专门实用”人才和“苦力”，甚至“不会思想而只知劳作的马牛”。85

　　由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步取得主导地位，以其为指导思想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革命实践后创建了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方向。然而，身处这一时代变革中的部分留美学生，却在马克思主义已为时代潮流，中国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历史关头，选择成为观望派，甚或逃避派、反对派，显然没有跟上罗家伦所谓的“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大潮，更没能“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86因为从根本上讲，“一部历史的传衍递嬗，多半是由于文法的两种人所主动的，文学家，思想家事前鼓吹，从事于心理建设的工作。然后政治行动家，擘划经营，领袖群伦，做改良或革命的实际运动。至于农工二者，只是受了前二者吩咐，做比较刻板的稳定的工作”。留美学生群体多数是专心做“比较刻板的稳定的工作”的代表。87在中日战争之时，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精英——《独立评论》同人，在不得已以专家身份介入实际政治时，仍时时以“出山要比在山清”自警，提醒自己应以社会自居，发挥“一介之用”。

六、余论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学习西方、崇慕西学是世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中国竞争失败、“学不能竟”的必然结果，也是国人的现实选择。于是国人大量引译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据统计，1912年—1940年，中国1 / 4以上的译作是西方的文学著作，另有1 / 3以上的译作是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之著述，而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意识形态的著作。如果就近代中国四百年之历史来观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近代中国译作中占主要地位，其比例达70%以上，而自然和应用科学仅占27%。88其中，不少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俄文著作也被翻译引进，这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进一步启发了青年学生群体批判窳败现实，改造社会政治的强烈兴趣。国民党元老邹鲁对此忧心忡忡地表示：“近年来，国人翻译社会科学外籍，只趋时髦，全无计划，所翻译的，多属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著作，弄得一般青年的思想，一谈社会问题，惟知阶级斗争；一谈政治问题，即思无产专政；一谈经济问题，便以为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之外，再无其他学理”。89大量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进入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国知识群体的社会政治改革动机，而非知识界简单的遣兴怡情，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兴趣——中国社会亟待改变以适应世界大潮，它是中国知识群体对西方知识体系的选择性接受和趋势性认同。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共双方势力消长而渐渐分出胜负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开始转向。一些知识分子已丧失对自由主义的期望而加入共产党，就连一些坚定的自由派也因为美国支持腐败残暴的国民党政府而开始倒向共产党。1948年6月，美国《纽约时报》调查显示：“北平各学校显示赤色倾向”，“百分之七十学生拥护共产党——教授亦转变”，“北平一万多大学生一年前约有半数倾向共产党，这个比例到今年暑期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教授中亦很多赞成共产党。有大部分教授本来稍倾向政府的，现在亦憎恶政府，已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然而，即使在国共势力消长如此明显，多数知识分子态度已然转变的大背景下，部分已回国的留美学生在政治上仍有自己的坚持。当时对曾留美的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主张政府消灭共产党的占百分之十八，主张共产党掌政的占百分之二点七，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包括中共和其他各党派的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一”，而有关自由主义者目前所应取的态度一项中，“半数以上留美学生主张中立，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主张组织第三种力量，主张不采取政治行动的仅约百分之十”。90在70%以上的北平大学生和教授都转向共产党的同时，当年的留美学生知识分子中，尚有一半以上主张组织联合政府，而主张共产党掌权的仅有2.7%，这种表现和心态甚至比教会学校的师生还要保守。

　　1949年年初，北平一所教会学校的师生进行了一场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这一辩论通过问答的方式得出了相应之集体结论。一位亲与其事的西方教员对此作了详细记录：“问：共产党太严厉了吗？答：不，是反动派太危险！”“问：中国农民是中国总人口的80%，为什么他们不能领导革命？答：他们是小地主和小资产阶级”，“问：如果知识分子不能领导（革命），马克思和毛泽东怎么能够做到？答：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想法”，“问：共产党能够领导革命吗？答：可以，因为他们纪律严明”，“问：共产党会像国民党一样腐败吗？答：不，只要他们代表无产阶级”。91此材料生动地反映出，哪怕是深受西方价值文化浸染的教会学校师生，也已经开始倾向于共产党的接管和治理。比较起来，留美学生仍较难转圜，他们大抵陷入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的身份“对国民党来说太自由化了，而对共产党来说又太保守了，对两者而言又太民主了”。92新中国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在以批判“崇美、恐美、亲美”思想为核心的改造运动中成了重点群体。

　　新中国成立至1955年11月，回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1041人，占比68%。93该群体和1949年以前已回国的留美学生成为新时代的新公民，从世情阅历和年龄结构上说，他们往往成为美国文化价值的典型代表，也是其时中国科技思想文化的有力影响者，然而他们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仍较为陌生，尤其以先前回国的“老留学生”犹然，可说仍较疏离。周恩来曾指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如“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94这一现实使留美知识分子之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一时没有获得充分信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承认，党内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变化估计不足，“不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和政治立场把他们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了解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亲密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而同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隔阂”。95曾经游学美国，时任中共高级领导的张闻天亦言：“我们对大知识分子是否信任？……我看对到过美国、英国的就不够信任，肃反运动以来对他们就更加警惕。”96

　　1955年1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缺乏联系。他们头脑里有一大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的影响之下。”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97当然，党组织也充分认识到对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绝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而是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98然而，碍于这一群体政治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政治运动式批评造成的挫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仍然存在，年老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欧美归来之老留学生心中“所苦闷、所焦虑、所痛心、所希望解决的迫切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回应。这反过来又导致他们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因不敢或不愿关心而消沉。不少老留学生具有“不同程度的作客思想”和被冷落的感觉，对自己的前途估计不够，99甚至“闲的发慌”。100他们多少感觉到党对他们“尊而不亲”，“敬而远之”，或者是“客气有余，亲近不足”，有些留学生为此将所有英美书籍束之高阁，“生怕人说他政治上落后”。101这一现实既影响了该群体自身的发展进步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也在一个时期内型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

  *本文系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自主选题项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转型与成就研究”（项目编号：中宣干字2020862）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