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临险境：抗疫医务人员的安全防护与过渡礼仪*

一、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无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事件之一。在中国，疫情发生以来，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参与抗疫支援，仅2020年年初到6月，国家就从各地和军队调集了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和965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①

　　对于一线医务人员②，一方面，他们具备有关传染病防控的专业知识，在经过系统培训后，也获得了一套安全防护的“身体技术”；另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的传播和防控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人们对它的恐惧仍未消除。大量文献已经关注到了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雷华、杨之峰，2022；黄慧娴等，2022；王竞等，2020；等等），这些心理危机和精神压力主要是由于在危机情境中担心职业暴露而引发的。在常态与危机情境之间，他们如何实现“切换”？对此，我们只有媒体报道的若干片段和镜头，仍缺乏民族志的细节和连贯性，这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总体上，本文尝试将一线医务人员从常态进入危机情境，又从危机情境返回常态的过程看成特殊事件下的“过渡礼仪”（rite of passage）（范热内普，2010），并试图在过渡礼仪理论的框架内讨论他们在抗疫中的时空和社会身份的转换。

　　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曾指出，个体或群体从“一境地”到“另一境地”，从“一世界”过渡到“另一世界”时，非经过一中间阶段不可（范热内普，2010：1）。为此，他归纳了被称为过渡礼仪③的完整过程，即分隔礼仪（又称阈限前礼仪，个体或群体从以前的状态中移除），边缘礼仪（又称阈限礼仪，其特征是个体或群体游动于两个世界之间，身份具有模棱两可的模糊性）和聚合礼仪（又称阈限后礼仪，即在新状态下重新融入社会）（范热内普，2010：10；特纳，2006a：94）。从媒体报道看，各地的抗疫医疗援助几乎无一例外地包括出发前的动员和送别仪式（明显的分隔礼仪）；进入被支援地，身临险境，开展救援（相对于长时段的阈限礼仪）；凯旋，包括归来的欢迎仪式，个人的荣誉加身和地位提升（明显的聚合礼仪）。尽管一线医务人员的分隔和聚合也相当重要，限于篇幅，本文将重心放在他们离开原单位到返回原单位这段所谓的阈限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从日常的工作状态走向危机情境下的工作模式，过去的科层体系，甚至职称、权力暂时地悬置起来，总体上呈现出共同体的景象（余成普，2021）；虽然能得到派出单位的支持（动员和送别仪式亦能说明这点），但他们已远离原单位，以抗疫医疗队员的新身份开展工作；他们是救治患者的医务人员，但自身又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是逆行的英雄，也是最靠近病毒的可能的危险者。下文的分析还会显示，在这个总体的阈限阶段，医务人员也不停地在安全与危险间穿梭，而这其中，总存在着一个中间的缓冲区域。在返回原工作单位之前，还有一段为期14天的特别的休整隔离期，为真正的聚合时刻做准备。这表明了过渡礼仪内部存在层层嵌套的特征。

　　下文的资料主要来自G市Z医院④支援武汉市的一线医务人员的口述。2020年1月24日至2月7日， Z医院派出三批共150人（包括37位医生、111位护士、1位专职管理人员、1位国家级的医疗专家）支援武汉市。2020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在Z医院的协助和保障个人安全的前提下，笔者得以在医疗队结束支援返回G市附近酒店休整隔离的时间里，在酒店访谈了58位医务人员（其中医生37人、护士21人）和1位专职管理人员。每位访谈时间为1小时左右，最短40分钟，最长近150分钟，合计口述资料近一百余万字。这些口述资料虽零碎分散，但相互补充，大体再现了他们在一线的抗疫场景。在标准的田野调查难以进入抗疫现场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口述访谈成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补救办法。另外，在休整酒店的访谈也给笔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与他们共处的机会。接下来，本文试图以一线医务人员的口述资料为主体，辅之在休整酒店的参与观察，展现在特殊时空里医务人员是如何做好安全防护，实现从“一境地”过渡到“另一境地”的。

二、空间与密闭

       （一）“战友们，我们已经到达疫区了！”

　　2020年2月7日下午7时许，由Z医院131位医务人员组成的“抗疫特战队”（第三批） 即将抵达武汉天河机场。飞机上的广播提醒，考虑到机场卫生间有被病毒污染的风险，请大家尽量在飞机上使用卫生间，下飞机后直奔机场大巴到酒店，中间不再停留。一位领队也提高了嗓门，提醒队员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已经到达疫区了！”

　　从“抗疫特战队”的命名，到这位领队所说的“战友”而非“同事”，都意在表明，这次抗疫行动并非常态下的医疗合作，而是一次对抗病毒的特殊战争。当抗疫上升到战争的高度，它不仅需要统一指挥、令行禁止、迅速反应、协调配合（龚维斌，2020：4），也意味着抗疫医务人员——作为国家的特殊雇员（姚泽麟，2017：36）——在紧急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去完成危险的任务。而“疫区”则说明了他们已经从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原单位，甚至在飞机上）到达另一个危险的境地，这里有看不见的敌人，随处隐匿着致病乃至致命的微生物。

　　一位队员告诉笔者，“一听到战友和疫区，整个飞机都凝重起来了。”（B护士，2020年4月11日）人们意识到，“整个武汉市都是疫区，即使不在病房，你所接触的，你所生存的环境，它的病毒都是存在的，城市的每个角落可能都有病毒。”（W主任医师，2020年3月27日）整个机场静悄悄的，除了个别的工作人员外，就是医疗队的成员。医务人员穿着贴有“国家医疗队”袖章的浅蓝色队服，两两一组，稳步穿过机场大厅，向机场大巴走去。负责摄影的工作人员录下了这段仪队行进的场景，只听见有队员小声地暗暗给自己打气：“加油！加油!”

　　在机场通往驻扎酒店的路上，不时有道路封锁，警察查岗。城区公路上的交通工具，要么是负责为医疗队通勤的公交车，要不就是殡仪馆的专用车，或是运送抗疫物资的大货车。担任医疗队党支部书记的C主任回忆当时的场景：

　　（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一辆车都没有，除了我们。整个城市，一辆车、一个人都看不到的那种情况。就像我们昨晚在这里（休整酒店）放的电影《流浪地球》。第二天天气也不好，在你上班的路上看那个城市，就感觉像一个废弃的那种（地方）。有些科幻片的那种感觉。（ C主任护理师，2020年4月10日）

　　有关病毒的话语和城市里萧条的、没有生气的符号（诸如没有车辆、没有行人、殡仪馆的专用车、道路封锁等）已经让人们觉察到此次疫情的严重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抗疫艰难。就连队长Z主任也坦言，当时感觉“严重，非常严重。而且压根好像天塌下来那种感觉”（Z主任医师，2020年4月10日）。接受访谈的所有队员都毫不避讳地向笔者诉说当初，尤其是前两周的心理压力。

　　对医疗队来说，如何在弥散着病毒（无论是实际上还是想象）的“污染”环境中寻求到“安全”的一席之地就成为他们有效开展工作的前提。笔者想提醒读者的是，这与医务人员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并不违背。安全空间的建构不是一项消极的，甚至被认为是“胆小怕事”的活动，相反，如果这些白衣战士自身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这场战争注定是病毒一方取胜。实际上，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这项屏蔽污染、隔离病毒的工作是医学专业人士在与病毒斗争时职业精神的体现，它是重组环境、重建秩序的一种积极努力（道格拉斯，2008：2）。接下来将从空间层面展现医务人员如何在危机情境中寻求安全之地。

       （二）“三区两通道”：在危险与安全之间

　　抗疫医务人员从机场乘坐专车直接到达下榻的酒店。在未来的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酒店，严格来说，他们各自的房间既是休息场所，也是自我隔离、封闭和保护的空间。整个抗疫期间，队员们之间不允许串门，偶尔的交换物资也只能在门外完成。然而，即使每人有独立的“一亩三分地”，这里依然有被污染的可能。首先，房间内外的空气是否安全尚不确定。尤其是2003年年初，香港淘大花园小区多户家庭成员感染“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被认为是中央空调、卫生间地漏或排气口导致的病毒扩散。医务人员经常将非典与新冠作比较，他们也从既有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或教训。好几位医生和护士告诉笔者，在进入酒店的房间后，他们不敢开窗透气，生怕病毒通过窗口进入房间，宁可裹紧被子睡觉，也不敢开空调制热，当时武汉市夜晚的温度下降到冰点，卫生间的地漏也用消毒液好好地冲刷了几遍。甚至，在前几日，至少2位医生和5位护士是戴着口罩入眠的，只不过醒来时发现口罩早就在睡梦中被自己扯下来了。这种紧张感随着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尤其是抗疫一周之后没有队员被感染，才逐步得到缓解。其次，队员们每天“两点一线”（在酒店的安全屋和病房的危险地之间来回）的作息安排，也可能将病毒从病房带入酒店。因而，如何规划房间内外的空间成为队员们既置身事内，又确保安全的重要举措。

　　按照卫生部2009年12月1日实施的《医院隔离技术规范》中对隔离医院的要求，隔离医院应建立“三区两通道”。三区指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半污染区或过渡区）和污染区；⑤两通道指医务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其中医务人员通道的出入口设在清洁区一端，患者通道的出入口设在污染区一端。这一规范限定了在传染病医院里患者和医务人员身体移动的路线和范围。医务人员与患者应各行其道，他们的接触只有在医务人员得到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模仿医院里的空间分割，队员们也将酒店及其房间看成潜在的污染区，按照类似的标准做出划分。队员从医院回来，跨入酒店大门前，先进行一次全身衣物的消杀，然后乘酒店东边的一部电梯，这里为污染通道，相当于医院里的“患者通道”；上班从酒店出发，乘西边的另一部电梯，相当于医院里的“医务人员通道”。房间门口摆放一个箱子或桌子，放置从医院穿回来的外套和其他物品（防护服等已在医院脱下，作医疗废物处理）。虽然酒店的空间被模拟地区分了“患者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但由于酒店东侧和西侧都住着医务人员，所以对队员们来说，个人房间之外的地方皆为污染区。进入房间，从玄关⑥到卫生间（第一时间淋浴⑦）为半污染区（过渡区），从卫生间出来到卧室休息的地方为清洁区，这里才是队员们安全活动的区域。有些队员为了让分区更为明显，在分区边界处挂上床单或摆上桌椅，以实现污染区、过渡区和清洁区视觉上的分隔（如图1所示）。在武汉市抗疫近两个月的时间内，除了在病房上班、值班外，队员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图1中的清洁区度过。

　　与刚到达武汉时觉得处处有病毒，无安身之处的紧张不同，一旦病房和酒店的空间分区完成，基本的医疗秩序和生活秩序就建立起来了。当人的身体得到恰当的安顿之后，面对疫情时的精神压力也就缓解了许多。从清洁区，到过渡区，再到污染区，身体的防护级别逐步提高，而身体始终处于安全的空间里。和常人一样，医务人员的身体不可能百毒不侵，而他们超越常人的，是面对病毒时的专业防护能力，以及作为国家医疗队成员所彰显的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精神力量，“国家医疗队”的袖章也时刻提醒他们践行医疗的职责，并担负着国家的重托。

　　笔者还想说明一点，从整个抗疫过程看，队员们在武汉的一线抗疫相当于一段危险的阈限过程，他们从派出地的安全区到达武汉的疫区，抗疫结束后，又返回到派出地的安全区。假如我们单看武汉的抗疫过程，队员们也需要频繁地从一个安全的境地（酒店）走向另一个危险的境地（病房），或是反方向行进。甚至在酒店和病房里，也仍然存在安全和危险之间的过渡。这个过程不是突然就从安全区跨到危险区，就像范热内普所言，在这中间，总有一段所谓的“中间阶段”（范热内普，2010：1），它处于安全与危险之间，既可以通向危险区（污染区），也可以到达安全区（清洁区）。如果我们以过渡礼仪理论来看待“三区两通道”的空间设计，就会发现，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的区隔功能，实际上，它也使身体在每日的例行“仪式”（请允许笔者宽泛地使用这个概念）中在两个世界（安全的与危险的）之间游动与穿梭，从而具有社会和心理上的过渡意义（张举文，2006：27）。

       （三）密不透“毒”

　　如果说酒店和医院的内部分区，目的是为医务人员在病毒扩散之地找到可以容身的“清洁之处”，那么在病房工作（皆为污染区）则是对身体防护措施的严峻考验，因为身体在污染区的任何暴露都可能成为病毒侵袭的入口。全副武装，被层层包裹得像个白色粽子，成为病房里医务人员的身体形象。头套、N95口罩、普通外科口罩、护目镜、隔离衣、防护服、（多层）手套、鞋套、防护面罩等，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毒”。

　　这里有一段插曲，大抵可以窥见当时医务人员面对未知病毒时的谨慎态度，以及他们对身体密闭的关注。医用护目镜，学名为“医用隔离眼罩”，其功能是防止医疗工作中各种体液喷溅带来的危险，尤其是阻止病毒通过眼结膜传播。2020年2月初，尚处抗疫的早期，国家卫健委赴武汉市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曾发布微博，推测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途径是病毒先进入眼结膜，然后再到全身。鉴于他在医学界的权威地位，消息一出，护目镜不仅成为一线医务人员的必备，甚至普通市民也竞相购买以加强防护。护目镜在设计上原本留有气孔，以防止镜片“起雾”。然而，在人们认为“空气中都弥散着病毒”的特殊时段，这个“气孔”不仅多余，而且危险。为此，医务人员在使用护目镜时，事先用胶布将护目镜上留有的气孔封闭住，其结果自然是镜片起雾，这也成为医务人员在抗疫早期抱怨的问题之一。

　　一位年轻的医生向笔者讲述了他的惊险经历。来武汉支援的第一天，他和另一位同事穿好了防护设备，从医院的清洁区走向污染区。在过渡区，被一位护士叫住，让他们别继续走。原来她发现两位医生的护目镜没封闭。护士把他们领到一个房间，用胶布贴上后，他们才继续前行。这位医生告诉笔者：

　　那个护士是协和医院的，他们已经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有经验。她把我俩带到一个小房间，帮我们去贴了。我们俩心是拔凉拔凉的，我感觉我已经快到污染区了。头一天就搞上这事了，心惊肉跳的。人家一说，你们真的是经验不行的，说得我心里拔凉拔凉。但（现在）我们想应该没事了。（Z主治医师，2020年4月16日）

  防护服、护目镜等虽是保护身体所必需，但也带来了行动的迟缓和身体的负累，使得日常医疗中很容易完成的工作，在传染病病房里都变得艰难了许多。对护士来说，家常便饭的静脉注射，在这里也成为难题。一位年资较高的护士讲述了她戴着三层手套“摸”不到血管的窘境。

　　我们以前在病房里，当血管不好找的话，我们都会靠手去摸血管。现在三层手套基本不能靠摸，没什么触感。所以到这里，找血管注射都是问题。但是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病人表现得比普通的那些病人更大度，更能理解你一点。（Z护士，2020年3月28日）

  闷热、缺氧、大量出汗、行动迟缓、脖子痛成为一线医务人员共同的身体记忆，人们总能很细致地，富有场景性地讲述全副武装后的体验。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跟病人交流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自己都呼吸窘迫，一讲话，发音都可能不太准。病人可能也会听错，所以我们尽量地把这个速度降慢，把声音提大。只能慢慢讲。有些时候我们查完房，查完以后，自己口渴、头晕又不能喝水。它（护目镜）勒得很深就箍这里。而且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休息好的时候，就波动性头痛很厉害。你在密闭的环境里面，就是缺氧。你看我们那些人把防护服脱下来，个个脸红红的，那是憋红的。而且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对这个记忆影响是最明显的，非常明显。还有，有时候护目镜进水以后，你根本就看不太清楚。有些字在电脑上，整个脸贴着屏幕去看这些字。（ H主任医师，2020年4月12日）

　　你在里面忙了4个小时之后，一出来整个人是湿的，就瞬间进入到个位数的温度里面。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缓和的余地。整个人都是冰冰的那一种，又不能带多余的衣服去换，所以说基本上有时候裹着里面的一层湿的……眼罩还有口罩有时候可能会挪位，最开始防护服有时候还不合码数，你还不能完全地伸头跟完全地低头。所以说穿了这将近两个月的防护服，个个都说穿得患有颈椎病。（ZM护士，2020年3月31日）

　　在抗疫的特殊时期，一线医务人员至少在两层意义上将身体置于疫情之下。一是他们在危险重重，甚至生死未卜的情况下，逆行前往疫情严重地区，将“身体”置于疫区，显示了他们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二是他们将身体置于安全的空间内。这种空间设计既包括外在环境的划分，也包括通过防护措施实现更贴身的保护，这显示了专业救援的科学精神。身体在得到最大程度保护的同时，也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其背后是特殊的战争环境下白衣战士的担当和付出。

三、时间与洁净

       （一）“斑驳的衣裳”

　　上文介绍的“三区两通道”以及全副武装的密闭，在空间层面最大可能地实现了队员们的身体与外界污染区的分隔。接下来，笔者将在时间维度上展现医务人员如何处理可能的污染。这些对污染物和身体的处理以及带来的“洁净”，自然是病毒防护知识指导的产物，但何种程度才算洁净，则不完全受卫生学的指导，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把握。于是，每一次的身体处理，在时间和程序的拿捏下相当于一次洁净仪式，旨在祛除“危险身体”上的阴影和恐惧。

　　对专业人员，尤其是经历过非典和其他紧急救援的医务人员来说，出发之前收拾衣物和其他随身物品时，他们已经预料到了这些物品的最终处理方式。由于是集体作业，为了展现统一的形象，他们出发前的行李箱、外套（浅蓝色的冲锋衣，贴有“国家医疗队”袖章和Z医院院徽）、医疗用品等由Z医院统一配置，其他个人用品则由自己准备。好几位医务人员告诉笔者，他们在收拾行李打包时，把平时不穿的、压箱底的衣服都找出来了，因为他们清楚，这些衣物一旦在疫区被使用过，将来归程之时，必然作为污染物弃之不用。乐观的、年轻的护士以为支援一两周就会返回，但有经验的、高年资的医务人员还是准备了很多的随身物品，因为在当时的不确定环境中，“不知道条件怎么样，要待多长时间？”最后，当他们结束抗疫，返回原地时，医务人员的衣物，尤其是外套都留在了武汉，或是作为废弃物，或是作为抗疫精神的象征物。

　　将这些衣物留在武汉，还出于另一个原因。由于它们被长时间浸泡，斑斑点点，颜色混淆，已经不太合适外穿了。医学上常用一定浓度的含氯消毒片（液）长时间浸泡衣服，以灭活可能附着其上的病菌。然而，在病菌被杀死的同时，衣服的颜色也会褪去。在武汉奋战的两个月里，接送他们上下班的公交车座椅上也留下了衣服上的颜色，变成红红绿绿的。一位负责物资管理的医生很有感触地告诉笔者，他从医务人员来取含氯消毒片的频率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态了。

　　健之素，就是一种消毒药片，含氯消毒药片。他们对这个东西的依赖，我就感觉会产生一种依赖性。没有那个东西处理过的，都觉得完全接受不了。我在武汉的时候，还负责管这些防护物资，还去分发一些防护（物资），所以谁使用得多，大概我都知道，不能说清晰到每一个人，但是大概我都知道哪些人使用量比较大。他们那些衣服都已经扔掉了。它就是一种漂白剂嘛。衣服就掉颜色，就是斑驳的那种。（Y主任医师，2020年4月13日）

　　含氯消毒片的使用，无论是使用的量还是浸泡的时间，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用它的医务人员的心态。上文提及的，放在酒店房间门口污染区的衣物，只有经过特殊处理，他们才会再次使用。从理论上说，这些可能被污染的衣服，放在通风的地方晾晒一两天，病毒也不可能存在，但在非常时期，容不得一点的马虎和掉以轻心，一切都以最高强度，甚至是过度防护的标准来处理。

       （二）精细入微

　　在派出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中，传染病专科的医生和护士极为有限，大量的医护都来自其他的普通科室。在医学院和护理学院的学习中，他们虽然也了解了传染病防护的基础知识，但由于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大部分医护入职后，很少接触到传染病，甚至部分医务人员平时连口罩也不戴。在抗击疫情时，防护服和其他措施成为身体与外界隔离的首选屏障。相对来说，穿防护服比脱防护服容易，因为穿的时候，尽管顺序也很重要，但如果密闭性完好，并不会带来风险。脱防护服则是一套严格规定的身体技术。只要一个步骤出现差错，就可能导致里面的衣服甚至身体的暴露，接触到污染物。在尚未开展工作之前，他们曾通过视频学习，也在有限的时间里真实模拟过穿脱防护设备一两次。一旦进入真正的污染区，无论是穿还是脱，都容不得一点马虎和差错。

　　队员们习惯称进入污染区为“进舱”，下班离开污染区为“出舱”。每次进舱之前，在清洁区按照既定的顺序穿好防护设备，不仅自己仔细检查防护设备的密闭性，也会请队友帮忙核查。出舱则更为复杂和谨慎，它需要空间和时间的密切配合。每一步开始之前，都要做好手部消毒。在污染区，由队友协助喷洒消毒液，然后脱下隔离衣和外层手套，接下来摘护目镜，脱防护服连同内层手套、鞋套。防护服、护目镜和其他设备，一体两面，外面的一层直接接触到污染源（患者及其排泄物、分泌物等），对内却保护着医务人员的身体。脱去这些防护设备，医护们既远离了最接近的污染源，同时也失去了外在最坚实的保护。进入过渡区的缓冲地带，医务人员只留下了口罩和头套，这时摘下它们，然后淋浴（有些队员回酒店才淋浴），旨在冲刷可能的病毒残余，实现理论上的身体洁净，最后进入清洁区。上述每一步的具体完成实际都是身体的一次严格操练，其原则是使身体避免接触到污染物，逐步从污染区过渡到清洁区。如此这般精细入微的步骤，加之早期队员们的不熟悉，算下时间，半个小时能从污染区到清洁区，已经算是快速了。

　　与穿脱防护服的精细相比，回到酒店房间的身体（再）清洁又是一次时间与病毒的较量。在进入武汉市的第一天培训中，队员们被要求从病房回到酒店房间清洁区前，先洗澡30分钟，以对身体上可能附着的病毒做最后一次清除，其理论依据是病毒通常在56℃的环境中停留30分钟会被灭活。⑧洗澡水温超过56℃显然过高了，但坚持30分钟则是无论如何需要达到的。一位有8年工龄的护士长详细叙述了她回到酒店后身体处理的细节和一次啼笑皆非的插曲：

　　现在想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属于用了最高级别的防护，但是降低一点是不是也可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那会我是一点都不敢松懈，所以我一直到结束（都是一样）。我都是一下子，肯定用半盏棉签，所有的鼻孔和耳朵弄完，然后我的眼睛，我都是用盐水直接这样子冲洗了，就快速地眨眼，快速地用正压的力量不停地两边冲洗。我自己每次出来都会用消毒湿纸巾，把皮肤、脸全部都先抹一遍，耳朵、脖子弄一遍。挺伤皮肤的，因为那个含有过氧化氢啊。后来我就用了那个酒精湿巾，先抹，全部都抹完一遍。

　　因为冲凉要求30分钟嘛，所以我们都是调闹钟的，一秒都不敢耽误，闹钟响了还得再停留多十几二十秒，感觉要缓冲一下才出来。所以那手全部都是皱的。一洗完了之后，我自己拍了一张照，这个地方就真的就是像技工手一样全裂开了，变白了。我也问了一下我们其他队友，他们其实很多人，男士洗得皮都掉了。其实他们基本上可能10分钟左右，也就可以了（但还是坚持了30分钟）。

　　第一次好糟糕，第一天（下班）回来洗，我开着《新闻联播》，当时还没调闹钟，我想在新闻联播结束也差不多，结果《新闻联播》45分钟。洗到虚脱啊。我的水温调高了，调高了以后又空腹，因为我们10个小时没吃东西，又出了那么多汗，又没喝水，然后一回来就先洗，也害怕嘛。一洗，洗到后面的话就虚脱，整个人就干呕，然后全身大汗淋漓，手软脚软，整个人瘫在那里就不行了。（ L护士长，2020年4月19日）

　　在这位护士长精细的身体洁净仪式中，我们看到，身体上的孔洞（鼻孔、耳朵、眼睛等）都被她视为危险的入口，而身体本身则代表任何受到威胁或处于危险状态的边界（道格拉斯，2008：143）。身体的洁净其实是一项边界工作，它意在消除那些乘虚而入的外来侵入者，将它们抵挡在门之外，从而在保持边界洁净的同时也维护身体内在的秩序，使自己从身临险境重返安全小屋。

　　我们很难判断这种长时间的洗澡，以及上文说的长时间浸泡衣物，是否真的会带来更彻底的洁净？或者反过来说，缩短时间，减少剂量，会不会达不到洁净的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武汉工作一个月后，全队无一人感染，这足以说明了前期防护措施的有效性。抗疫两个月，队员们不敢有丝毫的放松，中后期只是逐渐纠正了先前明显的过度防护行为，比如在酒店房间不需要戴口罩了，也不再有人戴着口罩睡觉了，很少用酒精直接喷洒身体了。虽然他们仍然不允许互相串门，但每日通勤车上少了些阴霾和紧张，多了些交流和欢乐。微信群上不时有人发个红包，或者告知又有新的援助物资（尤其是美食）到了，带来微信群上的一阵欢呼。死亡的患者越来越少，出院的人越来越多，医护的信心又找回来了，似乎回到了日常的医院环境中，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余成普，2021）。

       （三）调节生物钟

　　读者可能会问，如此重压和重负下，一线医务人员如何处理基本的生理需求，比如上厕所、女性生理期，以及他们的睡眠还好吗？

　　俗称的生物钟，或者生物时间，是生物体内与时间有关的周期性现象，它显示的是生命活动的内在节律。生物钟自然有生物学的基础，但它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因为在什么时间用餐、上厕所、睡眠，以及持续多久看似是生物现象，实则是身体在社会制度长期规训下的结果（黄金麟，2006；奥尼尔，2010；希林，2010）。

　　在抗疫的非常时期，如何调节自己的生物钟以适应抗疫的需要，就成为身体管理的重要方面。考虑到穿脱防护服的繁琐，以及更重要的，防护服一旦在污染区使用过，就不能被重复使用，所以大小便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一位年轻的医生提及她在抗疫第一周腹泻时的尴尬和难受。在武汉的第一周，她怀疑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压力引起了腹泻，但她更担心食物遭到了病毒污染，基于当时对新冠的认识，腹泻是其重要的症状之一。她请假了两天，但由于人手不足，她后来还是穿着纸尿裤去上班了。她说：

　　因为当时拉得太厉害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吗？去病房都是要穿纸尿裤，当时真的是，告诉你，整个屁股都是湿疹，知道吗？那时候没想说我要节食或者怎么的，那时候就想我要吃，我要尽量多吃一点，结果吃了之后又来得厉害。（ WC主治医师，2020年3月30日）

　　相对于腹泻困扰着个别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医务人员一开始最担心的还是小便。在日常的医疗中，尤其在长时段的外科手术或门诊时，很多医务人员也是穿着纸尿裤坚守在工作现场。少喝水、憋尿，也几乎是医生和护士们长久训练的身体能力。但在穿着防护服闷热的环境下，少喝水会导致极度的口渴，甚至脱水。一位护士告诉笔者，每次下班时，她需要首先猛灌一瓶矿泉水下去，即便这样，一个小时后回到酒店也不会有尿意。在轮休的时候，她会训练和观察自己的身体。比如，早上小便后不再喝水，观察持续多久才会第二次排尿，或者早上喝下一杯水，再观察多久会排尿。后来她发现，临床的环境和她在轮休时的酒店环境相差悬殊，因为穿上防护设备，大量出汗，即使喝水了，几乎也不会排尿。当问及在上班过程中如何处理小便的问题时，很多医生和护士的回答都如出一辙：

     没有，不允许上厕所，哪有上厕所。刚开始还穿尿不湿。其实根本没尿的，因为出汗很多。一动的话就是抢救、查房，因为很闷，里面大量出汗，所以说，都是脱水的。（ WJ主任医师，2020年3月27日）

  相反，他们更担心因大量出汗而导致的脱水，所以适量饮水变得必要。

  我提前两小时先喝水，喝多一点水，然后进舱前上个厕所，它那个水基本上能保证了。出舱以后，要喝水，反正你一定要保证水的充分。（ CS护士长，2020年4月10日）

　　在抗疫人手紧缺的特殊时期，生理期中的女性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除非出现严重的痛经，队员才会申请休息。一位护士告诉笔者，两个月抗疫下来，在工作期间，她一直穿着纸尿裤，因为担心身体的各种意外增加整个医疗队的负担。

　　（纸尿裤）穿还是穿，因为你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万一有个什么急的情况，你没有后备了。我自己几乎是到结束那一下我都是穿着的，尽管一次都没用过。女生嘛，可能突然间有特殊时期，你要没有了一层防护，你就会很尴尬。尤其那会物资又很短缺，你因为这个出了差错，假如你自己没什么事情重新进舱，你又得浪费一套防护服，而且又浪费了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负责的东西，如果你出来了，就相当于别人要承担你的工作。所以就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第一，不要浪费资源。第二，不要增加队友的工作量。（LY护士，2020年4月19日）

　　失眠是抗疫中普遍出现的问题。它和医务人员在危机环境中的焦虑有关，也与抗疫中的“轮班负责制”相关。比如，在抗疫前期，医生每次值班时长为6个小时，每次5至6人，每天派出24人左右，轮流值班。然而，单次时间越短，排班就会越密集，导致医生们每周才有一天完整的休息时间。后来医疗队调整了工作时间，值班时长从6小时调整到8小时，每次4人。粗看起来，似乎他们的工作任务更重了，但实际上，每次值班8小时，一天安排3个班，每天派出12人即可。当医生总数不变的情况下，每上完一个班，差不多就可以休息完整的一天。如此安排，大体上能保证医务人员相对足够的休息时间。然而，即便这样，失眠仍然是常态。

　　我不吃安眠药是不行的。如果早上5：30就起床，我从来没有说晚上11：00就能睡觉，我在以前（原单位）都是12：00之后睡觉。在这个情况下不行，必须要提前睡。我10点多就要吃安眠药，要保证睡眠，你不保证睡眠，你撑不过来。（WJ主任医师，2020年3月27日）

       上文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考察了在抗疫的特殊时期，一线医务人员如何在危机情境中做好安全防护。从常态下的医疗到危机情境下的医疗，对医务人员来说，不是简单地换一个工作场所，而是需要在保障个人安全的情况下，负重前行，开展特殊状态下的救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根据特定的环境，做好功能分区，实现从一确定的境地（安全区）逐步过渡到另一个同样确定的境地（危险区）（范热内普，2010：4）。其逐步性意在使情境转换变得缓慢而非突然，从而有了心理上的适应和过渡，确定性使得身体在每一个空间都得到恰如其分的放松和保护，从而实现全过程的洁净与安全。另一方面，在时间上精细管理，不仅使得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孔洞实现毫无遗漏的清洁，也使得身体节奏逐渐适应抗疫的需要，从而从身体和心理上，完全投入抗疫过程之中。

四、归程与过渡

　　读者将会注意到，接下来这部分的写作风格与前面会有不同，主要是因为它基于的资料并非一线医务人员的口述，而是笔者在其返程休整酒店的参与观察。或者这样说，2020年3月25日至4月20日，在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归程休整的酒店里，除了完成大量的口述调查，实际上，与他们在一起共度的二十余天，也给笔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参与观察的机会。所以，笔者尝试以民族志记述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真正返回原单位（聚合）前的一段特殊旅程。

　　这一段的分隔发生在即将离开支援地的时刻。合影留念，将可能被污染的衣物丢弃，获得武汉市赠送的感谢奖章等诸多细节都表明抗疫支援的结束，而交警护送、市民列队欢送的那一时刻，将分隔推上了高潮。紧接着的分隔期，将是一段长达14天的特殊时段。与在武汉的抗疫不同，他们此时无需频繁地在安全与危险之间穿梭，只需待在隔离酒店里休整，等待最终的聚合时刻。这一阶段，他们虽然回到了所在单位的城市（或者隔壁城市），但既不能回到正常的岗位，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其根本原因在于两种身份的矛盾：他们是归来的英雄，却也是潜在的危险者。这种矛盾将在休整酒店里得到逐步化解，而最后一次对身体的CT（Computed Tomography，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其目的是确保身上的危险完全去除，迎接他们的将是鲜花、掌声、泪水和拥抱——抗疫英雄终于回来了（聚合）。

　　严格来说，一线医务人员并非病毒密切接触者，因为他们是在有效保护的条件下与病毒和感染者接触（上文已经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只要他们与病毒和感染者有过空间上的接近，实际上便被认为是密切接触者，至少是潜在的危险者。无可否认，在武汉连续作战近两个月后，安排他们适当地休整，也是一种补偿。所以，在酒店两周（当时认为病毒潜伏的最长时间为14天）的生活，既是隔离，也是休整。

　　2020年3月22日，Z医院第一批和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队的18位队员，分别在抗疫57天和53天后，踏上了归程。之后的4月7日，第三批医疗队的132位成员（包括该院的一名国家级医疗专家）也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归来。他们在落地机场受到了省领导、医院领导的欢迎。读者需要注意，这个简短的欢迎仪式不能被认为是聚合仪式，只能算是聚合的前奏，因为他们仍然与各位领导和迎接者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他们不能立马回到既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是即将在警车护送下，去往隔壁某市的一家大型酒店（以下简称“B酒店”）度过14天的休整与隔离。

　　3月25日，笔者受Z医院的委托，前往B酒店开展口述调查。临行前，Z医院为笔者准备了2件隔离衣，2副护目镜，若干头套、N95口罩、手套等，以及一封盖有公章的介绍信。Z医院之所以在医务人员入住三天后才安排笔者跟进，就像为笔者准备“全副武装”一样，依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医务人员在离开武汉时已经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全部阴性。回来后，他们还会在休整酒店做三次核酸检测。笔者25日前往时，他们已经做完了回来后的第二次核酸检测，但结果在当天下午才能出来，所以未知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3月25日早上8时，笔者坐上预定好的滴滴快车。在出租车的密闭环境中，笔者和司机都戴着口罩，没有多少交谈，这是疫情期间特有的“规矩”，减少交谈，也就减少了可能感染的风险。道路上车辆稀疏，私家车更是寥寥，近一百公里的路程， 一小时就到了。B酒店位于一个大型社区内部，酒店前方悬挂着“欢迎抗疫英雄回家”的横幅，但酒店周围都拉着警戒线，防止外人入内。笔者给保安看了Z医院的介绍信，他请示酒店负责人后开了门闸，笔者可以进入，但出租车不能进入。

　　进入酒店，虽然到处可见“欢迎回家”“感谢抗疫英雄”之类的标语，但不见任何医务人员的身影，只有几位穿着酒店制服的服务人员，全部戴着N95口罩。由于Z医院之前已经与酒店做了交涉，笔者很快就办理了免费入住，和医务人员一般，餐饮也免费。酒店经理说，自疫情后，他们酒店便没有开张，全部工作人员也放假了。这次为了做好后勤保障，才召回部分员工。酒店里除了住着抗疫的医务人员，疾控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也入住其中，随时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电梯外放有免洗手消毒液和抽纸巾，以方便出入电梯时进行手部清洁。上了住宿楼层，每个房门上都贴有医务人员的姓名，门外放置着一张简易的小桌子。这是一种无接触的服务：每顿的餐食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门口的桌子上，房间的清扫由医务人员自己完成，垃圾放回门外的桌子上，再由服务人员清理。可以看出，酒店虽然欢迎他们“回家”，也给了他们英雄般的礼遇，但在尚未解除隔离之前，家的自由度仍然没法体现。

　　送餐改为自助餐是危险程度减低的一个标识。这个时间点是3月25日，也就是我到达的当天下午。那天下午稍晚时候，第二次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了，全员阴性，皆大欢喜。在武汉的两个月，大家“两点一线”（酒店和病房），休息的时候也都在酒店房间。现在抗疫结束，尤其是返程后的第二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部阴性后，大家再也憋不住了，提出能否实行自助餐，这样至少还有一点社会连接，而非独自被封闭在酒店房间里。酒店经理请示了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送餐服务终于改为自助餐了。不过，仍然不是围桌，取菜时必须戴着口罩，一人一个座位，每个座位相隔一米的距离，像极了小学生期末考试防止抄袭的座位排列。后来，他们告诉笔者，很多在武汉一起抗疫的战友（虽然由同一个医院派出，但来自不同科室，大多之前并不认识），只有到此时的自助餐时，才知道对方真实的模样。“原来你长这样啊！”成为队友们经常的问候语。

　　笔者向酒店提出，能否和医务人员一起吃自助餐，他们没有同意，建议笔者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一样继续享受送餐服务。

　　25号下午3时正式开始口述调查。笔者与医疗队的负责人L主任联系，介绍了来意。由于事先Z医院已经与他和其他医务人员沟通，口述调查非常顺利。笔者咨询L主任，是否需要用上医院事先准备的隔离衣、护目镜之类的防护设备，全副武装地面对他？他让笔者放心，他们全部都是安全的，第二次核酸检测很快就会出结果，也会全部阴性。因为他本身就是医院传染病防控专家，对他们在武汉的防护有足够的信心，退一步说，他们如果感染，早在武汉就会被感染，不会拖到现在才出现异样。他建议笔者戴个口罩就可以。那天下午我戴着N95口罩，在酒店为我安排的通风的大厅里，完成了3个小时的访谈，中间没有喝水。而被访的医生戴着普通的医用口罩，甚至在中途索性摘下口罩，与笔者在不足一米的距离下诉说他们的经历。

　　笔者的紧张到第二天（3月26日）晚上就化解了。那天下午结束调查时，笔者收到了L主任的微信，“今晚我们在一楼吃火锅，你敢不敢来？” “我们”说明这是聚餐，“敢不敢来？”既是邀请，也是试探，似乎还带有自嘲的感觉。笔者一下不知如何回复。假如参加，这将成为自疫情之后笔者的第一次外出聚餐。笔者发微信给刚才接受访谈的另一位医生，问他晚上是否有火锅聚餐？他很快回复我：“是的啊，你要是不嫌弃我们，也过来吧？”如此，若不去参加，就更不合适了。提前五分钟到指定的包间，抗疫的几位男医生都已在场，他们坐在一起，只等笔者的加入，就准备开餐了。看得出来，我能参加，他们格外高兴。L主任的“祝酒词”说到了武汉抗疫的艰难和团结，大家最近的三次核酸检测（包括离开武汉时的一次核酸检测）全部阴性，可以放心了（后面其实还安排有一次核酸检测和CT检查）。然后是欢迎笔者的加入，还竖起了大拇指，说笔者在这个特殊时期，能与他们在一起，很勇敢。最后就是他们憋得太久了，赶紧喝酒！

　　说是吃火锅，其实是每人一个自助小火锅。这大概是酒店在聚餐和分餐之间平衡的策略性选择。大家纷纷摘下口罩，喝着酒，聊着天，吃着小火锅，近两个月的抗战，夹杂着太多的艰难，有压抑，也有欢乐。觥筹交错之际，共同经历的战友情感得到了深化，而笔者这个在抗疫结束才与他们在一起的局外人，见证了他们在正式归程前的一段经历，何其有幸！

　　笔者后来对第三批医疗队做口述调查时，紧张感已完全消除。由于有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医疗队休整的经验，第三批的休整要宽松很多。他们回来第一次核酸检测全员阴性后，就可以走出房间散步、跑步，甚至打羽毛球了（几位护士说穿防护服颈椎痛得严重，亟需羽毛球运动来缓解颈椎问题），但他们仍然需要在警戒线内活动。笔者也注意到，在每日安排的丰富的五餐（早餐、中餐、晚餐、下午茶、夜宵）中，总有医务人员三三两两围在一起边吃边聊，只不过他们用餐后，会立马戴上口罩，可能出于习惯，也可能是相互的戒备之心并未完全消除。

　　这一阶段，两次“平常心”的心理建设工作尤其引人注意。在医疗队休整隔离期间，Z医院的领导一行亲临酒店表达慰问。当然，慰问的地点是在酒店外空旷的广场上，而非医务人员的卧室和酒店大堂。我注意到，每次的慰问除了再次表达感谢之外，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休整结束后，需要以平常心回到工作岗位上。在第三批医疗队休整期间，队长也召开了专门的队员大会，其核心主题是告诉全体队员，这次的疫情防控大家付出了努力，也获得了诸多的褒奖，尤其是部分未有单位编制的成员（主要是年轻的护士）因参与疫情防控而获得了宝贵的编制指标，以及部分医护人员参加高一级职称评审时被优先考虑。如果大家回到工作岗位上，仍以“抗疫英雄”自居，势必会影响到单位原有的人际生态。这实际说明了即将到来的“聚合”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地位的提升和身份的转变与中国人所称道的低调、不张扬风格之间的张力。作为医院的领导和医疗队的领队，他们或许已经预料到这种张力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说，在酒店度过的这段即将回到工作岗位前的特殊时段，是身体的休整，也是心态的调节，将使其更顺利地回归既有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关系之中。

　　休整隔离即将结束，队员们，包括笔者，与酒店员工合影道别后，搭乘Z医院派来的专车返回医院。然而，真正的聚合只有在所有队员最后一次CT检查无异常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我们在医院的一条逼仄的小道上停车，没有人迎接。大家下了车，按照之前已经交代的目的地，径直走向医院的CT室。那里已有医生在等候，这是给队员们安排的专场检查。大家都很放松，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这次检查的主要目的不是疾病确认或排除，而是为了重返原有社会。而CT检查本身也像是一次具有仪式意义的“隧道”：躺在CT机上，随着传送带的移动，身体通过检查的关口，只听医生说，“没问题了，下一个”，阈限的过程终于结束了。在医院中心广场树立的大幅抗疫宣传板前，医院的领导、科室的同事、家人、记者们，早已等候在那里，抗疫的英雄们回来了，他们身体的危险已经完全消除，真正的拥抱时刻到了……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口述调查和参与观察，聚焦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从抵达武汉市到返回原单位这一时段的历程，展现了他们如何实现从危险到安全的过渡。如果宽泛地将支援武汉的抗疫看成由分隔、阈限和聚合组成的过渡礼仪过程，那么在阈限内部，仍然会存在安全与危险之间的过渡，这使得过渡礼仪具有嵌套的特征。酒店房间和病区“三区两通道”的空间设置，表明了医务人员需要频繁地从一个安全的确定境地转向另一个危险的确定境地，或者反方向移动，以带来逐步的、确定的心理适应性；在他们即将返回原单位之前，也出现了分隔和阈限的特殊过渡时期，并且唯有经历这一阶段，他们身上的危险才能消除，抗疫的英雄才真正迎来聚合的时刻。因此，在不同时空转换的过程中留有“中间阶段”，具有社会和心理的双重意义。图2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医务人员抗疫的过渡过程。

　　在过渡礼仪视角下重新审视医务人员的安全防护就会发现，医务人员的社会关系在特殊情境下存在难以避免的张力。一方面，这些共同迎战的医务人员，就像特纳（2006a，2006b）所强调的交融与反结构一样，悬置了过去的职称和科层权力，凝聚了战友般的交融情感，他们只有通力协作，才能共同完成艰巨的抗疫任务；另一方面，传染病的特殊性在于它容易将其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所以，“防火防盗防队友”，“轻伤要下火线”（保护其他人）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特殊情境下的工作方式和关系准则。这种张力的化解途径在于聚合之前特殊时段的休整和隔离。在这一时期，身体的危险性逐步消除，并得到反复地确认，而累积的共同体情感以谨慎的方式得以表达，直至最终危险让渡于共同体情感，新的社会关系生成。无论是笔者参与他们把酒言欢的场景，还是借某位队员的生日而促成的大型晚会，乃至现在他们也经常以战友的名义聚餐，都说明了这种共同危机经历所形成的特殊情感及其持久性。

　　最后，笔者还想强调一点，这次特殊的抗疫经历对医务人员个体来说，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和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医务人员在抗疫之中是多种身份的集合体。他们既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也是医学专业人士；他们的所为既是医疗行为，也代表着国家的立场；他们不仅要照护好患者，也需要照护好自己以及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是逆行的英雄，也是最靠近病毒的危险者。在不确定风险、个人担忧、专业精神、集体协作和国家立场等多重力量交织之下，我们看到了他们谨小慎微、一丝不苟的身体照护，抗疫中的压抑、紧张和放松，也看到了他们灵活应战、化解危机的能力。抗疫既是一次在特殊情境下个体身体技术的演练，也是医疗团队在国家灾难中的挺身而出和职业担当。

　　对医生和护士来说，在日常的医疗中，他们已见证了太多的生与死。然而，见得多并不代表麻木。虽然本文侧重研究抗疫中的安全防护，但医务人员在讲述抗疫的过程时，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创痛，口述调查经常被沉默、哽咽、流泪所打断。他们会因为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惋惜，也会为自己面对病人的痛苦无计可施而自责。在日常的医疗中，即使有些患者最终没有抢救过来，但医生和护士觉得他们已经尽心，就目前的医疗手段来说也尽力了。且患者的离世，有医生护士的在场，有家属的陪伴，患者也算合乎情感和礼仪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然而，抗疫早期新冠患者的死亡，由于没有亲属陪护，他们几乎都在孤独中，甚至猝不及防中离去。医学人类学经常将患者的经历看成一种在地方社会里的道德体验，认为他们珍视地方社会的道德价值，过有道德的生活（克莱曼，2008），而笔者认为这次抗疫行动，对医务人员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道德体验，他们不仅要处理医疗和技术上的难题，更需要在情感和道德上反省人和医疗的有限性，从而设身处地地既在医疗过程中做出改进和革新，也在日常的生活和细节上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和温暖，并充当桥梁连接患者和家人，以让生者安心，死者安息。抗疫行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日常的医疗，变为一种合乎文化伦常和悲悯情怀的道德行动。本文将抗疫过程看成一段转变的过渡礼仪，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段特殊经历放在医务人员长时段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历程上，它也将成为他们对医生职业和生命价值重新理解和升华的重要节点。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抗击新冠疫情口述资料的采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JJD840014）的资助。

参考文献：

约翰·奥尼尔，2010，《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玛丽·道格拉斯，2008，《洁净与危险》，黄剑波、卢忱、柳博赟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2010，《过渡礼仪》，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高丙中，2007，《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龚维斌，2020，《应急管理的中国模式——基于结构、过程与功能的视角》，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黄慧娴等，2022，《从身心健康角度谈对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载《中国医学人文》第5期。

黄金麟，2006，《历史、身体与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

阿瑟·克莱曼，2008，《道德的重量》，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蓝希瑜，2016，《“拔伤”：浙西南畲族死者的过渡仪式》，载《民族研究》第3期。

雷华、杨智峰，2022，《德尔塔病毒株疫情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收治医院一线医务人员心理现状调查分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第6期。

宋红娟，2019，《论作为社会状态的“门槛”概念——对范热内普、特纳与柏格森的考察》，载《民俗研究》第6期。

宋靖野，2016，《从仪式理论到社会理论：过渡礼仪的概念系谱》，载《民间文化论坛》第1期。

维克多·特纳，2006a，《象征之林》，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维克多·特纳，2006b，《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竞等，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武汉市一线医务人员心理状况的影响》，载《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第4期。

吴乔，2012，《社会结构与过渡仪式——以花腰傣社会及其“月亮姑娘”仪式为例对特纳理论的检验》，载《民族研究》第6期。

克里斯·希林，2010，《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姚泽麟，2017，《在利益与道德之间：当代中国城市医生职业自主性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余成普，2021，《管辖权边界的流动：国家、专业与医生分工体系》，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

张举文，2006，《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载《民间文化论坛》第3期。

宗喀·漾正冈布、杨才让塔，2021，《甘南夏河藏族的丧葬习俗及其当代变迁——以拉卜楞寺周边村庄为中心》，载《民族研究》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