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激荡中的组织再造*

一、引言

　　1956年年底，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专门召集了一场工人阶级问题的座谈会。会议一开始，他就特别指出，很有必要在全党全面讨论工人阶级和工会问题。“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对工人阶级问题不够熟悉，要有一次集中的讨论。不仅要有几个文件，一定要使全党了解，全党动员，全党准备，全党解决这个问题。”①中央高层以这种方式专门提出讨论，并以如此高度强调工人和工会问题对于全党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包含着理论探索诉求的总体性问题。比如，“党、团、工会到底做什么？如何做？如何统一？”刘少奇不无感慨地说，这些问题“闹了好多年，还没有定论，应提出来研究。应当有定论了”。②为何中央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全面关注并期待解决工人与工会问题？进而言之，此时新中国成立已有七年，何以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获得充分的认知？此前它在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感觉与实践感觉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显然，要理解刘少奇对于全党讨论工人问题之必要性与迫切性的强调，就需要了解问题的这些基本面向。

　　这次座谈会召开的直接契机是1956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工人罢工、“闹事”事件。如果把此次事件回置到1956年的历史语境，便不难明白它何以引发中共高层的震动与关切。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出人意料的速度顺利完成，中国社会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共怀着成功改造所有制的自信在9月召开八大，期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在八大召开前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罢工、罢课和退社事件。这种状况完全超出八大对整个社会理想局面的预期。更重要的是，持续的罢工事件打破了中共对于工人群体的阶级论构想。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对抗行动？这成为中共重新整理与反省现实的核心问题。1956年年底刘少奇召集的这次座谈会，正是希望从理论层面应对这一问题。

　　刘少奇此时的感慨并非凭空而来。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名誉主席时已特别提出这一问题：“工会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党、政、工、团的关系，这个问题要好好解决。”③他对工厂组织问题的关心，与当时党内出现的关于工会与行政、党委的关系的论争有关。论争起源于全总副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与陈伯达在工会与行政关系上的不同观点，随后邓子恢与高岗也出现意见分歧。刘少奇在提出这一问题后专门回应了邓子恢的观点。然而，这场讨论尚来不及充分展开，便以1951年年底李立三被全总批判而告终。

　　以这种特定的历史经验为前提，刘少奇非常清楚在党内重启工会问题讨论实际面临的挑战。1957年3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罢工、罢课事件，中央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出台了方案。问题主要指向官僚主义，而解决方案则强调民主化管理的重要性。不久之后，中央进一步发动各级领导干部从总体上研究工人阶级问题。不过，这种理论探究的诉求尚未实际展开，便被不久之后出现的整风运动带入新的理论境遇与实践感觉境遇——“大鸣、大放、大辩论”之中。如何理解中共在新的境遇中对于原有问题的再把握与再构造方式，乃是追问上述理论诉求所可能打开的历史认知空间之关键。然而，整风运动很快转入反右派斗争，这种历史认知空间随即被回收到狭窄的阶级斗争话语，并以1958年全总扩大会议对全总主席赖若愚的批判而再次终结。

　　以这两次批判事件为标志，1951年与1958年成为中共认识工会过程中两个意味深长的时间节点。学界通常将1957年前后的论辩直接视为1950年前后争论的历史反复，但从观念到观念的事件梳理，难以触及论辩逻辑背后的历史肌理。实际上，不同的观念逻辑代表了不同的历史主体把握现实的方式。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主体分别处于何种历史位置？从这种历史位置出发的时代认知究竟依赖了什么样的观念-实践资源？这些认知方式是否敏锐意识到历史演进中的结构性问题面向？如果有的方式有所意识，又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了其中的矛盾形构及其转化的动力机制与实践逻辑？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要充分内在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关于工会认知的基本路径。本文希望以刘少奇的追问与忧思为认识契机，通过对1957年前后中共自上而下对工会问题的重新思考，尤其是以由此形构的民主实践与理论论辩为中心，讨论新中国再造工厂管理组织的可能性与限制。

二、 革命经验的再定位与1957年前后中共政治感的重塑

　　实际上，学界既有的整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957年在当代史演进中的特殊位置。过去的讨论常常以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来概括这一年的历史主调，并以知识分子问题为认识视野建立历史叙述，而工会问题很少进入其中。如果将1957年的历史“突转”与“脱嵌”，看作1956—1958年更大转变的一部分，并由此探究更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结构，便有可能看清工会问题在其中应有的认识位置。

　　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1942年的整风运动密切相关，最初的组织方式便是学习当年的文件。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体制全面建立的新语境下，中共希望调用以往的革命经验来应对现实。但过去的革命经验能否有效应对新的诉求，乃是有待探索的实践议题。如毛泽东所说，当时正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④在这种大变动中，中共面临着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如果说过去的革命依靠阶级斗争方式可以取得胜利，那么，现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行将结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共来说乃是全新的课题。⑤

　　毫无疑问，毛泽东为这项新课题提出了最具创造性的思考方向。《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构成他应对这一课题的核心思想文本，前者构造了思考社会主义体制内部关系的整体视野，后者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矛盾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在后文中，他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矛盾。在他看来，非对抗性矛盾主要是“思想问题”。“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应当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分配问题。就此而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处理公有制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了新的工作原则。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为大变动时代制定新的建设方案，乃是基于他对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如果往前追溯会发现，辩证法乃是他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主导性认识论原则。因此，如何理解这种原则在具体历史处境中可能打开的观念-实践空间，乃是回应由此奠基的建设方案之可能性与限制的前提。

　　中共改造所有制的诉求始于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的方案，乃是毛泽东对当时社会形势判断的产物。他批评刘少奇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实践后再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想法，从辩证法角度强调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其实并不能维持，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面对社会性质不断变化的形势。⑦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契机，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指导中共改造所有制的基本方针。这项方针确立之后，农业合作化开始进入加速轨道。1954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扩社，使得不少仓促成立的新社遇到许多经营管理的困难。但邓子恢对此提出的整顿、巩固方案，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走路。⑧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做法扼杀了群众参与合作化的积极性。他强调，农民的积极性源自农村土地匮乏，农民生活贫苦的现实，这是有待认识和利用的“客观存在的可能性”。⑨在这种辩证法主导的认识中，主体的能动性被视为推动现实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然而，从农村的生活现实到农民的积极性的实践媒介是什么？能否仅仅通过政治工作的媒介形式？是否还需要其他的现实手段与条件？进一步说，如果农民有积极性，那么，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实践前提是什么？实际上，如果缺乏必要的实践媒介和前提，辩证法并不能直接提供所有制改造所需要的全部条件与路径。

　　毛泽东通过辩证法主导了实际历史的展开方式。1956年后，以这种认识眼光推动的所有制改造，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达至其预期的社会主义形态。然而，那些不能被回收到这一认识构架中的观念-实践因素，逐渐在看似顺利的改造过程中演变为中共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挑战。其中，非常严峻的挑战来自工人罢工、“闹事”引发的困扰。实际上，1957年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契机之一，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工人的抗议行动。⑩如果说此前中共过度以阶级矛盾的克服来界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内涵，那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则的提出，则在很大程度上将这种辩证视野失察的工人问题重新带入结构性的关系之中。也即是，他此时对辩证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革命史传统着重从阶级冲突界定中国社会矛盾性质的认识方式，为中共把握工人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毛泽东将工人罢工、“闹事”的原因归结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认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克服官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11但从这种认识原则出发的分析眼光，是否如其所期地在整体上提供了把握新现实的实践路径？

　　深究起来，党政干部对这种分析眼光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当时党内高层的理解存在微妙差异。如前所述，毛泽东主要将人民内部矛盾理解为“思想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刘少奇倾向于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主要的问题在分配方面。经济方面的分配不均乃是人民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思想教育之外，亟待对既有的分配政策进行调整。不难看出两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认知的微妙分歧：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毛泽东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政治民主，而刘少奇更重视分配问题，亦即经济民主；毛泽东将矛盾的解决寄希望于思想教育工作，刘少奇则更倾向于分配政策的调整。12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党政干部也对毛泽东提出的把握现实的方式疑虑重重。事实上，他们并不认为群众闹事的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13而毛泽东在1957年南巡调查的目的，如他所言，“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14希望尽力说服和动员地方干部接受这种认识论断，以及即将发动的整风运动。上述认知差异提醒我们进一步追问：以辩证法眼光界定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否足以表征社会主义建制面对的全部挑战？是否还存在这种认识论尚未把握的问题面向？

　　1957年，邓小平对新形势下团的工作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参照视角。他的分析运用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方法，指出对于青年人参与的闹事行动应当采取教育的方式，而非专政的手段。不过，在他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不能被回收到这一分析框架的问题层次。比如，尽管当时学生闹事的问题，与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有关，但邓小平同时指出，闹事的基础是合作化之后富裕中农的收入不及原来单干的水平。由于他们的副业和土地收入减少，影响了家庭子弟的入学供养问题，使得中学生出现了不满情绪。显然，这一问题层次，并不能简单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还涉及经济问题。他同时注意到，在所有制改变之后，原有的工作经验也面临着重新调整的问题。以往教育青年，往往只是抽象地借用“前人的事情、历史上的事情”，现在则应该注意找“现实的好的坏的事例”。在具体解决矛盾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两句口号来代表。尤其是阶级斗争的方式，群众的期待不断下降，收效大不如前。15这意味着，在所有制形式快速转变之后，中共过去有效的政治语言与工作方法，不能回应新的认识感觉与实践处境。而这些新的问题层次无法直接透过辩证法的认识眼光，被回收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解释构架之中。

　　不过，如此辨析并非在原则上否定这种解释构架的实践效能，而是希望进一步探问：毛泽东的解释构想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哪些认识-实践因素的配合？这些认识-实践因素是否进入当时的历史推动者的认识-实践意识？而那些不能被回收到这种解释构想的问题层次，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左右了实践者的实践感觉，并将历史进程引向其意料之外的实践后果？在我看来，这些有待追问的问题，乃是重新理解1957年在当代史演进中特定位置的关键认识环节。只有将中共此时对于工厂组织，尤其是工会问题的思考置于此种认识-实践过程之中，才有可能更内在地追查其在特定处境中引发的政治、思想、文化与伦理的连锁反应，从而更深入地审视中共建设新中国的经验特质与理论内涵。

三、 群众路线的组织再造：官僚主义批判与民主扩大化的管理尝试

　　1956年年底刘少奇主持的座谈会召开不久，全总党组向中央提交各地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将工会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视为工人罢工请愿的根本原因，并据此将“反官僚主义”看作解决问题的主要办法。16基于这种判断，随后中央在解决问题的指示中，同样将之视为问题的根本所在，并强调“扩大民主”是克服官僚主义的路径。17作为对1956年年底座谈会的回应，中央进一步将之视为有关工人阶级的重要问题之一，希望调动各方力量研究“扩大民主”的可能方式。18

　　这种组织安排很容易让人直接对应科层制／群众民主的二元对立认知构架。不少学者由此强调中共努力用社会主义体制克服科层制的现代性弊端，强调群众政治的重要性。但这种直观化的解释方式，抽空了此时的观念-实践构造的诸多历史内涵。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反官僚主义”是相当常见的运动口号，它只是表征了中共处理现实问题的观念-实践路径，而并非所有有关实践的核心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反官僚主义只是中共的认识装置，在不同的问题处境中，这个政治能指的现实所指各有对应。比如，1956年上半年，在不同的实践脉络中，反官僚主义的现实针对性也有区别。在工资改革工作的推行中，反官僚主义指向工会干部“对群众最关心的工资问题缺乏热情的关怀”。19实际上，这种工作作风背后对应着更深的组织结构的疑难。20与之相对，大约同时开展的先进工作者运动，则将反官僚主义的矛头指向工厂领导干部的“保守思想”。21但这种意识状态，乃是中共透过特定的认识透镜——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突出强调群众积极性的观点——观测的结果。由此不难明白，仅仅从表面将中共视野中的官僚主义问题界定为科层制的挑战，难以深入把握这个认识装置在不同历史情势与问题处境下的实践意涵。尤其是在1957年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反官僚主义的政治诉求被更复杂的实践形式重新结构。

　　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形式，毛泽东特别寄希望于“扩大民主”，也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思想教育方法。它是和风细雨式的“团结—批评—团结”，而非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全总在响应中央整风号召时，不仅在此意义上将“反官僚主义”视为“思想问题”，而且希望通过组织再造应对当时的工运危机，即通过构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民主”。要理解这种尝试的历史内涵与实践可能，必须将之置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构建工厂民主管理的实际过程。

　　管理民主化是中共接管工厂之初的基本构想。在1948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全总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视为未来工厂民主建制的两项基本内容。22东北和华北解放之后，中共接管各大城市工厂，开始逐步落实这两种民主体制。23概而言之，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主导，由工厂的生产与技术负责人，以及对等数量的职工代表组成，共同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关生产及管理的重大问题如生活计划、业务经营、管理制度、生产组织、人事任免、工资福利问题等，并定期检查与总结工作”。24而职工代表会议则由工会主席召集，选举职工代表参加工厂管理委员会，并承担检查、批评与建议之责任。也就是，后者作为辅助机构归属前者领导。中共将这两项民主制度视为“改造旧的官僚资本企业为新民主主义企业的中心环节”，25通过吸收工人参加管理，调动了工人改造旧体制的积极性，由此形塑了他们对工厂领导的认同感。经过一年多时间，大多数国营工厂通过这两种民主形式得以稳定秩序，恢复生产。

　　然而，在中共通过民主化管理重建基层工厂秩序的过程中，高层出现了以李立三和陈伯达为代表的工会论争。论争的核心是国营工厂公私利益是否一致的问题。李立三认为两者尽管一致，但也存在矛盾；而陈伯达坚持认为两者完全一致，不存在矛盾。深究起来，分歧的实质是如何认识工人利益在工厂生产中的位置，以及工会在工厂组织中的功能。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未及深入讨论的关键问题，终结于全总以“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名义对李立三的粗暴批判。尽管这场论争局限于中共高层，但与此同时基层工厂生产出现的不稳定状况与之微妙呼应。从1949年开始，随着各地工厂生产秩序的先后恢复，在不少地方工人群体中开始流传“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口号。工人由此建立的自我认识，逐渐在生产的持续增长中转变为对自身利益不能随之改善的不满。这种不满在1953年演变为局部地区的工人“闹事”事件，最终以中央对这个流行口号的纠正而结束。26这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李立三的理论思考的现实敏感性。而新确立的说法——“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27，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应工人的利益诉求，进而为之在工厂生产中安顿合适的位置。

　　可以说，这两项民主体制作为特定历史过程的组织环节，仅止于促成新秩序的建立。如赖若愚所言，它们主要是咨询性的组织，而非监督性的机构，28因此无法为工人在新秩序中的组织与利益位置重新赋形。随着国家的工作重心从秩序恢复转向经济建设，这两项民主体制也逐渐形骸化。在此过程中，苏联的生产会议制度开始成为工厂组织日常生产的主要形式。生产会议是苏联工厂组织工人参与生产的核心体制，被视为“苏维埃民主的最高形式，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29具体的做法是建立从生产小组、工段到车间和全厂的四级生产会议、同工种生产会议以及其他联合生产会议，希望广泛地吸引工人参与。这种生产制度在斯大林时代得到广泛推行，对苏联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01953年，赖若愚在中国工会七大报告中，参照苏联经验，将生产会议明确认定为“开展竞赛活动、推广先进生产经验、改进企业管理的最好的群众性的组织形式”，进而强调各地工厂应当将之作为长期制度固定下来。31此后，尽管中央没有明确取消工厂管理委员会及其附属的职工代表会议，但它们作为民主管理体制开始从全总的工作规划，以及基层管理实践中逐渐淡化、消失。与此同时，关于生产会议制度的宣传普及与典型经验介绍，开始成为工会表述基层管理民主的主要内容。

　　从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到生产会议制度，群众参与的“民主”意涵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生产会议制度所界定的“工人参加管理”，不再包含阶级斗争的面向，而是强调其反映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以及“广大职工群众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32；另一方面，生产会议制度特别集中于“生产”问题，也就是生产民主。这种过于以经济目标为中心的民主形式，涵括的职工群体并不稳定，数量也相对有限。33也即是，此种实践形式不容易在体制内部形成有机的伦理连接，也无法在更大范围关照那些未能参与其中的工人的身心诉求。更重要的是，生产会议讨论的内容集中于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的改进，并不涉及工人的工资、劳保与福利问题。

　　这样，此前在工厂生产秩序恢复阶段未能有效安顿的工人利益问题，仍然无法在新的民主管理体制内得到回应。批判李立三之后，“反对经济主义”的要求在各种文件中被反复强调，基层干部更是不敢再关心工人的生活与工资。在此语境下，工人的收入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形成更为鲜明的对照。从1952年到1955年，国营工厂劳动生产率提高约41%，但职工的实际工资下降1.08%，尤其是基层工人的收入下降更为明显。34全总很快注意到这种实践的问题，但真正的回应要到1956年工资改革的出现。与此同时，生产会议的民主形式以及由此推动的劳动竞赛开始出现形式化的问题。赖若愚将问题的根本指认为官僚主义问题，并首次提出“群众监督”的重要性。35工人监督权的提出，可以说是中共重新认识工厂民主管理之可能方向的转折点。

　　然而，从1955年到1956年，尽管工人的监督权多次被提及，但对于监督的形式及其实施方法，全总一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36赖若愚反复强调，缺乏群众监督的机制，已成为“国营工厂工会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缺点”。37解决这个问题的契机，正是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工人罢工、“闹事”的严重状况。也就是，在出人意料的抗议事件的刺激下，中共意识到仅仅依据苏联经验，通过生产会议等手段，难以充分应对工人身心诉求，必须在组织上进一步解决管理民主化的问题。当时各地工厂曾尝试过三种不同形式：工厂管理委员会、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以及职工代表大会。中央首先排除了早已形骸化的工厂管理委员会，但并没有选择在制度层面成熟的工人自治路径。

　　工人自治在南斯拉夫的出现，是为了缓解当时国家被苏联孤立的处境。面临缺少设备、原料和资金的困境，南共中央从民主原则出发，把企业经营完全交给职工自己管理，依靠群众克服生产困难。正是依靠“直接的经济民主”形式，大多数工厂得以快速摆脱危机局面。无论是当时的南共中央，还是本土的“实践派”哲学家，都将这种无官僚的管理方式视为对苏联官僚体制的有效克服。38当时全总领导不仅密切关注，而且具体研究过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方案。1956年，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撰文介绍自己访问南斯拉夫时所了解的自治经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种自治方案是南共联盟学习中共的群众路线和民主管理的结果。39然而，赖若愚并没有选择这种起源于中共经验的管理形式，他认为南斯拉夫高度自治的管理方案，不符合中共八大强调的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的原则。40也即是，群众路线需要与党的集中领导结合。基于这种方向性否定，全总最终在1957年选择有待完善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的扩充和完善。41中共将此前以咨询功能为主导的管理机制转变为具有监督功能的常规组织，从而更好地落实群众路线，“每一个领导同志都应该走群众路线，群众监督就正好使我们便于了解群众，更加便于我们走群众路线。”42在中共当时的构想中，更好落实群众路线的方式，便是赋予这种监督管理形式以更大的权力，以便对官僚主义问题形成真正的制约。为此，在全总提供的解决方案中，明确拟定四项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权，除了参与讨论和提意见之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建议上级撤换企业行政领导。毫无疑问，这样的民主构想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是相当激进的。但相对于工人自治的方案，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是居于苏联经验与南斯拉夫经验之间的折中方案。如此选择当然并非中共在外交层面处理自身与两国关系的策略性表述，而是代表了1956年之后中共寻找自身民主道路的艰难尝试。那么，如果回到本文开头引述的刘少奇之问，如此艰难而又看上去审慎的民主选择，对于基层的组织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能够有效克服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将党、政、工、团的组织系统引向中共理想的团结局面？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寻这种体制在历史中的具体展开。

　　1957年，各地遵照中央文件的指示，开始在工厂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基层干部纷纷将这项制度视为落实群众路线，解决工厂内部矛盾的重要形式。例如，天津市委和天津市总工会以试点工厂的形式，很早便开始具体的组织重建工作。推行初期，干部的思想问题的确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民主形式的发扬，也使得不少存在已久的问题得到重视。这一点从各级推行经验的介绍不难看出。不过，这些经验介绍材料也存在相当同质化的特点，往往只是集中于这项制度在原则上如何被充分认识，在程序上如何被认真执行。43至于如何处理这项新制度与党、政、工、团的关系，或者说，这项制度能够有效运转所需要的组织条件究竟是什么，则很少被正面呈现和讨论。实际上，职工代表大会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民主实践过程，不少干部也发现，如何使得民主形式有效发挥作用并不容易。比如，在候选人的选择上，先进群众与落后群众之间充满矛盾。技术人员认为“少选领导，少选党团员，多选一般干部”，而有的落后群众则觉得应该选“敢跟领导闹的”作为候选人。44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工人的民主素质不高，其实反映了工厂原有组织形态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不同组织之间相互隔膜，群众对党、政、工、团领导并不信任。

　　这种状况特别显现在当时天津公私合营新兴钢厂的民主实践中。这个工厂在1957年被天津市总工会视为运转不良的典型，职工代表大会在推行不久后便被工人视为无用的形式主义。工厂行政抱怨工会过分代表职工代表大会，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在大会决议和督促下才得以解决的。而工会干部指责行政不重视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贯彻不利。在这种表层的意见分歧背后，是双方与工人关系的左右两难局面。行政认为，工会是群众的尾巴，工会做好人，自己做坏人。工会觉得，行政不重视自己意见，以致工人认为工会是行政的尾巴，解决不了问题。45此种矛盾局面并非局部的个别现象，其他各地在推行过程中也遇到诸如此类的组织疑难。46

　　显然，全总在构想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之初，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对于民主实践的潜在挑战。这意味着，从官僚主义批判的认识装置出发，无论是将工厂管理问题视为思想作风的败坏，还是归咎于群众监督权的缺失，组织关系问题都是不可见的。这些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会论争中已经凸显，但全总对李立三的粗暴批判，使得中共错失了早期深入把握这些问题的契机。而由此衍生的反经济主义的实践后果，又被简单地回收到官僚主义问题的认识装置中。经此过程，组织关系的矛盾被转译为民主作风与民主机制的缺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偏差，中共以为，通过1956年的工资改革改善工人的生活，通过1957年的整风运动改善工厂领导的作风，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完善民主体制，便足以实现工厂的良性运转，但实际工作的开展并未如其所愿。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1957年历史的特定展开过程中，这些此前未被充分把握的组织维度，是否有可能获得新的认识契机？如果有，那么它究竟被推向怎样的观念-实践层次？

四、 工会何为：组织观念的论辩结构及其实践挑战

　　经由毛泽东在1957年以辩证法眼光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明确判断，这个认识装置的分析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而其与基层工厂实际处境的紧张感也更加凸显。这一年2月，全总向中央汇报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与此同时，全总办公厅副主任李修仁陪同刘少奇南下检查工作。他沿途特别关注工厂与工会问题，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各地的工人“闹事”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工会被撇在一边。他们把工会干部称为行政领导下的“工人管理科”“官僚主义的舌头”“行政的尾巴”等等。这让工会干部非常苦恼，他们不知道在工人与党政领导发生矛盾时，应当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李修仁习惯性地从官僚主义批判的视野出发，批评工会脱离群众，主观认为工会干部为了权力和待遇争地位，并由此使工会陷入危机。在他看来，只要通过思想教育，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便能解决问题。47

　　李修仁的访谈以《工会工作“走马观花”记》为题在《工人日报》发表后，很快在基层工人和工会干部中间引起争议。报社编辑部收到的五百多封群众来信大多对其看法表示不满。其中，上海市十位基层工会干部的联合反驳文章，得到很多来信读者的赞同。他们认为，并非基层干部不愿意走群众路线，而是他们遇到党政的重重阻力。当他们积极为工人利益向党政寻求支持，得到的往往是以制度、条文和决定权为名的推辞和质问。在他们看来，整风运动并不能消除工会的“危机”，最重要的是明确“工会这一群众组织的任务、性质和作用”。只有解决这一组织问题，通过群众监督反对官僚主义的诉求才具备实践前提。48之后的不少读者来信更明确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工会与党组织和行政的关系问题，不解决这些上层问题，即使基层工会走群众路线，也无法摆脱自身的“危机”。49

　　无论是刘少奇从分配政策角度强调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之道，还是李修仁从官僚主义批判角度确认群众路线的实践意义，都相当隔膜于基层工会干部的真实苦恼。即便他们试图通过实地走访体察工人和干部的身心感受，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先入之见。而这些认知的偏失能够被正面呈现，当然与中共通过整风运动创造的自由讨论空间有关。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基层工会干部才敢于直率发表反驳意见。这些真实的基层声音实际上为中共反观自身的失察，调整认识现实的视野提供了契机。那么，这种现实契机是否有可能带动新的认识感觉，重构中共对工厂组织问题的把握方式？

　　其实，在工人罢工、“闹事”事件的刺激之下，高层的认识开始松动。1957年，全总干部王文兴从原则上反驳1951年全总以“经济主义”名义对李立三的批判。在他看来，“经济主义”只是基层工会的个别现象，并非普遍问题。而这次错误的批判在基层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不仅束缚了工会的工作空间，加剧了它与行政的矛盾，而且使得群众“感觉着在自己的国家中，是当家作主而有些地方又不像当家作主，是国家关心他们的生活而有些地方又不像是关心他们的生活，国家与人民是一家人，而有些地方又不像是一家人等”。50这种反思性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基层工会干部与工人的真实感受。不过，王文兴对于批判李立三之后的历史演进线索的把握仍然单一和表面化。

　　例如，天津市总工会很早就意识到工会在工厂管理中的尴尬处境。511955年，工会主席谷小波指出，出现这种状况的思想原因，一方面是对于工会的组织性质和工作责任认识不足。其根源在于，1953年中国工会七大以后，工会的地位被界定为配合行政开展生产组织工作。他对此相当不满，认为关于“配合地位”的表述是错误的，说“配合”就被视为“比人短一头”，因此应该取消这种提法。另一方面是工会的机关化，不了解下情，领导一般化。52也即是，工会干部在合营企业没有存在感，工作被行政包办，更不知如何处理与工人的关系，由此在思想层面出现困惑。53这些在1955年、1956年已经相当困扰地方工会工作的观念-实践问题，王文兴并未很好把握。不过，他的正面反驳所搅动的话语空间，还是有助于推动全总高层更多正面的观念探索。其中特别值得梳理的认识探索有二：一是赖若愚对组织问题的思考与回应，二是丁云在《中国工运》杂志发表的工会言论及其引发的讨论。

　　1957年3月，赖若愚开始西行考察地方工会，面对沿途工人与工会干部的真实苦恼，他的认识逐渐变化。比如，他在西安对陕西省工会干部的讲话。面对他们提出的“工会不起作用”的问题，赖若愚尽管没有完全摆脱官僚主义批判的认识装置，但开始为工会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正名：“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工会里面的党员来实现的，不是直接对群众进行领导。在实现党的领导的时候，工会的活动完全是群众性的，通过工会的独立活动，来实现党的领导。”54这样的表述看似平常，实则相当关键。1956年八大之后，中共强化在工厂管理中的领导地位的历史语境下55，如此正面界定工会工作的相对独立性，乃是对工厂组织关系之紧张状态的扭转与松动，是对基层工会干部之困扰的初步缓解。由此，他实际上为工会的组织关系问题重启了理论讨论的空间。

　　赖若愚结束调研回京不久，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这场运动为更为自由的理论讨论创造了政治与社会氛围。1957年5月7日，他在答《工人日报》记者问中，正面讨论了“工会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他看来，工会要发挥解决矛盾的作用，首先需要解决它与行政和党委的关系问题。在继续强调工会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他进一步纠正过去只强调工会与行政一致性的认识偏失。这种状况正是批判李立三的后果。56可以说，赖若愚开始从观念层面重新打捞李立三当年的判断。

　　三天后，在全总内部的整风运动中，赖若愚开始正面讨论工会脱离工人的历史线索，并特别引述考察太原期间听到的工人抱怨：“1953年以前工会还起作用，1953年以后就不大起作用了”。57正如前述天津市总工会干部的反省，这一年召开的中国工会七大对于工会“配合”地位的界定，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58尽管他对此并未明言，但他指出，工会当前工作困难，主要原因在工会与各方面关系都没有理清，尤其是它与行政和党委的关系。59可以说，此时工厂的组织问题全面进入他思考整风运动的视野。

　　在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中，赖若愚进一步指出，过去对于工会与行政一致性的认识，实际上使得工会听命于行政，无法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工会与党委的关系中，过于突出党的领导，导致党的决定取代了原本应该由工会与工人商讨的工作环节。而中共又过于看重思想教育的意义，一味强调工会说服教育工人的功能，缺少对他们正当诉求的必要支持，最终使得工人在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刻，抛开工会发动罢工。60他对工会工作的这番检讨非常重要。较他之前仅止于民主建制问题的思考，此时的认识状态已有内在的调整与拓展。他不再孤立地看待民主建制的实践功能，而是将之回置到工厂组织关系的不同维度重新审视。由此，他开始真正意识到那些不能直接通过人民内部矛盾视野把握的组织维度的矛盾。而是否有可能在观念层面准确界定，在实践层面有效协调这些组织环节，乃是工会能否借助人民内部矛盾视野把握工人与工会干部关系和工会干部身心状态的前提。

　　然而，赖若愚的这些理论探索并未获得进一步深入的契机，从整风到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转折很快压缩了思想讨论的空间。他在新的政治语境中提交的上海工人罢工调查报告，解释的重心悄然变化。对于工会与党委和行政的矛盾，他的分析不再以组织关系的矛盾为前提展开，而只是强调，无论是群众的意见还是党委或行政的决定，都未必一定正确，工会在处理问题时原则上应当站在正确的一方，但作为党员的工会领导则有必要保留意见，暂时遵从党委的决定。61以这个变化为节点，赖若愚尚未充分展开的工会思考，从此在文件中消失不见。不久之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他开始推翻之前的认识，按照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语言重新表述工会问题：维护1951年决议，重新肯定批判李立三的正当性；高度评价1953年中国工会七大的正面意义，但只字未提备受批评的工会的“配合”地位问题。这些受制于政治形势的表述，不仅否定了此前调查研究的实践意义，而且否定了基层讨论以及他个人反省的认识意义。更糟糕的是，他在重提工会与党委和行政的矛盾时，直接将工会干部的苦恼、抱怨与反驳，定性为“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将之视为“工会工作的两条路线的斗争”。62不难想象，在苦恼中仍抱期待的基层干部，当他们看到全总态度前后巨大的翻转时的心情何其复杂，那些包含真实的实践感受的认识最终被定性为“思想混乱”，而最有待审视、分析的组织疑难被完全搁置。

　　可以说，面对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巨大历史势能，赖若愚无力从中争取进一步思考与表述的空间。即便如此，他在整风运动前后从特定政治位置出发的经验观察与反省，尽管转瞬即逝，仍然弥足珍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短暂的思考线索中，他只是指明了现有工厂组织逻辑带给工会的结构性困境，尚不及在理论层面正面追问，因此，我们依旧无法由此窥探组织问题的解决契机何在。之所以强调理论层面追问的重要性，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工会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从苏联经验出发，而当现实进展到这种经验不能直接回应的矛盾处境时，能否及时调整和重构工会组织的理论视野，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除了王文兴和赖若愚的反思与追问，全总干部高元的思考更为直接，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与进一步探索。在1957年“双百方针”创造的自由讨论氛围中，《中国工运》杂志希望通过“问题讨论”栏目，探索基层工会干部颇为苦恼的工作原则问题，即如何发挥工会的作用，如何认知工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在提出问题的首期，高元化名丁云发表文章《对于工会作用问题的一点意见》。他的讨论不是简单地从苏联工会理论出发，而是基于一系列朴素的提问与推演：其一是工人加入工会的动机与诉求，其二是工会工作的特殊内容。在他看来，工人入会的动机是寻求工会的保护；而工会通常的工作内容，如组织劳动竞赛、关心工人生活、教育工人，其实也是企业行政的任务，只有维护工人利益才是工会的“专业”与特色，是工会的“本性”。63丁云的思考谈不上特别深入，但他从工会之于工人的代表性的角度，重新赋予其存在的组织正当性，对中共对于工会组织位置的探索，颇有指引意味。也即是，如果不能从原则上界定工会的组织特质，它与工人的连带感很容易被稀释弱化，甚至将之推向对立面。

　　《中国工运》随后刊发了一系列商榷文章。这些文章大多认可丁云的论题与思路，但引述列宁对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界定，批评其论断是“自发论”的偏见。64这些拘泥于苏联工会理论的论述，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前述工会实践矛盾背后的观念危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柳青的回应文章。

　　柳青讨论的核心是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在他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的是非对错并不容易分清，会出现工人与行政各执一词的情况，而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处于被动局面。他认为：“工会要坐在十分公正的位置是有困难的，应该将自己的屁股稍微再向群众方面移动一些。”而面对工人与行政协调无果的情况，他认为应该设计“一种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权力机构”，借此来协调争议，仲裁问题。65这种建立新的权力监督机制的构想，暗含着他对当时推行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之实践效果的不满。透过这种不满，更可见其对工会与行政之间矛盾的敏锐捕捉与细腻叙述。究其实质，两者介入生产、组织工人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工作对象与内容的多重交叉带来的权责不清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不同认识之间的冲突。正是因此，他强调两者在组织系统中应有清晰的分工，“领导生产应该是行政的事，工会主要是监督生产”。66如此实质的理论界定，有力地推进了之前的认识探索。

　　在柳青提出的问题的延长线上，丁云进一步回应了批评者的观点。他认为不能直接通过列宁的观点分析中国工会的现实。1951年全总党组推翻了李立三的观点，但是没有建立新的认识。而要想明确工会的作用与任务，就必须首先辨析工会与党和国家的差别。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力量”，虽然由工人阶级领导，但并非事事由其指挥，而国家往往从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因而容易与工人的实际要求不一致。另外，国家对工人权益保护难以做到事事周到，而且也可能犯错误，反而使工人的利益受损。正是基于国家与工人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工会的存在才有其必要——代表工人，协调其长远利益与切身利益的矛盾。只有在此“基础”上，工会才能成为列宁意义上“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国家的支柱”“共产主义的学校”。67丁云对工会代表性问题的进一步界定，实际上包含着对列宁观点的反思与辨析。列宁将工会看作“学校”，强调它在技术、管理与思想方面的教育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工会是工人意识转化与重塑的中介机制。但在工厂的组织关系中，技术、管理与思想分别由技术人员、行政干部与党团组织各自负责。工会既要与这些组织对接相应的职能，又不能在任何一方面有决定权，这样很容易成为附属性的传达、说服与执行组织。正是工会的这种“配合”地位，使之在工人与党政的矛盾中陷入被动局面。在丁云看来，只有重新为工会赋予代表工人利益的制度属性，才能够改变其“配合”地位，从而在矛盾的解决中扮演能动角色。

　　不过，如果我们再次回到1950年前后的工会论争，不难发现，工会的代表性问题正是争论中李立三一方观点的核心。当时邓子恢从中南地区工厂工作经验出发，同样强调工会在保持与行政立场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应当有“明确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具体立场”。68刘少奇不完全同意他的表述，但总体上赞同其主张，而且从工人加入工会的动机出发，强调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重要性，以及组织分工对于工会开展工作的意义。69可以说，工会的代表性以及由此决定的组织分工，乃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工厂管理实践中的结构性问题。1951年的政治批判并没有消除工会的苏联理念与中国实践之间的紧张感，此后无论中共继续调用政治运动经验，还是从民主建制层面尝试改进，都无法阻止这个问题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1957年的工会论辩只是在观念层面对前者的简单重复。实际上，中共在此间数年的实践诉求与路径一直在剧烈地变化，也就是，这个结构性问题的观念-实践构成语境已经改变。

　　中国共产党接管工厂之初，大多数工人觉悟并不高，尚不能从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扩充到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再理解，而外来的行政干部缺少处理工人问题的经验，也不了解工人的身心处境。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出现了行政与工会的矛盾。李立三在1951年全总党组扩大会议的自我批评中，对自己未能充分表述这些状况做出检讨。70此后经过中共不断开展的以生产为中心的政治运动，这些意识局限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71，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践，所有制问题也得到解决。这样，组织问题在新语境的重新出现，不再局限于中共高层内部的论辩，而是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意识-行动的互动与对话：从工人的罢工、“闹事”到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作苦恼、地方工会领导的激烈辩驳，从全总高层的认识调整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参与。这种互动与对话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反官僚主义的认识装置，进而揭示出工厂民主建制的组织困境。此前论争中尚未充分展开的组织代表性及其分工问题，在这一新的论辩语境中获得更具结构性意识的理论反省。

　　然而，对于丁云提出的理论反省与挑战，《中国工运》从1957年第14期开始刊发的讨论文章无一赞同其观点。这些文章仍然以列宁的工会论述为理论尺度，批评其认识错误。1957年10月14日中央下发赖若愚的报告后，批评的声音开始失去耐心，径直将其判定为“反动言论”，并彻底否定其探索意义。72由此，以丁云和柳青为代表的讨论者提供的认识可能性最终被彻底封闭。1958年5月26日，在赖若愚病逝后六天，全总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将其与李修仁等工会领导干部之前的认识探索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工会定位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执行组织。73至此，新中国工运史上最重要的一段探索历程被彻底终结。

　　经过这次批判，工会的组织地位一落千丈。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广泛建立，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一些县级政府提出取消工会的激进主张。在这种形势下，全总在9月下旬的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提出“为工会的消亡而奋斗”的口号。尽管“工会消亡论”很快得到纠正，但这场震荡对基层工会的破坏难以言喻。可以说，1957—1958年对工会论争及其组织构想的粗暴否定，乃是这一历史衰变的关键节点。

五、余论

　　1951年，李立三面对批判声音，曾申明他基于各地工会报告的观察：工会与行政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他强调，不能将之简单视为思想问题，因为“任何思想问题都是有客观根源的，如没有客观的根源是不会存在的。完全解释为干部的思想问题都是不易解释的，也就是说除思想之外还存在客观原因。如不深刻地研究产生这个问题的客观原因，问题是不能解决的”。74如果据此对照此后中共把握工会问题的认识-实践方式，不能不令人遗憾，直到1956年工运事件的出现，此种“有客观根源”的判断才真正进入高层的认知视野。

　　不仅如此，李立三当时深入地指出这一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性：

　　我们有的同志到苏联去，向苏联同志提出党、政、工、团关系不好，他们觉得可笑，为什么可笑呢？为什么苏联没有什么党、政、工、团关系，而中国却普遍存在呢？是否可以解释为苏联同志觉悟程度高，意识好，中国同志就觉悟程度低，意识不好？是不能这样说的，我以为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条件和发展情况与苏联不同所造成的。这种不同反映到工厂企业中也会有不同的。75

　　这种对比与反省的意识非常可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苏联工厂管理经验的全面学习，大多数时候都停留在苏联经验的制度表层76，缺少对其体制之所以如此形构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机制的深入把握，因此在很多方面并未形成足以将之相对化的认识与接受视野。如果李立三的这些提醒能够更早得到中共高层的体认，那么，苏联工业经验便有可能在中共的工厂管理中得到更恰当的把握和运用，而非仅止于直观化的使用与反弹。

　　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共对于中国语境中工厂管理问题之特殊性的认知程度。从李立三的这次发言来看，他当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接管工厂的特殊语境：旧的管理制度暂时保留；接管干部缺乏工厂管理经验，不熟悉工人状况；工人群体的觉悟不高。77不难想见，当他看到此后工厂管理的变化，尤其是党、政、工、团关系问题在1956—1957年再次成为工会讨论的核心问题，大约会改变当初的想法。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工会问题在中国工业语境中的特殊性。

　　在苏联体制中，党政在工厂管理中的组织位置不同于中国。苏联工厂的党组织相当松散，除了工厂一级的党支部外，并没有常设的车间与工段党组织，除非在有动员任务的情况下才会临时成立。而且，党的干部、党员以及工会干部在工厂更换的频率比较高，很多时候缺乏足够的组织稳定性。781920年前后，经过苏共党内斗争，工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工厂组织内部提出管理诉求的可能。在这种语境下，苏联工厂推行严格的三级“一长制”，工厂的管理大权集中于各级行政组织。而党组织只向行政提供建议，并不干涉其实际决定，工会组织如列宁的界定，成为负责技术、管理和思想之教育的群众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学习的苏联工会经验，乃是其特定的工厂组织构架的产物，而新中国工厂组织管理的问题处境与之不同。一方面，中共革命的成功并非依赖苏联式的工人运动，而是对农民的有效组织与领导，因此，1920年前后苏联党组织与工会关于管理国家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在中共党内出现。另一方面，1956年之前中共尝试学习苏联的“一长制”管理，但党政关系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而1956年开始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只是在形式上强化了党的领导地位，并没有从实质上应对这一问题。79这种特定的党政关系状况，显然不容易与苏联式的工会功能论匹配。

　　在苏联经验之外，中共最为看重的是自身革命经验对于建国实践的意义。其中，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中共尤为重视的革命经验资源。可以说，中共工厂管理实践的历史展开，正处于苏联经验与这两种革命经验的张力之中。1956年，毛泽东选择放弃苏联的“一长制”管理，固然与当时苏联和东欧事件触发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但同时也来源于他对中共领导革命之成功经验的信赖。80不过，这种选择没有充分意识到新的国家建制对既有的革命经验提出的挑战，也就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依赖于中共对群众的直接领导与组织，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领导必须通过高度复杂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而毛泽东对于国家机器这个现代巨兽心存疑虑，尤其担心科层制管理形式的官僚化。为了确保这种现代组织不会偏离中共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他特别强调通过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批判官僚主义。具体到工业领域，反官僚主义并没有停留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层面，而且在1957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转变为民主化管理的制度形式。然而，这种调用既有革命经验的努力，并没有真正克服中共在工厂管理中遭遇的组织危机。

　　通过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到，在官僚主义批判的认知装置背后，其实是毛泽东的辩证法视野。而以意识之辩证运动的观念设定来把握组织关系的问题结构，其实简化了管理问题之所以如此呈现的实践处境。这种处境不仅对应实践主体的特定意识状态，同时也与组织关系的建构形式有关。因此，仅仅从“思想问题”出发无法真正把握管理问题背后的组织构型。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看似触及组织建构问题，实际上仍然只是辩证法的组织对应物，而没有经过实践者对组织关系的内在辨识，也就不可能建立在组织有效运转的制度规定性之上。可以说，这项民主制度在整风运动中的实践展开，看似调动了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但其实是以批判行政与工会的官僚主义为前提。也即是，由于它跨越了这两个被视为“官僚化”的组织环节，党、政、工、团四者之间的关系无形中被转变并简化为党群关系，反而掩盖了组织分工与协作的制度难题。之所以出现这种认识-实践偏失，与辩证法对于机械论世界观的设定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它所辨识的对立面——官僚主义，正是机械论世界观的表现形式。但是，组织制度在人类社会的实际存在，并非只是一种机械的社会关系构成方式，同样内含着人在组织中的意识互动过程。就此而言，离开组织建构的实践基底，辩证法视野很可能陷入二元对立的结构意识无法自拔，并因此丧失充分再造国家与社会的实践可能。

　　如果说毛泽东主导的认识-实践形式包含着内在限制，那么，作为其论争对立面的李立三、赖若愚、刘少奇、邓子恢等人把握现实的方式，能否将工厂管理引向更为理想的局面？深究起来，这种方式同样是从群众路线的实践原则出发，但他们希望将之落实为工会对工人利益的代表，并据此界定工会与党政的组织分工。从表面上看，这种不以“思想问题”为前提的把握方式，如果从观念构想转变为制度现实，有可能解决工厂的组织分工与协作问题，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当时的批判话语中，这种设想被认定为工会向党“闹独立”，“要民主”，“要权力”，也就是这种以代表性和分工为名义的诉求被认为包含着政治分裂的危险。尽管这样的批判言过其实，但是从代表性问题出发的组织构想仍然面临实践挑战。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从制度属性来说是工人阶级领导，应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就是一切国家组织、制度都应不背离这一点。但究其实际，这种工人阶级领导乃是就工人的阶级理想性而言，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工人群体，“共和”更是要把反革命之外的各个社会阶层都涵盖进来。而以工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不是从工人的阶级理想性出发，而是不论其先进还是落后都在代表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如列宁的界定，工会作为“共产主义的学校”，乃是将工人由落后意识转向先进意识的组织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代表性的制度形式来指涉变化中的主体意识？如果这种代表性不以意识之先进与落后为前提，那么，代表的实质便是西方意义上的代议制，也就是权力再分配，这显然将瓦解社会主义的共同体理想，当时过激的批判方式中隐含的担忧也正在于此；而如果这种代表性主要指向工人群体中的先进意识，那么，工会便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据此才有喧嚣一时的“工会消亡论”。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当工人诉求的正当性／不正当性不再简单地与先进／落后的意识状态对应，究竟应该如何重新界定代表性的政治意涵，并以此确定工会的组织分工？这些问题，当时尚未真正进入这些探索者的认识视野。在我看来，这一问题乃是中共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重新安排工厂组织关系，界定工会之组织位置的关键难题。

　　今天，我们重新整理新中国成立后工厂管理的民主尝试与工会论争所包含的历史-观念意涵，并非简单地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评判对错，而是要回到充满张力的历史演进的认识-实践过程，其中特别要抓住关键的理解、认识张力场域：不同历史实践者面对现实挑战时，怎样把握革命经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认识-实践位置？如何探索当时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代社会、现代经济之种种规定性及其可能性？而无论如何，只有内在地体认他们在这一段历史探索中的意识苦恼、认识限制以及实践敏感性，才能让相关经验真正成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重新尝试安顿历史、构想未来的有益认识参照。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过去十余年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对于20世纪50年代历史文献持续研讨的启发，定稿过程得到贺照田的指点以及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