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

  众所周知，自十八九世纪西欧率先发轫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浪潮揭开序幕的那一刻开始，现代化便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全球性话语的背景下，无论是现代化的早发内源型国家，抑或是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都必须将其放到人类文明从孤立分散到整体发展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进程中来加以审视，方可获得基本上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也绝对不能就中国而谈中国，而应将其置于区域及世界体系的范围之内加以分析。而当我们将研究目光聚焦于东亚区域时，便会发现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国家起而回应，演绎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复杂和壮观的东亚剧目。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东亚在回应西洋列强侵略性挑战的过程中，各国所选择的现代化推进模式也具有极强的交互作用和关联性，由此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也自然离不开东亚视域，我们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加以看待。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应弄清“东亚视域”的特殊背景及其内在关联。在本文中，我们所强调的“东亚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涵义：其一，以东亚为现代化分析研究的单元。因为从空间上看，东亚诸国在空间上相邻，其文明结构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将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分为26种文明类型。他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称之为“半个世界”，由此东亚现代化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展开研究分析。其二，长期以来，学界围绕着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现代化，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由这些研究成果提炼出来的一系列研究命题，如东亚社会停滞论、挑战应战论、东亚发展模式论、村落社会论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富有复杂的理论内涵。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非常重大，概括起来说，可以称之为“作为方法的东亚”。其三，东亚诸国现代化进程之间，无论是时间关联、问题关联，还是交互影响作用，都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其次，要弄清东亚现代化的“外发-内发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的影响。谈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必须要首先突破西洋思想界自启蒙以来形成的一系列针对东亚的似乎已是盖棺定论的理论命题，其中以东亚社会停滞论为代表。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东亚社会停滞论是一种极强的话语系统，斯密、黑格尔、韦伯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西洋自启蒙以来的思想界，早期曾对中国表示赞叹，认为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没有制度化宗教的文明国度。但后来话锋一转，形成了持续性的东亚社会停滞论的话语。亚当·斯密曾提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①还有学者对所谓东亚社会停滞论做出界定，认为所谓“停滞”云云，并非长期不发生“变化”，或没有“活泼的活动”，而只是不曾出现一种“新的经济体制”。②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学界也对其上述观点展开一定程度上的反思，如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指出：“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花了五十页的篇幅论述完中国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历史。毫无疑问，黑格尔当时不仅局限于对中国历史的偏见，也囿于信息的匮乏。但他却满足于此而不认为有对其资料来源提出疑问的必要。黑格尔对中国历史的负面评价被后来欧洲的学者视为权威。”③虽然如此，在东亚社会停滞的话语背景下，东亚的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刺激反应，惰性十足的被动的现代化，不具备走内发现代化道路的条件，只能选择外源现代化之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要想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及知识体系，必须首先打破东亚社会停滞论，发现其社会发展运行的本然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现代化研究话语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与东亚社会停滞论反向而动的观点，如被称为日本京都学派开创者的内藤湖南，曾在20世纪初期前后提出中国“近世”的相关理论。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历史分期虽然深受西洋理论的影响，但他在分析东亚特别是中国历史时，使用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等概念，认为：“中国的近世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自来都是按朝代来划分时代，这种方法虽然方便，但从史学角度来看未必正确。从史学角度来看，所谓近世，不是单纯地指年数上与当代相近而言，而必须要具有形成近世的内容。”④他认为在近代之前有一个近世，对于西洋来说，近世就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是现代黎明前夜一系列现代性征兆。他列举了近世到来的主要标准，主要表现在：“贵族政治的衰微与君主独裁政治的代兴；君主地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的变化。”⑤“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 ⑥多年来，学术界围绕着内藤湖南的观点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虽然如此，笔者认为内藤湖南的观点，还是存在诸多可取之处的。因为在内藤湖南看来，如果将中国文明社会视为一个生命体，其宛如一棵树从根到干再到枝叶，形成了一个自然发达的文化系统。与被外来的文化刺激而发展起来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自然的发展，由此确立起中国历史在东亚的中心位置。张广达曾高度评价内藤湖南的观点，认为其所阐述的宋代近世论极大地冲击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和东亚社会停滞论。内藤湖南基于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深厚造诣和崇拜，从而推导出中国文化处于东亚中心地位，并波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史观。⑦此外，20世纪晚期美国学者柯文也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中国虽然受到了坚船利炮的冲击和洗礼，但并没有被征服，中国历史还是沿着其自主性的道路前行，因此我们要在中国发现历史，而不是单纯地用外力作用来解释中国的发展轨迹。综上所述，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首先要对19世纪中叶被动地进入近代世界秩序之前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做出一个根本性的判断。虽然就东亚现代化的真实进程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在西方列强武力侵略和压迫之下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但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做出其社会停滞，而只能走“外部力量”拉动发展的判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发现了内藤湖南的近世说，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东亚现代化启动和发展问题的新视角。

　　再次，要重视东亚现代化的互为参照与问题关联。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曾互为参照系，展开其现代化道路选择。1875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撰写《文明论概略》，在书中他将西洋视为文明国，将日本和中国视为半开化国，把之外的一些非西方国家视为野蛮国，找到了一个新的文明参照系，提出“脱亚入欧”战略，后来日本就是按照上述图式前行的。当时日本的中华文明崇拜基本上终结，其现代化就是在以西洋和中国这一双重参照系转换的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再看看中国，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连续被西方列强打败，但清廷朝野上下内心还是平衡的，因为打败我们的主要是英法列强，这似乎并未击碎统治者的天朝梦。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传统的华夷体系开始走向崩溃。从这时起中国人的现代化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掀起了以日本为师的留日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启动新一轮现代化，仍然将日本作为自己发展的重要的参照系。可见，中日现代化的启动和推进是一个互为参照系的过程，借助这种彼此建立起来的研究参照系，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建构。

　　东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关联”极为复杂，又以乡村发展问题最为典型，这主要是因为，在前工业社会时期，中日两国基于其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典型的村落社会。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保持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成为东亚现代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梁漱溟在推进乡村建设运动的过程中曾提出由农业引发工业的观点，从世界范围内看，他的观点很富有挑战性，因为开启人类工业化进程的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用工业吃掉农业，是“羊吃人”的办法。但乡村建设派试图找到一个从农业引发工业的新方法，以使得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不至于完全沦落到悲惨的边缘境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进一村一品，试图通过1.5次产业发展的模式，激活乡村内生性活力。此种模式实际上与梁漱溟由农业引发工业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波动，日本农学家今村奈良臣提出第六次产业，延续了上述发展思路。可见，东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问题回应和发展模式选择，是一个相互依托、互为参照的过程，既面向世界，又互为参照系，构成了东亚现代化精彩的画卷。

　　复次，东亚现代化对策互鉴。东亚现代化发轫及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相互之间对策互鉴的过程。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东亚各国纷纷展开乡村建设运动，而且相互之间也加强了学习借鉴，对中国当下的乡村振兴提供了诸多启示：其一，政府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应始终扮演主导者的重要角色。面对走向衰败的乡村，政府必须建构带有总体性和全局性的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同时也要注意激活乡村自身的内生发展活力。其中，日本、韩国的经验主要是将乡村发展政策提到立法高度，再辅之以配套的政策体系，实施自上而下的梯次推进。2021年4月，中国制定颁布《乡村振兴促进法》，加大实施力度。其二，通过组织体制的改革创新，探索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体系相衔接的组织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民的再组织化。日本的典型经验是建立农协。农协从1948年开始建立，其组织体系非常完整，建有全国联合会、县农协及基层组织体系，一直延伸到村落。农协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综合保障功能，将小农户吸引到农协，其覆盖率一度接近百分之百。此外，还通过村组织建设、推广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小农的高度组织化，使其组织秩序在乡村快速变迁中仍得以保存。从表面上看，日本乡村是基于土地私有制基础建立起来的小农社会，但事实上通过农协把散落的小农“编织”在一起。应该承认，建立全国统一的农协未必适用于其他国家，但如何通过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探索一种有效的、多样化的组织模式，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三，通过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与再生，延续乡村的发展，增添乡村活力，遏制乡村凋敝衰落。东亚各国在探寻乡村振兴模式的过程中，除了经济产业、社会建设、生态环境等方面之外，还特别注意从文化视角审视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东亚学界将乡村世界看作以村落为单元的整体文化系统，认为乡村文化往往是通过村落这一有形的集生产、生活、关系为一体的“村落生命综合体”将其连接在一起的，将农村问题看作农业、农村、农民等多个要素集合在一起的“复合性”问题。村落社会具有较为突出的同质性，以村落社会精英为中心，依托于“熟人社会”形成了一种带有排他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在这一意义上，村落社会表现出极为典型的延续性和积淀性。近年来，东亚各国围绕着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展开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形成了文化遗产模式、民宿和农家乐模式、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等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实践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乡村的“内发性”发展。

       总之，在世界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既存在“全球一体”的演进趋势，也存在“区域关联”的真实进程，推进以国家为单位的现代化必须嵌入上述两个进程。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努力彰显中国社会发展的“自性”，也要注意在东亚区域关联的视域下，探索出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及演进趋势，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真实有效的支持。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8ZDA119）阶段性研究成果。