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型政党：从概念到理论范式的生成过程*

  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有效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关于这三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共二十大报告给出了完整答案：“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也就是说，中共二十大报告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全体中国人民的主体建设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发展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发展范式五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并将它们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予以通盘考察和一体推进。

　　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既具先进性、纯洁性的独特政党性质，又具引领性、发展性的现代化发展特征的执政党，国内外学术界尚缺乏从性质、角色、地位与功能等多维复合视角去全面认知，更缺乏从历史、现实与比较的综合视野去建构新型政党理论范式，并予以学理化阐释和科学化创新，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党理论的认识长期停滞于“政党是社会和国家的中介”这一僵化的理论认知层面，并因政党理论的创新落后于政党发展的实际，出现了理论供给短缺、学术思维僵化、知识体系陈旧的困顿局面。

一、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的舛误之处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在西方现代政治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等的交互演进指向主要是针对缺乏有效制约的公共权力以及缺乏法治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两大关键问题，并建构了西方现代政治原初意义上的核心制度体系——政治体制的共和制、公共权力的三权分立制、公民权利的言论自由制、社会正义的司法审查制、政府官员的任期制等，由此实现了西方现代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的初步目标。

　　西方现代政治的兴起，是与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代表，并通过建立代表其根本利益的代议制度等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代议制度的演化过程中，从议会内部派生出不同的派系，它们与议会外部包括各种利益集团与众多选民在内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力量相结合，逐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们一方面为获得对议会与政府的控制权而彼此竞争，另一方面为获得稳固的支持而不得不及时回应外界的需求。把现代政党制度推向西方现代政治运转的中枢地位，则要归功于选举制度的兴起，这是因为在对议会与政府的控制权的争斗过程中，各政党须借助外在的力量，即选民的卷入，才有更大的胜算。由选民的卷入而催生的选举权的产生与普选权的扩大，直接推动了代议制度与政党制度的有机结合。“议会政党需要选举党——收集选票的党并最终成为寻求选票的工具的党——的加入。”②

　　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随着普选权在西方国家的逐步确立，政党成为沟通的机构，而政党体制也获得了以结构化的方式进入国家政权的可能，成为社会的政治沟通体系。③也就是说，现代政党通过对公职的分配，对国家政权的掌控以及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在获得了更多的长期的稳固的支持资源的同时，确立了其在现代政治制度框架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推动现代政治有效运转的主导资格。由选举而催生的政党从精英型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又进一步催化和固化了西方现代政党内蕴的“选举机器”的角色与功能。“从议会党到选举党的渐进的、自我延续的演进，才确立了政党的基本功能、功能角色和体系地位。”④以最早研究作为大众组织的政党而闻名的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i Ostrogorski）看到了大众政党兴起背后隐藏的“一种买卖双方的经济利益纽带”的真实面目，而“选举权的扩大使大众政党转变为单纯组织大众投票的选举机器”，其结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大众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和官员变成职业政客，而“不是有着公共精神的公民，他们将政治视为个人借以谋生的一种交易”；二是“政党变成‘工商企业’，拉选票和谋取公职变成目的本身，不再是实现某些良好政策的手段”。⑤

　　虽然以角逐公职、追求执政资格为目的的西方现代政党经由了从议会中的派系到议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结合的演化过程，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代表特定利益群体的并以“政党”面目出现的现代政治组织，但从政党理论方面理论界与实践界迟迟没有予以有效回应。对此，集西方现代政党理论研究之大成，持“政党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⑥之“西式经典政党理论”的意大利人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其1976年出版的《政党和政党体制》（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中，也予以承认：“政党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大约有150年的历史了，但理论方面的发展却非常滞后。”⑦鉴于此，萨托利提出了构建现代政党原理的构想，即“政党使人民和政府连接起来”，“政党能增强制度性的能力”，“政党是功能性的机构——它们服务于目的并担当角色”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西方现代政党是“代表机构”与“表达工具”的著名论断，即“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现代政党的功能基本上已蜕化为“组织候选人竞选公职，以控制政府和制定公共政策”之作用。⑩

　　值得中外学术界深思和检讨的是，西方现代国家中这种刚开始时还抱有一定的政治理想，还把国家利益挂在政党旗帜上的政党——“政党是人们联合起来，根据一致认同的某种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利益的一种团体”11，为何在实践中愈来愈偏离当初的目标，走向了只是为了竞取选民手中的选票，进而获得分配公职、操纵政府等资格与资本之境地？亦如另一个研究政党理论较为著名的美国学者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认为，“试图判断人们是被政治理想还是政治利益所驱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的理想本来就关乎利益。”12更值得中国学术界反思的是，这种纯粹为竞取选民手中选票，毫无政治理想，只是想着登台执政，以维护自身所代表的群体与阶层利益的政党以及建立在这种根基之上的西方现代政党理论，又怎么能不经分辨地套用在中国共产党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身上呢？！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政党是社会和国家的中介”之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既无以解释现实生活中西方现代国家主要政党深度嵌入国家高层政治的现实，又无以解释这种只是以赢取选票为目的，毫无政治理想，只是维护所在群体与阶层利益的功能性政党的实际，更无以解释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伟大解放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际。也就是说，这种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无论是用在解释西方现代政党之上，还是用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上，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的，落后的以及错误的认知。

二、基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的综合认知：“使命型政党”标识性概念的首次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1921年成立时所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伟大政治理想说，即将“消除社会阶级区分，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奋斗目标作为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联合第三国际。”13

　　到了1922年7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对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的革命性质做出科学的判断与指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中国所处的环境，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与奋斗目标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最高纲领为“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为“（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4。而后，在最高纲领和与时俱进的最低纲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目标任务、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等要求，相继创建了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政权等革命政权形态，一方面为全国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制度与治理基础，另一方面为共产党建立新国家、治理新国家、发展新国家探索带有普遍性的执政规律。

　　长期以来，对这一肩负着建立新国家、治理新国家、发展新国家使命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学术界只是简单地从意识形态视角将其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进行分类比较，并将其定位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或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缺乏从学理化角度予以类型化划分与知识化建构，更缺乏从性质、角色、地位、功能等综合角度进行体系化建构，导致从学术视角讲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

　　有鉴于此，2010年，笔者在与同事刘建军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时，提出了无论是从角色、地位还是从使命、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都不同于西式政党，我们应该称之为“使命型政党”的看法，即由崇高的使命引领与强烈的责任担当所塑造的共产党，其本质不同于毫无政治理想，只关注自己政党利益而不顾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的西式政党。而且，这种使命型政党还超越了西式政党简单的“代表与表达”功能，具有包括整合、分配与引领在内的新功能。由于英语世界里并没有相应的词汇予以准确表达，刘建军建议用“mission-oriented party”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英文名称，即由使命驱动的政党或者体现使命导向的政党。其后，笔者在不同的学术研讨会场合，一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时，都会提到应将其视为使命型政党之观点。2015年，笔者的另一个同事陈明明在其所发表的《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文章中，专门提及此事：“‘使命型政党’的提法来自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他反复提到中国共产党这一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质，使笔者深受启发。”15

　　2014年，笔者首次用文字表述方式在《探索与争鸣》所发论文《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中，提出了以萨托利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现代政党视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仅行使代表与表达功能之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并不适合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论断，即“中国共产党不仅肩负着普通政党所肩负的代表与表达两大常规功能，而且还肩负着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所肩负的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新功能，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其所致力于建构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治（Mission-oriented Politics）。而且，这种使命型政党所建构的使命型政治，初步体现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与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治理绩效”。16

　　对于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政党的不同特征问题，2017年6月笔者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撰文，从作用、角色、地位、使命、责任五个维度进行了比较：一是作用不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的方式，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作用，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只是起到对国家和社会的连接作用。二是角色不同。中国共产党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由理想信念宗旨所决定的先进性、纯洁性、坚定性和由路线方针政策所决定的正确性、科学性、实践性，共同塑造了其不仅具备代表和表达两大常规功能，而且拥有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新功能，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只是充当部分民众与利益集团的代表机构和表达工具。三是地位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其强大的组织体系、精干的干部队伍体系、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以及高度的纪律性，使其居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只是社会多元体系中的一元，其地位通过在朝与在野而决定。四是使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通过将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以及将政党发展目标与国家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中华民族发展目标有机衔接的方式，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的伟大解放目标而奋斗，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没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只是为登台执政而存在着。五是责任不同。中国共产党所致力实现的发展目标是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发展，其责任包括对人民、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且体现为一以贯之的担当精神，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责任只是局限于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以利于保持执政地位。17

　　至此，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使命型政党”，并对其内涵进行系统化揭示，同时将其与西方国家政党进行类型化区分，初步确立了其作为标识性的学术概念的地位。学术界关于“使命型政党”的学理化阐释，也得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呼应。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本土化版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政治理想说，即“初心和使命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8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说”，脱胎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一以贯之的最低纲领，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建立包括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阶级的统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伟大解放等目标在内的“自由人联合体”之最高纲领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

三、“党性人”与“政党主体理性”的理论假设的创造性提出：“使命-责任体制”新型政治形态的建构

　　人类政治制度的演进，体现了基于发展环境与社会实践的累积式自我演化与进阶式人为建构的双重特点。针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与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问题，不让公共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而需要让不同的人与机构分散掌控的理论认知，成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演化的出发点，其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于西方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家认为人性本质上是自私的，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后容易出现掌权者腐化变质、胡作非为、侵害公民权利等情形。“人性恶”与“权力恶”双重恶的理性人假设，民众对政府天生不信任，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的委托-代理制建构，便构成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自我演化与人为设计的理论基石，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消极式分权制约型有限政府发展模式（与此相对应，使命型政党建构了积极式合力监督型有为政府发展模式）。

　　毫无疑问，这种消极式分权制约型有限政府发展模式，既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在过去两三百年内的快速发展，又内生了发展主体不明、发展合力不昌、发展动力枯竭、发展困境迭现等制度性弊端，且随着资本与利益集团联手控制国家权力体系的结构化痼疾的无以化约，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有识之士寻求建构更加公平正义，更具发展活力，更有光明前景的人类社会政治新形态。一个可以佐证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缺乏自我更新动力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SM）始终只是局限于书斋里热火朝天的讨论，却无法被应用到现实政治实践改造之中的现象。该理论认为，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员不仅具有“自利”的动机，而且具有“利他”的动机，这就意味着对公务员队伍系统实行消极的不信任的“防贼式”管理模式，不利于公务员主动奉献精神的发挥，不利于各类政治组织的能动引领作用的展现，其结果导致了西方社会民众与政府间、民众与政党间互不信任甚至天生敌视对立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的生成。20像萨托利就认为，“要知道，政党成员不是利他主义者，政党的存在根本不会消除自私和无耻的动机。政客们寻求权力的动机仍然常在。所不同的是加在这些动机上的程序和约束。”21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有着崇高政治理想引领的，有着严格党纪党规约束的，有着高度责任担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统率的，有着强烈奉献意识的党员队伍主动行动的新型政党的登场，即使命型政党的诞生。这种使命型政党内蕴的理论假设在于两点：一是“党性人”的理论预设，二是“政党主体理性”的理论建构。所谓“党性人”，是指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在崇高的理想召唤、高尚的党性教育、科学的组织引领、榜样的示范带领、生动的发展实践、严格的党纪约束等综合作用下，自觉地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由此将个人的命运与党组织、国家和人类伟大解放的使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改变了私有制下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理性人假设基础，创造了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新型理论根基。所谓“政党主体理性”，是指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组织的政党，是“具有高度职业性、高度革命性、高度组织性、高度自觉性、高度纪律性、高度纯洁性、高度责任性、高度权威性、高度团结性、高度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以团结、统一、合力为取向，带领和组织广大党员队伍和人民群众，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统一领导，形成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建设力量”，22并在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理性决策作用，以战略规划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形成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策略-举措”三层次公共政策体系，并通过规模化的党组织体系和党员队伍的领导与带头作用，形成“政党对理论、道路、制度、文化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能动力，也表现为政党领导与参与国家建设的能级与能量，同时体现为政党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相结合的能动力”23。

　　“使命型政党”内蕴的“党性人”与“政党主体理性”的理论假设，其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之处在于如下几点：一是突破了视政党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工具”的理论与实践，将其归位到国家和社会主体建设力量的一大组成部分，从而为政党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奠定力量基础。二是突破了视政党只是部分团体利益代表与表达的“角色定位”的理论与实践，将其归位到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表达、整合、分配与引领的五大角色功能，从而为政党建构国家、政党治理国家、政党强盛国家三大阶段性历史性任务奠定领导基础。三是突破了视政党为选举政治的“首要工具”的理论与实践，打通政党的使命与政治责任的鸿沟，将其归位到使命政治与责任伦理的双重价值之上，从而为建构“使命-责任体制”的新型政治形态奠定理论与实践基础。

　　建构基于“党性人”与“政党主体理性”理论假设的新型“使命-责任体制”政治形态，其根本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于：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需要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与执掌政权的问题，而是治党兴党、治国兴国的问题，这是超越一般意义上关注如何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问题，也是超越关注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建构的问题，从而最终超越了将政党作为选举工具的工具理性论，走向了将政党作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解放工具说。二是中国共产党承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之使命追求，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根本价值，但这种价值理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使命任务，由此呈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化演化特征，并突出了其与工具理性有机衔接的基本特征。三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代表、表达、整合、分配、引领五大工具理性功能，使命与责任两大价值理性功能，执政党统领国家和社会的理性、效率、民主、公正、法治五大价值理性功能，以及执政党在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力量的主体理性功能等的有机结合，共同塑造了“使命-责任体制”新型政治形态的复合结构基础，从而为人类社会政治形态走向“良心（人性的光辉） + 良制（制度的力量） + 良治（治理的绩效）”“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新格局奠定基础。

四、“使命型政党”理论范式的正式生成：“代表-信心制”与“人心政治形态”的复合建构

　　现代政治形态的建构，都离不开人民、政党与国家（及其代表政府）间的关系建构。毛泽东曾经对人民大众、国家、政府与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做过一个十分深刻的总结：“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24。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人民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建构了基于人民主权论的议行合一制，基于人民利益论的共产党执政论，基于发展绩效的“三治一体”制25三者有机统一的新型理论范式。

　　如前所述，萨托利式西方现代经典政党理论只是局限于将政党视为国家和社会的连接中介，一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所独有的政治理想与国家发展功能；另一方面彻底割断了政党与人民、国家之间的联系，将政党视为部分选民与利益集团的代表，其结果是无以内生出主动改变已陷入困境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发展动力。也正是从此意义上来说，需要创新人类社会的政党理论，从人民、政党、国家间的关系出发，引入使命型政党概念，重构现代政党理论的阶级属性、理论假设、关系结构、角色功能、使命责任等内容体系，形成现代政党理论的新型理论范式。

　　要重构现代政党理论的新型理论范式，首先要从阶级性质与角色功能的角度对政党进行类型划分，即将政党划分为两大类——具有崇高政治理想，积极改造社会，推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党与没有政治理想，只是专注于争夺执政权以及职位分配的政党，它们处于政党光谱的两端，各自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资本主义政党，这是新型政党理论创新的基础。

　　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曾试图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政党进行从左到右的光谱式分类——左翼政党、中左政党、中间派政党、中右政党、右翼政党，即“左翼政党，例如共产党，提出将主要企业国有化来消除阶级分化；中左的政党，如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倾向于福利政策，但是不主张全国性的国有化；中间派政党，如德国和意大利的自由党，通常对社会问题持自由态度但是在经济上（即自由市场）持保守态度；中右的政党，如德国基民盟，希望控制（而不是消除）福利国家以支持自由企业；右翼政党，如撒切尔时期的英国保守党，希望消除福利国家，削弱工会的权力，增进充满活力的资本增长”26，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抹杀政党的阶级属性，从模糊的中性的公共政策角度试图获得关于政党类型划分的学理化阐释。

　　其次，要重新考察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取向，所奉行的服务宗旨，所建立的群众基础等三大问题，通过政党与人民、国家（政府）间的关系结构进行政党类型划分，这是新型政党理论创新的核心。

　　长期以来，对于政党与人民、国家（政府）间的关系结构，西式政党理论要么从精英型政党与大众型政党的角度去划分政党的类型，要么从利益代表的角度将政党作为部分选民和利益集团的代表，否定作为整体利益代表的政党的存在，更否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7的政党的存在，其结果是建构了基于委托-代理制与理性人假设的西式政府与政党基本理论，由此生成了人民不信任政府和政党的有限政府制与政党代表制的政治制度设计原则与框架。中国共产党则不然，一是从人民的先进分子中产生了党员，由广大的党员组成了代表先进性纯洁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二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领导人民和国家及其代表政府，通过政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引领性与发展性，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人类伟大解放的宏伟目标而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为未来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创造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与高度自主的精神财富基础；三是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形成了多方有机互动，彼此高度信任，整体团结合力的代表-信心关系与团结合力文化，并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党员、全体人民以及整个国家和人民政府，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体系。

　　最后，要从使命责任和人心所向的角度，重新考察现代政党的服务宗旨与情感关怀，这是区分政党类型的试金石，也是政党理论创新的最高价值准则。

　　现代政党究竟是以资本利益为价值取向还是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决定了现代政党的性质与价值归属。从人民的需求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尊重人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将人民意志与政党意志、国家意志有机连接和贯通，进而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崇高政治理想的历史进程，是建构新型政党理论范式的最高价值准则。

　　笔者曾经从基于政党功能类型的政党性质光谱出发，综合政党的理论假设、理论基础、关系结构、组织原则、角色地位、使命责任、政治形态、发展道路等维度，将中外国家现代政党的主要类型划分为竞争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两大类，并以现代化发展为主线，根据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历程，结合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发展责任，将政党性质、政党功能、政党主体作用与政党政治理想等有机地统一起来，建构了基于性质、功能与使命“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党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中外国家基于选票本位观的竞争型政党与基于人民本位观的使命型政党的两大政党理论分析范式。28这是笔者在对中外现代政党的历史、现实与比较的综合考察而引入标识性概念“使命型政党”的基础上，尝试建构的一种理论化与规范化兼具的新型政党理论范式。通过上述关于新型政党理论创新的基础、核心与最高价值准则的多维分析，一种关于使命型政党的新型理论范式呼之欲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全体人民、国家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使命型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命型政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政府，人民相信和信任使命型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政府，而使命型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政府又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政府整体团结合力的努力，不断开创以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情怀、展现人心安定为主旨诉求的人心政治新形态。

五、政党组织学：政党理论研究的创新空间

　　使命型政党从标识性概念到新型理论范式的生成过程，还只是一种政党理论的初步创新，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超越了书斋里普遍流行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萨托利式西方经典政党理论的窠臼，开创了政党理论的新的解释范式，建构了政党理论的新的知识体系，且为如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使命型政党“正名、立魂、树标、创景”，可以树立起我们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进一步拓展包括使命型政党在内的政党理论创新空间，可以从长期被忽视的政党组织学出发，重点研究诸如政党的现代组织价值、组织间关系、组织引领性与发展性问题，包括从传统的议会中的政党、政府中的政党、社会中的政党到国家中的政党、人民中的政党和人类社会中的政党，政党组织自身建设与政党统领国家和社会建设等；研究政党的科层化与人格化、理性化与网络化等问题，分析政党的情怀、党员的情感、组织的温暖、党性的光辉等；研究政党组织的主体理性与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关系问题，思考组织的主体性、理性化与集体理性问题，分析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感、集体领导意识、政治家精神、自我革命精神，包括严格的党纪党规约束、高尚的党性修养、日常生活的榜样示范、先进群体的奋勇争先、关键时刻的冲锋在前、忠诚的组织奖励等；政党组织统合制度、人与治理问题，考察包括个人、组织和国家在内的各种领导力与执行力问题，分析顶层设计、战略规划、统筹执行的关系等；研究政党组织自我更新能力与组织发展动能问题，考察政党组织文化的适应性、开放性、主体性问题，分析外部压力、技术赋能动力、自我更新能力等多重动力机制；研究政党、国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分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的协调均衡发展、世界的和平共荣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政党理论创新与政党引领国家与社会发展模式创新的关系，分析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等等。

　　政党组织学研究的兴起，意味着弥补传统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研究的不足，需要重构现代政治组织理论的理论假设、理论原理与知识体系，尤其是要将使命型政党的政党组织视为会思考、能设计、会行动、善反思的思想者、规划者、行动者与能动者的复合，从而从政党强盛国家、改造社会、塑造精神、创造情怀、展现美好等多重视角，建构关于新型政党理论的一般知识原理、制度框架与运行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资助课题（项目编号：22VMG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