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战时华北根据地士兵的家庭观念（1937—1949）*

  杨九如①在其回忆录中曾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夜行军，我在队伍后边负责收容，听到跟随纵队的担架团中有人在讲家乡土话，我忙走近问他们是哪个县的，回答是南皮县的。我又问有没有唐家务村的，有人回答有，我高兴地赶紧去一一细问，终于找到了西唐家务村的郭林成。我告诉他我的姓名，他记起来了，连忙问我在哪个部队工作，干什么？我一一做了回答。久旱逢天雨，他乡遇故知，真是天大的喜事。我自1938年12月离家后，再也没有见过家里人，也没法和家里通信。这时见到了乡亲，自然高兴。”②

　　战争年代遇到家乡人，杨九如心情非常激动，激发了他的思乡之情。思乡是人类普遍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分阶层，不分时间、空间，是人类共有的，士兵群体当然也是如此。面对这一“情感难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套应对办法，而不是简单地强力压制或听之任之，其中既有一系列技术性的措施，也蕴含丰富的政治内涵，涉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公私关系、干群关系等等。

　　检索以往的学术史，仅有少数学者对华北根据地士兵的家庭观念有所关注，如黄道炫探讨了“二八五团”下中共干部的婚恋管控及干部的心灵史。③齐小林谈到了士兵参军过程中的思乡问题，但主要将其作为影响士兵心理的一个因素，未展开讨论。④进一步而言，无论是干部还是士兵，思念的不仅仅有妻子，还包括父母、孩子以及其他的父老乡亲，思乡是所有干部和士兵的共通情感。更重要的是，当情感遇到战争，中间的张力就又是一番复杂的情景。尽管干部与士兵都会有思乡之情，但士兵的这种情感有时会直接影响军队的战斗力，进而影响中共革命的发展与巩固。有鉴于此，本文以华北根据地为空间范围，着重探究士兵的思乡之情及中共的应对之道，并以此窥探战时情感与革命的关系，家庭观念在革命中的际遇及其背后反映的中共独特的政治文化。⑤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讲述或许会被质疑未突出时间脉络，这是因为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思乡”，与具有较强时间性的事件不同，“思乡”主要是一种“现象”，而“现象”往往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时间脉络，即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思乡问题都存在，应对措施也都存在，因此在解决“现象”类问题时应该更多注意现象背后隐藏的“暗码”和“隐喻”。

一、家庭观念的两面性

　　战争年代，尽管中共非常注意建立地方武装，注重军队的地方性，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士兵往往也要离开家乡。不过，思乡的情感有时与距离有关，有时却未必，即使离家很近也会思念家乡，思念亲人。这是活生生的人的真挚情感。

　　参军时，家庭就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以往可能更多强调家属积极鼓励参军的场景，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过，也不能忽视另一方面，有的家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军进程。王恩茂在日记中记载，组织游击队时许多家属说：“‘我是守寡养大这个儿子”，“我的儿子去了，我没有人招呼，担水都没有人”，“我的儿子爱国，但是我家里没有人做工”。⑥所以，很多地方动员民众参军，家属是必须过的一关，会发动群众慰劳，请游击队员的家属吃饭等。⑦黄敬指出，动员参军时，要考虑“其家庭生活状况是否能离得开，其母亲老婆拖尾巴的大小，他出来有什么障碍，他的特点在哪里，他的痛苦在哪里，要通盘考虑”。⑧相反，外籍人家庭观念轻，往往成为重点动员参军的对象：“一区群众多外籍人，乡土观念、家庭观念较农村薄弱，是扩军有利条件。”⑨还有些单身的民众家庭观念较浅，容易动员，有一名叫崔泮公的士兵，46岁，他说：“我上无父母，下无子女，光棍一人。我是真正来守土抗战的”。⑩

　　除农民参军外，中共军队的另一个来源是由地方武装升级成正规武装。地方武装往往活动在其成员家乡周边地区，而升级后活动范围就会有所扩大，家庭观念有时会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1938年2月7日，邢台浆水游击队奉命开赴山西和顺，编入正规军，但是，“大部分同志家庭观念重，思想不通，认为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打日本保家乡，现在到山西去，怎么保家乡呢？”11山东纵队初建时也有类似的问题：“有的人员家庭观念和地域观念浓厚，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不愿离开自己的地区。”12王恩茂提到：“部队中有部分人员，怕编入正规军，怕离家远了。”13

　　参军后，后方的家庭也始终是士兵的牵挂。刘荣14提到，在四连战士反省坦白中，全连172人，89人有离队想法。15按这个数据，有51％的士兵因思乡想离队，数量确实不小，这种思乡情感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悲观心理：“4队学生樊✕✕表现悲观，请老百姓看相，看何时能回家，该老百姓说：你打了日本鬼子后就能回家。”16不仅男兵，女兵也有同样的感受，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女兵田华回忆：“看不见朝夕相处的爸爸、姐姐，请假回去看看都不准。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干脆的办法，借口家里没人帮姐姐推碾、抬水，提出不干了”。17

　　平常的日子还好，每逢节日，士兵思乡的情感更加强烈。彭绍辉提到：“今日是旧历的12月23日，明天是过小年，部队中的战士们回忆起来也有些难过，个别落后的想开小差。”18当部队到达士兵家乡的时候，有些士兵想回家的心情迫切，如山东八路军六支队到达河西地区以后，“从河西来的战士，心里都十分高兴，因为离家近了，可以顺便回家看看”。可是，连长下命令过河以后谁也不能请假，部队过河后，“我们连请假的有三、四个人，其中有和我一同入党的朱成斌。这几个人一去未再返回。当时，我也曾想回家看看，指导员着实给我作了一番工作。连长也在一旁说：‘共产党员还有家庭观念，如果大家都丢不下家，还怎么把日本赶出咱中国去！’话虽不多，却挺刺人，我就再不请假了”。19从这段话可见其内心的挣扎。

　　士兵的家庭观念一方面帮助中共动员民众参加武装，保卫家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影响队伍的稳定。因此，为稳定军心，中共强调要反对家庭观念的消极影响。徐光耀回忆：“抗日时期的八路军，连‘家庭观念’也忌讳，更别说娶媳妇的事了。”20滨北军分区宣传队队员杨辉等谈道：“那时，谁要有家庭观念，就是个缺点，如果在个人鉴定上写上‘家庭观念严重’几个字，就很成问题了。”21

　　在这种组织氛围的要求下，中共干部、士兵对家庭观念也自觉进行反思，如一名干部说：“表面看家庭观念不大，自称没家庭观念。到县委后对工作负责，早起，下级拥护，在八区任一年只回家过五夜。但思想上的家庭观念也很浓厚，孩子的教育、老婆的团结、日子的好坏都时时在脑子里打扰。”22有些干部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自己的思乡之情，如左权问特务员景伯承：“你想家吗？可以写封信回去问候他们，告诉他们你在打日本救中国。”他回答说：“不，我没有家庭观念，我要跟你到华北打日本去！”23或许这种表态会被质疑是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但这种表态本身何尝不是中共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延泽民24曾谈道：“党说要‘打破家庭观念’，克服‘小资产意识’，我就表示‘没有家庭观念’。其实心里非常想家，非常惦念母亲。心想，能回去住两天多好。可是在感情上只有‘克制’和‘掩盖’，‘打破’是绝不可能的。”25当然，能做到“克制”和“掩盖”就非常不易了。

　　其实，中共所反对的只是士兵个体的家庭观念，中共的政治文化是要把“小家”的情感转化为“大家”的情怀：“部队的首长好象一个和蔼的家长，许多干部战士都好象是这一大家庭的成员。战士回家时，一定要见见最高首长，从家回来，也要向首长谈谈家常。”26但是，“大家”毕竟与“小家”不同，也不能完全代替“小家”，由此就产生了冲突、矛盾、互动的复杂关系。而且，中共并不反对家庭，熟知辩证法的中共不会把问题推到极端的状态。彭绍辉提到：“共产党人是不反对建立革命家庭、培养革命后代的。我们妇女同志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为革命工作培养革命后代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27在政治动员中，中共尤其重视“家庭统战”：“强调政治口号而不照顾家庭统战，不照顾社会统战，作出来的情况是超现实的，是不对的。”28这就说明，中共更多的是从家庭与革命的关系来看待家庭的，如毛泽东在信中说：“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他进而谈道：“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29毛泽东所说的对家庭态度的两面性也反映了其对家庭观念两面性的认识。

　　另外，在战争时期，士兵的思乡之情不仅仅牵涉情感层面，还是中共与敌方斗争的一部分，这一点是以往研究的疏忽之处，战争并不只是发生在战场上或士兵身上，士兵家属也是双方争斗的焦点。敌方往往会抓住士兵的思乡之情做文章，如宋洪勋30记录到，日军“更善于抓紧我们的弱点及在政策上错误的地方，尤其是对争取我抗属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来达其瓦解我军，并宣传我军是辈子军……”31八路军冀豫游击支队奉命到其他地区整训时，“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从中煽动，阻止部队转移。有的人对赵辉楼说：‘你家也有房子有地，不打仗照样享福，何必跟着穷八路跑。’”32太行根据地的敌情总结中提到日军特别警备队的手段之一是“威胁抗属来瓦解我军”。33吴侬谈道：“利用一些有家乡观念的人，用闲谈的方式去进行工作，说：‘我昨天听到了一个消息，我不告诉你，听说你们那里叫顽固派占领了！’因此引起了对方的思家心理，以致工作情绪低落。”34

　　不仅如此，中共对家庭观念的批判也成为敌军宣传的一部分，如宋洪勋提到：“更有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比日本还孬，要假使叫八路站（占）了地面，你们家产一定要充公，你们的闺女、媳妇可自由支配，打倒廉耻，打倒家庭观念，一家有了大家吃等等谬论。”35山东八路军四支队副团长王风林谈道：“敌人说共产党人不要家庭，不要父母，不管妻子，完全是诽谤造谣。我家里也有父母、爱人和孩子，为了革命不能不远离他们，我却无时不在想念他们。我在医院锯腿时，对他们更是怀念。”36为谣言辩解的同时，这位干部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综上所述，士兵的家庭观念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共和敌方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远离家乡时，士兵的思乡之情非常强烈，这也正是中共批判家庭观念的主要原因。不过，中共并非反对家庭，面对士兵的家庭观念，尽管也有过激的行为，但还是侧重因势利导，积极塑造军队是个大家庭的形象，以减少士兵思乡情感所带来的副作用，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士兵与家庭的通信联系

　　在士兵与后方家庭的联系中，通信是主要方式。不过，士兵与家庭的通信联系也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中共根据这些问题实行了相应的对策。

　　士兵与家庭的通信是沟通前后方的一种重要途径，如泰山区抗日根据地，“每到年节，军属们都以千百封的信件，请求政府向部队转送”。37但家属来信有时会向士兵传递不好的消息，如士兵中有人家里来信说“敌人杀了家里的人，烧了家里的房子”，于是士兵“想家了，说要回去娶媳妇，还说有病没人管，所以想家了”。38刘荣提到：“五月某日，由西安给我发来一封信，署名良智，内容系吾母在家哭啼，想念盼我回家去看。又云我们这里吃小米饭很艰苦，她在那里生活很好。”接着他想到，“良智是什么人，不知道。这人是谁，这不奇怪，最奇怪的是怎样知道我在这里。我三年余并未给边区以外写过信，怎样知道这样详细的地址呢？这封信究竟是谁写的呢？——大概系去年破坏奸细日军之流吧！其目的何在？无非：一、动员我回家；二、政治上的陷害吧”。39

　　刘荣的想法未有确切的证据证实，不过，他的遭遇并非个例，信件确实成为敌方试图瓦解中共军队的一种手段。萧华谈道：“要军人家属写信来报凶报吉，引诱回家。利用家属关系来对我进行收集情报。”40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的规定指出：“已发现国特份子，借通讯关系瓦解我部队之事实，检查我们的收发工作是相当混乱的，私人信件可随便来往，国特必会抓住这一我们缺点，通过通信关系瓦解我部队或用信件方式进行内外连系。”41

　　面对信件的沟通联系和被敌方利用两个方面的问题，中共也在多途径想办法进行应对，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把控士兵给家属写信，二是把控家属给士兵写信，从而尽可能地使通信联系起到积极的效果。

　　首先是士兵给家属写信。士兵刚刚入伍，要给家属写信，以稳定情绪。如总政治部指示中提到：“动员新战士写信回家与家属发生密切关系，对家庭困难应随时向当地政府提出意见，求得相当的解决，这一工作对巩固新战士有重大意义。”42邓小平谈道：“提倡战士写信回家，告诉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宣传家属抗日救国。”43萧华提到：“帮助战士写信回家，宣传部队生活与胜利。”44写信，被中共视为巩固部队的一种方式。

　　逢年过节是士兵最容易想家的时候，因此，部队也会特意安排过年的时候给家里写信。一般会有两封信，一封以战士的名义写，信的内容要积极向上，一方面说明士兵在部队内的模范表现，即使有些战士表现不够好，也在信里说他受到了表扬，以激发战士的信心。要尽量以战士的口吻，会写字的战士尽量由自己写，内容要纳入战士想说的个别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信的内容要保持积极向上，但并非千篇一律，还要考虑到战士的具体需求和心理情况。另一方面是在信中要求抗属在家积极生产，发挥模范作用，有的战士在信里提出要与家里人挑战比赛，这些都成为中共动员工作的一部分。另外一封则以部队的名义写，“以部队全体名义的拜年信也引起外地战士的羡慕，说‘几百人几千人给家里拜年真光荣’。部队为此工作还特别买上好信封红信纸”。45可以想象这样的措施对士兵的心灵和村中的气氛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为鼓励士兵给家属写信，部队还采取了很多鼓励的措施，如1945年山东省战时邮政总局发布决定，在新年期间（阳历年到春节期间），前方战士寄信，在解放区内一律免资寄递。同时，在新年期间，抗属给抗日军人寄信、寄钱或寄物者，也一律免资寄送。46

　　其次，在鼓励并把控士兵给家属写信的同时，也鼓励家属给前方战士写信，总体上也是要求内容积极向上。如冀中区党委就强调：“在给子弟写信或见面时，不要盲目的强调甚至夸大这些困难，致影响部队情绪和巩固，同时说明拉后腿是可耻的，应动员大家都自觉的负起巩固人民军队的责任。”47

　　特别是每当遇到后方根据地有情况时，后方家属要写信告诉前方战士。1946年12月7日，太行行署发布指示称：“兹据前方反映战士要了解他们家庭情况，群众翻身运动以来，他们常常惦念自己家庭是否得到土地，出征以后，村里是否照顾了他的家庭？区村干部给他们一封慰劳信，报告他一下家庭情况，对安慰军心，鼓舞士气，效力颇大。”考虑到很多士兵家属和区村干部不会写字，还专门号召小学教师协同办理，“由于我区村干部大部不能执笔或无暇执笔，我们号召各村小学教师担任这个工作。代替村干部、家属写信”。481946年12月18日，太行行署组织慰劳团鼓舞士气，特别考虑到士兵思乡的问题，要求给前方战士写信：“普遍写慰问信，发动军属及以村县专署为单位写，给具体人写，给整个部队写都需要。”49

　　从以上内容，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共要求家属给战士写信以稳定军心，还可以看到信的内容是有规定的，无论是士兵给家属写信，还是家属给战士写信，信的内容都不是自己可以随意书写的。胶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的指示中提到：“信的内容按不同的情况具体编写，一般的要求告诉战士其家庭备受优待，不缺吃穿的情况，鼓励其加油打顽军保家乡，渡过了这一困难，将永远过自由幸福的日子……避免含有任何动摇战士想家的词句和内容。”50

　　那么，如何保证信件的内容符合要求呢？为避免通信产生消极影响，中共强调要加强对来往信件的审查，信件审查的目的是“严防外界毒素对内部的侵蚀，与我之机密泄露，并从中了解我军之思想状况，而达到进一步掌握部队思想状况”。51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对可能有问题的来信一律扣押禁止输入，如胶东战邮管理局通知称，发现有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来往信件，其中内容多为煽动人心，造谣破坏，因此对这些来信要扣押焚毁，或从中发现破获敌人阴谋的机会。52另一方面，则严格审查私人信件，士兵给家属去信，“一律经本单位首长检查统一送交收发，私人送交收发之信件，收发有权不收，各级收发应将私人信件统一交该级政治机关进行检查，然后发出，并规定各团、支队、大队、政治机关均设‘验讫’章，盖章后交通站方可接收转送，否则一律退回”。部队收到的信件，“亦经政治机关盖章检查，方发送至各单位以至本人，检查盖章之权限属于上述各该政治机关，但因某种困难可斟情将此权限授予质量较强之收发，或指定政治机关之某一干部专门负责，但要随时向本单位政治机关主要负责者及特派员进行汇报”。对公文信件，为方便审查，要求“凡属公文信件最好不写私人姓名，但应防止以军职掩护私人信件而躲避检查现象，此则责成各单位首长去切实检查，此外公文信件迫不得已要写私人姓名时则首长在信皮上签名盖章后，即可不必检查”。53

　　既然是私人信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隐私的内容。一方面，强调信件的审查者要加强革命责任心，保证所有私人信件都经过政治机关而发出，要遵守检查纪律，绝不允许随便宣扬，否则会受到革命纪律之处分。54另一方面则强调，信件既是私人的，也是集体的，作为一名革命战士，个人和集体应该融合在一起：“一个党员，一个革命战士，他没有应该隐瞒的事情，特别是对组织，对上级更是‘无事不可告组织’。不仅不应该不满意组织上对自己信件之检查，相反的应该将自己写的信首先交组织审查，然后发出，这样避免自己犯错误，同时让组织对自己负责，我们全体都应当对此问题了解负责。”在这样的理念下，“号召所有同志不给任何私人带信，非带不可时要经过组织许可方可给带，从家中带回者不应直交本人，而首先交组织经过组织再交本人，口信亦同样经过组织，这更是考验每个同志对组织忠实程度的一个标准”。55可见，士兵与家属间的通信问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情，而是涉及军队安全和敌我斗争的大问题。

三、士兵与家庭的见面联系

　　士兵与家庭联系的另一种方式是见面。战争年代，这种见面机会非常少，也正因为少，方显其珍贵，无论是士兵还是家属都非常重视见面的机会以诉说衷肠。不过，和通信一样，士兵与家属的见面既可以产生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导致瓦解军队的结果，如何因势利导也是中共需要面对的问题。

　　士兵与家属的见面，一种情况是士兵请假回家，这样的情况较少，一般会根据士兵家的位置和情况，适当允许士兵回家探亲。士兵回家探亲，部队要派人随同一起，如战士的家在根据地里面，“家里有什么婚丧事体，战士家属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请假，战士可以在部队内请假回家，部队并且可以派人随同前去，一方面代表部队向战士的家属庆贺或悼唁，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战士家庭状况，了解地方优抗的实际情形，并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如果家在敌占区，则“不能请假回家，并且要好好说服战士，说明敌人的阴谋，如强拉壮丁和瓦解我们的部队”。56

　　士兵与家属见面，更多的情况还是家属到部队看望战士。徐光耀记下一个名叫齐寿昌的战士的案例：“第二天，他父亲赶来找他来了，找到连部，曾百般劝他让他回去。他总是摇摇头，意志是铁一般的坚决。他父亲连我的心都说软了，却打不动他的心。隔了一夜，第三天早晨，他父亲又得回去。下午，他的奶奶和他父亲又来了，那么大年纪的奶奶，走了那么远，是那样地疼爱他。说了好久让他回去，他仍是摇摇头。最后他奶奶气昏了，死躺在街里，可是经过一阵摆弄又缓过来的时候，齐寿昌同志还是不回去。他奶奶是哭回家去的。”57

　　齐寿昌的案例显示出这名战士革命意志的坚强。但毕竟家庭观念是人们普遍的情感，大多数人还是会存在思乡之情，特别是和家人见面的时候，这种情感尤其强烈。高鲁提到：“一位母亲来部队看儿子。母亲来后，儿子立刻就病了，饭也吃不下，但医生看了后说没病。后来，母亲来信让儿子回去看病。不久，母亲让一个自称是表哥的人来替她儿子当兵，她儿子要回去结婚。经盘问这人并非战士的表哥，连长便将这个战士押起来，关了禁闭。”58

　　家属到部队看望士兵的情况一度非常多，1945年8月18日，刘荣在日记中提到：“家属们赶队伍刚住下就来了，见我们首句就说看他儿子或弟弟在某班，要求看。我们不能不接受他们这种要求，从早至晚整天接待家属谈话。这里子弟多半家庭观念浓厚，同时也正是很好接近群众宣传机会，大多数家属很开明，希望儿子进步，少数希望回去。”59如果说这时刘荣的态度还比较好的话，那么到了9月23日，他的态度就有了变化：“部队开小差事情严重，没有好环境，农民战士还是想回他的家，特别是怀涿地区，家属特别多，一个连平均每天不下五六名，到张市以来战士家属不断来看。自己对家属产生一个讨厌心理，认为这些人落后，又一想不很好解决，影响上又不大好，就转变了观点，设一个招待室，做一定限制，不让其自由乱谈乱跑。”60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位指导员的反思，体现了家属过多来访引起的军队基层干部的烦闷心情：“我们连补充了一批滨海地区的战士，他们离家比较近一点，时常有家属来队探望。我没有当一件重要的工作来做，相反认为是个麻烦，是个负担。有的战士家属来了，我连面都不见，只叫文书找个房子住下照顾一下，只想着到时间赶人家走。来的大多是战士的父母、兄长，将心比心，我哪里把战士当成自己的阶级兄弟呢？把战士的家属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和兄长呢？招待家属吃顿饭，也仅当成了供给制度，而没有看成是对战士和家属的关怀，我从不陪家属吃饭。”61可以看到，大量士兵家属来到部队确实增加了干部的困扰。

　　家属到部队看望士兵，除存在以上问题外，也是中共与敌斗争的一个方面。如刘子超说道：“在敌占区或接敌区，敌伪正强迫一些抗属来我军劝拐其子弟回家。”62罗荣桓谈道：“敌人更残酷地摧残被‘蚕食’的地区，威逼群众自首，勒令我工作人员与军人家属进行对我之瓦解工作。最近有乘汽车来部队之家属，或者送未婚妻找未婚夫，或者带来儿女交给本人，亦是应引起注意的。”63

　　家属到部队看望战士，除了会对军队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外，还会对后方根据地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影响军属生产，并加重人民负担（如冀中军区来家属很多，有的单位竟使家属粮达其编制人数百分之三十，即养百兵实供百卅人），同时进入城市的地方机关，家属来机关者亦增多（有的小单位家属竟超过其编制人员）亦应适当解决。”64冀中行政公署指示：“今后正是农忙时期，务必切实劝阻军属勿到部队看望。责成村区干部很好的进行这一工作。”65

　　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共也采取了多种办法，其核心目的在于尽量不让家属到部队。这成为各根据地组织大致相同的态度。如冀鲁豫区党委的总结报告中称：“中央指示，到部队去的家属很多，县、区应注意动员家属。如不好说时可以说不知，拒绝他去。”66太行区党委通知称：“务必劝军属不要到部队看望，因看的结果好处少坏处多。”67

　　渤海行署的通知中专门详述了对家属的教育办法，一是强调家属到前方看望战士，会加重沿途地方的负担，要向抗属解释，使其了解沿途劳役负担过重的情况；二是向抗属解释，前方流动性强，路途遥远，家属很难见到前方的战士，而且从后方到前方一路上不方便，既令自己辛苦，又增加公家负担，应说服家属“体会当此公私交困之际，应减少沿途支差负担，不再轻易去前方”。68

　　冀中区党委指出，要向家属委婉地解释去前方的坏处和负担，且不轻易开证明信，无证明信则部队不接见。如果实在要去，也要限制数量，去一二人即可，并要事先教育好，去后鼓励自己子弟丈夫安心工作，到了部队要快回来，不能耽误生产。对可能散布不良影响，动摇军心的家属，应以不明部队位置和番号为由婉言谢绝，“但态度一定要和蔼”。从中可以看出，总的基调就是尽量不让家属来部队，但又强调一定要注意态度和工作方法：“防止可能发生的简单化工作方式，变成简单的瞒哄限止，使军属感到我们不顾人情，发生反感，反而引起部队中不满的情绪，同样不能达到巩固部队之目的。”69

　　不过，一些基层干部采取了机械、极端的作法。有些干部“为了防范敌探奸细的破坏，为了避免麻烦，机械的为了节省经济粮食，于是把地方军与其家属的关系设法隔绝起来，疏远起来”。然而，思乡的情感是普遍存在的，完全采取堵塞之法效果难以尽如人意。“如果他想家，但你硬不让他回家，那么他更会想家直至开小差，如果抗属想见见子弟，但你硬不准他见，他就愈想见，直至设法鼓励其子弟开小差回家。”这段话可谓真正抓住了士兵和家属的心理，因此，对思乡问题“不应要求过高，不应做过严的处置。事实上游击队员与其家族的这种自然的血族关系，如我们能很好利用，则是建立游击队游击战争和群众血肉相关的最好的桥梁”。70这一思路具有很多柔性的成分。

　　另一方面，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士兵的家庭观念也可能导向积极的方向。萧华谈道：“因为有了本地的干部与战士，自然就容易为照顾他们的家庭、亲戚和群众利益而斗争，容易注意与关心当地人民的生活与情绪；另一方面，群众的情绪与要求也容易经过本地群众领袖、干部、战士反映到部队中来。在最困难时，群众也能想尽一切办法掩护与照顾部队，打散了也容易收容，伤号也有安插的地方。”71士兵与家庭的联系有时也可推动中共力量的发展。历史常常不是由单一因素线性推进的，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

　　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家属到部队以后怎么办？一方面，要积极解决家属到部队探视的困难，解决困难并不是提倡家属去部队，但家属去了，就要有招待吃饭、开介绍信等一系列照顾措施。而且，“不论贫富抗属，各级政府和各级群众团体均须予以适当安慰与指导，使抗属得以达其探视目的，并着重政治上的收获”。72重视“政治上的收获”，一语道出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对士兵家属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招待和教育，当然两部分有时是一体的。家属到部队后的招待费用一般由部队承担，回家时如无路费，也可酌量发给。73如果战士的妻子来了，“要专门腾出房子，不得讽刺或侮辱”。在家属离开的时候，还要送家属离开。74李公朴也提供了第三者的观察：“战士的家属得来部队探望他们的子弟的时候，部队首长亲自予以热情诚恳的招待，还请参观他们的子弟终日生活、学习在里面的部队情形。假如妻子到部队里看他的丈夫的时候，部队上还会为他们两个找一间房子，准备让他们同宿谈更多一些的知心话。”75

　　热情的招待有时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有一位冀中军区战士的父亲来探望儿子，父亲本来想拉儿子回家，但经过连队热情接待以及儿子的教育，大为感动，遂放弃了一开始的想法，勉励儿子安心战斗。76一位战士说：“国民党那里我们穷人是吃不开的。解放军就不同，我刚被俘过来就看到对来队家属招待得很好，回去时免费坐火车，还送钱……”77历史往往体现在细节中，细节中爆发的能量有时候是惊人的。

　　除了要热情招待家属，对家属进行教育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萧华指出：“干部亲自与家属谈话，态度要和气，以便说服与通过其家属来教育其子弟，同时又通过战士来进行其家属工作。”78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指示中也提到，“对来队家属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家属多时可组织临时招待所，进行集体教育。干部亲自谈话，诚恳热情照顾，如系战士父母则称呼大伯大娘，陪他们吃饭喝水，亲如家人，这样会给战士及其家属以极大感动。并预先对战士进行教育，通过战士自己教育其家属”。79

　　其实，不管是招待士兵家属还是教育士兵家属，军队基层干部的态度都是关键，前述一一五师那位指导员一开始厌烦家属来部队，后来他自己反思说：“听了首长的报告我很不安，总是责问自己，是不是忘了本？如果能像首长所讲的那样，家属来队后亲自接待，亲切交谈，陪同家属吃顿饭，看看连队的训练、生活情况，那会是什么结果呀！战士家属一定都很高兴，战士会把连队当成自己的家，家属也会放心了，而我们也了解了地方工作的一些情况，这对提高战士的觉悟，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会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呢？”80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干部的反思，如果不是长期受到中共政治文化的熏习，是做不到这样的反思的。

　　综上，士兵与家属的见面联系虽有积极的效果，但更有可能造成消极的影响。中共为此实行了多种措施，尽量教育家属不要到部队与士兵见面，这是站在整体观上的考量。但如果家属到了部队，中共则要求热情、认真地招待家属，通过软硬结合的多种措施，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

四、家属工作与士兵教育

　　面对士兵与家属的关系问题，除了要处理士兵与家属的通信和见面两个问题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思想上动员和教育士兵与家属，使双方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巩固、推动中共军队的发展壮大，正如傅钟81所说：“我们不仅要从加强政治教育上直接巩固战士本身，并且还应在部队以外去巩固战士的家属。”82

　　男子是农村主要的劳动力，因此，士兵参军不仅有思乡的问题，后方家属因缺少劳动力，其家庭生活水平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为维持士兵后方家属的生活，中共一直强调要加强根据地的优抚工作。彭德怀曾说：“要求确实解决其家属的生活问题，这就必须注意优待抗属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得解决，家庭没有饭吃，而就想部队巩固，战斗力提高，使每个战斗员自觉地为革命牺牲，是不容易的。”83抗属优抚工作不仅需要政府参与，军队也要就地参加抗属优抚工作，如太行区党委指示中提到：“军队方面应该慰劳抗属，帮助驻地抗属生产，把他们子弟的生活状况写信告诉他们。”84

　　尽管中共非常强调对抗属的优抚工作，但一项政策的实施当然不会完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许多抗属优抚工作无法真正落实，以往的研究对此有所揭示，兹不赘述。本文想强调的是，有些士兵家属生活困苦，其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到部队找战士，如刘荣提到，他遇到一老妪，年逾七旬，领着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孩，老妪对他说：“目前我们家里几口人不能生活下去了，没有吃的和种的，你能救救我家吗？给我儿子带个信吗？现在和儿媳妇讨饭找他去。”85这可能代表了一部分抗属的心声。

　　为减少家属的消极影响，在新战士参军过程中，要求各县成立新战士招待所，接收照顾各区村的新战士，“一般新战士要住招待所，时间不要长，免得家属拉腿，思想变化”。86家属中，妻子的态度又非常关键，如苏鲁豫边区丰县妇联主任季凯说：“在战争环境里，能支持丈夫参军打仗是很不简单的。家庭关系处理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参军工作，影响战士们的情绪。”87士兵家属的动员与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山东军区政治部指出：“从深入政治动员着手，把整个革命利益与战士的家庭利益及家乡观念联系起来。”88山东省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指示中也强调，要发动农民青年，不能脱离农民的整个斗争情况，要同时对其家庭做工作，不能孤立地去发动青年。89这个看法可谓真正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也体现出“联系”观点的影响。除了动员与教育，有些士兵违反纪律或逃亡回家，后方家属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如冀鲁豫区党委指示中有：“在大会上公开说明停发逃亡战士家属的优待粮及取消一切优待权利，直至他归队后再给以优待。”90当然，惩罚本身也是为了更好地动员。

　　除做好家属工作外，对士兵的教育也采用多种途径，如利用典型案例说服战士。针对部队改编过程中士兵的家庭观念问题，王旭以自身经历教育大家，他表示，他们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现在家乡被日本人占了，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他还用了很多具体生动的例子，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通过这样的讲述，让听众明白只有抗争到底才有胜利的希望，“游击队员深受感动，也都被他讲得哭了起来。最后大家一致表示不回家，到山西参加正规军打鬼子去。就这样，我县这支游击队，全部开到山西和顺串村，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二团”。91或许，最后的结果会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讲述，又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证明，即使在这样的氛围下也会有士兵存在家庭观念。不过，在部队的教育之下，个体的想法会逐渐与群体的情感变化趋同，即使家庭观念仍然存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并不影响个体做出这样的决定。

　　除了家属工作和士兵动员，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前线与后方的经常性沟通渠道。沟通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如经常请当地地方政权的民运干部到部队中报告优抗拥军情况，战士在部队可以阅读地方上出的报纸，了解家乡情况，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稳定战士情绪。92

　　尤其在解决具体问题时要充分考虑战士及其家属的需求。如个别战士在家属要求下回家解决婚姻大事，以部队的名义送贺联，对家属起到了很好的影响，假期结束，该战士的父亲主动要求战士归队。93傅钟谈到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经验，他强调对于战士请假回家，不能简单拒绝，要采用一些符合社会风俗的办法，如“年关季节，战士靠近家庭，需要回家省亲，或因亲属病残，要求躬身举办丧葬，我们尊重社会风俗，置备衣物，赠送战士家庭，甚至用首长名义给战士家属庆祝年喜，或派人吊丧，赠送挽联等等；有时对部队中年老战士，可以发起运动，给以举殇祝寿，表扬其成绩战功，使战士精神获得兴奋和安慰”。94这些事情看似细节，实则中共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在这些细节之上的，因此研究中共革命史，不能不看细节。

　　在不妨碍完成战斗任务的情况下，士兵还可请假回家帮助干活或处理家中事务，过节时，“如环境好可作到请抗属吃饭，参加军人晚会，或赠送贺年礼仪，使战士同家庭团圆，兴奋与鼓励其情绪”。士兵受伤或阵亡等也要通知家属：“如战士有伤之时，凡本地人应尽量作到通知其家属。对阵亡战士在可能条件下要作到入殓送回其家中，举行追悼大会，并应注意对其家属的抚恤和问慰。战士负伤、害病除送医院治疗外，在可能条件下，可通知其家属安慰”。95

　　另外，士兵与家属的互动有时也可以与当地民众的互动来代替，尽管士兵参军在外，但在和当地民众的互动中也可稍解思乡之情，如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二连文化干事赵自德谈道：“薛格庄一位军属房东大娘，在战士们集合操练时，偷偷地给一位家庭观念重的小战士，洗补了衣袜。当这个小战士向大娘表示感谢时，大娘爱抚地说：‘当兵处处都是家，你可不能想妈妈哟！’主动帮助部队做好思想工作。”96何子立是冀中根据地河间县四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他回忆到：“我想，我刚刚20出头的小青年，为了抗日救国，远离家乡父母，要没有革命群众的保护，哪有今天，真正感到与群众亲如一家的温馨。”97虽然这无法代替战士真正的亲人，但这种感情在战争年代弥足珍贵。

　　在士兵与家属的互动中，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保密问题，特别是抗属在据点或据点附近时更是如此，“必要时，战士改名，劝战士不轻易回家，劝告其家属不轻易来部队，以蒙蔽敌人，掩护抗属安全。秘密地帮助抗属解决困难，便可适当利用他来进行一些情报、点线工作”。98不轻易见面的规定实则是保护双方安全的重要措施。

　　事实上，家属工作不仅涉及前后方的联系问题，也是敌我斗争的一部分，中共在对敌工作中也常常要求做好敌方士兵的家属工作，“在敌占区内，要有计划的利用亲戚、朋友、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敌伪宣传与组织工作，通过敌伪家属，争取瓦解敌伪军及敌伪组织”。99伪军家属是中共敌工工作的重要对象，如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鲁西北分会主任丹彤谈道：“对算卦，我们也教给盲艺人一套办法：对伪军家属算卦，要说在外吃粮当兵如何不利；对伪军算卦要说有哪些不利于上阵打仗的征候，劝说他们要做好事，如何解脱‘恶运’等等。”100中共益东工委书记陈凤九等说，要“动之以情，喻之以理。动员他们劝其家人弃暗投明，开展‘唤子索夫’活动”。101

　　利用士兵家属对士兵进行消极的渗透也是敌军常用的方式之一，这从反面反映了家属工作的意义不单单在于巩固战士，还是敌我斗争的一部分，如日军邹东宪兵队队长滨沙说：“八路军是浮萍，以共产党制共产党是最好的办法，应当采取泼水除萍的办法”，办法中就包括“用家属亲友来哭情劝降”。102中共中央华东局指出：“以王耀武等顽方军政首长名义开展一封信运动，向我党、军、政、民干部战士普遍散发，进行瓦解，企求归顺，并派抗属直接进行瓦解工作。在鲁中，顽方每到一地，不仅慰问被斗地主，而且慰问抗属，向抗属说：‘八路军抗战八年有功，现在可要回家才对。’”103对敌军的这一方式，山东锄奸公安工作会议总结中有精当的分析：“敌人利用抗属打击压迫及欺骗抗属来进行瓦解部队工作，是它经过对中国风土人情深刻研究后决定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必须随时警惕，不上敌人的当，消极方面的如派人招待、监视等也是需要的；但实质上仍暴露出敌人想压迫我们做奴隶、放下武器做敌人牛马的阴谋。敌人对抗属的推（摧）残压迫是异常残暴的，我们必须提出爱护抗属、关心抗属，同敌人的野蛮政策对立起来，揭破和打击它的阴谋。”104这里的逻辑就是，“家属”成为一个变动的部分，中共不争取，敌方就会争取。

五、结语

　　思乡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尽管在各个时代思乡之情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情感之间是相通的，这种情感值得尊重、理解。不过，当这种思乡之情遇到战争时，就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年代既需要走出家庭，也需要巩固家庭，两者看似背离，却要在战争与革命之中达成妥协，种种的冲突与碰撞也就在这个妥协的过程中展现出来，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

　　这种复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战时华北根据地士兵的家庭观念既有可能削弱军队的战斗力，也有可能正是因为有这种思念家乡、保卫家乡的观念，反而可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是说，思乡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的。中共各级干部也认识到了这种复杂性，所以中共对士兵家庭观念的态度既不是完全的压制，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在审查、规定之外留下政策的缺口，这些缺口既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军队，也是对人类普遍情感的尊重。对家属的教育也是如此，既有理性的教育，也有感性的情感动员，从而最大程度地达到既不让家属对士兵、军队产生干扰，又能维持、稳固军民关系的效果。当然这样做就比单一的强制政策更难执行，也给基层干部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第二， 基层干部的角色与心态在士兵家庭观念问题的处理中非常重要。士兵的思乡问题就像一条线，串联起了多种角色，包括士兵、家属、军队干部、村干部等，这些“人物”都在这个问题上出场，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互动关系。其中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是处理士兵思乡问题最前沿的角色，他们往往需要处理很多实践中的问题，其中最难的就是如何面对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也就是他们要把士兵与家属联系过程中的个体问题转化为集体力量，即通信联系和见面联系中呈现的内容在尽量考虑个体情感的基础上，更多要考虑是否有利于集体战斗力的增强。

　　第三，士兵的家庭观念问题既有隐蔽性，也有急迫性。一方面，士兵的思乡问题当然不如军事战略战术、武器装备那样会直接影响中共军队的战斗力，士兵思乡这类日常生活问题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贯通中共军队的各个角落，它虽然不会直接地、一下子对军队产生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经过积累，就会慢慢地产生它的能量。当然，既然是“慢慢地”产生能量，它就不易被人发现。但中共军队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它能够发现这类问题所在，而且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另一方面，士兵与家属的问题不仅仅涉及中共自身，还是敌我斗争的一部分，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说，处理士兵思乡问题仅仅涉及中共本身政治措施的落实情况的话，那么中共的调节还可依据自身力量的发展而定，但士兵家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中共不下力气争取，敌军就会争取过来，从而在这个层面上影响中共力量的发展。

　　最后，如果扩大视野来看，思念家乡是人类共有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历史也是人类情感史的一部分。这种情感就像历史的潜流，沉潜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之下。这些有着思乡之情的战士背井离乡，参军战斗，有的活下来了回归家乡，有的就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牺牲。保卫家乡是他们参军的动力之一，家乡的亲人也是他们始终牵挂的对象。回首战时华北根据地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正在写家信的战士，正在面对面同家人述说自己成长经历的的士兵，还可以看到负责审查信件的政治工作人员，招待、安抚士兵家属的基层干部……这一幕幕互动的画面才是最真实的历史，也是最让人感动的历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日常生活研究（1937—1945）”（项目批准号：21CZS05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