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家的价值

　　企业是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的天然载体，企业家是开展科技创新工作的实施主体，扮演着科技创新主要需求者、积极推动者、要素集成者和重要管理者等多重角色。企业家具有的独特个人魅力以及战略眼光，是企业创新的动力与源泉（周阳敏、赵亚莉、桑乾坤，2019）。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其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创新又紧紧依赖企业家的颠覆性创造活动（Schumpeter， 2017）。在熊彼特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研究企业家与创新的关系。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分析了企业家在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差异化配置带来的经济影响。他认为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关键在于企业家是将其精力投入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中，还是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中（Baumol， 1996）。总体来看，大多数理论文献都认为，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企业家对其长期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在国内的研究中，鲁传一、李子奈（2000）最先提出，当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忽视了企业家的作用，将企业家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将会成为一种可能。李新春、苏琦、董文卓（2006）分析了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淡化了企业家的价值创造意义，提出了企业家作为公司治理的保健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些共同作用影响企业家能力的发挥，并对公司治理绩效起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让企业家组织和主导创新。

　　企业家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属性，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不断打破既定约束，进行试错和创新。在微观层面，中野雅吉（Masayoshi Nakano）和阮帕特里克（Patrick Nguyen）强调企业家具有风险承担能力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增强长期竞争优势（Nakano & Nguyen， 2012），特别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家的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对于企业内外部资源整合和经营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刘文霞、杨杰，2019）。李宇、陆艳红、周晓雪（2017）研究了其中的内在机制，发现企业家通过对有意识的知识溢出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正向作用促进企业在知识网络中的竞争优势，为企业创新绩效增长提供动力。此外，企业家的战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关系能力还能够促进企业转型（余薇、胡大立，2022），通过挖掘新机会、处理新信息、配置新资源，实现企业创新绩效（黄继承、盛明泉，2013）。

　　现有研究对企业家及其经济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亚飞、王凤荣、李安然，2021；郑耀弋、苏屹，2022），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对企业家的微观影响关注不够，因此本文立足现实，基于企业家与企业环境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的概念，分析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研究内容的创新方面，本文重点研究党建引领企业科技创新，党企融合促创新，发挥党建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中的引领作用；政府支持促企业创新，发挥政府和企业在环境适应度提升中的联动效应，政府和企业共同制定惠企政策；同时研究在负面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企业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二）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

　　1.概念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是指企业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能否充分发挥潜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控的程度。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主要包括企业遭到负面事件的冲击，譬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企业家能否充分发挥自身潜力，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带领企业走出困境。二是企业家与外部环境的贴合程度。这是指企业家与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适应过程，即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家所展现出的改变企业经营局面的能力。三是企业家能力在环境适应度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企业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对企业的带动作用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综合素质，涉及学历、性别和从业年限等综合指标。

　　2.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企业组织规划的影响。在不确定的情形下，危机与机遇并存，只有精准把握企业发展趋势，才能带领企业走出困境，而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越高，越能够准确研判企业所处的困境，提供更加精准的组织规划方案，让企业平稳度过危机，维持创新活动。二是对企业人才集聚的影响。有研究表明，越是优秀的企业家就越注重企业人才的培养，具有更高环境适应度的企业家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企业优秀人才的流失，而拥有优秀且稳定的人才队伍是企业创新的关键。三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遭受负面事件的冲击往往意味着更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企业的资金链和供应链断裂，企业生产和销售陷入僵局，具有更高环境适应度的企业家将会重点疏通企业断点，维持正常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发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新产品，实现创新增长。

　　3.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的度量

　　企业家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与企业家的个人素质息息相关，主要包括学历、性别以及从业年限。企业家学历越高，从业年限越长，对于营商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同时，男性企业家相对于女性企业家更能够应对多变的环境。环境适应度还与企业家的籍贯有关，即企业家若为当地人，则对企业发展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借鉴吉布森（Cristina B. Gibson）、伯金肖（Julian Birkinshaw）的研究度量方法，用上述四个变量来衡量环境适应能力（Gibson & Birkinshaw， 2004）。可以看到，表1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α）为0.753，说明四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因此，本文以这四个变量的加总平均作为最终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的值是可行的。

二、企业家的环境依存假说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是在企业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时企业家展现出的一种能力。当企业面临外部冲击，供应链断裂，需要完善组织管理策略，转变生产模式，创新企业销售形式，减缓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影响。环境适应度高的企业家，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敏锐的嗅觉，也天生具有冒险精神和风险承担能力，他们善于在企业面临危机时，抓住新的盈利机会，在逆境中甄选新的发展方向，研发具有市场潜力的创新产品，并将创新产品进行商业化转化，实现企业真实的盈利。

　　因此我们提出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假说1：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有利于其克服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新的影响。

　　相对完善的党建制度环境是企业家发挥创新效应的有力保障。首先，把党支部建在企业，企业积极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就与党政系统建立了一种紧密的联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家获取外部资源，特别是对与国家经济命脉紧密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大多集中于国家的公共、军工、信息安全等领域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与供给。企业在完善的党建制度下，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与党政系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党政系统在企业的后续发展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企业发展资源，如对企业进行方针政策的解读和指导，给企业指明发展方向等，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因此，完善的党建制度能够带领企业家加入党的队伍，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更好地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带领企业不断追求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此我们提出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假说2：在完善的党建制度中，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获得政府不同力度支持的企业家对企业创新的贡献程度也有所不同。政府支持能够提升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积极效应，主要在于政府支持本身所具有的资源效应、信息效应以及声誉效应。从资源效应来看，政府政策支持能够为企业提供直接资源，或者通过间接提供市场准入许可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解决企业家的困难，帮助其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从信息效应来看，政府对一个企业提供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代表企业家潜力以及企业经营能力的有效信号，能够降低企业外部人员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为尚在起步阶段的企业提供支撑。从声誉效应来看，政府对企业进行扶持的前提是政府与企业在互动过程中的双向认可，这种获取机制也决定了政府所具有的天然选择效应。相比于未获得补贴的企业，获得政府支持的企业通常是经营效率较高的优质企业，这些企业的企业家往往对环境有着更高的适应度，能够在政府帮助下不断创新。

　　因此我们提出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假说3：在良好的当地政府支持政策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三、实证模型、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广东省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企业2018年到2020年的数据，探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验证前文提出的三个假说，本文设定了如下回归方程：

       [lnRDit=α+β1lnsuiti×externalt+β2Xit+λi+λt+εit] 

其中，[i]表示企业，[t]表示时间，[RD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创新能力，[suiti]表示企业i的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externalt]是外部冲击或者外部环境变量（包括外部负面事件[shockt]、党建制度partyt和政府支持supportt），[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净利润、产值、营业收入、职工人数、专利数量等），λ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λ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除比值型变量或虚拟变量外，其余变量在回归中均取对数。

  （二）变量选取

  基于上文的分析和实证模型，本文拟选取以下关键变量：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投入：本文使用科技园区企业的研发费用来衡量企业研发投入，以此来表示企业的创新能力（周阳敏、赵亚莉、桑乾坤，2019）。

  2.关键解释变量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为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来衡量企业家由于个体差异，应对外部环境能力的大小。

  负面事件：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作为外部冲击的代理变量，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始于2019年年末，因此若年份为2020年及以后，[shockt]取值为1，否则为0。

  党建制度：本文以珠海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区管委会和区党政办公室名义发布的文件数为珠海国家高新区企业党建制度的代理变量。完善的党建制度建设可以为企业创新发展指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

  政府支持：本文以企业是否得到政府支持资金这一虚拟变量来衡量政府支持，若[t]年企业得到扶持，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企业创新绩效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净利润、产值、营业收入、职工人数、专利数量。净利润和营业收入是衡量企业盈利情况的重要指标，企业盈利能力是企业创新的前提条件（张西征、刘志远、王静，2012），净利润或者营业收入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做更多的创新。产值和职工人数是衡量企业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产值越高或者员工数量越多，企业的运营状况就越好，将资源用于创新活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周申、海鹏，2020）。年末有效专利数量是企业过去研发投入的成果，成果越多，越能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广东省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企业2018年到2020年的数据，覆盖珠海市富山、横琴、南屏、三灶、唐家湾、新青等六个科技园625家企业，包括企业名称、园区、注册地址及时间、产值、营业收入、研发费用、净利润、职工人数、本科以上人员数、拥有专利数，是否得到政府支持资金，法人姓名、性别、学历、出生年月、毕业院校、专业、籍贯等指标。这是问卷调查数据，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一是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二是剔除超过两年没有披露研发支出的企业；三是剔除超过两年没有披露创业企业家特性变量的企业；四是对于个别数据缺失的企业，通过插补缺失值，构建面板数据，由此最终获取2500个有效样本。表2是企业样本的统计性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假说的检验

       本文首先验证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图1显示了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的共变关系，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越高的企业家对于创新投入越大。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外部冲击或者环境变量，进行假说检验。

　　1.假说1的验证

　　为验证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在负面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本文首先进行简单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负面事件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沈伟和朱音楠（2020）的研究也发现，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其次，以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是否发生疫情的交互项为自变量，并分别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交互项系数均为正数。这表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有利于其克服外部冲击如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新的负面影响。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越高，企业家越能够带领企业应对危机状况，在困境中挖掘企业发展新方向，研发出具有市场需求的产品，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此外，加入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净利润、产值、营业收入、职工人数、期末拥有有效专利数等，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的这些特征变量对其创新能力都有正向促进作用。

　　2.假说2的验证

　　为验证假说2，本文做以下回归：以党建制度文件数为调节变量，对企业所在的党建环境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中第2列引入党建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良好的党建政治环境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叶建宏（2017）对于民营企业的研究也表明，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企业家获取内外部企业资源，有利于企业创新。随后，引入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党建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回归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这就表明加强党建对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完善的党建制度助力企业获得发展的资源，包括向企业提供政策信息，指导企业发展，提供市场准入机会等。假设企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困境，党组织也会在关键时刻采取措施，帮助企业家渡过难关。

　　3.假说3的验证

　　为验证假说3，本文以企业是否得到政府支持为调节变量，进行简单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扶持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政府支持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也有促进作用，企业获取的政府支持愈多，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愈显著。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扶持企业，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助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同时，政府通过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商务环境和关系网络。钟卫东、孙大海、施立华（2007）的研究表明这些环境和网络的构建能够为企业家获取外部资源提供更多的信息和选择机会，来应对潜在的发展危机。

       （二）内生性检验

　　虽然在上述回归中，本文试图加入所有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并且在回归中尽可能控制固定效应，但由于回归数据是企业调查结果，被调查企业的选择本身不具有随机性，因此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采用赫克曼两阶段模型（Heckman two-stage model）解决这一问题（Heckman， 1979）。该模型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包括全样本的多元概率比回归模型（Probit），用来估计企业是否参与调查以及披露信息的概率，然后根据这个模型，为每一个样本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n， IMR），作用是为每一个样本计算出一个用于修正样本选择偏差的值。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代入模型进行回归，看回归结果是否仍然显著。结果如表6所示，逆米尔斯比率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样本选择偏差的确影响了原回归的估计，而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原回归结果可信。

       （三）稳健性检验

　　下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验证。表7的第2列和第3列是针对假说1进行安慰剂检验得出的结果，即假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2018年年底，检验回归结果是否显著。回归结果失去了显著性，证明原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的确有利于企业克服外部冲击对创新的抑制影响。第4列和第5列是针对假说2，以企业家是否为党员作为党建代理变量，结果显著为正，与原回归结论一致，说明在完善的党建制度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有更显著的正向作用，该结论不因党建代理变量选择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第6列和第7列是针对假说3，按照扶持资金的金额大小进行进一步的回归，结果与原回归一致，具有稳健性。

　　（四）异质性检验——分行业回归

　　行业性质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很大（姚立杰、周颖，2018）。制造业企业对创新的需求较大，对环境的依赖性更高，因此外部环境对制造业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将更大。由表8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行业差异下，制造业企业相对于非制造业企业，回归系数更大且显著性更强。

五、结语

　　本文利用2018年到2020年广东省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企业的调查数据，将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定义为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能否充分发挥其潜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控的程度，并从环境适应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提升，有利于其发挥创新能力，克服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创新的负面影响；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完善的党建制度引领下以及良好的政府支持政策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建设。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家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充分发挥潜力，有助于企业发掘发展机会，获取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环境适应度建设的重要性，通过不断丰富自身工作经验或者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自我抵抗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第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企业应当与党组织建立良好的党企联系，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按照国家经济战略，聚焦重点产业、布局发展方向，强化科技赋能，践行家国情怀，关注综合效益。地方党组织应当积极将企业家发展为党员，培养成党组织负责人，锤练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新时代精神。第三，强化当地政府支持。政府和企业应当共同制定惠企政策。通过强化当地政府的精准支持，为有潜力的企业家发展企业提供资源、信息和相关声誉保障；通过政府牵头，企业参与，为企业的市场准入、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建立桥梁，联合科技攻关，实现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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