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的梁启超*

一、引言

　　一般认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等德国学派的国家学影响，开始出现“国家主义”倾向，并在1903年游美之行结束后出现从“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的关键思想转型。①作为近代中国思想史重要事件之一，梁启超的1903年转型受到研究者极大关注。研究者细致分析了梁氏国家思想转变的渊源及其背后的“东学”背景。②研究者注意到赴美之前，伯伦知理国家理论便对梁启超产生影响，③并且，也认识到梁启超这种思想的转变，是在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对诸如卢梭、伯伦知理等不同政治理论选择的结果。④一些学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解释梁氏思想的转变，将之视为他在快速变迁的时势下不断探索救亡建国方案的结果。⑤另一些研究，则提出应当跳出梁启超从“自由主义”倒向“国家主义”的教条模式，更具体地从其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考入手，将他的转变，视为理学思维与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及时局变迁相互冲撞而表露的现象。⑥

　　本文认为，将梁启超思想的“转型”放在一个更长、更广阔的19世纪全球性政治思想巨变背景下，并且跳出“个人”与“国家”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政治关系，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转型的意义，并对其思想的独特性与局限性提出更为语境化的理解。可以说，梁启超和与他同时代亚非大陆上的许多知识分子们都共享着一个“旧邦新造”的问题意识。在梁启超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种19世纪末流行于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民族帝国主义影响。这类基于同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一方面接纳了欧洲思想政治空间中的文明等级论，将世界秩序想象为一种霸权驱动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又不甘于自身处于等级秩序的低端，希望以欧美工业化国家为目标，进行全面现代化改造。

　　对于19世纪末亚非知识分子而言，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类现实问题极具普遍性。它们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非世界反思传统、探索制度、认识社会等许多关键思考的锚点。这一锚点出现的基本背景，是欧美世界体系全球急速扩张，欧洲新旧工业化国家展开全球性竞争的历史进程。相应的，欧美之外的政治空间则必须在原有的政治疆域、制度传统、民族关系、文化价值基础上，对自身应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也正是在这个基本条件下，“现代化”从一个由欧洲向外扩散的启蒙过程开始，迅速变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全球性政治与思想实践。实际上，在19世纪的这场巨大历史变革中，无论是英国这样的旧工业化大国，还是欧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欧美之外的半工业化、未工业化的国家，都面临着同一场面向20世纪现代化未来的重大转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不假思索地挪用诸如“民族”“民族国家”“帝国”等概念，显然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因此，本文更倾向于采用不同规模的“共同体”来理解这些多样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共同体的构成，则是实践性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联系”的结果；⑦国家，则是共同体最为实在的组织性根基。

　　引入了“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后，我们便能尝试处理19世纪的全球秩序巨变中出现的诸多矛盾。首先，对于英国、俄国、奥斯曼土耳其、中国等这类空间疆域广大，人群组成复杂的“共同体”来说，“共同体”是广域的、大规模的。正因为共同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实践性的社会联系，其建构必须依赖物质性的联系，而非简单的想象虚构。同时，由于工业化这一物质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空间中的分布极度不均，在上述这些广域共同体中间，除了英国之外，其他共同体均面临着如何有效地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个现实问题下，构建强政府、强国家不约而同地成为这些共同体的选择。其次，种族／民族认同，在19世纪英国全球扩张，欧洲国家建构过程中，被作为基础政治范畴，一方面用来进行战争调动，另一方面也用来论述自身扩张的合法性。⑧另外，在欧洲向外扩张式竞争的进程中，以“民族”为单位，对占领的广域领土进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对其他广域共同体进行“各个击破”（divide and conquer）的欧洲帝国主义霸权政治实践，也在客观上导致诸多排他的、封闭的、分离性的，以本质主义民族认同为根基塑造的小型共同体的形成，并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全球政治格局。再次，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民族／种族作为一种共同体建构话语，也被各个广域共同体结构内的不同群体所接纳，并被容纳进各自不同的政治实践中，或成为抵抗霸权谋求平等的动力根基，或成为新的霸权扩张的起点。总之，建设怎样的共同体，怎样建设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止于何处，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便是我们可以用来理解19世纪以来全球变局的起点。

　　回到本文对梁启超的讨论，对“共同体”问题的追问就可以变成：为什么在中国19世纪以来的政治实践中，排他的共同体，以及霸权扩张的共同体建构，都最终未能在中国这一空间中得以生根发芽？具体来说，梁启超那种对于国家主义暧昧的偏好，那种对于让中国拥抱民族帝国主义的构想，为什么并未能够成为现实？实际上，在19世纪末全球性的巨大变革中，梁启超对构建共同体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其一是对国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思考。这集中表现为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兴趣。前述诸多围绕着梁启超思想转型的讨论基本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国家主义问题。其二，一些学者注意到，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兴趣也结合了他对世界秩序的思考。他更乐意将视野落在建设近世国家之上，并将“行我民族主义”视为对抗西方列强瓜分的唯一途径，这也就与着眼未来人类大同，主张废除国家的康有为产生了分歧。⑨相比之前以国家为中心的讨论，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将关注点转移到在更广大的亚非世界舞台上，由反抗帝国主义而构成的现代性政治与文化空间。从这个视角出发，她对梁启超的兴趣便集中在对具有政治能动性的人的建构上。⑩相比中国研究者们，瑞贝卡更乐意在“亚洲”这个“去中心”“非国家沙文主义”的范畴下来阐释革命。瑞贝卡构建的“亚洲”不仅为中国及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国家的革命者提供政治避难、知识交流的空间，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一个无须依托国家，具有“政治潜力”的独立文化空间，“提醒”着梁启超等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们，应当超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空间中思考中国的现代性意义。11

　　在瑞贝卡的分析中，19世纪末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对亚洲的发现，是要将民族从“国家定义的空间里”剥离出去。12对瑞贝卡而言，民族主义的解放话语与国家主义并不是同构的。她敏锐地通过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巴里巴（Etienne Balibar）有关民族主义理论的讨论发现，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宰制是一种“更霸道、更独裁”的形式。透过国家主义叙述的民族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更像是一种“国家引导下的叙述专治”。13在这里，瑞贝卡部分赞同了杜赞奇对民族国家目的论话语霸占的历史叙述的批判。她认为民族-国家的叙述并非唯一的普遍叙事。14然而，与杜赞奇提出的通过恢复地方史的方式来“拯救历史”的路径不同，瑞贝卡将眼光转向了世界，试图将民族主义的兴起描述为一种超越国家的，跨区域知识与政治经验的“堆积”。15

　　瑞贝卡的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论述的世界面向。在她看来，国家为现代性的历史蒙上了一层尴尬的乌云。因此，在对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她希望越过国家，塑造一个个人与世界的共时性想象。她强调，“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必须被视为嵌入全球普遍历史问题的一个部分”，16否则，便可能犯中国例外论的毛病，消解国家／民族主义背后反帝的政治动力，并将其替换成一个纯粹、排他，且具有扩张主义可能的民族中心主义霸权意识，或者也可能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将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生成历史，理解为一个对既定西方民族主义的简单复制。瑞贝卡的担忧当然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民族主义内涵的种族主义、文明论色彩，将全球许多地方的民族建国运动都最终推向扩张霸权的道路。20世纪初期，梁启超等在日本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便目睹了兴亚论向扩张主义的转变。而在20世纪中期，以民族主义、去殖民化、反帝为政治动力开启独立建国运动的诸多亚非国家，也都在独立之后不久，出现不同程度的种族暴力、排外主义，以及区域性的军事政治扩张。扩张主义、霸权主义仿佛是现代性的诅咒，困扰着几乎所有的国家。

　　就本文将涉及的内容而言，瑞贝卡提供的世界视角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加动态、丰富的情境下，解读梁启超对国家主义以及相关的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概念的认识。但是，其论述背后的无政府主义目的论色彩多少阻碍了其研究试图展现的民族主义“全球普遍历史”的野心。实际上，如果我们引入共同体政治思考的框架，就能看到作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现代政治思想行动，国家／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向扩张主义、霸权竞争与排他的秩序观念。国家也可以成为通往更大的共同体秩序的必要途径。在这个问题上，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提供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准则。他强调，社会主义为衡量民族主义立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准则。与英语世界的许多讨论不同，阿吉兹明确将“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单列出来，强调这种民族主义及其国家建设才是反抗帝国主义最有可能的载体。17这个极具列宁主义色彩的论述带出了国家／民族主义讨论背后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瑞贝卡着力体现的全球“共时性”，其基本事实是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帝国主义的基本表现恰是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不平衡格局下，进行全球扩张，并加固这种不平等格局的政治行动。幻想通过自觉，但无组织个人的思想联合，打破帝国主义的限制，无疑是那些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核的“英美学院派文学理论家”们，发出的一种“时髦的……信口开河”。18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在20世纪末期取得“全球性胜利”的文化结果。19

　　阿吉兹指出，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末期，“第三世界”面临的压力基本未变。发达资本主义不但拥有绝对的生产力霸权，也拥有“绝对权力”。寄生于强国家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在延续着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急速扩张时代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压迫，另一方面，也在“发达国家内部”通过后结构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消解马克思主义以及“一切相信劳工阶级历史使命的观念”的合法性。20同时，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第三世界内部那些由民族解放战争建立的国家中，革命的潜能逐渐被消解，那些被“民族资产阶级牢牢控制的国家”开始被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结构加速同化。21这也进一步取消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进步性政治潜力。实际上，那种令瑞贝卡感到忧心忡忡的民族／国家主义，正是这种剔除了社会主义的，由民族资产阶级垄断的政治意识。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国家本质上与帝国主义的霸权是同构的。

　　因此，阿吉兹强调，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并不必然是帝国主义的对立面，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历史的彻底否定。因为，在20世纪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反帝国家建设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在亚非拉三个大陆上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家的追求。在阿吉兹看来，这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蕴含的革命潜能。22毫无疑问，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需要同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乃至本民族内更为传统的社会力量进行多线斗争，这也是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经验。

　　那么，为什么在全球性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社会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并将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认识，导向了一个既能包含建设强国家、社会整合任务，也能包含谋求主权平等、世界团结理想的新方向？本文认为，梁启超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梁启超对国家问题的思考，及其对伯伦知理国家主义的认识，都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地理空间巨大震荡的时代背景之下。这种政治地理空间震荡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我们可以将这种震荡视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进程中的思想现象。认识这种震荡的着眼点，则是霸权者统治的愿望和被压迫者反抗的愿望这两个基本动能。这组动能之间产生的张力与冲突，为我们理解梁启超思考中国的命运提供了基本前提。统治与反抗这组关系的产生及其运动，与各自依托的政治主体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密不可分；同时，统治与反抗的行动本身，又会反过来对其依托的政治主体产生形塑作用。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政治主体可以扩大，也可能崩解；既会产生退化，也可能走向升华。因此，有必要将地缘政治的维度纳入理解梁启超国家思想，以及对 “1903年转型”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在1899年—1903年期间对国家的思考，结合了他与《清议报》对更大政治空间中，不同共同体在面临民族帝国主义全球扩张时表现出的张力的关心。在这一时期，来自非洲的布尔战争与来自亚洲的美菲战争均进入梁启超的视野。这种包含了不同政治共同体相互之间张力的“二十世纪”秩序观，同康有为等晚清知识分子表现出的中国中心主义、种族等级观念具有一定差异，并与之后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独立、亚非团结认识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

二、权力势能差异与广域空间中的合作

　　亚非世界对广域空间共同体建设的认识，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谋求民族独立与全球新秩序的理想密不可分。1970年6月19日，在会见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时，毛泽东首次在全球政治空间的概念上，明确将中国认定为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与亚非拉广域空间的关联，既为中国现代的国家自我认知提供了坐标系，也为中国想象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提到，“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毛泽东将亚非拉“三角”与“报纸上经常吹”的那种，以大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平衡秩序观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在以他们为中心的秩序体系下推动的，有限的，大国权力平衡意义上的“平等”“自由”；而后者在亚非拉联合基础上形成的大空间秩序，则是在前者构成霸权的全球秩序中，被压迫者谋求平等、自由，并达成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23

　　这种以大陆，而非仅以大国为单位，构想全球地缘平衡，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主权平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视角极具想象力，且与在西方历史传统中形成的霸权中心主义秩序观截然不同。它并不否认大国在既有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强调广域空间合作对制约大国霸权，保障小国主权平等，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的关键意义。以亚非、亚非拉团结为重心，结合传统的国家间双边外交，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实践的重心。时至今日，这种建立在亚非拉大陆广域空间合作基础上的地缘平衡思想仍旧占据重要位置。在202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中，这种广域空间合作观念便充分体现在强调大国多边协调，建设跨合作机制、冲突调解机制，积极支持国际组织与非洲联盟等次区域组织等诸多方面，强调了跨域合作机制建设、大国协调、国际组织与冲突调解机制、非洲联盟等次区域组织，表现为维护各国“主权平等”，促进国际社会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集体安全、永久和平”，推动“各国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时的重要作用。24在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不久，伊朗、沙特阿拉伯在北京举行对话，并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展开各领域合作。从谈判现场传出的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到三方会谈的桌子被整齐地摆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三方代表各执一边。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从视觉上便与传统大国主导下的双边会谈区别开来，颇能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在广域空间合作角度上对新型“三角”多边关系的构想。

　　对广域空间的讨论很容易将我们带回19世纪欧洲国家融合、民族对抗以及殖民地冲突的历史中。对欧洲而言，19世纪的“全球”意义在于，在欧洲政治历史中诞生的国家秩序，以及对于国家利益的竞争，开始加速超越欧洲的地理边界。也正是在这一时刻，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开始将地理空间与人类政治活动连接起来思考。随着1897年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的出版，国家的地理扩张被置于一个全球性的生命普遍规律之中。国家作为一种由人构成的“有机体”，需要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才能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此之前，诸如英国的帝国辩护人们，仅仅依托宗教性的道德叙述来解释帝国扩张、统治、延续的理由，或将扩张的必然性归结到诸如特定人种、文明、民族、国家优越性等一些充满特殊性的元素上。25相比之下，德国以及之后的欧洲扩张主义理论家们，则将国家的霸权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竞争，合理化为一种普遍的生存准则。26

　　 “政治地理学”为我们理解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在政治地理学框架下，国家“有机体”与其“生存空间”之间不再是简单的静态关系，而是两者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相互塑造。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将19世纪欧洲工业化强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看作国家在各类空间中的权力投射，同时也可以将这个进程理解为西方列强在由扩张营造出的全球空间中，自身国家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不断被形塑的过程。在拉采尔的论述中，这种空间对“有机体”的塑造作用，被表述为生存条件的变化对生命本身有机发展产生的刺激性、引导性与结构性的作用。27引入了权力的空间就不再是简单的自然地理空间，而变成包含了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分配不均等的政治空间。为了体现这种不平等状态，我们不妨想象在政治地理空间中，存在着权力的势能差异。权力势能差异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在竞争过程中，不同国家、社群、团体，甚至个人的策略选择。在国际关系中，对于身处低势能地位的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广域的合作与团结，恰是阻拦强势能倾泻，完成自保的唯一可能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在讨论“有机体”在“生存空间”中的竞争策略时，单一的国家可能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竞争单位。我们也有必要将“有机体”的合作、共生、互助现象，作为“有机体”能动的生存策略纳入讨论。

　　在引入权力势能和“有机体”能动反映的维度之后，我们还可理解为什么空间对人类演化的形塑作用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地理决定论。因为，这种机械逻辑无法真正解释拉采尔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即欧洲面向全球空间的“权力投射”。拉采尔将国家视为人类演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在人类自然的交通、竞争过程中，由群体、聚落、村邦逐渐演化而来。在这一过程中，分散聚落、小民族的聚合构成国家。国家不但能在其内部平衡民族差异，达成政治的统一，而且能透过其扩张，最终导向人类人种的统一。28这种扩张既通过缓慢的贸易交通，也通过高效的战争完成。拉采尔构想的人类统一便是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人口的混合、消亡与凝聚的有机过程。同时，人的意志在这一过程中并不缺位。他强调，在扩张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融合过程中，成熟民族在内部凝聚力尚未足够强大的情形下，吸纳异族进入国家“有机体”内部存在着相当的危险。因此，作为德意志人的拉采尔强调，必须不断增强德意志的国家机构，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能力，才能保障在这个扩张进程中，作为有色人种的“异族”与作为尚未具有“纯粹德意志特征”的斯拉夫人、丹麦人、法兰西人能够更稳定地融入德意志民族。29

　　在拉采尔等20世纪欧美地缘政治学者的论述中，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这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经济空间的扩张被视为民族“生存空间”的重要保障，而随着经济空间的扩张，民族国家也在这个进程中完成整合。“国旗跟随贸易”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相互塑造的关系。30同样，除了拉采尔之外，诸如英国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瑞典的契伦（Rudolf Kjellén），美国的特纳（Frederick J. Turner）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一事实。这种来自世界体系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论述，将欧洲白人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统治转写成在自然空间中平等的权力竞争，将对他民族的“主导权”视为对本民族政治与自然素质的考量准则，将扩张本身，视为对世界各民族社会和政治创造物的积极干预。31

　　毫无疑问，流行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列强中的进化论、国家有机体论，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认识对20世纪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边缘与半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们，都有巨大影响。这类思想，被当成一种物质现代化的伴生物，渗透进帝国主义全球物质扩张所触及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也将现代性的诅咒与困境带到全世界。32然而，在这种现代性批判中，历史被按照西欧的模样假想成一张均质的白纸。当我们试图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过去时，就会面临诸多尴尬的困惑。例如，是否在全球各个角落，国家／民族主义都带来种族主义，或是扩张主义，都会最终演变为大屠杀与霸权秩序？竞争是否必然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零和关系？对这些问题肯定的回答，更像是一种“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在意识形态空间中的对应物；33或像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强调的，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构建的现代意识形态”。34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模式，不仅仅站在等级论的视角上，对非洲人、亚洲人、美洲人的当下与过去进行解释，更包含了对未来的目的论式宰制。因此，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与半边缘地带来说，现代化与现代性恰恰是将人从这种霸权的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宰制中解放出来。

　　实际上，自19世纪帝国主义全球扩张以来，世界体系边缘与半边缘地带面临的基本地缘现实是，自身所处的空间被竞争中的工业国家急速占据。而在技术发展、经济体量、国家能力等全面落后的状态下，边缘与半边缘地带最具现实意义的行动，恰是通过合作互助来实现对扩张者的阻拦，并最终实现自保与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泛亚洲、泛伊斯兰、泛非洲等各类建立在地缘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广域空间联合想象，几乎与帝国主义全球竞争同时出现在亚非各地。

三、翻转的空间视角

　　帝国主义扩张的阻拦者并不一定是解放的现代性力量。就像19世纪其他亚非国家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的时刻，也在寻求自保的道路上不断彷徨。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诸如排满论述、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论述层出不穷。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极大困难。辨析20世纪初诸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帝国”等一系列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政治变迁历史，除了需要抽丝剥茧地在文本中寻找它们各自的思想沿革轨迹之外，也要将它们视为活的，始终处于变动中的共同体秩序。恰是在这个变动过程中，这些观念在全球各有差异却相互联系的政治、地缘与文化空间中获得多样的现代性意义。

　　需要注意到，在讨论这些概念的内涵时，论述者所处的空间，及其在全球秩序格局中所处的权力势能地位。对这种势能差异的认识，以及能否在更广域的空间中理解这种势能差异，直接影响了论述者对自保策略的认识。应当看到，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欧洲帝国全球竞争的大变局时，那种站在白人／西方中心审视全球空间的视角被翻转了过来。在这场全球性的大变局里，梁启超在关注“国竞”问题的同时，更引入了对“灭国”问题的讨论。带着这个视角，梁启超对列强在亚非大陆竞争的观察便开始为进一步追问空间内“平等”问题留下接口。对于梁启超而言，救亡中国无疑是所有讨论的根本问题意识。在19世纪末的大变局下，梁启超对救亡中国的讨论从内外两个空间面向展开。内向的，他处理的是国家论的问题。建设国民国家，特别是采用什么国体、政体来达成这一目的，无疑是他在这一面向上进行思考的核心。1899年4月，在《清议报》第12、13期发表的《各国宪法异同论》无疑是梁启超在用资料整理的形式，探索一个宪法问题。可以看到，在大隈重信、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等日本进步党人的影响下，梁启超在政体构想上更倾向于英国式的立宪主义。35外向的，梁启超则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欧美“民族帝国主义”以民族竞争在全球展开的扩张格外关注。这一点也构成梁启超宪法讨论的政治前提。在现代世界秩序中思考国家自身变革与道路问题，向上接续了康有为的路径，向下更是连接着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便坚持的意识。36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在处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种族”这些概念时，所指内涵并不十分明晰。进而造成的关键疑问就是，梁启超构想的国家究竟是否是扩张性的？民族帝国主义是否是梁启超“国家主义”理想的终点？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梁启超似乎将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视为国家思想发展的新旧三个阶段。其中，欧美正处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亚洲则还处于“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37作为旧的国家思想，“十八世纪前之帝国主义”以“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相比之下，19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以“全国民为主体”，是一种经过“民族主义”改造的“民族帝国”。38梁启超在论述中还采用了国家“自胚胎以至成童”，随后“成人”的说法。这在一些论者看来，体现了梁启超在线性进化的立场上，理解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且也主张中国未来要实行民族帝国主义。39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更是表示，“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40

　　这种要与欧美国家进行全球竞争的认识，在梁启超初到日本时表现得更为明确。在1899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梁启超感慨道，“中国人种”具有“开通全世界”的“实力”。相比“白人骄而不劳苦”，“黑人稷人惰而无智慧”，作为黄种人的中国人则具有诸多优秀品质，因此，“今为白种人殖民地之区域，南美与非洲，他日必为黄种人殖民地之区域”。41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梁启超这里对“殖民”的热情，并非是对国家政策方案的构想，而更像是在经济开发的层面上来理解“殖民”的意义，并构想“中国人”在未来对“南美亚非利加之地”，“增其繁荣，发其光彩”时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42梁启超所关心的“殖民”，基本上针对的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被迫出海的“汉人之农工者”。他们由于清朝国家羸弱，而沦为“白种之牛马”。由于他们“价值甚廉”，因而在“南美非洲太平洋未开辟之地”，被用作基础劳力。43

　　梁启超提到，遍布全球的中国劳工虽与“汉土”分割，但是有能力“自存”，44不失为中国未来复兴的希望。相比之下，欧洲对北美和澳洲的殖民开发，都有国家支持，是“国则殖民也”，欧洲国家政府对旅居他国的国民“如保姆之护婴儿”，而中国在“人种竞争最烈之世”，能够“游海外扩土地长子孙”，进行“自殖”。这无疑相比“欧西各国”国民而言，更具天然的“自由平等”意识与冒险精神。他还强调，欧洲对“北美澳洲”的殖民开发，“多假手于我中国人”，而且在南洋诸岛，更是“中国开之，欧人坐而食之”。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分利之人”多，而“生产之人”少。由于劳动力短缺，难于开辟“未辟之地”，因此欧洲开始“垂涎于他人已辟者”，“眈眈逐逐谋我中国”，试图通过“巧智攘夺”来谋取利益。45

　　初出国门的梁启超，很快被“旅居海外之工商”中国人，特别是他们的“自治力”所感染。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对商会这种共同体形式寄予厚望。这是由于，梁启超对中国人种的讨论，与资本主义帝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新进展密切相连。帮助欧洲人开发殖民地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作为19世纪英国废奴以后，资本主义全球生产链条中的替代性劳动力，进入各个“白人殖民地”。由于缺少来自中国政府的领事保护机制，这些劳工的基本权益保障只能依赖各地原有华裔工商业小生产者组织起来的商会、同乡会。梁启超也正是看到这类组织在海外发挥的保护国民的作用，才发出上述的感慨，并进而哀叹“我国政府，于保民之事，既失其职”。而那些飘零海外本身已经缺少必要权利保护的国民，一旦自己祖国遭受瓜分，“则进之既无所立，退之复无所归”。他联想到犹太人在欧洲、俄国被驱逐而“流荡奔波，几不能自存于天壤”的情形，格外真切地认识到建立强国家的重要性。46而在清政府“于民政失职既久矣”的情况下，梁启超构想的组织形式，是通过联合各地商会，来完成本应当由国家实行的保民职能。这种通过自治的自强运动，非但能“合众人之力”实现“治化之进”，更由于“民能自谋自保，则国家赖以强”，而具有实现救亡强国的可能。47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推动下，海外华人，特别是劳工与小工商业者以同乡会为基础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在领事保护缺位的条件下，确实在保护海外华人利益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自组织能力，也吸引了其他一些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知识分子。1905年，当时在南非开普殖民地的甘地就注意到，约翰内斯堡有许多中国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48他们“与印度人相比，经济状况并未好到哪里去”，但是，他们“成立了同乡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些同乡会组织都会经营一个“结实的、砖头砌成的会馆”，会馆“维护的非常干净，大堂开阔”。甘地注意到，同乡会“通过出租会馆房间赚取租金，维持日常开销”。他格外提到广东同乡会会馆，不但是一个举办公共集会的场所，也发挥了教育功能，内部设立了图书馆。对这样有组织的集体，甘地甚至流露出羡慕之情，他提到“会馆里的中国人干净又卫生……从里到外就像是一个欧洲俱乐部”，而相比之下，“纵观整个南非城市里，没有任何一群印度人能够像中国人这样组织起来”。甘地最后强调，“要向中国人学习……建立这样的会馆是形成文明习惯的最好途径”。49

　　可以看到，梁启超这些对人种竞争的讨论，主要基于中国人，特别是海外华人通过同乡会组织进行自治自救的经验。他认为，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中国人有自行组织起来的能力。然而，当开始游历美国，并对北美同乡会馆有了进一步了解之后，梁启超注意到，同乡会作为一种共同体，有极强的排他性，甚至虽同为广东人，由于各乡方言不同，往往会形成同乡会组织林立、分裂的状况，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各地方同乡会“殆如敌国”，引发的“杀人流血”事件，“不可胜计”。50此时的梁启超对其在1899年《中国人种之将来》中看到的中国人吃苦耐劳，勇于冒险等优良品质做出更具体的修正。他开始认为，中国人虽然具有上述的优良品质，但由于缺乏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51这种只有宗族、村落认同，无国家认同的状态，阻碍了中国人实现真正的自由，更阻碍了中国成为一个“巩固之帝国”。52这种“巩固之帝国”，更多意味着空间中处于弱势的个体、社群，为了谋求自保，而联合形成的广域政治空间。这种政治空间，可以超越传统中国地理上的“小天下”，作为一种政治认同随着国人在全球流动，并在与其他“平等之国”相遇时，能作为一种实在的力量，为“远游于他国”的中国人提供“保护”。53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在讨论“殖民”时，更多表达的是对全球范围内移民问题的认识。在写作中，他多用“人种”“殖民”这些字眼展开论述。他用“自殖”将中国人向海外的移民同欧洲国家推动的殖民政策区别开来。54他提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更像是现代意义上的领事保护，而非欧洲“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国家性的对外扩张活动。吸引梁启超从移民保护问题上来思考“殖民”问题的关键，则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出现，作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替代性劳动力的华人契约劳工。梁启超注意到“金山檀香山之待华工，苛设厉禁，严为限制……古巴及南洋荷兰属地诸岛贩卖猪仔之风，至今未绝……所受凌虐，甚于黑奴”。梁启超感叹，倘若“国苟能强，则已失之权力固可复得，公共之利益固可复沾”。55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可以将梁启超所认识的“国竞”理解为保护性与扩张性的两重内涵。前者，是他希望通过塑造“新民”，建设强国家而达到的状态；而后者，则是他所看到的欧美“民族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现实。

四、作为阻拦者的民族主义

　　我们再来追问，当梁启超使用“帝国”来理解中国时，是否投射了其扩张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梁启超在谈论“国家主义”时，所指并非是19世纪作为民族帝国主义哲学基础的国家主义。56但是，梁启超又时常会采用诸如“天下第一帝国”这样的表述来构想中国的未来。梁启超自己表示，美国政治学者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900年出版的《民主与帝国》（Democracy and Empire）是他认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全球竞争的参考之一。而该书在梁启超的表述中，就被写为“洁丁士氏所著《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57

　　梁启超对“帝国”以及“帝国主义”概念的混用反映的实际上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全球竞争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浮田和民189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系列文章最早让中国人用汉字认识这个概念。58梁启超也在其《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将浮田和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列为参考对象。而陈力卫注意到，当时日本国内对“帝国”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非常含混，只是从1898年起，“imperialism”一词才逐渐与“帝国主义”这个表述挂钩。59实际上，即便是在19世纪末的欧美，“imperialism”概念的内涵也没有真正成型，而仅仅被作为一种与殖民主义可以相互替换的国家政策形式，出现在公共媒体上。60

　　这种概念的含混实际上与19世纪全球政治巨变的现实密不可分。与其将“帝国主义”假想为一个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概念，去讨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政治空间中，围绕共同体组织与互相竞争而不断震荡的概念云。其内涵的表达，除了受到统治与反抗这组动能关系的影响外，也与使用者所处权力势能地位密不可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梁启超对“帝国”以及“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就有必要将其政治地理空间视野纳入分析范畴。

　　在晚清对帝国主义的讨论中，不乏士绅、知识分子艳羡帝国主义，希望通过效法“泰西”“日本”的“爱国忠君”的帝国主义模式，重振国势，避免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之目的物”。61梁启超将这种奉行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称为“民族帝国主义”，其政体特质是“以全国民为主体”。他强调，这种19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与18世纪之前的帝国主义，“外形虽混似，其实质则大殊”，其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以“全国民为主体”，而后者“以一君主为主体”，是“独夫帝国”。6219世纪以来的“新帝国主义”，是国家“成人以后谋生建业”的选择。决定国家“自胚胎以至成童”的关键在于“民族主义”，而“未经过民族主义”阶段改造的国家，则“不得谓之为国”。63

　　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其基本原则是“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并且，一个理想的由现代国家组成的世界，对内则必须有“人之独立”，在世界上，则需要“国之独立”。然而，他也意识到，这仅仅是理想状态，因为各国能力不平等，在现实交往中，“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至于民族优劣、智能发达与否，则无非就是“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的借口而已。64可以看到，此时的梁启超，已经基本离开了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并开始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国家对弱小民族的意义。他强调，在当下“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的时代，“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是阻挡帝国主义扩张来犯的唯一途径。经过民族主义洗礼的强国家，在梁启超这里实际上便具有了帝国主义全球扩张阻拦者的意味。65

　　在强国家的基本框架下，梁启超将卢梭代表的民约论“平权派”，以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代表的进化论“强权派”视为两种国家政体组织逻辑。他认为，前者虽然能够“增个人强立之气”，但是也可能沦为“无政府党”，破坏“国家之秩序”；而后者，虽然能够“确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但是也会让国家“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同时，这种强权政治，强调政府“有无限之权”，因此可能会重人民义务而轻其权利，并裹挟人民进行国家扩张，是“新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66由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虽然一如既往地坚定认为建设现代强国家极为重要，但是，在具体如何构建强国家，特别是在政治体制道路选择上，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他明确意识到，顽固不化，“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自然根本无法自保；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未来吸取欧美新学的政治学者，“不审地位”，贸然全盘以欧美“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那么中国很可能永远无法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67

　　可以看到，虽然站在强国的现实主义追求下，梁启超更同情斯宾塞式的竞争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接纳了“强权派”以“政府万能”为特点的国家主义，更不能认为他希望中国也走上扩张的“侵略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在梁启超的认识中，始终还是一个应当被阻拦的对象。此外，梁启超对卢梭学说的不满，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担心这种建立在个人同意基础上的学说会带来无政府主义的危险。这一担忧，在之后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表述得更为详细。梁启超认为，“人之思想与其恶欲万有不同”，希望全国人人都能自主“同一约”几乎没有可能。依托这种个人自由主义，仅能“立一会社”，而且“不过一时之结集，变更无常，不能持久”，因此根本不可能依此建立起“永世嗣续之国家”，塑造“同心合德之国民”。68梁启超在文中强烈认同伯伦知理从历史主义与进化论角度，对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机联系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分析。他还认为，需要在国家本位的指导下，处理私人幸福与国家幸福之间的关系。69他强调，在“物竞最巨之世界”里，中国“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70而这个有机之统一，则“必赖有一二人威德”。71这在之后也很快演变成梁启超对“开明专制”的设想。72总体来说，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将1903年视为梁启超从“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并不准确。实际上，梁启超始终将国家至于思考的中心位置。731903年的“转变”，更像是梁启超的国家观，在地缘政治的框架内，向更明确的现实主义的转变。

　　但是，单纯的现实主义视角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设想的强国家不会走上扩张主义道路。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结合梁启超的政治地理空间观来理解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1898年在《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中使用“帝国主义”一词起，《清议报》译介了许多日本媒体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进而也大量映射了日本当时对“帝国主义”的基本态度，其中1901年译自《国民新闻》的《帝国主义》一文，更是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国家政策。它既是“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经济主义”。是否走帝国主义道路，是基于“国家之利害祸福”的考量，受到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地缘处境影响，且与国家政体无关。对于“物产稀少之小国”而言，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殖民扩张政策，则是谋求国家存立的天然选择。74

　　与各类译文中从统治视角出发，通过英国、俄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的案例来审视帝国主义不同，《清议报》在同一时期通过“本馆论说”表达的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则将视角转化到抵抗者上，诸如埃及、波兰、印度、南非、菲律宾等对抗英、俄、美等国扩张的案例，反复出现在梁启超讨论强国保种问题的各类文章中。特别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南非布尔战争（1899年—1902年），以及美菲战争（1899年—1901年），更让梁启超对弱国抵御强国扩张产生了希望。梁启超将这两次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和俄国倡议召开万国和平大会，一同称为“《清议报》时代世界之大事”。75他一度将日本，以及“今日之菲律宾、德郎士哇儿”一同视作阻挡“欧美之锋”的实例，76而之所以“区区荒岛之菲律宾”，以及“崎岖山谷之杜兰斯哇儿”能够抵御强敌，“虽暂挫跌，而其气未衰”，究其原因则是由于“民族主义”。77在梁启超看来，民族主义既促成欧洲列强的崛起，也帮助弱小民族抵御列强扩张。相比之下，身处“存亡死活”关口的中国，更能从弱小民族反抗的实例中找到共情。

　　梁启超意识到，在瓜分了非洲、美洲，占领了印度之后，欧美列强帝国主义地缘竞争的焦点将会是中国。78梁启超强调，在当下时代，欧美列强的竞争已经扩展到全球。远在南非的布尔战争，本质上就是欧洲竞争的延伸。布尔人与德国的种族关联，吸引了德国参与战争，法国人则因为国家利益诉求，同样也参与了进来。而列强的竞争并不止于非洲，“今日之问题，不在西欧而在东亚，今日之战场，不在地中海而在太平洋”。79并且，这种地缘竞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地理空间的竞争，而是在地理空间之上展开的对经济、政治空间的争夺。梁启超认为布尔战争便是实例。他提到，“世有以授开矿权、铁路权及租界自治权于外国人为无伤大体者乎？吾愿与之一读波亚之战史也”。80

　　从中国经验出发，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已转向所谓注重经济权益的“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路线，并开始更多采用“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方法以减少统治风险。其扩张瓜分的方法，已不再是旧式的直接占领（direct rule），而是通过渐进的方式，“使人亲之而引之”，以通商，放债，代练兵，设顾问，通道路，煽党争，平内乱（武装干涉），助革命等方式来“灭国”。81他看到，“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非如秦始皇、亚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徒之逞其野心，赎兵以为快也，非如封建割据之世，列国民贼缘一时之私忿，谋一时之私利，而兴兵构怨也，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82

　　梁启超指出，中国面临的危险是欧美对中国进行的“无形之瓜分”。其手段，包括了争夺路权、内河航运权、财权，通过协助练兵，扶植代理人（用人权），以及租借土地，签订不平等的最惠国条约等方式，83而面对这种全方位的，非正式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需要有“抗拒瓜分之力”。他又一次将布尔战争设想为参照物。梁启超认为，在民族主义调动之下，“脱兰士哇儿”人培养起尚武精神，“乃能抗天下莫强之英”。效仿这一精神，做到“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抗之”，中国才能“屹然自立于群虎眈眈，万鬼睒睒之场也”。84

　　到这里，一个充满现实主义色彩，从抵抗者角度出发，将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以及基于民族主义进行的强国家建设置于中心的全球地缘政治想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变局中开始初具雏形。梁启超投射向非洲的注视，迥异于19世纪末诸如严复、林纾、沈定年、邹弢等晚清文人，通过翻译欧美冒险小说、探险故事等，向非洲“黑蛮”投射的充满着华夏中心主义、礼教观念，又掺杂了欧洲人种论、颅相学、文明进化论思潮的眼光。85虽然，距离阿吉兹眼中“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梁启超在被压迫者、落后国家这种地缘空间视角下发展起来的，追求“国之独立”的现实主义民族国家观、世界秩序观则为之后中国的思想、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1889年，24岁的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又译吉卜林）从他的出生地印度再次启程，开始了返回英国的旅行。在此之前，他已经沿印度洋在亚洲与欧洲之间有过一次往返的旅程。这次，他选择了一条更长的路。吉普林向东出发，途经缅甸、中国、日本、美国，再从美国，横穿大西洋，回到了伦敦。在停留香港期间，吉普林与一些大班用餐，席间他斥责这些人竭尽所能“把西方的兴奋剂——铁路、电车轨道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强行施打在这个大帝国身上”。吉普林担忧地表示，在这种现代化物质的冲击下，“中国真的醒来，怎么办？”86

　　十年之后，就在吉普林发表了著名的诗《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87之后十个月，27岁的中国人梁启超从流亡地日本动身，开启了他人生第一次横渡太平洋前往“新世界”的长途旅行。身处“新旧二世纪之界限，东西两半球之中央”的梁启超感叹，随着“大洋文明时代”的兴起与扩张，“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原本遥远的空间距离瞬间缩短。在这“五洲同一堂”的时代，自认“亚洲大陆”一分子的梁启超看到了锐意进取的欧洲，也看到了相连守望的亚非“古文明祖国”。所有这些对时代、政治、地理、技术变迁的感慨，最终都落到他对“东亚老大帝国”“四万五千万”同胞命运的担忧，以及对“我同胞”在新世纪“御风以翔”“破浪以飏”的期望。88

　　面对19世纪末的变迁，身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权力势能不同位置的两个年轻人，都将他们的眼光投射到同一片时空，却读出迥异的两种未来。站在两个世纪、两个半球中间的梁启超就像一座桥梁，一个新旧世界之间充满矛盾的中间物。自认“亚洲”一分子的梁启超，始终没有抛却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从“新世界”归来到他溘然而逝的二十余年里，20世纪大变局的激荡愈演愈烈，梁启超始终未曾放弃发展强国家的理想。他始终认为，在亚非的地理空间中，中国需要成为一个强国家，以作为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阻拦者。他同时也从未放弃应当将国家置于世界整体秩序框架内的认识。晚年梁启超将这种政治理想状态表达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89至于如何能够“实现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调和的发展”，让“国家互助的观念，深入人心”，认识到“国家意志”并不是“绝对无限”，了解国家意志“还需受外部多大的节制”，怎么样的节制，梁启超并没有答案。

　　就在梁启超游欧回来那年的夏天，一个曾深受他影响的年轻人开始在思想与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在梁启超去世之后将中国救亡带上一条更新的、革命性的轨道。正如梁启超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亚非乃至整个世界的广域之上一样，这群革命者，将政治地理视野进一步从城市扩展到乡村，扩展到农民。如果说梁启超的旅程展现了世界的复杂性，那么这群新一代年轻人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旅程，则大大丰富了中国自我认知的复杂性。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调和，才有了实践的政治意义。梁启超看到的弱小民族的反抗，也不再必然面临悲剧的结局。

　　在梁启超之后，一个终结帝国主义的，朝向解放的共同体理想拉开了历史的帷幕。随着之后亚非团结反抗霸权意识的觉醒，在反殖民角度产生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解放的共同体理想，同欧洲历史中产生的分离性的“民族主义”共同体认识截然不同。这种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更具有谋求建设强国家，广泛团结民众，反个人主义，谋求“团体自由”的内涵。这种认识，在20世纪中期许多试图从殖民者治下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中，也存在着广泛的普遍性。从这个意义出发，在梁启超去世之后的20世纪里，他所构想的名为“新中国”的共同体，才真正具有面向未来的文明史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历史和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项目编号：21VMZ01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