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大国的现代化

  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成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学人，对于现代化理论大多耳熟能详。现代化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最大的特征是它试图建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的诠释架构，用来解释东西方各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过程。现代化理论流派纷呈，概念五花八门，但核心观点是大致相同的，就是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东方西方，不分大国小国，都会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化为现代的工业国。现代化的过程涵盖各个方面。除了经济结构的工业化之外，还伴有人口的城市化、文化的世俗化、政体的民主化，等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则是体现所有这些特征的一个样板国家，具备这些现代特征，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历史演进的目标所在。一旦达成了这些目标，人类的现代历史就能达到它的终点。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算起，现代化理论流行至今，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就目前非西方世界各国的现实而言，不得不说，这一理论基本上是一个“画饼”。欧美社会之外，唯一接近这些目标的，大概只有东亚地区的几个小国或区域性实体，也就是日本，再加上“东亚四小龙”。但这些东亚社会的“现代化”属于特例（下面还要具体讲这个问题），并不能充分说明现代化理论的有效性，更不能说明它可以适用于全人类。

　　现代化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最大问题在于它是高度的非历史的。这套理论建立在高度抽象的概念建构的基础上，缺少扎实可靠的历史研究作为支撑。事实上，人们研究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或16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历史，很少用“现代化”这个概念。西方国家的通史教材讲欧洲的近代史，关键词只有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族国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等，唯独没有近代化或现代化。那么，“现代化”这个概念到底适用于哪些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家们虽然把美国当做现代化的样板，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现代化理论的真正听众并不是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各国，而是尚未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之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所谓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现代化理论，说到底，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国际政治背景下所流行的，服务于美国地缘战略的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意识形态。①换句话说，现代化理论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主流学者用来“忽悠”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的。

　　为什么说现代化理论是一个虚的东西？表面上看，这套理论面面俱到，而且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等，一环扣一环，似乎很符合逻辑，但实际上，非西方国家很难照着它所提供的理论图式，按部就班地追求增长和发展。一个基本的现实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并没有变成满足现代化理论各项指标的现代化社会。很多国家的确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甚至也有了民主政治的制度架构，但经济上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之后，就再也不能更上一个台阶，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而更多的低收入国家，长期以来陷入国内不同宗教、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之中，或者在军方与文职人员之间的较量中，反反复复地经历政局动荡和社会不稳定。总之，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些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发生了扭曲、停顿，没有“化”起来。

　　不过，我今天的发言只想重点讨论一个概念，“大国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e great powers）。它的含义跟过去我们所讲的现代化（尤其是现代化理论所指的现代化）不太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超大型国家，而不是小国，比如说东亚地区的一些小型国家或社会，他们在冷战时期依附于美国，可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现代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指导、解释这些小国或小型经济体的现代化，但它的适用性有特定的外围地缘政治环境，而对非西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缺少这样的外围环境，所以并不适用，当然更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不包含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这样一些内容——这些都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走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简单地讨论现代化的各项具体指标，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环境，不仅会沦为空洞的、简单化的推论，而且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

　　对于大国来讲，搞现代化要取得成功，有一个更大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大国竞争格局下的国家能力问题。只有在具备了这种国家竞争能力，并且建立了全球竞争优势之后，大国的现代化才可能顺风顺水，真正取得成功。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种优势，经济社会发展就难以踏上一个新的台阶，甚至已有的工业化基础也保不住，现代化会无可避免地发生中断、停顿，甚至倒退。因此，培育一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打造全球竞争优势，既是大国现代化的保障，又是它的终极目标。

　　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竞争能力？过去有人提过。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几本书，提出“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但他讲国家竞争优势，只关注工商业层面，也就是企业竞争优势。他提出一个由四个方面要素所构成的所谓钻石理论，强调一国的企业竞争力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即企业经营策略、市场需求、生产要素以及相关产业集群的形成。他还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提升，要经过几个阶段，从最初的基于生产要素（诸如自然资源、劳动力）的竞争，迈向投资驱动的竞争，再提升到创新驱动的竞争，在这三个阶段，国力会步步提升，但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即财富驱动的竞争阶段，国力就会衰落，因为大量的合并、收购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垄断和竞争对手的减少，使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同样是在哈佛商学院，还有一位教授，理查德·菲埃托尔（Richard H. K. Vietor），也讲国家之间如何竞争。其侧重点是各国的工商业政策，包括维护产权，平衡财政，增加储蓄和投资，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腐败和贫富不均，开放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等。

　　另有一位经济学家值得一提，就是长期执教于马里兰大学经济系的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不光年纪比前两位教授大十几岁，见解也更深刻。他探讨一个国家的兴衰，不是仅仅看企业的经营策略和政府的工商政策，而是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社会政治层面，尤其是以卡特尔、同盟组织、专业协会、行会、阶级阶层、种姓集团等形式出现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因为它们往往会建立有利于己的行业垄断、政策法规，排挤竞争对手，在争夺各种福利和资源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分配联盟”。这些联盟或利益集团，只图扩大自己的份额，而不是做大做强整个经济，结果阻碍了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成长，使国家在竞争中趋于衰落。因此他认为，只有一场重大灾变，诸如战争或革命，才能消除特殊利益集团，使经济恢复活力。

　　上面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都值得重视，但对于我们理解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或兴衰过程，还远远不够。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要理解它的竞争能力，还需要有一个宏观历史的视角。我们必须跳出经济技术乃至社会政治的层面，放眼几百年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探讨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决定大国竞争的命运。这里，我个人认为有三本书，特别值得加以重视，作者都不是经济学家。一个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的一本曾经轰动一时的书，名为《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再一个是已故的历史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最后一本是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三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历史研究，时间跨度大，视野宏阔，跟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三本书的观点，如果我要做一个非常粗糙、简单化的概括的话，那就是三句话：大国的竞争靠军事，军事实力靠财政，财政实力靠经济。更具体地说，一个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目标，能否在各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要看它有多强的军事实力；军事实力的大小，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自己的财政实力转化为国防能力；而财政实力的大小，最终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动员现有的或潜在的经济资源，使经济实力变成财政实力。总之，国家的竞争能力，依靠三种资源，即军事资源、财政资源、经济资源。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过程，实质上就是上述三种资源的培育和转化过程。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侧面，那就是人的因素，更具体地说是认同问题。因此，在这三种资源之外，我还要再增加一项，那就是政治认同，就是如何聚合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各种群体，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它们在资源的动员和转换手段以及追求国家的战略目标上达成共识，实际上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各个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之间就能够达成妥协，结成联盟，就可以成为资源转换和战略实现过程的润滑剂、推进器，否则，就会阻碍资源的动员和转换，降低动员、转换的效率，甚至使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走向失败。

　　一句话，大国之间的竞争，是经济资源、财政资源、军事资源的竞争，这些竞争能达到多大程度，要看其背后的政治认同的整合程度。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要研究大国的现代化和全球竞争优势，需要考虑至少这样三个因素，即地缘战略、财政构造、政治认同。换言之，大国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大国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而如何建立这种优势，又必须看它的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认同问题。

　　我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在它的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者内部以及三者之间的均衡与不均衡的辩证运动中进行的。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最强的时候，是它的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者各自达到一个均衡点，与此同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都达成一个均衡状态的时候。一旦三者各自内部或三者之间的均衡被打破，国家就会面临一个转型、重组的过程。国家的竞争能力会在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之后，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对1949年以前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基本上是用这个架构来理解的，写了《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本书。我相信，这个分析架构同样也可以用来研究、预测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走向。

　　首先，在地缘战略上，大国要建立有利于己的安全环境，不容许在本国的周边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邻国，或者即使有一个强大的邻国的存在，它也不应该构成对本国的安全威胁。大国地缘战略的最高目标，就是削弱或消除自己的战略对手，或者减少它所带来的威胁。其次，大国不能像小国那样“搭便车”，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其他大国的地缘战略优势之下。冷战时期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是典型的“搭便车”；它们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搭了美国的便车，虽然这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经试图搭苏联的便车，认苏联为“老大哥”，但事实上证明行不通。像中国这种疆域、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的大国，必须依靠自身的军事实力，建立有利于己的地缘战略优势，而不是依附于其他大国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保护之下。而在它的军事实力没有足够强大到建立地缘优势之前，至少要保持地缘战略的自主性。当然，要达到这样的战略目标，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国家的唯一选项，是最大程度地把有限的经济资源转化为财政资源，再把有限的财政资源最大程度地转化为军事资源。这便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还能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之下保持地缘战略的自主性，关键在于做到了财政构造的均衡，也就是在缺少金融杠杆的条件下，尽量做到国库收入与支出的大体平衡，使收入满足支出。为此，国家在最大程度上将工农业经济资源转化为财政资源，又在最大程度上将财政资源用于国防建设。但代价是降低消费水平，以老百姓的低工资、农民的低收入保障了国家的收支平衡。而这一条政策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又是以清除了奥尔森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私营工商业主、官僚寻租集团、独立的职业集团），在全社会扁平化的基础上达成对政治权威的高度认同为前提的。评价1949年以后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能离开这个大环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又在原来的均衡被打破之后，重新建立了新的均衡。中国的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地缘方面，结束了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对抗，经济上逐步融入了西方所主导的国际市场，某种意义上也搭起了便车。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急剧增长，刺激了中国经济总量的迅猛扩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军事开支逐年加大，有力支撑了国防实力的稳健提高。与此同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也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社会各阶层普遍得到了实惠，形成了各阶层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广泛认可。这种认同是过去几十年大部分时间里保持民心稳定、大局稳定的根本原因。也不难理解，引进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在这几十年间，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的市场。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地缘战略、财政构造、政治认同方面，也开始暴露出一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无法预测或者估计不足的问题。在地缘战略上，为了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吸引外来投资，快速提升国力，向西方开放是大势所趋，但是如何在开放的过程中避免形成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结构性依赖，如何在融入世界市场的同时保持自主的可持续发展，过去认识不足。国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大规模私有化，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如何在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同时，避免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和垄断，避免对工薪阶层收入上升空间的挤压，维持全社会对改革的共识，也认识不足。再者，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曾经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自上而下推行企业改革的最大动力；21世纪以来，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土地财政。但是在土地资源耗竭之后，怎样做大做强地方经济这块“大饼”，避免各种各样的折腾和干扰，这才是今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未来中国的外界地缘政治环境和内部制度变迁存在多种挑战和不确定性。但在各种应对方案中，如果要抓住一条总纲的话，那么，把经济做大做强，提高竞争优势，依然是第一位的。只有在拥有了丰沛的经济资源之后，才会有充裕的财政资源和一流的军事能力。发展依然是硬道理。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是特定地缘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的大国的现代化。在非西方世界，搞大国的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它的复杂性、艰巨性，远远超过了那些可以“搭便车”的小国或小型社会。中国不能照抄作业，不能被冷战时期服务于西方大国地缘战略的现代化理论所忽悠。中国的知识界在拥抱学术国际化的同时，如何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是个有意义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