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逻辑：“术语的革命”与“集义所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建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关系，认识到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支撑，从而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①他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个概念，并且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作了属性区分，进而指明了理论与战略布局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论述的出场非比寻常，不可等闲视之。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兴起学习热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意义等议项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解读和阐释，推升了这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普及化程度和体系化水平。但是，不少讨论没有严格界定“中国式现代化”的话题语境和应用场景，没有清晰区分范畴指向和叙事逻辑，没有准确反映现代化理论探索与实践展开既紧密互动又各具禀赋的背景层次和演进脉络，有的论述甚至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路径与事实、结果进行最基本的辨别，而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混而言之，简单比附、亦步亦趋、牵强附会，不仅阻滞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发和学术化表达，也削弱了理论的规范性、严肃性和实践的客观性、复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作出逻辑辨析，具有正本清源的标志性、转折性意义。

　　更进一步说，理论当然来源于实践，但是它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生长逻辑。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②显而易见，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不一定都符合客观规律，理论因此获得了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性。正是因为要证明和彰显自身的合法性，称得上科学的理论必然要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实践自带目的，“规律”也要靠实践去摸索和验证，但是实践自己不会说话，只能借助理论去表达。理论还有一个特长，它不仅观察“当下”实践，同时也能洞察“过往”和“他者”的实践，从中发现事物规律和未来趋势，并予以概念化表达和逻辑化论证，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也就是说，“过往”的实践、“他者”的实践，也是构成理论来源的实践。这两种实践人们已经无法亲历，所谓“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显然已无可能，只能从“纸上得来”。这种“纸上得来”的东西，归根到底还是实践的历史记录和能动反映，但它已经失去了可以切身感知的直接体验性，而是表现为经过抽象和概括的“知识”或者理论。“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③由此可见，在本体意义上讲理论源于实践固然不误，但是理论包含的总体性、整体性信息远远多于任何一种现实的实践，把一个理论与“当下”实践经验简单对应起来是很危险的，极易滑入狭隘经验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泥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实践不可能自动上升为理论，碎片化的经验概括与系统化的理论建构也不能简单划等号。新知识的生成和新理论的建构，当然不能脱离对“当下”实践的观照、反映和概括，但它也许更需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以此作为直接的理论素材和来源。“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④这是理论创造和发展的一般逻辑。

　　因此，剖析理论本身的生成逻辑、思想来源、价值意蕴，不仅是完整、准确、全面理解现实理论形态的必要，更是深刻解读并深化拓展“当下”实践的前提。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来说，“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⑤，奠定了这个理论最过硬的事实和实践基础。而作为现实的理论形态，“这个概括是党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⑥，表明这个理论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具有“融通生成”的性质和特点。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要让这个理论成为现实，现代化实践本身应当力求趋向这个理论，体现这个理论的给定方向和本质要求。而深入解析和深刻把握这个理论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及其独到的方法论，自然应该视为现实趋向理论的前提条件。

一、“术语的革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时代内涵及其全面超越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只能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能产生于其他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

　　理论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实质上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⑧。更确切地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产物，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⑨这就引出了一个真正的重大问题，也就是真正的理论与自己时代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理论如何判定“自己时代”和涵摄“自己时代精神”，让理论自身成为真正的理论。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缠绕，在哲学上展开思辨可能过于玄远，我们可以简单化地给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真正的理论与“自己时代”“自己时代精神”必然是对应并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当然是连续的，但它不是时间上自然的平滑的物理流动，而是呈现出具有不同活动内容和思想内涵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在连续中出现变化和起伏。“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⑩量变积累历史，质变划分历史。历史过程可以而且有必要按照是否发生质的变化来划分时代和阶段，不同时代和阶段在问题、主题、议题等“时代精神”上必然存在“边”的本质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如果为思想和理论所识别和把握，就会产生思想的蜕变和理论的创新，催生出新的思想理论形态。

　　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只能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因为它体现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涵和“最实际的呼声”，要解决的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矛盾和真实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由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告的，但一般理解它的正式起点是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个新时代标注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既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项成就在量的积累上的结果，也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质的方面的跃升”11。因此，新时代既是前一历史时期的延伸和发展，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启。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本特点是“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2由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这个时代的声音和口号，是这个时代“最实际的呼声”。正是因应这个时代强音和精神状态，党的十九大斩钉截铁地作出判定，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提法，把“现代化”作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表达，开始从理论思维上聚焦和凸显“现代化”这个命题。13党的二十大在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式宣告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大幕，并精准提炼和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一步张扬了“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从思想史、理论史的发展脉络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高度呼应、并生共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真正的”理论，正是新时代精神的产物，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新时代。

　　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能产生于其他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从空间和地域维度看，显而易见，“中国式”已经鲜明标注了这个理论“在中国”。当下世界各国各地尽管处于同一时代，也可能拥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和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不排斥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不仅不排斥，而且要积极学习借鉴，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武装自己”14，但是，处于“同一时代”的各国各地在具体活动内容和特定精神内涵上仍然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捕捉和反映的，主要还是“同一时代”下“中国”的时代声音和时代精神。从党的理论发展史和理论创新史来看，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多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现代化”是统领性概念，实现现代化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所决定的，集中体现了党的精神气质和思想高度，具有宏观把握和清晰引领历史进程的精神气魄。同时，“马克思主义是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统一论者”。15必须清醒认识到现代化的大主题要分若干历史阶段来演绎，每个历史阶段的时代声音和具体主题具有主次之分和轻重之别，由此建构和生成的思想理论在反映和体现大主题的同时，必然也具有具体阶段性和特定时代性，从而表现为与具体阶段和特定时代相对应、相适应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形态。具体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时代的最强音和最鲜明的精神状态无疑是“革命”。“在1949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28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16与之相对应、相适应的具体理论形态，是以毛泽东为主要创建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17。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是“建设”。这一时期经历了严重曲折，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但还是取得了许多独创性理论成果和重要思想成果，“论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点的思想和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初步作出了正确的论述”，“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1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时代精神和“最实际的呼声”集中表现为“小康”和“全面小康”。这个时期不断丰富和逐渐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小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达。虽然没有明确标注小康理论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根本旨趣是指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由此可见，在“现代化”的大主题之下，每个具体阶段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储备都是鲜明指向这个主题的，“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19；同时更应当看到，在实践展开和理论准备不充分不完整的上述各个具体阶段，不可能建构和形成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泛化和扩张化的解读，模糊或者随意消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时代断限，在理论逻辑上是很不严谨的。

　　复次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是现代化理论的边际性变化，而是经由“术语的革命”所达致的革命性重构。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精辟地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20“现代化”这个概念包括各种理论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现代化”成为特定概念和各种理论，最初也不是由中国发起和主导的。“从社会思潮的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工业化高潮阶段形成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新理论架构。战后西方出现的这一社会思潮，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美国社会思潮。”21就是说，“现代化”不仅意味着“西方化”，而且首先是“美国化”。亨廷顿已明白道出：“现代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22中国学界也“普遍认为现代化是‘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理论也体现了深刻的西方学术传统”。23事实上，西方国家凭借其构建和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长期垄断了“现代化”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然而不幸的是，两百多年来，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未能通过复制西方模式成功实现现代化，证明西式现代化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既然如此，我们在把握时代主题、确定奋斗目标时，为什么没有另起炉灶创制新词，还要沿用和借用“现代化”这个术语？对此可作两点解释：第一，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追求，尽管对现代化内涵、特征、模式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诸多差异，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代名词，“现代化”已经成为国际“通用语言”，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来指代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更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也更便于开展国际对话和文明互鉴。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但是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在直观感受和一般理解上存在基本共识，中国式现代化要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在称谓和表述上没有理由刻意标新立异。另一方面，“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也不是简单套用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通用的现代化概念和语言涵盖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涵和特征，必须进行“术语的革命”，突破“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24，赋予“现代化”这个术语以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形成“真正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承载的精神、内涵、特征和方法看，它沿用通行的现代化概念而注入全新的精神和内容，在“现代化”之前缀以“中国式”，从概念称谓到内容表述都体现出鲜明的原创性、主体性、时代性，堪称理论创新史上经典的“术语的革命”。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25，不是简单套用经典作家“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26的逻辑推定，甚至不能简单理解成是党的理论发展的自然演进。在这三个维度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都获取了丰富思想资源甚至主体内容，但是它涵括和容纳的时代精神、时代内容，提炼的新概念、新话语、新方法，融通古今中外各种理论资源的总体性概括能力，都体现出革命性、历史性、根本性变革的理论创制底色，同样具有“术语的革命”的思想原创性和理论想象力。其一，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式现代化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联”，意图在传统历史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用以解释这个理论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但同时更多的人也赞同，“‘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27“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28。传统社会与现代化在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文化形态上毕竟存在本质性、实质性差别，不管传统历史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塑造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作为新时代的现代化理论，它都必然需要在概念、术语、内涵等方面进行体系化再造和革命性重构。“文明不能遗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29强调传统历史文化资源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塑造和影响，不是借尸还魂，也不能买椟还珠，而应推陈出新进行创造性转化。其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形态更替条件和方式的逻辑推定，建立在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19世纪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之上，是在考察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脉络后得出的具体结论，不能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和公式。从认识论上说，理论本质上是抽象，“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30如果这些逻辑范畴不能退回具体的历史运动，必然的结果就是成为黑格尔式的绝对观念或者纯粹理性，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31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32，“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3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中国具体实际和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条件，重新概括和提炼理论范畴，属于新的理论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实属“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而非刻舟求剑、简单套用。其三，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固然具有实践逻辑上的连续性和一贯性，但是这种实践逻辑并不能自发或者自然生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围绕“小康”或者“全面小康”而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也不会自然演化成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内容和内涵需要进行全新的诠释和论证，“中国式”的规定性需要重新总结和概括，这明显是一个开创性的新的理论创建过程。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的一系列成果及其理论形态，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是这些成果与内容的机械组合和简单叠加，它依然严格遵循和充分体现了理论创建的逻辑机制。

　　因此，最后必须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和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逻辑推定的跨越，也突破了党过去对现代化建构的一系列思想成果，是一次理论上的全面超越。它重视传承、吸收和借鉴各种理论资源，但更突出理论思维“术语的革命”和方法的创新。各种外部表现已经证明，它洋溢着新时代的精神风采，并且“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34。

　　那么，接下来我们必然要问，这个全面超越是如何达成的？

二、“集义所生”：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建构逻辑及其文明根性

　　前已论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是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机械组合和简单叠加，但是从其内容构成看，它确实又是古今中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大成也者”。在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所作的科学概括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本前提，也是时代和人民的强烈要求，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和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五个方面浓缩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内容和主要表征，涵盖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奋斗目标，反映了当代中国最强烈、“最实际的呼声”，既蕴含着唯物史观的精神和智慧，又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和世界意义，既充分表达了人类情怀、历史关怀和世界胸怀，又深刻揭示了现代化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的价值底蕴和使命抱负。可以说，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现代化理论建构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类创造的和向往的一切文明成分，并且立志要以中国的方式达成之。如此特立独挺，必有待发之覆。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35这个“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这个“道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立足为人类求解放，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未来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道义”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基本坐标。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用“六个必须坚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了概括和阐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制和生成的内在机理。对此，现有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脱颖而出和牢牢扎根，从历史事实看，也是我们自觉接受和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接受、选择、坚持、发展的历史深处，是否存在一种目的-方法的思想机制和中国智慧，让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扎根中国、改变中国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思想中会不会存在一种天然的、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寻求“真理”和“道义”的基因特质，对“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的马克思主义一见如故甚或相见恨晚？

　　孟子阐发“圣”之事，历举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而终归心于孔子，称许“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有两个字眼值得注意：一为“时”，二为“集”。联系上下文的相关内容，比如“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我们可以理解为，孔子之“圣”，不执于一端，不偏于一隅，始终如一而又能察时而动。孔子是否如此“至圣”，属于另一问题，暂置不论，唯其集大成而兼备众长、全众理又各当其时之完美形象（也可能只是正统儒家心目中的形象，但这点无关宏旨），颇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底层逻辑和建构方法相表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孟子借与公孙丑论“浩然之气”，提出并论述了“集义”一说，认为“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朱熹为之作解，意为：“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36明代王阳明对此进一步作了阐发，认为“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37证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旨趣和治学传统，“集义”的道统纵时或汩没，却代有递述、绵延未绝，对中国人的心性-生活塑造影响至深且远。当然，囿于历史局限性和时代条件，往圣先贤们所理解和阐发的“义”“道”“良知”这些概念的内涵，不可能与唯物史观、现代化直接扯上关系，但是“集义”“集大成”“致良知”所包含的价值理想与思想逻辑，却能够规训和塑造我们的人生态度、思维方法和生活方式，内生性地形成不断追问“天理之自然”与良知之所宜的原动力和相应的方法论。也就是说，“集义”首先体现为一种价值立场，其目的不是要追求自我解脱和功德圆满，而是自觉“尽心知性”以合乎天理人道，“欲事事皆合于义”，以便实现仁政善治，着眼点实际上在安邦济民平天下，观其再三游说诸国之意可知。其次，“集义”还蕴含着一种安身立命的方法。它有一个体认（“必有事焉”而事皆合义）—省察（“心勿忘”而自反常直）—生发（“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完整过程和逻辑链条，与主体的生命相伴随，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如果剥除“心”“理”“气”这些概念的神秘色彩，把“集义”还原为一种现实生活状态，就会发现，“集义”既揭示了人生意义、生活目的，也表现为一种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或者说，生命化、生活化是“集义”表现自己的基本形式。如果外在于生命和生活，就成为“义袭而取之”而非“集义”了。孟子、朱熹、王阳明都一再强调“以集义为事”，难道不是在表达和倡导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引申开来，从党的性质宗旨和伟大建党精神看，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一直在“以集义为事”？概念内涵关乎时变，因时而异，生活方式则深嵌传统，“日用而不觉”。习近平在2023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只要党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的铿锵步伐。”38始终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细细体悟起来，正是对党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的形象描述，是对“集义”传统在新时代新征程的生动诠释。

　　如果把“集义”视为一种目的-方法的思想范式，拿来对看和领悟“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进而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逻辑，可能就会发现，“集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世今生存在“历时性”上的逻辑关联，而不仅仅是“共时性”上的对应和互动。第一，在价值立场上，“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9，而“集义”亦无非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道义，出发点都是为民而非利己，都体现出以天下为怀、以生民为念的伦理光辉，具备相知相识和对话接纳的共同价值观基础。如果不是在价值立场和道义追求上彼此认同和高度契合，我们很难想象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所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固然是“大道”“大义”，但是没有“集义”的价值认同和内在追求，也不可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来到中国、扎根中国。“集义”的传统深深地内嵌于中国人心中，可以说为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也可以说先有“集义”思想，后有马克思主义这个“义”归集中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具有文明同根性的“天作之合”。第二，从方法论上看，王阳明对“集义”的解释很具启发性，他认为，“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指“不动心”），“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40，说明集义趋向完美和神圣，同时更表现为时时用力省察克治的工夫和方法，“刚柔相推而生变化”41，具有内生成长性和至大包容性，可久可大、生生不息。“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如此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42当然，“集义”不是东拼西凑，“义”的内涵存在价值评判标准，经过“人心之裁制”。这个“裁制”很明显不能理解为随“心”所欲，因为“心”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先验的、神秘的、恒定的裁制标准。也就是说，裁制“义”不但不能依靠孟子、王阳明一系所指向和建构的神秘莫测的“心学”，还必须抽去其先验的、神秘的构成内容，而代之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发现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文明进步逻辑。这就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出场”和“在场”。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事物自我否定，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的跋中所概括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43二是事物运动变化需要现实条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也有精辟概括：“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4这两点带根本性的“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就会引发人们深刻思考，什么才是当代中国真正的“义”，为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方式、中国特色而不是其他，怎么样理解发展的阶段性、问题的时代性、条件的现实性。这些思考经过提炼、概括和抽象，就能升华为理论成果，创造出与时代相适应、与现实相对应的理论形态，从而为我们得“天下之理”，“成位乎其中”积累丰富的、鲜活的、生动的资源。因此，在逻辑层次上看，“集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系统性的互补、交融、递进乃至包含关系。没有“集义”之问、之思、之行，马克思主义可能就派不上用场；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正确裁制什么是真正的“义”。可以说，“集义”是生命状态、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是生命灵魂、生活内容，它们互相依托、互相表达、互相成就，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思想领域的辩证运动。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科学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学习借鉴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注入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成分，充分显示出融通生成的鲜明特点和理论品格。原其生成逻辑，很明显是中国共产党把“集义”融入生命和生活，把马克思主义植入生命和生活深处，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新时代用“心”演绎而造就的文明“集大成”，“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黑格尔认为：“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45这句话可以简化为：方法就是力量。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是一种绝对永动的力量，它为“集义”发现和认识自己提供了内核动能；“集义”法日日用功不止，是一种无限扩充的力量，它用辩证法发现和认识的“历史理性”不断充实自己，形成一个个阶段性、“暂时性”的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生成于新时代的智慧结晶和文明之花。

　　“集义”催生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文明“集大成”，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方法展示力量的必然结果。同时，“集义”作为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本身就具有文明根性，闪耀着文明之光，因为它指向“义”，而不是良莠不分泥沙俱下。义者，宜也、善也、信也、美也、大也，代表着人类对一切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向往。“集义”无非融通一切美好事物、美好向往，并把它们理性化、实践化，变成更加美好的现实。“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46，可谓是“集义”文明根性的最好注脚，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最有说服力的注解。

三、“唯变所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实践生命力及其未来成长性

　　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7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之上。它不是纯粹思辨的结果，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不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要“从人间升到天国”。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回到这一充满挑战、富于变化的实践之中，开始真正的成长之旅。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蕴含着充沛而深厚的实践生命力。

　　从理论底色看，它拥有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最厚实的本底，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理论升华，已经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实践伟力和生命力。党的二十大从16个方面回顾总结了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最过硬的事实支撑，也是它富有实践生命力最鲜活、最有力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48。这个论断不但能够引导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尤其能够提醒我们关注它的实践生成能力，“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当然是理论创制的结果，具备理论属性和理论想象力，但它不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49，而是经由理论思维把握能动的实践过程所作出的科学概括。只有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实践过程出发，才能够真正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才能真正发现它的实践生命力。如果把历史镜头拉长放大，在历史的对照中进行分析，那么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实践伟力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新时代开启之前，“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50，经过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我们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展示出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景，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鲜明实践性和蓬勃生命力。可以预见，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不断拓展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从理论旨趣看，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它的思辨性完全是为实践性服务的。马克思态度鲜明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1他还不厌其烦地批判纯粹思辨主义者：“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2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显然不是经院哲学，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53它的根本目的和唯一指向在于引领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事实上，无论是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表现看，它都保持着实践运用的活力和生动性，而且它把握和规定的内容，也是现实实践正在全面展开、全面深化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领导下的一场全民集体行动，它所需要和呼唤的理论必然是与自己相适应、相对应的“真正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历史使命是映射现代化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主动性，带领现代化实践胜利抵达彼岸。玄远的思辨改变不了世界，集体的历史行动同样也规定了这个理论的目标导向和实践指向。

　　从理论品格看，它在理论边界上保持了必要的谦抑，自觉对应于新时代的现代化行动，因而也就强化了它的具体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因为“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54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只能对应一定发展阶段，如果理论落后于实际或者超越发展阶段，就会失去科学性和真理性，更谈不上解释力和实践能力了。“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这在实质上属于“左”翼空谈主义，“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55因此，具体理论、具体认识必须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对应于一定发展阶段，只有这样，理论才有活力和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表明新发展阶段是具体的、现实的、确定的。56从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安排看，它延续到本世纪中叶，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止。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也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任务。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规定性分析，它没有越过历史边界，没有无限扩张历史范围。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变和不变的内在张力，显示出相对稳定与绝对成长的统一性。

　　理论提出、规定和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理论’与‘经验’之间的矛盾，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的‘外部问题’；一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的‘内部问题’”。57理论的“外部问题”来自我们感知的外界变化即经验，如果实际经验与理论规定不符，也即存在矛盾，必然会引发理论的“内部问题”，也就是理论自身的矛盾。因此，理论外部的形势变化会导致理论内部产生相应的矛盾运动，推动理论自身不断深化和升华，从而表现出变和不变的辩证统一。“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58这种深化实际上就是理论内生成长性的表现，它适用于所有科学的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当然也不例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但具有内生成长性，而且这个成长性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它面对的“外部问题”更为复杂、更加艰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风险挑战始终存在并日益凸显。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59“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60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面临的这些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外部问题”，必然引发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内部问题”，理论自身的矛盾运动也就表现得更加激烈、更加多变，因而它的成长性、上升性也就更为突出和明显。“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和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决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61这个要求和提醒，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必须具备也必须展现的成长性和上升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变”的一面。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成长性是指在新发展阶段规定下的成长性，是围绕着“现代化”主题的成长性，是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变化的成长性，而不是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形成一个新的思想的理论重构和理论质变。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同时某一特定时期的具体理论论点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由其产生的具体方针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62，深刻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坚持党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观点，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主题和主线的自觉把握，是对新发展阶段“边”的清醒认知。党的二十大深刻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稳定性、确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现了这个理论的质的规定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变”的一面。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暂时的，因而也就表现出过渡性、阶段性和自我否定性。

　　开始即意味着结束。“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63前已多次论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对应、相适应的具体理论，它有特定的历史任务，也有明确的历史任期。新时代“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开始”，“如果计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间长度应该是38年左右”，64这是一个具有起止时限和具体内容的特定历史阶段。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65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新时代相生相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必然随着新时代成为历史而成为历史。这是它的历史使命，也是它的历史宿命。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在内生成长的同时也在自我否定，遵循着思维领域辩证运动的基本规律。历史不会终结，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明白，“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66

　　更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67就是说，新时代当然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它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68与此相应，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也是这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理论，它的根本价值在于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征程。可以大胆预言，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我国社会主义应该会从初级阶段迈进更高阶段。这个“更高阶段”应该如何概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应该如何构建，需要基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国情、中国现实进行重大理论创新。“集义”不止而再次实现“术语的革命”，提出新的概念、新的表述、新的理论。习近平强调，面对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69，正是准确把握我国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对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富有理论远见和战略思维的精辟概括和深刻揭示。应当指出，在面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概念提炼和理论建构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无疑可以提供丰富的、生动的、主体的思想资源，甚至能够“为其界定内涵、塑造灵魂、彰显本质”70，但是，“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71。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一定会融入新的“合题”而归于消灭，新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出场必定是一场新的理论建构行动和“术语的革命”，而不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自然延续或者简单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