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麻黄和缅甸蟒

一、导语

       过去三十年间，伴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数量的增长，以及博物馆和自然保护区的增加，西方社会中的遗产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大，除了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载体之外，还涉及自然景观和人体基因密码等（Babelon & Chastel， 1994）。目前中国大陆的主流遗产研究通常以“物质”和“非物质”作为分类标准，我国台湾地区的“硬体”和“软体”之分与此相呼应（Trémon， 2012），遗产研究的路径则分为两种进路，即遗产研究和批判性遗产研究（张帆，2021）。遗产的鉴定和评估标准往往引发诸多争议，对于文化遗产的鉴定，通常根据其在文化、历史和美学等方面的价值而确定，对自然遗产的评估和保护则往往立足于其对濒危性和稀缺性，或是对物种多样性的贡献（Vidal & Dias， 2015），在部分情况下也与经济价值紧密相连（Boltanski & Esquerre， 2017），在极端情况下还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相关（Leloup， 2021）。在以法国本体论转向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背景下，学者们主张探讨更广义的遗产概念。例如，周越（Chau Yuet）以动物为第一人称，叙述其在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宗教庆典“赛猪公”中的经验和感受（Chau， 2012）；斯蒂巴诺夫（Charles Stépanoff）长期研究西伯利亚地区万物有灵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动物驯化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如何影响当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Stépanoff， 2012）；布朗克（Guillaume Blanc）通过研究非洲地区的国家公园，批判西方主导的遗产逻辑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对当地居民生活的消极影响（Blanc， 2020）；通过研究英国境内的国家公园，曼塞隆（Vanessa Manceron）为我们提供了由于环境破坏引发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反思样本（Manceron， 2015），等等。笔者认为，这一系列的研究虽然未必被明确划入“遗产”研究的范畴，但其讨论对象都符合遗产的定义：遗产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致力于保存和传承的对象，更是链接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最主要的人文纽带（Rèmond-Gouilloud， 1995）。通过探讨文化和自然二者之间的延续和断裂，此类研究的目的大都在于去除二者之间的对立，并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Allio， 2008； Wang， 2019）。　　

　　本研究基于笔者在2018年—2019年间针对“金门岛的战后遗产化”所开展的田野调查，试图探究一种非西方语境下的，处于“混杂现代性”（hybrid modernity）①时期的遗产保护逻辑。事实上，汉语的“遗产”与“heritage”（英语）、“patrimoine”（法语）并不完全吻合（Fresnais， 2001； Zhang， 2003），但现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一系列“遗产”政策以及鉴定和保护的标准都是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框架进行的。这里需要注意另一个重要问题，台湾地区因其特殊的政治因素，没有资格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何一项遗产评定。②而在台湾地区不论是文化遗产保护还是自然遗产保护，都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的“本土化运动”（Makeham & Hsiao， 2005）。不过，因地理距离以及解严时间差等因素，台湾地区的本土化运动并未对金门产生太多直接影响。③金门岛，这个政治和地理双重边缘的地区，在解除“战地政务”之后，也必然面临着保存和开发之间的选择，以及岛屿外部的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冲击。缘其特殊历史以及现下处境，金门人逐渐形成了特有的遗产逻辑。尽管国共内战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但战争经历不仅成了金门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成了保护或者移除物种的关键评判标准。比如，战争时期④被广泛种植的木麻黄树，尽管是外来物种，却因其战争时期的“保护者”角色而被民众认定为“战地景观”⑤；相反，被生物学家鉴定为原生物种的缅甸蟒，即便作为环境友好型物种，却因为战争时期的缺席，在再次出现时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而遭到驱逐。以上截然不同的保护逻辑，不仅体现了人们关于“权威遗产话语”的争议（Smith， 2006），更反映了“情感”和“记忆”在遗产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Macdonald， 2013）。许多争议直至今日依然没有清晰的结论，但它们体现了金门人如何面对遗产保护与旅游观光产业之间的张力（Kirschenblatt-Gimblett， 1998； Han & Graburn， 2010），反映了在中华文化背景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以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运转（Poulot， 1997； Vickers， 2007； Baptandier & Trémon， 2012； Denton， 2014；鞠熙， 2016），并呈现出另一种人与非人类的“关系生态”（écologie des relations）（Descola， 2005）。我们试图通过相关的讨论来思考冷战之后的金门岛居民如何建立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并思考一个共同的未来（Corcuff， 2002）。

二、木麻黄树：从先锋植物到战地景观

　　木麻黄树（casuarina equisetifolia）是一种在金门随处可见的植物，原产地为澳大利亚，其分布区域延伸至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笔下的美拉尼西亚地区，继续向东，到达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笔下的“历史之岛”波利尼西亚地区，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因其材质坚硬，故可作为独木舟或“tiki”⑥的原材料（Vidal， 2011）。

　　1949年，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之后，森林是当时重要的生产资源，也是战备资源的后勤仓库（陈育伟，2012）。木麻黄，一直以来都是海岸造林的优良先锋植物，由于其根系与固氮菌根共生，可以吸收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具有土壤适应能力强，成长迅速等特点。该物种自1897年传入台湾地区以来，虽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对泥沙的附着能力强，抗旱性佳，对贫瘠土地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已成为台湾沿海造林的重要树种。台湾西部的大部分沿海地区都种植了纯木麻黄林，形成一堵坚固的自然防护墙，约占台湾地区防护林总面积的83.9%（13721公顷）（邓书麟等，2005）。

　　20世纪50年代初，因长期的战备考量，国民党军队决定在金门大量种植树木。金门原本土地贫瘠且气候干旱，植物不易生长。加之，清朝时期的煮盐产业和郑成功驻守期间伐木造船导致其土壤覆盖率极低，许多军事建筑很容易成为解放军炮袭的目标。而且，军队在道路上的行动也易被望远镜观测到。作为一种能够快速生长和适应各种土地的物种，木麻黄在岛上被广为种植。在金门的绿化规划中，2008年木麻黄的占林地面积达29%，其他树种还包括相思树（24%）、桉树（14%）等。这些树木不仅掩护了军事基地，还遮盖了道路，使道路成为迷宫，以期解放军登陆之后迷失方向。⑦

　　原籍金门、现居台北的画家李如青，20世纪80年代曾于故乡服兵役。据他所言：“每个阿兵哥服役期间都要负责种3到5棵树，并且保证全部成活。如果一棵树死掉，负责人就要被关禁闭。因为金门一直缺（淡）水，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可能有淋浴，每个人都有一只盆用来洗脸洗脚，用过的水最后用来浇树。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棵一棵地种起来，几十年过去了，金门就变成了绿树成荫的地方。”同样，在金门和马祖服役后进入台湾大学攻读生命科学专业的杨政峰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表示：“我去的时候已经解除‘战地政务’了，但“金防部”⑧依然还在。那时种的地点是在环岛东路，每个人都分配到一棵，主管是要负责成活率，因此我们都不敢放假，每天提井水去帮树浇水，树下则是种蟛蜞菊防止水分蒸发……”⑨

　　然而，自金门岛于1992年解除“战地政务”以来，对于木麻黄是砍伐还是保留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争议。讨论并不限于岛内，还引起了许多曾在金门服役的老兵的关注，台湾地区的生态学家和森林学家等学界代表也参与了论战。论战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是当地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前者以负责观光和林务的主管部门为代表，主张砍伐，后者以民意代表陈玉珍及大部分的当地文史工作者⑩为首，主张保存，并得到了大部分民众以及老兵的拥护。双方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开发和遗产保存之间的冲突。当地政府给出如下论据：第一，解除“战地政务”之后的金门主张发展旅游观光产业，木麻黄不开花，因此不具备观光价值；第二，战时所修建的道路过于狭窄，不足以承载今日的车流量；第三，木麻黄是外来物种，持续带来许多生态问题，如黑角舞蛾和星天牛的泛滥（林睿思等，2009）；第四，木麻黄种植年代已久，内部已经有超过50%的腐朽率，在台风／大风过境时有倒塌危险，对行人造成安全隐患；第五，木麻黄的树叶不易腐烂，一来不利于其他生物的植化相克（allelopathy）11，二则容易在道路上形成堆积，对机车（摩托车）行驶具有不利影响。而陈玉珍，作为民意代表，在其相关社交网络上积极反对砍伐木麻黄，其主要观点是：尽管木麻黄不具备观光价值，但它们曾经伴随几代金门人的成长，与大部分金门人拥有共同回忆。当地文史工作者认为，木麻黄在战争时期履行了防卫的重要职责，伴随金门人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因此，既是文化遗产又是自然遗产，是属于金门特有的“战地景观”。曾亲自参与过木麻黄种植的老兵当然拥有与木麻黄更深的情感羁绊。以上不同的群体在脸书（facebook）上组成讨论组并命名为“保护金门老树以及木麻黄林荫大道”。他们在此更新和交流有关木麻黄的保护信息，并商讨相关的请愿和反抗措施。截至2021年7月初，该社团已拥有831名成员。人类学者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提出另类历史意识（the other kind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即“纪念碑式的时间”（monumental time）和“社会时间”（social time），他认为前者通常是官方的、正统的、类型化的，而后者往往是社会的、大众的、多元的（Herzfeld， 1991）。那么，金门的遗产意识也有两种，如果说战史馆、废旧营区和遗存碉堡代表了官方叙事的遗产意识，木麻黄树构成的战地景观则代表了另一种民间的遗产意识。

　　第二个冲突则体现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之间：森林学和生物学／生态学。前者以金门县林务所所长钟立伟（早年毕业于嘉义大学森林系）为代表，后者以杨政峰为代表。林业起源于1811年德国林学家约翰·海因里希·科塔（Johann Heinrich Cotta）建立的合法森林传统，强调利用科学理性作为工具，积极干预森林，将天然森林转变为人工林，遵循简化树种多样性，最大化经济效益，森林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现代生态保护的理念来源之一是19世纪中叶的美国，面对大规模砍伐和自然森林退化，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人开始提倡保护。20世纪初，美国新成立的林业局受到欧洲传统林业的批评，并强调资源的智能利用。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出版了《沙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为现代环境伦理奠定了基础（Leopold， 2000）。这两种趋势逐渐形成了今天不同理念的森林保护传统。强调经济利益的林业传统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传统（也称“新林业传统”）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多年的冲突，至今仍然有许多支持者（Morrissy， 1996；洪广冀、何俊颐， 2018）。因此，在金门发生的木麻黄是砍是留的争议中，林业专家认为，木麻黄是在战争期间作为一种外来物种引入的，目的是用于军事防御，而今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最初的功能，出于道路安全和发展原因，将其移走并不可惜。然而，生态学家指出，木麻黄已经引进多年，并与当地物种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系统，突然的清除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产生未知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凯克（Frédéric Keck）曾将香港回归中国之后在禽流感期间扑杀家禽描述为政权交替的声明以及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对于公共健康的决心（Keck， 2020）。而在金门，木麻黄的砍伐似乎也表现了一种权力的过渡，即战争时期的“军政府”（“金防部”）到“民选政府”（“文官政府”）的权力过渡，以及一种对以观光为主的经济发展诉求。然而，对于木麻黄的争议却不仅限于这二者之间，它还牵涉第三种力量，即普通民众。金门解除“战地政务”之后，大部分当地高级官员都来自大型宗族（刘名峰，2017），正因如此，他们也同时受限于民意的牵制。所以，砍伐或保留的问题一直处于拉锯之中。对民众而言，一种最简单的逻辑是：它们曾经保护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必须保护（保留）它们。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利用给予、接收、交换、生产、保护和传承六个概念来重新探讨人和非人类的关系生态。在对“保护”一词的分析中，他认为保护意味着一种非互惠性关系，而且还意味着“阶序”（hiérarchie），但这种关系可随时间产生逆转，如父母-子女的关系。然而，在涉及人类和非人类关系时，保护总是涉及功利性目的，即保护动物或者植物是为了最终的消费（食用）（Descola， 2005）。金门的居民与木麻黄的关系却并非如此，因为曾经共同的战争回忆，金门人与树木产生“共情”，这种特殊“情感”伴随着时间推移促成了这一“遗产化”的过程（Fabre， 2013）。这种情感既超越了军事力量和政府权力，也超越了经济逻辑和生态理性，赋予了非人类自主性和主体性，因为在其保护逻辑之中，人与树互换了主体和客体的位置。

三、缅甸蟒：从战时饕餮到环境哨兵

　　与木麻黄形成对比的是，缅甸蟒（python molurus bivittatus）12被科学家鉴定为金门原生物种以及环境友好型生物（Lin， et al.， 2015），因为它是啮齿类动物的天敌，而后者通常有害农业，且传播病毒。缅甸蟒在金门的出现、消失、重现以及激增，不仅体现了金门岛当代历史和人口演变，还可以作为评估生态环境的指标。然而，关于这一物种是否是原生物种引起了当地民众与外来科学家之间的广泛论战，选择保护还是驱逐的争论持续至今。

　　笔者在台北田野调查期间，有幸拜访了两栖爬行动物专家林思民。林思民任职于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科学系，曾带领团队在金门进行了五年的缅甸蟒研究。通过他，我了解到了著名的“缅甸蟒公案”。132005年起，金门县消防局频繁接到民众的求助电话，称在家中农舍发现大型蟒蛇。而据岛上居民反映，以前从未见到类似的野生动物。林思民与其研究团队在2009年来到金门，进行缅甸蟒的相关研究。他们最初的研究预设是：缅甸蟒为外来物种，从大陆带到了金门。将近四年的调查中，他们通过GPS定位系统、地理遥感系统、植入晶片以及无线电测距法等科学手段，确认了缅甸蟒为金门原生物种，并非外来物种。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动物研究学刊》（Zoological Studies）、《爬行动物评论》（Herpetological Review）等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You， 2013），林思民指导的几名学生还利用缅甸蟒的相关研究撰写论文并取得了学位。

　　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引发了当地文史工作者的愤怒，他们坚决认为缅甸蟒为外来物种或入侵物种，其给出的论据大多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如：“我在岛上生活了五六十年，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蛇。只有近几年才出现，肯定是开放‘小三通’之后有人从福建走私到金门”。就此观点，笔者询问了金门县林务所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案是：“走私动物到金门的案件时有发生，也包括走私蟒蛇，但是涉事蟒蛇通常都是球蟒（python regius），从未发现缅甸蟒。因为动物走私案件通常涉及珍稀物种或者名贵物种，而缅甸蟒在福建一带较为常见，不具备走私价值”。14

　　为了找到进一步佐证自己研究的证据，林思民进行了文献和口述史的搜集工作。他向我展示了数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门日报》的复印件，记录了金门发现缅甸蟒之后移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新闻。但为什么金门的居民声称“从未见过”？林思民认为，当时两岸局势依然胶着，整个金门岛都属于军事管制的状态，社交媒体也并未普及，普通民众不一定有获取此类信息的渠道。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在军管时期，岛上驻军一度达到十万人以上（当地常住居民至今只有六万人左右），缅甸蟒成为军队一种非常重要的食物补给，尤为广东籍军人所好。这一点在胡琏15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幸亏此地有蛇，广东兵才能在蛇肉的支持中精力百倍……”“不但蛇多，而且有蟒……粤兵嗜之如命”（胡琏，1976）。 由于驻军对缅甸蟒的食用导致其数量骤减，甚至达到了几乎灭绝的程度，这一现象带来的相应后果是金门岛上老鼠开始泛滥。据林思民提供给笔者的数据：一只重十公斤的亚成蛇（指尚未性成熟的蛇），至少曾经吃掉425只大鼠和324只小鼠，共计749只啮齿类动物。所以，缅甸蟒绝对可以称之为农业友好型生物。而他提供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台湾每年在秋季实施灭鼠周，施放大量的鼠药如伏灭鼠（flocoumafen）和可灭鼠（brodifacoum），用量多达500吨以上（这还只是防检单位公开发放的量，不包括农民自行购买的数量）。根据致死剂量估算，这样的鼠药总共可以毒死超过1亿只鼠类。然而，大部分的田间鼠类在食用鼠药后的三至六天才死亡。在这期间，已中毒的鼠只会成为猛禽与蛇类唾手可得的攻击对象，反造成食物链高端物种的严重损伤。从长远来看，衰退的啮齿动物种群数量可以在一个月内恢复，但猛禽和蟒蛇的恢复可能需要2年—4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林思民提倡“环境友好型”农业，反对在农业中使用化学产品，保护缅甸蟒蛇也因此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是金门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士兵们猎杀食用缅甸蟒蛇对该岛的农业和公共卫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金门一直盛行各种鬼故事。山灶村被公认为岛上最“阴”的四个地方之一，也被称为“鬼村”，曾经流传这样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山灶村中发生鼠疫，因为没有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案，国民党军队采用了封村的做法，鼠疫导致了全村人口的灭绝。这一传说仅限于民间，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真实性。但是，在其他的文学和学术作品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与该故事相呼应的线索，胡琏的回忆录中记载：“三个月后鼠疫发生，民亦乏食……”“以往因为蛇蟒在野捕鼠为生，鼠类不易繁殖，现在我军吃蛇，无异助鼠为虐”，“鼠类得此机会，不特入地吃薯，而且入营吃米，伙夫头、特务长，且有被咬伤者”， “司令官与专家合作，一面禁止杀蛇，一面发动捕鼠。军民人等以鼠尾兑换现款，规定每日应缴鼠尾数目”，“不三月，鼠患乃消……”（胡琏，1976）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的书中亦有相关佐证，在名为“老鼠尾巴与公共卫生”的章节之中，他首先质疑了胡琏回忆录中的鼠疫根源，认为战时修建的防空洞、沟壕等本身就是老鼠藏身之处，所以很难从根本上清理老鼠。并且，他认为清理老鼠的运动，如同清理麻雀的运动一样，展现了军事化与现代化在金门的进程，作为一种动员民众的方式，能够使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现代化，以及维持民众随时能够投身到作战之中的能力。（Szonyi， 2008）

　　1992年金门解除“战地政务”之后，95%的驻军离开金门，时任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的丁守中提议成立“金门战役纪念公园”。之后经过三年的筹备，1995年5月18日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决定批准成立公园，规划总面积为3780公顷（约占全岛面积的1/4）。此举不仅使岛上大量土地公有化，严格限制了地产开发，也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制度化保障（Liu， 2016；江柏炜，2013）。

　　此一背景下，随着驻军不断撤离，缅甸蟒的数量开始增多。根据林思民团队的记录，2003年观测到缅甸蟒2条，2006年5条，2010年达到17条，八年间，累计37条。2010年以后，缅甸蟒的数量趋于平稳，截至笔者最后一次调查（2019年）时，约有110条左右记录在册（此数据由林思民提供，且指出包含两到三倍的误差率）。除了驻军数量减少和栖息地得以保护等主要原因外，还因为“申报系统”的推广：一旦发现缅甸蟒，可以先通知消防局或金门县林务所捕捉。此外，也得力于社交网络的普及，如脸书（Facebook）和即时通讯软件（Line）的使用，使得相关讯息迅速扩散，所有人都成为新闻的见证人（Arsène，2011）。反观从前，发现蛇类，通常都是民众自行处理（捕杀或驱逐），大部分信息仅在家庭或邻里之间扩散。这一转变也印证了法国巴斯德研究中心（Institut Pasteur）的悖论。该中心初建的目的在于保护身处殖民地的法国公民，通过研究热带病并储存各种毒株，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声称要让法国不受到任何热带病毒的侵扰，然而显微镜却让微生物变得无所不在，充斥在整个社会之中（巴斯德还通过显微镜观察并解决了法国的葡萄酒变酸和蚕蛹感染的问题）。拉图尔（Bruno Latour）将一过程称为“法国社会的巴斯德化”，认为微生物已经成为改变社会的行动者（Latour， 1994）。现在，新科技的运用和社交网络的普及也同样让激增的蟒蛇曝光于众。

　　然而，林思民的研究结论并不足以说服当地居民并取得其信任。当地文史工作者拒绝与林思民的团队进行针对学术研究本身的对话，而是采取了人身攻击的方式，各种谣言开始散播，相应的举报信件也被投递到各级别的学术伦理委员会和农业事务主管部门等，声称林思民及其团队将缅甸蟒带入金门投放以此佐证自己的研究，此举违背学术伦理并严重破坏了金门的生态系统，为农业和人群的安全埋下各种隐患，并要求否定其研究成果及撤销相关人员的硕博士学位。

　　尽管各种调查一再确认了林思民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工作和个人生活遭受了许多消极影响，他因此决定停止在金门的研究。访谈结束时，林思民交给笔者一个U盘，除了所有与缅甸蟒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还有一个命名为“遇到鬼”的文件，包含了他收到的所有举报信和骚扰信。有趣的是，鬼的出现可以作为传统社会的道德警示，却一直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论证其存在。这个文件名似乎是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隐喻，即林思民和金门当地的文史工作者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系统和实践方式。前者是外来的，利用科学研究佐证自己的观点；后者是当地的，利用生活经验和道德权威捍卫自己的立场。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在一个地区的交汇恰恰标识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如后殖民时代（postcolonial moment）（Verran， 2002），在本文中则是“后冷战时代”。

　　作为一种自然遗产，缅甸蟒似乎完美地履行了环境哨兵的任务（Keck， 2020）。物种的消长展现出长时段内环境改变的信号（伊懋可，2014），同时也是人类卫生危机的预警（Ruhlmann， 2015）。然而，这一物种并不被当地人所接受，甚至累及它的研究者都受到了同样的攻击和驱逐。首先，缅甸蟒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间刚好契合外部未知力量的到来，对当地知识系统的权威形成了挑战。因此，对缅甸蟒的驱逐，似乎还代表着对当地既有体系的维护，既有体系包含当地的知识结构和道德标准，不论是缅甸蟒本身还是其研究者，既有体系都无法对其进行测量评估和约束。其次，当地人的言论关键词为“记忆”，这种记忆显然与战争有关（Szonyi， 2009）。冷战避免了开发，为居民提供一个自然环境优美且高福利的宜居之地，同时也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科研价值的田野16。不同于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认为自然应该属于全人类，并建议建立普世性的伦理标准（Descola， 2008），金门人不愿与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痛苦的人“分蛋糕”17。拒绝承认缅甸蟒蛇是本土物种，并为其提供栖地，实际上是对那些没有共同记忆的外来人口（不管是移民还是科研工作者）和潜在风险的拒绝。所以，金门人对于缅甸蟒的态度，可以解读为岛屿遗产化的另一种形式。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全球化和现代性对于岛屿的侵蚀（Scott， 2010），并主动参与其身份的构建。

四、结论

　　遗产化运动的核心元素往往与“地方性”和“原生性”紧密相连，例如，法国被评定为遗产级的美食通常都是“乡土产品”（produit de terroir）（Boltanski & Esquerre， 2017），反过来，遗产又构成身份认同的源泉（Andrieux， 2011）。在自然遗产领域，其核心则在于物种是否原生。遗产的地方性之争犹如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暗喻的是跨越时间的身份认同问题（Ferret， 1996），而金门的自然遗产争议的核心既包括跨越空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即原生物种是否应该被保护，外来物种是否要驱逐，也包括了跨越时间的身份认同问题，即经过一定时间的共生和共情，外来物种是否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原生物种经历一段时间的隔绝和消失，是否已经产生了情感和记忆的双重断裂。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对于过去的重构，那么这种重构恰恰是社会性的、当下性的（Halbwach， 1997）。在此情况下，金门岛的遗产保护逻辑解释了第一层逻辑：身份认同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或者亘古不变，通过重构记忆，金门人正在建立一种战后的新的集体认同。

　　今天的金门，以其生物多样性和优良的生态环境而著称，但这样的状态并非一个绝对“自然”的状态，而取决于历史的偶然性。事实上，历史上的金门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密度低18，清朝末年“下南洋”的移民潮又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被弃置。然而，战争期间，出于军事防卫考量而非保护自然的动机，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一方面，人们非常有意识地介入自然，种植木麻黄树等；另一方面，大部分地区成为军事禁地，禁止普通民众进入和干扰。半个世纪之后，原本贫瘠荒凉的岛屿变成绿荫所覆之地，成为一种人为干扰的地景（humain-disturbed landscapes），即冷战废墟上的遗产（Tsing， 2015）。由此可见，减少人类干预并非自然遗产保护的最佳方案，事实上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地区其生物多样性比例高于未受人类影响的地区（Descola， 2015）。解除“战地政务”之后，金门战役纪念公园随即成立，原本的军事禁区成了生态保护区，岛屿完成了整体遗产化，成为动物的极佳栖息地。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作为战地景观，还是环境哨兵的木麻黄和缅甸蟒，尽管它们在金门的存在依然充满争议，但这些争议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广义的人文关系”的样本（王铭铭，2015）。

　　现代国家（地区）的治理其实是通过证明“自然主义”这种本体论的合法性（Godard， 1990），对所有的存在物做出分类，把可以与之对话的划分为文化，可以征服和控制的划分为自然。很多针对动植物的研究都受困于过去，因为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社会排他性”的，它们将政治定义为“种内”政治（Clastre， 2011； Keck， 2020）。社会科学的本体论转向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场域，也再次向现代国家的起源提出了质询。现代分类模式表现为人类通过行动来干预或者控制非人类的多样性，换言之，提高了人性，降低了动物性，但金门的这两个案例打破了这种模式。当地政府和外来的科学家分别代表着政府权力理性和现代科学分类的傲慢，二者与普通民众所持有的态度相悖。从民众的态度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宇宙观，对于木麻黄的保留，因其认为人类没有权力只根据自身的需求决定非人类的存消；对于缅甸蟒的驱逐，则代表了他们对于现代性规训的反抗。整个金门岛的遗产化运动体现了政府、精英和民众共同参与的一种“共主体性”（co-subjectivity）（张小军，2019）。如果说金门人无法选择一个充满战争回忆的过去，那么他们正在积极地塑造和寻找一个超越性的今天和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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