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汐车道”：冷战、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展研究的第三世界源流*

一、引言

　　“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①1940年，毛泽东给延安通信材料厂写下的这句话，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党的领导人给电子信息工业的题词。当时，延安有一些在西方学习信息通讯和电子工程后投身革命的优秀知识分子，②一开始空有理论，却没有材料制作通讯器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8年6月，中央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在延安成立。创建时只有二十余人的工厂，最初用陕北的杜梨木做度盘，用牛角做旋钮，用飞机残骸铝皮做机器面板和底板，自制无线电元件，小型电台和电话单、总机，到1940年工厂实现了70%的元器件自给。在第一届通讯器材展览会上，通信材料厂得到了毛泽东的题词。③

　　中央军委三局后来几经改组，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直至发展成为今天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近八十年的历程中，中国的电子信息和传播事业从革命战争时期直至当下，一直跟“自力更生”和“发展创造力”等话语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信息和传播技术史的考察，切入对中国社会革命和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

　　信息与传播通讯能力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与治理中，始终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从启蒙思想家对道路和运河的讨论，到后来的铁路、邮政、电报、无线电、电话、卫星通讯，再到今天的计算机网络，可以看到一条连续的脉络。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在这些方面曾经领先于西方。被马克思称作现代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重农经济哲学家魁奈（François Quesnay），曾在18世纪赞叹中国“壮丽的道路建设”，“对其养护的独特关注”，并详细地谈到道路沿途为旅行者提供茶水的休息处所，对疏忽道路整修保养处以警诫惩罚等先进做法，以此来教育当时欧洲的君主，要将传播通讯手段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去建设。④

　　本文经由对新中国建立信息与传播通讯能力的历史过程的考察，重新辨梳中国进入现代世界过程中的发展方式和知识品格。概括来说，中国的发展始终是为了冲破技术和资本的限定——物质的限定——以新生事物的发明与“新人”的创制为路径。在这个过程里，其方法论总是以创造性地打破常规和持续地提炼基层经验为特征。⑤在冷战时期，这种去中心化的技术、管理与制度创新吸引了西方主流发展研究的注意，成为他们解答信息时代现实与理论困境的第三世界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吸收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美国未来学和发展传播话语却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对未来的想象与抉择。在中国的后发经验已被提炼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当下，重新进入这段历史将有益于思考，我们要走向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未来。

二、“落后的辩证法”：“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大力协作”的发展道路

　　从电子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式出发，可以把1956年看作中苏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始年份。这一年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定方法，比如毛泽东在这一年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开始系统地反思苏联道路，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样是在1956年，在毛泽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思想的指导下，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这一纲要的提出标定了中国和苏联的道路差异，中国开始进入相对独立的发展方式探索时期。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游击式战法与美式的现代战争和武器系统正面碰撞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高级将领曾被美式的现代化作战和后勤保障系统所震动，要求在中国发展类似的常规武器和美式指挥系统，以追求军队的职业化和去动员化（demobilization）。1956年的发展道路选项中，有三个竞争性的方案：一个是刘伯承、贺龙代表的常规武器规划，另一个是陈云代表的民用工业规划，第三个是聂荣臻和钱学森代表的尖端武器规划。⑥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路径资源限制、冷战地缘格局、现代原子战特征和国内阶级政治目标的综合考虑，美式的常规武器专业化方案，在1956年被聂荣臻和钱学森代表的战略武器部门压倒，由此中国的信息科技和国防体系就走上了一条“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另类发展道路。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制造，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和发展方式。常规武器和工业装备的生产，需要指令化的大型科层制企业，生产分工尽可能流水化和分解，强调产量和生产流程的标准化，比如福特的“T”型车工厂。然而，制造火箭或核武器等尖端武器，需要的是众多工业门类的快速、灵活组合和大规模协作，其研制攻关需要组成各种专业队，解决各种短期的特殊问题，之后可以像活动操场一样一件一件拆散，人员又重新分配。这种灵活的组织方式使中国的航天、核工业、电子信息等产业，舍弃了传统制造业的科层模式，采用了工程项目和特别任务小组的形式。这种形式很难用于大宗商品行业，只能且必须在一次订货的产业中被采用。火箭产业就是这种一次订货、一次使用的产业，需要调动大量协作资源，生产必须根据任务迭代，不需要大批量的生产和重复使用，而对其进行指挥和控制亦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集中管理以实现高效决策。可以说，这种管理方式结合了灵活水平化组织（horizontal organization）与集中决策这两项在传统工业中看似对立的特征。

　　关于灵活水平化组织与集中管理的关系，钱学森基于尖端武器部门的组织管理经验，于1963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一文。他说，一方面，为避免各部门之间的分散责任和无效竞争，要建立一个对整个工程进行把握和咨询的“总体设计部”；另一方面，系统的组织架构要做到尽量扁平和分布式，以使高效分布式的决策和协作得以实现，这两方面好比系统工程的“龙头”和“命脉”。⑧可见，在革命管理经验中，集中和民主并非对立的范畴，而是有机的整体。 强调“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发展道路不仅仅提出了一种经济发展战略，也创造了一种另类的组织管理方式，其中包括在高度集中规划基础上的权力下放，允许科技人员与高层领导对话的扁平化等级结构，跨部门和跨系统的“合作式水平主义”（cooperative horizontalism），以及同行评审、表现导向的竞争评价体系，美国学者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称之为“灵活动员”（flexible mobilization），⑨他将这种动员模式看作“硅谷精神”的东方版本。下文统一将这种组织管理方式称为灵活水平化组织。

　　需要指出的是，优先发展尖端武器和发展民用技术并不矛盾。1961年 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聂荣臻面对围绕“两弹”及其相关技术的激烈争论，论述了尖端武器和一般国家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就算国家的技术政策强调民用领域，也必须以战略性技术作为支撑。某些关键技术如果得不到发展，国家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会受到阻碍。⑩事实上，创新的革命管理和发展经验的确在1956年后从尖端武器部门衍生到科研和民用工业的各个领域。科学院系统的“任务带科学”模式在“大跃进”期间带动了交叉学科和新研究方向的建立，由鞍山钢铁公司向全国推广的“鞍钢宪法”，卫生领域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和赤脚医生制度，以及农业技术、教育领域涌现的大量群众技术革新案例等，形成了边干边学、土洋结合、去中心化创新扩散等科技实践经验，与尖端武器部门灵活协作型组织方式一脉相承。11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的12个重点项目中，除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第11项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在讨论何为“重点”时，聂荣臻说：“有的同志不同意将‘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与‘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入重点。我说：‘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与健康，不是件小事，应该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如果我们的医学科学不把解除亿万人民的病痛列为重点，那么我们的科学规划怎么能谈得上是造福人民的规划呢？’”12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中的优先性，这正是“尖端武器＋群众路线”两极相连的内涵。

　　更重要的是，尖端武器和民用技术之间的衍生模式，以及人民的优先性提示着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逻辑——中国尖端武器部门的灵活水平化组织方式植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与军事共产主义背景中，这与方艾文所类比的硅谷式个人企业家精神具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基于共同革命目的之上的社会主义工作伦理，后者则是以资产阶级法权为基础的个人创新驱动。由此观之，中国道路反而可能更切近20世纪全球史的一般经验——事实上，硅谷为人所称道的团队协作、共享文化等高科技企业家精神恰恰起源于二战中美国军方应用于原子弹和电子计算机项目的组织原则。13

　　这种另类发展道路的创新可称为现代化后发国家“落后的辩证法”。对于中国的压缩式现代化发展方式，学界已有非常丰富的阐释。温铁军指出，1956年以后的跃进式工业化是应对苏联援助撤出后资本“绝对”稀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发展方案。14“稀缺”的现实造就了林春所谓的“落后的特权”（privilege of backwardness），她提出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和独立自主，后者正是建立在“落后的特权”逻辑之上，即毛泽东的“一张白纸好作画”：欠发达社会具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得他们更快地获取来自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最新科学和物质成就，包括制度和社会资源。落后变成了机会和优势，让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从而带动国际关系和全球贸易结构的逆转。15此外，马思乐（Maurice Meisner）认为毛泽东的“落后的辩证法”还有另一重意味，不只是关于借鉴他国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是落后造成的精神和社会状况成为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条件。马思乐称之为一种“积极的乌托邦”（positive utopianism），即在 20 世纪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乌托邦主义找到了一种比较积极的表达方式，可以在建设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16

　　从经济方面来看，正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基础。经济学家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认为，1978年前的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人力资本，从而为1978年后的农村工业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1978年前的农村工业化是一种学习过程，工人和管理人员在较为低效的农村工业中通过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习得了确保高效工业生产所需的经验和技能。事实上，1978年后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地区也就是早前农村工业已经建立的地方。17比如，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好的江浙一带就是之前集体经济发育比较完善的地区。通过集体劳动完成的水利建设和国家引进生产线完成的化肥供应，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剩余劳动力。此外，大小三线建设、农村工业化、上山下乡运动又给农村带来了最初的工业和技术转移，正是基于以上这些条件在70年代的出现，乡镇企业才可能在改革中迅速崛起。18类似地，汪晖经常用“反现代的现代性”，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传统进行勾连，来展现这种以不断地否定和超越固有经验实现发展的品格。19

　　在被“稀缺”所限定的发展逻辑中，中国放弃了“常规武器＋常规民用工业”的发展路线，转而寻求一种独立自主、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水平式协作、边干边学的生产和组织方式。这种组织和发展方式，在“大跃进”时期从武器部门衍生到地方民用工业领域。正是在“尖端武器＋群众路线”的发展道路中，我们摸索出了“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大力协作”这样一套社会主义的发展话语。

　　此时，再回到开篇提到的毛泽东题词，就可以理解，这种发展方式是在技术和资本的双重限定性中，生成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和技术形式。在这里，技术的限定和落后，对于能够超越限定的新生事物而言，成为一种历史的必需性构造。这种构造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世界更具有全球性。20

　　那么，当物的限制解除，国家跨越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后，这一发展方式的历史意义是否就终结了？如果是这样，所谓的另类发展道路就只是西方发展道路旁逸出的一条“岔路”，在物质的稀缺条件被跨越之后，发展的接力棒从西方转向东方，所有国家终将回到同一条道路，区别只在于不同国家根据其制度和资源禀赋选择导向工业化的不同路径而已——或者是西方的自由市场，或者是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今天看来，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一个更辩证的历史视野中，去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这个视野中，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史不再被冷战构造所框定隔绝，东西方之间的知识流动宛如“潮汐车道”，不断变换着朝向。

 三、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20世纪西方发展研究中的第三世界源流

　　1996年，阿利夫·德里克（Arif Dirlik，又译德利克）和崔之元不约而同地将中国与美国的发展方式并置讨论，提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非西方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反哺了西方，为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开辟了道路。崔之元指出，70年代以来，日本、欧洲和美国的许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鞍钢宪法”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21同年，德里克发表《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将中国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定义在1956年—1976年这样一个长时段，并指出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演变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要求生产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宽泛地概括为“后现代主义”。这个文化革命同中国的“文化革命”同时发生，并将中国革命的经验纳入其中：

       毛泽东思想中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间的矛盾，在它们被道出之时已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概念中，这些概念自其时起便证明在包容矛盾方面有极大的潜力；因此，当激进派仍在为如何适当应对资本主义的过时概念争论不休时，商界已能运用毛主义策略来制定市场计划。22

　　本文认为，崔之元和德里克在1996年提出的讨论，之后没有被继续深入。我们如果从这个讨论延伸出去，就能够从过往研究和历史实证材料中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知识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日益密切，并切实推进了双方发展知识的交流和发展话语的更新。

　　中美关系史的过往研究显示，美国科学家和人文社会学者在70年代努力尝试以科技交流冲破冷战“铁幕”，曾建立了三个重要的学术和教育交流的非政府组织——美国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美国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for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71年5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两位美国科学家受邀访华。5月中下旬，《纽约时报》报道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以及对中国科技状况的积极评价，随后受邀访华的科学家收到了200多封／次希望能够访华的美国科学家的来信和电话。1972年，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美归来，向北京科技界人士作报告时也提到了美国知识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正面评价：“他们的‘中国热’确实把我们的国家看得很好，认为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得了。”23

　　美国知识界的“中国热”不仅出于科学国际主义精神，更与美国自身的困境息息相关。科技史学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观察中国时戴上了“玫瑰色”（rose-colored）眼镜，“或许是越战时期的政治造就了对社会主义另类选择的如此热情，并激发了一种能在中国找到这种另类选择的乐观主义”。舒喜乐着重分析了由一批反战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团体“科学为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在当时如何解读中国发展经验。团体成员在1973年受邀访华，回国后将见闻撰写成《中国：两条腿走路的科学》（China： Science Walks with Two Legs），“启发了当时对资本主义西方的科学感到幻灭的人们”。同时，舒喜乐指出，“科学为人民”团体当然有左翼政治诉求的特殊性，但“这种美国可以向中国科学方法学习的热情不是罕见的”。当时，美国主流科学家为现代科技发展——比如过度使用杀虫药——带来的环境问题感到担忧，开始积极地寻找更好的实践选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政治温和的美国中产阶级”（politically moderate middle Americans）昆虫学家在1975年访问中国后，兴奋地报告了他们的见闻——更少量的化学杀虫剂使用，对害虫数量的更严密监控，对生物性和文化性治理手段的更明智的应用。此外，主流学术刊物开始频繁刊登来自中国的见闻报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自1972年1月，每期开设专栏 “中国见闻”（Reports from China），科学家和社科学者都提供了许多事实性记述，比如一位政治学家根据实际观察分析了人民公社将农业研究发现成果迅速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能力。然而，到了70年代末，这种“玫瑰色”叙述遭遇了戏剧性翻转，这恰恰是中国本土重塑“文化革命”叙述的结果（这将是本文第四部分讨论的问题）。24

　　需要特别指出，舒喜乐所呼吁的正是对在80年代中期被弃置的“玫瑰色”资源的重新重视，她认为将这些历史资源与后来的批判学术相结合是一种“两条腿走路”的方法论尝试，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批判地重新审视历史。25目前，在这两类资源中，“玫瑰色”叙述是更少被给予严肃考察的对象，因此，本文试图以发展传播为例，进一步考察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在冷战时期成为美国应对现实危机的“玫瑰色”资源。

　　第三世界国家是冷战背景下发展传播研究的题中之义，其在美国传播研究者眼中的形象在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发生过很大变化。曾于70年代求学于美国发展传播领域的李金铨借由个人学术史回顾总结道，美国发展传播学主导性范式以现代化理论为圭臬，其发展的背景是“东西冷战开始以后，美国全球扩张达于巅峰，在第三世界推动‘国家发展’项目，以经济发展为主轴，防止国际共产主义蚕食鲸吞”，发展传播学就在冷战的阵营之争中成为“显学”，50年代到60年代，勒纳（Daniel Lerner）、施拉姆（Wilbur Schramm）、罗杰斯（Everett Rogers）等学者引领了以美国经验作为行之有效的全球模式的主导性范式。26

　　如果重新回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发展传播研究，尤其是与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有关的几位代表性人物的写作27，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验如何从“反西方现代化的代表”28转而成为美国传播与现代化发展学术的重要资源，这种第三世界资源与美国的“主导”范式有何不同，为何如德里克所说“在包容矛盾方面有极大的潜力”，以至于可以为资本主义摆脱危机提供可借鉴的话语和实践资源。

　　1964年8月至11月，夏威夷檀香山，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支持建立的东西方中心举行了第一次国际发展研讨会。学者们围绕创新与传播发展开展讨论，最终形成了施拉姆与勒纳主编的文集《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变迁》，约翰逊为其作序。29

　　文集中有一部分专门考察中国传播的具体案例，讨论了群众运动、农村医疗中的动员技术与创新扩散。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华人教授喻德基（Frederick T. C. Yu）30撰写了一篇极为详尽的群众运动研究文章。他收集了大量新中国群众运动相关资料，详细列举了1949年至1959年共81项被官方命名的群众运动，并对其进行分类总结。通过采访一名偷渡到香港的生产队队长，喻德基详细描绘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广东一个村庄里的传播动员方式：村里张贴大字报，设置黑板报、墙报，每个生产队里都有一名通讯员；村民可以到镇上看电影，流动放映队一个月也会来村里两次，村民观影后进行学习讨论；村庄中心的广场上有4个大喇叭，播放新闻、生产消息、干部讲话、农业知识、民歌、京剧、儿童节目、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村里还开设了供村民读书的文化站，村民组成读报组和学习组定期讨论；小孩子一起唱歌、演街头剧（street corner show）。31

　　喻德基的研究可能存在“管中窥豹”的局限性，但他同时提示了在效果评估以外，如何理解这种现代化道路诉求的独特性：

　　当我们寻求了解大陆群众运动的工作时，我们必须掌握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动机。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运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服民众采取具体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比这更深刻的东西。他们的目标是在数以百万计的冷漠和顺服的农民、工人和普通民众中创造激进和充满活力的革命者。

　　北京的规划者明确了一件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先决条件是创造社会主义新人。

　　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甚至独特的发展政策。它与其说是一种发展方法，不如说是革命道路。这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仍处在革命时期的苦难和热忱之中，这个国家的治理者仍从革命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和计划。32

　　如果说，喻德基的论述仍仅仅暗示着中国发展道路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可借鉴性，那么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随后的评述可以说是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美国学者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相似的方法能有效地应用于非极权主义（non-totalitarian）的社会？”在谨慎地批评了群众运动可能存在的种种弊端后，他终于承认，“事实上，中共在大众传播和群众动员方面的很多方法都可以广泛地适用于非共产主义国家”。33

　　相似的论调于施拉姆的学生朱谦（Godwin C. Chu）在东西方中心资助下出版的《毛时期中国经由传播发生的巨变》中也可以看到。此书开篇即清楚表明了作者的问题意识：

　　（1949年前的中国）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以外，还是一片贫穷的土地。这片土地如何转变为今日之中国？34

　　作为一名1949年前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华人研究者，朱谦的问题意识土壤混合了冷战思维及其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民的亲身经历。在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克服的种种问题进行详细剖析后，朱谦引用了毛泽东《组织起来》的讲话：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5

　　他评价道，这是中国变革道路的实质，传播在其中占有核心位置，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这样一套高效、管理良好的传播系统取得了发展成就。36这也是朱谦写作这本书想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中国如何利用生长于本土革命传统的传播系统促成国家的变革与发展，从而应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整体社会危机，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与人民大众的转变。

　　这种将积极利用本土传统的中国经验看作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建设性资源的态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东西方中心具有一定共识性。1976年，东西方中心在《传播专论》（Communication Monographs）上推出一期“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专号。刘兢认为，施拉姆、喻德基、朱谦在这期专号中的合作论文着力关注三大问题：“中国的发展传播经验是什么？有哪些问题？能被移植吗？”结论是，虽然施拉姆等人都听闻过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但“他们仍笃信中国经验是可以被移植的，‘让本地人参与筹划本地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工农，让各地均衡发展，让教育惠及地方需要而非迁就学院派传统’，任何有雄心的发展中国家都可因地制宜，将上述做法纳为己用”。371977年，施拉姆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创立传播研究硕士班，开始在“第三世界”实践发展传播的“现代化实验”，他曾计划与余也鲁把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建成亚洲第一个传播学院，把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想读传播学硕士、博士的人都吸引到香港来。值得一提的是，对香港传播学创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喻德基、朱立、李金铨等学者都曾在东西方中心研究学习。38需要指出，近年来，李金铨就这一时期的美国东西方中心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作出反思，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中国现实是否适用，以及来源于《人民日报》的举证是否有“以偏概全”的风险等。39总之，在方法论层面上，需要始终注意这一时期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玫瑰色”叙述。

　　同时，东西方中心还汇聚了传播研究外部关注中国发展的学者，他们尤其关注中国传播和发展实践如何展开的细节，开展了许多基于访谈与调查的实证研究。刘兢通过对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中国传播研究的全面梳理指出，1977年至1983年，朱谦等人在夏威夷又出版了4本专著或论文集，“充分吸收了西方中国研究社群的力量，与关心中国的西方政治学人和社会学人就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问题展开了更密切的对话”。除了上面提到的《毛时期中国经由传播发生的巨变》，还有朱谦和胡先啸在1979年、1983年主编出版的《移山：中国的文化变革》（Moving the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和 《中国的新社会纤维》（China’s New Social Fabric），囊括了白鲁恂（Lucian W. Pye）、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马思乐、怀默霆（Martin K. Whyte）、白威廉（William L. Parish）、刘兆佳（Liu Siu-kai）、许慧文（Vivien Shue）、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等重要学者的文字。40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更加多元和批判的视角，比如怀默霆的文章题目即点明“理想的形式与不完美现实”的矛盾，其基于对逃港村民的访谈所得出的结论和取向与朱谦“截然异趣”。41但是，无论取向如何，这些学者无疑都将中国发展经验作为严肃的学术考察对象进行讨论。42

　　除了东西方中心之外，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也是美国的中国传播研究重镇，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这里领衔“国际传播计划”，勒纳、白鲁恂、喻德基、刘平邻（Alan P. Liu）等关注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在此汇聚。两个研究机构的学者交流密切，李金铨称之为“美国传播研究东西辉映”。43

　　在中国发展经验逐渐从“反西方现代化”代表转变为值得认真考察的重要资源的过程中，这些经验也被吸纳进发展传播主导性范式的内部，罗杰斯（Everett Rogers）是其中的典型人物。44赵月枝指出，1976年，面对美国主导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在第三世界国家未能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现实与理论困境，创新扩散理论奠基人罗杰斯发表文章《传播与发展：主导范式的消逝》，呼吁美国知识界关注第三世界的本土经验，尤其是中国“自力更生”（self-reliance）的去中心化本土发展方式，为此，罗杰斯还在美国受到了麦卡锡主义式的“钓红”。451978年，罗杰斯加入美国政府资助的农村卫生系统代表团，来到中国农村进行了28天的调研，撰写了关于赤脚医生及计划生育措施创新扩散的两篇报告。46罗杰斯正是70年代戴着“玫瑰色”眼镜赴华的大批美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47

　　对罗杰斯个人而言，这次访华最直接的影响，是为他所创立的传播学经典理论“创新扩散”的庞大案例库搜集到了第一手的第三世界案例，以减少理论范式中被诘难的“文化偏见”48，同时也是在试图回应上文提到的美国发展传播学70年代初以来面临的主导范式困境。创新扩散理论脱胎于美国农业技术推广实践，发展出由技术专家主导的集中化扩散模型。在1983年修订出版的第三版《创新的扩散》中，罗杰斯以“大寨模式”为主要依据之一，提出了“去中心化创新扩散”（decentralized diffusion systems）模型，对其经典的集中型创新扩散模式进行补充：

　　几十年来，一种扩散模型主导着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思想。在这个经典的扩散模型中，创新来自于一些专家（通常是研发组织）。然后，他们将创新统一打包传播给接受或拒绝创新的潜在采用者。创新采用者的角色是被动接受者。

　　……在20世纪70 年代晚期，我逐渐意识到一些传播系统根本不像我在前几本书中描述的相对集中的传播系统那样运作。创新往往不是来自正式的研发系统，而是从系统的操作层面冒出来的，由某些用户完成。然后，新想法通过对等网络横向传播，随着用户改变创新实践以适应他们的特定条件，会发生高度的再发明。这种去中心化的扩散系统通常不是由一小部分技术专家运行的。相反，扩散系统中的决策由（在实践中）做出许多决策的采用者广泛共享。在许多情况下，采用者充当了他们自己的变革推动者。

　　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集中式扩散模式并不是唯一的选择（the only wheel in town，直译为“镇上唯一的轮盘”——引者注）。49

　　罗杰斯以赌徒的无奈暗示传播与发展的理论困境——主导范式虽然存在问题，就像轮盘赌使用的轮盘并不公平（not straight），但它是“镇上唯一的轮盘”，赌徒别无选择。50对罗杰斯来说，70年代后半期以前，美国就是发展传播学的整个“城镇”，而在80年代初提出“去中心化创新扩散”模型时，“城镇”的范围已经扩大到第三世界。他相当直白地表明，正是外部资源解决了美国内部的传播学理论困境。前文描述的灵活水平化组织方式，在中国农村催生出赤脚医生、大寨模式等群众技术实践，构成了罗杰斯修订理论的依据——来自铁幕对面第三世界的另类实践进入了第一世界精英的视野，实现了一种超越冷战构造的知识流动。

　　值得一提的是，李金铨指出，《创新的扩散》虽然增订五版，但“无补于大局”，只是“把文化特殊性扭曲为抽象的普遍性，强加西方的的世界观于全世界，成为普遍的实践标准”。51然而，对于不同地区文化特殊性的强调确实逐渐形成了西方知识界方法论上的“后现代转向”，罗杰斯只是该潮流的一员，恰如他仅仅是70年代戴着“玫瑰色”眼镜赴华的大批美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一潮流的历史潜力尚未被充分评估，正如李金铨的提示：“倘若‘后现代转向’有何积极意义，那就是‘去中心化’与‘多极中心’未尝不可能，哪一天边陲也可能成为中心”52。

　　综上可见，在70年代以前，中国经验仅仅被视为“反西方现代化的代表”，然而“1970年代以后，施拉姆、朱谦等美国学人开始着力挖掘中国发展传播经验的独特个性……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的中国，更成了可资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师法的‘社会经济发展典范’”，此时“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成了美国中国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53赵月枝提示了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即为“理解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对传播理论的贡献提供了一个从外面看的窗口”。5419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编著的四卷本《传播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出版，其中第二卷“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归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第三世界取向’（Marxis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Third World Approaches）范畴，认为第三世界对传播问题理论思考的主要贡献，来自二战以后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传播实践，并把毛泽东思想和格瓦拉思想当作最好的范例，认为这两位领袖都强调信息管理的重要性和传播是取得政权的决定性因素”。55该书也成为批判传播学术一度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重要标志，“它所确立的跨学科历史视野和全球视野的传播知识体系，为其后类似工具书所难企及”。56

　　从7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戴着“玫瑰色”眼镜赴华的“中国热”潮流，到发展传播研究将第三世界经验作为重要资源纳入理论叙述，这些新的历史事实的发掘，逐渐超出了冷战二元叙事所能容纳的范围。阵营之间的彼此借鉴和知识流通，远比主流的封闭历史叙述要丰富得多，同时这种流动会随着历史语境变化不断变换方向，如同“潮汐车道”。比如，张静的梳理指出，在中苏科技合作出现分歧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向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进行学习的号召及其历史语境，尚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事实上，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50年代中期特别是从1956年开始，中国“向外国学习”的对象逐渐有选择地从苏联转向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甚至美国也隐约成为被关注的目标——从1955 年起，中国与美国互寄科技类书刊、资料、论文，开启了两国在冷战时代学术资料的交流。57“文化大革命”前，尽管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只有8个，但同中国建立民间科技交流关系的西方国家达到15个。58

　　在20世纪，这种多向流动并不罕见。正如东北工业史学者平田康治（Koji Hirata）提示的，知识、技术、制度的跨国和跨“阵营”流动在20世纪是普遍的，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阵营之分，而是民族国家的发展主义诉求。59

　　这正是为什么中国试图冲破冷战限定的革命遗产，在今天依然作为不能被冷战构造所消化和吸收的“另类”而存在。20世纪的历史始终溢出所谓的冷战框架，呈现出复杂活跃的多向流动。中国出于解决整体社会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复兴的现实诉求，从本土经验和资源出发，在漫长革命中谋求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诉求，建基于其上的发展经验也是他们为世界走出危机提供的独特思想和实践资源，并不会随着冷战的结束而一笔勾销。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德里克的论述，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同时期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的发展主义具有互动性，“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第三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谋求独立，更谋求社会在不同层面上的自治。60这种既是计划又是民主的道路，就要求从本土的经验和资源出发，对国家的未来进行自主性的筹划。　

四、走向谁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主义

　　与此同时，德里克所说的“另一个文化革命”已经在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基础上悄然发生。跨国资本主义迫切地需要从民族国家自治的诉求和限制中逃逸，寻找新的增长方式。资本仍是主宰，但新的系统追求包容而非排斥，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正是在这些结构演变中产生。61如此就不难理解，正是在1968年青年运动以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精英开始使用“文化革命”来标定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场新的变革。6280年代以后，这场内生于资本主义的变革消化了反叛浪潮，吸收革命力量中包含的第三世界发展经验实现了自我更新，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夺得了关于未来的话语权。在中国，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到来，这套吸收了中国本土资源的发展话语却在一段时期构成了现实的时代错置。而施拉姆访华与美国主流发展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则成为这种时代错置在传播研究领域中的回响。

　　1970年，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角色》中写道：

       第三次美国革命的积极潜力在于它承诺将自由和平等联系起来。这种连结将是一个过程，无法一蹴而就。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反叛甚至紧张局势的加剧都是可以预期的。然而，尽管经常被激情的论战所掩盖，新兴的“理性人文主义”（rational humanism）正是美国已经在经历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比这个词汇发起之时更加持久和深入的文化革命。63

       “理性人文主义”既摆脱了反文化和激进左翼浪潮中非理性的个人主义，又摆脱了传统现代化观念中的科层制和异化，汲取了双方的优点，成为一种包容性的面向未来的美国价值。64在布热津斯基那里，这正是电子技术时代的精神象征。

　　显而易见，布热津斯基提出“理性人文主义”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席卷全球的第三世界革命和青年反叛浪潮。为了应对和吸纳这些颠覆性的力量，美国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通过借鉴第三世界的发展经验实现了自我更新。借助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等人在70年代的类似写作和实践，新大陆的技术宗教和田园主义进化到了信息社会神话。以赫曼·卡恩（Herman Kahn）为代表的美国政治保守主义者组成了“建制未来学派”，在70年代成功吸纳了“理性人文主义”的技术乌托邦，进而融合信息主义，以及美国保守政治、帝国未来传统、冷战社会科学，由此打造出一个“右翼的新政”（the right wing equivalent to the Roosevelt New Deal）派别。65

　　信息主义与右翼的联合，既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技术意识形态，也是战后资本真实的运动朝向。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指出，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和人口中心稳步从东北和中西部的旧工业城市中心向所谓阳光地带运动，更多的金融和政治资源进入了美国传统保守派人口的分布区域，追捧高科技领域的不再是自由派的中间分子，而恰恰是以往谴责阳光地带的极右翼保守派。为了设计出一种全新保守主义形象，保守派开始求助于未来主义者，迅速接受了信息时代的技术修辞。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1984年成为国会议员不久便出版了著作《机会的视窗：未来蓝图》66，宣称改变美国社会的最强大力量是信息革命，它甚至可以带来“太空中的民粹主义”（populism in space），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商业机会。金里奇的写作得到了里根、国会议员和托夫勒的支持，他帮助融合了民主党中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和共和党中的右翼议员，一起组成“保守机会主义协会”（Conservative Opportunity Society），他们鼓吹“光明未来”会伴随着技术进步而来，希望通过大幅降低税收给予高科技企业进入新增长时期的刺激。67

　　具体到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领域，同样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中，托夫勒就提出了一种应对和吸纳全球革命浪潮的新的民主模型——预测性民主（anticipatory democracy），旨在通过提前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从而使民主制度更具适应性、包容性和有效性。托夫勒认为，预测性民主可以通过公众参与、开放数据和政策规划，促进公民对未来的关注，提高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对可能的风险和机遇的认识。68时任《檀香山广告商报》（The Honolulu Advertiser）主编的乔治·查普林（George Chaplin）在阅读了托夫勒和丹尼尔·贝尔的著作后，深受启发，认为预测性民主理念有助于夏威夷州面对未来挑战，开始积极推动夏威夷州政府关注预测性民主。查普林在70年代初成功促成夏威夷州2000年委员会（Hawaii State Commission on the Year 2000）的成立，后来还被任命为东西方中心的理事会主席。69到70年代中期，与预测性民主有关的社会发展实验还在达拉斯、华盛顿等地展开，金里奇深度参与并成为托夫勒理念的追随者。70由此，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成了未来主义者的门徒。他们认为，青年革命的形式只是一种过去时态的要求，而镇压革命的做法同样属于过去时态，激进思潮可以被“右翼新政”所吸收，成为新自由主义历史转折的驱动力。

　　随着新自由主义右翼政治联盟在全球上台，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发展话语成为“显学。 1983年1月，托夫勒夫妇应中国未来学研究会”邀请访问中国，并带来了一部电视专题片《第三次浪潮》。1984年，这部片子在中国的基层社会进行了大规模放映，为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官方和民间知识界带来巨大的“技术震惊”（technological shock）。71此后，“第三次浪潮”的引入助推了80年代中期关于改革方向的社会大讨论，并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了管理层的政治辩论和顶层设计。格维兹（Julian Gewirtz）的研究发现，中国决策层解释并运用了托夫勒等未来学家的观点，以倡导其现代化方案——即“一种可付诸实践的未来主义政策构想”，引导了中国决策层的创新研发方向和知识界的话语转向，对80年代后期的经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72

　　与之形成微妙对照的是，托夫勒访华期间在上海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当时的乡镇企业经济正是“第三次浪潮”所呼唤的那种去中心化的乡村家庭生产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已经蕴含了跨向信息社会的基础。73托夫勒不经意的修辞反而道出了历史动力的真实流向，他所描画的许多西方社会的变化曾经都在中国的本土发展中实践过，却在80年代经美国的未来学话语包装后，成为中国要走向的新未来。

　　同一时期，在初生的中国传播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重要事件——1982年到1992年，两次“北京调查”发生了研究主题与方法论上的转向，西方发展传播学效果范式最终在中国落地并逐步“转译”，覆盖了本土传统。

　　1982年4月，施拉姆访华，对作为“传播学在中国”发端的重要研究“北京调查”进行指导。这时，“北京调查”更多沿袭“群众路线”，根据本土实际需求，利用本土资源，为新闻改革汇集群众声音。74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国调查者开始试图“转译”西方现代化概念，以对接本土发展经验。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座谈会上，“北京调查”组织者陈崇山询问施拉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否就是传播学中的“反馈”，得到施拉姆的肯定后，她坚定了进一步研究的信心。75

　　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西方发展传播学核心主题的“现代化”研究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甚至不再需要试图对接中国本土经验的“概念转译”。1982年后，以沿海地区为起点，传播研究领域开展过多次大型“现代化”调查。1992年，第二次“北京调查”汲取了这些调查的相关经验，并运用从港台地区资料学习来的“传播与发展”理论，转而以研究受众观念的现代化程度为目标，发现“相当一部分受众的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提出开展传播文化教育、提高个人传播消费支付能力等建议”。经由十年变迁，“‘北京调查’从最初的探索新闻改革的可能路径逐步演变，最后推动了传播学效果范式在中国的奠定”。76然而，正如刘海龙指出，中美“双方口中的‘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恰好相反，一个是‘和平演变’，一个是‘反和平演变’，但是却在‘现代化’这一概念上达成了共识”，为了在短时间内达成这一共识，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新闻学概念与来自美国的传播学概念被相互转译，强调其共通性的讨论压倒了其差异性的区别，而“‘转译’过程其实充满了误解与曲解”。77

　　赵月枝指出，顺着施拉姆这条线索看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那么“从一开始，‘传播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命题，就悖论性地一方面是在带有极强冷战政治色彩和西方中心主义偏颇的现代化理论框架中被提出来，另一方面又包含强烈‘去政治化’意味的文化主义内涵”。赵月枝在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时，怕自己英语不够好，于是随身携带了一本施拉姆与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译本。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施拉姆成为“中国的施拉姆”，而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经验的批判理论传统却在国内遭遇了遮蔽。但事实上，“施拉姆1982年访华之时，他所代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本身，已在1960—1970年代批判传播学者的批判下失去了其主导地位” 。78正如罗杰斯的理论修订历程所表明，到70年代末，美国主流发展传播学就已不是“镇上唯一的轮盘”，但中国的发展话语却要在此后数年经受西方理论的“启蒙”。

　　可见，东西方之间的知识流动犹如“潮汐车道”，其方向随着历史潮流而变换。我们今天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恰恰是对四十年前话语错置的重新校正。在这个语境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2020年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所强调的背景，“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79便可以在更长的社会主义本土历史脉络和理论与实践资源中得到理解。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面对贸易战或短期国际关系摩擦的应急反应，而是对近百年来“自力更生”“边干边学”等本土经验的历史提炼与新时代表述。

　　综合前文所述，后发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不仅在于度过工业化启动阶段的资本短缺，更在于其国民经济学原旨。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早已清楚地指出，市场自由主义把研究局限在个人和世界的对接，忽视了最重要的中介是国家和民族的调解，正是这种调解，对生活在特殊地域上的个人行动赋予了意义，国家是人力资本的场所，有了国家，个体才能谈及自己的安全、文化、语言、工作来源、财产保障。国家只有配备和财富相匹配的“生产力”机器时，才会独立和拥有国家实力。这与亚当·斯密只强调“财富的数量”和“可交换价值”显然是不同的。为了跨越连续的发展阶段，国家在面对外国竞争时必须采取一种渐进的调节机制。由此，有必要建立一种“保护体系”，一种“教育性的保护主义”，一种真正的“工业教育”的思想。80

　　由此可见，国家发展路径的内涵显然比构筑贸易壁垒要深刻得多，是一套自主的发展道路和未来筹划。在这种国民经济思想当中，信息与传播通讯能力和技术具有绝对的优先属性，李斯特本人就是德国铁路网络思想的开拓者。81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1971年访问中国后写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要引用李斯特。斯迈思给中国领导人的友善建议，是对外来的知识和技术进行文化甄别。82今天，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果通过科学提炼体系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套发展经验被明确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83“独立性”再次被强调为民族国家长期发展道路的优先项和必需项，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终于可以摆脱从西方视角出发的“另类”（alternative）属性。由此出发，我们今天更需要回溯历史，重新反思和理解中国在20世纪所走过的革命与现代化道路，进而回忆起我们要走向的未来，究竟是谁的未来、怎样的未来？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溯源中国信息社会研究（1955—1984）”（项目编号：20JHQ0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研究的部分内容曾于2018年11月报告于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感谢与会老师的评议讨论，以及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